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科西迪耶爾代替丹東，路易．勃朗代替羅伯斯比爾，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的山岳黨代替１７９３─１７９５年的山岳黨，侄子代替伯父。在使霧月十八日事變得以再版的種種情況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樣的漫畫！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換上了使徒保羅的服裝，１７８９─１８１４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的服裝，而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時而模仿１７８９年，時而又模仿１７９３─１７９５年的革命傳統。就像一個剛學會一種新語言的人總是要把它翻譯成本國語言一樣；只有當他能夠不必在心裡把新語言翻譯成本國語言，當他能夠忘掉本國語言來運用新語言的時候，他才算領會了新語言的精神，才算是運用自如。
在觀察世界歷史上這些召喚亡靈的行動時，立即就會看出它們中間的顯著差別。舊的法國革命時的英雄卡米爾．德穆蘭、丹東、羅伯斯比爾、聖茹斯特、拿破侖，同舊的法國革命時的黨派和人民群眾一樣，都穿著羅馬的服裝，講著羅馬的語言來實現當代的任務，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前幾個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礎，割去了長在這個基礎上的封建頭腦；另一個人在法國內部創造了一些條件，從而才保証有可能發展自由競爭，經營分成小塊的地產，利用解除了桎梏的國內的工業生產力，而他在法國境外則到處根據需要清除各種封建的形式，為的是要給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在歐洲大陸上創造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的適當環境。但是，新的社會形態一形成，遠古的巨人連同復活的羅馬古董──所有這些布魯土斯們、格拉古們、普卜利科拉們、護民官們、元老們以及凱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見了。冷靜務實的資產階級社會把薩伊們、庫辛們、魯瓦耶－科拉爾們、本傑明．貢斯當們和基佐們當作自己真正的翻譯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統帥坐在營業所的辦公桌後面，它的政治首領是肥頭肥腦的路易十八。資產階級社會完全埋頭於財富的創造與和平競爭，竟忘記了古羅馬的幽靈曾經守護過它的搖籃。但是，不管資產階級社會怎樣缺少英雄氣概，它的誕生卻是需要英雄行為，需要自我犧牲、恐怖、內戰和民族間戰鬥的。在羅馬共和國的高度嚴格的傳統中，資產階級社會的鬥士們找到了理想和藝術形式，找到了他們為了不讓自己看見自己的鬥爭的資產階級狹隘內容、為了要把自己的熱情保持在偉大歷史悲劇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騙。例如，在１００年前，在另一發展階段上，克倫威爾和英國人民為了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就借用過舊約全書中的語言、熱情和幻想，當真正的目的已經達到，當英國社會的資產階級改造已經實現時，洛克就排擠了哈巴谷。
由此可見，在這些革命中，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讚美新的鬥爭，而不是為了拙劣地模仿舊的鬥爭；是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務，而不是為了回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行遊盪。
在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間，只有舊革命的幽靈在遊盪，從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裝的戴黃手套的共和黨人馬拉斯特起，直到用拿破侖的死人鐵面型把自己的鄙陋可厭的面貌掩蓋起來的冒險家止。自以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進運動的整個民族，忽然發現自己被拖回到一個早已死亡的時代；而為了不致對倒退產生錯覺，於是就使那些早已成為古董的舊的日期、舊的紀年、舊的名稱、舊的敕令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舊憲兵復活起來。一個民族的感覺，就好像貝德勒姆那裡的一個癲狂的英國人的感覺一樣，這個英國人設想自己生活在古代法老的時代，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勞役，因為他要在地下監獄般的埃塞俄比亞礦場挖掘金礦，借著繫在自己頭上的一盞暗淡油燈的燈光，在一些手持長鞭的奴隸監工的監督下勞動；礦洞口站著一群亂哄哄的野蠻兵士，他們既不了解勞役囚人，相互之間也不了解，因為大家講著不同的語言。瘋癲的英國人嘆道：“我這個生來自由的不列顛人被迫忍受這一切，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還債。”──法蘭西民族嘆道。這個英國人在頭腦清醒的時候總不能撇開找金子這種固定觀念。法國人在從事革命的時候總不能擺脫對拿破侖的追念，１２月１０日的選舉就証明了這一點。由於害怕革命的危險，他們曾經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鍋，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事件便是對於這一點的回答。他們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老拿破侖的漫畫，他們得到的是漫畫化的老拿破侖本身，是在１９世紀中葉所應當出現的老拿破侖。
