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帝國主義者為了對無產階級進行報復，把我國劫掠一空，並且不顧對本國工人許下了怎樣的諾言，繼續實行掠奪和封鎖，因此直到我國出版機構已經把這本小冊子的出版任務安排停當時，我才從國外得到了一些補充材料。我決不奢望把這本小冊子看做超過匆匆草就的政論家札記的著作，因此只扼要地再談幾點。
德國共產黨人的分裂已成事實，“左派”或“原則上的反對派”另行組織了“共產主義工人黨”，以別於“共產黨”。在意大利，事情想必也會弄到分裂的地步──我說“想必”，是因為我僅有新到的兩號（第7號和第8號）左派的《蘇維埃報》（《Il Soviet》），報上在公開討論分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時還談到了“棄權派”（或抵制派，即反對參加議會的派別）的代表大會，這一派目前還留在意大利社會黨內。
同“左派”即反議會派（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反對政治，即反對政黨和反對在工會內工作），像過去同’中派”（即考茨基派、龍格派、“獨立黨人”等等）的分裂一樣，恐怕會成為一種國際現象。就讓它這樣吧！分裂總比混亂好，因為混亂既妨礙黨在思想上、理論上、革命精神上的成熟和發展，也妨礙黨合衷共濟的實際工作。
讓“左派”在國內和國際範圍內把自己實際檢驗一番吧，讓他們不要嚴格集中的具有鐵的紀律的政黨，不要掌握各個方面、各個門類、各種形式的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本領，而去試一試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進行準備（並進而實現這一專政）吧。實際經驗很快就會開導他們的。
不過，必須竭盡全力使同“左派”的分裂不致妨礙或盡量少妨礙工人運動中一切真心誠意擁護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在不久以後的將來必然要面臨的、不可避免的合併成一個統一政黨的事業。俄國布爾什維克特別幸運的是，他們在直接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群眾鬥爭爆發以前很久，已經對孟什維克（即機會主義者和“中派”）和“左派”進行了15年的一貫的和徹底的鬥爭。而歐美，現在不得不以“強行軍”的方式來完成這項工作。個別的人，特別是那些覬覦領袖職位而未能如願的人，會長期堅持錯誤（如果他們缺乏無產階級的紀律性和“光明正大的態度”的話），但是一旦時機成熟，工人群眾便會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聯合起來，並且把一切真誠的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組成一個統一的黨，組成一個能夠實行蘇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黨。[1]
我在這本小冊子裡說過，共產黨人和左翼獨立黨人之間的妥協對於共產主義運動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要實現這種妥協並不容易。此後我收到的幾份報紙也證實了這兩點。1920年3月26日出版的德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紅旗報》（《Die Rote Fahne，Zentralorgan de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Spartakusbund》）第32號上，載有中央就卡普、呂特維茨軍事“叛亂”（陰謀，冒險）和“社會主義政府”問題發表的“聲明”。這篇聲明，無論從基本前提或實際結論看來，都是完全正確的。它的基本前提是：目前還沒有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客觀基礎”，因為“多數城市工人”擁護獨立黨人。它的結論是：答應“在排除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政黨的條件下，對社會主義”政府採取“守法的反對派”的態度（即不進行用“暴力推翻”政府的準備工作）。
無疑，這個策略基本上是正確的。我們固然不應當在措詞上吹毛求疵，但是對有些地方則不能默不作聲，例如不該把社會主義叛徒的政府（在共產黨的正式聲明中）稱為“社會主義”政府，又如謝德曼之流的黨和考茨基─克里斯平之流先生們的黨既然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黨，那就不該說排除“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政黨”這類話；也不該寫出像聲明第4條裡這樣的語句：
“……不受限制地享用政治自由和資產階級階級民主可以不再成為資本專政的情況，對於向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對於進一步把無產階級群眾爭取到共產主義方面來，是極為重要的……”
