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國民議會於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開會，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被解散。這一時期是立憲共和國或議會制共和國的存在時期。
在第一次法國革命中，立憲派統治以後是吉倫特派的統治；吉倫特派統治以後是雅各賓派的統治。這些黨派中的每一個黨派，都是以更先進的黨派為依靠。每當某一個黨派把革命推進得很遠，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領導的時候，這個黨派就要被站在它後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開並且送上斷頭台。革命就這樣沿著上升的路線行進。
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情形卻相反。當時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附屬物。後者背叛了它，並使它在４月１６日２７５、５月１５日１９８和６月的日子裡遭受了失敗。民主派又全靠資產階級共和派雙肩的支持。資產階級共和派剛剛感到自己站穩腳跟，就把這個麻煩的伙伴拋棄，自己又去依靠秩序黨雙肩的支持。但秩序黨聳了聳肩膀，拋開資產階級共和派，自己趕忙站到武裝力量的雙肩上去；它還一直以為它是坐在武裝力量的肩膀上，卻忽然有一天發現肩膀已經變成了刺刀。每個黨派都向後踢那擠著它向前的黨派，並向前伏在擠著它後退的黨派身上。無怪乎它們在這種可笑的姿勢中失去平衡，並且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鬼臉，奇怪地跳幾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這樣沿著下降的路線行進。二月革命的最後街壘還沒有拆除，第一個革命政權還沒有建立，革命就已經這樣開起倒車來了。
我們所談的這個時期，各種尖銳的矛盾極其錯綜複雜：立憲派公然圖謀反對憲法，革命派公開承認自己擁護立憲；國民議會想左右一切，卻總是按議會方式進行活動；山岳黨以忍耐為天職，並以預言未來的勝利來補償現在的失敗；保皇派扮演著共和國的元老院議員的角色，為環境所迫，不得不在國外支持他們所依附的互相敵對的王朝，而在法國內部卻支持他們所憎恨的共和國；行政權把自己的軟弱當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來的輕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國不過是兩個王朝──復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國的招牌下的結合；聯盟的首要條件是分離；鬥爭的首要準則是不分勝負；放肆的無謂的煽動，是為了安寧；最隆重地宣揚安寧，是為了革命；有熱情而無真理；有真理而無熱情；有英雄而無功績；有歷史而無事變；發展的唯一動力仿佛是日歷，它由於同一的緊張和鬆弛狀態的不斷反復而使人倦怠；對立形勢周期地達到高度尖銳化，好像只是為了鈍化和緩和，但始終不能得到解決；一方面是裝腔作勢的努力和害怕世界滅亡的市儈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卻是救世主們玩弄極其卑微的傾軋手段和演出宮廷鬧劇，他們這種無憂無慮的做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審判，而是弗倫特運動時期的情景；法國的全部官方天才，由於一個人的狡猾的愚鈍而破滅；國民的共同意志每次經過普選權來表現時，都試圖在群眾利益的頑固的敵人身上得到適當的表現，一直到最後它在一個海盜的固執的意志上得到了表現。如果歷史上曾經有一頁是被塗抹得一片灰暗的話，那就正是這一頁。人物和事變仿佛是些顛倒的施萊米爾──沒有肉體的影子。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體現者，而把熱情的強力完全賦予自己的敵人。如果說，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喚來的“赤色幽靈”終於出現，那麼它出現時就不是戴著無政府主義的弗利基亞帽，而是穿著秩序的制服、紅色的軍褲。