１９世紀的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己的任務的。從前的革命需要回憶過去的世界歷史事件，為的是向自己隱瞞自己的內容。１９世紀的革命一定要讓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內容。從前是辭藻勝於內容，現在是內容勝於辭藻。
二月革命對於舊社會是一個突然襲擊，是一個意外事件，而人民則把這個突然的打擊宣布為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壯舉，認為它開辟了一個新紀元。１２月２日，二月革命被一個狡猾的賭徒的騙術所葬送，結果，被消滅的不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個世紀以來的鬥爭從君主制度方面奪取來的自由主義的讓步。結果，不是社會本身獲得了新的內容，而只是國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態，回到了寶劍和袈裟的極端原始的統治。１８５１年１２月的輕率行為報復了１８４８年２月的勇敢打擊。來得容易去得快。然而這兩個事變之間的時間並不是白過了的。在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期間，法國社會總算獲得了教訓和經驗，而且是以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獲得的。這些教訓和經驗在正常的即所謂按部就班的發展進程中，本來應該在二月革命以前預先獲得，如果這次革命不只是一種表面的動盪的話。看起來仿佛社會現在落到它的出發點後面去了，實際上社會還只是在為自己創造革命所必需的出發點，創造唯一能使現代革命成為真正的革命的形勢、關系和條件。
資產階級革命，例如１８世紀的革命，總是突飛猛進，接連不斷地取得勝利的；革命的戲劇效果一個勝似一個，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繽紛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滿極樂狂歡；然而這種革命為時短暫，很快就達到自己的頂點，而社會在還未學會清醒地領略其疾風暴雨時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於長期的酒醉狀態。相反，無產階級革命，例如１９世紀的革命，則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步，返回到仿佛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開始把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無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動的不徹底性、弱點和抽劣；它把敵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為了要讓敵人從土地裡汲取新的力量並且更加強壯地在它前面挺立起來；它在自己無限宏偉的目標面前，再三往後退卻，一直到形成無路可退的情況為止，那時生活本身會大聲喊道：
這裡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
這裡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舞吧！
但是，每個平庸的觀察家，即使他沒有逐步研究過法國事變發展的進程，也不免要預感到，這次革命必將遭受前所未聞的屈辱。只要聽一聽民主派先生們當時那種自鳴得意的勝利叫囂就夠了，這些先生們曾經互相祝賀，滿以為１８５２年５月第二個星期日一定會帶來良好的結果。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在他們頭腦中成了一種固定觀念，成了一個教條，正如在錫利亞信徒腦子裡基督再臨和千年王國到來的那個日子一樣。弱者總是靠相信奇跡求得解救，以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驅除了敵人就算打敗了敵人；他總是對自己的未來，以及自己打算建樹，但現在還言之過早的功績信口吹噓，因而失去對現實的一切感覺。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結成團伙，來駁倒關於他們顯然庸碌無能的意見，他們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預先拿起自己的桂冠，準備把他們的有名無實的共和國（這些共和國的政府人員已由他們毫不挑剔地在暗中確定了）拿到交易所裡去貼現。１２月２日對他們來說猶如晴天霹靂。人民在意氣消沉的時代總是樂意讓呼喊者的大喊大叫來壓抑自己內心的驚愕，這一次他們也許已經了解到：鵝的叫聲能夠拯救卡皮托利諾的那種時代已經過去了。
憲法、國民議會，保皇黨、藍色的和紅色的共和黨人、非洲的英雄、講壇的雷鳴聲、報刊的閃電、整個著作界、政治聲望和學者的名譽、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愛以及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所有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個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見了，而這個人連他的敵人也不認為是一個魔法師。普選權還保持了一剎那，好像僅僅是為了在全世界面前親筆寫下自己的遺囑，並以人民自己的名義宣布：“一切現存的東西，都一定要死亡。”
