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黨在徒勞地力圖保持軍權和奪回已經喪失的對於行政權的最高領導權時，不得不去跟山岳黨和純粹共和黨人進行聯合，這就確鑿地証明，秩序黨已經失去了獨立的議會多數。僅僅是日曆的力量、鐘表的時針，在５月２８日發出了秩序黨徹底瓦解的信號。５月２８日是國民議會生命的最後一個年頭的開始。國民議會現在必須解決一個問題：原封不動地保存憲法呢，還是把它加以修改。但是，修改憲法就不只意味著是資產階級統治還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統治，是民主主義還是無產階級無政府狀態，是議會制共和國還是波拿巴，而且意味著是奧爾良王朝還是波旁王朝！這樣，在議會內部就出現了厄裡斯的金蘋果，秩序黨內利益彼此矛盾的各個敵對派別將圍繞著它展開公開的鬥爭。秩序黨是各種不同社會成分的結合體。修改憲法的問題造成了一種政治熱度，它使這個產物重又分解為它原來的各個構成部分。
波拿巴派關心修改憲法的原因很簡單。他們首先想廢除禁止再度選舉波拿巴的第４５條和延長他的權力期限。共和派的立場也很簡單。他們無條件地反對任何修改，認為修改憲法是反對共和國的周密的陰謀。因為他們在國民議會中擁有１／４以上的票數，而依照憲法又必須要有３４的票數讚成才能合法地決定修改憲法和召集修改憲法的專門會議，所以他們只要計算一下自己的票數，就可以相信自己必獲勝利了。他們當時確實是相信自己一定要勝利的。
和這些明顯的立場相反，秩序黨陷入了無法解決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絕修改憲法，它就會使現狀受到威脅，因為這樣就會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個出路，並且會使法國在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個星期日這個決定時刻聽任革命的無政府狀態擺布，那時，總統是失去了權力的總統，議會是早已沒有權力的議會，人民則是企圖重新爭得權力的人民。如果它投票支持按照憲法修改憲法，那麼它知道它的表決是枉然的，它的表決一定會被共和派按照憲法進行的否決所推翻，如果它違背憲法而宣布說只要有簡單多數通過就夠了，那麼它就只有在自己完全服從行政權的條件下才能希望制服革命；這樣它就把憲法、憲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並交給波拿巴掌握了。為延長總統權力而作局部的修改，將為帝制派篡奪權力開辟道路。為縮短共和國壽命而作全面的修改，又必然會引起各個王朝的要求之間的衝突，因為波旁王朝復辟的條件和奧爾良王朝復辟的條件不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議會制共和國已不僅是法國資產階級中的兩派（正統派與奧爾良派，即大地產與工業）能夠平分秋色的中立地盤。它並且是他們共同進行統治的必要條件，是他們的共同階級利益借以支配資產階級各派的要求和社會其他一切階級的唯一的國家形式。作為保皇派，他們又重新陷入他們舊有的對抗狀態，卷入地產和金錢爭奪霸權的鬥爭，而這種對抗狀態的最高表現，這種對抗狀態的化身，就是他們各自的國王，他們各自的王朝。正因為如此，秩序黨總是反對召回波旁王族。
奧爾良派的人民代表克雷通，在１８４９年、１８５０年和１８５１年曾定期地建議廢除放逐王族的法令。議會同樣定期地表演保皇派集會頑強地阻擋其被逐國王返國的場面。理查三世在殺死亨利六世以前曾對他說，他太好了，這個塵世容納不了他，他的位置在天上。保皇派認為法國太壞了，不能再有自己的國王。形勢迫使他們成為共和派並屢次批準人民作出的把他們的國王逐出法國的決定。
修改憲法（而這個問題由形勢所迫又非討論不可）不僅會使共和國成為問題，而且會使資產階級兩派的共同統治成為問題；不僅會使君主國有恢復的可能，而且會復活曾在君主國中輪流佔有特權地位的那些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復活資產階級兩派之間爭奪霸權的鬥爭。秩序黨的外交家們希望以兩個王朝的結合，即以各個保皇派和它們的王室的所謂融合來中止這一鬥爭。復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真正融合便是議會制共和國，在這一共和國中，奧爾良派和正統派雙方的色彩都脫落了，各類的資產者都消融為一般的資產者，消融為資產者這個類屬了。現在奧爾良派應當變成正統派，正統派應當變成奧爾良派。體現著他們的互相對抗的君主國，應當成為他們彼此統一的化身；他們互相排斥的派別利益的表現，應當成為他們的共同的階級利益的表現；君主國應當完成只有廢除兩個君主國，只有共和國才能完成和已經完成的任務。這就是秩序黨的術士們絞盡腦汁制造出來的哲人之石。仿佛正統派的君主國可能在什麼時候變成工業資產者的君主國，或是資產者王權可能在什麼時候變成世襲土地貴族所擁有的王權。