我們已經看到，波拿巴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他自己的升天節這一天所組成的內閣，是秩序黨的內閣，即正統派和奧爾良派的聯合內閣。這個或多或少用強力縮短了共和派制憲議會壽命的巴羅─法盧內閣，直到制憲議會死後還在執掌政權。聯合保皇黨人的將軍尚加爾涅繼續執掌著正規軍第一師和巴黎國民自衛軍的最高統帥權。最後，普選保証秩序黨在國民議會中取得極大多數的席位。在國民議會中，路易－菲力浦的眾議院議員和貴族院議員，已同一群神聖的正統主義者匯合起來了，對於這些正統主義者說來，國民的大量的選票變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場券。波拿巴派的議員人數太少，不足以構成一個獨立的議會黨。他們只不過是秩序黨的一個可憐的附屬物。這樣，秩序黨就掌握了政府權力、軍隊和立法機關，一句話，掌握了全部國家政權；而且這個黨在精神上是靠著把它的統治炫示為民意表現的普選、靠著反革命勢力在整個歐洲大陸上同時獲得的勝利而加強起來的。
從來還沒有一個黨派擁有這樣強有力的手段和在這樣良好的征兆下開始鬥爭。
罹難的純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國民議會中只剩下一個以非洲的將軍卡芬雅克、拉莫里謝爾和貝多為首的、大約５０人組成的集團。大的反對黨是山岳黨──這是社會民主派給自己取的議會名稱。在國民議會７５０個席位中，它佔有２００多個，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黨三個派別中任何一個派別同等強大。它和整個保皇派聯盟相比之下所佔的相對少數地位，好像是由於特殊情況而趨於平衡了。不僅各省的選舉表明山岳黨在農村居民中獲得很多擁護者，而且差不多全體巴黎議員都是屬於山岳黨的；軍隊以選出三個下級軍官來表明它的民主主義信念，而山岳黨的首領賴德律－洛蘭與秩序黨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於五個省的選票集中到他身上而升為議會貴族。這樣，在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山岳黨在保皇黨內部以及在整個秩序黨和波拿巴之間必然發生衝突的情況下看來有獲勝的一切條件。可是，兩星期以後，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聲譽在內。
在我們繼續敘述議會的歷史以前，為了避免在估計我們所考察的這個時代的總的性質時通常易犯的獵誤，需要作幾點說明。在民主派看來，無論在制憲國民議會時期或在立法國民議會時期，問題都不過是在於共和黨人和保皇黨人之間的鬥爭。他們把運動本身概括為一個詞兒：“反動”──黑夜，這時所有的貓都是灰的，而他們也可以滔滔不絕地傾瀉出他們的更夫的老生常談。當然，初看起來，秩序黨好像是各種保皇派集團的結合體，這些集團不僅互相傾軋，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對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擠掉，而且它們一致對“共和國”表示仇恨，一致對“共和國”進行鬥爭。和這些保皇派的陰謀家相反，山岳黨好像是“共和國”的代表。秩序黨似乎是永遠忙於“反動”，而這種“反動”完全像在普魯士一樣，反對新聞出版、結社等等，並且還像在普魯士一樣，是以官僚、憲兵和法庭進行粗暴的警察幹涉的方式實現的。“山岳黨”同樣毫不停息地忙於抵抗這種攻擊，以此來保護“永恆的人權”，就像近１５０年以來每個所謂的人民黨派所多多少少做過的那樣。可是，只要更仔細地分析一下情況和各個黨派，這種遮蔽著階級鬥爭和這個時期特有面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們已經說過，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是秩序黨中的兩個大集團。什麼東西使這兩個集團依附於它們的王位追求者並使它們互相分離呢？難道只是百合花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奧爾良王室，各種色彩的保皇主義？難道真是它們的保皇主義信仰？在波旁王朝時期進行統治的是大地產連同它的僧侶和僕從；在奧爾良王朝時期進行統治的是金融貴族、大工業、大商業，即資本和它的隨從者──律師、教授和健談家。正統王朝不過是地主世襲權力的政治表現，而七月王朝則不過是資產階級暴發戶篡奪權力的政治表現。所以，這兩個集團彼此分離決不是由於什麼所謂的原則，而是由於各自的物質生存條件，由於兩種不同的佔有形式；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舊有的對立，由於資本和地產之間的競爭。