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危機剛一過去，普選權剛一廢止，國民議會和波拿巴之間的鬥爭就重新爆發了。
憲法規定發給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６０萬法郎。他就職後不到半年功夫，就把這個數額增加了一倍，因為奧迪隆．巴羅硬要制憲議會每年發給６０萬法郎的津貼作為所謂交際費。在６月１３日以後，波拿巴也曾提出過同樣的要求，可是巴羅這次並沒有聽從。現在，在５月３１日以後，波拿巴立即利用這個有利的時機，通過他的內閣閣員們向國民議會要求每年發給３００萬法郎的皇室費。長期的流浪生活使這個冒險家長出非常發達的觸角，他能探知可能向資產者勒索金錢的時機，他採取了十足的敲詐手段。國民議會在他的協助和同意下污辱了人民的主權。他威脅說，如果國民議會不鬆開錢袋，不以每年３００萬法郎來買他的沉默，他就要向人民法庭告發國民議會的犯罪行為。國民議會剝奪了３００萬法國人的選舉權，他要求把每一個不流通的法國人換成一個流通的法郎，正好是３００萬法郎。他是由６００萬人選出來的，他要求賠償他在事後被剝奪掉的票數。國民議會的委員會拒絕了這種厚顏無恥的要求。波拿巴派的報紙進行威脅。國民議會能夠在它根本徹底和國民群眾決裂的時候又同共和國總統決裂嗎？國民議會雖然否決了每年的皇室費，但同意一次增發２１６萬法郎。國民議會既已答應給錢，同時又以自己的煩惱表明自己這樣做是出於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雙倍的軟弱。波拿巴為什麼需要這筆款子，我們往後就可以看到。在廢除普選權後，接踵而至的是令人氣惱的尾聲，在這尾聲當中波拿巴對於篡權的議會的態度已經從３月和４月危機時期的恭順平和變成了挑戰式的驕橫，而國民議會在這個尾聲後卻休會三個月，從８月１１日到１１月１１日。它在休會期間留下了一個由２８人組成的常任委員會，代行它的職能。這其中沒有一個波拿巴分子，但是有幾個溫和的共和派。１８４９年的常任委員會完全是由秩序黨和波拿巴分子組成的。但是，那時是秩序黨以革命的經常反對者自命，現在則是議會制共和國以總統的經常反對者自命了。５月３１日的法律通過後，秩序黨要對付的只是這個敵手了。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國民議會復會的時候，過去國民議會和總統之間的一些小小的衝突看來勢必要轉化為兩個權力之間的大規模的無情戰鬥，轉化為兩個權力之間的你死我活的鬥爭。
同１８４９年間一樣，這一年議會休會期間，秩序黨又分解成了各個派別，每一派別都忙於自己的復辟陰謀，這種陰謀因路易－菲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躍起來。正統派的國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個組織完備的內閣駐在巴黎，其中有幾個常任委員會委員參加。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遊法國各省，並按照他所幸臨的每個城市的情緒，或者隱晦地或者公開地吐露自己的復辟計劃，為自己張羅選票。波拿巴的這次巡遊，自然被大型的官方報紙──《通報》和小型的波拿巴私人通報捧作勝利的遊行，在這次巡遊期間，到處都有十二月十日會２４３的會員們隨駕陪行。這個團體在１８４９年就成立了。它名義上是個慈善會，實際上是由巴黎流氓無產階級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每一個宗派都由波拿巴的走狗們領導，總領導人是一個波拿巴派的將軍。在這個團體裡，除了一些生計可疑和來歷不明的破落放盪者，除了資產階級中的敗類和冒險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釋放的刑事犯、脫逃的勞役犯、騙子、賣藝人、遊民、扒手、玩魔術的、賭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賣唱的、揀破爛的、磨刀的、補鍋的、叫化子，一句話，就是被法國人稱作浪盪遊民的那個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處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這些跟他同類的分子組成十二月十日會即“慈善會”的核心，因為這個團體的所有成員都和波拿巴一樣感到自己需要靠國內的勞動群眾來周濟。