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讓我們再接著談下去。
六月事變以後的制憲國民議會的歷史，是資產階級共和派統治和瓦解的歷史，這個派別是以三色旗的共和黨人、純粹的共和黨人、政治的共和黨人、形式的共和黨人等等稱呼聞名的。
這個派別在路易－菲力浦的資產階級君主制度下是官方的共和主義反對派，因而是當時政界中一個公認的構成部分。議院中有它的代表，在報界它也有相當大的勢力。它在巴黎的機關報《國民報》，和《辯論日報》一樣，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質和它在立憲君主制度下的這個地位也是相稱的。它並不是一個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緊密團結、因有特殊生產條件而獨樹一幟的資產階級集團。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義思想的資產者、作家、律師、軍官和官吏組成的一個派系，這個派系之所以有影響，是由於全國對路易－菲力浦個人的反感，由於對舊的共和國的懷念，由於一群幻想家的共和主義信仰，而主要是由於法國人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對於維也納條約和對於同英國聯盟的憎惡，這個派別是始終予以鼓勵的。在路易－菲力浦的統治下，《國民報》的很大一部分擁護者都是因為它鼓吹這種隱蔽的帝制思想而獲得的，也正因為如此，後來在共和國時期，這種帝制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為代表，作為一個置人於死地的競爭者來同《國民報》本身對立。《國民報》也和其余一切資產階級反對派一樣，曾經對金融貴族作過鬥爭。反對預算案的論爭在當時的法國是同反對金融貴族的鬥爭完全相吻合的，這個論爭既然保証有可能博得非常便宜的聲望，並吸取非常豐富的材料來寫清教徒式的社論，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業資產階級感激《國民報》，是因為它奴顏婢膝地擁護法國的保護關稅制度，而它維護這個制度又多半是出於民族的動機，而不是出於國民經濟學的動機。整個資產階級感激它，則是因為它惡毒地誹謗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此外，《國民報》派是純粹的共和派，就是說，它要求把資產階級統治的形式由君主國改為共和國，首先是要求保証自己能在這個統治中佔優勢。對於這一變革的條件，它的認識極其模糊。但有一點它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末期的改革運動的宴會上，這一點已很明顯地表露出來了，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資產者中間，特別是在革命無產階級中間是不受歡迎的。這些純粹的共和黨人，真是名副其實的純粹的共和黨人，本來已經準備好在開始時滿足於奧爾良公爵夫人的攝政，恰好這時爆發了二月革命，因而他們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臨時政府裡獲得了位置。他們當然是一開始就受到資產階級的信任並在制憲國民議會中佔了多數。臨時政府中的社會主義分子馬上被排擠出國民議會開幕後成立的執行委員會；《國民報》派利用六月起義的爆發解散了執行委員會，從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對手，即小資產階級的或民主主義的共和黨人（賴德律－洛蘭等人）。卡芬雅克，這個指揮了六月戰鬥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將軍，獲得了一種獨裁的權力，代替了執行委員會。《國民報》的前任總編輯馬拉斯特，成了制憲國民議會的常任議長；政府各部部長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職位，都由純粹的共和黨人佔據了。
這樣，實際情況超過了早就自命為七月王朝的合法繼承人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理想。但是，這個派別取得統治權並不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時期所幻想的那樣是通過資產階級舉行反對國王的自由主義叛亂，而是由於無產階級對資本舉行了被霰彈鎮壓下去的起義。資產階級共和派認為最革命的事件，實際上卻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實落到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懷裡，但它不是從生命樹上落下來，而是從知善惡樹上落下來的。
資產階級共和派獨佔的統治，只是從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４日起存在到１２月１０日止。這種統治的結果就是擬定共和主義憲法和宣布巴黎戒嚴。
新的憲法實質上不過是１８３０年憲章的共和主義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過高的選舉資格限制，甚至把資產階級的一大部分人也排擠在政治統治之外，這是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這種選舉資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的普遍的選舉權。資產階級共和派不能把這一事件一筆勾銷。他們只得補充了一個限制條款，規定選民必須是在選區居住６個月的。舊有的行政、市政、司法和軍隊等等組織，仍然原封不動；憲法上作了變更，而這種變更只涉及目錄而沒有涉及內容，只涉及名稱而沒有涉及事物。
