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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

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資料來源:中國與世界

  你們講了那麼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我看了同志們的發言記錄及許多文件,還跟一部份同志談了話,感到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吳稚暉形容孫科是一觸即跳,現在有些同志不讓人家講壞話,隻願人家講好話,不願聽壞話。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壓力,兩種話都要聽。我跟這些同志談過,勸過他們,不管壞話,好話,兩種話都要聽嘛。嘴巴的任務,一是吃飯,二是講話。既有講話之第二種任務,他就要講。還有人長了耳朵,是為了聽聲音的,就得聽人家講話。話有三種:一種是正確的;二是基本正確或不甚正確的;三是基本不正確或不正確的。兩頭是對立的,正確與不正確是對立的。好壞都要聽。

  現在黨內黨外都在刮風。右派講,秦始皇為什麼倒台?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搞得一蹋糊塗,要垮台了。黨內這一部分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邵大個(江西省長邵式平)你不必著急,你們搞出的這個材料,實在好,今天就印出來。所有右派言論都印出來了,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為代表。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變就是了,是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有火氣,做點工作可以轉變過來。有些人歷史上有問題,挨過批評,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有那麼一批人,對形勢也認為一蹋糊塗。這些話都是會外講的,我們這一回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來。像江西黨校的人、羅隆基、陳銘樞、都請來,房子太小嘛!

  不論什麼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蹋糊塗,這很好,越講得一蹋糊塗越好、越要聽。硬著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我同某些同志講過,要頂住,頂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說“持久戰”,我很讚成,這種同志佔多數。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聽嘛!難聽是難聽,要歡迎,你這麼一想就不難聽了。為什麼要讓人家講呢?其原因在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桿子硬。那些聽不得壞話的人,他那個腰桿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桿子真正硬,壞話你為什麼聽不得?我們多數派同志們腰桿子要硬起來。為什麼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發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也緊張。我看沒有什麼可緊張的。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上半夜你緊張緊張,下半夜安眠藥一吃,就不緊張了。

  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後,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但不那麼多。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問題主要是公社運動,我到遂平詳細地談了兩個鐘頭。碴岈山公社黨委書記告訴我:七、八、九三個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參觀,十天三萬人,三個月有三十萬人。聽說徐水、七裡營也有這麼多人去參觀。除了西藏,都有人來看了,到那裡去取經,其中多是縣、社、隊幹部;也有省、地幹部。他們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免於貧困的自由”;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了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好省那時談不到。總而言之是多快。這種分析是否恰當?三個地方三個月當中,有三個三十萬人朝山進香,這種廣泛的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隻能勸說:同志們!你們的心是好的,但事實上難以辦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驟。吃肉隻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個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還不會胖,總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積極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極分子(即地、富、反、壞、官僚、中農和部分貧農),百分之四十隨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億幾千萬人,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隨大流的,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願意的隻百分之三十。總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為百分之七十,三億五千萬人在一個時期內有狂熱性,他們要搞。