波拿巴是流氓無產階級的首領，他只有在這些流氓無產者身上才能重新找到他自己的個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這些由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渣滓、殘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絕對能夠依靠的唯一的階級，這就是真實的波拿巴，不加掩飾的波拿巴。他這個老姦巨猾的痞子，把各國人民的歷史生活和他們所演出的大型政治歷史劇，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劇，看作專以華麗的服裝、辭藻和姿勢掩蓋最鄙陋的污穢行為的化裝舞會。例如，在進攻斯特拉斯堡時，一只受過訓練的瑞士兀鷹就扮演了拿破侖之鷹的角色。當他在布洛涅登陸時，他給幾個倫敦僕役穿上了法國軍裝，於是他們就儼然成了軍隊。在他的十二月十日會中，他搜羅了一萬個遊手好閒分子，要他們扮演人民，正像尼克．波頓扮演獅子一樣，當資產階級毫不違反法國演劇格式的迂腐規則，十分嚴肅地表演最純粹的喜劇時，當它一半被騙一半信服自己的大型政治歷史劇的莊嚴時，一個把喜劇僅僅看作喜劇的冒險家當然是要獲得勝利的。只有當他戰勝了盛裝的敵人，並且認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拿破侖的面具裝作真正的拿破侖以後，他才會成為他自己的世界觀的犧牲品，成為一個不再把世界歷史看作喜劇而是把自己的喜劇看作世界歷史的認真的醜角。十二月十日會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種黨派戰鬥力量；它對於波拿巴的意義，正如國家工場對於社會主義工人，別動隊對於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意義一樣。在他巡遊期間，十二月十日會的會員們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車站，裝作迎駕的群眾，並表示人民的熱情，高叫“皇帝萬歲！”，侮辱和毆打共和黨人，──所有這些，當然都是在警察保護下幹出來的。在他返回巴黎的途中，這些人就充當了前衛，防止或驅散敵對性的示威遊行。十二月十日會屬於他，它是他創造出來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據為己有的東西，都是由於形勢關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過是形勢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別人的行為罷了。他公開地對資產者大打其關於秩序、宗教、家庭、財產的官腔，暗地裡卻依靠著舒夫特勒和斯皮格爾勃一流人的秘密團體，依靠著無秩序、賣淫和偷竊的團體，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會的歷史便是他本人的歷史。有一次破例地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有幾個秩序黨議員挨了十二月十日會會員的木棍。更有甚者，指派給國民議會負責它的保衛事宜的警官伊雍，根據一個名叫阿萊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員會報告，說十二月十日會的一個支部決定暗殺尚加爾涅將軍和國民議會議長杜班，並且已經指定了兇手。可以想象，杜班先生該是多麼驚恐。看來，議會對十二月十日會的調查，即對波拿巴秘密內幕的揭發，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國民議會即將開會的時候，波拿巴卻早有戒備地解散了自己的這個團體，不過這種解散當然只是在紙面上，因為１８５１年底，警察局長卡爾利埃在一個詳盡的報告書中還白費氣力地勸他把十二月十日會真正解散。
當波拿巴還未能把國家軍隊變成十二月十日會時，十二月十日會仍然是他的私人軍隊。波拿巴在國民議會休會不久就在這方面作了初次的嘗試，而且用的是他剛剛從國民議會手中索取來的錢。他是一個宿命論者，相信有某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人們特別是軍人們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這種力量的就是雪茄煙和香檳酒，冷盤禽肉和蒜臘腸。所以他一開始就在愛麗舍宮的大廳裡用雪茄煙、香檳酒、冷盤禽肉和蒜臘腸款待了軍官和軍士。１０月３日他在聖莫閱兵時，又對軍隊採用了這種辦法；１０月１０日他在薩托裡閱兵時，又更大規模地重復了這種辦法。伯父回憶亞歷山大的遠征亞洲，侄子就回憶巴克科斯在同一地方的征伐。不錯，亞歷山大是半神，而巴克科斯卻是神，並且是十二月十日會的庇護神。
