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４９年１０月中，國民議會復會。１１月１日，波拿巴送給議會一個咨文。說巴羅─法盧內閣已經免職，新內閣已經組成，這使議會大為震驚。就是驅逐一個僕人也不會像波拿巴驅逐自己的內閣閣員那樣蠻橫無禮。預定要向國民議會踢去的一腳，先踢到巴羅和他的同僚身上了。
我們已經說過，巴羅內閣是由正統派和奧爾良派組成的。這是秩序黨的內閣。波拿巴需要這個內閣，是為了要解散共和派制憲議會，實現對羅馬的征討，並摧毀民主派的力量。那時他好像躲到這個內閣背後，把政府權力讓給了秩序黨，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時期報刊的責任發行人戴的謙虛的性格面具，即代理人戴的面具。現在他把面具丟掉了，因為這個面具已不是一塊使他能夠隱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紗，而是已變成一個妨礙他顯示出自己的本來面目的鐵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羅內閣，是要借秩序黨的名義驅散共和派的國民議會；他解散這個內閣，是要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這個秩序黨的國民議會無關。
要解散巴羅內閣是不乏正當借口的。巴羅內閣在對待共和國總統這個和國民議會並存的權力時，甚至連必須遵守的禮節都忽視了。在國民議會休會期間，波拿巴發表了致埃德加．奈的信，其中好像是指責教皇的自由主義行動，正像他曾同制憲議會相對抗，發表了稱讚烏迪諾進攻羅馬共和國的信一樣。當國民議會表決遠征羅馬的撥款時，維克多．雨果從所謂的自由主義出發提起了這封信的問題。秩序黨在表示輕蔑和懷疑的叫聲下，根本埋葬了認為波拿巴的狂妄舉動可能有什麼政治意義的念頭。內閣閣員沒有一個人出來替波拿巴應戰。又一次，巴羅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熱情，在講壇上憤憤不平地講到據他說是在總統親信人物中進行的“可憎的陰謀”。最後，內閣從國民議會中為奧爾良公爵夫人爭得了寡婦撫恤金，卻堅決拒絕向國民議會提出增加總統薪俸的議案。在波拿巴身上，王位追求者和破產冒險家的身分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因此，認定他自己負有恢復帝國的使命這一偉大思想總是由認定法國人民負有替他償清債務的使命的另一偉大思想所補充。
巴羅─法盧內閣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個同時又是最後一個議會制內閣。所以，這個內閣的解散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隨著這個內閣的解散，秩序黨就不可挽回地喪失了為維持議會制度所必需的支柱──掌握行政權。在法國這樣的國家裡，行政權支配著由５０多萬人組成的官吏大軍，也就是經常和絕對控制著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這裡，國家管制、控制、指揮、監視和監護著市民社會──從它那些最廣大的生活表現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動止，從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個人的私生活止；在這裡，這個寄生機體由於非常的中央集權而無處不在，無所不知，並且極其敏捷、極其靈活，同時現實的社會機體卻又是極無自動性、極其軟弱、極不固定；在這樣一個國家裡，十分明顯，國民議會如果不同時簡化國家管理，不盡可能縮減官吏大軍，最後，如果不讓市民社會和輿論界創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權力的機關，那麼它一旦失掉分配閣員位置的權限，也就失掉任何實際影響了。但是，法國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恰恰是和保持這個龐大而分布很廣的國家機器最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它在這裡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並且以國家薪俸形式來補充它用利潤、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獲得的東西。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強壓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國家政權的經費和人員，同時又不斷地進行反對社會輿論的戰爭，並由於猜疑而去摧殘和麻痹獨立的社會運動機關，如果不能把它們根本割掉的話。這樣，法國資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壞一切議會權力、包括它自己的議會權力的存在條件，另一方面則使得與它相敵對的行政權成為不可克制的權力。
新內閣叫作奧普爾內閣。這並不是說奧普爾將軍得到了內閣總理的職位。自從巴羅免職時起，波拿巴甚至廢除了這個職位，因為事實上這個職位使共和國總統成為在法律上微不足道的立憲君主，這個立憲君主沒有王位和王冠，沒有權杖和寶劍，沒有不被追究責任的特權，沒有世襲的最高國家權位，而最壞的是沒有皇室費。奧普爾內閣裡只有一個人擁有議員頭銜，這就是高利貸者富爾德，他是金融貴族中惡名昭彰的一個。財政部長的位置就落到他手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從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１日起，法國的証券是隨著波拿巴的股票的漲跌而漲跌的。這樣波拿巴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時又以任命卡爾利埃為巴黎警察局長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裡。
