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一九二七年三月）
轉載自中國與世界
我這回到湖南[1]，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情況。從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不少。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那裡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當局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因為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湖南的農民運動，就湘中、湘南已發達的各縣來說，大約分為兩個時期。去年一月至六月為秘密活動時期，七月至九月革命軍驅逐趙恆惕[2]，為公開活動時期。此時期內，農會會員的人數總計不過三四十萬，能直接領導的群眾也不過百余萬，在農村中還沒有什麼鬥爭，因此各界對它也沒有什麼批評。因為農會會員能作嚮導，作偵探，作挑夫，北伐軍的軍官們還有說幾句好話的。十月至今年一月為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領導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因為農民入農會大多數每家只寫一個人的名字，故會員二百萬，群眾便有約一千萬。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如湘潭、湘鄉、瀏陽、長沙、醴陵、寧鄉、平江、湘陰、衡山、衡陽、耒陽、郴縣、安化等縣，差不多全體農民都集合在農會的組織中，都立在農會領導之下。農民既已有了廣大的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於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
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裡向農會投降。
“我出十塊錢，請你們准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
“嘻！誰要你的臭錢！”農民這樣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農乃至中農，從前反對農會的，此刻求入農會不可得。我到各處，常常遇到這種人，這樣向我求情：“請省裡來的委員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冊，有正冊、另冊二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這事嚇那些從前反對農會的人：“把他們入另冊！”
那些人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一心要想把他們的名字寫上那農會的冊子才放心。但他們往往遭農會嚴厲拒絕，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膽地過日子；擯在農會的門外，好象無家可歸的樣子，鄉裡話叫做“打零”。總之，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農民會”，現在變成頂榮耀的東西。從前拜倒在紳士權力下面的人，現在卻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無論什麼人，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
農民在鄉裡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裡消息傳到城裡來，城裡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麼“糟”，完全不是什麼“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著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裡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裡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3]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又有一般人說：“農會雖要辦，但是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這是中派的議論。實際怎樣呢？的確的，農民在鄉裡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借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那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准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4]。這一派的議論，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實質則和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這種理論，阻礙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地反對。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我跑到鄉下，聽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是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和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民運動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是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裡，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著遊鄉（湘潭、湘鄉叫遊團，醴陵叫遊隴）。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裡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對於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鋒”，都是適例。