１０月３日檢閱後，常任委員會曾把陸軍部長奧普爾召來質問，後者保証這類違反紀律的事情不再發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樣在１０月１０日履行了奧普爾的諾言。這兩次閱兵都是由巴黎軍隊總司令尚加爾涅擔任指揮的。這個尚加爾涅既是常任委員會的委員，又是國民自衛軍的司令官；既是１月２９日和６月１３日的“救星”，又是“社會中堅”；既是秩序黨的總統候選人，又是兩個王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從來沒有承認自己是陸軍部長的部屬，一向公開嘲笑共和國憲法，以模棱兩可的高傲的庇護態度追逐著波拿巴。現在他卻熱烈地擁護軍紀，反對陸軍部長；擁護憲法，反對波拿巴了。當１０月１０日有一部分騎兵高呼“拿破侖萬歲！臘腸萬歲！”時，尚加爾涅竟作了安排，至少使他的朋友諾馬耶率領去受檢閱的步兵嚴守沉默。在波拿巴的慫恿下，陸軍部長為了懲罰諾馬耶將軍，以任命他為第十四和第十五師團的司令官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職位。諾馬耶拒絕調換職務，因而被迫辭職。尚加爾涅於１１月２日發布命令，禁止軍隊在持軍械的情況下呼喊任何政治口號和進行任何示威。愛麗舍宮方面的報紙３３９攻擊尚加爾涅；秩序黨的報紙攻擊波拿巴；常任委員會接連不斷地召開秘密會議，會上一再提議宣布祖國處於危急狀態；軍隊好像已分裂為兩個敵對的陣營，有兩個敵對的總參謀部，一個在波拿巴的官邸愛麗舍宮，另一個在尚加爾涅的官邸土伊勒裡宮。看來只需國民議會召開會議來發出戰鬥的信號了。法國公眾對波拿巴和尚加爾涅之間這次糾紛的評判，和一位英國記者的評論相同，這位記者寫道：
“法國的政治女僕們正在用舊掃帚掃除革命的灼熱熔巖，而她們在這樣做的時候又互相爭吵得不可開交。”
這時，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陸軍部長奧普爾的職務，隨即把他派到阿爾及爾去，任命施拉姆將軍繼任陸軍部長。１１月１２日波拿巴向國民議會送去了一篇美國式的冗長咨文，其中充滿了瑣事，滲透著秩序的臭味，渴望調和，表示服從憲法，談論到所有一切，只是沒有談論到當前的緊急問題。他好像是順便指出，根據憲法的明確規定，軍隊的指揮權完全屬於總統。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極其莊嚴的詞句結尾的：
“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我只受誓言約束，我將謹守這個誓言給我劃定的狹隘界限......至於我個人，我是人民選出的，我的權力完全是人民賦予的，我將永遠服從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們在本屆會期中決定要修正憲法，那就由制憲議會來調整行政權的地位。否則人民將於１８５２年莊嚴地宣布自己的決定。可是不論將來的結局如何，我們總應該取得一種共識，永遠不讓一個偉大民族的命運由熱情、意外事故或暴力來主宰......我首先注意的問題不是弄清楚誰將在１８５２年治理法國，而是要運用我所能支配的時間使這個過渡時期不發生風波和亂子。我對諸位是開誠布公的。望你們以信任來回答我的誠意，以襄助來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會來照顧。”
資產階級的有禮貌的、偽善而溫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調，在十二月十日會的專權者兼聖莫和薩托裡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長的含義。
關於這種內心剖白是否值得信任的問題，秩序黨的衛戍官們總是心中有數的。誓言他們早已聽厭了，他們自己的人中間就有許多政治上發偽誓的老手和巧匠；不過關於軍隊的那一段話，他們倒沒有聽漏。他們憤懣地發覺：這個咨文非常煩瑣地列舉了最近頒布的各種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選舉法；不僅如此，在不修改憲法的情況下，這個咨文把１８５２年的總統選舉委諸人民。選舉法是拴在秩序黨腳上的鉛球，妨礙他們行動，當然更妨礙他們沖擊！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會和免除奧普爾的陸軍部長職務的手法，親手把替罪的羔羊獻到祖國的祭壇上。他把預期發生的尖銳衝突緩和了下來。最後，秩序黨自己也膽怯地竭力回避、緩和並抹殺和行政權發生的決定性的衝突。由於害怕失去在和革命進行鬥爭中所獲得的一切，它讓敵手攫取了它所獲得的果實。