當然，把它們同某個王朝聯結起來的同時還有舊日的回憶、個人的仇怨、憂慮和希望、偏見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條和雸則，這有誰會否認呢？在不同的佔有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如果奧爾良派和正統派這兩個集團中每一個集團，都硬要自己和別人相信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它們對兩個不同王朝的忠誠，那麼後來的事實所証明的卻剛剛相反，正是它們利益的對立才使得這兩個王朝不能結合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應當把一個人對自己的想法和品評同他的實際人品和實際行動區別開來一樣，在歷史的戰鬥中更應該把各個黨派的言詞和幻想同它們的本來面目和實際利益區別開來，把它們對自己的看法同它們的真實本質區別開來。奧爾良派和正統派同處於共和國中並提出同樣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復辟它自家的王朝，那麼這只是表明，資產階級分裂成的兩大集團（地產和資本），都力圖恢復自己的統治地位，而使對方處於從屬地位。我們談論資產階級的兩大集團，是因為大地產雖然還擺著封建主義的資格，抱著高貴門第的高傲態度，但是在現代社會發展的影響下已經完全資產階級化了。例如，英國的托利黨人曾長期認為，他們是熱中於王權、教會和舊日英國制度的美好之處，直到危急的關頭才被迫承認，他們僅僅是熱中於地租。
聯合的保皇黨人在報刊上，在埃姆斯，在克萊爾蒙特，在議會之外，總是互相傾軋。在幕後，他們又穿起他舊時的奧爾良派的和正統派的制服，進行他們的舊時的比武。但是在公開的舞台上，在大型政治歷史劇演出時，在扮演一個議會大黨的角色時，他們對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遠之，無止境地推遲君主制的復辟。他們在從事自己的真正事業時是以秩序黨的姿態出現，即憑著社會的資格，而不是憑著政治的資格；是作為資產階級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為出遊公主的護衛騎士；是作為和其他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而不是作為和共和黨人相對立的保皇黨人。作為秩序黨，他們也比先前任何時候，比復辟時期或七月王朝時期，享有更加無限和更加穩固地統治其他社會階級的權力。這樣的權力只有在議會制共和國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為只有在這種國家形式下，法國資產階級的兩大集團才能互相結合起來，從而把自己的階級的統治提到日程上來，以代替這一階級中的一個特權集團的統治。如果盡管如此他們還是以秩序黨身分痛罵共和制，並不掩蓋他們對共和制的憎惡，那麼這就不僅是由於保皇主義的回憶了。本能告訴他們，共和制雖然完成了他們的政治統治，同時卻破壞著這一統治的社會基礎，因為他們現在必須面對各個被奴役的階級並且直接和它們鬥爭，沒有人調解，沒有王冠作掩護，也不能用相互之間以及和王權之間的次要鬥爭來轉移全國的視線了。由於感覺到自己軟弱無力，他們才不得不在他們階級統治的完備的條件面前退縮下來，力圖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備、不大發達、因而危險也較少的階級統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當聯合的保皇黨人和敵視他們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發生衝突時，每當他們擔心行政權危害他們的議會的萬能權力時，每當他們因此必須亮出自己統治的政治資格時，他們就不是以保皇黨人的身分出面，而是以共和黨人的身分出面，從奧爾良派的梯也爾起直到正統派的貝里耶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國民議會擔保說，關於共和國的問題，他們的意見最少分歧；後者纏著三色綬帶，以護民官的姿態，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代表共和國向集合在第十區市政廳前面的人民群眾發表演說。的確，有一陣譏笑的回聲響應著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