前面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這種革命大業，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於革命的觀感也各別。當第一時期，富農耳裡聽得的是所謂江西一敗如水，蔣介石打傷了腳[5]，坐飛機回廣東[6]了。吳佩孚[7]重新佔了岳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8]也興不起，因為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屬所謂“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怎樣回答呢？“農民協會麼？我在這裡住了幾十年，種了幾十年田，沒有見過什麼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什麼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這樣說。新奇得很，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於反對紳士。鄰近的紳士因為不肯繳鴉片槍，被農民協會捉了去遊鄉。縣城裡並且殺了大紳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寧鄉的楊致澤。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每鄉都有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雜以扁擔鋤頭，浩浩盪盪，出隊示威。這時，富農才開始惶惑起來。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江也打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腳，吳佩孚究竟打敗了。而且“三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都寫在“紅綠告示”（標語）上面。“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麼？”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農會的人對富農說：“把你們入另冊！”或者說：“再過一個月，入會的每人會費十塊錢！”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富農才慢慢地進了農會[9]，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塊錢（本來只要一百錢）入會費的，有些是托人說情才邀了農會允許的。亦有好些頑固黨，至今還沒有入農會。富農入會，多把他那家裡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一個名字，因為他們始終怕“抽丁”。入會後，也並不熱心替農會做事。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
中農呢？他們的態度是遊移的。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沒有什麼大的好處。他們鍋裡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裡敲門來討帳。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著眉頭在那裡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麼？”“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麼？”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於天意：“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順不順咧？”擴大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著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中農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的表現比富農好，但暫時還不甚積極，他們還要看一看。農會爭取中農入會，向他們多作解釋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貧農都在那裡積極奮鬥。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他們對著富農說：“我們早進了農會，他們為什麼還遲疑？”富農帶著譏笑的聲調說道：“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麼不進農會！”的確，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麼。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麼不進農會？據長沙的調查：鄉村人口中，貧農佔百分之七十，中農佔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農佔百分之十。百分之七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都是“赤貧”，佔百分之二十。半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10]等，都是“次貧”，佔百分之五十。這個貧農大群眾，合共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勛。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因為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了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級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農民協會職員，赤貧階層佔百分之五十，次貧階層佔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分子佔百分之十）。