“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秩序黨從２月起就開始對革命這樣叫喊；現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對秩序黨這樣叫喊。“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波拿巴採取了圖謀篡奪權位的行為，但是當秩序黨因為這種行為而吵吵嚷嚷並且神經過敏地加以解釋的時候，它就造成了“不安寧”。只要沒有人談到薩托裡的臘腸，這臘腸是根本不會說話的。“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所以波拿巴要求讓他安安靜靜地幹他的事情，而議會黨卻由於雙重的恐懼而動彈不得：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寧狀態，二怕自己在本階級即資產階級眼中成為造成不安寧的人。既然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所以秩序黨也就不敢用“戰爭”來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公眾本來以為在國民議會開會時準有好戲看，結果是大失所望。反對派議員要求常任委員會交出它關於十月事件的記錄，但這個要求被多數否決了。人們根本規避一切可能激動人心的辯論。國民議會在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和１２月的工作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直到１２月底，才開始在議會的個別特權問題上爆發一場遊擊戰。自從資產階級以廢止普選權暫時避開了階級鬥爭的時候起，運動就淪為兩個權力之間為特權問題發生的小小的口角。
有一位人民代表，名叫莫甘，因負債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長魯埃在回答法院院長的詢問時宣稱，應當徑直下令把負債者拘捕起來。於是莫甘就被投入債務監獄。國民議會知道這種謀害行為時，大為憤懣。它不僅決定立即釋放被捕者，而且當晚□就通過自己的法警強制地把他從克利希監獄放出來了。可是，為了要証明自己信仰私有財產的神聖性，並且暗中打算將來在必要時能夠把討厭的山岳黨人安置到收容所去，國民議會又宣布說：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時，拘捕負債的人民代表是容許的。國民議會忘記宣布總統也可以因負債被捕入獄。國民議會把自己議員的不可侵犯權的最後一點影子都消滅無余了。
上面已經講過，警官伊雍根據一個名叫阿萊的人的供詞，告發了十二月十日會的一個支部陰謀暗殺杜班和尚加爾涅兩人的計劃。因此，議會總務官在第一次會議上就提議設立一種特殊的議會警察，由國民議會本身的預算中的經費維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長管轄。內務部長巴羅什提出了抗議，說這是一種侵害他的職權的行為。結果雙方達成了可憐的妥協，規定議會警官應由議會預算中的經費維持並由議會總務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須取得內務部長的同意。這時，政府已對阿萊提起訴訟，政府方面很容易就把阿萊的供詞宣布為憑空捏造，並通過公訴人的嘴把杜班、尚加爾涅、伊雍和整個國民議會嘲笑了一頓。然後，１２月２９日，巴羅什部長又寫信給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職。國民議會委員會決定伊雍留任原職，可是國民議會由於自己在莫甘案件中採取了強制性的行動而忐忑不安，它習慣於在每次給行政權打擊後受到它兩次回擊，因此沒有批準這個決定。國民議會為酬答伊雍的忠誠盡職而免了伊雍的職，因而喪失了自己所享有的一種議會特權，但這種特權對它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它所要對付的那個人，不是一個夜間決定白天要幹什麼的人，而是一個白天作決定夜間就採取行動的人。