仿佛地產和工業能夠在一頂王冠下面稱兄道弟，可是王冠只能落到一個人頭上──不是落到哥哥頭上，就是落到弟弟頭上。仿佛在地產還沒有決心自動變成工業財產以前，工業可以完全和地產和解。如果亨利五世明天逝世，巴黎伯爵仍然不會成為正統派的國王，除非他不再作奧爾良派的國王。但是，從事融合的哲人隨著憲法修改問題被提到首位而自我膨脹起來，把《國民議會報》變成自己的正式的機關日報，並且現在（１８５２年２月）又在努力活動──這些哲人認為一切困難都是由於兩個王朝的對抗和競爭。想使奧爾良王室和亨利五世和解的企圖，從路易－菲力浦逝世時就已經開始，但這種企圖也像只是在國民議會休會期間，在幕間小節目中，在後台進行的一切王朝陰謀一樣，與其說是鄭重的事情，不如說是對舊日迷信的賣弄風情，這種企圖現在已經變成大型政治歷史劇，秩序黨已經不像以前那樣把它當作票友戲，而是把它搬上公開的舞台。信使不斷從巴黎奔到威尼斯，再從威尼斯奔到克萊爾蒙特，又從克萊爾蒙特奔到巴黎。尚博爾伯爵發表了一個宣言，他在這個宣言中“靠他全家族的支持”，宣布“國民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復辟。奧爾良派的薩爾萬迪跪倒在亨利五世腳下，正統派的首領貝裡耶、貝努瓦．達濟和聖普裡跑到克萊爾蒙特去勸說奧爾良王室，但是徒勞無功。融合派在太晚的時候才覺察到，資產階級兩派的利益既然集中地表現為家族利益即兩個王室的利益，那麼，它們的利益就會互相排斥，而不會互相通融。假定亨利五世承認巴黎伯爵是他的繼承人（這是融合派在最好的場合所能指望的唯一成就），那麼奧爾良王室除了因亨利五世沒有後嗣本來就一定能夠獲得的東西外，並不會得到別的權利，可是它會因此喪失它從七月革命獲得的一切權利。奧爾良王室將放棄自己舊日的要求，放棄它在差不多１００年的鬥爭中從波旁王室長系手裡奪得的一切權利，它將要為了宗族的特權而放棄自己的歷史特權，即現代君主國的特權。所以，融合無非就是奧爾良王室自願退讓，向正統派讓權，懺悔地從新教國教後退到天主教國教。這種後退甚至不可能把奧爾良王室送上它所失去的王位，而只能把它送上它誕生時所佔據的王位的台階。舊日的奧爾良派閣員基佐、杜沙特爾等人，也趕快跑到克萊爾蒙特那裡去為融合遊說，實際上他們只是表現了七月革命後的沮喪，表現了對資產者王權和資產者所擁有的王權的失望，表現了對正統派的迷信，把它作為防止無政府狀態的最後的護符。他們自命為奧爾良王室和波旁王室之間的調停者，事實上他們只不過是奧爾良派的變節分子，而茹安維爾親王就是把他們當作這種人來看待的。然而，奧爾良派富有生命力的、好戰的那部分人，如梯也爾、巴茲等，卻因此更容易使路易－菲力浦家族確信，既然君主制的任何直接的復辟都要以兩個王朝的融合為前提，而任何這樣的融合又都要以奧爾良王室引退為前提，那麼，暫且承認共和國，等到事變允許把總統的安樂椅變成王位時再說，這樣做是和他們先輩的傳統完全相適合的。起初有傳言說茹安維爾要當共和國總統的候選人，公眾的好奇心被激發起來了，過了幾個月，到９月間，在憲法修改案已被否決以後，這個候選人就被公開宣布了。
這樣一來，奧爾良派和正統派之間搞保皇主義融合的企圖，不僅遭到了失敗，而且還破壞了他們在議會中的融合，破壞了把他們聯合起來的共和國形式，把秩序黨又分解成原來的各個構成部分。但是，克萊爾蒙特和威尼斯之間越是疏遠，它們之間的關系越是近於決裂，有利於茹安維爾的煽動越是加緊，波拿巴的內閣閣員福適和正統派之間的談判，也就越是熱烈，越是認真了。
秩序黨的解體還不止於它分解成原來的構成部分。這兩大派別中的每一派，又都繼續分解下去。看來，先前兩大營壘中的每一個營壘（不論是正統派或奧爾良派）內部曾經互相鬥爭互相排斥的一切舊有色彩，如同幹纖毛蟲碰到了水一樣，又都重新活起來了。看來，他們又重新獲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夠形成具有互相對立的獨立利益的各個派別了。正統派在夢中回味土伊勒裡宮和馬鬆閣之間的爭吵、維萊爾和波林尼雅克之間的爭吵。奧爾良派重溫基佐、摩萊、布羅伊、梯也爾和奧迪隆．巴羅之間比武的黃金時代。
秩序黨中有一部分人讚成修改憲法，可是對於修改的範圍，他們的意見並不一致。在這一部分人中，有貝裡耶和法盧為一方所領導和拉羅什雅克蘭為另一方所領導的正統派，有摩萊、布羅伊、蒙塔朗貝爾和奧迪隆．巴羅領導的那些在鬥爭中疲倦了的奧爾良派；這一部分人和波拿巴派的議員一致提出了如下一個含義廣泛而不明確的建議：
“下面署名的議員建議把憲法加以修改，目的在於把完全實現國民主權的可能性還給國民。”
同時，這些議員通過自己的報告人托克維爾一致聲稱：國民議會無權建議廢除共和國，這個權利只能屬於為修改憲法而召集的議會。此外，他們聲稱，憲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礎上，就是說，只有在按照憲法規定的３４的多數票讚成修改時才能修改。經過六天的激烈討論之後，７月１９日，憲法修改案果然被否決了。讚成修改的有４４６票，反對修改的有２７８票。極端的奧爾良派梯也爾、尚加爾涅等人在表決時和共和派及山岳黨採取了一致行動。
