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先生：
關于茹柯夫斯基先生一文的作者，顯然是一個聰明人，假如他在我的關于“原始積累”的論述中只要能找到一個可以用來支持他的結論的地方，他就會加以引證了。因為找不到這樣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載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注釋增補材料里面一段針對一個俄國“文學家”的批評性插話。我在那里對這位作家提出了什麼責難呢？這就是：他不是在俄國而是在普魯士的政府顧問哈克斯特豪森的書里發現了“俄國”共產主義，并且俄國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證明腐朽的舊歐洲必須通過泛斯拉夫主義的勝利才能獲得新生的一種論據。我對于這位作家的評價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從這里理解我對“俄國人為他們的祖國尋找一條不同于西歐已經走過而且正在走著的發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在《資本論》德文第二版的跋里，而這篇跋是關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為他曾經引證過我曾經以應有的高度的尊重談到“俄國的偉大學者和批評家”。
這個人在幾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俄國是應當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俄國可以在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的同時取得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苦難。他表示贊成後一種解決辦法。我的可敬的批評家既然可以根據我對那位俄國“文學家”和泛斯拉夫主義者的評論得出我不同意他關于這個問題的觀點的結論，那麼，他至少也同樣有理由根據我對這位“俄國的偉大學者和批評家”的尊重斷定我同意他關于這個問題的觀點。
最後，因為我不喜歡留下“一些東西讓人去揣測”，我準備直截了當地說。為了能夠對當代俄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準確的判斷，我學習了俄文，後來又在許多年內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官方發表的和其他方面發表的資料。我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１８６１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
關于原始積累的那一章只不過想描述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因此，這一章敘述了使生產者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分離，從而把他們變成雇佣工人（現代意義上的無產者）而把生產資料占有者變成資本家的歷史運動。在這一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一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剝奪大量人手中的傳統的生產資料和生存資料并把他們突然拋向勞動市場的變革。但是，全部過程的基礎是對農民的剝奪。這種剝奪只是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但是，西歐的其他一切國家都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等等（《資本論》法文版第３１５頁）。在那一章末尾，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趨勢被歸結成這樣：“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由于自然變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經創造出了新的經濟制度的要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力和一切生產者個人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一種集體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為社會所有制。在這個地方我并沒有提出任何證據，理由很簡單，這個論斷本身只不過是概括地總結了我過去關于資本主義生產的那幾章里所作的詳細闡明。
現在，我的批評家可以把這個歷史概述中的哪些東西應用到俄國去呢？只有這些：假如俄國想要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它最近幾年已經在這方面費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農民變成無產者就達不到這個目的；而它一旦倒進資本主義懷抱以後，它就會和塵世間的其他民族一樣地受那些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事情就是這樣。但是這對我的批評家來說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讓我們舉個例子來看看。
在《資本論》里的好幾個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羅馬平民所遭到的命運。這些人本來都是自己耕種自己小塊土地的獨立經營的自由農民。在羅馬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他們被剝奪了。使他們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和生存資料分離的運動，不僅蘊含著大地產的形成，而且還蘊含著大貨幣資本的形成。于是，有那麼一天就一方面出現了除自己的勞動力外一切都被剝奪的自由人，另一方面為了利用他們的勞動，又出現了占有所創造出的全部財富的人。結果怎樣呢？羅馬的無產者并沒有變成雇佣工人，卻成為無所事事的游民，他們比過去美國南部各州的“白種貧民”更卑賤，和他們同時發展起來的生產方式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奴隸制的。因此，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演變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後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
寫于１８７７年１０─１１月
原文是法文
發表于１８８６年日內瓦《民意導報》第５期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第１２６─１３１頁
掃錄者：prolet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