我們已經看到，國民議會在１１月和１２月間，總是極力避免和拒絕在重大的、迫切的問題上和行政權進行鬥爭。現在我們卻看到，它不得不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戰鬥。在處理莫甘案件時，它原則上已經允許逮捕負債的人民代表，不過有個條件，即這個原則只能運用於可惡的人民代表身上，它為了這種可恥的特權和司法部長發生了爭執。國民議會沒有利用關於有人準備謀殺杜班和尚加爾涅兩人的消息要求追查十二月十日會的活動，並在法國和歐洲面前徹底揭穿波拿巴作為巴黎流氓無產階級首領的真面目，它竟把衝突歸結為在警官應由誰任免的問題上跟內務部長的爭吵。這樣，我們就看到，秩序黨在這個時期內始終都因自己的模棱兩可的態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對行政權的鬥爭縮小為關於權限問題的無謂爭吵，變成吹毛求疵、無謂爭訟以及關於界限問題的爭論，把最無聊的形式問題變成了自己的活動的內容。當鬥爭具有原則意義，行政權真正名譽掃地，國民議會的事業成為國民的事業的時候，秩序黨不敢爭鬥，因為它如果要爭鬥，就會對國民發出一種進軍令，而發動國民正是它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在這種場合，它總是否決山岳黨的提案而轉入日常議程。當秩序黨已經放棄了大規模的鬥爭之後，行政權就靜待時機，以便有可能當鬥爭只具有可以說是議會性的局部的利害關系時，借一些無關緊要的理由重新開始這種鬥爭。那時秩序黨將發泄出滿腔的憤怒，那時它將拉開後台的幕布，揭開總統的面具，宣布共和國處境危急，然而那時它的熱情令人感到荒唐，鬥爭的理由是一種虛偽的口實或根本不值得鬥爭的東西。議會的風暴原來不過是一杯水中的風暴，鬥爭不過是陰謀，衝突不過是吵架。各革命階級都幸災樂禍地觀望著國民議會受屈辱，因為它們對國民議會的議會特權熱心的程度，和國民議會對社會自由熱心的程度一樣；同時，議會外的資產階級卻不了解，為什麼議會內的資產階級居然把時間浪費在這樣瑣碎的糾紛上，為什麼它竟這樣無聊地跟總統進行競爭，從而危害安寧。當大家都在等候作戰的時候進行媾和，而當大家都以為和約已經締結的時候卻又開始進攻，這種戰略把議會外的資產階級弄迷糊了。
１２月２０日，帕斯卡爾．杜普就發行金條彩票一事向內務部長提出質問。這彩票是“來自愛麗舍園的女兒”。波拿巴和他的親信把它獻給人世，而警察局長卡爾利埃則把它置於自己的正式保護之下，雖然法國的法律除了以救濟為目的的彩票外是禁止發行任何其他彩票的。彩票發行了７００萬張，每張一法郎，而所得純利據說是用來遣送巴黎的遊民到加利福尼亞去。一方面是為了用黃金夢來排除巴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夢想，用可望中頭彩的誘人幻景來驅除作為教義的勞動權。自然，巴黎的工人們沒有認出加利福尼亞的耀眼的金條就是從他們口袋裡騙去的無光彩的法郎。無論如何，這種彩票不過是一種騙局而已。妄想不離開巴黎就能發現加利福尼亞金礦的遊民，正是波拿巴本人和他的負債累累的親信。國民議會同意給他的３００萬法郎已經用光，無論如何總得重新填滿空虛的錢庫。波拿巴為建立所謂的工人村曾向全國募集捐款，並且他自己在認捐名冊上第一個認捐了一大筆款子，但他只是徒勞了一番。冷酷的資產者抱著不信任的態度等待他付出認捐的款子；而這筆款子自然是沒有付出，於是利用社會主義空中樓閣進行的投機把戲就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金條的成效較大。波拿巴和他的同謀者並不滿足於把７００萬法郎中扣除應兌現的金條以後的一部分純收益裝進自己的腰包，他們還制造了假彩票，同一個號碼的彩票發出了１０張、１５張以至２０張，──這真是十二月十日會的金融手段啊！這裡，國民議會所碰到的不是名義上的共和國總統，而是有血有肉的波拿巴。這裡，國民議會可以在他犯罪──不是違犯憲法，而是違犯刑法典──的現場把他當場捉住。如果說國民議會以轉入日常議程回答了杜普拉的質問，那麼，它這樣做不只是因為日拉丹要國民議會宣布自己“滿意”的提案提醒了秩序黨人想起他們自己的一貫的貪污行為。資產者，尤其是高升為政治家的資產者，總是用理論上的浮夸來彌補自己實踐上的卑下。資產者身為政治家時，也和同他相對立的國家權力一樣，就儼然成為至高無上之物，因而對他作鬥爭時，也只能採取高尚的莊嚴的方式。
波拿巴是一個浪盪人，是一個驕橫的流氓無產者，他比無恥的資產者有一個長處，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進行鬥爭。現在，在國民議會親手幫助他順利地走過了軍人宴會、閱兵、十二月十日會以及違犯刑法典等幾處很容易滑倒的地點以後，他看到，他可以由偽裝的防御轉為進攻的時刻已經到了。司法部長、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和財政部長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敗，即國民議會借以表示憤懣的失敗，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安。他不僅阻止了部長們辭職，從而阻止了承認行政權服從議會。他現在已經能完成他在國民議會休會期間就已經開始做的事情：軍權和議會分立，把尚加爾涅免職。
