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法國特產－－街壘戰
要求再版國際總委員會的宣言《法蘭西內戰》並給它寫一篇導言，這是我沒有想到的。所以我在這裡只能簡略地談一下最重要的幾點。
在上面提到的這篇篇幅較大的著作前面，我加上了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兩篇較短的宣言。首先是因為《內戰》提到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如果沒有第一篇宣言作參照，是不能完全弄明白的。其次是因為這兩篇同為馬克思所寫的宣言，也和《內戰》一樣，突出地顯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已初次表現出的驚人的才能，即在偉大歷史事變還在我們眼前展開或者剛剛終結時，就能準確地把握住這些事變的性質、意義及其必然後果。最後是因為我們在德國至今還忍受著馬克思預言過的這些事變後果所帶來的苦難。
第一篇宣言曾經預言，如果德國反對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戰爭蛻變為反對法國人民的掠奪戰爭，德國在所謂解放戰爭之後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將會變本加厲地重新落到它的頭上。難道這個預言不是已經得到了証實？難道我們不是又經受了20年的俾斯麥統治？對蠱惑者的迫害不是換成了非常法和對社會黨人的迫害，警察不是專橫如故，法律不是同過去不差分毫地遭到可怕的歪曲？
吞併阿爾薩斯─洛林就會“迫使法國投入俄國的懷抱”，並且在吞併之後，德國就得要麼公開成為俄國的工具，要麼在稍經休息之後准備一場新的戰爭，而且是準備一場“種族戰爭，即反對聯合起來的斯拉夫語族和羅曼語族的各種族的戰爭”。這一預言難道不是不差分毫地得到了証實？難道吞併法國的兩省不是已迫使法國投入了俄國的懷抱？難道俾斯麥不是在整整20年內徒勞地巴結沙皇，為他效犬馬之勞，其卑躬屈節不是甚於小小的普魯士在成為“歐洲第一強國”以前常為“神聖俄國”卑恭效力之時？難道一場戰爭的達摩克利斯劍不是天天懸在我們的頭上？這場戰爭在開始的第一天就會使各國君主間一切立有盟約的聯盟煙消雲散﹔這場戰爭除了可以肯定其結局是絕對無法肯定的以外，其余的什麼都不能肯定﹔這場戰爭將是種族戰爭，它將使整個歐洲遭受1500萬或2000萬武裝士兵的蹂躪﹔這場戰爭之所以還沒有爆發，衹是因為連最強的軍事大國也為這場戰爭的最終結果絕對不能預知而感到畏懼。
所以，我們也就更應該使德國工人能夠重新讀到這兩篇幾乎已被人遺忘的、証明國際在1870年所采取的工人政策的遠見性的光輝文件。
我關於這兩篇宣言所說的話，對於《法蘭西內戰》也是同樣適用的。5月28日，公社的最後一批戰士在貝爾維爾一帶的坡地由於寡不敵眾而殉難。只過了兩天，即在5月30日，馬克思就向總委員會宣讀了自己的著作。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並且寫得簡潔有力而又那樣尖銳鮮明，尤其是那樣真實，是後來關於這個問題的全部浩繁文獻都望塵莫及的。
法國從1789年起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使巴黎在最近50年來形成了這樣的局面：那裡爆發的每一次革命都不能不帶有某種無產階級的性質，就是說，用鮮血換取了勝利的無產階級，在勝利之後總是提出自己的要求。這些要求或多或少是含糊不清的，甚至是混亂的，這與巴黎工人每次達到的發展程度有關﹔但是，所有這些要求歸根到底都是要消滅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至於這一點如何才能實現，的確誰也不知道。然而，這一要求本身，盡管還很不明確，可是對現存社會制度已經含有一种威脅﹔而且提出這個要求的工人們還擁有武裝﹔因此，掌握國家大權的資產者的第一個信條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於是，在每次工人贏得革命以後就產生新的鬥爭，其結果總是工人失敗。
這種情形第一次發生於1848年。屬于議會反對派的自由派資產者舉行了要求改革的宴會，目的是要實現一種能保証他們的政黨取得統治地位的選舉改革。對政府進行的鬥爭日益迫使他們去求助於人民，於是他們不得不逐步把首位讓給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的激進階層和共和階層。可是，這些階層的背後是革命的工人，他們從1830年以來已經取得了比資產者以及甚至比共和派所設想的要多得多的政治獨立性。當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危機的時候，工人們就打起了巷戰﹔路易－菲力浦消失了，選舉改革也同他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共和國，而且勝利的工人們甚至把它宣布為“社會”共和國。至於這個社會共和國究竟是什麼意思，誰也不清楚，就是工人們自己也不清楚。但是，他們現在已經擁有武裝，已經成了國家裡的一支力量。所以當政的資產階級共和派一感到他們腳下的根基已經相當穩固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事實果然如此。他們直接違背諾言，公開嘲弄工人並企圖把失業者流放到邊遠省份去，逼得工人舉行了1848年的六月起義。政府早已處心積慮地為自己保証了壓倒優勢。工人們經過了五天英勇鬥爭，終於失敗。接著，對手無寸鐵的俘虜的血腥屠殺就開始了，這樣的屠殺自那場導致了羅馬共和國覆滅的內戰以來還未曾見過。資產階級第一次表明了，一旦無產階級敢於作為一個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單獨階級來同它相對抗，它會以何等瘋狂的殘暴手段來進行報复。然而，和資產階級在1871年的狂暴比較起來，1848年事件還只能算是一種兒戲。
