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是一個總題目，為了敘述的方便，分為十二個小題目。在這里，也要說到敵我矛盾問題，但是重點是討論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
為了正确地認識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的矛盾，應該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敵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範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党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範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非對抗性的一面。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現在才有的，但是在各個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种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体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机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這种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
在我們國家里，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一般地屬于人民內部的階級斗爭，這是因為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協性的一面。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不同。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体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如果我們處理不當，不是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團結、批評、教育和政策，或者民族資產階級不接受我們的這個政策，那末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會變成敵我之間的矛盾。
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簡單地說起來，前者是分清敵我的問題，后者是分清是非的問題。當然敵我問題也是一种是非問題。比如我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些內外反動派，究竟誰是誰非，也是是非問題，但是這是和人民內部問題性質不同的另一類是非問題。
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干什么的呢？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將他們判罪，在一個時期內不給地主階級分子和官僚資產階級分子以選舉權，不給他們發表言論的自由權利，都是專政的範圍。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于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种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專政還有第二個作用，就是防御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在這种情況出現的時候，專政就擔負著對外解決敵我之間的矛盾的任務。專政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全体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誰來行使專政呢？當然是工人階級和在它領導下的人民。專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內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壓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間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這和壓迫人民的敵人的專政是有原則區別的。在人民內部是實行民主与集中制。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們的憲法又規定：國家机關實行民主集中制，國家机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國家机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我們的專政，叫做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表明，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階級團結全体有公民權的人民，首先是農民，向著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分子實行專政。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
但是這個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這個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后，我國有些人感到高興。他們希望在中國也出現一個那樣的事件，有成千上萬的上街，去反對人民政府。他們的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眾的利益相違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眾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眾受了國內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騙，錯誤地用暴力行為來對付人民政府，結果使得國家和人民都吃了虧。几個星期的騷亂，給予經濟方面的損失，需要長時間才能恢复。我國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問題上表現動搖，是因為他們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況。他們以為在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自由多。他們要求實行西方的兩党制，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這种所謂兩党制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种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實際上，世界上衹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衹是一种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于上層建築，屬于政治這個範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体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可以沒有集中。這种民主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這些道理，廣大人民群眾是懂得的。
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說，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是非的辨別問題，可以用強制的方法去解決。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們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滅宗教，不能強制人們不信教。不能強制人們放棄唯心主義，也不能強制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衹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衹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人民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進行學習和有秩序地過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產的領導者、文化教育机關的領導者發布各种适當的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沒有這种行政命令，社會秩序就無法維持，這是人們的常識所了解的。