愛麗舍宮的一家報紙發表了一個５月間似乎是向第一師團頒發的緊急命令（因而是出自尚加爾涅的命令），勸告軍官們遇有叛亂時不要寬容自己隊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將他們槍斃，並且不要按國民議會的要求派遣軍隊。１８５１年１月３日，內閣因這一緊急命令受到了質問。為了調查這一事件，內閣起初要求的限期是三個月，繼則一個星期，最後僅僅是二十四小時，國民議會要求立即予以解釋。尚加爾涅站起來聲明說：這個緊急命令從未下過。他並且補充說，他隨時都準備執行國民議會的要求；遇有衝突發生時，國民議會可以信賴他。國民議會以狂熱的鼓掌歡迎他的聲明，並對他投了信任票。國民議會既委身於一個將軍的私人保護之下，也就是放棄了權力，宣告自己的軟弱和軍隊的萬能；但是這位將軍弄錯了，因為他居然想把波拿巴只是封給他的權力交付給國民議會去反對同一個波拿巴，並且盼望從這個議會，從他的需要保護的被托管者那裡獲得保護。可是尚加爾涅相信資產階級從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起賦予他的那種神秘力量。他以為自己是和其他兩個國家權力相鼎立的第三個權力。他所遭遇到的命運，也和當代其他的英雄，更正確些說，和當代的聖者們所遭遇到的命運一樣，這些人物的偉大只在於他們的黨派故意替他們宣揚，而到局勢要求他們創造奇跡時，他們就顯得平庸無奇了。一般說來，不信神是這些假英雄和真聖者的死敵。因此他們對那些冷酷無情的諷刺者和譏笑者表示高尚的道義的憤懣。
當晚，內閣閣員們被召請到愛麗舍宮，波拿巴堅持要撤換尚加爾涅，五個閣員拒絕署名。《通報》宣布內閣危機，而秩序黨的報紙則以組織由尚加爾涅指揮的議會軍相威脅。根據憲法，秩序黨是有權這樣做的。它只要任命尚加爾涅為國民議會議長，並調來任何數量的軍隊來保護自己的安全就夠了。由於尚加爾涅實際上還統率著軍隊和巴黎國民自衛軍，並且正等待和軍隊一起被調用，所以秩序黨是可以更加放心地這樣做的。波拿巴派的報紙甚至還不敢否認國民議會直接調動軍隊的權利，提出這種法律上的問題在當前局勢下是不會有什麼成效的。軍隊將聽從國民議會調遣，這是可能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才在巴黎找到兩位將軍（巴拉蓋．狄利埃和聖讓．丹熱利）願意在把尚加爾涅撤職的命令上簽名。但是秩序黨本身是否能在自己的隊伍中和議會裡找到通過這種決定所必需的票數，就很成問題了，要知道，過了一個星期就有２８６個議員脫離了秩序黨，而且山岳黨甚至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在最後的決定性的時刻還否決了這樣的提議。不過，衛戍官們這時也許還能發動他們黨內的群眾去建立豐功偉績，即藏身於槍林之後，並利用投到它陣營中的軍隊的幫助。可是，衛戍官先生們並沒有這樣做，１月６日晚上他們到愛麗舍宮去，希望用政治手段和論據規勸波拿巴放棄把尚加爾涅撤職的決定。勸誰就是承認誰是主事人。波拿巴由於衛戍官們的這種做法而增加了勇氣，１月１２日他任命了新內閣，舊內閣的首領富爾德和巴羅什兩人繼續留任。聖讓．丹熱利當了陸軍部長。《通報》１８５刊載了把尚加爾涅撤職的命令，他的職權劃分給指揮第一師團的巴拉蓋．狄利埃和指揮國民自衛軍的佩羅了。社會中堅退職了，這雖然並沒有使一塊瓦片從屋頂上掉下來，但是使交易所的行情上漲了。
秩序黨既然推開了由尚加爾涅作代表表示願意聽它指揮的軍隊，因而把這個軍隊永不復返地讓給了總統，這就表明資產階級已經喪失了統治的使命。議會制內閣已經不存在了。秩序黨現在既已喪失了控制軍隊和國民自衛軍的權力，那麼它還剩下什麼強制手段來同時保持議會用以統治人民的篡奪來的權力和議會用以防止總統侵犯的憲法的權力呢？什麼也沒有了。它現在只好求助於一些無力的原則，這些原則就連它自己也經常看作只是責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從容行動的一般規則。我們所研究的時期，即秩序黨和行政權鬥爭的時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爾涅被撤職和軍權落入波拿巴之手而結束。現在，兩個權力之間的戰爭已經正式宣布並且已在公開進行，不過是在秩序黨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後罷了。國民議會已經沒有內閣，沒有軍隊，沒有人民，沒有社會輿論，從５月３１日通過選舉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權的國民的代表者了，沒有眼睛，沒有耳朵，沒有牙齒，沒有一切，逐漸變成了一個舊法國高等法院，它讓政府去行動，自己則滿足於在事後發出嘮叨的抗議。
