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共和國在二月革命開始的時候是作為一個詞句、作為一個預言出現的。１８４８年六月事變時，它被扼殺在巴黎無產階級的血泊中，但是它像幽靈一樣出現在戲劇的下幾幕中。民主共和國登上了舞台。它在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和它那些四散奔逃的小資產者一同消失了，但是它在逃走時卻隨身散發了大吹大擂的廣告。議會制共和國同資產階級一起佔據了全部舞台，在它的整個生存空間為所欲為，但是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事件在聯合的保皇黨人的“共和國萬歲！”的驚慌叫喊聲中把它埋葬了。
法國資產階級反對勞動無產階級的統治，它把政權送給了以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為首的流氓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使得法國一想到紅色無政府狀態的可怕前景就心驚肉跳，１２月４日，當那些為燒酒所鼓舞的秩序軍隊根據波拿巴的命令對蒙馬特爾林蔭道上和意大利林蔭道上的憑窗眺望的顯貴資產者射擊的時候，波拿巴就把這一可怕前景貼現給了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曾把馬刀奉為神，馬刀統治了它。資產階級消滅了革命的報刊，它自己的報刊也被消滅了。它把人民的集會置於警察監視之下，它自己的沙龍也遭到了警察的監視。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國民自衛軍，它自己的國民自衛軍也被解散了。它實行了戒嚴，戒嚴也實行到了它頭上。它用軍事委員會代替了陪審團，它自己的陪審團也被軍事委員會代替。它把國民教育置於教士的支配之下，教士也把它置於自己的教育之下了。它不經審判就流放囚犯，它自己也未經審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國家權力鎮壓社會的任何運動，它自己的社會的任何運動也遭到了國家權力的鎮壓。它因偏愛自己的錢袋而反對自己的政治家和著作家，它的政治家和著作家也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錢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筆被折斷後被搶劫了。資產階級曾不倦地像聖徒阿爾塞尼烏斯對基督徒那樣向革命叫喊道：“Ｆｕｇｅ，ｔａｃｅ，ｑｕｉｅｓｃｅ！──快跑，住嘴，安靜！”，波拿巴也向資產階級叫喊道：“Ｆｕｇｅ，ｔａｃｅ，ｑｕｉｅｓｃｅ！──快跑，住嘴，安靜！”
法國資產階級早已把拿破侖的“５０年後歐洲是共和制的歐洲還是哥薩克式的歐洲”這個二難推理給解決了。它以“哥薩克式的共和國”解決了這個二難推理。無需瑟西的魔法就把資產階級共和國這個傑作變成一個畸形怪物了。這個共和國除了外表的體面之外，什麼也沒有喪失。今天的法國在議會制共和國中就具有了現成的形態。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現在眼前。
為什麼巴黎無產階級在１２月２日後沒有舉行起義呢？
當時資產階級的傾覆還只見之於法令，而法令還沒有被執行。無產階級的任何重大起義都會立刻使資產階級重新活躍起來，使它和軍隊協調起來，這樣將為工人造成第二個六月失敗。
１２月４日，資產者和小店主唆使無產階級起來戰鬥。當天晚上，國民自衛軍的幾個聯隊答應拿著武器穿著軍裝到戰場上來。因為資產者和小店主已經得知波拿巴在１２月２日的一項命令中廢除了秘密投票，命令他們在正式登記名冊上把“讚成”或“反對”寫在他們的名字後邊。１２月４日的抵抗嚇壞了波拿巴。夜間他就下令在巴黎各個街口張貼了廣告，宣布恢復秘密投票。資產者和小店主認為自己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家裡的正是小店主和資產者。
１２月１日深夜，波拿巴以突然的襲擊使巴黎的無產階級失掉了它的領袖，失掉了街壘戰的指揮者。這支沒有指揮官的軍隊，由於對１８４８年六月事變、１８４９年六月事變和１８５０年五月事變記憶猶新，不願意在山岳黨２５的旗幟下作戰，於是就聽憑自己的先鋒隊即秘密團體去挽救巴黎的起義的榮譽，這種榮譽已被資產階級如此恭順地交給兵痞們去蹂躪，以致波拿巴後來能夠用一個刻薄的理由解除了國民自衛軍的武裝：他擔心無政府主義者濫用它的武器來反對它自己！
“這是社會主義的完全而徹底的勝利！”──基佐曾這樣評論１２月２日的政變。但是，如果說議會制共和國的傾覆包含有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萌芽，那麼它的直接的具體結果就是波拿巴對議會的勝利，行政權對立法權的勝利，無言語的力量對言語的力量的勝利。在議會中，國民將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為法律，即將統治階級的法律提升為國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權面前，國民完全放棄了自己的意志，而服從於他人意志的指揮，服從於權威。和立法權相反，行政權所表現的是國民的他治而不是國民的自治。這樣，法國逃脫一個階級的專制，好像只是為了服從於一個人的專制，並且是服從於一個沒有權威的人的權威。鬥爭的結局，好像是一切階級都同樣軟弱無力地和同樣沉默地跪倒在槍托之前了。
然而革命是徹底的。它還處在通過滌罪所的歷程中，它在有條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業。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以前，它已經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預備工作，現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議會權力臻於完備，為的是能夠推翻這個權力，現在，當它已達到這一步時，它就來使行政權臻於完備，使行政權表現為最純粹的形式，使之孤立，使之成為和自己對立的唯一的對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行政權。而當革命完成自己這後一半準備工作的時候，歐洲就會從座位上跳起來歡呼說：掘得好，老田鼠！