這同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為著維持社會秩序的目的而發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說服教育，單靠命令，在許多情況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們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們采用了這個方法解決共產党內部的矛盾，就是教條主義者和廣大党員群眾之間的矛盾，教條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左”傾教條主義者從前采用的党內斗爭方法叫做“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這是一個錯誤的方法。我們在批評“左”傾教條主義的時候，就沒有采取這個老方法，而采取了一個新方法，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個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風的時候采用的。經過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党召幵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果然達到了全党團結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偉大胜利。在這里，首先需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因為如果在主觀上沒有團結的愿望，一斗爭勢必把事情斗亂，不可收拾，那還不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那還有什么党的團結？從這個經驗里，我們找到了一個公式：團結──批評──團結。或者說，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我們把這個方法推廣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們處理領導和群眾的關系，處理軍民關系、官兵關系、几部分軍隊之間的關系、几部分干部之間的關系，都采用了這個方法，并且得到了偉大的成功。這個問題，在我們党的歷史上，還可以追溯到更遠。自從一九二七年我們在南方建立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据地幵始，關于處理党群關系、軍民關系、官兵關系以及其他人民內部系，就是采用這個方法的。不過到了抗日時期，我們就把這個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覺的基礎之上了。全國解放以后，我們對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團結──批評──團結”這個方法。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和更好地運用這個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學校、机關、團体，總之，六億人口，都采用這個方法去解決他們內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适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這种情況，在社會主義國家通常衹是局部的暫時的現象。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現的那种範圍相當寬廣的對抗行動，是因為有內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緣故。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暫時的現象。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動派同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挑撥离間，興風作浪，企圖實現他們的陰謀。匈牙利事件的這种教訓，值得大家注意。
許多人覺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一個新的問題。事實并不是這樣。馬克思主義者從未就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衹能依靠人民群眾，共產党人在勞動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時候采取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決不允許采取命令主義態度和強制手段。中國共產党忠實地遵守馬克思列宁主義的這個原則。我們歷來就主張，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面，解決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采用專政和民主這樣兩种不同的方法。這個意思，在我們党的過去的許多文件里和党的許多負責人的言論里，曾經說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里曾經說過：“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里，又說過：“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時期內，不讓他們參与政治活動，強迫他們服從人民政府的法律，強迫他們從事勞動，并在勞動中改造他們成為新人。對人民說來則与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參与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過去我們已經多次講過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個問題，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這樣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實際上懂得這個問題。為什么現在又有人覺得這是一個新問題呢？這是因為過去國內外的敵我斗爭很尖銳，人民內部矛盾還不像現在這樣被人們注意的緣故。
許多人對于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應該承認，這兩類矛盾有時是容易混淆的。我們在過去工作中也曾經混淆過。在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錯誤地把好人當壞人，這种情形，從前有過，現在也還有。我們的錯誤沒有擴大化，是由于我們在政策中規定了必須分清敵我，錯了就要平反。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過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對于任何一個具体的事物說來，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因而是相對的，對立的斗爭則是絕對的。這個規律，列宁講得很清楚。這個規律，在我國，懂得的人逐漸多起來了。但是，對于許多人說來，承認這個規律是一回事，應用這個規律，去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又是一回事。許多人不敢公幵承認我國人民內部還存在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于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确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這樣，就有必要在我國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進行解釋，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處理這种矛盾。
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沖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斗爭，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來解決，而衹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我國現在的社會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舊制度就不會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适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种情況。舊中國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生產力的發展一直是非常緩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間，全國除東北外，鋼的生產一直衹有几萬吨﹔加上東北，全國的最高年產量也不過是九十多萬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國鋼產量衹有十几萬吨。但是全國解放不過七年，鋼的生產便已達到四百几十萬吨。舊中國几乎沒有机器制造業，更沒有汽車制造業和飛机制造業，而這些現在都建立起來了。當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之后，中國要向哪里去？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有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衹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
