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紮在物質的經濟的事實中。
在法國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偉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麼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時，如黑格爾所說的，是世界用頭立地的時代[1]。最初，這句話的意思是：人的頭腦以及通過頭腦的思維發現的原理，要求成為人類的一切活動和社會結合的基礎；後來這句話又有了更廣泛的含義：同這些原理相矛盾的現實，實際上從上到下都被顛倒了。以往的一切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一切傳統觀念，都被當作不合理性的東西扔到垃圾堆裡去了；到現在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見；過去的一切只值得憐憫和鄙視。只是現在陽光才照射出來，理性的王國才開始出現。從今以後，迷信、非正義、特權和壓迫，必將為永恆的真理，為永恆的正義，為基於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所取代。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恆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們，也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貴族和作為社會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現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還存在著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遊手好閒的富人和從事勞動的窮人之間的普遍的對立。正是由於這種情形，資產階級的代表才能標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階級的代表，而是整個受苦人類的代表。不僅如此，資產階級從它產生的時候起就有自己的對立物同它纏在一起：資本家沒有雇傭工人就不能存在，而且，隨著中世紀的行會師傅發展成為現代的資產者，行會幫工和行會外的短工便相應地發展成為無產者。雖然總的說來，資產階級在同貴族鬥爭時有理由認為自己同時代表當時的各個勞動階級的利益，但是在每一個大的資產階級運動中，都爆發過作為現代無產階級的發展程度不同的先驅者的那個階級的獨立運動。例如，德國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時期的再洗禮派和托馬斯．閔採爾，英國大革命時期的平等派，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貝夫。伴隨著一個還沒有成熟的階級的這些革命發動，產生了相應的理論表現；在16世紀和17世紀有理想社會制度的空想的描寫，而在18世紀已經有了直接共產主義的理論（摩萊裡和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經不再限於政治權利方面，它也應當擴大到個人的社會地位方面；必須加以消滅的不僅是階級特權，而且是階級差別本身。禁欲主義的、禁絕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是這種新學說的第一個表現形式。後來出現了三個偉大的空想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在聖西門那裡，除無產階級的傾向外，資產階級的傾向還有一定的影響。歐文在資本主義生產最發達的國家裡，在這種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對立的影響下，直接從法國唯物主義出發，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消除階級差別的方案。
所有這三個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不是作為當時已經歷史地產生的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出現的。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並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個階級，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類。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想建立理性和永恆正義的王國；但是他們的王國和啟蒙學者的王國是有天壤之別的。按照這些啟蒙學者的原則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義的，所以也應該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會制度一樣被拋到垃圾堆裡去。真正的理性和正義至今還沒有統治世界，這只是因為它們沒有被人們正確地認識。所缺少的只是個別的天才人物，現在這種人物已經出現而且已經認識了真理；至於天才人物是在現在出現，真理正是在現在被認識到，這並不是歷史發展的進程所必然產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純粹是一種僥幸的偶然現象。這種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樣可能誕生，這樣他就能使人類免去500年的迷誤、鬥爭和痛苦。
