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被日本殖民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重歸中國，台灣人民無不興高采烈、歡天喜地的慶祝台灣的光復。從此台灣人民擺脫了日本的殖民統治，不再是日本的次等國民，重新成為有尊嚴的堂堂正正的中國國民。然而，高興的心情與對祖國的熱望，很快地便消失了。由於國民黨政府官員的顢頇無能、貪汙腐敗、欺壓人民，加上戰時的廢產廢耕尚難復元，物資缺乏，物價飛漲，民怨四起。人民都生活在痛苦的深淵。尤其是窮困的人家，簡直到難以活下去的悲慘地步。 繼續閱讀
一個充滿了殺戮和苛虐的世紀
站在世紀的末尾回顧整個二十世紀，自然會因為作回顧的不同動機和方向，回顧者不同立場和生命的體驗，而有分殊多樣的結論。
但是，如果從整個世紀的人權歷史看來，人們不能不驚異地發現，把民主、自由和人權吶喊得漫天價響的二十世紀，恰恰是一個充滿了殺戮和苛虐的世紀；一個由國家機關發動的、有組織的、大規模的人權蹂躪的世紀。
歸結起來，二十世紀的殺戮和苛虐，概括地分為三類︰ 繼續閱讀
2012年11月17日，「不屈的鬥魂──林書揚追思紀念暨文集發表會」。為了向林書
《青春戰鬥曲》歌詞：
我們的青春 像烈火樣的鮮紅
燃燒在戰鬥的原野
我們的青春 像海燕樣的英勇
飛躍在暴風雨的天空
原野是長遍了荊棘 讓我們燃燒得更鮮紅
天空是佈滿了黑暗 讓我們飛躍得更英勇
我們要在荊棘中燒出一條大路
我們要在黑暗中向著黎明猛衝
『社會主義啊，不是講出來的、寫出來的，要做出來的，要做的，要做啊！沒有做的話，沒有用。』『切切實實地作下去，要走入群眾，全心全意為群眾。』
──陳傳枝先生在1994年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龍紹瑞：『陳傳枝一九二三年出生於竹南，今年八十八歲，老態很明顯，走路、說話，皆有不便，聽力極差；我跟他來往較多。陳先生妻子已過世，獨自一人住在台北南港的老舊公寓，屋內屋外都很粗陋，我所見的每一件東西都是使用多年，最新的物件大概就是亡妻相片和相框。陳傳枝愛看書，客廳角落的書桌上必定是攤開著未讀完的書報，桌前牆壁貼著一張大幅中國地圖。他眼睛壞了，閱讀十分鐘必須停下休息，仍然不斷地看，不斷地想，又經常緩緩走下三樓，搭公車去圖書館找資料。我勸他不要一個人搭公車，太危險，可是陳傳枝說，這是他生活中的必需。
每次我坐在他家裡，總會想起我喜歡的那首辛棄疾《清平樂》：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陳傳枝是這樣的人。他同我談喜悅、憂慮的事，沒有一件屬於他個人。陳先生曾前往大陸蘭州，發現荒涼少雨的西北地區在綠化環境，為此十分欣慰。他兩度去山西五台山，第三次再到該處，看見一些山地植樹造林，非常高興，過了許久還跟我講這事。每次我探望陳老先生，他也談社會主義，國際反帝等等，介紹我看某某文章、影片；說及國民黨對台灣的傷害，甚是痛心。
儘管陳傳枝理論水平並不高，但以他的出身，能有這樣的胸懷中國、心繫世界的氣度是不容易的。日據時期他在鄉下的竹南公學校畢業，繼續念高等科，然後進鐵路局當練習升、司爐、司機，在基隆至彰化的鐵路上駕駛火車。光復後，陳傳枝加入地下黨反抗暴政。白色恐怖中的「鐵路案」是個大案，不少人被槍斃。陳受到同志掩護，中共黨員身分沒有暴露，僥倖活了下來，坐牢十五年；即使出獄之後，他依舊受壓迫，以開計程車維生。陳傳枝說：政治犯返回社會往往找不到工作，因為警察恐嚇雇主。陳的兒子結婚時，來參加喜宴的客人也遭特務監視、作記錄。
[……]一年前陳傳枝在圖書館跌倒，腦部損傷，大家以為他不行了，沒想到奇蹟地復原。[……]不過兒孫輩也常讓陳傳枝感嘆，因為他的政治理想不被了解。
有天我帶一位好友去看陳傳枝，那朋友是堅定主張台獨的。事先我向陳老先生打招呼，提醒他在談話中不要觸及中國統一、分裂的話題，免得破壞聊天氣氛，然而陳傳枝仍是態度誠懇地表達關於台獨的看法，批評了民進黨和國民黨。我們離開陳家說，朋友不滿地說：「他被國民黨迫害那麼久，居然還想做中國人。」我知道陳先生的心意，他們經過九死一生，長期生活於危險中，雖不再被黨組織所領導，依然自覺地作一個有作為的革命者，不放棄任何工作機會。這種了不起的台灣人在島內卻受到藐視誤解，台灣社會一定是出了問題的。
像陳傳枝這樣積極進取的共產黨人或社會主義者，我見過數十位。[……]』
──摘自龍紹瑞，《綠島老同學檔案》。台北：人間出版社：2013。頁4-6。
2013-09-18 01:52中國時報
 從北大經濟系畢業後留校任教的殖民地台灣青年宋斐如（1902─1947）（摘自網路） |
日本據台，兩岸隔絕36年後的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關東軍在瀋陽北郊製造柳條湖事件，突然襲擊北大營中國駐軍營房，並在南滿鐵路沿線全面攻擊中國軍隊。
從那個時起，一大片富饒的國土淪陷，千百萬的東北人不得不流浪他鄉，在寒冷的雪夜唱著「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的《流亡三部曲》。
流亡的東北人悲憤的呼聲緊緊揪住飽嘗故土淪陷之苦，前一年6月從北大經濟系畢業後留校任教的殖民地台灣青年宋斐如（1902─1947）的心。在雪夜中，30歲不到的他想到，故鄉尚未光復，東北卻已陷入敵手…於是他因思鄉而失眠了。但是，他並沒有徒然感傷乃至於空喊愛國口號；他蒐集了各種相關材料，及時地寫了幾篇有關東北事件的評論文章。
1930年7月，作為「新東方學社」主要成員之一的宋斐如在《新東方》月刊「殖民問題專號」發表的《日本帝國在遠東的情勢及其前途》，極力呼籲日本與中國民眾，「為著東方全體被壓迫民眾的解放」團結起來！
宋斐如接著在1931年12月《新東方》的「最近遠東問題專號」，發表了〈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日本經濟的衰落與東北事件〉、〈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與〈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等3篇針對918事變的專論。
宋斐如認為，日本雖然是與英、美鼎足稱雄的三大強國之一，卻是個「外強而中乾」的帝國主義「大怪物」；因為日本帝國的經濟危機已由工商業蔓延於農業而日益急迫，具有豐富資源的東三省可以充當日本的「食料及原料供應地，資本及商品的銷納場所，所謂『大陸經營』的媒介物。於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手伸向肥嫩而柔軟的東三省，乃有十二萬分的必然性。」
