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小冊子本來是一本大書的一部分。大約在1875年，柏林大學非公聘教師歐．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會主義，不僅向德國公眾提出一套詳盡的社會主義理論，而且還提出一個改造社會的完備的實際計劃。當然，他竭力攻擊他的前輩，首先選中了馬克思，把滿腔怒火發泄在他的身上。

　　這件事發生時， 德國社會黨的兩派──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剛剛合併，因而不僅力量大增，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夠全力以赴地對付共同的敵人。德國社會黨正在很快成為一股力量。但是，要使它成為一股力量，首先必須使這個剛剛贏得的統一不受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卻公然準備在他周圍建立一個宗派，作為未來的獨立政黨的核心。因此，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我們必須應戰，把鬥爭進行到底。

　　可是，這件事雖然不太困難，顯然也很麻煩。大家知道，我們德國人有一種非常嚴肅的Grundlichkeit，即徹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徹底精神，隨你怎麼說都行。當我們每個人在闡述他認為是新學說的那種東西的時候，他首先要把它提煉為一個包羅萬象的體系。他一定要証明，邏輯的主要原則和宇宙的基本規律之所以存在，歷來就是為了最後引到這個新發現的絕妙理論上來。在這方面，杜林博士已經完全達到這種民族標準了。整套的“哲學體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歷史的一應俱全；全套“政治經濟學的和社會主義的體系”；最後還有“政治經濟學批判史”。這三部八開本的巨著，在外觀上和內容上都很有分量，這三支論証大軍被調來攻擊所有前輩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特別是馬克思，其實，就是企圖“在科學中”實行一次完全的“變革”──我所要應付的就是這些。我不得不涉及所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從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到復本位制，從物質和運動的永恆性到道德觀念的易逝性，從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到未來社會中的青年教育。無論如何，我的對手的包羅萬象的體系，使我有機會在同他爭論時用一種比以往更連貫的形式，闡明馬克思和我對這些形形色色的問題的見解。這就是我承擔這個通常是吃力不討好的任務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覆，最初曾作為一系列論文發表在社會黨的中央機關報萊比錫的《前進報》上，後來匯集成書，題為《Herrn　Eugen　Duhr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這本書的第二版於1886年在蘇黎世出版。

　　根據我的朋友保爾﹒拉法格（現在是法國眾議院裡爾市的議員） 的要求，我曾把這本書中的三章編成一本小冊子，由他譯成法文，於1880年出版，書名為《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波蘭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就是根據這個法文本譯出的。1883年，我們的德國朋友用原文出版了這本小冊子。此後，根據這個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麥文、荷蘭文和羅馬尼亞文的譯本。這樣，連同現在這個英文版在內，這本小書已經用10種文字流傳開了。據我所知，任何社會主義著作，甚至我們的1848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沒有這麼多的譯本。在德國，這本小冊子已經印了四版，共約兩萬冊。

　　附錄《馬爾克》是為了在德國社會黨內傳播關於德國土地所有制的歷史 和發展的一些基本知識而寫的。這是非常必要的，因為當時黨在團結城市工人的工作方面已經完成在望，又要著手進行農業工人和農民的工作。這篇附錄收入這個譯本，是因為人們對所有條頓部落都同樣有過的原始的土地佔有形式及其衰亡的歷史，在英國比在德國知道得更少。我讓這篇附錄仍保持原狀，就是說沒有涉及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最近提出的假說，按照這個假說，在馬爾克的成員分割耕地和草地之前，土地是由幾代人共同生活的龐大的家長制家庭公社（現在還存在的南部斯拉夫人的紮德魯加可以作為例証）共同耕種的；後來，公社范圍擴大，共同經營已日益不便，就出現了公社土地的分割。柯瓦列夫斯基也許是完全對的，不過問題還在討論中。

　　本書中所用的經濟學名詞，凡是新的，都同馬克思的《資本論》英文版所用的一致。我們所說的“商品生產”，是指這樣一個經濟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物品的生產不僅是為了供生產者使用，也是為了交換；也就是說，物品是作為商品，而不是作為使用價值而生產的。這個階段從開始為交換而生產的時候起，一直延續到現在；這個階段只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下，也就是說，只有在佔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用工資雇用除勞動力以外別無任何生產資料的工人，並把產品的賣價超過其支出的盈餘部分納入腰包的條件下，才獲得充分的發展。我們把中世紀以來的工業生產的歷史分為三個時期：（1）手工業，小手工業師傅帶著少數幫工和學徒，每個工人都生產整件物品；（2）工場手工業，較大數量的工人聚集在一個大工場中，按照分工的原則生產整件物品，每個工人只完成一部分工序，所以產品只有依次經過所有工人的手以後才能制成；（3）現代工業，產品是用動力推動的機器生產的，工人的工作只限於監督和調整機器的運轉。

　　我很清楚，本書的內容將遭到頗大一部分英國公眾的反對。但是，如果我們大陸上的人稍微注意一下英國“體面人物”的偏見，那麼我們的處境也許更加糟糕。本書所捍衛的是我們稱之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東西，而唯物主義這個名詞是使大多數英國讀者感到刺耳的。“不可知論”也許還可以容忍，但是唯物主義就完全不能容許了。