這樣，議會的多數表示反對憲法，而憲法本身卻表示擁護議會的少數，認為議會少數的決議具有約束力。可是，秩序黨在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和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豈不都曾經把議會多數置於憲法之上嗎？它以前的全部政策豈不都是以憲法條文服從議會多數決議為基礎的嗎？它不是曾經讓民主派以迷信舊約的態度去對待法律的字眼，並因為這種迷信而處罰了民主派嗎？可是目前，修改憲法無非就是要延長總統掌權的期限，而延長憲法的壽命無非就是要罷免波拿巴。議會表示擁護波拿巴，但是憲法表示反對議會。所以，當波拿巴撕毀憲法時，他的行動是合乎議會精神的，而當他解散議會時，他的行動又是合乎憲法精神的。
議會宣布憲法，同時也就是宣布議會本身的統治處在“多數之外”；議會以自己的決議廢除了憲法，延長了總統掌權的期限，同時也就是宣布說，當它本身還繼續存在時，憲法既不能死亡，總統的權力也不能生存。它未來的掘墓人已經站在門前了。當議會正忙於討論修改憲法的問題時，波拿巴撤銷了表現得不堅決的巴拉蓋．狄利埃將軍第一師指揮官的職務，任命馬尼昂將軍繼任該職，這位將軍是裡昂的勝利者，十二月事變的英雄，波拿巴的爪牙之一，早在路易－菲力浦時期就由於布洛涅征討事件多多少少地替波拿巴出了醜。
秩序黨關於修改憲法的決議表明，它既不能統治，又不能服從；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容忍共和國，又不能推翻共和國；既不能維護憲法，又不能廢除憲法；既不能和總統合作，又不能和總統決裂。它究竟是期待誰來解決一切矛盾呢？期待日歷，期待事變的進程。它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事變。這樣，它就把自己交給事變支配，交給一種力量支配，它在反對人民的鬥爭中已經向這種力量讓出了一個又一個屬性，直至它自己在這種力量面前變得毫無權力為止。為了使行政權的首腦能夠更順利地定出對付它的戰鬥計劃，加強自己的進攻手段，選擇自己的工具和鞏固自己的陣地，秩序黨就在這個緊急關頭決定退出舞台，使議會從８月１０日到１１月４日休會三個月。
不僅議會黨分裂為原來的兩大集團，不僅其中的每一個集團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議會內的秩序黨和議會外的秩序黨也分裂了。資產階級的演說家和作家，資產階級的講壇和報刊，一句話，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和資產階級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遠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外省的正統派，由於眼界狹小和過分熱情，責備他們的議會領袖貝裡耶和法盧投奔波拿巴陣營和背叛了亨利五世。他們的百合花的頭腦只相信造孽行為，不相信外交手腕。
商業資產階級和它的政治家之間的分裂，更加危險，更具有決定的意義。正統派責備自己的政治家背棄了原則，而商業資產階級卻正好相反，責備自己的政治家忠實於已經變得無用的原則。
前面我已經指出，自從富爾德加入內閣以來，那一部分在路易－菲力浦時期握有絕大部分權力的商業資產階級，即金融貴族，已經變成波拿巴派了。富爾德不僅在交易所中維護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維護交易所的利益。關於金融貴族的態度，他們的歐洲機關刊物即倫敦的《經濟學家》雜志中的一段話作了最貼切的說明。這個雜志在１８５１年２月１日那一期上發表了如下的巴黎通訊：
“現在我們從各方面都得到証實，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總統在他致立法議會的咨文中聲明了這一點；國民講台上也有人響應了這一點；報紙上再三重復說到這一點；教堂的教壇上也宣揚這一點；國家証券對於最小的破壞安寧的事件的敏感以及它們在行政權每次勝利時的穩定，也証明這一點。”
《經濟學家》雜志在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９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義宣稱：
“在歐洲所有的証券交易所中，總統現在已被公認為秩序的衛士。”