當時中國社會主流大都寄望國聯干涉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致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對日本加以有效的武力或變形的經濟制裁，從而阻止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略中國。但是，宋斐如清醒地批判這種論調無異於「空中樓閣」。他指出，處於經濟恐慌的帝國主義列強基於在東北的利害關係，在當時不可能發生帝國主義戰爭。
1932年4月，宋斐如還發表了〈日本侵略下東省的農業生產〉。然而，國難當頭，他深刻體悟到光是寫文章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呼籲中日兩國民眾團結反抗日本軍國主義，依然拯救不了多難的祖國與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於是毅然辭去北大教職，投奔主張抗日救國的馮玉祥將軍，其後並發表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判〉。
1937年抗戰爆發，宋斐如懷抱著喚醒同胞要有新的覺悟的心情，發表了〈9．18六周年〉和〈日本鐵蹄下東北同胞的生活慘狀─為紀念9．18而作〉兩篇文章。他指出，為了贏得長期抗戰的最後勝利，就必須擴大統一戰線，切實聯絡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特別要設法提攜可以和中國協作，共滅日本軍國主義的台灣民眾。
1938年1月，宋斐如再發表〈日寇在東北的殘殺與暴行〉，同時出版《日本鐵蹄下的東北》一書。為了紀念918七周年，又在主編的《戰時日本》半月刊製作「東北的現狀」專題，發表〈日寇七年來在東北的經濟掠奪〉和〈東北義勇軍的母親─趙老太太〉。
宋斐如有關918事變的專論與報導，不但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剖析了事件的本質，以及被壓迫者反侵略的道路；同時也表現了一個殖民地台灣人對流亡的東北民眾感同身受的情思，從而為兩岸分斷的歷史留下一頁珍貴的見證。（作者為自由作家）
死裡逃生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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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著頭顱的革命者》，吳耀忠畫，1984年。 這是吳耀忠原本要為陳映真小說集「山路」而畫的 一幅的畫作，但最後沒有採用。這幅畫作畫出了 許多政治受難人的心境與氣度。 |
陳金火與書報案
因為顏明聖的錄音帶我被抓到把柄了，不得不講出陳金火。我說，錄音帶是他給我的，陳金火就被抓進來了。
陳金火比我大五六歲，也是1950年坐牢的政治犯，他是全省學生委員會台南分部這個案子被抓的，判了10年。出獄後，他在高雄一家藥品公司做藥品推銷員。我出獄時家裡已經搬到岡山，他有次推銷藥品，在岡山碰到我，我們才開始聯繫。有個坐過牢的四川人袁乃匡，他的老闆也是坐牢的人，我請袁乃匡去陳金火那裡拿演講的錄音帶，還有選舉的宣傳單。我讓袁乃匡坐飛機去，坐火車回，因為坐飛機會檢查。
從陳金火家裡，他們又搜出一些「禁書」，他是透過三省堂買的。三省堂是當時台灣最大的日文書店，保密局需要的日文書都從這裡進口，包括日本左派的書，寫文革的書。李霈林開三省堂，進日文書來賣，他幫保密局買日文書時，就多買幾本，偷偷賣給陳金火，其實他也有意要散播。李霈林日據時代就因為反日坐過牢，二二八事件時，台北的群眾到廣播電台廣播，就是李霈林他們衝進去幹的。他哥哥參加了地下黨，聽說是他們那一群人裡面的理論家，後來「自新」了，再後來就當了和尚──因為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乾脆去做和尚。陳金火供出從三省堂買書，李霈林也就被捕了。
陳金火賣藥，認識好多醫生，高雄醫學院的教授他都認識。他把書給這些人看，他們也喜歡看。他知道我被捕後，已經把大部分書分散掉了。但一刑求吃不消，就招出很多看過書的人，他一口氣講五、六十個人，除了高醫的醫生，還有很多教授、名人，甚至把內政部長林金生（林懷民的爸爸）都講出來了，這下就不好抓了。後來陳金火跟我說，事情弄大了才比較有救。
陳金火還承認，陳明忠說過，選舉時候人們會激動起來，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把事情搞大，消息傳出去，大陸就知道了。他還承認有個組織，準備暴動，這就牽扯了幾個人，都是五〇年代做過牢的政治犯。他的房子也是登記在太太名下，問他買房子的錢哪裡來的？他說，陳明忠給的。陳明忠的錢哪裡來的？他說，大陸來的。他因為刑求太痛苦，就隨便講了。所以我們就成了叛亂團體，就這樣被起訴了。
國民黨本來想利用這個機會再抓人。其實坐牢出來，再犯叛亂罪的人很少，因此安全局的意見就開始有了分歧，一邊是要擴大，一邊是反對擴大。有個叫曾永賢的，日本大學畢業，參加地下黨，是重建的省工委組織裡的一個領導，被捕後投降，被國民黨安排做大陸研究，後來在政治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做教授。聽說他就主張不能擴大。後來曾永賢很受李登輝重用，有一次演講的時候，他提到這個案子沒有擴大，他是有功勞的。
查了五、六十個人，查了一個多月，時間拖下來，這個時候外國的人權組織也鬧起來了。我的案子本來要速戰速決的，就這樣一拖，好幾個因素加起來，本來要判我槍斃的，現在也不好判了。真沒想到，我犯了這個錯（顏明聖的錄音帶沒交待好，供出陳金火），反而撿了一條命。
各方營救與最後判決
身上刑求的痕跡大多消失後，我被移送到景美軍法處看守所。10月29日，我被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罪名起訴。
依當時法律規定，被告收到起訴書後，法官才能開「調查庭」，讓被告對起訴內容反駁或說明。因此收到起訴書後，被告理應可以把起訴書寄回家，家屬不僅可申請會面，也可委託律師於後續「辯論庭」中為被告辯護，家屬並可以旁聽或提出反證。但我受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待遇」。
首先，我還沒收到起訴書時，法院已開「調查庭」，所以我對當場提出的莫須有的指控無法有周延的反駁；開庭後回到押房，我才收到起訴書，以及一份一星期後開庭辯論的通知書——擺明讓我來不及請律師，他們準備進行「秘密審判」，我和太太的通信也被阻斷了。我成了戒嚴時期被秘密審判的最後一人。