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只腳。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縣黨部[11]和縣農會，已經做了若幹錯處，竟有循地主之請，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衡山、湘鄉二縣的監獄裡，關了好多個鄉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這個錯誤非常之大，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燄。只要看拘捕了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反動空氣便大增高，就知道這事是否錯誤。我們要反對那些所謂“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幫助土豪劣紳打擊貧農階級的錯誤行動。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裡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只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著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要解決這“少數不良分子”的問題，也只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群眾做宣傳，對他們本人進行訓練，把農會的紀律整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害貧農階級的威信，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
一般指摘農會的人說農會做了許多壞事。我在前面已經指出，農民打土豪劣紳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為，並沒有什麼可指摘。但農民所做的事很多，為了答復人們的指摘，我們須得把農民所有的行動過細檢查一遍，逐一來看他們的所作所為究竟是怎麼樣。我把幾個月來農民的行動分類總計起來，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之下總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記。
這是農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鄉、衡山這樣的縣，差不多所有的農民都組織起來了，幾乎沒有哪一只“角暗裡”的農民沒有起來，這是第一等。有些縣，農民組織起來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沒有組織，如益陽，華容等縣，這是第二等。有些縣，農民組織起來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組織起來，如城步、零陵等縣，這是第三等。湘西一帶，在袁祖銘[12]勢力之下，農會宣傳未到，許多縣的農民還全未組織起來，這是第四等。大概以長沙為中心的湘中各縣最發展，湘南各縣次之，湘西還在開始組織中。據去年十一月省農民協會統計，全省七十五縣中，三十七縣有了組織，會員人數一百三十六萬七千七百三十七人。此數中，約有一百萬是去年十月、十一月兩個月內農會勢力大盛時期組織的，九月以前還不過三四十萬人。現又經過十二月、一月兩個月，農民運動正大發展。截至一月底止，會員人數至少滿了二百萬。因入會一家多只登記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計，群眾便約有一千萬。這種驚人的加速度的發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孤立，使社會驚為前後兩個世界，使農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這是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農民有了組織之後，第一個行動，便是從政治上把地主階級特別是土豪劣紳的威風打下去，即是從農村的社會地位上把地主權力打下去，把農民權力長上來。這是一個極嚴重極緊要的鬥爭。這個鬥爭是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的中心鬥爭。這個鬥爭不勝利，一切減租減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等等的經濟鬥爭決無勝利之可能。湖南許多地方，像湘鄉、衡山、湘潭等縣，地主權力完全推翻，形成了農民的獨一權力，自無問題。但是醴陵等縣，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兩區），表面上地主權力低於農民權力，實際上因為政治鬥爭不激烈，地主權力還隱隱和農民權力對抗。這些地方，還不能說農民已得了政治的勝利，還須加勁作政治鬥爭，至地主權力被農民完全打下去為止。綜計農民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項：
清算。土豪劣紳經手地方公款，多半從中侵蝕，帳目不清。這回農民拿了清算的題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紳。好多地方組織了清算委員會，專門向土豪劣紳算帳，土豪劣紳看了這樣的機關就打顫。這樣的清算運動，在農民運動起來的各縣做得很普遍，意義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紳的罪狀，把土豪劣紳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打下去。
罰款。清算結果，發現舞弊，或從前有魚肉農民的劣跡，或現在有破壞農會的行為，或違禁牌賭，或不繳煙槍。在這些罪名之下，農民議決，某土豪罰款若幹，某劣紳罰款若幹，自數十元至數千元不等。被農民罰過的人，自然體面掃地。
捐款。向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濟貧民，辦合作社，辦農民貸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種懲罰，不過較罰款為輕。地主為免禍計，自動地捐款給農會的，亦頗不少。