我們已經看到，為革命作了準備的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們，如何求助於理性，把理性當作一切現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們認為，應當建立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會，應當無情地鏟除一切同永恆理性相矛盾的東西。我們也已經看到，這個永恆的理性實際上不過是恰好那時正在發展成為資產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當法國革命把這個理性的社會和這個理性的國家實現了的時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論它較之舊制度如何合理，卻決不是絕對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國家完全破產了。盧梭的社會契約在恐怖時代獲得了實現，對自己的政治能力喪失了信心的資產階級，為了擺脫這種恐怖，起初求助於腐敗的督政府，最後則托庇於拿破侖的專制統治。早先許諾的永久和平變成了一場無休止的掠奪戰爭。理性的社會的遭遇也並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貧窮的對立並沒有化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於溝通這種對立的行會特權和其他特權的廢除，由於緩和這種對立的教會慈善設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銳化了；現在已經實現的擺脫封建桎梏的“財產自由”，對小資產者和小農說來，就是把他們的被大資本和大地產的強大競爭所壓垮的小財產出賣給這些大財主的自由，於是這種“自由”對小資產者和小農說來就變成了失去財產的自由；工業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迅速發展，使勞動群眾的貧窮和困苦成了社會的生存條件。現金交易，如卡萊爾所說的，日益成為社會的唯一紐帶。犯罪的次數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說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幹出來的封建罪惡雖然沒有消滅，但終究已經暫時被迫收斂了，那麼，以前只是暗中偷著幹的資產階級罪惡卻更加猖獗了。商業日益變成欺詐。革命的箴言“博愛”化為競爭中的蓄意刁難和忌妒。賄賂代替了暴力壓迫，金錢代替刀劍成了社會權力的第一槓桿。初夜權從封建領主手中轉到了資產階級工廠主的手中。賣淫增加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樣仍然是法律承認的賣淫的形式，是賣淫的官方的外衣，並且還以大量的通姦作為補充。總之，同啟蒙學者的華美諾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那時只是還缺少指明這種失望的人，而這種人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就出現了。1802年出版了聖西門的《日內瓦書信》；1808年出版了傅立葉的第一部著作，雖然他的理論基礎在1799年就已經奠定了；1800年1月1日，羅伯特．歐文擔負了新拉納克的管理工作。
但是，在這個時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隨之而來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還很不發展。在英國剛剛興起的大工業，在法國還不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業才能發展那些使生產方式的變革，使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消除成為絕對必然的衝突──不僅是大工業所產生的各個階級之間的衝突，而且是它所產生的生產力和交換形式本身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大工業又正是通過這些巨大的生產力來發展解決這些衝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說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會制度所產生的衝突還只是開始形成，那麼，解決這些衝突的手段就更是這樣了。雖然巴黎的無財產的群眾在恐怖時代曾有一瞬間奪得了統治權，從而能夠引導一場甚至是反對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達到勝利，但是他們只是以此証明了，他們的統治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當時剛剛作為新階級的胚胎從這些無財產的群眾中分離出來的無產階級，還完全無力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它表現為一個無力幫助自己，最多只能從外面、從上面取得幫助的受壓迫的受苦的等級。
這種歷史情況也決定了社會主義創始人的觀點。不成熟的理論，是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還隱藏在不發達的經濟關系中，所以只有從頭腦中產生出來。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只是弊病；消除這些弊病是思維著的理性的任務。於是，就需要發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會制度，並且通過宣傳，可能時通過典型示范，從外面強加於社會。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是一開始就注定要成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詳盡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
這一點已經弄清，我們不再花費時間去談論現在已經完全屬於過去的這一方面了。讓著作界的小販們去一本正經地挑剔這些現在只能使人發笑的幻想吧！讓他們去宣揚自己的清醒的思維方式優越於這種“瘋狂的念頭”吧！使我們感到高興的，倒是處處突破幻想的外殼而顯露出來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而這些卻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見的。