秩序黨以狂怒迎接了新的內閣。貝多將軍提醒大家記住常任委員會在議會休會期間的溫和態度，記住它由於過分慎重而拒絕把自己的議事記錄公布出來。這時內務部長自己也堅持公布這些記錄，因為這些記錄現在當然就像不新鮮的水一樣已經走味，它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事實，對於厭倦的公眾也不會有任何影響了。根據雷繆紮的建議，國民議會退回到自己的各委員會，任命了一個“非常措施委員會”。巴黎不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軌一步，尤其是因為這時貿易繁榮，工廠開工，糧價低廉，食品豐富，儲蓄銀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議會所喧嚷的“非常措施”，不過是在１月１８日通過了對內閣的不信任案罷了，而關於尚加爾涅將軍連提都沒有提到。秩序黨不得不這樣來提出自己的不信任案，是為了保証自己取得共和黨人的票數，因為在內閣的一切措施中共和黨人只讚成尚加爾涅被撤職一項，而秩序黨實際上也不能非難其余的措施，因為這些措施是它自己迫使內閣採取的。
１月１８日的不信任案以４１５票對２８６票通過，就是說，只是由於極端的正統派和奧爾良派同純粹共和黨人和山岳黨人的聯合才得以通過。這就証明，秩序黨不只失去了內閣，不只失去了軍隊，而且在自己和波拿巴的衝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獨立的議會多數；由於狂熱地傾向妥協，由於害怕鬥爭，由於軟弱，由於顧及親屬而眷戀國家薪俸，由於指望獲得閣員的空缺（如奧迪隆．巴羅），由於那種經常使平庸的資產者為某種個人動機而犧牲本階級的總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義，一部分議員已經從秩序黨陣營中開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議員們從最初起就只是在對革命進行鬥爭時才依附於秩序黨。天主教黨的首領蒙塔朗貝爾在那時已經把他個人的勢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為他已不相信議會黨的生命力了。最後，這個黨的首領們，奧爾良派的梯也爾和正統派的貝裡耶，不得不公開宣稱自己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認說，雖然他們的心是保皇派，而頭卻是共和派，議會制共和國是整個資產階級實行統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一句話，他們不得不在資產階級眼前把他們在議會背後繼續努力從事的復辟計謀咒罵為危險而愚蠢的陰謀。
１月１８日的不信任案是對內閣閣員的打擊，而不是對總統的打擊。可是撤換尚加爾涅的並不是內閣，而是總統。秩序黨不應當向波拿巴本人問罪嗎？不應當以他的復辟欲望作為罪名嗎？可是，這種復辟欲望只不過是補充了秩序黨自己的復辟欲望罷了。不應當以他在閱兵和十二月十日會中的陰謀活動作為罪名嗎？可是，秩序黨早已把這些問題埋葬在一堆日常議程下面了。不應當以他撤換了１月２９日和６月１３日的英雄，即撤換了１８５０年５月曾威脅遇有叛亂發生時就四處放火燒光巴黎的那個人作為罪名嗎？可是，秩序黨的山岳黨同盟者和卡芬雅克甚至根本不讓它以正式表示同情來把倒台的社會中堅扶起來。秩序黨自己不能否認總統擁有由憲法賦予他的撤換將軍的權力。秩序黨之所以氣憤，只是因為總統把自己由憲法賦予的權力當作反對議會的手段。可是，秩序黨自己豈不是也不斷地（特別是在廢除普選權時）把它的議會特權當作違犯憲法的手段嗎？因此，秩序黨只好嚴格地在議會範圍以內活動。１８４８年以來，在全歐洲大陸上流行著一種特殊的病癥，即議會迷，染有這種病癥的人就變成幻想世界的俘虜，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記憶，失去對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這種議會迷才可以說明，為什麼秩序黨在它已親手消滅了議會勢力的一切條件並在它反對其他階級的鬥爭中不得不消滅了這些條件之後，仍然把它的議會勝利看作勝利，並且以為打擊了總統的內閣閣員也就是打擊了總統本人。這樣，秩序黨只是讓總統得到一次機會在國民面前重新凌辱國民議會罷了。１月２０日，《通報》報道說，內閣全體辭職已被批準。波拿巴把已經沒有一個議會黨佔據多數（這點已由１月１８日的投票，即山岳黨和保皇黨聯合產生的果實所証明），而新的多數又尚待形成作為借口，任命了一個所謂的過渡內閣，其中沒有一個人是議會議員，全都是些毫不知名的和微不足道的人物，這是個純粹由一些聽差和司書組成的內閣。秩序黨現在可以把自己的精力花費在跟這些傀儡打交道上面了；而行政權則不再認為自己在國民議會中需要有什麼認真的發言人了。波拿巴的內閣閣員越是成為單純的啞配角，波拿巴就越是明顯地把全部行政權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越容易利用行政權來達到個人目的。