小質問。遇有破壞農會的言論行動而罪狀較輕的，則邀集多個湧入其家，提出比較不甚嚴重的質問。結果，多要寫個“休息字”，寫明從此終止破壞農會名譽的言論行動了事。
大示威。統率大眾，向著和農會結仇的土豪劣紳示威，在他家裡吃飯，少不得要殺豬出谷，此類事頗不少。最近湘潭馬家河，有率領一萬五千群眾向六個劣紳問罪，延時四日，殺豬百三十余個的事。示威的結果，多半要罰款。
戴高帽子遊鄉。這種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紳戴上一頂紙紮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寫上土豪某某或劣紳某某字樣。用繩子牽著，前後簇擁著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銅鑼，高舉旗幟，引人注目的。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栗。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故有錢的多願罰款，不願戴高帽子。但農民不依時，還是要戴。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天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黑了臉。但是，農會議決，今天不給他戴高帽子。因為今天給他戴過了，這劣紳橫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關進縣監獄。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紳捉了，送進知事公署的監獄，關起來，要知事辦他的罪。現在監獄裡關人和從前兩樣，從前是紳士送農民來關，現在是農民送紳士來關。
驅逐。土豪劣紳中罪惡昭著的，農民不是要驅逐，而是要捉他們，或殺他們。他們怕捉怕殺，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紳，在農民運動發達縣份，幾乎都跑光了，結果等於被驅逐。他們中間，頭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這些逃跑的土豪劣紳，以逃到上海的為最安全。逃到漢口的，如華容的三個劣紳，終被捉回。逃到長沙的，更隨時有被各縣旅省學生捕獲之虞，我在長沙就親眼看見捕獲兩個。逃到縣城的，資格已是第四等了，農民耳目甚多，發覺甚易。湖南政府財政困難，財政當局曾歸咎於農民驅逐闊人，以致籌款不易。亦可見土豪劣紳不容於鄉裡之一斑。
槍斃。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紳，農民和各界民眾共同做的。例如寧鄉的楊致澤，岳陽的周嘉淦，華容的傅道南、孫伯助，是農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槍斃的。湘潭的晏容秋，則是農民和各界人民強迫縣長同意從監獄取出，由農民自己動手槍斃的。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這樣的大劣紳、大土豪，槍斃一個全縣震動，於肅清封建余孽，極有效力。這樣的大土豪劣紳，各縣多的有幾十個，少的也有幾個，每縣至少要把幾個罪大惡極的處決了，才是鎮壓反動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紳勢盛時，殺農民真是殺人不眨眼。長沙新康鎮團防局長何邁泉，辦團十年，在他手裡殺死的貧苦農民將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殺匪”。我的家鄉湘潭縣銀田鎮團防局長湯峻巖、羅叔林二人，民國二年以來十四年間，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殺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殺的兩人是完全無罪的乞丐。湯峻巖說：“殺兩個叫化子開張！”這兩個叫化子就是這樣一命嗚呼了。以前土豪劣紳的殘忍，土豪劣紳造成的農村白色恐怖是這樣，現在農民起來槍斃幾個土豪劣紳，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麼理由說不應該？
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價，不准囤積居奇。這是近月湖南農民經濟鬥爭上一件大事。從去年十月至現在，貧農把地主富農的谷米阻止出境，並禁止高抬谷價和囤積奇。結果，貧農的目的完全達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價大減，囤積居奇的絕跡。
不准加租加押，宣傳減租減押。去年七八月間，農會還在勢力弱小時期，地主依然按照剝削從重老例，紛紛通知佃農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農會勢力大增，一致反對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兩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後，農民勢力壓倒地主勢力，農民乃進一步宣傳減租減押。農民說：可惜去秋交租時農會尚無力量，不然去秋就減了租了。對於今秋減租，農民正大做宣傳，地主們亦在問減租辦法。至於減押，衡山等縣目下已在進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間，地主還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後，無人敢退佃了。現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說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點問題。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農民不應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許退佃，但同時發生了佃農失業問題。此問題尚無一致的解決辦法。
減息。安化已普遍地減了息，他縣亦有減息的事。惟農會勢盛地方，地主懼怕“共產”，完全“卡借”，農村幾無放債的事。此時所謂減息，限於舊債。舊債不僅減息，連老本也不許債主有逼取之事。貧農說：“怪不得，年歲大了，明年再還吧！”