在此期間，因為一直不能會面，太太預感到事態嚴重，只好自己去請教律師。沒想到不久後，我太太就被警總無端扣押，警總還把我家裡的戶籍謄本、戶口名簿以及身份證等能夠證明夫妻關係的所有證件卑鄙地「偷走」，這樣，我的弟、妹也無法代替我太太請律師了。開過辯論庭後，當局覺得請律師也無法為我辯護了，才把太太釋放。她回家後立即把我遭到秘密審判的情況，告知她在美國的妹妹與親友，由此一連串的救援行動開始了——美國副總統韓福瑞寫信給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要求立即釋放我；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要求政府提出我的叛亂證據，政府提不出證據，該組織認定我為「良心犯」；美、日的人權運動者及台、港留美學生與華僑，除了以演講、說明會、遊行等方式聲援外，還募捐集資1萬6千美金，在美國《紐約時報》首頁上刊登全頁抗議廣告，呼籲「反對政治迫害，立即釋放陳明忠」，其中有數位諾貝爾獎得主也參與了救援行動。
我比較瞭解日本的情況。日本很多有名的社會黨人士出面，還有很多搞勞動運動的人幫忙，因為有了他們的名望才能起作用。美國那邊我就搞不清楚，我只知道保釣留美的人很多都參與了這件事。後來他們給我看了一些資料，最關鍵的是《紐約時報》第一版的廣告，花了1萬6千塊美金。本來台灣是要判死刑的，大約知道要登這個廣告的消息後，連夜修改判決書（廣告是美國東區時間11月27日，宣判是台灣時間11月27日，按照時差是宣判在前，廣告在後。有可能是得知有這份廣告，連夜修改判決。）後來我還聽說，法院的打字員小姐，連夜打了一個晚上，打到手酸、發炎，第二天去醫務室打針。
黃妮娜的案子，不能公開，秘密處理，判她感訓三年。我另起一案，成了案頭。
陳明忠案，是「意圖叛亂並著手實施」。我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奪公權十五年，並沒收財產。陳金火也十五年。看書的人呢，以前都會判感訓，現在因為牽涉的人太多，又很多是官員、醫生，還包括內政部長林金生，以及他的弟弟（高雄醫學院的教授），就不好這麼判了，何況還有外國干渉；所以最後是，單純看反動書的，就寫悔過書；自己看又給別人看，就是「為匪宣傳」了，就要判刑。蔡意誠（日據時代抗日領袖蔡惠如的孫子，他五〇年代做過牢。這次被捕時已經是一個小企業的老闆）和王乃信被判十年；還有兩個給人看書的，也叫為匪宣傳，判了七年。
陳金火在牢裡就精神崩潰了，他在蔣經國死後才減刑出獄，出獄不久就死了。三省堂老闆李霈林被判了八年——因為連續八年「為匪宣傳」，三省堂就完了。我出來後才認識他，跟他說我們是同案，其實案子發生時我們並不認識。我的書是從一個小書店老闆那裡來的。我花了兩年的時間說服那個小老闆贊同統一，幫我買書。
我被審訊時，凡是被查到的日本的書，都供說是劉進慶讓別人交給我的。我以為他在日本，反正不會回來了，所以都推給他。判決書就寫了：我受共匪在日本的統戰幹部劉進慶指使，回台密謀叛亂，書都是他托人帶給我的。劉進慶在日本看了判決書，覺得我根本就受到冤枉，完全沒這個事，決定回台灣替我澄清。他真是天真，不知道台灣判罪是怎麼回事。他回來台灣後，一下飛機就被警備總部直接帶去問，他把事實講出來，說我在日本講見過他，討論對大陸的看法，但沒有給我書。他是日本籍，又是大學教授，警總不能隨便逮捕他。警總聽了他的話，都說，我們被陳明忠騙了。
我和太太秘密通信時，知道劉進慶回來了，心想糟糕了。按照以前的情況，我會被調回去，重新審問、槍斃。那時我在綠島，一想到可能被調回去重審，只要想到那些刑求還要再來一次，就沒法睡著，只好吃鎮靜劑。那時候林書揚還關在綠島，就一直笑我。後來竟然沒有重新調回去審問，可能是因為我的案子已經鬧得夠大了，考慮到國際影響，也就不了了之了。
劉進慶最後一次回來台灣時，跟我發牢騷，說日本那邊的朋友不讓他回來，回來會害了陳明忠，一直罵他。我就安慰他。我說，我坐的牢實在是應該你要坐的；我們在日本聊天，是你建議策反黃順興的，後來是我幫你執行，所以按照道理，是該你去坐牢啊。他聽了很高興，當晚跑去台大找一個教授喝酒。劉進慶教授一直心向祖國，人品好，沒想到死得那麼早，真是遺憾。我常常想念他。
判決當晚，蔣經國在電視上發表講話，說「陳明忠意圖從東南亞偷運武器發動暴動……」政治犯的判決一般都登在報紙上，蔣經國（當時任行政院長）親自在電視上發表是特例（從來沒有行政院長在電視上為判亂犯發表講話的例子，為何如此，包括我在內，都覺得很奇怪。）
未判決前，軍法處的一個組長對我說，他可以幫我越獄，但條件是帶他走。我當然不會上這個當。我已經判決了，警總仍不甘心。押房裡新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自稱是台南人，經營電器行，他的閩南話甚至比我還流利，起初我沒有絲毫懷疑。但過幾天閒談時，我發現他對電氣完全外行，責問他，他最後承認自己其實是湖南人，是警總松山區的負責人，奉命來查探我是否還有隱情未供出來。
當時在軍法處看守所，所有被判過刑的人都調到洗衣場工作。當「外役」總比拘禁在押房自由些，我像其他人一樣提出申請，但幾次都遭拒絕，理由是「奉命不准」。這些讓我懷疑，雖然逃過死刑，當局是否還會有什麼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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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忠先生與倪慧如女士正在看四十年代末期省工委的組織架構圖
沒有任何客套寒暄──倪慧如老師一進門，便緊緊握住了陳明忠先生的手。
這是久違的握手，也是歷史的重遇──一個以西班牙內戰和兩岸近現代史為雙重線索的重遇。十年前，作家陳映真主辦的人間出版社，出版了倪慧如、鄒寧遠二位旅美科學家共同撰寫的《橄欖桂冠的召喚：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一書。為了偶然在西班牙內戰史料之中發現的、疑似為中國戰士的姓名拼音，兩位作者憑著一股難以想像的熱情、毅力，甚至幸運，走遍世界各地。通過無數的口述與資料徵集，竟然發現戰雲密布的1930年代，有百名中國志願軍為打倒法西斯而在西班牙戰場上活躍著。 繼續閱讀
刑求逼供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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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壇老兵郭雨新〉在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刊出，