這種情況是不會有的。小資產階級的領袖，如德國的韓德遜之流（謝德曼之流）、斯諾登之流（克里斯平之流），沒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資產階級民主的圈子，而資產階級民主又不能不是資本的專政。要達到德國共產黨中央所完全正確地力求獲得的實際效果，根本不需要寫出這些原則上錯誤的、政治上有害的東西。要達到這一點，只要這樣說就夠了（如果要講講議會式的客套話）：當多數城市工人還跟著獨立黨人走的時候，我們共產黨人不能妨礙這些工人通過對“他們的”政府的體驗去消除自己最後的小市民民主派的（也就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幻想。這就足以證明必須實行一種真正必要的妥協，即在一定時期內不試圖用暴力推翻為多數城市工人所信賴的政府。然而在進行日常的群眾鼓動，不受官場、議會的客套拘束的時候，當然還可以補充說一下：讓謝德曼之流這批惡棍，讓考茨基─克里斯平之流這般庸人在實際中揭穿他們自己如何受騙而又如何騙了工人吧；他們那個“乾淨的”政府會“最乾淨地”做一番“清掃”工作，把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其他種種背叛社會主義的行為這些奧吉亞斯的牛圈打掃乾淨。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目前的領袖們（有人說這些領袖已經喪失任何影響，那是不對的，實際上他們對於無產階級，要比那些自稱為共產黨人並答應“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更加危險）的真面目，在德國的科爾尼洛夫叛亂，即卡普和呂特維茨先生們的政變中，再一次暴露無疑。[2]《自由報》（《Freiheit》，獨立黨人機關報）1920年3月30日和4月14日發表的兩篇短文，即卡爾．考茨基寫的《決定關頭》（《Entscheidende Stunden》）和阿爾圖爾．克里斯平寫的《論政局》，就是一個小而鮮明的例證。這兩位先生絕對不善於像革命家那樣思考和推理。這是一些只會嚶嚶啜泣的小市民民主派，既然他們自稱是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擁護者，他們對無產階級就要更加危險一千倍，因為事實上每當困難和危急時刻，他們必然會幹叛賣的勾當……同時卻“極其真誠地”自信他們是在幫助無產階級！要知道，改稱共產黨人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由於膽小怕事和毫無氣節，曾認為匈牙利蘇維埃政權的處境已毫無希望，並開始在協約國資本家和協約國劊子手的面前啜泣，當時他們也是想要“幫助”無產階級！
我在這本小冊子裡說過，意大利社會黨容忍這樣一些黨員，甚至這樣一批議員留在黨內是錯誤的。前面提到的那兩號意大利《蘇維埃報》完全證實了我的話。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曼徹斯特衛報》駐羅馬記者這樣一位旁觀者，更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1920年3月12日該報登載了這位記者對屠拉梯的一篇訪問記。他寫道：
“……屠拉梯先生認為革命的危險還沒有達到在意大利引起過份憂慮的程度。最高綱領派把蘇維埃理論當火來完，只是為了使群眾經常處於興奮緊張的狀態。然而這種理論純屬海外奇談，是尚未成熟的綱領，毫無實際用處。它只能使各勞動者階級處於期待的狀態。那些把這種理論當作誘餌去迷惑無產者的人，發現自己不得不進行日常的鬥爭，以獲得某些往往是微小的經濟改善，好來延遲時日，使各勞動者階級不致立即失去幻想，失去的心愛的神話的信心。因此，發生了一連串大大小小的、各種原因的罷工，一直到最近的郵政和鐵路部門的罷工，──這些罷工使得本來就很嚴重的國內情勢越發嚴重了。亞得里亞海問題所造成的困難，使全國忿忿不滿，積欠外債和濫發紙幣，使得全國消沉頹喪，但是我們的國家還遠未意識到有推行勞動紀律的必要，而只有這種紀律，才能恢復國內的秩序和繁榮。……”
非常清楚，屠拉梯自己以及庛護他、幫助他、教唆它的意大利資產階級顯然要加以隱瞞、粉飾的真情，卻被這位英國記者泄漏出來了。這種真情就是：屠拉梯、特維雷斯、莫迪利揚尼、杜果尼先生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確實是而且恰恰就是這位英國記者所描寫的那樣。這是徹頭徹尾背叛社會主義的行為。單拿他們主張處于雇傭奴隸制度下、為資本家發財致富而勞動的工人必須遵守秩序和紀律這一點來說就足夠了！所有這些孟什維克式的言論，我們俄國人是多麼熟悉啊！他們承認群眾贊成蘇維埃政權，這該是多麼寶貴啊！他們看不出自發開展的罷工運動的革命作用，這又是多麼愚蠢，多麼像資產階級那樣庸俗啊！是的，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的記者像熊那樣給屠拉梯之流的先生們幫了忙，而且出色地證實了博爾迪加同志以及《蘇維埃報》中的友人們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確的，他們要求，如果意大利社會黨想真正擁護第三國際，那就該把屠拉梯之流先生們搞臭，趕出黨的隊伍，使自己成為名符其實的共產黨。
但是博爾迪加同志和他的“左派”友人們，卻從對屠拉梯之流先生們所作的正確批判中得出了錯誤的結論，認為凡是參加議會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拿不出絲毫鄭重的論據來為這種觀點辯護。他們簡直不知道（或盡量想忘掉）國際上有過以真正革命的和共產主義的方式、以確實有益於無產階級革命作準備的方式來利用資產階級議會的範例。他們簡直想像不出什麼“新”方式，而對利用議會的“舊”方式、非布爾什維克的方式叫喊不休。