舊式的都團（即區鄉）政權機關，尤其是都之一級，即接近縣之一級，幾乎完全是土豪劣紳佔領。“都”管轄的人口有一萬至五六萬之多，有獨立的武裝如團防局，有獨立的財政征收權如畝捐[13]等，有獨立的司法權如隨意對農民旅行逮捕、監禁、審問、處罰。這樣的機關裡的劣紳，簡直是鄉裡王。農民對政府如總統、督軍[14]、縣長等還比較不留心，這班鄉裡王才真正是他們的“長上”，他們鼻子裡哼一聲，農民曉得這是要十分注意的。這回農村造反的結果，地主階級的威風普遍地打下來，土豪劣紳把持的鄉政機關，自然跟了倒塌。都總團總[15]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農民協會去辦。他們應付的話是：
“不探（管）閒事！”
農民相與議論，談到都團總，則憤然說：
“那班東西麼，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個字，的確描畫了經過革命風潮地方的舊式鄉政機關。
湖南地主階級的武裝，中路較少，西南兩路較多。平均每縣以六百枝步槍計，七十五縣共有步槍四萬五千枝，事實上或者還要多。農民運動發展區域之中南兩路，因農民起來形勢甚猛，地主階級招架不住，其武裝勢力大部分投降農會，站在農民利益這邊，例如寧鄉、平江、瀏陽、長沙、醴陵、湘潭、湘鄉、安化、衡山、衡陽等縣。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傾向於投降，例如寶慶等縣。再一小部分則站在和農會敵對地位，例如宜章、臨武、嘉禾等縣，但現時農民正在加以打擊，可能於不久時間消滅其勢力。這樣由反動的地主手裡拿過來的武裝，將一律改為“挨戶團常備隊”[16]，放在新的鄉村自治機關──農民政權的鄉村自治機關管理之下。這種舊武裝拿過來，是建設農民武裝的一方面。建設農民武裝另有一個新的方面，即農會的梭鏢隊。梭鏢──一種接以長柄的單尖兩刃刀，單湘鄉一縣有十萬枝。其他各縣，如湘潭、衡山、醴陵、長沙等，七八萬枝、五六萬枝、三四萬枝不等。凡有農民運動各縣，梭鏢隊便迅速地發展。這種有梭鏢的農民，將成為“挨戶團非常備隊”。這個廣大的梭鏢勢力，大於前述舊武裝勢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武裝力量。湖南的革命當局，應使這種武裝力量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余萬農民之中，應使每個青年壯年農民都一柄梭鏢，而不應限制它，以為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東西。若被這種梭鏢隊嚇翻了，那真是膽小鬼！只有土豪劣紳看了害怕，革命黨決不應該看了害怕。
縣政治必須農民起來才能澄清，廣東的海豐已經有了証明。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証明。在土豪劣紳霸佔權力的縣，無論什麼人去，都是廉潔政府。我走過的幾縣，知事遇事要先問農民協會。在農民勢力極盛的縣，農民協會說話是“飛靈的”。農民協會要早晨捉土豪劣紳，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農民的權力在鄉間初漲起來的時候，縣知事和土豪劣紳是勾結一起共同對付農民的。在農民的權力漲至和地主權力平行的時候，縣知事取了向地主農民兩邊敷衍的態度，農民協會的話，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絕。上頭所說農會說話飛靈，是在地主權力被農民權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時候。現在像湘鄉、湘潭、醴陵、衡山等縣的縣政治狀況是：
（一）凡事取決於縣長和革命民眾團體的聯合會議。這種會議，由縣長召集，在縣署開。有些縣名之曰“公法團聯席會議”，有些縣名之曰“縣務會議”。出席的人，縣長以外，為縣農民協會、縣總工會、縣商民協會、縣女界聯合會、縣教職員聯合會、縣學生聯合會以及國民黨縣黨部[17]的代表們。在這樣的會議裡，各民眾團體的高見影響縣長，縣長總是唯命是聽。所以，在湖南採用民主的委員制縣政治組織，應當是沒有問題的了。現在的縣政府，形式和實質，都已經是頗民主的了。達到這種形勢，是最近兩三個月的事，即農民從四鄉起來打倒了土豪劣紳權力以後的事。知事看見舊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靠山，這才開始巴結民眾團體，變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審員沒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還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審員助知事審案。知事及其僚佐發財，全靠經手錢糧捐派，辦兵差和在民刑訴訟上顛倒敲詐這幾件事，尤以後一件為經常可靠的財源。幾個月來，土豪劣紳倒了，沒有了訟棍。農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級農會裡處理。所以，縣公署的承審員，簡直沒有事做。湘鄉的承審員告訴我：“沒有農民協會以前，縣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訴訟稟貼；有農會後，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於是知事及其僚佐們的荷包，只好空著。
（三）警備隊、警察、差役，一概斂跡，不敢下鄉敲詐。從前鄉裡人怕城裡人，現在城裡人怕鄉下人。尤其是縣政府豢養的警察、警備隊、差役這班惡狗，他們怕下鄉，下鄉也不敢再敲詐。他們看見農民的梭鏢就發抖。
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為鬼神系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農民在鄉下怎樣推翻地主的政權，已如前頭所述。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幹。地主政權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著動搖起來。農會勢盛地方，族長及祠款經管人不敢再壓迫族下子孫，不敢再侵蝕祠款。壞的族長、經管，已被當作土豪劣紳打掉了。從前祠堂裡“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殘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來了。女子和窮人不能進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們，結隊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爺們只好聽她們的便。又有一處地方，因禁止貧農進祠堂吃酒，一批貧農擁進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紳長褂先生嚇得都跑了。神權的動搖，也是跟著農民運動的發展而普遍。許多地方，農民協會佔了神的廟宇做會所。