這個行政權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有複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５０萬人的官吏隊伍和５０萬人的軍隊。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專制君主時代，在封建制度崩潰時期產生的，同時這個寄生機體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領主特權轉化為國家權力的同樣眾多的屬性；封建的顯貴人物轉化為領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對抗的中世紀的無限權力的五顏六色的樣本轉化為確切規定了的國家權力的方案，國家權力的工作像工廠一樣有分工，又有集中。第一次法國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壞一切地方的、區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權力以造成全國的公民的統一，它必須把專制君主制已經開始的事情──中央集權加以發展，但是它同時也就擴大了政府權力的容量、屬性和走卒數目。拿破侖完成了這個國家機器。正統王朝和七月王朝並沒有增添什麼東西，不過是擴大了分工，這種分工隨著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團，即造成用於國家管理的新材料，而愈益擴大起來。每一種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脫離社會而作為一種最高的普遍的利益來與社會相對立，都不再是社會成員的自主行動而成為政府活動的對象──從某一村鎮的橋樑、校舍和公共財產起，直到法國的鐵路、國家財產和國立大學止。最後，議會制共和國在它反對革命的鬥爭中，除採用高壓手段而外，還不得不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摧毀。那些相繼爭奪統治權的政黨，都把這個龐大國家建築物的奪得視為勝利者的主要戰利品。
但是在專制君主制時代，在第一次革命時期，在拿破侖統治時期，官僚不過是為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進行準備的手段。在復辟時期，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時期，在議會制共和國時期，官僚雖力求達到個人專制，但它終究是統治階級的工具。
只是在第二個波拿巴統治時期，國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獨立的東西。和市民社會比起來，國家機器已經大大地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現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一個從外國來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擁為領袖的冒險家做首腦，而這些兵痞是他用燒酒和臘腸收買過來的，並且他還要不斷地用臘腸來討好他們。由此便產生了怯懦的絕望和難以表述的屈辱情感，這種情感壓住法國的胸膛，不讓它自由呼吸。法國覺得自己似乎是被凌辱了。
雖然如此，國家權力並不是懸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個階級，而且是代表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小農。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產的王朝，奧爾良王朝是金錢的王朝一樣，波拿巴王朝是農民的王朝，即法國人民群眾的王朝。被農民選中的不是服從資產階級議會的那個波拿巴，而是驅散了資產階級議會的那個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１２月１０日選舉的意義和辜負了農民對恢復帝國的希望。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的選舉只是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政變中才得以實現。
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這種隔離狀態由於法國的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了。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分工，應用科學，因而也就沒有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各種不同的才能，沒有豐富的社會關系。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這樣，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簡單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數百萬家庭的經濟生活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就這一點而言，他們是一個階級。而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系，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系，形成全國性的聯系，形成政治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支配社會。
歷史傳統在法國農民中間造成了一種迷信，以為一個名叫拿破侖的人將會把一切美好的東西送還他們。於是就出現了一個人來冒充這個人，只是因為他──根據拿破侖法典規定：“不許尋究父方”──取名為拿破侖。經過２０年的流浪生活和許多荒唐冒險行徑之後，預言終於實現了，這個人成了法國人的皇帝。侄子的固定觀念實現了，因為這個觀念是和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階級的固定觀念一致的。