  到春節前後,有兩個多月,他們不高興了,變了。幹部下鄉都不講話了,請吃地瓜、稀飯,面無笑容,因為刮了“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提款”。對刮“共產風”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是些什麼人?主要是縣、社兩級幹部,特別是公社幹部,刮向大隊和小隊,這是不好的,群眾不歡迎。我們說服了這些幹部,堅決糾正,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今年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了下去,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隊跟群眾的賬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繼續算。這一個月的算賬教育是有好處的,極短的時間,使他們懂得了平均主義不行。聽說現在大多數人轉過來了,隻有少數人還留戀“共產”,還舍不得。哪裡找這樣一個學校、短期訓練班,使幾億人、幾百萬幹部受到教育?不能說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從古以來沒有這個規距,一萬年以後也沒有這個規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隻有青紅幫,青偷紅劫,明火執仗,無代價剝奪人家的勞動。這類事,自古以來是“一個指頭”。宋江劫的是“生辰綱”,(按,此處記憶有誤。劫生辰綱是晁蓋等人幹的,此時宋江還沒有上樑山。)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刮自農民歸農民。我們長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歸公,那也取之無礙,因為是不義之財。現在是刮“共產風”,取走生產大隊、小隊之財,肥豬、大白菜,拿起就走,這樣是錯誤的。我們對帝國主義的財產還有三種辦法:征購,擠垮,贖買。怎麼能剝奪勞動人民的財產呢?隻有一個多月就息下這股風,証明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幾億農民、幾百萬幹部受了教育,講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講幹部,不懂得這個財並非不義之財,而是義財,分不清這個界限。幹部沒有讀好政治經濟學,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沒有搞通幾個月就說通了,不辦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書還沒有讀,要叫他們讀,公社一級幹部不懂一點政治經濟學是不行的。不識字的可以給他們講課。樑武帝有個宰相陳慶之,一字不識,皇帝強迫他作詩,他口念,叫別人寫;“微令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精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比盛世,何愧張子房。”他說你們這些讀書人,還不如老夫的用耳學。當然,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掃除文盲,柯老(柯慶施)說,全民大學,我也讚成,不過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長一點,幾億人口嘛。南北朝時有個姓曹的將軍(指樑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來作詩:“出師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過路人,何如霍去病?”還有北朝的將軍斛律金,這也是個一字不識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一字不識的人可以作宰相。為什麼我們公社的幹部、農民不可以聽政治經濟學?我看大家可以學。不識字講講就懂了,現在不是農民學哲學麼,工人學哲學麼;他們比我們,比知識分子容易懂。我們這次議事日程就有讀書這一項。我也是個沒學問的人,這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沒有看;略微看一點,才有發言權,也是怕大家來考我,我答不出怎麼辦?要擠出時間讀書,全黨來個學習運動。

  他們(指省以下各級地方幹部)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十一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要檢討。北京來的人哇啦哇啦,他們當然聽不進去: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我就勸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講嘛。要聽聽人家的意見。我看這次會議有些問題不能解決,有些人不會放棄自己的觀點,無非拖著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無非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放棄,一個可能不放棄,兩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區區長開了一個會,我就是這麼講的,對不對?沒有扯謊吧。聽不得壞話不行,要養成習慣,我說就是硬著頭皮頂住。無非是講的一蹋糊塗,罵祖宗三代。這也難。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住。聽他一兩個星期,勸同志們要聽,你們讚成不讚成,是你們的事,不讚成,無非我有錯誤。有錯誤嘛,還是真有錯誤、假有錯誤。真有錯誤,我作自我批評,再來一次;假有錯誤,那是你們的事。你們弄假成真,本來不錯,你們說嘛。

  第二方面,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一方面講。這部分同志是我講的四種人裡面的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分不正確”的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所謂四種人是:完全正確,基本正確,但是部分不正確;基本不正確但部分正確;完全不正確;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黨的歷史上有四條路線:陳獨秀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是一條總路線,在大風浪時,有些同志站不穩,扭秧歌。蔣幫不是叫我們做秧歌王朝嗎?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們憂心如焚,想把國家搞好,這是好的。這叫什麼階級呢?資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我現在不講。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二次黨代大會講過,對於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種搖動,對動搖分子,我不讚成戴帽子,講成是思想方法問題。也不講小資產階級、也不講資產階級。如果現在要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什麼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凄凄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我們那個時候不戴帽子,因為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會主義;那些同志是要搞社會主義,沒經驗,一點風吹草動,就以為冒了,於是,反冒進。(講到這裡,偏過頭來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因為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志來了,他也會站住腳的。那次批周、陳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點那個味道,沒有那麼深,但是也相當深,就是不講冒進了。不講反冒進,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是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壓力之下,右起來的。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馬克思講,莫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停止工作,人類也要滅亡的。隻要你登七十萬條,專登壞事,那還不滅亡呵!不要等美國、蔣介石來,我們國家就滅亡了,這個國家應該滅亡,因為那就不是無產階級黨了,而是資產階級黨了,章伯鈞的設計院了。當然在座的沒有人這樣主張,我這是夸大其詞。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是會跟我走的。