　　然而，從17世紀以來，全部現代唯物主義的發祥地正是英國。

　　“唯物主義是大不列顛的天生的產兒， 大不列顛的經院哲學家鄧斯．司各脫就曾問過自己：‘物質是不是不能思維’？

　　為了實現這 種奇跡，他求助於上帝的萬能，也就是說，讓神學來宣講唯物主義。此外，他還是一個唯名論者。唯名論，唯物主義的最初形式，主要存在於英國經院哲學家中間。

　　英國唯物主義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來，自然哲學才是真正的哲學；以感性經驗為基礎的物理學是自然哲學的最主要的部分。阿那克薩哥及其同素體，德謨克利特及其原子，是他常常引証的權威。 按照他的學說，感覺是可靠的，是一切知識的泉源。科學都是以經驗為基礎的，是用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是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質的固有的特性中，最重要的特性就是運動，它不僅表現為機械的和數學的運動，而且主要表現為物質的沖動、生機、緊張，或者用雅科布﹒伯麥的術語來說，物質的‘Qual’﹝‘痛苦’﹞。

　　唯物主義在它的第一個創始人培根那裡，還包孕著全面發展的萌芽。一方面，物質帶有一種令人愉悅的、詩意的誘惑力，以迷人的笑靨引人注目。另一方面，格言警句式的學說卻充滿著神學中的不徹底性。

　　唯物主義在以後的發展中越來越片面。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義系統化了。以感覺為基礎的知識，失去了詩情畫意，變成數學家的抽象經驗；幾何學被宣布為科學的女王。唯物主義開始帶有憎恨人類的傾向。它既然要戰勝對手，即憎恨人類的、沒有肉體的唯靈論，並且要在後者自身的范圍內戰勝，它就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變成禁欲主義者。這樣，它就從感性的東西變成理性的東西；可是，它因此也就發展著理性所特有的不顧後果的全部徹底性。

　　作為培根的繼承者，霍布斯堅決認為：如果人類的全部知識都是由感官提供的，那麼我們的概念和觀念就不過是現實世界的一些失去感性形式的幻影。哲學只能給這些幻影冠以名稱。同一個名稱可以用於許多幻影。名稱甚至還可以冠以名稱。但是，如果一方面認為觀念起源於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說一個詞的意義不止是一個詞，以為除了我們通過感官而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個別的存在物之外，還有某種普遍的、非個別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無形體的實體，與無形體的形體同樣是荒唐的。形體、存在、實體只是同一種實在的不同名稱。不可能把思維同思維著的物質分開。物質是世界上發生的一切變化的基礎。‘無限的’這個詞，如果不表示我們的精神能夠完成無限的相加過程，那就毫無意義了。只有物質的東西對我們來說是可以覺察的，所以，關於上帝的存在，我們就毫無所知了。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確實可信的。人的激情是一種有始有終的機械運動。沖動的對象就是所謂的善。人和自然都服從同樣的規律。強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學說系統化了，但是他沒有論証培根的基本原則：人類的全部知識起源於感性世界。洛克在他的《人類悟性論》中對此作了論証。

　　霍布斯消除了培根唯物主義中的一些有神論的偏見； 柯林斯、多德威爾、考爾德、哈特萊、普利斯特列也同樣鏟除了還保護著洛克的感覺論的最後一排神學籬笆。無論如何，對實際的唯物主義者來說，自然神論不過是擺脫宗教的一種簡便易行的方法罷了”。

　　關於現代唯物主義起源於英國，卡爾．馬克思就是這樣寫的。如果現在英國人對他這樣讚許他們的祖先並不十分高興，那真是太遺憾了。可是不能否認，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都是光榮的法國唯物主義者學派的前輩，法國人在陸上和海上的歷次戰爭中盡管敗於德國人和英國人，但這些法國唯物主義者卻使18世紀成為一個以法國為主角的世紀，這甚至比圓滿結束那個世紀的法國革命還要早；這次革命的成果，我們這些身在英國和德國的局外人還總想移植哩。

　　這是無可否認的。在本世紀中葉，移居英國的有教養的外國人最驚奇的，是他必然會視為英國體面的中間階級的宗教執迷和頭腦愚蠢的那種現象。那時，我們都是唯物主義者，或者至少是很激進的自由思想者，我們不能理解，為什麼英國幾乎所有有教養的人都相信各種各樣不可思議的奇跡，甚至一些地質學家，例如巴克蘭和曼特爾也歪曲他們的科學上的事實，唯恐過分有悖於創世記的神話；要想找到敢於憑自己的智力思考宗教問題的人，就必須去尋訪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當時所謂的“無知群氓”即工人，特別是去尋訪那些歐文派的社會主義者。