與聯合的資產階級相對抗的，是小資產者和工人的聯合，即所謂社會民主派。１８４８年六月事變以後，小資產者發覺自己受到了虧待，它的物質利益受到威脅，而那些應當保証它有可能捍衛這種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來。另一方面，它在議會中的代表，即在資產階級共和派專政時期被排擠到後台去的山岳黨，在制憲議會存在的後半期中，因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閣員們進行了鬥爭，又重新獲得了已失去的聲望。山岳黨和社會主義的領袖們結成了同盟。１８４９年２月舉行了和解宴會，制定了共同綱領，設立了共同的選舉委員會，提出了共同的候選人。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已被磨掉革命的鋒芒，從而發生了民主主義的轉折，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則丟掉了純政治的形式而顯露出社會主義的鋒芒。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由這種聯合產生出來的新山岳黨所包含的成員，除了幾個工人階級出身的配角和幾個社會主義的宗派分子，還是和舊山岳黨所包含的成員一樣，不過是人數多點罷了。但是，逐漸地它就隨著它所代表的那個階級一同變化了。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為手段並不是為了消滅兩極──資本和雇傭勞動，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對抗並使之變得協調起來。無論它提出什麼辦法來達到這個目標，無論目標本身塗上的革命顏色是淡是濃，其內容始終是一樣的：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但是這種改造始終不超出小資產階級的範圍。然而也不應該狹隘地認為，似乎小資產階級原則上只是力求實現其自私的階級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証它自身獲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條件，同時也就是唯一能使現代社會得到挽救並使階級鬥爭消除的一般條件。同樣，也不應該認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的地位來說，他們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們成為小資產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這樣一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也就是小資產者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之間的關系，都是這樣。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明顯地看出，當山岳黨為了共和國和所謂的人權不斷同秩序黨作鬥爭時，共和國或人權並不是它的最終目的，正像一支將被繳械的軍隊進行反抗和投入戰鬥並不只是為了保留自己的武器一樣。
國民議會剛一開幕，秩序黨就向山岳黨挑戰。資產階級這時已感到必須制服民主派小資產者，正如他們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須整垮革命無產階級一樣。不過這次敵方的情況已是另一個樣子了。無產階級黨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資產者的力量卻在國民議會中。因此必須趁時間和形勢還沒有把這種力量鞏固起來的時候，就把它從國民議會引誘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毀它在議會中的力量。山岳黨便縱馬飛奔到陷阱中去了。