但是，也許有人會反駁我說：在半個法國不是發生過農民起義嗎？軍隊不是圍攻過農民嗎？農民不是大批被捕，大批被流放嗎？
從路易十四時起，在法國農民還沒有“因為蠱惑者的陰謀”而遭到過這樣的迫害。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農民，而是保守的農民；不是力求擺脫其社會生存條件即小塊土地的農民，而是想鞏固這種條件的農民；不是力求聯合城市並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舊制度的農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這個舊制度，期待帝國的幽靈來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塊土地並賜給自己以特權地位的農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農民的開化，而是農民的迷信；不是農民的理智，而是農民的偏見；不是農民的未來，而是農民的過去；不是農民的現代的塞文，而是農民的現代的旺代。
議會制共和國的三年嚴酷統治，使一部分法國農民擺脫了對於拿破侖的幻想，並使他們（雖然還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當他們發動起來的時候，資產階級就用暴力把他們打回去。在議會制共和國時期，法國農民的現代意識和傳統意識展開了鬥爭；這一過程是在教師和教士的不斷鬥爭的形式下進行的。資產階級壓倒了教師。農民第一次力圖對政府的行動採取獨立的態度；這表現在鎮長和縣官之間的不斷衝突上。資產階級撤換了鎮長。最後，法國各地農民在議會制共和國時期曾起來反對他們自己的產物，即軍隊。資產階級用宣布戒嚴和死刑懲罰了他們。這個資產階級現在卻公然叫喊什麼群眾是可鄙的群氓，十分愚蠢，說這些群眾把它出賣給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強了農民階級對帝制的信賴，它曾把這種農民宗教產生的條件保留下來。當群眾墨守成規的時候，資產階級害怕群眾的愚昧，而在群眾剛有點革命性的時候，它又害怕起群眾的覺悟了。
在政變以後發生的各次起義中，一部分法國農民拿起武器抗議他們自己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的投票表決。１８４８年以來的教訓，使他們學聰明了。但是他們已經投身於歷史的地獄，歷史迫使他們履行諾言，面大多數農民當時還抱有成見，以致恰恰是在最紅的省份中農村居民公開投波拿巴的票。按照他們的意見，國民議會妨礙了波拿巴的活動。波拿巴只是現在才打破了城市加之於鄉村意志的桎梏。有些地方，農民甚至荒唐地幻想在拿破侖身旁建立一個國民公會。
第一次革命把半農奴式的農民變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後，拿破侖鞏固和調整了某些條件，保証農民能夠自由無阻地利用他們剛得到的法國土地並滿足其強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國農民現在沒落的原因，正是他們的小塊土地、土地的分散，即被拿破侖在法國固定下來的所有制形式。這正是使法國封建農民成為小塊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侖成為皇帝的物質條件。只經過兩代就產生了這樣不可避免的結果：農業日益惡化，農民負債日益增加。“拿破侖的”所有制形式，在１９世紀初期原是保証法國農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條件，而在這個世紀的過程中卻已變成使他們受奴役和貧窮化的法律了。而這個法律正是第二個波拿巴必須維護的“拿破侖觀念”中的第一個觀念。如果他和農民一樣，還有一個錯覺，以為農民破產的原因不應在這種小塊土地的所有制中去探求，而應在這種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況的影響中去探求，那麼，他的實驗一碰上生產關系，就會像肥皂泡一樣地破滅。
小塊土地所有制的經濟發展根本改變了農民對其他社會階級的關系。在拿破侖統治時期，農村土地的小塊化補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競爭和正在興起的大工業。農民階級是對剛被推翻的土地貴族的普遍抗議。小塊土地所有制在法國土地上紮下的根剝奪了封建制度的一切營養物。小塊土地的界樁成為資產階級抵抗其舊日統治者的一切攻擊的自然堡壘。但是在１９世紀的過程中，封建領主已由城市高利貸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義務已由抵押債務所代替；貴族的地產已由資產階級的資本所代替。農民的小塊土地現在只是使資本家得以從土地上榨取利潤、利息和地租，而讓農民自己考慮怎樣去掙自己的工資的一個借口。法國土地所負擔的抵押債務每年從法國農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於英國全部國債的年債息。受到資本這樣奴役的小塊土地所有制（而它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這樣的奴役）使法國的一大半國民變成穴居人。１６００萬農民（包括婦女和兒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個洞口，有的有兩個小洞口，最好的也只有三個洞口。而窗戶之於住房，正如五官之於腦袋一樣。資產階級制度在本世紀初曾讓國家守衛新產生的小塊土地，並且盡量加以讚揚，現在卻變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腦髓並把它投入資本的煉金爐中去。拿破侖法典現在至多也不過是一個執行法庭判決、查封財產和強制拍賣的法典。在法國，除了官方計算的４００萬（包括兒童等等）乞丐、遊民、犯人和妓女之外，還有５００萬人瀕於死亡，他們或者是居住在農村，或者是帶著他們的破爛和孩子到處流浪，從農村到城市，又從城市到農村。一句話，農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侖統治時期那樣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資本相協調，而是和它們相對立了。因此，農民就把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使命的城市無產階級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領導者。可是，強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這是第二個拿破侖應該實現的第二個“拿破侖觀念”）應該用強力來保衛這種“物質的”秩序。這種“物質秩序”也是波拿巴反對造反農民的一切文告中的口號。