  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容,我看基本是正確的,部分不妥。列寧講,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要不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這些同志現在據我看,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講的左派,是不加引號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我所講的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了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就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我現在還沒有想清楚。他們重復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但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那時講,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三十公裡,接近三十公裡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右派一定歡迎,不歡迎才怪,距離右派不過還有三十公裡。這種同志採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我這些話是在大庭廣眾當中講的,有些傷人。但現在不講。對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題目中加一個題目,本來十八個題目,加一個團結問題。還是單獨寫一段,拿著團結的旗子:人民的團結、民族的團結、黨的團結。我不講,對這些同志是有益處還是有害?我看有害,還是要講。我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第一方面的人要聽人家講,第二方面的人也要聽人家講,兩方面的人都要聽人家講。我說還是要講嘛,一條是要講,一條是要聽人家講。為什麼隻有你講得、我講不得?別人講不得?但是我勸許多人不忙講,硬著頭皮頂住。我不忙講,也硬著頭皮頂住。我為什麼現在不硬著頭皮頂了呢?頂了二十天,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馬歇爾八上廬山、蔣介石三上廬山,我們一上廬山,為什麼不可以?有此權利。

  食堂問題: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讚成積極辦好,讚成那些原則,自願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如果能在全國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滿意了。我是講全國范圍。我這一講,吳芝圃就很緊張,生怕把你那個食堂搞掉。還有一個四川、一個雲南,一個貴州,一個湖北,還有一個上海(上海有十一個縣),90%以上還在食堂裡。試試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拼命幹,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試試看。1/3人口對五億農民來說,多少人?一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開天辟地了。第二個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北、雲南、上海等等,那麼,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紅旗》登的一個食堂,敗而復成,這篇是我推薦的。食堂並不是我們發明的,是群眾創造的。並不是公社發明的,是合作社發明的。湖北有個京山縣,京山縣有一個合作社,那個合作社就辦了個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辦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聖說,食堂節省勞力。我看還節省物資,包括糧食油鹽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沒有後面這一條,就不能持久。可否辦到?可以辦到。我建議河南同志把一套機械化搞起來,如用自來水,不用人挑水。這樣可以節省勞力,還可以節省物資,節省糧食。我跟你們談,你們說可以嘛。現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處。總司令,我讚成你的說法,但又跟你有區別。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間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蹋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學那個宋玉的辦法,寫《登徒子好色賦》(接著就講這個故事的原委)。我講食堂,走了題了。科學院的調查,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食堂哪沒有缺點。無論什麼事都有缺點。無論什麼人都有缺點。孔夫子也有錯誤。我看到列寧的手稿,改得一蹋糊塗,沒有錯誤,為什麼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維持,可以多一些,再試試看,試它一年、二年,估計可以辦得下去的。人民公社會不會垮台?我看現在這樣大風大浪裡頭,沒有垮一個,將來準備垮一半,還有一半;垮七分,還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辦得不好,一定要垮。共產黨要做工作。辦好公社,辦好一切事業,辦好農業,辦好工業,辦好交通運輸,辦好商業,辦好文化教育。

  許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說黨不管黨嗎?計委是計劃機關,現在卻不管計劃。還有各個部,還有地方,一個時期不管計劃,就是不管綜合平衡。不要比例,這一條沒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諒,計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會議後不管了,名曰計劃指標,等於不要計劃。所謂不管計劃,就是不要綜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鐵、多少運力。煤鐵不能自己走路,要車馬運。這點真沒有料到。我這樣的人,總理、少奇同志這樣的人,根本沒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開脫自己,我又不是計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數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頭去了,對建設這一條沒有認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樓時講過,不要寫“英明領導”,根本沒有領導,哪來什麼英明呢?

  看了許多討論發言,鐵還可以煉,浪費是有一些,要提高質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琉量,為真正好鐵奮鬥。共產黨員有個辦法叫做抓。共產主義者的手,一抓就抓起來了。鋼鐵要抓;農林牧副漁,糧棉油麻絲茶糖藥煙果鹽雜,農中有十二項,要抓。要綜合平衡,不能每一個縣都一個模子,有些地方不長茶,不長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區買賣豬。黨不管黨;計委不管計劃,不管綜平衡,根本不管,不著急。總理著急。無一股熱氣,神氣,辦不好事。李逵太急一點,列寧熱情磅薄,可以感染群眾,實在好,群眾很歡迎。