懲罰接踵而來。如果說無產階級還不能管理法國，那麼資產階級卻已經再也不能管理法國了。至少當時不能，因為那時資產階級大部分還是保皇主義的，並且分裂為三個王朝政黨和一個共和黨。它的內部紛爭，使得冒險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權力陣地，即軍隊、警察和行政機關盡行占據，並且在1851年12月2日把資產階級的最後堡壘即國民議會也打碎了。第二帝國開創了這樣一種局面：由一幫政治冒險家和金融冒險家剝削法國，同時工業也發展起來，這種發展先前在路易－菲力浦的目光狹隘、畏縮不前的体制下，在只由大資產階級中一小部分人獨攬統治權的條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路易﹒波拿巴以在工人面前保護資產階級並反過來在資產階級面前也保護工人為借口，奪去了資本家手中的政權﹔而他的統治卻便利了投機事業與工業活動，簡言之，使整個資產階級的經濟繁榮與發財致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過，得到更大程度發展的還是貪污舞弊和普遍的盜竊，幹這些事情的人麇集在皇帝宮廷周圍，從繁榮所帶來的財富中抽取巨額的紅利。
但第二帝國是對法國沙文主義的召喚，它意味著要求恢復1814年失去的第一帝國的邊疆，至少恢復第一共和國的邊疆。法蘭西帝國局限在舊帝國的疆界內，甚至局限在1815年又經削割的疆界內，從長遠而論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必然要不時地進行戰爭並擴大疆土。而擴大疆土，再沒有什麼會像朝德國萊茵河左岸擴張那樣強烈地吸引著法國沙文主義者了。萊茵河畔一平方英里，在他們眼中要比阿爾卑斯山區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十平方英里寶貴得多。只要第二帝國存在，要求收回──一下子收回或是一塊一塊地收回──萊茵河左岸地區只不過是時間問題。這個時間隨著1866年的普奧戰爭到來了。波拿巴在指望獲得“領土報酬”方面既然吃了俾斯麥的虧，吃了他自己過分狡猾的觀望政策的虧，除發動一場戰爭之外也就別無他法。這場戰爭在1870年爆發了，結果是把他推上了色當，隨後又把他送到了威廉堡。
必然的後果就是1870年9月4日的巴黎革命。帝國像紙牌搭的房子一樣倒塌了﹔共和國又重新宣告成立。但是敵人已站在大門口﹔帝國的那些軍隊不是被死死地圍困於梅斯，就是在德國當了俘虜。在這种危急關頭，人民允許前立法團的巴黎議員們組成了“國防政府”。人民之所以欣然同意這樣做，還因為此時所有能荷槍作戰的巴黎人都為保衛國家而加入了國民自衛軍並武裝了起來，從而工人在國民自衛軍中占了絕大多數。但是此後不久，幾乎完全由資產者組成的政府和武裝的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就爆發了。10月31日，有幾個工人營攻下了市政廳，並且逮捕了一部分政府成員。可是，由於有人背叛，由於政府直接違背自己的諾言和幾個小資產階級營進行干涉，被捕者又被釋放﹔而為了避免在遭受外敵圍困的城內爆發內戰，人民仍然讓原有的政府繼續執政。
終於，備受饑餓折磨的巴黎在1871年1月28日投降了，但這是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光榮投降。炮台交出了，城牆上的武裝解除了，戰鬥部隊和流動自衛軍交出了武器，被視為戰俘。然而國民自衛軍卻保存了自己的槍械和大炮，只是同勝利者實行了停戰。勝利者不敢耀武揚威開進巴黎﹔他們只敢占據巴黎的一個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還是公園，而且這個角落也只被他們占了幾天！在這幾天內，曾把巴黎圍困了131天的勝利者們自己卻處於巴黎武裝工人的包圍之中，這些工人机警地監視著，不讓一個“普魯士人”越出讓給外國侵略者的那個角落的狹隘界限。巴黎的工人們竟使一支讓全部帝國軍隊放下了武器的軍隊對他們那樣敬畏。跑到這裡來向革命策源地進行報復的普魯士容克們，不得不正是在這個武裝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來，向它敬禮！