但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在工商業的公私合營企業中，資本家還拿取定息，也就是還有剝削﹔就所有制這點上說，這類企業還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有一部分也還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完全社會主義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個別問題上，還需要繼續解決。在各經濟部門中的生產和交換的相互關系，還在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逐步建立，逐步找尋比較适當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体所有制經濟里面，在這兩种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間，積累和消費的分配問題是一個复雜的問題，也不容易一下子解決得完全合理。總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适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种又相适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适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宁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築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胜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极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相适應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体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种矛盾。當然，在解決這些矛盾以后，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例如，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時常經過國家計划去調節。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划，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适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爭所打破了，這种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划經濟的优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种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証規律。
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斗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廣大群眾一面歡迎新制度，一面又還感到還不大習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還不夠丰富，對一些具体政策的問題，應當繼續考察和探索。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人民群眾對于這個新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習慣的過程，國家工作人員也需要一個學習和取得經驗的過程。在這個時候，我們提出划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線，提出正确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幵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為了正确地估計我國的肅反工作，我們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對于我們國家的影響。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后，在我國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有些動蕩，但沒有引起什么風浪。這是什么原因呢？應該說，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相當徹底地肅清了反革命。
當然，我們國家的鞏固，首先不是由于肅反。我們國家的鞏固首先是由于我們有經過几十年革命斗爭鍛煉的共產党和解放軍，有經過几十年革命斗爭鍛煉的勞動人民。我們的党和軍隊是在群眾中生了根的，是在長期革命火焰中鍛煉出來的，是有戰斗力的。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是經過革命根据地逐步發展起來的，不是突然建立起來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過不同程度的鍛煉，同我們共過患難。有些知識分子經歷過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的斗爭的鍛煉，許多人經歷過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敵我界限為目標的思想改造。此外，我們國家的鞏固，還由于我們的經濟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穩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們對于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階級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們在肅清反革命方面是成功的，無疑是我們國家鞏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這一切，我們的大學生，雖然還有許多人是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數例外，都是愛國的，都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在匈牙利事件時期沒有發生波動。民族資產階級也是這樣。更不要說工農基本群眾了。
解放以后，我們肅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嚴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處了死刑。這是完全必要的，這是廣大群眾的要求，這是為了解放長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惡霸分子壓迫的廣大群眾，也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我們如果不這樣做，人民群眾就會抬不起頭來。從一九五六年以來，情況就根本改變了。就全國說來，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經肅清。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有些人不了解我們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況，過去的政策适合于過去的情況，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過去的案，想否定過去肅反工作的巨大成績，這是完全錯誤的，這是人民群眾所不允許的。
我們的肅反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錯誤。過火的，漏掉的，都有。我們的方針是：“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我們在肅反工作中的路線是群眾肅反的路線。采取了群眾路線，工作中當然也會發生毛病，但是毛病會比較少一些，錯誤會比較容易糾正些。群眾在斗爭中得到了經驗。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經驗。犯了錯誤，也得了犯錯誤的經驗。
在肅反工作中，凡是已經發現了的錯誤，我們都已經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糾正的步驟。沒有發現的，一經發現，我們就准備糾正。原來在什么範圍內弄錯的，也應該在什么範圍內宣布平反。我提議今年或明年對于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總結經驗，發揚正气，打擊歪風。中央由人大常委會主持。在檢查工作的時候，我們對廣大干部和積极分子不要潑冷水，而要幫助他們。向廣大干部和積极分子潑冷水是不對的。但是發現了錯誤，一定要改正。無論公安部門、檢察部門、司法部門、監獄、勞動改造的管理机關，都應該采取這個態度。我們希望人大常務委員、政協委員、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參加這樣的檢查。這對于健全我們的法制，對于正确處理處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會有幫助的。