一切地方的農民協會，都主張提取廟產辦農民學校，做農會經費，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行。北鄉各區農民禁止家神老爺（儺神）遊香。淥口伏波嶺廟內有許多菩薩，因為辦國民黨區黨部房屋不夠，把大小菩薩堆於一角，農民無異言。自此以後，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場、送大王燈的，就很少了。這事，因為是農會委員長孫小山倡首，當地的道士們頗恨孫小山。北三區龍鳳庵農民和小學教員，砍了木菩薩煮肉吃。南區東富寺三十幾個菩薩都給學生和農民共同燒掉了，只有兩個小菩薩名“包公老爺”者，被一個老年農民搶去了，他說：“莫造孽！”在農民勢力佔了統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農民和婦女，青年和壯年農民都不信了。農民協會是青年和壯年農民當權，所以對於推翻神權，破除迷信，是各處都在進行中的。夫權這種東西，自來在貧農中就比較地弱一點，因為經濟上貧農婦女不能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多參加勞動，所以他們取得對於家事的發言權以至決定權的是比較多些。至近年，農村經濟益發破產，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條件，業已破壞了。最近農民運動一起，許多地方，婦女跟著組織了鄉村女界聯合會，婦女抬頭的機會已到，夫權便一天一天地動搖起來。總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隨著農民權力的升漲而動搖。但是現在時期，農民的精力集中於破壞地主的政治權力這一點。要是地主的政治權力破壞完了的地方，農民對家族神道男女關系這三點便開始進攻了。但是這種進攻，現在到底還在“開始”，要完全推翻這三項，還要待農民的經濟鬥爭全部勝利之後。因此，目前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鬥爭，期於徹底推翻地主權力。並隨即開始經濟鬥爭，期於根本解決貧農的土地及其他經濟問題。至於家族主義、迷信觀念和不正確的男女關系之破壞，乃是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勝利以後自然而然的結果。若用過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強地從事這些東西的破壞，那就必被土豪劣紳借為口實，提出“農民協會不孝祖宗”、“農民協會欺神滅道”、“農民協會主張共妻”等反革命宣傳口號，來破壞農民運動。湖南的湘鄉、湖北的陽新，最近都發生地主利用了農民反對打菩薩的事，就是明証。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於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18]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
我在鄉裡也曾向農民宣傳破除迷信。我的話是：
“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山貫氣。今年幾個月光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一齊倒台了。難道這幾個月以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還大家走好運，大家墳山都貫氣，這幾個月忽然大家走壞運，墳山也一齊不貫氣了麼？土豪劣紳形容你們農會的話是：‘巧得很羅，如今是委員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員。’的確不錯，城裡、鄉裡、工會、農會、國民黨、共產黨無一不有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但這也是八字墳山出的麼？巧得很！鄉下窮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墳山也忽然都貫了氣了！神明麼？都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農民會，只要關聖帝君、觀音大士，能夠打倒土豪劣紳麼？那些帝君、大士們也可憐，敬了幾百年，一個土豪劣紳不曾替你們打倒！現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有什麼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
開一萬個法政學校，能不能在這樣短時間內普及政治教育於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現在農會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樣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這幾個政治口號，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鄉村的青年壯年老頭子小孩子婦女的面前，一直鑽進他們的腦子裡去，又從他們的腦子裡流到了他們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裡玩吧，如果你看見一個小孩子對著另一個小孩子鼓眼蹬腳揚手動氣時，你就立刻可以聽到一種尖銳的聲音，那便是：“打倒帝國主義！”
湘潭一帶的小孩子看牛時打起架來，一個做唐生智，一個做葉開鑫[19]，一會兒一個打敗了，一個跟著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葉開鑫。“打倒列強……”這個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幾乎人人曉得唱了，就是鄉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曉得唱了的。
孫中山先生的那篇遺囑，鄉下農民也有些曉得念了。他們從那篇遺囑裡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義”、“不平等條約”這些名詞，頗生硬地應用在他們的生活上。一個紳士模樣的人在路上碰了一個農民，那紳士擺格不肯讓路，那農民便憤然說：“土豪劣紳！曉得三民主義麼？”長沙近郊菜園農民進城賣菜，老被警察欺負。現在，農民可找到武器了，這武器就是三民主義。當警察打罵賣菜農民時，農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義以相抵制，警察沒有話說。湘潭一個區的農民協會，為了一件事和一個鄉農民協會不和，那鄉農民協會的委員長便宣言：“反對區農民協會的不平等條約！”