像法國人那樣說他們的民族遭受了偷襲，那是不夠的。一個民族和一個婦女一樣，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讓隨便一個冒險者能加以姦污，也是不可寬恕的。這樣的言談並沒有揭開這個謎，而只是把它換了一個說法罷了。還應當說明，為什麼一個有３６００萬人的民族竟會被三個衣冠楚楚的騙子偷襲而毫無抵抗地做了俘虜。
現在我們來把法國革命從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所經過的階段大致總結一下。
總共有以下三個明顯的主要時期：二月時期；共和國建立時期，或制憲國民議會時期（從１８４８年５月４日到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立憲共和國時期，或立法國民議會時期（從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
第一個時期，從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到５月４日，即從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憲議會開幕之日止（這是本來意義上的二月時期），這個時期可以稱為革命的序幕。這個時期的性質，正式表現於這一時期倉促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臨時性的。在這個時期所採取、試行和發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樣，一概宣布自己只是臨時性的。無論什麼人和什麼機構，都不敢承認自己有權長期存在，有權真正有所作為。所有一切準備了或決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對派、共和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派小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派工人，都在二月政府中臨時取得了位置。
情況只能是這樣。二月事變原先的目標是選舉改革，以求擴大有產階級內部享有政治特權者的範圍和推翻金融貴族獨佔的統治。但是，當事變已演進到引起實際衝突，當人民已投入街壘鬥爭，當國民自衛軍採取消極的態度，軍隊不進行認真抵抗而王室已經逃走的時候，成立共和國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個政黨都按自己的觀點去解釋共和國。手持武器奪得了共和國的無產階級，在共和國上面蓋上了自己的印記，並把它宣布為社會共和國。這樣就表露出了現代革命的總的內容，這個內容和在當時的情況與條件下、在群眾已達到的教育水平上用現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實現的一切都是極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經促進二月革命取得勝利的分子，都因在政府裡獲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滿意足了。正因為如此，任何其他時期都沒有當時那樣錯綜複雜：浮夸的空話同實際上的猶豫不決和束手無策相混雜，熱烈謀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成規的頑固積習相混雜，整個社會表面上的協調同社會各個成分的嚴重的彼此背離相混雜。當巴黎無產階級還陶醉於為它開辟的偉大前途並且認真地埋頭討論各種社會問題時，舊的社會力量卻在集結，聯合，醒悟，並獲得了國內群眾的意外支持，即獲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這個障礙物被推翻後立刻躍上政治舞台的農民和小資產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個時期，從１８４８年５月４日到１８４９年５月底，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創立、奠定的時期。緊跟在二月事變之後，不僅王朝反對派被共和派弄得驚慌失措，共和派被社會主義者弄得驚慌失措，而且全法國都被巴黎弄得驚慌失措了。由國民選出而於１８４８年５月４日開幕的國民議會，是代表國民的。這個議會是對二月事變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議，並且要把革命的結果降低到資產階級的水平。巴黎無產階級一下子就看出了這個國民議會的性質，所以他們在國民議會開幕後不幾天，即在５月１５日，就企圖用強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將國民中起反動作用的思潮所借以威脅他們的這個機體重新分解為各個構成部分，但是這個企圖沒有成功。大家知道，五月十五日事變的結果，不過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無產階級政黨的真正領袖們，在我們所考察的整個周期中退出社會舞台罷了。