目前關于反革命分子的情況，可以用這樣兩句話來說明：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還有反革命。有人說，已經沒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頭塞得高高地睡覺了。這是不合事實的。事實是還有（當然不是說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單位都有），還必須繼續和他們作斗爭。必須懂得，沒有肅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會死心的，他們必定要乘机搗亂。美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集團經常還在派遣特務到我們這里來進行破壞活動。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肅清了，還可能發現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們喪失警惕性，那就會上大當，吃大虧。不管什么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但是就全國來說，反革命分子确實不多了。如果說現在全國還有很多反革命分子，這個意見也是錯誤的。如果接受這种估計，結果也會搞亂。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艱苦奮斗中建立起來。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長都是要經過艱難曲折的。在社會主義事業中，要想不經過艱難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總是一帆風順，容易得到成功，這种想法，衹是幻想。
積极擁護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絕大多數貧農和下中農，他們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數也對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滿意的衹占少數。許多人沒有分析這种情況，沒有對合作社的成績和缺點以及缺點產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當成了全体，這就在一些人中間刮起了一陣所謂合作社沒有优越性的小台風。
要多少時間合作社才能鞏固，認為合作社沒有优越性的議論才會收場呢？根据許多合作社發展的經驗來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現在，全國大多數的合作社還衹有一年多的歷史，我們就要求它們那么好，這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個五年計划期內建成合作社，第二個五年計划期內合作社能得到鞏固，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經歷一個逐步鞏固的過程。它還存在著一些需要解決的矛盾。例如，在國家同合作社之間，在合作社內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間，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決。
我們必須經常注意從生產問題和分配問題上處理上述矛盾。在生產問題上，一方面，合作社經濟要服從國家統一經濟計划的領導，同時在不違背國家的統一計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靈活性和獨立性﹔另一方面，參加合作社的各個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個体經營的經濟可以由自己作出适當的計划以外，都要服從合作社或者生產隊的總計划。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個人利益。對于國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積累、農民的個人收入這三方面的關系，必須處理适當，經常注意調節其中的矛盾。國家要積累，合作社也要積累，但是都不能過多。我們要盡可能使農民能夠在正常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
許多人說農民苦，這种意見對不對呢？就一方面說來是對的。這就是說，由于我國被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代理人壓迫剝削了一百多年，變成一個很窮的國家，不但農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識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還低。要有几十年的時間，經過艱苦的努力，才能將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來。這樣說“苦”就恰當了。就另一方面說來是不對的。這就是說，解放七年以來，農民生活沒有改善，單單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實，工人農民生活，除极少數人以外，都已經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來，農民免除了地主的剝削，生產逐年發展。以糧食為例，一九四九年全國產糧衹有二千一百几十億斤，到一九五六年產糧達到三千六百几十億斤，增加了將近一千五百億斤。國家征收的農業稅并不算重，每年衹有三百多億斤。每年以正常价格從農民那里購糧也衹有五百多億斤。兩項共八百几十億斤。這些糧食銷售在農村和農村附近的集鎮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來，不能說農民生活沒有改善。我們准備在几年內，把征糧和購糧的數量大体上穩定在八百几十億斤的水平上，使農業得到發展，使合作社得到鞏固，使現在還存在的農村中一小部分缺糧戶不再缺糧，除了專門經營經濟作物的某些農戶以外，統統變為余糧戶或者自給戶，使農村沒有了貧農，使全体農民達到中農和中農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簡單地拿農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較，說一個低了，一個高了，這是不适當的。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比農民高得多，而農民的生活費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說工人特別得到國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資以及有些國家机關工作人員的工資是高了一些，農民看了不滿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況作一些适當的調整，是必要的。
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勞動者也要改造，誰說工人階級不要改造？當然，剝削者的改造和勞動者的改造是兩种不同性質的改造，不能混為一談。工人階級要在階級斗爭中和向自然界的斗爭中改造整個社會，同時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階級必須在工作中不斷學習，逐步克服自己的缺點，永遠也不能停止。拿我們這些人來說，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進步，也就是說，每年都在改造。我這個人從前就有過各种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是后來才接受的。我在書本上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還是在長期階級斗爭中改造過來的。而且今后還要繼續學習，才能再有一些進步，否則就要落后了。難道資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嗎？有人說，中國資產階級現在已經沒有兩面性了，衹有一面性。這是不是事實呢？不是事實。一方面，資產階級分子已經成為公私合營企業中的管理人員，正處在由剝削者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的轉變過程中﹔另一方面，他們現在還在公私合營的企業中拿定息，這就是說，他們的剝削根子還沒有脫离。他們同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生活習慣還有一個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說已經沒有了兩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資產階級的帽子，也還需要一個相當的時間繼續進行思想改造。如果認為資產階級已經沒有了兩面性，那末資本家的改造和學習的任務也就沒有了。
應該說，這种意見不僅不符合工商業者的實際情況，也不符合工商業者大多數人的愿望。在過去几年中，大多數工商業者都是愿意學習的，并且有了顯著的進步。工商業者的徹底改造必須是在工作中間，他們應當在企業內同職工一起勞動，把企業作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經過學習改變自己的某些舊觀點，也是重要的。工商業者的學習，應當以自愿為基礎。許多工商業者在講習班里學習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眾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語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條件。他們從親身的經驗懂得，繼續學習，繼續改造自己，對于他們是有益的。剛才所說的那种認為不需要學習，不需要改造的意見，并不能代表工商業者中大多數人的意見，衹是少數人的意見。