政治宣傳的普及鄉村，全是共產黨和農民協會的功績。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據農村工作同志的報告，政治宣傳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紀念和北伐勝利總慶祝這三次大的群眾集會時做得很普遍。在這些集會裡，有農會的地方普遍地舉行了政治宣傳，引動了整個農村，效力很大。今後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種機會，把上述那些簡單的口號內容漸漸充實，意義漸漸明了起來。
共產黨領導農會在鄉下樹立了威權，農民便把他們所不喜歡的事禁止或限制起來。最禁得嚴的便是牌、賭、鴉片這三件。
牌：農會勢盛的地方，麻雀、骨牌、紙葉子，一概禁絕。
湘鄉十四都地方一個區農會，曾燒了一擔麻雀牌。
跑到鄉間去，什麼牌都沒有打，犯禁的即刻處罰，一點客氣也沒有。
賭：從前的“賭痞”，現在自己在那裡禁賭了，農會勢盛地方，和牌一樣弊絕風清。
鴉片：禁得非常之嚴。農會下命令繳煙槍，不敢稍違抗不繳。醴陵一個劣紳不繳煙槍，被捉去遊鄉。
農民這個“繳槍運動”，其聲勢不弱於北伐軍對吳佩孚、孫傳芳[20]軍隊的繳槍。好些革命軍軍官家裡的年尊老太爺，煙癮極重，靠一桿“槍”救命的，都被“萬歲”（劣紳譏誚農民之稱）們繳了去。“萬歲”們不僅禁種禁吃，還要禁運。由貴州經寶慶、湘鄉、攸縣、醴陵到江西去的鴉片，被攔截焚燒不少。這一來，和政府的財政發生了沖突。結果，還是省農會為了顧全北伐軍餉，命令下級農會“暫緩禁運”。但農民在那裡憤憤不樂。
三者以外，農民禁止或限制的東西還有很多，略舉之則有：
花鼓。一種小戲，許多地方禁止演唱。
轎子。許多縣有打轎子的事，湘鄉特甚。農民最恨那些坐轎子的，總想打，但農會禁止他們。辦農會的人對農民說：“你們打轎子，反倒替闊人省了錢，轎工要失業，豈非害了自己？”農民們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漲轎工價，以此懲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舖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價於一極小數目，酒店無錢賺，只好不煮了。
豬。限制每家喂豬的數目，因為豬吃去谷米。
雞鴨。湘鄉禁喂雞鴨，但婦女們反對。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個，福田舖地方只准喂五個。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鴨，因為鴨比雞更無用，它不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豐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議決客來吃三牲，即只吃雞魚豬。筍子、海帶、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則議決吃八碗，不准多吃一碗。醴陵東三區只准吃五碗，北二區只准吃三葷三素，西三區禁止請春客。湘鄉禁止“蛋糕席”──一種並不豐盛的席面。湘鄉二都有一家討媳婦，用了蛋糕席，農民以他不服從禁令，一群人湧進去，攪得稀爛。湘鄉的嘉謨鎮實行不吃好飲食，用果品祭祖。
牛。這是農民的寶貝。“殺牛的來生變牛”，簡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殺不得的。農民沒有權力時，只能用宗教觀念反對殺牛，沒有實力去禁止。農會起來後，權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裡殺牛。湘潭城內從前有六家牛肉店，現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殺病牛和廢牛的。衡山全縣禁絕了殺牛。一個農民他有一頭牛跌脫了腳，問過農會，才敢殺。株洲商會冒失地殺了一頭牛，農民上街問罪，罰錢而外，放爆竹賠禮。
遊民生活。如打春、讚土地、打蓮花落，醴陵議決禁止。各縣有禁止的，有自然消滅沒人幹這些事的。有一種“強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兇，現在亦只得屈服於農會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個雨神廟，素聚流民，誰也不怕，農會起來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鄉農會，捉了三個流民挑土燒窯。拜年陋俗，議決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還很多，如醴陵禁儺神遊香，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禁中元燒衣包，禁新春貼瑞簽。湘鄉的谷水地方水煙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銃，放鞭炮的罰洋一元二角，放銃的罰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場。十八都禁送奠儀。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統名之曰農民諸禁。
這些禁令中，包含兩個重要意義：第一是對於社會惡習之反抗，如禁牌賭鴉片等。這些東西是跟了地主階級惡劣政治環境來的，地主權力既倒，這些東西也跟著掃光。第二是對於城市商人剝削之自衛，如禁吃酒席，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等等。因為工業品特貴，農產品特賤，農民極為貧困，受商人剝削厲害，不得不提倡節儉，借以自衛。至於前述之農民阻谷出境，是因為貧農自己糧食不夠吃，還要向市上買，所以不許糧價高漲。這都是農民貧困和城鄉矛盾的緣故，並非農民拒絕工業品和城鄉貿易，實行所謂東方文化主義[21]。農民為了經濟自衛，必須組織合作社，實行共同買貨和消費。還須政府予以援助，使農民協會能組織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農民自然不必以阻谷為限制食糧價格的方法，也不會以拒絕某些工業品入鄉為經濟自衛的方法了。