為了報復，秩序黨和山岳黨聯合在一起否決了給予總統１８０萬法郎補助金的提案，這個提案是由十二月十日會的首領命令他的聽差閣員們提出來的。這一次，問題是由不過１０２票的多數票決定的，由此可見，秩序黨從１月１８日以來又喪失了２７票；它的解體又進了一步。同時，為了使人不致對它和山岳黨聯合的用意發生絲毫懷疑，它甚至對１８９名山岳黨人所署名提出的關於大赦政治犯的議案不屑一顧。只要那個叫作瓦伊斯的內務部長出來聲明說，安寧只是表面的安寧，有人在加緊進行秘密鼓動，到處都有人組織秘密團體，民主報紙又準備重新出版，從各省傳來不利的消息，日內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個通過裡昂遍及法國南部全境的陰謀活動，法國處於工商業危機的前夜，魯貝市的廠主們縮短了工作時間，貝勒島的囚犯已經騷動起來──只要瓦伊斯這麼一個人喚來赤色幽靈，秩序黨不經討論就立刻否決一個將使國民議會獲得極大的聲望並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懷抱的提案。秩序黨本來不應當被行政權所描繪的新騷動的遠景嚇住，而應當讓階級鬥爭有些活動余地，以便把行政權控制在從屬於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黨沒有感覺到自己有能力擔負這種玩火的任務。
可是，所謂的過渡內閣卻一直勉強維持到４月中旬。波拿巴不斷地以組織新內閣的把戲來攪擾和愚弄國民議會。他時而表示要組織一個有拉馬丁和比約參加的共和黨內閣，時而表示要組織一個不免要有奧迪隆．巴羅（凡是需要有個易於愚弄的蠢才時總少不了他）參加的議會制內閣，時而又表示要組織一個有瓦蒂梅尼爾和貝努瓦．達濟參加的正統派內閣，時而又表示要組織一個有馬爾維爾參加的奧爾良派內閣。波拿巴用這種方法使秩序黨各派之間的關系處於緊張狀態，並以共和黨內閣的出現以及因此必然會使普選權恢復的遠景來恫嚇整個秩序黨，同時他又竭力讓資產階級相信，他組織議會制內閣的真誠努力由於保皇派集團的不調和態度而受挫。而資產階級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業危機越是給社會主義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產的糧價越是給社會主義在農村中招募信徒，它就越是響亮地要求“強有力的政府”，越是認為使法國陷於“沒有行政”的狀態是不可寬恕的。商業蕭條日益加重，失業者顯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一萬工人沒有飯吃，在魯昂、米盧斯、裡昂、魯貝、圖爾寬、聖艾蒂安、埃爾伯夫等地，無數的工廠停了工。在這種情況下，波拿巴就敢於在４月１１日恢復了１月１８日的內閣，除了魯埃、富爾德、巴羅什及其他先生們而外，還添進了萊昂．福適先生，這個福適先生曾因散發偽造的電訊而被制憲議會在最後幾天一致（除五個內閣閣員外）投了不信任票。這樣，國民議會在１月１８日取得了對內閣的勝利，它和波拿巴鬥了三個月，只不過是為了在４月１１日讓富爾德和巴羅什能夠把清教徒福適當作第三者接受到自己的內閣同盟中去而已。
１８４９年１１月，波拿巴滿足於非議會制內閣，１８５１年１月他滿足於超議會制內閣，而到４月１１日，他已經覺得有充分的力量來組織一個反議會制內閣了，這一內閣把兩個議會──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即共和派議會和保皇派議會所表示的不信任協調地結合在自己身上。內閣的這種演變，是議會可以用來測定其體溫下降的溫度計。這種體溫到４月底已經降得非常之低，甚至佩爾西尼能夠在私人談話中建議尚加爾涅投到總統方面去。他向尚加爾涅保証：波拿巴認為國民議會的勢力已經徹底消滅，並且已經擬定了預備在政變後發表的宣言，這個政變已經經過深思熟慮，只是由於偶然的原因才又延遲下來。尚加爾涅把這個訃告通知了秩序黨的首領們。但是誰會相信臭蟲咬人能致人於死命呢？議會雖然已經虛弱無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它畢竟還不能使自己把和十二月十日會的小醜一般的頭子的決鬥看作一種不同於和臭蟲的決鬥。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烏斯回答國王亞奇斯那樣回答了秩序黨：“你把我看作螞蟻，但是總有一天我會成為獅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