可是，內閣更迭的後果，只有在事變繼續發展的進程中才能顯露出來。波拿巴暫時只向前進了一步，好像是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被拋到後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魯的咨文以後，接著就極為卑屈地表示聽命於國民議會。每當內閣閣員們敢於小心翼翼地試圖把他們個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時候，他們好像只是迫於本身地位違心地執行他們事先已確信不會有什麼效果的滑稽的委托。每當波拿巴在內閣閣員們背後泄露出他的意圖並玩弄他的“拿破侖觀念”的時候，他的內閣閣員就在國民議會的講壇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張。看來他說出篡奪權位的欲望，只是為了使他的敵人們的幸災樂禍的笑聲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個不被賞識而被全世界當作傻瓜的天才角色。他從來還沒有像這個時期這樣遭到一切階級的極度的輕蔑。資產階級從來還沒有這樣絕對地統治過，從來還沒有這樣高傲地炫耀過自己的統治的象征物。
我的任務不是在這裡敘述資產階級立法活動的歷史。它的立法活動在這個時期只限於制定兩個法律：一個是恢復葡萄酒稅的法律，另一個是廢除無神思想的教育法。當法國人難以喝上葡萄酒的時候，真正的生命之水卻供應得更加充裕。資產階級以葡萄酒稅的法律宣布了舊時的可恨的法國稅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時又力圖以教育法使群眾保存他們能夠容忍這一稅制的舊時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為什麼奧爾良派，自由派資產者，這些伏爾泰主義和折衷派哲學的老信徒們，竟把指導法國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給他們的世仇耶穌會去擔任。可是，奧爾良派和正統派在王位追求者這個問題上雖然有分歧，但是他們雙方都懂得，他們的共同統治要求把兩個時期的壓迫手段結合起來，七月王朝時期的奴役手段必須用復辟時期的奴役手段來補充和加強。
農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們一方面比任何時候都苦於糧價低落，另一方面又苦於賦稅和抵押債務日益加重，於是他們在各省開始騷動起來。他們所得到的答復是迫害教師，使他們服從於僧侶，迫害鎮長，使他們服從於縣官，最後是施行控制一切人的偵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動派本身具有自己時代的特征，挑舋行為多於壓制。在鄉村，反動派卑鄙齷齪，瑣碎小氣，可惡可厭，一句話，就是憲兵。顯然，受過牧師制度祝福的憲兵制度三年來對愚昧的群眾的腐蝕該是多麼深。
雖然秩序黨在國民議會講壇上熱情奔放，大發議論反對少數派，但是它的言詞始終是單音節的，正如基督徒“是，就說是，不，就說不”一樣！不論是講壇上或報刊上的言論，都很單調，和預先知道答案的謎語一樣平淡無味。不管是談請願權還是葡萄酒稅，不管是談新聞出版自由還是貿易自由，不管是談俱樂部還是市政機構，也不管是談保障人身自由還是決定國家預算，發出的口號總是一樣，題目總是一個，判詞總是早已準備妥帖而且總是一成不變地說：“社會主義！”甚至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也被宣布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教育也被宣布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財政改革也被宣布為社會主義。在已有運河的地方建築鐵路也是社會主義，用木棍抵御刀劍的襲擊也是社會主義。
這並不只是一句空話、一種時髦或一種黨派鬥爭手腕。資產階級正確地了解到，它為反對封建制度而鍛造出來的各種武器都倒過來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創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轉過來反對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創造的所有的神都離棄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謂的市民自由和進步機關，都侵犯它的階級統治，並且既威脅它的社會基礎，又威脅它的政治上層，因此這些東西就成了“社會主義的”了。在這種威脅和這種侵犯中，它正確地看出了社會主義的秘密，所以它對於社會主義的意義和趨勢的評價，就比所謂的社會主義自己對自己的評價更正確些。而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因此也就不能了解，為什麼資產階級對它一味表示反對──不管它是在為人類的痛苦感傷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揚基督的千年王國和博愛，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義態度漫談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階級的協調和幸福的制度。資產階級只是沒有了解到一點：如果推論下去，那麼它自己的議會制度，它的整個政治統治，現在也應該被普遍指責為社會主義的東西了。當資產階級的統治還沒有充分組織起來，還沒有獲得自己的純粹的政治表現時，其他各個階級的對抗也不能以純粹的形式出現，而在出現這一對抗的地方，它也不能實現那種使一切反對國家政權的鬥爭轉化為反對資本的鬥爭的危險轉變。既然資產階級認為任何一種社會生活表現都危害“安寧”，那麼它又怎能希望在社會上層保持不安寧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個──照它的一位發言人的說法──生存在鬥爭中並且靠鬥爭生存的議會制度呢？