可見金融貴族指責秩序黨對行政權進行的議會鬥爭是破壞秩序，而把總統每次對它那些所謂的代表們的勝利當作秩序的勝利來歡呼。這裡所說的金融貴族，應當了解為不只是那些大國債經紀人和大國家証券投機者，這些人的利益當然是和國家政權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現代金融業，全部銀行業，都是和社會信用極為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銀行的部分營業資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兌現的國家証券以收取利息。銀行存款，即交給銀行並由銀行在商人和工業家之間分配的資本，有一部分是從國家債權人的紅利中得來的。既然在一切時代國家政權的穩定對整個金融市場和這種金融市場的牧師們來說是摩西和先知，那麼現在，當任何大洪水都有把舊的國家連同舊的國債一並從地面上沖掉的危險時，又怎能不是這樣呢？
狂熱地渴望秩序的工業資產階級，也因議會內的秩序黨和行政權發生爭吵而感到煩惱。梯也爾、昂格勒斯、聖貝夫等人在１月１８日因尚加爾涅免職事件投票以後，也受到他們的選民們（而且正是工業區的選民）的公開譴責，特別是他們跟山岳黨成立聯盟的行為被指斥為背叛秩序。如果說，像我們所已經看到的，秩序黨和總統的鬥爭不過是些言過其實的嘲弄和瑣屑無聊的攻訐，不配受到好的待遇，那麼，另一方面，對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表們順從地把軍權從自己的議會手中奉送給冒險的王位追求者去掌握的資產階級，就連那些曾為他們的利益而採用過的攻訐手段也不值得採取了。這部分資產階級表明，為了保持他們的公共利益、他們本階級的利益、他們的政治權力而進行的鬥爭，是有礙於他們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們感到痛苦和煩惱。
當波拿巴巡遊各地時，外省城市的資產階級顯貴、市政官員、商業法庭的法官等等，到處都幾乎毫無例外地以極卑屈的態度迎接他，甚至當他在第戎公開地攻擊國民議會，特別是攻擊秩序黨的時候，也是這樣歡迎他。
當商業情況良好的時候（１８５１年初還是這樣），商業資產階級狂暴地反對任何議會鬥爭，生怕這種鬥爭會使商業吃虧。當商業情況不好的時候（從１８５１年２月底起已成為經常現象了），商業資產階級就抱怨議會鬥爭是商業停滯的原因，並要求為了活躍商業停止這種鬥爭。關於修改憲法的討論恰好發生在這種不好的時期。因為當時涉及到現存國家制度的生死存亡問題，所以資產階級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們終止這種痛苦的過渡狀態，同時又保持現狀。這裡面沒有任何矛盾。它所理解的終止過渡狀態，正是延長過渡狀態，將應當作出決斷的時刻拖延到遙遠的將來。保持現狀只能有兩種方法：一是延長波拿巴掌權的期限，一是讓波拿巴按照憲法退職，選出卡芬雅克來。一部分資產階級傾向於後一種解決方法，可是他們除了叫他們的代表保持沉默，不去觸動這個迫切的問題以外，提不出更好的建議。他們以為，如果他們的代表不出來講話，波拿巴就不會行動了。他們希望有一個為了不讓人看見而把頭藏起來的鴕鳥議會。另一部分資產階級希望讓已經坐在總統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總統，一切照舊不變。他們感到憤慨的，是他們的議會不願意公開違背憲法和率直地放棄權力。
在國民議會休會期間，從８月２５日起召開的各省委員會（大資產階級的地方代議機關），幾乎一致表示讚成修改憲法，即反對議會，擁護波拿巴。
資產階級對於自己的著作界代表和自己的報紙所表現的憤怒，比它跟議會代表們的破裂更為明顯。只要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抨擊一下波拿巴篡奪權力的欲望，只要報刊企圖保護一下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不受行政權侵害，資產者陪審團就判處數額異常巨大的罰款和不光彩的監禁，這種情況不僅使法國，而且使整個歐洲都感到驚愕。
前面我已經指出，議會內的秩序黨由於叫囂要安靜而自己也得安靜下來，它在反對其他社會階級的鬥爭中親手取消了自己的制度即議會制度的一切條件，從而宣布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同資產階級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相反，議會外的資產階級群眾，卻對總統奴顏婢膝，詆毀議會，粗野地對待自己的報刊，從而促使波拿巴壓制和消滅資產階級中講話和寫文章的分子，即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資產階級的講壇和報紙，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使它能夠在不受限制的強硬的政府保護下安心地從事他們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聲明說，它渴望擺脫自己的政治統治地位，以便擺脫這種統治地位帶來的麻煩和危險。