１８４８年各種自由的必然總匯，人身、新聞出版、言論、結社、集會、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憲法制服而成為不可侵犯的了。這些自由中的每一種都被宣布為法國公民的絕對權利，然而總是加上一個附帶條件，說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時才是無限制的，而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種個人自由彼此之間以及同公共安全協調起來。例如：“公民有權成立團體，有權和平地、非武裝地集會，有權進行請願並且通過報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發表意見。對於這些權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國憲法第２章第８條）“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應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並在國家的最高監督下享用之。”（同上，第９條）“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除非按照法定手續辦事。”（第１章第３條）如此等等。所以，憲法經常提到未來的構成法；這些構成法應當詳細地解釋這些附帶條件並且調整這些無限制的自由權利的享用，使它們既不致互相抵觸，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觸。後來，這種構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來，所有這些自由都加以調整，結果，資產階級可以不受其他階級的同等權利的任何妨礙而享受這些自由。至於資產階級完全禁止“他人”享受這些自由，或是允許“他人”在某些條件（這些條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這些自由，那麼這都是僅僅為了保証“公共安全”，也就是為了保証資產階級的安全，憲法就是這樣寫的。所以，後來兩方面都有充分權利援引憲法：一方面是廢除了所有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復所有這些自由的民主黨人。憲法的每一條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所以，當自由這個名字還備受尊重，而只是對它的真正實現設下了──當然是根據合法的理由──種種障礙時，不管這種自由在日常的現實中的存在怎樣被徹底消滅，它在憲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這麼巧妙的方法弄成不可侵犯的這個憲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樣，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只是這個弱點不是在腳踵上，而是在頭腦上，或者不如說，是在兩個頭腦（在這裡憲法便消失了）上：一個是立法議會，另一個是總統。只要把憲法瀏覽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確定總統對立法議會的關系的條文，才是絕對的、肯定的、沒有矛盾的、不容絲毫曲解的。要知道，這裡所談的問題，是要建立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可靠地位。按照憲法第４５─７０條規定，國民議會可以用合乎憲法的辦法排除總統，而總統要排除國民議會卻只能用違背憲法的辦法，即只有取消憲法本身。可見，這裡憲法本身是在號召以暴力來消滅自己。憲法不僅像１８３０年的憲章那樣尊崇分權制，而且把這種分權制擴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經把立法權和行政權在議會內的爭吵稱為憲法的權力的賭博，在１８４８年的憲法中，這種賭博一直是孤注一擲的。一方面是由普選產生並享有連選連任權的７５０名人民代表構成一個不受監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國民議會，它擁有無限的立法權力，最終決定宣戰、媾和及商約等問題，獨攬大赦權，因自己不間斷地召集會議而經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權的一切特性的總統，他有權不經國民議會而任免自己的內閣閣員，他掌握行政權的一切手段，他可以分封一切官職，從而在法國操縱著至少有１５０萬人的命運，因為有這麼多的人在物質生活上依靠於５０萬各級官吏和各級軍官。他統率一切武裝力量。他享有赦免個別罪犯、解散國民自衛軍以及──經國務會議同意──罷免由公民自己選出的省委員會、縣委員會、市鎮委員會的特權。同外國締結條約時，他具有倡議和領導的作用。國民議會永遠留在舞台上，是公眾日常批評的對象，而總統卻在極樂世界過著隱居的生活，不過他眼前和心裡老是有憲法第４５條在提醒他：“兄弟，要準備犧牲！”