把國民黨作票的很多細節都寫了出來，引起一陣轟動。 |
編按： 《兩岸犇報》52期（七月）〈傳記版〉內文標題應為「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七)：第二次被捕」，誤植為「陳明忠回憶錄(八)」，特此更正致歉，並請讀者留意。
第一階段的逼供
「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這是警總副司令交待的。當然，他們要的是他們想要的口供，這種口供我不會給，所以接下來的就是一連串的刑求，「生不如死」。
第一階段六天五夜。他們四個小時換一組人，不斷的疲勞式審問，他們換人，我卻不能休息，連續審問了六天五夜。他們要我承認這個，承認那個，我什麼都否認。他們罵，「黃妮娜都講了些什麼什麼，你還不承認！」他們不斷的罵，這樣我就知道黃麗娜到底講了些什麼。問案的人越急，就越露出了他們的底牌。這樣一輪審問下來，我差不多就瞭解了他們掌握了什麼。我已經有過一次被審和坐牢的經驗，知道如何對付他們。
這種疲勞轟炸式的審問，電燈一直照著眼睛，不給睡覺，普通人三天三夜就完蛋了。我體質好，能忍耐，問案的人還問我：你練了什麼武功？還有一點很重要，你的回答不能前後矛盾，只要被抓到，他們就死扣住不放，所以腦筋要非常清楚。我那時四十七歲，身體還可以，撐得住。
他們還鬧了一個笑話。我五O年代第一次入獄時，並沒有承認加入共產黨。我只承認加入「社會革命黨」，事實上這是我被刑求時胡亂揑造的，根本沒這個黨。保安司令部怎查都查不到這個黨，最後胡里糊塗的定罪，歸入叛亂雜案，說我參加的「台灣民主聯軍」（即二七部隊）就是叛亂組織。這是二二八事件的事，國民黨已經表示既往不究，怎麼能說是叛亂組織！所以問案人員一查我的資料，也覺得莫名其妙，還問我1950年為什麼被抓。我說你們抓的啊。他們說，不是我們，那是保安部抓的。這是睜眼說瞎話！保安司令部根本就是警備總部的前身，怎麼會沒關係。
他們問案的一個重點，是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上當年刊出的一篇文章，〈台灣政壇老兵郭雨新〉，署名戴乃民。六十八歲的郭雨新競選立委，竟然落選了。這篇文章把國民黨作票的很多細節都寫了出來，包括許多村子開票時國民黨怎麼破壞，怎麼弄出廢票，最後廢票竟然有八萬張！天下哪有這種事！這就是台灣「民主政治的真相」。這篇文章後面還有一篇，是講顏明聖的，在同一次選舉中顏明聖在高雄地區競選立法委員，選舉結束後他被抓了，判了十二年。這兩篇文章，尤其是講郭雨新的那一篇在《七十年代》上發表後非常轟動，影響很大，因為他有憑有據的戳穿了國民黨的民主假相。這一期雜誌回流台灣後，黨外的士氣跟著高漲起來。國民黨很緊張，很生氣，警總懷疑文章是陳映真寫的，拿這個問我。
我說我不認識陳映真。我被捕前已經把電話簿撕成一片一片，用抽水馬桶沖掉，但我留下一本舊的，裡面沒有陳映真的名字，所以我可以說我根本不認識陳映真。後來「美麗島事件」中王拓被捕，刑求他時也問這個事情。王拓根本不知道啊。這件事只有我和陳映真知道。資料是蘇慶黎從當時是郭雨新秘書的陳菊那兒拿到的，我讓陳映真寫出來，交給朋友帶到香港，由《七十年代》刊登。這應該是陳映真第一篇報告文學，比〈當紅星在七古林沉沒〉早。這件事到現在都沒有公開出來。陳映真在這篇文章中故意改變了文章的風格，不過警總還是懷疑到他。
後來我聽說，在我被捕後的當天早上，陳映真聽到消息了。他穿著睡衣在街上亂走，半個小時後才冷靜下來。因為除了文章之外，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那時候，《台灣政論》開始排斥左派，不刊登我們的文章（不過，他們出到第五期後也被停刊了），我們就想自己來辦雜誌。那時蘇慶黎的前夫，一個精神科醫師，他辦了一個《夏潮》雜誌，出了三期，不想辦了，我們決定把它買下來。當時還是戒嚴時代，申請辦雜誌很困難，買別人的雜誌比較快。陳映真和蘇慶黎找我商量，人和文章都聚起來了，但沒有錢，需要六十萬準備金。我說好，我來想辦法。我沒錢，但朋友有，我就找出獄的老同學籌錢。7月3日晚上十一點左右，我把第一筆錢交給陳映真，7月4日我就被捕了。夏潮的人很緊張，陳映真都準備著被捕了。關鍵是我的舊電話簿裡沒有陳映真，我不承認認識陳映真，我挺住了，他們沒法查下去，這樣，陳映真和蘇慶黎都沒有被牽進來。
有一天來了一個人，對我說：第三組的人不是你的對手，我可不一樣。（後來電視上說，保安處第三組張偉英，「用科學的方法破了陳明忠案」，成了國軍英雄，簡直胡說八道。）他說，你那本電話簿是舊的，應該還有本新的。我說沒有新的，就只有這一本。他說，你有一個朋友叫陳玉璽，你有他的地址，但卻是舊的，你應該還有一本新電話簿，記了他的新地址。我回答說：他以前住在三重，後來搬到民生社區，我知道，但你們經常跟蹤他，他覺得麻煩，所以新的電話、位址都沒有給我，有事情他會來找我，他不要我找他。我的回答合情合理，他無可奈何。
我一邊應付他，一邊想，這個人到底是誰啊？確實厲害。我突然想到一個人，平常大家提到警備總部的這個人，都說他是專門負責對付高級知識份子的，常請他們「喝咖啡」，我想可能是他。他對付不了我，要走了，我就問：你是不是陳盡忠先生？他吃了一驚，連說「不是不是」，就趕緊跑掉了。
當天晚上，他帶了三瓶酒和菜來押房，說：沒錯，我就是陳盡忠啦，你怎麼知道我？我說：你大名鼎鼎啊！他跟我喝酒，想要把我灌醉，想讓我酒後吐真話。我被捕前在東大做副廠長兼技術部主任（東大食品公司，生產「乖乖」食品，相當有名的大公司。現在的「旺旺」，那時是很小的小朋友），常常應酬。老闆糖尿病，不能喝酒，我就替他喝，我酒量好，台灣人叫「酒桶」那種。日本人喜歡去酒家，所以台北那些大酒家，我差不多都帶去過。三瓶酒喝完了，我一點問題沒有。他想灌我，哪有那麼簡單。
我和黨外來往，警總的人也找不到任何證據。我和黃順興、康寧祥等人來往，知道他們出門時，警總的人會跟蹤，所以約好了餐廳，我都是提前一個小時在裡面等，聚完餐後，他們都走了很久，我才離開，所以警總的人根本找不到我跟他們來往的任何痕跡。
以上所說的這些，他們抓不到證據，問不出口供，就想盡辦法刑求，那真是痛若無比啊！
三輪刑求
第二階段，五天五夜的刑求。他們一邊問，一邊刑求，不讓睡覺，給吃東西。但我吃不下，開水喝得比較多。也給香煙。醫官在旁邊，看看差不多就量血壓，不行就告訴刑求的人休息一下。我就能睡一會。
八個人刑求我一個，有時候幾種刑一起來。有的按手，用小棒夾手指、腳趾後加力，兩個人用長棍子在兩條腿上加力，有的通電，再一個人拿著汽油，等電通了，嘴巴張開了，就倒汽油下去……
坐老虎凳，弄得我整條腿都完蛋了。磚頭再壓下去，眼前會發黑昏倒，兩三個星期不能走路，也不能爬。上廁所，只好用背靠地走路，用手向後劃，關節痛得不得了。現在我的膝蓋這樣差，就是當年坐老虎凳的結果。