這個議會外的資產階級，對於為它本階級的統治而進行的單純的議會鬥爭和文字鬥爭，就曾表示激憤，並且出賣了這一鬥爭的領袖人物；但是現在它卻敢於在事後責備無產階級沒有為它進行流血鬥爭，進行殊死的鬥爭！這個資產階級時刻都為最狹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全階級的利益即政治利益，並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樣的犧牲；但現在它卻哀叫無產階級為了自己的物質利益而犧牲了它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裝得像個好心腸的人，被社會主義者引入歧途的無產階級不了解它，並且在緊要關頭拋棄了它。它的這種哀叫在整個資產階級世界中得到了普遍的讚賞。自然，這裡我不是指德國那些小政客和淺學之輩。我指的是例如《經濟學家》那個雜志。這個雜志在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９日，即政變前四天還宣布波拿巴是“秩序的衛士”，而梯也爾和貝裡耶是“無政府主義者”，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７日，在波拿巴馴服了這些無政府主義者之後，它又大叫大喊，說什麼“無知的、沒有教養的、愚蠢的無產階級群眾”背叛了“社會中等和上等階層的才能、知識、紀律、精神影響、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愚蠢，無知和卑鄙的一群不是別人，正是資產階級本身。
的確，法國在１８５１年是遭受了一次小小的商業危機。２月底，出口比１８５０年減少了；３月，商業衰落，工廠關閉；４月，各工業省的情況好像和二月事變後一樣令人失望；５月，情況還沒有好轉；６月２８日法蘭西銀行的結算還是以存款數量猛增和貼現數量銳減表明了生產的停滯；直到１０月中旬，情況才逐漸好轉。法國資產階級把這種商業停滯說成是純粹由於政治原因，由於議會和行政權之間的鬥爭，由於臨時的國家形式的不穩定，由於１８５２年５月第二個星期日的可怕遠景。我並不否認所有這些情況都對巴黎和各省的某些工業部門的衰落有影響。但是，無論如何這種政治局勢的影響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很微小的。商業開始好轉正是在１０月中旬，恰好是在政治局勢惡化、政治的地平線上籠罩著烏雲、每分鐘都可能從愛麗舍園打來霹靂的時候，這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雖然法國的資產者所具有的“才能、知識、洞察力和智力源泉”越不出他們自己的鼻尖，但是他們在倫敦工業博覽會整個會期內總能用鼻子觸到自己的商業情況不利的原因吧。當法國工廠關閉的時候，英國爆發了商業破產。法國在４月和５月達到頂點的是工業恐慌，而英國在４月和５月達到頂點的則是商業恐慌。無論是在法國或英國，毛紡織業和絲紡織業的情況都很不妙。雖然英國的棉紡織工廠還在繼續生產，但是它們所獲得的利潤已不像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０年那樣大了。不同點只在於法國發生的是工業危機，而英國發生的則是商業危機；法國是工廠關閉，而英國則是生產擴大，不過是在不如前幾年那樣順利的條件下擴大的；在法國，受打擊最重的是出口，在英國是進口。其共同原因（當然不應在法國政治地平線的範圍內去尋找）是顯而易見的。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０年是物質大繁榮和過度生產的兩個年頭，這種過度生產本身直到１８５１年才顯露出來。這年年初，過度生產因工業博覽會即將舉行而特別加重了。除此以外，還有下面一些特殊情況：起初是１８５０年和１８５１年的棉花歉收，然後是人們確信棉花的收成會比預期的好，棉價起初是上漲，後來突然跌落，──一句話，就是棉價漲跌不定。生絲產量至少在法國是低於中等產量。最後是毛紡織業自１８４８年以來飛速發展，使得羊毛的生產跟不上去，而羊毛的價格上漲與毛紡織品的價格相比非常不相稱。這樣，我們就在上述三個世界性工業部門所需的原料方面找到引起商業停滯的三重原因。除了這些特殊情況以外，１８５１年的表面上的危機，無非是在過度生產與過度投機還未用盡所有力量瘋狂地跑過工業循環的最後階段並重新回到自己的出發點──即回到普遍的商業危機去以前，在工業循環中經常與它們相伴而生的一種停頓。在商業史上的這種間隙時期中，英國發生了商業的破產，而法國卻是工業本身陷於停頓，這一方面是由於當時法國工業已經受不住英國人的競爭而被排擠出所有的市場，另一方面是由於法國工業是奢侈品工業，每當出現商業的停滯，它都首當其沖。這樣一來，法國除了普遍危機之外，還經受自己本國的商業危機，不過，這種商業危機為世界市場一般情況所決定和制約的程度，比它受法國地方影響決定和制約的程度要大得多。這裡不妨把英國資產者的推斷拿來和法國資產者的偏見對比一下。利物浦的一家大商行在１８５１年度的商業報告中寫道：