你的權力在你當選的第四年，在美麗的５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就要完結了！那時你的榮華就要完蛋了，這出戲是不會再演的，如果你負有債務，你就及時用憲法規定給你的６０萬法郎的薪俸一律償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麗的５月的第二個星期一進入克利希！這樣，憲法就把實際權力授給了總統，而力求為國民議會保証精神上的權力。可是，不用說，法律條文不可能創造精神上的權力，憲法就在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為它規定總統由所有的法國人直接投票選舉。全法國的選票是分散在７５０個國民議會議員之間，可是在這裡選票就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每一單個人民代表不過是某個政黨、某個城市、某個橋頭堡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須選出一個人來湊足７５０個人民代表，人們並不去特別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選舉者本人，可是總統是由全國人民所選出，選舉總統是行使主權的人民每四年運用一次的王牌。民選的國民議會和國民只有形而上學的聯系，而民選的總統卻和國民發生個人聯系。國民議會的確通過它的各個代表反映著國民精神的多種多樣的方面，而總統卻是國民精神的化身。和國民議會不同，總統是一種神權的體現者，他是人民恩賜的統治者。
海洋女神西蒂斯曾經預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斯一樣有個致命弱點的憲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樣預感到它命該早死。根本用不著西蒂斯離開海洋向制憲的純粹的共和派泄露這個秘密，這些共和派只要從自己的理想共和國的高空雲層間俯瞰一下罪孽的塵世，就可以看到，他們越是接近於完成他們那個偉大的立法藝術創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產主義者的傲慢自負以及他們自己的不孚眾望，也就與日俱增。他們力圖用立憲的狡猾手腕，用憲法第１１１條來躲過厄運，根據這條規定，任何修改憲法的提案都必須經過每次相距一個月的三次討論，至少必須由３／４的票數通過，而且參加表決的至少必須有５００個國民議會議員。可是這只是為了在他們將來成為議會少數派時（他們現在已經預感到這一點）保持自己勢力的一種無力的嘗試，這種勢力現在當他們還在議會中佔多數並且握有一切政府權力手段時，就已經一天天地從他們的軟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後，在一個特別滑稽的條文中，憲法把自己托付給“全體法國人民和每一個法國人的警惕性和愛國心”，而在前面的另一條文中，它已經把有“警惕性”和“愛國心”的法國人托付給它專門發明出來的最高法院（“ｈａｕｔｅ ｃｏｕｒ”）所實行的溫柔的刑事監護了。
１８４８年的憲法就是這樣。它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不是被人頭撞倒，而只是由於觸摸一頂帽子而傾倒，誠然，這頂帽子是三角拿破侖帽。
當資產階級共和派在國民議會內忙於構思、討論和表決這個憲法時，卡芬雅克卻在國民議會外把巴黎控制在戒嚴狀態中。巴黎戒嚴是處於分娩共和國的產前陣痛中的制憲議會的助產婆。如果說後來憲法被刺刀葬送了，那麼不要忘記，在它還在母胎中時，刺刀，而且是對準人民的刺刀就保護過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幫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們曾經拿著他們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歐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項發明，這項發明自己給自己開拓了通向整個大陸的道路，但是它又懷著永不熄滅的愛回到法國，直到它終於在法國的半數的省裡取得公民權為止。這項發明就是戒嚴。這是一項卓越的發明，每當法國革命進程處於危機關頭，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運用。但是，既然兵營和露營是這樣周期地重重壓在法國社會頭上，以便壓制這個社會的意識並制服這個社會；既然馬刀和毛瑟槍周期地受命進行審判和管理，進行監護和檢查，執行警察和更夫職務；既然胡子和軍服周期地被宣布為社會的最高智慧和指導者，那麼兵營和露營、馬刀和毛瑟槍、胡子和軍服又怎麼能不終於得出一個結論說：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等的制度，並使資產階級社會根本不必關心自治問題，從而一勞永逸地拯救社會！兵營和露營、馬刀和毛瑟槍、胡子和軍服必然要產生這種想法，尤其是因為它們在這種場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樹的更高的功勞得到更多的現金報酬，而當它們按某一派資產階級的命令實行周期戒嚴和暫時拯救社會的時候，它們除了幾個人的死傷和資產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獲得實際利益的。為什麼軍方不可以終於搞出一次對它自己有利益有好處的戒嚴，同時把資產者的交易所也圍攻一下呢？而且還不應忘記（我們順便提一提），貝爾納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時期未經審判就把１５０００名起義者放逐的那位軍事委員會主席，現在又是巴黎各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人了。