運來兩塊大冰塊，讓我光著身子躺在上邊，旁邊吹著電風扇，這麼審問。刑求的人說，一個冰塊80元，兩個花了160元。「你看我們對你多好。」皮膚、肌肉冰一段時間就會麻痹失去知覺，倒不覺得痛苦了，但同時夾手指，把牙籤插入指甲和指甲肉中間時，痛得小便都失禁。這樣冰了九個小時，按理會凍傷，但因為夾手指太痛，身體一直亂動，反而沒有凍傷。
灌辣椒水，辣椒水通過喉嚨後，也就不怎麼覺得嗆了，只是會流眼淚。但灌汽油就太難受了，我儘量吐出來，但還是會吞下一部分，兩三個月內都還會感覺到體內的汽油惡臭味。而且很奇怪，會放屁，白天能控制，晚上睡覺的時候，砰一聲，自己也被嚇醒；同房有人跳起來，說，什麼聲音啊？
把電線綁在腳趾上，然後通電。鋼絲捆成一捆，打背和腿，太痛了，比棍子不知道痛多少倍。打過後一個禮拜，身體都不能動，動一下，全身都會痛。醫官想要擦藥，因為面積太大了，沒辦法擦。背上、腿全都黑了。
我的脊椎給打到錯位，所以後來神經會麻木，走路跨台階時會摔倒，拿杯子會掉下來。或者拿東西以為拿到了，其實沒拿到，神經指揮和肌肉活動之間有落差。我早就知道會麻木，只是現在越來越嚴重了。
按照第一次坐牢的經驗，我知道有些罪狀只要一承認就免不了一死。當然不承認也還是99％會死，但還有1％的機會可以活。因此無論如何都得挺下去，更何況挺不下去就會牽連很多人。
在最痛苦的時候，我也想：算了，太痛苦了，想要我承認什麼就承認什麼吧。剛好這個時候，碰到刑求的一個空檔，前一批問案的人要輪換，他們先走了，而後一批人還沒來，我一下就睡著了。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和一個劍道高手對決，他如果一劍劈下來，我根本躲不及，我忽然就想通了，我不躲，就直接朝他身上刺下去，同歸於盡不就好了。我想到一首日本和歌（短歌），「身を捨ててこそ浮ぶ瀨もあれ」，翻譯成中文，大約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意思。痛到極致也就是死了，最多就是死，很簡單，但是很重要，我終於想開了。
我終於體認到，被刑求的時候，精神力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只要精神沒有崩潰，肉體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受得住的。而且，只要認為「我不過是生錯了時代才會遭遇到這樣的痛苦，但我並沒有走錯路。」精神就不會崩潰了。做了這個夢以後，我的精神堅定了，以後的刑求，痛還是痛，但不會動搖了。這樣又經歷了第三階段五天五夜，第四階段五天五夜的另兩輪刑求。肉體上儘管痛苦不堪，但因為精神得到「解脫」，反而忍受得了。有時候刑求結束，我還唱歌，他們還以為我瘋掉了。
刑求的最後一晚，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心臟超過負荷，每分鐘的跳動超過兩百次，跳跳跳，我連話都講不出來。恍惚中好像知道，醫生把一個人叫出去，跟他講，不能再用刑了，他會死掉。醫生是個四十多歲的外省人，大刑求的時候就會來，比如老虎凳，夾手指的時候。隔一天再來查，醫官說，心跳沒好，還是不行（不能刑求）。他叫我不能動，我躺著稍微活動一下胳膊，他再來看心跳，就說：你怎麼又動了！
有一次在刑求的時候，我說，我認識一個國際特赦組織的人。他們問我是誰，我說了名字，是日本大阪大學經濟系主任「川久保公夫」教授，是國際特赦組織日本分會的副理事長。1976年6月來過台灣，也見過我。他們一查，這個人果然來過台灣。我猜測，如果把我刑求致死，國際特赦組織追究起來有點麻煩，他們就停止了刑求。那個中將說的「就算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我終於沒進棺材。後來那個中將還來看我一次，他走進來，後面跟著一個校官（就是所謂「用科學的方法破了陳明忠案」而後來成為國軍英雄的張偉英上校），幫他拿著茶杯，蠻威風的，我看著他，我什麼話都沒講。
這樣刑求整整三個月，後來我的照片被貼在國父紀念館那邊展覽，大概是破獲匪諜案之類的展覽，那照片，聽說看起來真像土匪一樣，三個月都沒有洗臉刮鬍子洗澡。這是我出獄以後看過展覽的朋友告訴我的。（有人告訴我，陳映真和他太太也去看了這個展覽，陳映真突然走到一個角落去，陳太太跑過去，一看，陳映真正在擦眼淚。陳太太說，你怎麼搞的，陳映真回答，那邊有陳桑的照片。）
問案的人事後對我說：「我們刑求分四個階段。一般在第一階段，大部分的人都會承認罪狀。到了第二階段，剩下的那些不肯承認的人，連叫他承認說「偷古井」（台語諺語），他也會承認。所以第三、第四階段的刑求，我們從來沒有機會用過，你是警總有史以來頭一個通過四個階段刑求還不肯認罪的人，你練過什麼武功？」
刑求者的無知和我的錯誤
在刑求的過程之中，發生兩件小事，可以看出這些刑求者的無知。有一次，他們把很多煙拆散，把一大堆煙絲攪在一碗水中，要我喝下去。我跟他們說，你們是不是要我死，喝下去是會死人的，他們才不敢逼我喝。還有一次更荒唐，他們說準備了一澡盆的水銀，要我躺進去。我說，水銀的比重很高，人躺下去會浮起來，你們連這個都不知道。我嘲笑他們，他們很生氣，但無可奈何。
我覺得這些人就只知道用刑，完全不會動腦筋，如果他們都像陳盡忠那麼仔細，也許就會抓到我講話的前後矛盾之處。不過，我到底還是犯了一次錯，讓他們抓到把柄，但沒想到這一次錯誤反而救了我一命。
警總逼不出我和共產黨及黨外「勾結」的口供，他們沒有其他的線索，只能從我家裡搜出來的「禁書」和錄音帶下手。最後定案時，也只有這些東西成了「證據」。
有一本日本書，他們問哪裡來的？我說，一個從日本來的人給的，叫戶部某某，給我的。住在什麼地方？我說國賓飯店。他們去查，沒有這個人住宿的紀錄，回來質問我，我就說，他跟我說他叫某某，我又不能問他說的是不是真名啊。
還有一本書，美國幾個有名的華裔學者去大陸訪問，寫出感想，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出版社出版的，台中郭明哲、蔡伯耀兩個坐過牢的朋友影印了上百本後，給好多人看。看書的人被警總查到，調去問，都說書是我給他們看的。審訊時就問我，書從哪裡印的，我說在師大門口哪個地方印的，四塊錢一張。當他們要帶我去找那家影印店時，我就說是我亂講的，你們刑求，我只好亂說。他們又問，那書到底哪裡來的？我就說，師大一個叫Goodman的留學生幫我去印的。一查，師大確有這個人，但回美國去了。其實我也知道他已經回去了，才說是他。他是師大的留學生，我住和平東路，公車上常常遇到，開始談話，後來我去過他住的地方，發現他關心中南美的問題，知道他是左派，我曾經拜託他在香港買《七十年代》。我這樣烏龍過去，他們終究查不出來。他們說，怎麼你講來講去都是外國人？他們對我無可奈何。（出獄後，蔡伯耀的太太和孩子來我家，謝謝我沒有講出他爸爸。）