“很少有哪一年像剛剛過去的這一年這樣辜負年初對它所寄托的希望了。這一年不但沒有大家一致預期的大繁榮，反而成了最近２５年來最令人沮喪的年頭。這自然只是對商業階級，而不是對工業階級而言。可是，在這年年初，無疑是有可靠的根據來預期相反的情形：產品貯藏很少，資本充足，食品價格低廉，秋季豐收在望；在大陸有穩固的和平，在本國又沒有任何政治上或財政上的困難，的確，看來商業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飛的...... 這一不幸的結果究竟應歸罪於什麼呢？我們認為應歸罪於進出口貿易額過分龐大。如果我們的商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動限制在較狹小的範圍內，那麼，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麼東西也不會使我們保持均衡。”
現在我們想象一下法國資產者在這種商業恐慌中的情形：他們的生意狂的病態頭腦每天都被這樣一些東西所折磨、攪擾和麻痹，這就是關於政變和恢復普選權的種種謠傳、議會和行政權的鬥爭、奧爾良派和正統派的攻訐、法國南部共產主義的密謀活動、涅夫勒省和謝爾省臆想的農民起義、各個總統候選人的自吹自擂、報紙上各種大肆宣揚的口號、共和派要以武力保衛憲法和普選權的威脅、流亡國外的英雄們預告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將是世界末日的文告，──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資產者在融合、修改、延期、憲法、密謀、聯合、亡命、篡權和革命等難以形容的喧囂的混亂中氣急敗壞地向自己的議會制共和國喊道：“沒有終結的恐怖，還不如有恐怖的終結！”
波拿巴懂得這種喊聲。由於債權人急躁難耐的情緒日益增長，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銳了，這些債權人發覺，太陽每一落山，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即１８５２年５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就愈益接近，這是天上星辰的運動在反對他們的地上的票據。債權人變成了真正的佔星家了。國民議會使波拿巴喪失了靠憲法來延長其掌權期限的希望，茹安維爾親王的候選人資格已不允許他再猶豫動搖了。
如果說有過什麼事變在它尚未到來之前老早就把自己的影子先投射過來的話，那麼這就是波拿巴的政變了。波拿巴早在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９日，即在他當選剛過一個月的時候，就已向尚加爾涅提出了這種建議。關於政變的政策，他自己的內閣總理奧迪隆．巴羅在１８４９年夏天委婉地談到過，而梯也爾則在１８５０年冬天公開地揭露過。１８５１年５月，佩爾西尼曾經再度企圖取得尚加爾涅對於政變的讚助，而《國民議會通報》公布了這些談判。每逢議會發生風波時，波拿巴派的報紙就以政變相威脅；危機越是接近，它們的聲調就越放肆。在波拿巴每夜和打扮成紳士淑女的騙子舉行的狂宴上，一到午夜，當豪飲使他們暢談起來並激起他們的幻想時，政變總是指定在第二天早晨舉行。劍拔出來，酒杯相碰，議員被拋出窗外，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早晨，幽靈便又消失，吃驚的巴黎從直率的修女和不慎重的武士們的口裡才知道它又渡過了一次危險。在９月和１０月兩個月間，關於政變的謠傳一刻也沒有停息過。影子像彩色的銀版像片一樣已蒙上了各種色彩。只要翻一翻９月和１０月的歐洲報紙，就可以找到這類情況的報道：“巴黎到處流傳著政變的謠言。聽說首都今天夜間就要被軍隊佔領，而明天早晨就會有解散國民議會、宣布塞納省戒嚴、恢復普選權並訴諸人民的法令出現。聽說波拿巴正在尋找閣員來執行這些非法的法令。”提供這些消息的報道總是以不祥的“延期”一語結束。政變始終是波拿巴的固定觀念。他是抱著這個觀念重回法國的。他為這個觀念所控制，以致經常流露於言談之間。他十分軟弱，因此又經常放棄這個觀念。對巴黎人來說，這個政變的影子像幽靈一樣習以為常，以致最後當這個政變有肉有血地出現時，巴黎人還不願意相信它。可見，政變之所以成功，根本不是由於十二月十日會的頭子嚴守秘密和國民議會方面受到沒有預料到的襲擊。不管波拿巴怎樣泄露秘密，不管國民議會怎樣事先完全知悉內情，這個政變都是會成功的，因為這是先前的事變進程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結果。