如果說正直的、純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嚴，從而創設了後來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近衛軍所賴以成長的苗床，那麼同時屬於他們的還有另一種功績：在路易－菲力浦時期他們還點燃民族情感，而現在，當他們掌握了全國的力量的時候，他們卻向國外列強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讓奧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再一次來奴役意大利。路易．波拿巴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當選為總統，結束了卡芬雅克的獨裁和制憲議會。
憲法第４４條說：“曾經喪失過法國公民資格的人不能擔任法蘭西共和國總統。”法蘭西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路易－拿破侖．波拿巴不只喪失過法國公民資格，不只當過英國的特別警察，而且是一個已經歸化了的瑞士人。
關於１２月１０日選舉的意義，我在另一個地方已經詳細談過，這裡就不再談了。這裡只須指出，１２月１０日的選舉是曾經不得不支付了二月革命的費用的農民反對國內其他各個階級的表現，是農村反對城市的表現。這次選舉得到軍隊方面的巨大同情，因為軍隊從《國民報》派的共和黨人那裡既沒有取得榮譽，也沒有領到附加軍餉；這次選舉還受到大資產階級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資產階級歡迎波拿巴是把他作為恢復君主制度的一個跳板；選舉也受到無產者和小資產者的巨大同情，他們歡迎波拿巴是把他作為對卡芬雅克的一種懲罰。下邊我還要更詳細地談談農民對法國革命的態度。
從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到１８４９年５月制憲議會解散這個時期，包括了資產階級共和派滅亡的歷史。資產階級共和派為資產階級建立了共和國，把革命無產階級趕下台，一時堵住了民主派小資產階級的嘴，以後自己也就被資產階級群眾所排斥，這批資產階級群眾有權利把共和國據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可是這批資產階級群眾是保皇派，其中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經在復辟時期居於統治地位，因而是正統派；另一部分，即金融貴族和大工業家，曾經在七月王朝時期居於統治地位，因而是奧爾良派。軍隊、大學、教會、律師界、學院和報界的顯要人物，都分屬於上述兩派，雖然所佔比例各不相同。這兩部分資產階級都把這個既不叫作波旁、也不叫作奧爾良、而是叫作資本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當作它們能夠共同進行統治的國家形式。六月起義已經把他們聯合成“秩序黨”，現在首先應該是把還在國民議會中佔有席位的一幫資產階級共和派排斥出去。這些純粹的共和派曾經極其殘暴地濫用武力對付人民，而現在，當需要捍衛他們自己的共和主義和自己的立法權以對抗行政權和保皇黨人時，他們卻極其怯懦地、畏縮地、沮喪地、軟弱無力地放棄了鬥爭。我用不著在這裡敘述他們解體的可恥歷史。他們不是滅亡了，而是無形消失了。他們已經最終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在往後的時期中，不論在議會內或議會外，他們都僅僅表現為對過去的回憶，只要涉及到共和國的名稱，只要革命衝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險，這些回憶便又復活起來。順便指出，把自己的名稱交給這個派別的《國民報》，在後來一個時期就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去了。
在結束這一時期之前，我們還應該回顧一下兩種力量，這兩種力量從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起到制憲議會結束時止是並居在一起的，而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那天，其中的一種力量消滅了另一種力量。我們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聯合的保皇黨，即秩序黨，大資產階級的黨。波拿巴就任總統後立即組織了以奧迪隆．巴羅為首（請注意，是以議會資產階級的最自由主義的一派的老領袖為首）的秩序黨內閣。巴羅先生終於獲得了１８３０年以來他朝思暮想的內閣職位，並且是內閣總理的職位。然而這個位置並不是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時期所幻想的那樣以議會反對派的最先進領袖的身分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死敵即耶穌會和正統派的同盟者的身分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務是把議會送進墳墓。他終於把新娘迎來舉行婚禮，然而只是在新娘失身以後才迎來的。波拿巴本人好像是完全退隱了。代他行動的是秩序黨。