　　但是從那時以來，英國已“開化”了。1851年的博覽會給英國這個島國的閉塞狀態敲響了喪鐘。英國在飲食、風尚和觀念方面逐漸變得國際化了；這種變化之大，使我也希望英國的某些風尚和習慣能在大陸上傳播，就像大陸上的其他習慣在英國傳播那樣。總之，隨著橄欖油（1851年以前只有貴族才知道）的傳入，大陸上對宗教問題的懷疑論也必然傳了進來，以致發展到這種地步：不可知論雖然還尚未像英國國教會那樣被當作“頭等貨色”，但是就受人尊敬的程度而言，幾乎和浸禮會是同等的，而且肯定超過了“救世軍”。我時常這樣想：許多人對這種越來越不信仰宗教的現象痛心疾首，咒罵譴責，可是他們如果知道這些“新奇的思想”並不是舶來品，不像其他許多日用品那樣帶有“德國制造”的商標，而無疑是老牌的英國貨，而且他們的不列顛祖先在200年前已經比今天敢沖敢闖的後代子孫走得更遠，那他們將會感到安慰吧。

　　真的，不可知論如果不是（用蘭開夏的一個富於表現力的字眼來說） “羞羞答答的”唯物主義，又是什麼呢？不可知論者的自然觀，完全是唯物主義的。整個自然界是受規律支配的，絕對排除任何外來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論者又說，我們無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是否還存在著某個最高存在物。這種說法在拿破侖那個時代也許還有點意思，那時拉普拉斯對拿破侖的關於這位偉大天文學家的《天體力學》為何隻字不提造物主這個問題，曾驕傲地回答：“我不需要這個假說”。可是如今，在我們不斷發展的關於宇宙的概念中絕對沒有造物主或主宰者的位置；如果說，在整個現存世界之外還有一個最高存在物，這本身就是一種矛盾，而且我以為，這對信教者的情感也是一種不應有的侮辱。

　　我們的不可知論者也承認， 我們的全部知識是以我們的感官向我們提供的報告為基礎的。可是他又說：我們怎麼知道我們的感官所給予我們的是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正確反映呢？然後他告訴我們：當他講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時，他實際上所指的並不是這些他也不能確實知道的事物及其特性，而是它們對他的感官所產生的印象而已。這種論點，看來的確很難只憑論証予以駁倒。但是人們在論証之前，已經先有了行動。“起初是行動”。在人類的才智虛構出這個難題以前，人類的行動早就解決了這個難題。布丁的滋味一嘗便知。當我們按照我們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來利用這些事物的時候，我們的感性知覺是否正確便受到準確無誤的檢驗。如果這些知覺是錯誤的，我們關於能否利用這個事物的判斷必然也是錯誤的，要想利用也決不會成功。可是，如果我們達到了我們的目的，發現事物符合我們關於該事物的觀念，並產生我們所預期的效果，這就肯定地証明，到此時為止，我們對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覺符合存在於我們之外的現實。我們一旦發現失誤，總是不需要很久就能找出失誤的原因；我們會發現，我們的行動所依據的知覺，或者本身就是不完全的、膚淺的，或者是與其他知覺的結果不合理地混在一起──我們把這叫作有缺陷的推理。只要我們正確地訓練和運用我們的感官，使我們的行動只限於正確地形成的和正確運用的知覺所規定的范圍，我們就會發現，我們行動的結果証明我們的知覺符合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觀本性。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例子迫使我們作出這樣的結論：我們的經過科學檢驗的感性知覺，會在我們的頭腦中造成一些在本性上違背現實的關於外部世界的觀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們關於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覺之間，存在著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新康德主義的不可知論者這時就說：我們可能正確地感知事物的特性，但是我們不能通過感覺過程或思維過程掌握自在之物。這個“自在之物”處於我們認識的彼岸。對於這一點，黑格爾早就回答了：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質，你也就知道了這一事物本身；這時剩下來的便只是上述事物存在於我們之外這樣一個事實；只要你的感官使你明白這一事實，你也就完全掌握這一事物，掌握康德的那個著名的不可認識的“自在之物”了。還可以補充一句：在康德的那個時代，我們對自然界事物的知識確實殘缺不全，所以他可以去猜想在我們已知的為數很少的各個事物的背後還有一個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由於科學的長足進步，已經接二連三地被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來了；我們當然不能把我們能夠制造的東西當作是不可認識的。對於本世紀上半葉的化學來說，有機物正是這樣的神秘的東西；現在我們不必借助有機過程，就能按照有機物的化學成分把它們一個一個地制造出來。近代化學家宣稱：只要知道某種物體的化學結構，就可以按它的成分把它制造出來。我們現在還遠沒有準確地認識最高有機物即蛋白體的結構；但是沒有理由說幾個世紀以後我們仍不會有這種認識，並根據這種認識來制造人造蛋白。我們一旦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同時也就制造了有機生命，因為生命，從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高形式，只是蛋白體的正常的存在方式。

　　然而， 我們的不可知論者只要作出這些形式上的保留，他的言行就像十足的唯物主義者了，實際上他也是唯物主義者。他或許會說：就我們所知，物質和運動，或者如今所謂的能，是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但是我們無法証明它們不是在某一個時候創造出來的。可是，你要是想在某一特定場合下利用這種承認去反駁他，他立刻就會讓你閉上嘴巴。他抽象地承認可能有唯靈論，但是他不想具體地知道是否有唯靈論。他會對你說：就我們所知道或所能知道的，並沒有什麼宇宙的造物主和主宰者；對我們來說，物質和能是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在我們看來，思維是能的一種形式，是腦的一種功能；我們只知道：支配物質世界的是一些不變的規律，等等。所以，當他是一個科學家的時候，當他還知道一些事情的時候，他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可是，在他的科學以外，在他一無所知的領域中，他就把他的無知翻譯成為希臘文，稱之為不可知論。