把山岳黨引入陷阱的誘餌是法軍炮轟羅馬。這次炮轟違反了憲法第Ｖ條，因為該條禁止法蘭西共和國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他國人民的自由。此外，憲法第５４條還禁止行政權不經國民議會同意宣布戰爭，而制憲議會在５月８日的決議中曾指責遠征羅馬的舉動。賴德律－洛蘭以此為根據在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１日對波拿巴和他的部長們提出彈劾案。賴德律－洛蘭被梯也爾的刻毒的譏刺激怒，威脅說將用一切手段，甚至將使用武力來保衛憲法。山岳黨全體一致起立，重申這個使用武力的號召。６月１２日，國民議會否決了彈劾案，於是山岳黨就退出了議會。六月十三日事變大家都知道：一部分山岳黨人發表宣言，宣布波拿巴和他的部長們“不受憲法保護”；民主派的國民自衛軍徒手舉行示威遊行，遇到尚加爾涅的軍隊就逃散了，如此等等。一部分山岳黨人逃到國外，另一部分被交付布爾日最高法院審訊，餘下的山岳黨人按照議會規則受到國民議會議長的瑣碎的監管。巴黎重又宣布戒嚴，巴黎國民自衛軍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山岳黨在議會中的影響和小資產者在巴黎的力量就這樣被消滅了。
里昂──在那裡六月十三日事變成了工人流血起義的信號──也和鄰近的五個省同時宣布了戒嚴。戒嚴狀態一直繼續到現在。
山岳黨大多數背棄了自己的先鋒隊，拒絕在它的宣言上簽名。報刊也臨陣脫逃了，只有兩家報紙敢於登載這個宣言。小資產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國民自衛軍沒有露面，即使在某處露了面，也只是阻撓構築街壘。代表們欺騙了小資產者，軍隊中的所謂同盟者根本沒有露過面。最後，民主派不但沒有從無產階級中去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傳染給無產階級，並且正如民主黨人一切偉大行動中常有的情形那樣，領袖們為了安慰自己，可以責備他們的“人民”背叛了他們，人民為了安慰自己，可以責備他們的領袖欺騙了他們。
很少看到什麼事情比山岳黨當前的進軍喧嚷得更厲害；很少看到談論什麼事情像現在吹噓民主派必然勝利這樣自信、這樣迫不及待。顯然，民主黨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牆應聲倒塌的號角聲的力量的。每當他們站在專制制度的城牆面前時，他們就力圖重復這個奇跡。如果山岳黨真想在議會中獲得勝利，它就不應該號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議會中號召使用武力，它就不應該在街頭上採取議會式的行動。如果它認真考慮過和平示威，那麼它沒有預先看到示威將受到武力的幹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過實際的戰鬥，那麼放下戰鬥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問題在於，小資產者和他們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脅，不過是企圖嚇唬一下敵人罷了。當他們錯誤地走入死胡同時，當他們丟盡了面子，以致不得不把他們的威脅付諸實行時，他們就採取模棱兩可的態度，盡力避免採取可能達到目的的手段，而急於尋找失敗的口實。一旦必須實地戰鬥時，宣戰的震耳欲聾的前奏曲就變成怯懦的嘮叨；演員不再認真表演了，戲也就停止了，像吹脹了的氣球一樣，針一刺就破了。
沒有一個黨派像民主黨這樣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沒有一個黨派像民主黨這樣輕率地錯誤估計局勢。當一部分軍隊投票讚成山岳黨的時候，山岳黨就認為，軍隊會舉行起義來擁護它。而根據是什麼呢？就是根據這樣一個理由，這個理由在軍隊看來只有一個意思，即革命家站在羅馬士兵方面反對法國士兵。另一方面，人們對１８４８年的六月事變還記憶猶新，以致無產階級對國民自衛軍深惡痛絕，秘密團體的領袖們對民主派的領袖們表示很不信任。要消除這些矛盾，必須有受到威脅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現。憲法某一抽象條文遭破壞，並不能激起這種利益。如民主黨人自己所說，難道憲法不是已經被人破壞了許多次嗎？難道最大眾化的報紙不是已經責罵憲法是反革命的拙劣作品嗎？但是，民主黨人代表小資產階級，即體現兩個階級的利益互相削弱的那個過渡階級，所以他們認為自己完全是站在階級對抗之上。民主黨人認為，和他們對立的是一個特權階級，但他們和全國所有其他階層一起構成了人民。他們所維護的是人民的權利；他們所關心的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們沒有必要在臨近鬥爭時考察各個不同階級的利益和狀況。他們不必過分仔細地估量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只要發出一個信號，人民就會用它的無窮無盡的力量沖向壓迫者。可是，如果事實表明民主黨人的利益並不使人關心，他們的力量是軟弱無力的，那麼這就應該歸罪於危險的詭辯家，他們把統一的人民分成了各個敵對的陣營，或者是由於軍隊太野蠻，太沒有理智，不能把民主黨人的純正目的當作自己的至寶，再不然就是由於執行中的某種細節使全局都遭失敗，最後，或者是由於某種意外的偶然事件，事情沒有成功。不管怎樣，民主黨人逃出最可恥的失敗時總是潔白無瑕的，正像他們進入這種失敗時是純潔無辜的一樣；他們擺脫失敗時信心更加堅定了。他們以為他們一定會勝利，以為不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黨應該放棄舊的觀點，相反地，是形勢應該來適應他們的舊觀點。
