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同18世紀的法國哲學並列和繼它之後，近代德國哲學產生了，並且在黑格爾那裡完成了。它的最大的功績，就是恢復了辯証法這一最高的思維形式。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是天生的自發的辯証論者，他們中最博學的人物亞裡士多德就已經研究了辯証思維的最主要的形式。而近代哲學雖然也有辯証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兒和斯賓諾莎），但是特別由於英國的影響卻日益陷入所謂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18世紀的法國人也幾乎全都為這種思維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們的專門哲學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來意義的哲學之外，他們同樣也能夠寫出辯証法的傑作；我們只要提一下狄德羅的《拉摩的侄子》和盧梭的《論人間不平等的起源》就夠了。──在這裡，我們就簡略地談談這兩種思維方法的實質。
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所以，我們首先看到的是總畫面，其中各個細節還或多或少地隱藏在背景中，我們注意得更多的是運動、轉變和聯系，而不是注意什麼東西在運動、轉變和聯系。這種原始的、素樸的、但實質上正確的世界觀是古希臘哲學的世界觀，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來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為一切都在流動，都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生成和消逝。但是，這種觀點雖然正確地把握了現象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卻不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而我們要是不知道這些細節，就看不清總畫面。為了認識這些細節，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從自然的或歷史的聯系中抽出來，從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的原因和結果等等方面來分別地加以研究。這首先是自然科學和歷史研究的任務；而這些研究部門，由於十分明顯的原因，在古典時代的希臘人那裡只佔有從屬的地位，因為他們首先必須為這種研究搜集材料。只有當自然和歷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後，才能進行批判的整理和比較，或者說進行綱、目和種的劃分。因此，精確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亞歷山大里亞時期的希臘人那裡才開始，而後來在中世紀由阿拉伯人繼續發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學只是從15世紀下半葉才開始，從這時起它就獲得了日益迅速的進展。把自然界分解為各個部分，把各種自然過程和自然對象分成一定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部按其多種多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這是最近400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但是，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和各種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系去進行考察，因此，就不是從運動的狀態，而是從靜止的狀態去考察；不是看作本質上變化的東西，而是看作永恆不變的東西；不是從活的狀態，而是從死的狀態去考察。這種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中移植到哲學中以後，就造成了最近幾個世紀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在形而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應當逐個地和分別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變的研究對象。他們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他們的說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話”。在他們看來，一個事物要麼存在，要麼就不存在；同樣，一個事物不能同時是自身又是別的東西。正和負是絕對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結果也同樣是處於僵硬的相互對立中。初看起來，這種思維方式對我們來說似乎是極容易理解的，因為它是合乎所謂常識的。然而，常識在日常應用的范圍內雖然是極可尊敬的東西，但它一跨入廣闊的研究領域，就會碰到極為驚人的變故。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雖然在依對象的性質而展開的各個領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遲早都要達到一個界限，一超過這個界限，它就會變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並且陷入無法解決的矛盾，因為它看到一個一個的事物，忘記它們互相間的聯系；看到它們的存在，忘記它們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們的靜止，忘記它們的運動；因為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知道並且可以肯定地說，某一動物存在還是不存在；但是，在進行較精確的研究時，我們就發現，這有時是極其麻煩的事情。這一點法學家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為了判定在子宮內殺死胎兒是否算是謀殺，曾絞盡腦汁去尋找合理的界限，結果總是徒勞。同樣，要確定死亡的那一時刻也是不可能的，因為生理學証明，死亡並不是突然的、一瞬間的事情，而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同樣，任何一個有機體，在每一瞬間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間，它同化著外界供給的物質，並排泄出其他物質；在每一瞬間，它的機體中都有細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細胞在形成；經過或長或短的一段時間，這個機體的物質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質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個有機體永遠是它本身，同時又是別的東西。在進行較精確的考察時，我們也發現，某種對立的兩極，例如正和負，是彼此不可分離的，正如它們是彼此對立的一樣，而且不管它們如何對立，它們總是互相滲透的；同樣，原因和結果這兩個概念，只有應用於個別場合時才適用；可是，只要我們把這種個別的場合放到它同宇宙的總聯系中來考察，這兩個概念就聯結起來，消失在關於普遍相互作用的觀念中，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結果經常交換位置；在此時或此地是結果的，在彼時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這些過程和思維方法都是形而上學思維的框子所容納不下的。相反，對辯証法來說，上述過程正好証明它的方法是正確的，因為辯証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觀念上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聯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檢驗辯証法的試金石，而且我們必須說，現代自然科學為這種檢驗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並從而証明了，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証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運行的；自然界不是循著一個永遠一樣的不斷重復的圓圈運動，而是經歷著實在的歷史。這裡首先就應當指出達爾文，他極其有力地打擊了形而上學的自然觀，因為他証明了今天的整個有機界，植物和動物，因而也包括人類在內，都是延續了幾百萬年的發展過程的產物。可是，由於學會辯証地思維的自然研究家到現在還屈指可數，所以，現在理論自然科學中普遍存在的並使教師和學生、作者和讀者同樣感到絕望的那種無限混亂的狀態，完全可以從已經達到的成果和傳統的思維方式之間的這個衝突中得到說明。
因此，要精確地描繪宇宙、宇宙的發展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辯証的方法，只有不斷地注視生成和消逝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國哲學一開始就是以這種精神進行活動的。康德一開始他的學術生涯，就把牛頓的穩定的和經過有名的第一推動後永恆不變的太陽系變成了歷史的過程，即太陽和一切行星由旋轉的星雲團產生的過程。同時，他已經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太陽系的產生也預示著它將來的不可避免的滅亡。過了半個世紀，他的觀點由拉普拉斯從數學上作出了証明；又過了半個世紀，分光鏡証明了，在宇宙空間存在著凝聚程度不同的熾熱的氣團。
這種近代德國哲學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完成了。在這個體系中，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偉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並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系。從這個觀點看來，人類的歷史已經不再是亂七八糟的、統統應當被這時已經成熟了的哲學理性的法庭所唾棄並最好盡快被人遺忘的毫無意義的暴力行為，而是人類本身的發展過程，而思維的任務現在就是要透過一切迷亂現象探索這一過程的逐步發展的階段，並且透過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這一過程的內在規律性。