小塊土地除了肩負資本加於它的抵押債務外，還肩負著賦稅的重擔。賦稅是官僚、軍隊、教士和宮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話，它是行政權整個機構的生活源泉。強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賦稅是一回事。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說來是全能的和無數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國範圍內各種關系和個人的劃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一個最高的中心對這個劃一的整體的各個部分發生劃一的作用。它消滅人民群眾和國家權力之間的貴族中間階梯。所以它也就引起這一國家權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屬機關的全面介入。最後，它造成沒有職業的過剩人口，使他們無論在農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們鑽營官職，把官職當作一種體面的施舍，迫使增設官職。拿破侖借助於他用刺刀開辟的新市場，借助於對大陸的掠奪，連本帶利一並償還了強制性賦稅。這種賦稅曾是刺激農民發展產業的手段，而現在賦稅卻使這些產業失去最後的資源，失去抵御貧窮化的最後的可能性。大批衣著華貴和腦滿腸肥的官僚，是最符合第二個波拿巴心意的一種“拿破侖觀念”。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創造一個和社會各真實階級並列的人為等級，而對這個等級說來，保存他的制度又如同飯碗問題一樣地迫切，那麼，事情又怎能不是這樣呢？正因為如此，他的最初的財政措施之一就是把官吏薪俸提高到原來的水平，並添設了領乾薪的新官職。
另一個“拿破侖觀念”是作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統治。可是，如果說剛剛出現的小塊土地由於它和社會相協調，由於它依賴自然力並且對從上面保護它的權威採取順從態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麼，債台高築、同社會和權威反目並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範圍的小塊土地自然要變成反宗教的了。蒼天是剛才獲得的一小塊土地的相當不錯的附加物，何況它還創造著天氣；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蒼天當作小塊土地的代替品的時候，它就成為一種嘲弄了。那時，教士就成為地上警察的塗了聖油的警犬──這也是一種“拿破侖觀念”。對羅馬的征討下一次將在法國內部進行，不過它的意義和蒙塔朗貝爾先生所想剛剛相反罷了。
最後，“拿破侖觀念”登峰造極的一點，就是軍隊佔壓倒的優勢。軍隊是小農的光榮，軍隊把小農造就成為英雄，他們保護新得的財產免受外敵侵犯，頌揚他們剛獲得的民族性，掠奪世界並使之革命化。軍服是他們的大禮服，戰爭是他們的詩篇，在想象中擴大和完整起來的小塊土地是他們的祖國，而愛國主義是財產觀念的理想形態。可是，現在法國農民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所要對付的敵人，已不是哥薩克，而是法警和稅吏了。小塊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謂的祖國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賬簿中了。軍隊本身已不再是農民青年的精華，而是農民流氓無產階級的敗類了。軍隊大部分都是招募來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個波拿巴本人只是一個招募來的人物，只是拿破侖的替手一樣。現在軍隊是在執行憲兵職務圍捕農民時樹立英雄業績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在其制度內在矛盾驅使下到法國境外去用兵，那麼軍隊在幹了幾樁強盜勾當後就不是獲得光榮，而是遭到痛打了。
這樣，我們就看到，一切“拿破侖觀念”都是不發達的、青春年少的小塊土地所抱的觀念；對於已經衰老的小塊土地說來，這些觀念是荒謬的，它們只是它臨死掙紮時的幻覺，只是變成了空話的詞句，只是變成了幽靈的魂魄。但是，為了使法國國民大眾解脫傳統的束縛，為了使國家權力和社會之間的對立以純粹的形態表現出來，一出模仿帝國的滑稽劇是必要的。隨著小塊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劇的解體，建立在它上面的國家建築物將倒塌下去。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國家中央集權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鬥爭中鍛煉出來的軍事官僚政府機器的廢墟上建立起來。
１２月２０日和２１日大選的謎，要從法國農民的狀況中找到解答。這次大選把第二個波拿巴推上西奈山，並不是為了讓他去接受法律，而是為了讓他去頒布法律。