　　無論如何，這一點是清楚的：即使我是一個不可知論者，顯然我也不能把這本小書所概述的歷史觀稱為“歷史不可知論”。信教的人將會嘲笑我，不可知論者也將厲聲質問我是否在嘲弄他們？因此，我在英語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許多語言中那樣用“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來表達一種關於歷史過程的觀點，我希望英國的體面人物不致於過分感到吃驚。這種觀點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是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是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

　　如果我証明歷史唯物主義甚至對英國的體面人物也是有益的，人們對我或許還會更寬容一些。我已經說過：大約在四五十年以前，移居英國的有教養的外國人最驚奇的，是他必然會視為英國體面的中間階級的宗教執迷和頭腦愚蠢的那種現象。現在我就要証明，那時候的體面的英國中間階級，並不像有知識的外國人所認為的那樣愚蠢。這個階級的宗教傾向是有其緣由的。

　　當歐洲脫離中世紀的時候，新興的城市中間階級是歐洲的革命因素。 這個階級在中世紀的封建體制內已經贏得了公認的地位，但是這個地位對它的擴張能力來說，也已經變得太狹小了。中間階級即資產階級的發展，已經不能同封建制度並存，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滅。

　　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國際中心是羅馬天主教會。它在盡管發生 各種內部戰爭的條件下還是把整個封建的西歐聯合為一個大的政治體系，同鬧分裂的希臘正教徒和伊斯蘭教的國家相對抗。它給封建制度繞上一圈神聖的靈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階制，最後，它本身就是最有勢力的封建領主，擁有天主教世界的地產的整整三分之一。要想把每個國家的世俗的封建制度成功地各個擊敗，就必須先摧毀它的這個神聖的中心組織。

　　此外，隨著中間階級的興起，科學也迅速振興了；天文學、力學、物理學、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研究又活躍起來。資產階級為了發展工業生產，需要科學來查明自然物體的物理特性，弄清自然力的作用方式。在此以前，科學只是教會的恭順的婢女，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規定的界限，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學。現在，科學反叛教會了；資產階級沒有科學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參加反叛。

　　以上只談到新興的中間階級必然要同現存的教會發生衝突的兩點原因，但足以証明：第一，在反對羅馬教會權利的鬥爭中，最有直接利害關系的階級是資產階級；第二，當時反對封建制度的歷次鬥爭，都要披上宗教的外衣，把矛頭首先指向教會。可是，如果說是一些大學和城市商人率先振臂一呼，那麼熱烈響應的必然是而且確實是廣大的鄉村居民即農民，他們為了活命不得不到處同他們的精神的和塵世的封建主搏鬥。

　　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長期鬥爭，終於引發了三次大決戰。

　　第一次是德國的所謂宗教改革。路德提出的反對教會的 戰鬥號召，喚起了兩次政治性的起義：首先是弗蘭茨．馮．濟金根領導的下層貴族的起義（1523年），然後是1525年偉大的農民戰爭。這兩次都失敗了，主要是由於最有利害關系的集團即城市市民不堅決，──至於不堅決的原因，我們就不詳述了。從那時起，鬥爭就蛻化為各地諸侯和中央政權之間的戰鬥，結果，德國在200年中被排除於歐洲在政治上起積極作用的民族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確實創立了一種新的信條，一種適合專制君主制需要的宗教。德國東北部的農民剛剛改信路德教，就從自由人降為農奴了。

　　但是，在路德失敗的地方，加爾文卻獲得了勝利。加爾文的信條正適合當時資產階級中最果敢大膽的分子的要求。他的宿命論的學說，從宗教的角度反映了這樣一件事實：在競爭的商業世界，成功或失敗並不取決於一個人的活動或才智，而取決於他不能控制的各種情況。決定成敗的並不是一個人的意志或經營活動，而是全憑未知的至高的經濟力量的恩賜；在經濟變革時期尤其是如此，因為這時舊的商業渠道和中心全被新的所代替，印度和美洲已被發現，甚至最神聖的經濟信條即金銀的價值也開始動搖和崩潰了。加爾文的教會體制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既然上帝的王國已經共和化了，人間的王國難道還能仍然聽命於君王、主教和領主嗎？當德國的路德教已變成諸侯手中的馴服工具時，加爾文教卻在荷蘭創立了一個共和國，並且在英國，特別是在蘇格蘭，創立了一些活躍的共和主義政黨。

　　資產階級的第二次大起義， 發現加爾文教就是現成的戰鬥理論。這次起義是在英國發生的。發動者是城市中間階級，完成者是農村地區的自耕農。很奇怪的是：在資產階級的這三次大起義中，農民提供了戰鬥大軍，可是農民這個階級在勝利後由於勝利帶來的經濟後果反而免不了破產。克倫威爾之後100年，英國的自耕農幾乎絕跡了。如果沒有這些自耕農和城市平民，資產階級決不會單獨把鬥爭進行到底，決不會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為了獲得那些當時已經成熟只待採摘的資產階級的勝利之果，也必須使革命遠遠超越這一目的，就像法國在1793年和德國在1848年那樣。顯然，這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發展的規律之一。