靠辯論生存的議會制度怎能禁止辯論呢？既然這裡每種利益、每種社會措施都被變成一般的思想，並被當作一種思想來討論，那麼在這種條件下怎麼能把某種利益、某種措施當作一種高出思維的東西而強使人們把它當作信條來接受呢？發言人在講壇上的鬥爭，引起了報界低級作家的鬥爭；議會中的辯論俱樂部必然要由沙龍和酒館中的辯論俱樂部來補充；議員們經常訴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請願書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見。既然議會制度將一切事情交給大多數決定，那麼議會以外的大多數又怎能不想作決定呢？既然你們站在國家的頂峰上拉提琴，那麼站在下面的人跟著跳舞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嗎？
總之，既然資產階級把它從前當作“自由主義”頌揚的東西指責為“社會主義”，那麼它就是承認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統治的的危險；要恢復國內的安寧，首先必須使它的資產階級議會安靜下來，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會權力，就應該摧毀它的政治權力；只有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在政治上注定同其他階級一樣毫無價值，個別資產者才能繼續剝削其他階級，安逸地享受財產、家庭、宗教和秩序；要挽救它的錢包，必須把它頭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護它的劍像達摩克利斯劍一樣地懸在它自己的頭上。
在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方面，國民議會表現得非常無能。例如１８５０年冬季開始的關於修築巴黎─阿維尼翁鐵路問題的討論，直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還沒有結果。只要國民議會不從事壓迫，不進行反動活動，它就患了不可救藥的不妊之症。
當波拿巴的內閣一部分人倡議制定符合秩序黨精神的法律，一部分人還在夸大這些法律在實施和運用中的殘酷性的時候，波拿巴本人卻企圖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來博得聲望，強調自己對於國民議會的敵意，並暗示有某種神秘的藏寶處，只是由於環境的阻礙暫時還不能把所藏的財寶奉獻給法國人民。例如，給下級軍官每天增加四個蘇的津貼的提案，以及為工人創設信譽貸款銀行的提案。金錢的饋贈和金錢的借貸，這就是他希望用以誘惑群眾的遠景。饋贈和貸款，這就是顯貴的和卑賤的流氓無產階級的財政學。波拿巴所善於運用的妙訣只此而已。從來還沒有一個王位追求者像他這樣庸俗地利用群眾的庸俗習氣來進行投機勾當。
國民議會眼看著波拿巴這樣明明白白地企圖靠損害它來博取聲望，眼看著這個被債主催逼而又毫無值得珍惜的聲譽的冒險家越來越可能幹出某種極冒險的勾當，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黨和總統之間的分歧已經帶有危險性質，一個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總統懷著懺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黨的懷抱。我們指的是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的補選。這次選舉是為了填補六月十三日事變後被監禁或驅逐出國的議員所空下來的席位。巴黎只選了社會民主派的候選人，並且絕大部分選票都投給了參加過１８４８年六月起義的德弗洛特。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巴黎小資產階級，就這樣報復了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的失敗。看來，小資產階級在危急關頭離開戰場，只是為了要在順利的情況下以更大的戰鬥力量和更勇敢的戰鬥口號重新進入戰場。看來有一種情況更加重了這次選舉勝利的危險性。軍隊在巴黎投票選舉了六月起義的一個參加者來對抗波拿巴的內閣閣員拉伊特，而在各省，軍隊中大部分人投了山岳黨２５人的票，山岳黨人在這些地方雖然不像在巴黎那樣佔有絕對優勢，但也比對手佔了優勢。
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對著革命了。和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及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一樣，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０日他又躲到秩序黨背後去了。他屈服了，他怯懦地請罪，表示決心遵照議會多數的意旨來組織任何一個內閣，他甚至懇求奧爾良派和正統派的首領們，梯也爾們、貝裡耶們、布羅伊們和摩萊們，一句話，就是懇求所謂的衛戍官們親自掌握政權。秩序黨未能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它不但沒有大膽地抓住這個送到手上的政權，甚至也沒有強迫波拿巴恢復他在１１月１日所解散的內閣；它滿足於用自己的寬恕羞辱波拿巴，並使巴羅什先生加入奧普爾內閣。這個巴羅什作為公訴人曾經在布爾日最高法院上瘋狂地攻擊過五月十五日事件中的革命者和六月十三日事件中的民主派，兩次都指控他們危害國民議會。以後波拿巴的任何一個內閣閣員，都沒有再敢像巴羅什那樣蔑視國民議會，而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以後，我們發現，他又得到了參議院副議長這個官高祿厚的職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菜湯中，為的是讓波拿巴能夠把它喝掉。