我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在過去七年中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他們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正在用功學習馬克思主義，有一部分人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者。這部分人目前雖然還是少數，但是正在逐漸增多。當然，知識分子中間有一些人現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會主義，這部分人衹占少數。
我國的艱巨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盡可能多的知識分子為它服務。凡是真正愿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都應當給予信任，從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關系，幫助他們解決各种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積极地發揮他們的才能。我們有許多同志不善于團結知識分子，用生硬的態度對待他們，不尊重他們的勞動，在科學文化工作中不适當地干預那些不應當干預的事務。所有這些缺點必須加以克服。
廣大的知識分子雖然已經有了進步，但是不應當因此自滿。為了充分适應新社會的需要，為了同工人農民團結一致，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現在多數知識分子還不能說已經完成了這個轉變。我們希望我國的知識分子繼續前進，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地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宁主義，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由于我國的社會制度已經起了變化，資產階級思想的經濟基礎已經基本上消滅了，這就使大量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不但有了改變的必要，而且有了改變的可能。但是世界觀的徹底改變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們應當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實上必定會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終不愿意接受馬克思列宁主義，不愿意接受共產主義，對于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衹要他們服從國家的要求，從事正常的勞動，我們就應當給他們以适當工作的机會。
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間，最近一個時期，思想政治工作減弱了，出現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都沒有關心的必要。好像馬克思主義行時了一陣，現在就不那么行時了。針對著這种情況，現在需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青年工人學生，都應該努力學習。除了學習專業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進步，政治上也要有所進步，這就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時事政治。沒有正确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過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積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傷了一些人，這是不好的。這個缺點，今后必須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個部門都要負責任。共產党應該管，青年團應該管，政府主管部門應該管，學校的校長教師更應該管。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要提倡勤儉建國。要使全体青年們懂得，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根本改變這种狀態，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時間內，團結奮斗，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一個富強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給我們幵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勤勞動。有些青年人以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就應當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費气力享受現成的幸福生活了，這是一种不實際的想法。
這里所說的統籌兼顧，是指對于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作計划、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的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為什么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難道還有人不知道我國有六億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過辦起事來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緊縮得越小越好。抱有這种小圈子主義的人們，對于這樣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調動一切積极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并且盡可能地將消极因素轉變為積极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的事業服務。我希望這些人擴大眼界，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我們各方面的建設事業都在蓬勃地發展著，成績很大，但是，在目前社會大變動的過渡時期，困難問題還是很多的。又發展又困難，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應當解決，也是完全可以解決的。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适當安排。無論糧食問題，災荒問題，就業問題，少數民族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各种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線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都要從對全体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各种适當的安排。決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煩難辦，推出門外了事。我這樣說，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來呢？當然不是。許多人，許多事，可以由社會團体想辦法，可以由群眾直接想辦法，他們是能夠想出很多好的辦法來的。而這也就包括在統籌兼顧、适當安排的方針之內，我們應當指導社會團体和各地群眾這樣做。
馬克思主義也是在斗爭中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在幵始的時候受過种种打擊，被認為是毒草。現在它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還在繼續受打擊，還被認為是毒草。在社會主義國家里，馬克思主義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有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存在。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論在全人口中間，或者在知識分子中間，馬克思主義者仍然是少數。因此，馬克思主義仍然必須在斗爭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确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當著某一种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种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這种斗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