１０月１０日，波拿巴向內閣閣員們宣布他決定恢復普選權；１０月１６日內閣閣員辭職；１０月２６日巴黎知道了托利尼內閣組成的消息。同時，警察局長卡爾利埃由莫帕代替，而第一師師長馬尼昂把最可靠的團隊調到了首都。１１月４日國民議會宣布復會。國民議會除了把它已學過的課程按簡單扼要的提綱復習一遍並表明它只是在死後才被埋葬之外，是別無他事可做了。
國民議會在和行政權鬥爭時所失掉的第一個陣地就是內閣。國民議會不得不以完全承認純系擺樣子的托利尼內閣而莊嚴地承認這個損失。當日羅先生以新內閣名義向常任委員會作自我介紹時，常任委員會報之以嘲笑。這麼一個軟弱的內閣竟敢來執行像恢復普選權這樣強硬的措施！可是，全部問題正是在於什麼事情也不通過議會，一切事情都違背議會。
國民議會在它復會的當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他要求恢復普選權和廢除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的法律。當天他的閣員們就提出了這種內容的法令。國民議會立即否決了閣員們的緊急提案，而在１１月１３日以３５５票對３４８票否決了這個法律本身。這樣，議會就再度撕毀了自己的委任狀，又一次証實它已從自由選出的人民代議機關變成了一個階級的篡權議會，再度承認它自己割斷了聯結議會頭部和國民身軀的肌肉。
如果說行政權建議恢復普選權是表示從訴諸國民議會轉向訴諸人民，那麼立法權通過它的議會總務官法案則是表示從訴諸人民轉向訴諸軍隊了。國民議會是想通過這個法案來確立自己直接調動軍隊的權利，確立自己創建議會軍的權利。國民議會就這樣一方面指定軍隊來充當自己和人民之間、自己和波拿巴之間的仲裁者，承認軍隊是國家的決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肯定，它自己早已放棄統率這種力量的要求了。它不是立刻調動軍隊，而是把自己調動軍隊的權利當成討論的題目，這就暴露了它對於自己的力量的懷疑。它否決了議會總務官法案，於是就公開承認了自己的軟弱無力，這個法案因為只得到１０８票的少數而失敗了。山岳黨決定了它的命運。當時山岳黨所處的地位就像布利丹的驢子一樣，不同的地方只在於不是要在兩袋幹草之間決定哪一邊誘惑力更大，而是要在兩頓棒打之間決定哪一邊打得更痛。一邊怕尚加爾涅，另一邊怕波拿巴。老實說，這種處境決不是英雄好漢的處境。
１１月１８日，有人對秩序黨提出的市鎮選舉法提出了一個修正案，規定市鎮選舉人在選區內居住的期限不是三年，而是一年。這個修正案被僅僅一票的多數否決了，但是立刻就發現這一票是廢票。秩序黨由於分裂成各個敵對的派別，早就喪失了自己的獨立的議會多數。這時它表明，議會內根本沒有什麼多數可言了。國民議會喪失了通過決定的能力。已經沒有什麼聚合力能夠把它的原子般的構成部分再結合在一起，它已經斷了氣，它已經死了。
最後，在大難臨頭的前幾天，議會外的資產階級群眾又一次莊嚴地証實自己已與議會內的資產階級決裂。梯也爾這個議會英雄特別嚴重地患了議會迷這個不治之癥，他在議會死後還協同國務會議想出了一個新的議會陰謀──制定責任法，把總統牢牢地約束在憲法範圍之內。波拿巴在９月１５日巴黎的新的集市大廳舉行奠基典禮時，簡直像馬讚尼洛那樣把那些女商販和賣魚女人迷惑了一番（不錯，一個賣魚女人的實際力量等於十七個衛戍官）；在議會總務官法案提出之後，他曾使他在愛麗舍宮設宴招待的那些尉官們喜出望外，同樣，到了１１月２５日，他又把聚會在馬戲場想從他手中領取倫敦工業博覽會獎章的工業資產階級吸引過來了。現在我把《辯論日報》上他的演說中最典型的一段話引錄如下：
“這樣出乎意料的成績使我有權再說一遍，如果法蘭西共和國有可能關心自己的實際利益和改組自己的機構，而不是一再容忍蠱惑者和君主主義幻想的騷擾，那麼法蘭西共和國該是多麼偉大啊。（圓形劇場裡到處響起雷鳴般的暴風雨般的經久不息的掌聲。）君主主義的幻想妨礙任何進步和一切重要的工業部門。沒有進步，只有鬥爭。我們看到，從前熱烈擁護國王的權威和特權的人，現在成為國民公會的黨徒，只求削弱從普選權中產生的權威。（掌聲雷動，經久不息。）我們看到，從前吃革命的苦頭最多和最怨恨革命的人，現在卻煽動新的革命，而這一切都只是為了要束縛國民的意志...... 我保証你們將來能得到安寧”等等，等等。（“好！好！”暴風雨般的叫好聲。）
工業資產階級就這樣卑屈地鼓掌歡迎了１２月２日的政變，歡迎了議會的滅亡，歡迎了自己的統治地位的毀滅和波拿巴的獨裁。１２月４日轟隆的炮擊聲報答了１１月２５日轟隆的鼓掌聲，而鼓掌鼓得最起勁的薩蘭德魯茲先生的房子挨的炮彈也最多。