社會民主派這方面似乎只是在尋找借口，以便再度使自己的勝利成為問題並削弱這一勝利的意義。巴黎新選出的議員之一維達爾，同時在斯特拉斯堡也當選了。他被說服放棄巴黎的選舉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選舉。這樣，民主派就沒有把自己在投票站的勝利變成最終的勝利，從而激起秩序黨立刻在議會中對這個勝利提出異議，它沒有迫使對手在人民熱情高昂和軍隊情緒良好的時機出來鬥爭，反而在３月和４月間用新的競選把巴黎弄得疲憊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這一新的臨時競選把戲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滿足於憲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費於細小的攻訐、空洞的宣言和表面的運動，讓資產階級集合起來並作好準備，最後，以４月補選的感傷主義的注釋（歐仁．蘇當選）減弱了３月選舉的意義。一句話，社會民主派讓３月１０日受了４月愚人節的愚弄。
議會中的多數派了解自己對手的弱點。因為波拿巴讓多數派領導和負責攻擊，多數派的１７個衛戍官制定了新選舉法，法案的報告人是要求這種榮譽的福適先生。５月８日，福適提出了這個法案，其內容是要廢除普選權，並規定選舉人必須在他們所在的選區內居住３年，最後，工人在選區的居住年限應由他們的雇主來作証。
民主派在憲制選舉鬥爭時期曾滿懷革命的激情，當現在應該拿起武器來証明自己的選舉勝利的重大意義的時候，他們卻以憲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揚莊嚴的寧靜（ｃａｌｍｅ ｍａｊｅｓｔｕｅｕｘ）和合法行為，也就是盲目地服從自封為法律的反革命勢力的意志。在辯論的時候，山岳黨力圖羞辱秩序黨，以一個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態度來對抗它的革命熱情，嚴厲責備它的革命行為，從而把它置於死地。甚至新當選的議員們也極力想以自己的謹慎而有禮的舉動來向大家証明：責罵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把他們的當選解釋成革命的勝利，是一種怎樣的誤解。５月３１日，新選舉法通過了。山岳黨把抗議書塞進總統的衣袋裡就心滿意足了。繼選舉法之後又通過了一個徹底消滅革命報刊的新的新聞出版法。革命報刊遭到這種厄運是應該的。在這場大洪水以後，革命的最前哨就只剩下《國民報》和《新聞報》這兩個資產階級的報紙了。
我們已經看到，民主派的領袖們在３月和４月間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虛構的鬥爭，而他們在５月８日以後又竭力阻止巴黎人民進行實際的鬥爭。此外，我們還不應當忘記，１８５０年是少有的工商業繁榮的年頭，所以當時巴黎的無產階級有充分就業的機會。可是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的選舉法根本剝奪了無產階級參政的權利，甚至斷絕了他們接近戰場的機會。這個法律使工人回復到他們在二月革命以前所處的賤民地位。面對著這樣的事變，他們卻讓民主派來駕馭自己，為了一時的安逸而忘記了自己階級的革命利益，他們放棄了作為致勝力量的光榮，屈服於自己的命運，並且表明，１８４８年６月的失敗使他們長期喪失了戰鬥能力，最近的歷史進程又要撇開他們而向前發展。至於在６月１３日曾大嚷大叫“只要敢動一動普選權，那就對他不客氣！”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現在他們卻自慰說：反革命給他們的打擊根本不是打擊，而５月３１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在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每個法國人都將一手拿著選票，一手拿著利劍來到投票站。他們用這樣的預言來安慰自己。最後，軍隊為了１８５０年３月和４月的選舉而受到上級的處罰，正如他們曾經為了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９日的選舉而受到處罰一樣。可是這次軍隊堅決地對自己說：“第三次我們再不會上革命的當了！”
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的法律，是資產階級的政變。資產階級過去所有各次對革命的勝利，都只具有臨時的性質。只要現屆國民議會一退出舞台，這些勝利就成為問題了。這些勝利是取決於新的普選中的偶然情況的，而自從１８４８年以來，選舉的歷史已經無可辯駁地証明，資產階級的實際統治越強大，它對人民群眾的精神統治就越軟弱。普選權在３月１０日直接表明反對資產階級的統治，資產階級就以取消普選權進行了報復。所以，５月３１日的法律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必然表現。另一方面，按憲法規定，共和國總統的當選至少要有２００萬票才算有效。如果總統候選人中沒有一個人獲得這個最低限度的票數，國民議會就有權從得票最多的三個候選人中選出一個來當總統。當制憲議會制定這個法律的時候，選民冊中共有１０００萬選民。所以，按照這個法律，只要取得佔選民總數１５的票數，總統當選就算有效了。５月３１日的法律至少從選民冊中勾銷了３００萬個選民，這樣就把選民人數減低到７００萬人，但是當選總統需要獲得２００萬選票的法定最低限額卻依然保留著。這樣一來，法定的最低限額就從總選票的１／５幾乎提高到１／３。換句話說，這個法律用盡一切辦法把總統選舉從人民手裡暗中轉到國民議會手裡。總之，秩序黨好像是用５月３１日的選舉法加倍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因為它已經把國民議會議員的選舉和共和國總統的選舉轉交給社會的保守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