　　在這種極端的革命活動之後， 接踵而至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動，這個反動也同樣超出它可能繼續存在下去的限度。經過多次動盪以後，新的重心終於確立了，並且成了今後發展的新起點。英國歷史上被體面人物稱為“大叛亂”的這段輝煌時期，以及隨後的幾次戰鬥，以自由黨歷史家譽為“光榮革命”的相當微末的事件而告結束了。

　　新的起點是新興的中間階級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間的妥協。後者在當時和現在均被稱為貴族，其實早已開始變成法國的路易－菲力浦在很久之後才變成的“王國第一流資產者”了。對英國幸運的是，舊的封建諸侯已經在薔薇戰爭中自相殘殺殆盡。他們的繼承人大部分是這些舊家族的後裔，但是離開嫡系已經很遠，甚至形成了一個嶄新的集團，他們的習慣和旨趣，與其說是封建的，不如說是資產階級的。他們完全懂得金錢的價值，為了立即增加地租，竟把成百的小佃戶趕走，而代之以綿羊。亨利八世賤賣教會的土地，造成一大批新的資產階級地主；在整個17世紀不斷發生的沒收大採邑分贈給暴發戶或半暴發戶的過程，也造成了同樣的結果。因此，從亨利七世以來，英國的“貴族”不但不反對發展工業生產，反而力圖間接地從中獲益；經常有這樣一部分大地主，他們由於經濟的或政治的原因，願意同金融資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的首腦人物合作。這樣，1689年的妥協很容易就達成了。“俸祿和官職”這些政治上的戰利品留給了大地主家庭，只不過要充分照顧金融的、工業的和商業的中間階級的經濟利益。這些經濟利益，當時已經很強大，足以決定國家的一般政策。當然，在細節問題上也會有爭執，但是總的說來，貴族寡頭非常清楚，他們本身的經濟繁榮同工商業中間階級的經濟繁榮是密不可分的。

　　從這時起，資產階級就成了英國統治階級中的卑微的但卻是公認的 組成部分了。在壓迫國內廣大勞動群眾方面，它同統治階級的其他部分有共同的利益。商人或工廠主，對自己的伙計、工人和僕役來說，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不久前人們所說的那樣，站在“天然首長”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從他們身上盡可能取得盡量多和盡量好的勞動；為此目的，就必須把他們訓練得馴服順從。他本身是信仰宗教的，他曾打著宗教的旗幟戰勝了國王和貴族；不久他又發現可以用宗教來操縱他的天然下屬的靈魂，使他們服從由上帝安置在他們頭上的那些主人的命令。簡言之，英國資產階級這時也參與鎮壓“下層等級”，鎮壓全國廣大的生產者大眾了，為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響。

　　還有另一種情況也助長了資產階級的宗教傾向。這就是唯物主義在英國的興起。這個新的學說，不僅震撼了中間階級的宗教情感，還自稱是一種只適合世上有學問的和有教養的人們的哲學，完全不同於缺乏教養的群眾以及資產階級所感到盡善盡美的宗教。它隨同霍布斯起而維護至高無上的王權，呼吁專制君主制鎮壓強壯而心懷惡意的小伙子，即人民。同樣地，在霍布斯的後繼者博林布羅克、舍夫茨別利等人那裡，唯物主義的新的自然神論形式，仍然是一種貴族的秘傳的學說，因此，唯物主義遭受中間階級仇視，既是由於它是宗教的異端，也是由於它具有反資產階級的政治聯系。所以，同貴族的唯物主義和自然神論相反，過去曾經為反對斯圖亞特王朝的鬥爭提供旗幟和戰士的新教教派，繼續提供了進步的中間階級的主要戰鬥力量，並且至今還是“偉大的自由黨”的骨幹。

　　這時，唯物主義從英國傳到法國，它在那裡與另一個唯物主義哲學學派，即笛卡兒學派的一個支派相遇，並與之匯合。在法國，唯物主義最初也完全是貴族的學說。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顯露出來。法國的唯物主義者並不是只批判宗教信仰問題；他們批判了當時的每一個科學傳統或政治體制；為了証明他們的學說可以普遍應用，他們選擇了最簡便的方法：在他們由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書》中，他們大膽地把這一學說應用於所有的知識對象。這樣，唯物主義就以其兩種形式的這種或那種形式──公開的唯物主義或自然神論，成為法國一切有教養的青年信奉的教義。它的影響很大，在大革命爆發時，這個由英國保皇黨孕育的學說，竟給予法國共和黨人和恐怖主義者一面理論旗幟，並且為《人權宣言》提供了底本。