從禹湯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國總統，我想沒有哪一個朝代的統治者有現在農民協會這樣肅清盜匪的威力。什麼盜匪，在農會勢盛地方，連影子都不見了。巧得很，許多地方連偷小菜的小偷都沒有了。有些地方，還有小偷。至於土匪，則我所走過的各縣全然絕了跡，哪怕從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農會會員滿山遍野，梭鏢短棍一呼百應，土匪無處藏蹤。二是農民運動起後，谷子價廉，去春每擔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問題不如從前那樣嚴重。三是會黨[22]加入了農會，在農會裡公開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氣，“山、堂、香、水”[23]的秘密組織，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殺豬宰羊，重捐重罰，對壓迫他們的土豪劣紳階級出氣也出夠了。四是各軍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許多。因此，農運一起，匪患告絕。對於這一點，紳富方面也同情於農會。他們的議論是：“農民協會麼？講良心話，也有一點點好處。”
全國未統一，帝國主義軍閥勢力未推翻，農民對政府稅捐的繁重負擔，簡言之，即革命軍的軍費負擔，還是沒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紳把持鄉政時加於農民的苛捐如畝捐等，卻因農民運動的興起、土豪劣紳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減輕了。這也要算是農民協會的功績之一。
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裡面，最大多數是農民。農村裡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試看農民一向痛惡學校，如今卻努力辦夜學。“洋學堂”，農民是一向看不慣的。我從前做學生時，回鄉看見農民反對“洋學堂”，也和一般“洋學生”、“洋教習”一鼻孔出氣，站在洋學堂的利益上面，總覺得農民未免有些不對。民國十四年在鄉下住了半年，這時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有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才明白我是錯了，農民的道理是對的。鄉村小學校的教材，完全說些城裡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小學教師對待農民態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農民的幫助者，反而變成了農民所討厭的人。故農民寧歡迎私塾（他們叫“漢學”），不歡迎學校（他們叫“洋學”），寧歡迎私塾老師，不歡迎小學教員。如今他們卻大辦其夜學，名之曰農民學校。有些已經舉辦，有些正在籌備，平均每鄉有一所。他們非常熱心開辦這種學校，認為這樣的學校才是他們自己的。夜學經費，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閒公閒產。這些公款，縣教育局要提了辦國民學校即是那不合農民需要的“洋學堂”，農民要提了辦農民學校，爭議結果，各得若幹，有些地方是農民全得了。農民運動發展的結果，農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時間內，全省當有幾萬所學校在鄉村中湧出來，不若知識階級和所謂“教育家”者流，空喚“普及教育”，喚來喚去還是一句廢話。
合作社，特別是消費、販賣、信用三種合作社，確是農民所需要的。他們買進貨物要受商人的剝削，賣出農產品要受商人的勒抑，錢米借貸要受重利盤剝者的剝削，他們很迫切地要解決這三個問題。去冬長江打仗，商旅路斷，湖南鹽貴，農民為鹽的需要組織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農民因借錢而企圖組織“借貸所”的，亦所在多有。大問題，就是詳細的正規的組織法沒有。各地農民自動組織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則，因此做農民工作的同志，總是殷勤地問“章程”。假如有適當的指導，合作社運動可以隨農會的發展而發展到各地。
這也是農會的一件功績。沒有農會以前，鄉村的道路非常之壞。無錢不能修路，有錢的人不肯拿出來，只好讓它壞。略有修理，也當作慈善事業，從那些“肯積陰功”的人家化募幾個，修出些又狹又薄的路。農會起來了，把命令發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徑所宜，分等定出寬狹，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號令一出，誰敢不依？不久時間，許多好走的路都出來了。這卻並非慈善事業，乃是出於強迫，但是這一點子強迫實在強迫得還可以。塘壩也是一樣。無情的地主總是要從佃農身上取得東西，卻不肯花幾個大錢修理塘壩，讓塘幹旱，餓死佃農，他們卻只知收租。有了農會，可以不客氣地發命令強迫地主修塘壩了。地主不修時，農會卻很和氣地對地主說道：“好！你們不修，你們出谷吧，鬥谷一工！”地主為鬥谷一工劃不來，趕快自己修。因此，許多不好的塘壩變成了好塘壩。
總上十四件事，都是農民在農會領導之下做出來的。就其基本精神說來，就其革命意義說來，請讀者們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說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紳們吧！很奇怪，南昌方面[24]傳來消息，說蔣介石、張靜江[25]諸位先生的意見，頗不以湖南農民的舉動為然。湖南的右派領袖劉岳峙[26]輩，與蔣張諸公一個意見，都說：“這簡直是赤化了！”我想，這一點子赤化若沒有時，還成個什麼國民革命！嘴裡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27]有什麼兩樣！
＊毛澤東此文是為了答復當時黨內黨外對於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而寫的。為了這個目的，毛澤東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並寫了這一篇報告。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願意接受毛澤東的意見，而堅持自己的錯誤見解。他們的錯誤，主要是被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倒，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鬥爭。為了遷就國民黨，他們寧願拋棄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國民黨之所以敢於叛變，發動“清黨運動”和反人民的戰爭，主要就是乘了共產黨的這個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