因此，不應當以為人數大大削減、備受挫折並被新的議會規則所侮辱的山岳黨是太不幸運了。雖然六月十三日事變排擠了它的領袖，但是這一天又給第二流的能者騰出了位置，這個新地位使得他們得意忘形。雖然他們在議會中軟弱無力的情況已經無可懷疑，但是他們現在已經有權把他們的行動局限於道義上的憤怒和虛張聲勢的言論了。雖然秩序黨把他們這些最後正式代表革命的人物看作無政府狀態一切可怕現象的體現者，但是他們在實際上已經能夠表現得更平庸、更溫和了。關於６月１３日的失敗，他們意味深長地安慰自己說，只要誰敢動一動普選權，只要敢動一下，我們就讓他知道我們的厲害！走著瞧吧！
至於那些逃到國外的山岳黨人，那麼這裡只須指出：賴德律－洛蘭在不到兩星期的時間內就把他所領導的強大的黨無可挽回地斷送了，在這以後，他竟覺得自己負有使命組織一個有名無實的法國政府；他這個遠離行動舞台的人物，似乎將隨著革命水平的下降，隨著官方法國的官方大人物變得愈益矮小而愈益高大起來；在１８５２年，他能以共和派競選人的資格出面；他不斷向瓦拉幾亞人和其他民族發出通告，威脅說要以他自己和他的同盟者的壯舉來對付大陸上的專制暴君。蒲魯東曾向這班老爺們說過：“你們就是會吹牛皮！”他這樣說難道沒有一點道理嗎？
６月１３日，秩序黨不僅擊潰了山岳黨的勢力，同時還執行了憲法應服從國民議會多數的決議的原則。它對共和國的理解是：在共和國裡，資產階級通過議會形式實現統治，它不像在君主國裡那樣既要受行政權的否決權的限制，又要受行政權解散議會的權力的限制。根據梯也爾所下的定義，議會制共和國就是這樣。可是，如果說資產階級在６月１３日保証自己在議會大廈內取得了無限的權力，那麼它把議會中最孚眾望的議員排除出去，豈不是嚴重地削弱了議會對付行政權和人民的力量，因而使議會本身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嗎？它既然毫不客氣地把許多議員交付法庭審判，也就是廢棄了它本身的議會不可侵犯性。它迫使山岳黨議員遵守的那個屈辱性的規則，大大提高了共和國總統的地位，因而也就大大貶低了每一個人民代表。它指責為保護立憲制憲法而舉行的起義是圖謀顛覆社會的無政府行動，也就是自己剝奪了自己在遭受行政權違反憲法的侵犯時訴諸起義的機會。歷史真能捉弄人！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秩序黨痛哭流涕、但徒勞無益地向人民推薦了一位抵御波拿巴而保護憲法的將軍烏迪諾，這位將軍曾按照波拿巴的命令炮轟了羅馬，因而成為６月１３日護憲騷動的直接原因。６月１３日的另一個英雄維埃伊拉，曾經率領一幫屬於金融貴族的國民自衛軍在民主派報社內胡作非為，因而受到來自國民議會講壇的稱讚；這個維埃伊拉竟參與了波拿巴的陰謀，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國民議會在生死關頭失掉了國民自衛軍方面的任何援助。
６月１３日的事變還有另一種意思。山岳黨曾力求把波拿巴交付法庭審判。所以，山岳黨的失敗也就是波拿巴的直接勝利，也就是波拿巴個人對他那些民主派敵人的勝利。秩序黨贏得了這個勝利，而波拿巴只要把這次勝利寫在自己的帳簿上就行了。他這樣做了。６月１４日，巴黎各處牆壁上張貼了一個布告，據布告所說，總統好像並沒有參與這一切，好像他也並不願意，只是為事變所迫才離開他的僧院式的隱居生活，他以被人誤會的善人口吻抱怨敵人對他的誹謗，他仿佛把他個人和秩序的事業等同起來，實際上卻是把秩序的事業和他個人等同起來。此外，雖然國民議會後來批準了對羅馬的征討，但這次征討是由波拿巴發起的。波拿巴恢復了最高祭司撒母耳在梵蒂岡的權力以後，便可以指望以大衛王的姿態進入土伊勒里宮了３３０。他已把僧侶拉到自己方面來了。
我們已經說過，６月１３日的騷動只不過是一次和平的街頭遊行。所以，對付這次遊行，是說不上什麼軍事勛業的。然而，在這個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變的時期，秩序黨卻把這個不流血的戰鬥變成了第二個奧斯特利茨。講壇和報紙都稱讚軍隊，說它是秩序用來對抗那些反映無政府狀態的軟弱無力的人民群眾的一種力量，而尚加爾涅則被稱頌為“社會中堅”──這個騙局，最後連他自己也信以為真了。這時，那些仿佛懷有二心的軍隊，都被悄悄地調出了巴黎；那些在選舉中表露出濃厚的民主傾向的團隊，都從法國調往阿爾及爾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懲罰隊；最後，報刊漸漸和兵營完全隔絕，而兵營漸漸和市民社會完全隔絕了。