　　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的第三次起義，然而這是完全拋開宗教外衣、 在毫不掩飾的政治戰線上作戰的首次起義；這也是真正把鬥爭進行到底，直到交戰的一方即貴族被徹底消滅而另一方即資產階級完全勝利的首次起義。在英國，革命以前的制度和革命以後的制度因襲相承，地主和資本家互相妥協，這表現在訴訟上仍然按前例行事，還虔誠地保留著一些封建的法律形式。在法國，革命同過去的傳統完全決裂，掃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後遺跡，並且在民法典中把古代羅馬法──它幾乎完滿地反映了馬克思稱之為商品生產的那個經濟發展階段的法律關系──巧妙地運用於現代的資本主義條件；這種運用實在巧妙，甚至法國的這部革命的法典直到現在還是所有其他國家，包括英國在內，在改革財產法時所依據的范本。可是我們不要忘記，英國的法一直是用野蠻的封建的語言來表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系，──這種語言適應它所表達的事物的情況，正像英語的拼法適應英語讀音的情況一模一樣（一個法國人說過：你們寫的是倫敦，讀出來卻是君士坦丁堡）──但是，正是英國的法把古代日耳曼自由的精華，即個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不受任何干涉（除了法庭干涉）的獨立性的精華，保存了好幾個世紀，並把它們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這些東西在大陸上專制君主制時期已經消失，至今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完全恢復。還是再來談我們的英國資產者吧。法國革命給他們一個極好的機會，能夠借助大陸上的君主國家來破壞法國的海上貿易，兼併法國的殖民地，並且完全摧毀法國爭霸海上的野心。這是他們要打擊法國革命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們的胃口。不僅是由於它採用了“可惡的”恐怖政策，而且還由於它想徹底實現資產階級的統治。英國資產者怎麼能沒有本國的貴族呢？因為是貴族教他們像貴族那樣待人接物，替他們開創新風氣，為他們提供陸軍軍官以維持國內秩序，提供海軍軍官以奪取殖民地和新的海外市場。當然，資產階級中也有少數進步的人，他們並沒有因妥協而得到多大利益；這一部分人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間階級，他們同情革命，但是在議會中沒有勢力。

　　可見，唯物主義既然成為法國革命的信條， 敬畏上帝的英國資產者就更要緊緊地抓住宗教了。難道巴黎的恐怖時代沒有証明，群眾一旦失去宗教信仰會有什麼樣的結局？唯物主義越是從法國傳播到鄰近國家，越是得到各種類似的理論思潮、特別是德國哲學的支持，唯物主義和自由思想越是在大陸上普遍地真正成為一個有教養的人所必須具備的條件，英國的中間階級就越是要頑固地堅守各種各樣的宗教信條。這些信條可以各不相同，但全都是地道的宗教信條，基督教信條。

　　當革命在法國保証 資產階級贏得政治勝利的時候，在英國，瓦特、阿克萊、卡特賴特等人，發動了一場工業革命，把經濟力量的重心完全轉移了。資產階級的財富，比土地貴族的財富增長得更快。在資產階級內部，金融貴族、銀行家等等，越來越被工廠主推向後台。1689年的妥協，甚至在適合資產階級的利益逐步作了修改以後，也不再適合這次妥協的參與者們的力量對比了。這些參與者的性質也有所改變；1830年的資產階級，與前一個世紀的資產階級大不相同。政治權力仍然留在貴族的手中，並被他們用來抵制新工業資產階級的野心，這已經同新的經濟利益不能相容了。必須同貴族進行一次新的鬥爭；鬥爭的結局只能是新的經濟力量的勝利。在1830年的法國革命的刺激下，不顧一切抵抗，第一次通過了改革法案，使資產階級在議會中獲得了公認的和強大的地位。隨後，穀物法廢除了，這又永遠確立了資產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中最活躍的部分即工廠主對土地貴族的優勢。這是資產階級的最大的勝利，然而，也是資產階級僅僅為自己的利益獲得的最後一次勝利。以後它取得任何一次勝利，都不得不同一個新的社會力量分享，這個新的社會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不久就成了它的對手。

　　工業革命創造了一個大工業資本家的階級，但是也創造了一個人數遠遠超過前者的工業工人的階級。隨著工業革命逐步波及各個工業部門，這個階級在人數上不斷增加；隨著人數的增加，它的力量也增強了。這股力量早在1824年就已顯露出來，當時它迫使議會勉強地廢除了禁止工人結社的法律。在改革運動中，工人是改革派的激進的一翼；當1832年的法案剝奪工人的選舉權的時候，他們就把自己的要求寫進人民憲章，並組成一個獨立的政黨，即憲章派，以對抗強大的資產階級反穀物法同盟。這是近代第一個工人政黨。

　　後來， 大陸上發生了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工人在革命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一些從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看來決不能允許的要求。接著而來的是普遍的反動。最初是1848年4月10日憲章派的失敗；其次是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義被鎮壓；再其次是1849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國南部的不幸事件；最後是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戰勝巴黎。這樣，工人階級的聲勢逼人的要求，至少在短時期內被壓下去了，可是付出了多少代價啊！英國資產者以前就認為必須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緒，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他們對這種必要性的感覺會變得多麼強烈啊！他們毫不理會大陸上的伙伴們的譏笑，年復一年地繼續花費成千上萬的金錢去向下層等級宣傳福音；他們不滿足於本國的宗教機關，還求助於當時宗教買賣的最大組織者“喬納森大哥”，從美國輸入了基督復活派，引來了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後，他們接受了“救世軍”的危險的幫助──“救世軍”恢復了原始基督教的布道方式，把窮人看作是上帝的選民，用宗教手段反對資本主義，從而助長了原始基督教的階級對抗因素，這總有一天會給目前為此投擲金錢的富翁帶來麻煩。