從我家裡還搜出來一卷錄音帶，是顏明聖在高雄的演講。他們問：你怎麼會有這個？你跟黨外有什麼關係？我如果說「撿到的」就好了。我自作聰明，編了一套話：我媽媽病了，從台北回岡山看她，媽媽好了，我坐火車回台北，到高雄轉車，因晚上才有臥鋪（台北到高雄，那時要八個小時），還有時間，我就到火車站前面的廣場聽演講，順手就錄起來了。沒想到過不了幾天，他們從高雄找來兩三箱資料，裡面有這個演講的錄音帶。他們問我，錄音帶是不是一樣？我說一樣。他們就說，你說是在火車站前錄的，明明是在什麼什麼廟前講的！這下子被抓到了，整個審訊過程，我就犯了這個錯。
■ 施善繼
二○一三、六、十五、《橙紅的早星》——閱讀趙剛新書的斷想 橙紅的早星這個詞語，是陳映真1959年第一個短篇，《麵攤》裡反復出現的點染意象，趙剛將之挪來用於他第二本對陳映真小說創作的專題研究，取為書名蘊含承襲賡續。
趙剛以他的盡可能符合史實的學術演繹，傳揚他對於陳映真小說世界裡親炙的理解，引領讀者追認那個逐漸被遺忘的年代，從而碎步接上，並溶入歷史的現在進行式，不做局外觀僅僅欣賞陳映真的小說藝術。
趙剛的第一本陳映真文學研究《求索》2011年秋出版，至今不過相隔兩年半，他那一頭早生的華髮，非因陳映真而案牘勞形愈益燦白，火樹銀花煞是好看。《求索》典出屈原《離騷》，魯迅先生亦曾引用它作為《徬徨》的題詞，趙剛而陳映真而魯迅而屈原，求索逾兩千餘年而求索未盡，無始無終。
《橙紅的早星》出版，進而穩固確立趙剛當係台灣的「陳映真專家」，這麼好的一家，目下暫時不需要費勁徒勞再去尋找別店他家，幫忙著探知陳映真小說的暗語或隱喻。陳映真活過老K轉進來台的肅殺歲月，白色恐怖迷茫頹然，終於把人們推入如今體面的喧囂，而昔日窺視的思想特務偵緝有所謂的「陳映真博士」，也尚未將它們冗長的匯報彙編解密。《橙紅的早星》一書（連同《求索》），正等待著與解密的疊高材料進行相互應證的交叉核對與翔實比較。
陳映真在創作歷程《後街》一文第8節這樣敘述：
「從二十幾歲開始寫作以迄於今，他的思想與創作，從來都處在
被禁止、被歧視和鎮壓的地位。┈┈┈。在這新的情勢中，和他
二十幾歲的時代一樣，他的思維和創作，在一定意義上，一直是
被支配的意識形態霸權專政的對象。」
專政何義？即統治階級對敵對階級和敵對分子所實行的強力統治。陳映真真幸，居然被老K團伙相中，成為了專政的對象。這也就是為什麽不妨接受「意欲強烈的邀約」，趙剛在《代序：為什麽要讀陳映真？》裡誠摯的寫著。通過趙剛的帶領，遲到無關緊要，漆黑的放映廳裡，趙剛手電筒的亮光，將領走閱眾入座。通過趙剛必然會有收穫，專政實態的領會以及琢磨，以及明晰閱眾自身是否專政一方的共謀。
趙剛對於陳映真的專題研究，為讀者界帶來了甘霖，適時的滋潤與韻緻的芳美，毫不誇張的說它是一場覆蓋面寛廣的及時之雨，只要開卷必有效益，只要開卷趙剛之雨便會顯出它的溫濡。儘管趙剛也建議讀陳映真的原著，但許多歷史的迷障與知識的徬徨，趙剛不憚於孜孜不倦的梳理，若果讀陳映真的原著已然「很享受」了，那麼願意再參照趙剛的輔佐，「享受」的狀態將會飛躍，而不僅僅隅限於數學範疇裡幾何級數的方程式。
在一般的印象中，或書面對陳映真簡短文字的紹介，大約如是註記「為當代最被議論的小說家之一」，小說家而被議論非始於今日，陳映真的小說之被議論肯定是一樁美事，議論什麽？只議陳映真小說的方法論？哪有這麼單純，又不是在吃泡麵，況泡麵具備種種吃法滋滋味味請勞自已動手，黃金時刻請勞翻動趙剛這本《橙紅的早星》讓他為你從旁幫忙閱讀陳映真的小說。
多年前，陳映真留給我一句箴言，「沒有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意識形態。」。誠然，他的小說最被在乎，最被斤斤計較，甚至詬病者，都肇因於他的意識形態。可如果反問，對他進行專政的團夥，難道沒有意識形態？肯定有，要害在專政者的意識形態唯我獨尊，從之者眾，專政者的意識形態曠日持久，遂瀰漫成了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
橙紅的早星，出現在22歲青年陳映真的第一篇小說，五十年歷歷，早星依然橙紅。2013年春末，趙剛出版《橙紅的早星》，人們相信未來的早星依然橙紅。
二○一三‧七‧十四、海鰻魚乾
C君歷次持贈的海鰻魚乾（圖一），俱係原鄉馬祖他親朋的私房勞作成品，如今海上的直接撈獲愈益稀少，原生魚鮮頗難在食桌上伸展曼妙，箸筷之間只得補餘風捉剩影，舌尖味蕾的滋美褪淨，生呷無夠哪有乾可晒？
鴨槽無隔暝蚯蚓，非也。C君拎來一尾一米多長的海鰻魚乾，這類式樣的海洋乾貨普通商市並無販售，多少功夫才能完成此項勞作，C君笑而不語，馬祖海風的吹拂與馬祖陽光的照耀，沒有鍘刀睜眼束手，卻用不上庖丁解牛百分之一的技藝，老伴幾下子便把海鰻魚乾處理得妥妥當當，擺進冰箱冷凍抽屜，我家鴨槽藏有分裝的海鰻魚乾，靜待老伴興起動念將它們分別烹調。
上世紀六○年代中期，我服役馬祖北竿，那一段時日，吃下肚腹的黃魚、白鯧、油帶以及其他種種，確定無疑比之服役前與退伍後截止目前，吃到的魚尾總和不知要超過幾倍之數。那時充員兵中，不乏有對於海鮮腥味獨具周詳思慮配備萬全的靈犀之士，於是「哇莎比」從囊兜裏掏了出來，沾搭上鮮嫩的馬祖白鯧，暗暗滿足了冷戰莫名對峙，海峽此岸守衛壯丁口腹真實而具體的歡暢。
鮮魚之多，令喜腥者目不暇接。馬祖產婦慣以麵線煮帶魚進餐，食補雙全，魚鮮對哺乳的媽媽尤佳。若要偶解豬肉之饞，便必須下山去唐歧一條街採買，唐歧街長不過十來戶店家，馬祖人一斤以13兩計算，連骨帶肉秤重交易順當入境隨俗。彼時馬祖缺乏淡水，我單位的廚房適巧安置在一處岩壁洞內，岩間裂縫的水滴宛若珍珠，貴重而且吝嗇，三餐無虞，洗浴滌濯自己想法子尋覓水源，個人衛生乃無干部隊的私事。
活魚吃不盡，新鮮稍縱即逝，黃魚、鯧魚、帶魚，兩面不對稱劃刀抹鹽，一條一條掛晾了起來，懸在馬祖北竿光禿禿坡道上的天空迎風，讓戰地閒來無事的太陽炙烤。我那個守備單位的伙夫，年過半百的老廣，總以粵式手藝滿足圍桌同袍的胃納，他擅烹生猛，餁煮各式魚乾往往出人意表，他除了無法為食客端上油光滿面的燒烤，天天美饌餐餐佳餚。
喟嘆今不如昔何益，往日游經馬祖海域鮮活的群魚，僅剩記憶裏片鱗的殘餘。那些吹拂過繩吊上，掛滿魚群等待乾燥的風，也不知它們逕行的去向。
C君轉述謠傳，他的原鄉彷彿將要闢造為一座巨大的賭場，謠傳來日成真，海鰻魚乾終於絕響。
二○一三‧五‧廿五、「美國夢」與談筆記之二
1960年代，我住在三重市三和路底的明德街上，鄰居嘉義人賣菜小販的兒子唸淡江的吳姓學生，搞了一個讀書會，我去了一兩次，已經忘了讀些什麼討論些什麼，他們的會裡，有一位許席圖，唸政大政治系，好像是他們學校代聯會主席，後來聽陳映真說那是”統中會”的案子，陳映真出獄時許的精神狀態已完全崩潰，他看著陳映真走出牢房，趴在鐵窗上慼慼哀求，”一齊帶我回去吧，班長”。