在內閣第一次會議上就決定派出遠征軍去羅馬，並且商定要瞞著國民議會來安排這件事，而經費卻要假造口實向國民議會索取。這樣，內閣就開始以欺騙國民議會和暗中勾結外國專制勢力的辦法來對付革命的羅馬共和國了。波拿巴也用同樣的方法和同樣的手段準備了反對保皇黨立法議會及其立憲共和國的十二月二日政變。不要忘記，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組成波拿巴內閣的那個政黨，又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立法國民議會中的多數。
８月間制憲議會曾經決定，在制定並公布一套補充憲法的構成法以前，它不解散。１８４９年１月６日，秩序黨通過議員拉托建議議會不要去搞什麼構成法，最好是通過一項關於解散自己的決議。這時，不僅是以奧迪隆．巴羅先生為首的內閣，而且國民議會中的全體保皇黨議員，都以命令口吻對國民議會說：為了恢復信用，為了鞏固秩序，為了終止不確定的暫時狀態而建立完全確定的狀態，必須解散國民議會；議會妨礙新政府進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於執迷不悟才企圖延長自己的生命；它已經使全國感到厭惡了。波拿巴把這一切攻擊立法權的說法都記在心裡，背得爛熟，並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向議會保皇派証明，他確實從他們那裡學得了一些東西。他把他們自己的口號拿來反對他們。
巴羅內閣和秩序黨往前更進了一步。他們在全法國掀起了向國民議會請願的運動，客客氣氣地請求國民議會隱退。這樣，他們就把無組織的人民群眾引入反對國民議會、反對依照憲法組織起來的民意表現的鬥爭。他們教會波拿巴從訴諸議會轉而訴諸人民。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那天，制憲議會終於不得不解決關於自行解散的問題了。這一天，軍隊佔據了國民議會舉行會議的場所；總攬國民自衛軍和正規軍指揮大權的秩序黨將軍尚加爾涅，就像是處於臨戰狀態那樣在巴黎舉行了大規模的閱兵，而聯合的保皇黨人威脅制憲議會說，如果它不表示順從，就將使用暴力。國民議會果然表示願意順從，但商定再苟延一個短短的時期。１月２９日不就是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政變嗎？不過這次是由保皇黨人協同波拿巴反對共和派國民議會罷了。保皇黨老爺們沒有看到或是不願意看到，波拿巴利用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事變，為的是讓一部分軍隊在土伊勒裡宮前受他檢閱；他貪婪地抓住這個公然訴諸武力來反對議會權力的初次嘗試，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古拉。他們當然只看見了他們的尚加爾涅。
特別推動秩序黨使用暴力去縮短制憲議會生命的一個原因，就是那些補充憲法的構成法──教育法、宗教法等等。聯合的保皇黨人認為極其重要的，是他們自己制定這些法律，而不是讓那些疑慮重重的共和黨人去制定。可是，在這些構成法中，還有一個關於共和國總統的責任的法律。１８５１年立法議會正從事於制定這個法律，波拿巴就以１２月２日的打擊防止了這一打擊。聯合的保皇黨人在１８５１年冬季議會戰役時期，是多麼希望有一個現成的總統責任法，並且是由疑慮重重的、敵對的共和派議會制成的總統責任法啊！
在制憲議會於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自己毀壞了自己的最後的武器以後，巴羅內閣和秩序之友便將它置於死地。他們不放過任何機會來貶低它，強迫這個軟弱無力的和對自己絕望的議會通過一些使它失去最後一點社會尊敬的法律。波拿巴沉溺於自己的固定的拿破侖觀念，竟肆無忌憚地公開利用對議會勢力的這種貶低。例如，當國民議會１８４９年５月８日因烏迪諾將軍佔領奇維塔韋基亞而通過譴責內閣議案，並命令羅馬遠征軍回到它所謂的目標時，當天晚上波拿巴就在《通報》上發表了致烏迪諾的一封信，祝賀這位將軍建樹了英雄的功績，並且和那些賣弄筆墨的議員相反，假裝成寬大為懷的軍隊的庇護者。保皇黨人對此加以譏笑。他們認為他不過是個笨蛋。最後，當制憲議會議長馬拉斯特偶爾懷疑到國民議會的安全，根據憲法責令一個上校率領所部開來保護國民議會時，那個上校卻以軍紀為借口拒絕調動，並建議馬拉斯特去跟尚加爾涅交涉，但尚加爾涅也拒絕了馬拉斯特的要求，並且刻毒地說，他不喜歡能思想的刺刀。１８５１年１１月，聯合的保皇黨人在準備同波拿巴開始作決定性的鬥爭時，曾經企圖在他們的聲名狼藉的議會總務官法案中規定國民議會議長能直接調動軍隊的原則。他們的一位將軍勒夫洛簽署了這個法案。但是，尚加爾涅白白地投票讚成了這一法案，梯也爾也白白地讚揚了已故制憲議會的有遠見的智慧。陸軍部長聖阿爾諾像尚加爾涅回答馬拉斯特一樣回答了他，而且博得了山岳黨的鼓掌！
當秩序黨還只是內閣而不是國民議會的時候，它就這樣玷污了議會制度。而當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變把議會制度逐出法國的時候，它就叫喊起來了！
我們祝議會制度一路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