　　這似乎是歷史發展的規律： 資產階級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像中世紀的封建貴族那樣獨掌政權，至少不能長期獨掌政權。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經完全消滅的法國，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完全掌握政權，也只有很短的時期。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時期，即1830─1848年，只有一小部分資產階級參與統治那個王國，更多的部分，則因高標準的選舉資格限制而被剝奪了選舉權。在第二共和國時代，即1848─1851年，整個資產階級統治國家，但為時不過三年；資產階級的無能，使第二帝國得以產生。只有現在，在第三共和國時代，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才執掌政權20年以上；可是已經顯露鮮明的衰落征兆了。資產階級的長期統治，只有在像美國那樣從來沒有經過封建制度、社會一開始就建立在資產階級基礎之上的國家中，才是可能的。但是就連在法國和美國，資產階級的繼承者，即工人，也已經在敲門了。

　　在英國，資產階級從未獨掌全權。甚至1832年的勝利，也還是讓土地貴族幾乎獨佔了政府的所有要職。富裕的中間階級何以如此恭順，在自由黨的大工廠主威﹒愛﹒福斯特先生發表那篇公開演說以前，我一直不能理解。福斯特先生在演說中敦勸布拉德福德的年輕人為自己的前程學習法語，他以他本人的經歷說明，他作為一個內閣大臣出入於說法語至少和說英語同樣必要的社交場合時，曾感到多麼羞怯！的確，當時的英國中間階級通常都是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暴發戶，不得不把政府的高級職位讓給貴族，因為那裡所需要的，並不是那種夾雜著精明生意的島國狹隘性和島國自大狂[1]，而是其他一些本領。甚至目前報紙上關於中間階級教育的無休止的爭論，也表明英國中間階級仍然認為自己不配受最好的教育，而為自己尋找某種比較謙卑的東西。所以，似乎很自然，甚至在穀物法廢除以後，那些已經勝券在握的人，那些科布頓、那些布萊特、那些福斯特等等，還不能正式參與統治國家，直到20年之後，新的改革法案才為他們敞開了內閣的大門。英國的資產階級迄今還痛切地自慚社會地位的低微，甚至自己掏腰包或用人民的金錢豢養一個裝飾門面的有閒等級，好在一切莊嚴的場合去體面地代表民族；當資產階級中間一旦有人被準許進入這個歸根到底是他們自己造成的高等特權集團時，便引以為無上光榮。

　　這樣，工商業的中間階級還沒有來得及把土地貴族全部逐出政權，另一個競爭者，工人階級，已經登上舞台了。憲章運動和大陸革命以後的反動，以及1848─1866年英國貿易的空前繁榮（通常這只是被歸功於自由貿易，其實更多地應歸功於鐵路、遠洋輪船以及全部交通工具的巨大發展），又使工人階級依附自由黨了，他們在這個黨內，也像在憲章運動以前那樣，組成了激進的一翼。可是，工人們對選舉權的要求逐漸不可遏止；在輝格黨人即自由黨的首領們“畏縮不前”的時候，迪斯累裡卻顯示了自己的高明，他促使托利黨人抓緊有利時機，在城市選區中實施了戶主的選舉權，並且重新劃分選區。隨後實行了秘密投票；1884年又把戶主的選舉權推廣到各郡，再次劃分了選區，使各選區在某種程度上趨於平衡。這一切措施顯然增加了工人階級在選舉中的力量，現在，至少在150─200個選區中，工人階級已經佔選民的大多數。但是議會制度是訓練人們尊重傳統的最好的學校；如果說，中間階級曾經懷著敬畏的心情仰望約翰﹒曼納斯勛爵所戲稱的“我們的老貴族”，那麼，工人群眾則以尊重和恭敬的態度對待當時所謂的“優秀人物”即中間階級。的確，大約在15年前，英國的工人是模范工人，他們對雇主謙恭有禮，在要求自己的權利時溫順克己，這使我們德國的講壇社會主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感到安慰，他們正苦於本國的工人不可救藥地傾向於共產主義和革命。

　　但是英國的中間階級──畢竟是很好的生意人──比德國的教授們看得更遠。他們只是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階級分享政權。在憲章運動的年代，他們對強壯而心懷惡意的小伙子即人民會有什麼作為已經有所領教了。從那時以來，他們被迫把人民憲章的大部分要求納入聯合王國的法律。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影響群眾的首要的精神手段依然是宗教。於是，在學校董事會中，牧師就佔優勢；於是，資產階級不斷自我增稅，以維持各種基督復活派，從崇禮派直到“救世軍”。