聖西門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他在革命爆發時還不到30歲。這次革命，是第三等級即從事生產和貿易的國民大眾對以前享有特權的遊手好閒的等級即貴族和僧侶的勝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級的勝利只是這個等級中的一小部分人的勝利，是第三等級中享有社會特權的階層即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奪得政治權力。而且這個資產階級還在革命過程中就迅速地發展起來了，這是因為它利用沒收後加以拍賣的貴族和教會的地產進行了投機，同時又借承辦軍需品欺騙了國家。正是這些騙子的統治在督政府時代使法國和革命瀕於覆滅，從而使拿破侖有了舉行政變的借口。因此，在聖西門的頭腦中，第三等級和特權等級之間的對立就採取了“勞動者”和“遊手好閒者”之間的對立的形式。遊手好閒者不僅是指舊時的特權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參加生產和貿易而靠租息為生的人。而“勞動者”不僅是指雇傭工人，而且也包括廠主、商人和銀行家。遊手好閒者失去了精神領導和政治統治的能力，這已經是確定無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終証實了。至於無財產者沒有這種能力，在聖西門看來，這已由恐怖時代的經驗所証明。那麼，應當是誰來領導和統治呢？按照聖西門的意見，應當是科學和工業，它們兩者由一種新的宗教紐帶結合起來，而這種紐帶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級森嚴的“新基督教”，其使命就是恢復從宗教改革時起被破壞了的各種宗教觀點的統一。可是，科學就是學者，而工業首先就是積極活動的資產者，廠主、商人、銀行家。這些資產者固然應當成為一種公眾的官吏、社會的受托人，但是對工人據說應當保持發號施令的和享有經濟特權的地位。特別是銀行家應當擔負起通過調節信用來調節整個社會生產的使命。這樣的見解完全適應法國剛剛產生大工業以及隨之產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的那個時代。但是，聖西門特別強調的是：他隨時隨地都首先關心“人數最多和最貧窮的階級（la class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的命運。聖西門在《日內瓦書信》中已經提出這樣一個論點：
“人人應當勞動。”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經指出，恐怖統治是無財產的群眾的統治。他向他們高聲說道：
“看吧，當你們的伙伴統治法國的時候，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造成了饑荒！”
但是，認識到法國革命是階級鬥爭，並且不僅是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而且是貴族、資產階級和無財產者之間的階級鬥爭，這在1802年是極為天才的發現。在1816年，聖西門宣布政治是關於生產的科學，並且預言政治將完全溶化在經濟中。如果說經濟狀況是政治制度的基礎這樣的認識在這裡僅僅以萌芽狀態表現出來，那麼對人的政治統治應當變成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這種思想，即最近紛紛議論的“廢除國家”的思想，已經明白地表達出來了。同樣比他的同時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聯軍剛剛開進巴黎以後，接著又在1815年百日戰爭期間，他聲明，法國和英國的同盟，其次這兩個國家和德國的同盟，是歐洲的繁榮和和平的唯一保障。在1815年向法國人鼓吹去和滑鐵盧戰役的勝利者建立同盟，這確實既要有勇氣又要有歷史遠見。
如果說我們在聖西門那裡發現了天才的遠大眼光，由於他有這種眼光，後來的社會主義者的幾乎所有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思想都以萌芽狀態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麼，我們在傅立葉那裡就看到了他對現存社會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國人的風趣的、但並不因此就顯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葉抓住了資產階級所說的話，抓住了他們的革命前的狂熱的預言者和革命後的被收買的奉承者所說的話。他無情地揭露資產階級世界在物質上和道德上的貧困，他不僅拿這種貧困同以往的啟蒙學者關於只是由理性統治的社會、關於能給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誘人的諾言作對比，而且也拿這種貧困同當時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華麗的詞句作對比；他指出，同最響亮的詞句相對應的到處都是最可憐的現實，他辛辣地嘲諷這種詞句的無可挽救的破產。傅立葉不僅是批評家，他的永遠開朗的性格還使他成為一個諷刺家，而且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諷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詼諧的筆調描繪了隨著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來的投機欺詐和當時法國商業中普遍的小商販習氣。他更巧妙地批判了兩性關系的資產階級形式和婦女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地位。他第一個表述了這樣的思想：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但是，傅立葉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現在他對社會歷史的看法上。他把社會歷史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程分為四個發展階段：蒙昧、宗法、野蠻和文明。最後一個階段就相當於現在所謂的資產階級社會，即從16世紀發展起來的社會制度，他指出：