他們的根本錯誤也就在這裡。共產主義運動不僅在議會這一活動場所，而且在一切活動場所都應該提供（如果不進行長期的、頑強的、堅持不懈的工作，它就無法提供）在原則上是新的、同第二國際傳統徹底決裂的東西（同時要保持並發揚第二國際所貢獻的好東西）。
就拿報刊工作來說吧。報紙、小冊子、傳單等都是用來進行必要的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的。在一個多少文明一點的國家裡，任何群眾運動都非有報刊機構的幫助不可。無論你怎樣大叫大嚷反對“領袖”，無論你怎樣賭咒發市要保持群眾的純潔，使他們不受領袖的影響，終究還不能不利用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出身的人來做這項工作，還不能擺脫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進行這項工作所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私有制”的氣氛和環境。甚至在推翻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已經兩年半的今天，我們在自己的周圍還能看到資產階級民主的、私有制的關係大量存在（在農民和手工業者當中）的這種氣氛和環境。
議會活動是一種工作形式，報刊工作是另一種工作形式。如果作這兩種工作的人，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群眾性政黨的黨員，那這兩種工作的內容都可以是共產主義的，而且也應當是共產主義的。但是，無論在前一種或後一種工作中（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以及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裡，無論在哪一種工作中），無產階級要利用資產階級出身的人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要戰勝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偏見和影響，要削弱小資產階級環境的阻力（進而徹底改造這個環境），都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種種必須克服的困難，種種必須完成的獨特的任務。
在1914－1918年大戰以前，各國非常“左”的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以及其他人物都痛罵議會制度，嘲笑像資產階級那樣平庸的社會黨議員，抨擊他們的鑽營勾當，如此等等，可是他們自己卻通過報刊工作，通過工團（工會）工作，去幹同樣的資產階級式的鑽營勾當。當時我們看到的這樣的例子難道不是非常之多嗎？只就法國來說，難道茹奧和梅爾黑姆這些先生的例子還不典型嗎？
“拒絕”參加議會活動之所以幼稚，就是因為人們想用這種“簡單的”、“容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來“完成”在工人運動內部對資產階級民主影響作鬥爭這一困難任務，其實他們只是妄想逃開自己的影子，只是閉眼不看困難，只是用空話來迴避困難罷了．無恥透頂的鑽營勾當，按照資產階級方式來享用議會肥缺，對議會工作的驚人的改良主義曲解，庸俗的市儈式的因循守舊，──凡此種種，毫無疑義是資本主義到處產生著的，不僅在工人運動之外，而且在工人運動之內產生著的通常的和重要的特徵．然而資本主義及其所造成的資產階級環境（這種環境，就是在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也消逝得很慢，因為農民通常在復活資產階級），毫無例外地在工作上的一切領域，都產生著形式上稍有差別而本質上完全相同的資產階級鑽營勾當、民族沙文主義和市儈庸俗習氣等等。
可愛的抵制派和反議會派，你們覺得自己“極端革命”，但是事實上你們卻在跟工人運動內部的資產階級影響作鬥爭時被一些並不很大的困難嚇倒了，而你們一旦勝利，就是說無產階級一旦推翻資產階級而奪得政權，就會遇到同樣的困難，而且是大的多、大的無可比擬的困難。你們像小孩一樣，被今天擺在你們眼前的小困難嚇倒了，卻不懂得在明天和後天你們仍然必須學會，必須補上一課來學會同樣的然而大得無可比擬的困難。
在蘇維埃政權下，會有更多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人鑽到你們的和我們的無產階級政黨裡來。他們將鑽進蘇維埃，鑽進法院，鑽進行政機關，因為我們不用資本主義所造就的人才，就不能建設也沒有別的人才可用來建設共產主義，因為我們不能趕走和消滅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應當戰勝他們，改造他們，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們，──正像應當在長期鬥爭中，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也重新教育無產者自一樣，因為無產者不能用神術，不能遵照什麼聖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號、決議、法令的意旨，一下子就擺脫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偏見，而只有對廣泛的小資產階級影響，展開長期的艱苦的廣泛的鬥爭，才能擺脫這種偏見。