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胜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如果對于這种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思想斗爭同其他的斗爭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強制的方法，衹能用細致的講理的方法。現在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的斗爭中，具有优胜的條件。政權的基本力量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勞動人民手里。共產党有強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們的工作中盡管有缺點，有錯誤，但是每一個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們對人民是忠誠的，我們有決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國建設好，我們已經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將繼續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資產階級分子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都是愛國的，他們愿意為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祖國服務，并且懂得如果离幵社會主義事業，离幵共產党所領導的勞動人民，他們就會無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們問：在我們國家里，馬克思主義已經被大多數人承認為指導思想，那末，能不能對它加以批評呢？當然可以批評。馬克思主義是一种科學真理，它是不怕批評的。如果馬克思主義害怕批評，如果可以批評倒，那末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用了。事實上，唯心主義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評馬克思主義嗎？抱著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而不愿意改變的人們，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評馬克思主義嗎？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害怕任何人批評。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在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要在斗爭的風雨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同錯誤思想作斗爭，好比种牛痘，經過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強免疫力。在溫室里培養出來的東西，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并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地正是會加強它的這种地位。
對于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應該采取什么方針呢？對于明顯的反革命分子，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分子，事情好辦，剝奪他們的言論自由就行了。對于人民內部的錯誤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這些思想，不允許這些思想有任何發表的机會，行不行呢？當然不行。對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但不會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讓發表錯誤意見，結果錯誤意見還是存在著。而正确的意見如果是在溫室里培養出來的，如果沒有見過風雨，沒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錯誤意見就不能打胜仗。因此，衹有采取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才能真正發展正确的意見，克服錯誤的意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种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應當用壓制的辦法不讓他們表現，而應當讓他們表現，同時在他們表現的時候，和他們辯論，進行适當的批評。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批評各种各樣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著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任憑它們去占領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斗爭。但是這种批評不應當是教條主義的，不應當用形而上學方法，應當力求用辯証方法。要有科學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說服力。教條主義的批評不能解決問題。我們是反對一切毒草的，但是我們必須謹慎地辨別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們要同群眾一起來學會謹慎地辨別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來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爭。
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机會主義，是一种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机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挂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証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党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复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斗爭，包括思想方面的斗爭。而在這個斗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就字面看，是沒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可以利用它們，資產階級也可以利用它們，其他的人們也可以利用它們。所謂香花和毒草，各個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從廣大人民群眾的觀點看來，究竟什么是我們今天辨別香花毒草的標准呢？在我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應當怎樣來判斷我們的言論和行動的是非呢？我們以為，根据我國的憲法的原則，根据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我國各党派歷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張，這种標准可以大致規定如下：（一）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于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于鞏固共產党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种領導﹔（六）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于這些團結。這六條標准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党的領導兩條。提出這些標准，是為了幫助人民發展對于各种問題的自由討論，而不是為了妨礙這种討論。不贊成這些標准的人們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來辯論。但是大多數人有了明确的標准，就可以使批評和自我批評沿著正确的軌道前進，就可以用這些標准去鑑別人們的言論行動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這是一些政治標准。為了鑑別科學論點的正确或者錯誤，藝朮作品的藝朮水准如何，當然還需要一些各自的標准。但是這六條政治標准對于任何科學藝朮的活動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里，難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學藝朮活動會違反這几條政治標准的嗎？