在戰爭期間，巴黎工人只限于要求堅決繼續打仗。可是現在，巴黎投降了，和平了，這時新的政府首腦梯也爾不能不看到，只要巴黎工人手裡還有武器，有產階級──大土地占有者和資本家──的統治就時刻處於危險之中。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設法解除工人的武裝。3月18日，他派了軍隊去奪取國民自衛軍的大炮，這些大炮是在巴黎被圍期間由公眾捐款制造的。這個企圖沒有得逞﹔全巴黎像一個人一樣奮起自衛，於是巴黎和盤踞在凡爾賽的法國政府之間的戰爭即告開始。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選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到這時為止執行著政府職能的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把自己的全權交給了公社。而在此以前該委員會已經下令廢除了聲名狼藉的巴黎“風紀警察”。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徵兵制和常備軍，把一切能荷槍作戰的公民都要參加的國民自衛軍宣布為唯一的武裝力量。公社免除了從1870年10月至次年4月的全部房租──把已付的租金轉作以後的預付租金，並且停止變賣市立典押借貸處里所有的典押物品。同日又批准了選入公社的外國人為公社委員，因為“公社的旗幟是世界共和國的旗幟”。4月1日規定，公社公務人員（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員本身）的薪金，不得超過6000法郎（4800馬克）。次日下令，宣布教會與國家分離，取消國家用於宗教事務的一切開支，並把一切教會財產轉為國家財產﹔４月８日又據此下令把一切宗教象徵、神像、教義、禱告，總之，把“有關個人良心的一切”，從學校中革除出去，此命令逐步付諸實施。4月5日，鑑於凡爾賽軍隊每天都槍殺被俘的公社戰士，頒布了扣壓人質的法令，可是這項法令始終沒有貫徹執行。4月6日，國民自衛軍第137營把斷頭機拖了出來，在人民的歡呼聲中當眾燒毀。4月12日，公社決定毀掉旺多姆廣場上由拿破侖在1809年戰爭後用奪獲的敵軍大炮鑄成的凱旋柱，因為它是沙文主義和民族仇恨的象徵。這項決定是在5月16日執行的。4月16日，公社下令，對被廠主停工的工廠進行登記，並制定計劃：把這些工廠的原有工人聯合成合作社以開工生產，同時還要把這些合作社組成一個大的聯社。4月20日，公社廢止了麵包工人的夜工，還取消了從第二帝國時起由警察局指派的最精於剝削工人之道的家伙們獨家經營的職業介紹所﹔這种職業介紹所交由巴黎20個區的區政府接管。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閉當舖，因為當舖是供私人用來剝削工人的，同工人占有自己的勞動工具的權利和進行借貸的權利相抵触。5月5日，公社決定拆毀專為處死路易十六贖罪而建築的小教堂。
這樣，從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敵侵犯的鬥爭所遮蔽了的巴黎運動的階級性質，便以尖銳而純粹的形式顯露出來了。因為公社委員幾乎全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代表，所以公社所通過的決議也都帶有鮮明的無產階級性質。這些決議，要麼是規定實行共和派資產階級只是由於怯懦才不敢實行的、然而卻是工人階級自由行動的必要前提的那些改革，例如實行宗教對國家而言純屬私事的原則﹔要麼就是直接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有時還深深地觸動了舊的社會制度。但是在一個被圍困的城市內，實行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作出一個開端。從5月初起，全副力量都用到同不斷增多的凡爾賽政府大軍作戰上去了。
4月7日，凡爾賽軍隊在巴黎西線奪取了訥伊近旁的塞納河渡口﹔但是，4月11日，他們向南線進攻時卻被埃德將軍擊退，傷亡慘重。巴黎遭到不停的炮擊，而下令開炮的恰恰是曾經指斥普軍炮擊巴黎為褻瀆聖地的人。就是這些人現在乞求普魯士政府急速遣返在色當和梅斯被俘的法國士兵，好為他們去奪回巴黎。由於這批兵員陸續開到，凡爾賽軍隊從5月初起就占了決定性的優勢。這種情況在4月23日已經表現出來了，因為梯也爾在這一天停止了根據公社提議開始進行的談判，談判的內容是用作為人質關在巴黎的巴黎大主教及其他許多神父來交換兩度當選為公社委員、但被關在克萊爾沃的布朗基一人。而在梯也爾改變了的說話口氣中，這種情況表現得更加明顯，他先前說話是慎重而含糊的，現在忽然變得蠻橫無禮咄咄逼人了。在南線，凡爾賽軍隊於５月３日占據了穆蘭－薩凱多面堡，9日占據了已被炮火完全夷為平地的伊西堡，14日占據了旺沃堡。在西線，他們陸續攻占城牆外的許多村莊和建築物，一直推進到主牆的腳下﹔5月21日，由於有人叛賣以及在那裡駐防的國民自衛軍疏忽大意，他們得以闖進城內。占據著北部和東部炮台的普魯士軍隊，準許凡爾賽軍隊取道城市北部按照停戰協定條款禁止他們進入的地帶向前推進，從而使他們能夠在這樣一條廣闊的戰線上實行進攻。巴黎人想必認為這一地帶有停戰協定作為保障，因而防守得不力。正因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真正的富人區只進行了微弱的抵抗﹔闖入的敵軍越接近東半部即真正的工人區，所遇到的抵抗就越激烈越頑強。只是在經過八天的戰鬥之後，最後一批公社捍衛者才在貝爾維爾和梅尼爾蒙坦的高地上倒下去，這時對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已進行了一個星期的越來越瘋狂的屠殺達到了頂點。用後裝槍殺人已嫌不夠快了，於是便用機關槍去成百上千地屠殺戰敗者。最後一次大屠殺是在拉雪茲神父墓地上的一堵牆近旁發生的，這堵“公社戰士牆”至今還佇立在那里，作為無聲的雄辯見証，說明一旦無產階級敢於起來捍衛自己的權利，統治階級的瘋狂暴戾能達到何種程度。後來，當發覺不可能把一切人殺盡的時候，就開始了大逮捕，並從俘虜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犧牲品來槍殺，其余的人則趕到大營房里去，讓他們在那裡等待軍事法庭的審判。包圍著巴黎東北部的普魯士軍隊奉命不得讓一個逃亡者通過，但是軍官看見士兵對人道比對上司命令更加服從時，往往裝作沒看見。特別的榮譽應該歸於薩克森軍，它非常人道，放走了許多分明是公社戰士的人。