反議會派現在這樣趾高氣揚地、這樣目空一切地、這樣輕率地、這樣幼稚地想一揮手就拋開的那些任務，在蘇維埃政權下，在蘇維埃內部，在蘇維埃的行政機關內部，在蘇維埃的“法律辯護員”當中會重新遇到（我們在俄國廢除了資產階級的律師制，這是做的很對的，可是它在“蘇維埃的”“法律辯護員”的名義下，又在我國復活起來）。在蘇維埃的工程師當中，在蘇維埃的教員當中，在蘇維埃工廠內享受特權的，即技術最熟練、待遇最好的工人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資產階級議會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弊端都在不斷地復活著，我們只有用無產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作再接再厲的、堅持不懈的、長期的、頑強的鬥爭，才能逐漸地戰勝這種禍害。
當然，在資產階級統治下，要克服我們自己黨內，即工人黨內的資產階級習慣，是很“困難的”；要把那些為人們所熟悉的、被資產階級偏見完全腐蝕了的議員領袖驅逐出黨，是“困難的”；要使我們絕對必需的（相當數量的，即使是很有限的）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服從無產階級的紀律，是“困難的”；要在資產階級的議會裡建立真正無愧於工人階級的共產黨黨團，是“困難的”；要做到共產黨議員不玩弄所謂的資產階級議會遊戲，而能在群眾中從事最迫切需要的宣傳、鼓動、組織工作，是“困難的”。用不著說，這一切都是“困難的”，從前在俄國是困難的，現時在西歐和美國更是困難無比，因為在西歐和美國，資產階級要強大的多，資產階級民主傳統等等要強大得多。
然而所有這些“困難”，如果同無產階級為了爭取勝利，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以及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終歸必須完成的完全同樣的任務比較起來，簡直就是兒戲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必須重新教育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數十萬職員、官吏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使他們都服從於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如果同這些真正巨大的任務比較起來，那麼，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在資產階級議會裡，建立真正無產階級政黨的真正共產黨員，就是易如兒戲的事情了。
如果“左派”和反議會派的同志們，現在連克服這種小困難都學不會，那麼，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將來或者是沒有能力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大規模地管理和改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機構，或者是不得不倉促補課，而由於如此倉促，就會給無產階級的事業帶來巨大的危害，會比正常情況下犯更多的錯誤和表現得更軟弱更無能，如此等等。
只要資產階級沒有被推翻，不僅如此，只要小經濟和小商品生產沒有完全消失，那麼資產階級環境、私有者的習慣、小市民的傳統，就會從工人運動的外部和內部來損害無產階級的工作，這不僅在議會這一活動領域內是如此，而且在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裡，在一切文化場所和政治場所也必然一無例外。在某個工作領域中，遇到一個“令人不愉快的”任務或困難，就打算退避、躲開，是極其錯誤的，將來一定要因此付出代價。應當學習並且學會毫無例外地掌握一切工作領域和一切活動領域，在一切場合，在每個地方，戰勝所有的困難和所有的資產階級風氣、傳統和習慣。除此以外，問題的其他提法都是很不嚴肅、很幼稚的。
1920年5月12日
在本書俄文版中，關於整個荷蘭共產黨在國際性的革命政策方面的行為，我說得有點不正確。因此，我趁這個機會把我們荷蘭同志關於這個問題的一封信發表在下面，並且把我在俄文版中所用的“荷蘭論壇派”一詞，改為“荷蘭共產黨的某些黨員”。
尼．列寧
親愛的同志：
承蒙您的好意，我們這些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荷蘭代表團的團員們，在您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翻譯成西歐各種文字出版以前，就有機會讀到它。您在這本書中，對荷蘭共產黨的某些黨員在國際性的政策上所起的作用，再三表示不能同意。
但是，您把這些人的行為的責任放到共產黨身上，我們不能不提出抗議。這是極不正確的。而且，這是不公正的，因為荷蘭共產黨的這些黨員很少參加或者完全不參加我們黨目前的工作；他們還企圖直接或間接地在共產黨內推行反對派的口號，而對這些口號，荷共及其一切組織不僅過去，而且直到今天還在進行最堅決的鬥爭。
僅以荷蘭代表團的名義，致兄弟般的敬禮！
戴．懷恩科普
1920年6月30日於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