“這種文明制度使野蠻時代每一以簡單方式犯下的罪惡，都採取了複雜的、曖昧的、兩面的、虛偽的存在形式”；
文明時代是在“惡性循環”中運動，是在它不斷地重新制造出來而又無法克服的矛盾中運動，因此，它所達到的結果總是同它希望達到或者佯言希望達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說，
“在文明時代，貧困是由過剩本身產生的”。
我們看到，傅立葉是和他的同時代人黑格爾一樣熟練地掌握了辯証法的。他反對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談，而同樣辯証地斷言，每個歷史階段都有它的上升時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時期，而且他還把這個看法運用於整個人類的未來。正如康德把地球將來要歸於滅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學一樣，傅立葉把人類將來要歸於滅亡的思想引入了歷史研究。
當革命的風暴橫掃整個法國的時候，英國正在進行一場比較平靜、但是並不因此就顯得缺乏力量的變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把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革命化了。工場手工業時代的遲緩的發展進程轉變成了生產中的真正的狂飆時期。社會越來越迅速地分化為大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無產者，現在處於他們二者之間的，已經不是以前的穩定的中間等級，而是不穩定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群眾，他們過著動盪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動的部分。新的生產方式還處在上升時期的最初階段；它還是正常的、適當的、在當時條件下唯一可能的生產方式。但是就在那時，它已經產生了明顯的社會弊病：無家可歸的人擠在大城市的貧民窟裡；一切傳統的血緣關系、宗法從屬關系、家庭關系都解體了；勞動時間、特別是女工和童工的勞動時間延長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拋到全新的環境中（從鄉村轉到城市，從農業轉到工業，從穩定的生活條件轉到天天都在變化的、毫無保障的生活條件）的勞動階級大批地墮落了。這時有一個29歲的廠主作為改革家出現了，這個人具有像孩子一樣單純的高尚的性格，同時又是一個少有的天生的領導者。羅伯特．歐文接受了唯物主義啟蒙學者的學說：人的性格是先天組織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別是在發育時期所處的環境這兩個方面的產物。社會地位和歐文相同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工業革命只是便於渾水摸魚和大發橫財的一片混亂。歐文則認為，工業革命是運用其心愛的理論並把混亂化為秩序的好機會。當他在曼徹斯特領導一個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廠的時候，就試行了這個理論，並且獲得了成效。從1800年到1829年間，他按照同樣的精神以股東兼經理的身分管理了蘇格蘭的新拉納克大棉紡廠，只是在行動上更加自由，而且獲得了使他名聞全歐的成效。新拉納克的人口逐漸增加到2500人，這些人的成分原來是極其復雜的，而且多半是極其墮落的分子，可是歐文把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完善的模范移民區，在這裡，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訴訟、貧困救濟和慈善事業都絕跡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這點，只是由於他使人生活在比較合乎人的尊嚴的環境中，特別是讓成長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發明了並且第一次在這裡創辦了幼兒園。孩子們滿一周歲以後就進幼兒園；他們在那裡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幾乎領不回去。歐文的競爭者迫使工人每天勞動13─14小時，而在新拉納克工人只勞動10小時半。當棉紡織業危機使工廠不得不停工4個月的時候，歇工的工人還繼續領取全部工資。雖然如此，這個企業的價值還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後一直給企業主們帶來豐厚的利潤。
歐文對這一切並不感到滿足。他給他的工人創造的生活條件，在他看來還遠不是合乎人的尊嚴的，他說，
“這些人都是我的奴隸”；
他給他們安排的比較良好的環境，還遠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發展，更不用說允許進行自由的生命活動了。
“可是，這2500人中從事勞動的那一部分人給社會生產的實際財富，在不到半個世紀前還需要60萬人才能生產出來。我問自己：這2500人所消費的財富和以前60萬人本來應當消費的財富之間的差額到哪裡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這個差額是落到企業所有者的手裡去了，他們除了領取5％的基本投資利息以外，還得到30萬英鎊（600萬馬克）以上的利潤。新拉納克尚且如此，英國其他一切工廠就更不用說了。
“沒有這些由機器創造的新財富，就不能進行推行拿破侖和保持貴族的社會原則的戰爭。而這種新的力量是勞動階級創造的。”
因此，果實也應當屬於勞動階級。在歐文看來，以前僅僅使個別人發財而使群眾受奴役的新的強大的生產力，提供了改造社會的基礎，它作為大家的共同財產只應當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務。