  有話就要講,口將言而囁嚅,無非是各種顧慮,這個我看要改,有話就要講。上半個月顧慮甚多,現在展開了,有話講出來,記錄為証,口說無憑,立此存照。有話就講出來嘛,你們抓住,就整我嘛。成都會議上我說過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麼要緊。還講過幾條,甚至說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殺頭,不要開除黨籍。一個共產黨員,高級幹部,那麼多的顧慮,有些人就是怕講得不妥挨整。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麼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今天要闖禍,禍從口出嘛。兩部分人都不高興:一部分是觸不得的,聽不得壞話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險的。不讚成,你們就駁。你們不駁,是你們的責任,我交代了,要你們駁,你們又不駁。說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事實上紛紛在駁,不過不指名就是。江西黨校那些意見是駁誰呵?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有兩條罪狀:一個,一千零七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九千萬人上陣,補貼四十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碴岈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一個章程,如獲至寶。你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一點,不然為什麼如獲至寶呢?要上《紅旗》雜志呢?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報。這個沒關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議要作決議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你們讚成了,也分點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蘇聯也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人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麼意思。還有個總路線,是虛的,實的見之於農業、工業。至於其他一些大炮,別人也要分擔一點。你們放大炮也相當多,如譚老板(譚震林),放的不準,心血來潮,不謹慎。關於共產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講起,江蘇、浙江的記錄傳的快,說話把握不大,要謹慎一點。你說我不放大炮嗎?我也放了三個: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煉鋼鐵;一個總路線。彭德懷同志講的,張飛粗中有細,他說他粗中無細;我說我也是張飛,粗中有點細。公社我講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個過程。當然那個過程,現在看起來,可能過於短了一點,我講大體兩個五年計劃。要進到全民所有制,現在看來,可能要大大的延長,不是兩個五年計劃,而是二十個五年計劃也難說。要那麼久?還是不要那麼久?

  要快之事,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我搬出馬克思來,使同志們得到一點安慰。這個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見形勢來了就說歐洲革命來了,無產階級革命來了,後頭又沒有來;過一陣又說要來,又沒有來。總之,反反復復。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寧時代才來。那還不是急性病?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馬克思也有呵!(劉少奇插話:列寧也有,講世界革命很快就要來了。)世界革命,那個時候他希望世界革命來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階段,後頭不行了,搞出一個一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澤和在以前也講過吧?(劉:是一國可以勝利,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沒有講。)一國可以勝利,到這個時候,不建怎麼辦?隻有一國。(劉:依靠自己本國的農民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依靠農民。巴黎公社起義之前,馬克思反對。季諾維也夫反對十月革命,這兩者是不是一樣?季諾維也夫後來開除黨籍,殺了頭。馬克思是否還要殺頭?巴黎公社起義爆發之後,馬克思就讚成了,但他估計會失敗。他看出這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哪怕隻存在三個月也好。要講經濟核算的話,劃不來。我們還有廣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等等。我們現在的經濟工作,是否會像一九二七年那樣失敗?像萬裡長征那樣,大部分根據地喪失,紅軍和黨都縮小到十分之一,或者還不到?我看不能這樣講。大家也是這麼個意見,參加廬山會議的同志都豪無例外地說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否大部分失敗了?我看也不能講。大部分沒有失敗,一部分失敗了。就是所謂多付了代價、多用點勞力、多付一點錢、刮了一次“共產風”,可是全國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現在要研究政治經濟學,過去誰人去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不讀。斯大林的書(按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讀了一遍,根本沒有味道。那個時候搞革命,搞什麼社會主義經濟。唉,一到鄭州,我就讀了兩遍,我就講學,就有資格講學了,不過剛剛在火車上讀了兩遍,我講了兩章,沒有造謠吧!現在不夠,現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們的事業不能發展、不能夠鞏固,不能夠前進。

  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板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志,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我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我說還是我。你那個屬於意識形態,你有沒有責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黨代會作過一個長篇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內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趕超英國,具有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大躍進”精神,極為毛讚賞,成為南寧會議的先聲。)鋼鐵你要搞六百萬噸,(按:一九五八年六月華東計劃會議,確定華東一九五九年鋼鐵指標為六百萬噸,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標全面高漲,也影響到五八年鋼鐵指標的變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萬噸。北戴河會議公報,薄一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九千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絕孫。補貼四十億,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償失”,“得失相當”等等說法,即由此而來。我勸同志們,自己有責任的,統統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講,也不要往少講,都吐出來。無非拉屎嘛,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講別的,因為還要睡覺。你們要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講了好久?不到兩個鐘頭嘛。散會!

(摘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版),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據書中作者敘述,毛澤東講話的全文,由作者作了詳細記錄,並參照別人的記錄予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