在這裡我們已經談到了法國國民自衛軍歷史上的決定性的轉折點。１８３０年，國民自衛軍決定了復辟的垮台。在路易－菲力浦時期，如果國民自衛軍站在軍隊一邊，每次暴動都要遭到失敗。當國民自衛軍在１８４８年的二月事變中對鎮壓起義採取消極的態度，而對路易－菲力浦採取模棱兩可的態度時，路易－菲力浦就認為自己一定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這樣。於是就確立了這樣一種信念：革命沒有國民自衛軍便不能勝利，而軍隊如果反對國民自衛軍便不能獲勝。這是軍隊對市民萬能的一種迷信。在１８４８年六月事變中，當全部國民自衛軍協同正規軍鎮壓了起義的時候，這種迷信更加牢固了。從波拿巴就任總統時起，由於違反憲法地把國民自衛軍的指揮權和正規軍第一師的指揮權統一在尚加爾涅一人身上，國民自衛軍的地位才稍稍降低了一些。
國民自衛軍的指揮權在這裡好像成了最高軍事統帥的一種屬性，同樣，國民自衛軍本身也好像只是正規軍的附屬物。最後，在６月１３日國民自衛軍已經被粉碎，這不僅是由於從這一天起它在法國全國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漸被解散，直到它只剩了一些碎屑為止。６月１３日的示威遊行首先是國民自衛軍中民主派的示威遊行。固然，他們用來和軍隊對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軍裝；可是，護身符就在於這個軍裝。軍隊知道，這種軍裝不過是一塊普普通通的毛料。魔法消失了。１８４８年六月事變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以國民自衛軍為代表同軍隊聯合起來反對無產階級；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資產階級在軍隊的幫助下驅散了小資產階級的國民自衛軍；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資產階級的國民自衛軍也已經不存在了，當波拿巴後來簽署解散國民自衛軍的法令時，他只是確認了既成的事實。資產階級就這樣自己毀壞了自己對抗軍隊的最後一個武器，但是自從小資產階級已不像一個忠順的臣僕支持它而像一個反叛者反對它的時候，它就已經應該毀壞這個武器了。一般說來，資產階級一當自己成為專制者的時候。它就不得不親手把自己用來對付專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盡行毀壞。
這時候，秩序黨卻在慶祝政權重新回到它手裡（１８４８年它失掉了這個政權，好像只是為了１８４９年它擺脫一切羈絆的時候重新把它收回來），它對共和國和憲法橫加侮辱，咒罵未來、現在和過去的一切革命，甚至連它自己的領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內，最後還頒布了箝制報刊言論、消滅結社自由和把戒嚴狀態規定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著，國民議會從８月中旬到１０月中旬停止了開會，任命了休會期間的常任委員會。在休會期間，正統派在埃姆斯進行陰謀活動，奧爾良派在克萊爾蒙特進行陰謀活動，波拿巴借皇帝式的巡遊來進行陰謀活動，而各省議會則在為修改憲法召開的會議上施展陰謀，這是國民議會定期休會時期照例發生的一些事實。這些事實只有在它們具有事變的性質時，我才較為詳細地予以論述。不過這裡還應該指出，國民議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退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這一個──雖然是一個可憐的──人物在眾目共睹之下佔據共和國首腦的地位，國民議會的這種舉動是失策的，而這時秩序黨卻分解為各個保皇派構成部分，發泄其彼此敵對的復辟欲望，使公眾為之嘩然。每當這種休會期間議會的喧鬧聲趨於沉寂而議會的身體消融到國民裡去的時候，就顯然可以看出，這個共和國為要顯出自己的真面目來，只缺少一件東西──使議會的休會繼續不斷，並把共和國的“自由，平等，博愛”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騎兵，炮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