黑格爾的體系沒有解決向自己提出的這個任務，這在這裡沒有多大關系。他的劃時代的功績是提出了這個任務。這不是任何個人所能解決的任務。雖然黑格爾和聖西門一樣是當時最博學的人物，但是他畢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識的限制，其次是他那個時代的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樣有限的知識和見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還有第三種限制。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就是說，在他看來，他頭腦中的思想不是現實的事物和過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來，事物及其發展只是在世界出現以前已經以某種方式存在著的“觀念”的實現了的反映。這樣，一切都被頭足倒置了，世界的現實聯系完全被顛倒了。所以，不論黑格爾如何正確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個別的聯系，但由於上述原因，就是在細節上也有許多東西不能不是牽強的、造作的、虛構的，一句話，被歪曲的。黑格爾的體系作為體系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流產，但也是這類流產中的最後一次。就是說，它還包含著一個不可救藥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它以歷史的觀點作為基本前提，即把人類的歷史看作一個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按其本性來說在認識上是不能由於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結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說它自己就是這種絕對真理的全部內容。關於自然和歷史的無所不包的、最終完成的認識體系，是同辯証思維的基本規律相矛盾的；但是，這樣說決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點，即對整個外部世界的有系統的認識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進展的。
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國唯心主義是完全荒謬的，那就必然導致唯物主義，但是要注意，並不是導致18世紀的純粹形而上學的、完全機械的唯物主義。同那種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簡單地拋棄以往的全部歷史的做法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把歷史看作人類的發展過程，而它的任務就在於發現這個過程的運動規律。無論在18世紀的法國人那裡，還是在黑格爾那裡，佔統治地位的自然觀都認為，自然界是一個沿著狹小的圓圈循環運動的、永遠不變的整體，牛頓所說的永恆的天體和林耐所說的不變的有機物種也包含在其中。同這種自然觀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概括了自然科學的新近的進步，從這些進步看來，自然界同樣也有自己的時間上的歷史，天體和在適宜條件下生存在天體上的有機物種一樣是有生有滅的；至於循環，即使能夠存在，其規模也要大得無比。在這兩種情況下，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都是辯証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駕於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一旦對每一門科學都提出要求，要它們弄清它們自己在事物以及關於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中的地位，關於總聯系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余的了。於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仍然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証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於自然和歷史的實証科學中去了。
但是，自然觀的這種變革只能隨著研究工作提供相應的實証的認識材料而實現，而在這期間一些在歷史觀上引起決定性轉變的歷史事實卻老早就發生了。1831年在里昂發生了第一次工人起義；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國性的工人運動，即英國的憲章派運動，達到了高潮。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一方面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隨著資產階級新近取得的政治統治的發展，在歐洲最先進的國家的歷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事實日益令人信服地証明，資產階級經濟學關於資本和勞動的利益一致、關於自由競爭必將帶來普遍和諧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學說完全是撒謊。所有這些事實都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同樣，作為這些事實的理論表現（雖然是極不完備的表現）的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也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但是，舊的、還沒有被排擠掉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不知道任何基於物質利益的階級鬥爭，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質利益；生產和一切經濟關系，在它那裡只是被當作“文化史”的從屬因素順便提一下。
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些互相鬥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黑格爾把歷史觀從形而上學中解放了出來，使它成為辯証的，可是他的歷史觀本質上是唯心主義的。現在，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後的避難所即歷史觀中被驅逐出去了，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被提出來了，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往那樣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這樣一條道路已經找到了。
因此，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再被看作某個天才頭腦的偶然發現，而被看作兩個歷史地產生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鬥爭的必然產物。它的任務不再是構想出一個盡可能完善的社會體系，而是研究必然產生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鬥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並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會主義同這種唯物主義的觀點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國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同辯証法和近代自然科學不相容一樣。以往的社會主義固然批判了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後果，但是，它不能說明這個生產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這個生產方式；它只能簡單地把它當作壞東西拋棄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對同這種生產方式密不可分的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這種剝削是怎麼回事，它是怎樣產生的。但是，問題在於：一方面應當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聯系和它在一定歷史時期存在的必然性，從而說明它滅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應當揭露這種生產方式的一直還隱蔽著的內在性質。這已經由於剩余價值的發現而完成了。已經証明，無償勞動的佔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通過這種生產方式對工人進行的剝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資本家按照勞動力作為商品在商品市場上所具有的全部價值來購買他的工人的勞動力，他從這種勞動力榨取的價值仍然比他為這種勞動力付出的多；這種剩余價值歸根到底構成了有產階級手中日益增加的資本量由以積累起來的價值量。這樣就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生產的過程。
這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余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於馬克思。由於這些發現，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現在首先要做的是對這門科學的一切細節和聯系作進一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