而我一心一意只想要寫詩，也沒有掂掂自己到底多少斤兩，當然拿起筆就寫，怎麼寫，絞盡腦汁模仿當時正在高潮點上，紅紅火火台灣現代派詩人的寫法。我的第一首詩，發表在1964年8月號的《野風》雜誌上，寫青年時期的情思，如今年老了，重讀，真也不知道如何真確的把握。接著寫的詩，發表在《文星》雜誌，當時1965年《文星》給一首詩的稿費80元，非常之高。《文星》的性質大家都很清楚。接著發表在《現代文學》季刊26期上，這期的封面龍思良先生設計（圖二，局部）的，龍先生去年剛過世，這一期沒有陳映真的作品，但龍先生還是把“陳映真”三個字弄上封面。陳映真從1963年9月《現代文學》18期上發表《文書》起，至1965年7月25期止，總共在《現文》上發表了6篇小說。再往後陸陸續續發表在幾個重鎮詩刊上，也前前後後認識了某某詩人。而我居然無視陳映真的兩篇文章《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這兩篇文章語重心長，破釜沉舟，今日讀來力道猶勁，也仍然具有一定批判現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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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被捕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逸松投奔大陸
1974年，公司（東大製藥廠「乖乖」部門）派我去日本買機器。以前都是老闆自己去買，但他不懂機器，總被日本人騙，買回來的都不能用，還要加以改造，所以這一次讓我去買。因為我有政治犯記錄，不准出境，公司給警備總部管出入境的人塞了5萬塊紅包，我才可以出境。
到了日本，因為是買機器，日本公司對我也招待得很好。一般出差到日本，每天給20元美金的費用，但我們公司卻給我一天50元美金。我住到新橋旅館後，董事長恰好在東京，他把我的旅館費用也都付了，50元美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思花用，我拿這個錢搞自己的活動。
當時台灣不承認有政治犯，我帶了警備總部景美軍法處看守所的臺灣政治犯的名單，準備交給了日本特赦組織的代表，女作家川田泰代。我和川田約在明治神社見面，說好她穿紅衣服。我坐計程車去神社，路上看著計程車上的跳錶，錶每跳一下，我的心也跟著跳，這麼貴啊！當時是一元台幣兌七元日幣。
通過國際特赦組織，我還見到了著名經濟學者劉進慶。劉進慶告訴我策反陳逸松的經過。那時日本一些左翼親中國的人士，說服陳逸松轉向大陸，陳就托劉進慶跟大陸通氣。陳逸松年輕時曾經是左派，是參加過「赤色救援會」的律師。197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特別是尼克森訪問大陸，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安理會」以及中日建交，對臺灣刺激很大。像他這種日據時代的老一輩，對形勢的變化非常敏感，他們看過太平洋戰爭，看過中美對抗，認為中國正在強大起來，因此想要向左轉。這種左，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左，日據時代的老一輩是有這種心情的。
據說，陳逸松去大陸前偷偷的對余登發講，我們應該向左轉了。陳逸松有一陣子偏向台獨，雖然他現在想去大陸，大陸卻不讓他去。陳逸松寫了一個聲明，托劉進慶帶過去：宣告從此放棄台獨立場，為社會主義祖國獻身。另外還寫了一個報告，說明臺灣黨外的狀況如何，並指出有哪些人是統派（如黃順興、許乃昌、彭德等等）。陳逸松把聲明和報告交給劉進慶，託劉進慶轉給大陸。後來大陸就同意陳逸松過去，這件事在台灣非常轟動。
當時的內政部長林金生，是國民黨重用的臺灣人。國民黨曾經派他去日本，讓他策反台獨派的邱永漢。邱永漢二二八後逃到日本，寫小說，在日本有名氣。他搞台獨的資金一部分來自林獻堂。在日本的第一代台獨派，很多是皇民化的臺灣人，例如廖文毅。在美國佔領日本期間，他們靠走私糖和香蕉作為台獨經費，美國故意不管。後來美國結束佔領，不能再走私了，日本的台獨派沒有經費來源，開始沒落，廖文毅才回臺灣投降。王育德是第二代台獨的代表，由於是地主身份，對臺灣土地改革的怨恨，才變成台獨。邱永漢和王育德是東京帝大同學，但邱永漢寫了部小說，把王育德的情況和一些台獨內部問題都寫出來了，兩人就反目，幹起來了。後來邱永漢也回臺灣了，林金生算是立了功（非常有趣的是，1970年代一些出獄的老同學向「三省堂書局」買一些日本左翼的書到處散發。向該書店買書的人中，就有林金生）。
陳逸松本來也是國民黨派去日本策反台獨派的，結果利用這個機會跑到大陸去了。
策反黃順興
我和劉進慶就這麼談了兩三天，很愉快，我們思想見解都很一致。他突然衝口而出，說，嘿！現在來策反黃順興吧。這樣，我就踏入了第二次被捕的鬼門關。
黃順興曾經當過台東縣長，是黨外第一個當選的縣長。最不可想像的是，他居然能在國民黨完全掌控鐵票的原住民地區選上縣長，在當時真夠轟動。他在台東的民間基礎打得很好。他沒有連任成功，被國民黨刻意破壞掉。選舉期間，他只有一部可以活動的車子，選舉活動的第一天早上，發現司機不見了，被抓走了。選舉開票時，國民黨把他選區的原住民請去喝酒，第二天這些人來跟他說對不起：不好意思呀，昨天喝醉了，投給別人了。
他知道我，還是因為我爸爸，那時我還在牢裡。他做台東縣長，我爸爸在台東縣政府農林局。我弟弟結婚時，他來參加喜宴。他問我爸爸，這個兒子是大的還是小的？我爸爸說，是小的。黃順興問，大的呢？我爸爸回答，給政府養啦。黃順興聽說了我坐牢的情況，就大感興趣。後來我出獄了，他就來找我。
在臺北我們常一起聚談。他會打電話給我說：我這裡有好酒，可是沒有菜，叫我買鴨翅膀，過去喝酒聊天。他選舉時，我們好多老同學捐錢給他。他跟我說，你的朋友拿錢來，這個說是陳明忠的朋友，那個也這麼說，哦，你有好多朋友啊。
當時整個形勢鬆動，民心思變，黨外運動興盛起來，台獨派在美國支持下勢力越來越大，但左派的意識也重新復活。左派本來被白色恐怖清洗掉了，由於海外保釣的影響，年輕一代開始左傾，想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和中國大陸，五十年代的老政治犯也和年輕一代的左派通過各種方式接上了頭。在這一點上，我跟陳映真的認識是最關鍵的，這件事有點巧合，值得講一下。
我和太太結婚後，有次跟她去她娘家宜蘭的羅東鎮，遇到日據時代老台共王萬得的太太。她在市場裡擺攤子，旁邊放個收音機，聲音開得大大的，一聽就知道是大陸廣播，文革剛開始時期的廣播，很高昂的，還唱歌。我嚇了一跳，我也聽，可是我是偷聽的。我就問，你怎麼敢這樣？她說，我們一家都家破人亡了，要殺要剮隨便他了。