如果我們今天在過了20年之後來回顧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動和歷史意義，我們就會發覺，對《法蘭西內戰》中的敘述還應作一些補充。
公社委員分為多數和少數兩派：多數派是布朗基派，他們在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里也占統治地位﹔少數派是國際工人協會會員，他們多半是蒲魯東派社會主義的信徒。那裡，絕大多數的布朗基派不過憑著革命的無產階級本能才是社會主義者﹔其中只有少數人通過熟悉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瓦揚，比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公社在經濟方面忽略了很多據我們現在看來是當時必須做的事情。最令人難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蘭西銀行視為神聖，而在其大門以外畢恭畢敬地佇立不前。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更有价值。這會迫使整個法國資產階級對凡爾賽政府施加壓力，要它同公社議和。但是，更令人驚訝的是，盡管如此，由布朗基派和蒲魯東派組成的公社也做了很多正確的事情。不言而喻，對於公社在經濟方面的各種法令，無論是值得稱道還是不值得稱道的方面，首先要由蒲魯東派負責﹔而對於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動和失策，則要由布朗基派負責。正如篤信某種學說的人們掌權後通常會出現的情況一樣，無論是蒲魯東派或布朗基派，都遭到歷史的嘲弄，做了恰恰與他們那一派的學說相反的事情。
蒲魯東這個小農和手工業師傅的社會主義者，對聯合簡直是切齒痛恨的。他說：聯合的壞處多於好處，它根本是無益的，甚至有害，因為它是束縛工人自由的鎖鏈之一﹔它是十足的教條，無用而且累贅，既違反節省勞動的原則又同工人的自由相矛盾﹔它的缺點比優點發展得更快﹔與它相反，競爭、分工、私有財產才是經濟力量。只是作為例外──蒲魯東就是這樣說的──即對於大工業和大企業，譬如對於鐵路來說，工人的聯合才适用（見《革命的總觀念》第3篇）。
其實在1871年，甚至在巴黎這個手工藝品生產中心，大工業也已經不再是什麼例外了，所以公社的最重要的法令，就是要把大工業以至工場手工業組織起來，這種組織工作不但應該以每一工廠內工人的聯合為基礎，而且應該把所有這些合作社組成一個大的聯社﹔簡言之，這種組織工作，正如馬克思在《內戰》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歸根到底必然要導致共產主義，即導致與蒲魯東學說正相反的方面。正因為如此，公社也是蒲魯東派社會主義的墳墓。現在這個派別在法國工人中間已經絕跡了﹔目前在這裡馬克思的理論無可爭議地占有統治地位，這種情形在“可能派”中間絲毫不亞於在“馬克思派”中間。只有在“激進的”資產階級中間還有蒲魯東派存在。
布朗基派的情況也並不好些。他們是在密謀派別中培育出來的，是靠相應的嚴格紀律團結在一起的，他們認為，一批相對說來數目較少的意志堅決、組織良好的分子，在一定的有利時機不僅能夠奪得政權，而且能夠憑著一往無前的強大毅力保持政權，直到把人民群眾吸引到革命方面並使之聚集在少數領袖周圍。這首先就要把全部權力最嚴格地、獨斷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正是由這些布朗基派占大多數的公社，在實際上是怎樣做的呢？它在向外省的法國人發出的一切公告中，要求他們把法國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聯合起來，組成一個自由的聯邦，一個第一次真正由國民自己建立的全國性組織。在此以前，中央集權政府進行壓迫所憑借的力量是軍隊、政治警察、官僚機構。正是這支由拿破侖在1798年建立、後來每屆新政府都樂於接過去用以反對自己敵人的力量，在一切地方都必須消除，就像在巴黎已經消除那樣。