歐文的共產主義就是通過這種純粹營業的方式，作為所謂商業計算的果實產生出來的。它始終都保持著這種面向實際的性質。例如，在1823年，歐文提出了通過共產主義移民區消除愛爾蘭貧困的辦法，並附上了關於籌建費用、年度開支和預計收入的詳細計算。而在他的關於未來的最終計劃中，對各種技術上的細節，包括平面圖、正面圖和鳥瞰圖在內，都作了非常內行的規劃，以致他的社會改革的方法一旦被採納，則各種細節的安排甚至從專家的眼光看來也很少有什麼可以挑剔的。
轉向共產主義是歐文一生中的轉折點。當他還只是一個慈善家的時候，他所獲得的只是財富、讚揚、尊敬和榮譽。他是歐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僅社會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連達官顯貴、王公大人們都點頭傾聽他的講話。可是，當他提出他的共產主義理論時，情況就完全變了。在他看來，阻礙社會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礙：私有制、宗教和現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這些障礙進攻，等待他的將是什麼：官場社會的普遍排斥，他的整個社會地位的喪失。但是，他並沒有卻步，他不顧一切地向這些障礙進攻，而他所預料的事情果然發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場社會，報刊對他實行沉默抵制，他由於以全部財產在美洲進行的共產主義試驗失敗而變得一貧如洗，於是他就直接轉向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中又進行了30年的活動。當時英國的有利於工人的一切社會運動、一切實際進步，都是同歐文的名字聯在一起的。例如，經過他５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過了限制工廠中婦女和兒童勞動的第一個法律。他主持了英國工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全國各工會聯合成一個總工會。同時，作為向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過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組織了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這些合作社從這時起至少已經在實踐上証明，無論商人或廠主都決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組織了勞動市場，即借助以勞動小時為單位的勞動券來交換勞動產品的機構；這種機構必然要遭到失敗，但是充分預示了晚得多的蒲魯東的交換銀行，而它和後者不同的是，它並沒有被說成是醫治一切社會弊病的萬靈藥方，而只是被描寫為激進得多的社會改造的第一步。
空想主義者的見解曾經長期支配著19世紀的社會主義觀點，而且現在還部分地支配著這種觀點。法國和英國的一切社會主義者不久前都還信奉這種見解，包括魏特林在內的先前的德國共產主義也是這樣。對所有這些人來說，社會主義是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表現，只要把它發現出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為絕對真理是不依賴於時間、空間和人類的歷史發展的，所以，它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被發現，那純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時，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裡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為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裡，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獨特形式又是由他們的主觀知性、他們的生活條件、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思維訓練水平所決定的，所以，解決各種絕對真理的這種衝突的辦法就只能是它們互相磨損。由此只能得出一種折衷的不倫不類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實際上直到今天還統治著法國和英國大多數社會主義工人的頭腦，它是由各學派創始人的比較不會引起反感的批判性言論、經濟學原理和關於未來社會的觀念組成的色調極為復雜的混合物，這種混合物的各個組成部分，在辯論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鋒利的棱角，就像溪流中圓圓的石子一樣，這種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構成。為了使社會主義變為科學，就必須首先把它置於現實的基礎之上。
[1]關於法國革命，黑格爾有如下一段話：“正義思想、正義概念一下子就得到了承認，非正義的舊支柱不能對它作任何抵抗。因此，在正義思想的基礎上現在創立了憲法，今後一切都必須以此為根據。自從太陽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圍繞著太陽旋轉的時候起，還從來沒有看到人用頭立地，即用思想立地並按照思想去構造現實。阿那克薩哥第一個說，Nus即理性支配著世界；可是，直到現在人們才認識到，思想應當支配精神的現實。因此，這是一次壯麗的日出。一切能思維的生物都歡慶這個時代的來臨。這時到處籠罩著一種高尚的熱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種精神的熱忱，仿佛正是現在達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解。”（黑格爾《歷史哲學》1840年版第535頁）難道現在不正是應當用反社會黨人法去反對已故的黑格爾教授的這種危害社會秩序的顛覆學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