　　現在，英國的體面人物終於戰勝了大陸資產者的自由思想和對宗教的冷淡態度。法國和德國的工人已經變成了叛亂者。他們全都感染了社會主義，而且，他們在選擇奪取統治權的手段時，有極充分的理由毫不考慮是否合法。這個強壯的小伙子一天比一天更加心懷惡意。法國和德國的資產階級，只好採取最後的辦法，不聲不響地拋棄了他們的自由思想，就像一個少年公子，感到暈船時，把他為了在甲板上裝腔作勢而叼在嘴裡的雪茄煙悄悄地吐掉一樣；嘲笑宗教的人，一個一個地在外表上變成了篤信宗教的人，他們畢恭畢敬地談論教會、它的教義和儀式，甚至在必要時，自己也舉行這種儀式了。法國資產者每逢星期五吃素，德國資產者每逢星期日就呆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聆聽新教的冗長布道。他們已經因唯物主義而遭殃。“Die　Religion　mnss　dem　Volk　erhaltenwerden”──“必須為人民保存宗教”，這是使社會不致完全毀滅的唯一的和最後的拯救手段。對他們自己，不幸的是：等到他們發現這一點時，他們已經用盡一切力量把宗教永遠破壞了。現在輪到英國資產者來嘲笑他們了：“蠢才！這個我早在200年前就可以告訴你們了！”

　　然而，無論英國資產者的宗教執迷，還是大陸資產者的事後皈依宗教，恐怕都阻擋不了日益高漲的無產階級的潮流。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惰性力，但是它是消極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毀；因此，宗教也不能永保資本主義社會的平安。如果說我們的法律的、哲學的和宗教的觀念，都是一定社會內佔統治地位的經濟關系的近枝或遠蔓，那麼，這些觀念終究不能抵抗因這種經濟關系的完全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除非我們相信超自然的奇跡，否則，我們就必須承認，任何宗教教義都難以支撐一個搖搖欲墜的社會。

　　事實上，在英國，工人也重新開始活動了。無疑地，他們還拘泥於各種傳統。首先是資產者的傳統，例如，有一種很普遍的看法，以為只能有兩個政黨──保守黨和自由黨，而工人階級必須依靠並通過偉大的自由黨來謀取自身的解放。還有工人的傳統，從工人最初嘗試獨立行動時所因襲下來的傳統，例如，凡是沒有經過正規學徒訓練的工人都被許多舊工聯關在門外；每一個採取這種做法的工會這樣一來就等於為自己培養工賊。但是盡管如此，英國的工人階級還是在前進，甚至布倫坦諾教授也不能不惋惜地把這一點告訴他的講壇社會主義者同仁。工人階級在前進，如同英國的種種事情一樣，邁出的是緩慢而適度的步伐，有時躊躇不定，有時作一些沒有多大效果的嘗試，在前進中有時過分小心地猜疑“社會主義”這個詞，卻又逐漸吸收社會主義的實質；運動在擴展著，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現在它已經喚醒了倫敦東頭的那些沒有技術的工人，我們看到，這些新的力量反過來又給工人階級以多麼有力的推動。如果運動的步伐趕不上某些人的急躁要求，那麼就請他們不要忘記：正是工人階級保存著英國民族性格的最優秀的品質，在英國所取得的每一個進步，以後照例是永不會丟失的。如果說老憲章派的兒子們，由於上述原因，還做得不夠，那麼，孫子們則可望不辱沒他們的祖父。

　　但是，歐洲工人階級的勝利，不是僅僅取決於英國。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國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証勝利。在法國和德國，工人運動遠遠地超過了英國。在德國，工人運動的勝利甚至指日可待了。那裡運動的進展在最近25年是空前的。它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前進著。如果德國的資產階級已經表明自己非常缺乏政治才能、紀律、勇氣、活力和毅力，那麼，德國工人階級則充分証明了自己具備這些品質。400年前，德國曾是歐洲中間階級第一次起義的出發點；依目前的形勢來判斷，德國難道不可能又成為歐洲無產階級奪取第一次偉大勝利的舞台嗎？

原文是英文
載於1892年在倫敦出版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並由作者譯成德文摘要發表於1892─1893年《新時代》雜志第1卷第1期和第2期

[1]民族沙文主義的狂妄自大，即使在商業上，也是會壞事的。直到最近，普通的英國工廠主還以為，英國人不說本國話而說外國話，是有失尊嚴的，當他們看到外國的“可憐蟲”遷居英國，使他們免去向國外推銷產品的麻煩時，還引以自傲。他們根本沒有覺察，這些外國人，大部分是德國人，因此而控制了英國很大一部分對外貿易，進口和出口，英國人的直接對外貿易幾乎只局限於殖民地、中國、美國和南美洲了。他們也沒有看到，這些德國人同在外國的其他德國人進行貿易，後者逐漸組織了一個遍及世界各地的完整的商業殖民地網。大約40年前，當德國認真地開始生產出口商品時，這個商業殖民地網，就給德國幫了很大的忙，使它在很短的時期內從一個輸出糧食的國家變成一個頭等的工業國。後來，大約10年前，英國的工廠主才大吃一驚，便詢問英國的大使們和領事們：為什麼他們再也不能保持自己的顧客。一致的答覆是：（1）你們不學你們的顧客的語言，卻要求他們說你們的語言；（2）你們不但不設法適應你們的顧客的需要、習慣和愛好，反而要他們遷就你們英國式的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