公社一開始想必就認識到，工人階級一旦取得統治權，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還應當保証本身能夠防範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們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以往國家的特徵是什麼呢？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僕變成了社會的主人。這樣的例子不但在世襲君主國內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國內也同樣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國，同在任何其他國家中相比，“政治家們”都構成國民中一個更為特殊的更加富有權勢的部分。在這個國家裡，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又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拿聯邦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在本黨勝利後取得職位作為報酬。大家知道，美國人在最近30年來千方百計地想要擺脫這種已難忍受的桎梏，可是卻在這個腐敗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國，我們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來只應為社會充當工具的國家政權怎樣脫離社會而獨立化。那裡沒有王朝，沒有貴族，除了監視印第安人的少數士兵之外沒有常備軍，不存在擁有固定職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們在那裡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髒的手段用之於最骯髒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
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机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這种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兩個可靠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務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公社所曾付過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代表機構的代表簽發限權委托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
這种打碎舊的國家政權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的情形，《內戰》第三章已經作了詳細的描述。但是這里再一次簡單扼要地談談這個問題還是有必要的，因為正是在德國，來自哲學的對國家的迷信，已經進入到資產階級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識之中。按照哲學概念，國家是“觀念的實現”，或是譯成了哲學語言的塵世的上帝王國，也就是永恆的真理和正義所借以實現或應當借以實現的場所。由此就產生了對國家以及一切同國家有關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們從小就習慣於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為止那樣，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所以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產生。人們以為，如果他們不再迷信世襲君主制而堅信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經是非常大膽地向前邁進了一步。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而且在這一點上民主共和國並不亞於君主國。國家再好也不過是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中獲勝的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有能力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掉。
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就嚇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弗．恩格斯
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紀念日於倫敦
載於1890－1891年《新時代》雜誌第二卷第28期和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法蘭西內戰》一書
原文是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