克倫威爾在解散長期國會時獨自一人進入會場，從口袋裡拿出表來，為的是不讓國會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鐘，接著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個國會議員趕出會場。拿破侖雖然比他的榜樣矮小，但他畢竟在霧月１８日跑到立法機關去向它宣讀了（雖然是以顫抖的聲調）死刑判決書。第二個波拿巴所擁有的行政權無論和克倫威爾或拿破侖所擁有的比起來都完全不同，他不是在世界史冊中，而是在十二月十日會的史冊中，在刑事法庭的史冊中為自己尋找榜樣。他從法蘭西銀行竊取了２５００萬法郎，用１００萬法郎收買了馬尼昂將軍，用１５法郎加燒酒收買一個個士兵，他像賊一樣夜間偷偷地去跟自己的同謀者相會，命令他們闖入最危險的議會首領們的住宅，把卡芬雅克、拉莫里謝爾、勒夫洛、尚加爾涅、沙爾臘斯、梯也爾、巴茲等人從床上綁架走，用軍隊佔領巴黎各重要據點和議會大廈，第二天一早就在各處牆上張貼廣告般的告示，宣告國民議會和國務會議已被解散，普選權已經恢復，塞納省處於戒嚴狀態。稍後，他就在《通報》上登出了一個偽造的文件，說什麼在他周圍已聚集了許多議會權威人士，他們已組成一個咨政會。
議會裡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統派和奧爾良派，集合在第十區市政廳內開會，反復高呼“共和國萬歲！”，決定罷免波拿巴，毫無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廳門前張望的人群呼吁，直到最後被非洲獵兵押送到多爾塞兵營，然後又裝進囚車轉送進馬紮斯、阿姆和萬塞訥等地的監獄。秩序黨、立法議會和二月革命的結局就是如此。
在抓緊作結論之前，我們且把它們的歷史作個簡括的概述。
Ⅰ．第一個時期，從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起到５月４日止。二月時期。序幕。普遍友愛的騙局。
Ⅱ．第二個時期，共和國成立和制憲國民議會時期。
（１）從１８４８年５月４日起到６月２５日止。一切階級對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無產階級在六月事變中遭受失敗。
（２）從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５日起到１２月１０日止。純粹的資產階級共和派專政。起草憲法。宣布巴黎戒嚴。資產階級專政因１２月１０日波拿巴當選為總統而廢除。
（３）從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起到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止。制憲議會對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聯合起來的秩序黨進行鬥爭。制憲議會滅亡。共和派資產階級遭受失敗。
Ⅲ．第三個時期，立憲共和國和立法國民議會時期。
（１）從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起到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止。小資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和波拿巴進行鬥爭。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遭受失敗。
（２）從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起到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止。秩序黨實行議會專政。秩序黨以廢除普選權而完成自己的統治，但失去議會制內閣。
（３）從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起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止。議會資產階級和波拿巴進行鬥爭。
（ａ）從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起到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２日止。議會失去軍隊總指揮權。
（ｂ）從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２日起到４月１１日止。議會重新支配行政權的企圖遭到失敗。秩序黨失去獨立的議會多數。秩序黨同共和派和山岳黨聯合。
（ｃ）從１８５１年４月１１日起到１０月９日止。企圖修改憲法，融合和延長任期。秩序黨分解為各個構成部分。資產階級議會和資產階級報刊同資產階級群眾最後決裂。
（ｄ）從１８５１年１０月９日起到１２月２日止。議會和行政權公開決裂。議會正在死亡和崩潰，被自己的階級、軍隊以及其余各階級所拋棄。議會制度和資產階級的統治覆滅。波拿巴獲得勝利。對帝制復辟的拙劣可笑的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