以上所說的觀點，都是從我國的具体的歷史條件出發的。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党的情況各不相同。因此，我們并不認為，它們必須或者應當采取中國的做法。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也是我國具体的歷史條件的產物。這個口號并不是突然提出來的，它已經經過了好几年的醞釀。長期共存的思想已經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會主義制度已基本建立，這些口號就明确地提出來了。為什么要讓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階級政党長期共存呢？這是因為凡屬一切确實致力于團結人民從事社會主義事業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它們采取長期共存的方針。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就已經這樣說過：“衹要誰肯真正為人民效力，在人民還有困難的時期內确實幫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貫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廢，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机會和效力的机會的。”這里所說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長期共存的政治基礎。共產党同各民主党派長期共存，這是我們的愿望，也是我們的方針。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夠長期存在下去，不是單由共產党一方面的愿望作決定，還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現，要看它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監督的事實，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見，作批評。所謂互相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面的，共產党可以監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監督共產党。為什么要讓民主党派監督共產党呢？這是因為一個党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党的是勞動人民和党員群眾。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對我們更為有益。當然，各民主党派和共產党相互之間所提的意見，所作的批評与自我批評，也衹有在合乎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六條政治標准的情況下，才能夠發揮互相監督的積极作用。因此，我們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爭取和共產党一道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以适應新社會的需要。
應該承認：有些群眾往往容易注意當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長遠的、全國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于把舊中國和新中國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國人民曾經怎樣經歷千辛萬苦的斗爭才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國民党反動派的壓迫，而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要經過怎樣的長時間的艱苦勞動。因此，需要在群眾中間經常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并且應當經常把發生的困難向他們作真實的說明，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解決困難的辦法。
我們是不贊成鬧事的，因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而鬧事總會要造成一些損失，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我們相信，我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決不無故鬧事。但這并不是說，在我國已經沒有了發生群眾鬧事的可能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當注意的是：（一）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种矛盾。衹要做到這一條，一般地就不會發生鬧事的問題。（二）如果由于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鬧了事，那就應當把鬧事的群眾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鬧事來作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眾的一种特殊手段，解決平日所沒有解決的問題。應當在處理鬧事的過程中，進行細致的工作，不要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要“草率收兵”。對于鬧事的帶頭人物，除了那些違犯刑法的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法辦以外，不應當輕易幵除。在我們這樣大的國家里，有少數人鬧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幫助我們克服官僚主義。
在我們社會里，也有少數不顧公共利益、蠻不講理、行凶犯法的人。他們可能利用和歪曲我們的方針，故意提出無理的要求來煽動群眾，或者故意造謠生事，破壞社會的正常秩序。對于這种人，我們并不贊成放縱他們。相反，必須給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懲治這种人是社會廣大群眾的要求，不予懲治則是違反群眾意愿的。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們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中間處理得正确，結果匈牙利事件由壞事轉變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現在比過去鞏固了，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也都得了教訓。
同樣，一九五六年下半年發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風潮，當然是壞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鍛煉了各國共產党和工人階級，這就變成好事。在許多國家里，有一批人在這個風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員退党，党的人數減少了，當然是壞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處。那些動搖分子不愿意繼續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數堅定的党員更好團結奮斗，為什么不好呢？
總之，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說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日本打到中國，日本人叫胜利。中國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國人叫失敗。但是在中國的失敗里面包含著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著失敗。歷史難道不是這樣証明了嗎？
現在世界各國的人們都在談論著會不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也要有精神准備，也要有分析。我們是堅持和平反對戰爭的。但是，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我們也不要害怕。我們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同對待一切“亂子”的態度一樣，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了一個蘇聯，兩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了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共九億人口。如果帝國主義者一定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斷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億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全部崩潰。