原來二二八時，王萬得叫造紙廠的人組織起來，保衛工廠不被破壞，他說，工廠是人民的。後來他被通緝，跑到大陸去了。1952年，國民黨捏造王萬得弄了一個共產黨組織，在羅東抓了50多個人，許多是王萬得太太娘家的人（包括她本身）。後來槍斃七個，裡面就有三個是她娘家的人。她無法跟娘家交代啊！已經這樣了，她死都無所謂，什麼都不怕了。我說，勇敢是勇敢，但還是會惹麻煩啊。她說，隨便他啦。
她有一個孩子，還有一個養子。養子的親生父母也是老台共，跑到美國去了。這個養子王玉江後來也被抓，據說是台獨。王萬得太太很生氣，罵他是混蛋，爸爸是共產黨，他竟然是台獨份子。她不理他，他寫信來也不回。我覺得有點奇怪，回來一查，發現不是台獨案，是陳映真案，是左的。就讓我太太想辦法告訴她，王萬得太太說，是不是騙我啊？她非常高興。（王萬得後來死在大陸。他和謝雪紅是對立的，彼此之間矛盾很深。）因為這樣，我知道了陳映真案，也知道陳映真這個人。
陳映真1968年坐牢，1975年出來，在牢裡，他認識了林書揚等老政治犯，非常尊敬他們，《趙南棟》這篇小說寫的就是這些人。我後來也知道了陳映真案，開始讀他的小說的。一看就覺得很不一樣，他的小說有思想。後來我們認識了，很談得來。我要蘇慶黎從陳菊那裡拿到資料，讓他寫了一篇郭雨新選舉、國民黨如何作弊的文章，偷偷送到香港《七十年代》發表。他和蘇慶黎他們想辦雜誌《夏潮》，來找我商議，《夏潮》聚集的知識份子基本是左翼的，也有黨外的。
所以，當時的形勢讓我們過於樂觀，覺得策反黃順興的計畫看起來會很順利。我們太單純了，沒有想到，黃順興另有打算。他沒有讓我們知道，就讓女兒黃妮娜經過日本到大陸去。他寫了封信帶給周恩來，寫什麼我們不知道。
黃妮娜到了大陸，先由全國台聯會長林麗蕴接待。林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日文翻譯，田中首相去中國，就是她做翻譯的。接著又安排黃妮娜去見楊斯德（大陸前總政聯絡部長）。白天陪她參觀的人，晚上會打電話給楊報告。我的案子判決後，臺灣報紙報導說，黃妮娜說林麗蘊讓她回來搞革命。林麗蘊父親的一個好朋友就責備林，怎麼跟小孩子說這個。林說：我只是請她吃頓飯，並沒有講讓她搞革命。
黃妮娜的媽媽講，黃妮娜從大陸回來，變化很大，原來是個很愛漂亮的小姐，現在什麼都不講究了。黃妮娜回來，也找過我，說，楊斯德問她，誰影響了她，黃妮娜說，陳明忠。楊斯德就說，你回台灣以後，把大陸的情況告訴陳明忠。
我一聽到黃妮娜這樣講，就知道會有危險。如果她被捕，一定會把我講出來，我必需趕緊做準備。黃順興是當時黨外大頭，國民黨對他不敢怎麼樣，絕對不敢抓他，但我就危險了。我趕緊把那台發揮很大作用的影印機拆掉，偷偷丟到淡水河裡。那些「非法書」，我找在中國新藥廠時提拔的一個女工，藏到她家裡。
果然黃妮娜從日本到大陸時，就被臺灣的情治單位盯上了。回來沒多久，就被捕了。她7月1日被捕，她家人沒有立刻通知我。2日晚上，他們才通過朋友告訴我，我想馬上買機票去日本，但算了一算，知道來不及了。她這麼一個女孩子，刑求絕對熬不過三天。果然，7月4日我就被捕了。
我參加黨外運動，國民黨那邊本來完全不知道，但黃妮娜都講了出來。根據黃妮娜的口供，國民黨發現陳明忠大有問題，長期以來偷偷和黨外有來往，還想策反黃順興，這還得了。竟然搞了那麼多年，而我們一點都不知道，這個人一定要給他死刑。
後來我才知道，這裡面還另有因緣。原來蔣經國最信任的部下賈亦斌在國共內戰快結束時，就是被楊斯德策反的。黃妮娜的口供送到蔣經國處，蔣經國一看楊斯德的名字，當然認為我的案子極為嚴重，非常重視，我的死刑無論如何是逃不掉的。
我被捕了
1976年7月4日早上六點，警備總部的六部汽車包圍我在和平東路的住家，來人拿出來一張條子，寫的是「約談」。隨後我被帶到博愛路的保安處，包括一個中將、兩個少將在內的十幾個軍官在等我。那個房間，後來才知道，叫「一號問案室」，很大，有廁所，接下來我的審訊、刑求和睡覺，都在這裡了。
後來我探聽知道，那個中將是警總副司令阮成章，以後當了調查局局長。他只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上面有命令，不管用什麼手段，一定要口供；第二句是，就算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說完他們就走了。一個問案人員（他們自稱「參謀」），要我在手錶、現金的保管條上簽名。因為第一次坐牢的經驗，我很瞭解軍法的「行情」，所以，看到那保管條上的編號「民國六十五年度特字〇〇一號」，我心想，糟了。第二天問案的人又說：「你房子的名義所有人是你兩個女兒，你是不是買房子時就已經準備好再坐牢了？」我想，我才剛被捕，警總就已經調查了我的財產。依當時為政治犯定罪的《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的規定，「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執行者」的唯一刑期是「死刑」，而且還要沒收財產。很明顯，他們是無論如何都要置我於死地了。換句話說，他們是決定判我死刑之後才來抓我的了。
問案人員說；「像你這樣有『叛亂家庭』背景的人，和黃順興、康寧祥、郭雨新這些黨外人士來往，一定有陰謀。」我和同為政治犯的馮守娥結婚，我就成了「叛亂家庭」的家長。我們是「新生分子」（政治犯在綠島的監獄叫「新生訓練處」，總有叛亂嫌疑。
1970年代初國際形勢變化，國民政府失去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合法地位，在島內，黨外又在選舉中興起，國民黨更加害怕。但他又有美國的壓力，美國暗中支持台獨，檯面上要蔣經國實現臺灣民主改革，開放民主黨派。所以蔣經國不能直接對黨外下手，只能設法證明黨外人士後面是共產黨。美國痛恨共產黨，只要牽涉到共產黨，就不管什麼民主人權了，殺台獨份子不可以，殺共產黨他就不管。本來我和黨外的來往，國民黨並沒有掌握什麼情況。黃順興的女兒黃妮娜被抓，變成「汙點證人」，說她去大陸是受了我的影響，說我鼓動他父親黃順興去大陸。這個孩子啊，也不能怪她。她沒有經驗。所以，抓到我，對國民黨來說是個突破口。關鍵是要坐實我是共產黨，這樣，和我有關的一切黨外人士就可以一網打盡，就可以清除黃順興、康寧祥等這一批人，就可以消滅正在興起的黨外運動的威脅，而美國也不能抗議，因為這一切都跟中國共產黨有關。
所以他們問案的重點，一是我和共產黨的關係，一是我和黨外的關係，他們要把兩者牽扯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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