繼路易-菲力浦的資產階級君主制之後，只能有資產階級共和國，就是說，以前是由資產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國王的招牌下進行統治，今後將由全體資產階級借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巴黎無產階級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須終止的狂妄空想。對制憲國民議會的這個聲明，巴黎無產階級以六月起義作了回答，這是歐洲各國內戰史上最大的一次事變。獲得勝利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站在資產階級共和國方面的有金融貴族、工業資產階級、中間等級、小資產者、軍隊、組成別動隊的流氓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牧師和農村居民。而站在巴黎無產階級方面的卻只有它自己。資產階級共和國勝利以後，起義者被屠殺的有３０００多人，未經審判就被放逐的有１５０００人。無產階級從這次失敗後，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後台去了。每當運動好像又進入高潮時，無產階級就企圖再向前推進，可是勁頭越來越弱，成效也越來越小。每當無產階級上面的某個社會階層進入革命動盪時，無產階級就跟它締結同盟，從而分享了各個政黨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敗。但是，這些相繼而來的打擊，隨著力量分攤到全部社會的整個表面，也越來越弱了。無產階級在議會和報刊方面的一些比較傑出的領袖，相繼被捕判罪，代替他們掛帥的是些愈益模棱兩可的人物。無產階級中有一部分人醉心於教條的實驗，醉心於成立交換銀行和工人團體，換句話說，醉心於這樣一種運動，即不去利用舊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強大手段來推翻舊世界，卻企圖躲在社會背後，用私人的辦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條件的範圍內實現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敗的。當六月事變中與無產階級為敵的一切階級還沒有在無產階級身邊倒下的時候，無產階級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復自己原有的革命的偉大，也不能從重新締結的聯盟中獲得新的力量。但是，無產階級至少是帶著進行過世界歷史性的偉大鬥爭的光榮而失敗的；不僅法國，並且整個歐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驚動，而各個上層階級後來的失敗所付的代價卻如此便宜，以致得勝的黨派只有公然無恥地加以夸張，才可以把這些失敗說成是事變。同時，失敗的政黨離開無產階級政黨越遠，這些失敗就越是可恥。
六月起義者的失敗，固然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奠基和建立準備和掃清了基地，但同時它也表明，歐洲的問題並不是爭論“共和國還是君主國”的問題，而是別的問題。它揭示出，資產階級共和國在這裡是表示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實行無限制的專制統治。它表明，在那些階級構成發達、具有現代生產條件、具有那種通過百年來的工作而使一切傳統觀念都融化於其中的精神意識的舊文明國家裡，共和國一般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變革形式，而不是資產階級社會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眾國那樣；在那裡，雖然已有階級存在，但它們還沒有固定下來，它們在不斷的運動中不斷更新自己的組成部分，並且彼此互換著自己的組成部分；在那裡，現代的生產資料不僅不和經常的人口過剩現象同時發生，反而彌補了頭腦和人手方面的相對缺乏；最後，在那裡，應該佔有新世界的物質生產的那種狂熱而有活力的運動，沒有給予人們時間或機會來結束舊的幽靈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裡，一切階級和黨派都團結成一個維護秩序的黨來反對無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黨。它們從“社會之敵”手裡“救出了”社會。它們選擇了舊社會的格言“財產、家庭、宗教、秩序”作為自己的軍隊的口令，並用“在此標記下你必勝！”這句話激勵反革命十字軍征討。從這時起，許多曾經團結在這個旗號下反對過六月起義者的政黨中的任何政黨只要企圖為自己的階級利益而守住革命戰場，它就要被“財產、家庭、宗教、秩序！”這一口號所戰勝。每當社會的統治者集團範圍縮小時，每當比較狹小的利益壓倒比較廣大的利益時，社會就得救了。任何最單純的資產階級財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義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義的要求、任何最淺薄的民主主義的要求，都同時被當作“侵害社會的行為”加以懲罰，被當作“社會主義”加以指責。最後，連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們的皮蒂婭的座椅，半夜裡被拖下床，關進囚車，投入監獄或流放；他們的神殿被拆毀，他們的嘴被封住，他們的筆被折斷，他們的法律被撕毀，這一切都是為了宗教、財產、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對那些站在自己陽台上的資產者即秩序的狂信者開槍射擊，褻瀆他們的家庭聖地，炮擊他們的房屋以取樂，這一切都是為了財產、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後，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敗類組成為維護秩序的神聖隊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會救主”的資格進入了土伊勒里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