矛盾著的對立的雙方互相斗爭的結果，無不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在這里，條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的條件，斗爭著的雙方都不會轉化。世界上最愿意改變自己地位的是無產階級，其次是半無產階級，因為一則全無所有，一則有也不多。現在美國操縱聯合國的多數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衹是暫時的，這個局面總有一天要起變化。中國的窮國地位和在國際上無權的地位也會起變化。窮國變為富國，無權將變為有權──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在這里，決定的條件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團結一致的奮斗。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運動中，我們反對過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而著重在反對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節約，重點是在非生產性的基本建設中反對了過高的標准，在工業生產中節約原料，成績很大。那時節約的方針還沒有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認真地推行，也沒有在一般机關、部隊、學校、人民團体中認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國各方面提倡節約，反對浪費。我們對建設工作還缺乏經驗。在過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績，同時也有浪費。我們必須逐步地建設一批規模大的現代化的企業以為骨干，沒有這個骨干就不能使我國在几十年內變為現代化的工業強國。但是多數企業不應當這樣做，應當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業，并且應當充分利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力求節省，用較少的錢辦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會更著重地提出了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方針以后，几個月來已經幵始發生效果。這一次節約運動必須徹底地持久地進行。反對浪費，同批判其他缺點錯誤一樣，好比洗臉。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臉嗎？中國共產党、民主党派、無党派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工商業者、工人、農民、手工業者，總之，我們六億人口都要實行增產節約，反對舖張浪費。這不但在經濟上有重大意義，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義。在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中間，現在滋長著一种不愿意和群眾同甘苦，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的危險傾向，這是很不好的。我們在增產節約運動中要求精簡机關，下放干部，使相當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產中去，就是克服這种危險傾向的一個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后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几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
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大家知道，輕工業和農業有极密切的關系。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隨著農業的技朮改革逐步發展，農業的日益現代化，為農業服務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運輸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築材料等等將日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情況，將會易于為人們所理解。在第二個五年計划和第三個五年計划期間，如果我們的農業能夠有更大的發展，使輕工業相應地有更多的發展，這對于整個國民經濟會有好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經過三個五年計划，或者再多一些時間，我國的鋼產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產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萬吨，發展到二千萬吨，或者更多一點。這樣城鄉人民都會感到高興。
關于經濟問題今天不准備多講。經濟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因為才進行七年，還需要積累經驗。對于革命，我們幵始也沒有經驗，翻過斤斗，取得了經驗，然后才有全國的胜利。我們要求在取得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比較取得革命經驗的時間要縮短一些，同時不要花費那么高的代价。代价總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時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須懂得，在這個問題上是存在著矛盾的，即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這需要在實踐中去解決。這個矛盾，也將表現為人同人之間的矛盾，即比較正确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确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的任務在于盡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決它。為了使我國變為工業國，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經有四十年了，它的經驗對于我們是十分寶貴的。大家看吧，誰給我們設計和裝備了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國給我們沒有？英國給我們沒有？他們都不給。衹有蘇聯肯這樣做，因為它是社會主義國家，是我們的同盟國家。除了蘇聯以外，東歐一些兄弟國家也給了我們一些幫助。完全不錯，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一點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還是要學蘇聯。學習有兩种態度。一种是教條主義的態度，不管我國情況，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來。這种態度不好。另一种態度，學習的時候用腦筋想一下，學那些和我國情況相适合的東西，即吸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种態度。
鞏固同蘇聯的團結，鞏固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這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亞非國家以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我們應當鞏固和發展同它們的團結。有了這兩种力量的團結，我們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里的人民，并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制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但是決不可以對他們怀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
（根据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刊印。）
五月二十五日”。五月二十七日，他批示將“第四稿”印發征求意見，寫的批語是：“田家英同志：請再印，印數如此次到會人數，于今天晚上九時以前發到到會各人手里。改處校正勿誤。 毛澤東 五月廿七日”。“各位同志：這是第四稿。請看‘百花齊放’那一節，有一段重要的修改。還要修改。請妳們在收到后，在妳們認為應當修改的地方，即行動筆加以修改，于日內將原件退還楊尚昆同志為盼！毛澤東 五月二十七日”。五月二十八日，他批示將“第五稿”印發征求意見，寫的批語是：“在三小時內，印發各省市區党委書記，每省（市、自治區）一份，另發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每人一份，另發田家英、鄧力群、胡繩各一份。將以前几次所發各稿全部收回。原稿退毛”。“各位同志：這是第五稿。請妳們在收到后，在妳們認為應當修改的地方，即行動筆加以修改，于日內將原件退還楊尚昆同志了盼！毛澤東 五月二十八日”。六月九日毛澤東在他自己標明的“六月八日修正稿”上批示：“即打清樣三十五份，于本日上午九時交楊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譯。毛澤東 六月九日上午二時。”
這個講話整理稿，經毛澤東審定，于六月十七日最后定稿。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報》上首次公幵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