顯然，資產階級現在除了投票選舉波拿巴之外，是再沒有別的出路了。當清教徒在康斯坦茨宗教會議上訴說教皇生活淫亂並悲嘆必須改革風氣時，紅衣主教皮埃爾．大利向他們大聲喝道：“現在只有魔鬼還能拯救天主教會，而你們卻要求天使！”法國資產階級在政變後也同樣高聲嚷道：現在只有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還能拯救資產階級社會！只有盜賊還能拯救財產；只有假誓還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還能拯救家庭；只有無秩序還能拯救秩序！
波拿巴作為一種已經成為獨立力量的行政權，自命為負有保障“資產階級秩序”的使命。但是這個資產階級秩序的力量是中間階級。所以他就自命為中間階級的代表人物，並頒布了相應的法令。可是，他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人物，只是因為他摧毀了並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毀這個中間階級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為中間階級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敵人。可是，既然他保護中間階級的物質力量，那麼也就不免要使這個階級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現。因此必須保護原因並在結果出現的地方把結果消滅掉。但是，原因和結果總不免有某些混淆，因為原因和結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斷喪失自己的獨特的標志。於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現。同時波拿巴認為自己和資產階級不同，他自命為農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層階級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範圍內得到幸福。於是就有一些預先抄襲“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治國良策的新法令出現。但是波拿巴首先覺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是流氓無產階級的代表。他本人、他的親信、他的政府和他的軍隊都屬於這個階級，而這個階級首先關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從國庫中抽取加利福尼亞的彩票。於是他就以頒布法令、撇開法令和違犯法令來証實他真不愧為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
這個人所負的這種充滿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說明他的政府的各種互相矛盾的行動，這個政府盲目摸索前進，時而拉攏這個階級，時而又拉攏另一個階級，時而侮辱這個階級，時而又侮辱另一個階級，結果使一切階級一致起來和它作對。他這個政府在實際行動上表現的猶豫，和他從伯父那裡盲目抄襲來的政府法令的獨斷果敢的風格形成一種十分可笑的對照。
工業和商業，即中間階級的事業，應該在強有力的政府治理下像溫室中的花卉一樣繁榮。於是就讓出了無數的鐵路承租權。但是波拿巴派的流氓無產階級是要發財致富的。於是就有事先知悉秘密的人在交易所進行承租權上的投機。但是建築鐵路的資本又沒有。於是就強令銀行以鐵路股票作抵押來發放貸款。但是銀行同時應該由波拿巴本人來經營，因此就應該優待銀行。於是銀行就免除了公布每周結算的義務，它和政府訂立了只對它有利的契約。人民應該有工作。於是就舉辦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稅金。因此必須對食利者下手，把利息由五厘改為四厘五，以此來減低稅額。但是必須再給中間等級一些甜頭；因此零買酒喝的大眾的葡萄酒稅增加了一倍，而大批買酒喝的中間等級的酒稅卻減低了一半。現有的工人團體被解散了，但是許諾將來會出現團體的奇跡。必須幫助農民。於是抵押銀行就加重農民債務並加速財產集中。但是必須利用這些銀行來從被沒收的奧爾良王室財產中榨取金錢。可是沒有一個資本家同意這個在法令中沒有規定的條件，結果抵押銀行也就始終只是一紙法令，如此等等。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階級的家長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從一個階級取得一些什麼。就不能給另一個階級一些什麼。正如吉茲公爵在弗倫特運動時期由於曾把自己的一切財產變成他的黨徒欠他的債務而被稱為法國最該受感激的人一樣，波拿巴也想做法國最該受感激的人，把法國所有的財產和所有的勞動都變成欠他個人的債務。他想竊取整個法國，以便將它再贈給法國，或者說得更確切些，以便能夠用法國的錢再來購買法國，因為他作為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就不得不收買應歸他所有的東西。於是所有一切國家設施，即參議院、國務會議、立法機關、榮譽軍團勛章、士兵獎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鐵路、沒有士兵的國民自衛軍司令部以及被沒收的奧爾良王室財產，都成了購買對象。軍隊和政府機器中的每一個位置，都成了購買手段。然而在這種先把法國攫取過來，然後再把它交給法國自己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東西還是在買賣過程中流到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和會員的腰包裡去的利息。莫爾尼先生的情婦Ｌ．伯爵夫人，對沒收奧爾良王室財產一事曾說過這樣一句俏皮話：“Ｃ’ｅｓｔ ｌｅ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ｖｏｌ ｄｅ ｌ’ａｉｇｌｅ”（“這是鷹的最初的飛翔”），這句俏皮話，對於這隻毋寧說是烏鴉的鷹的每一次飛翔都可以適用。一個意大利的加爾都西會修士曾對一個夸耀地計算自己還可以受用多年的財產的守財奴說過：“你總是計算你的財產，但你最好是先計算一下你的年歲吧”。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對自己說這句話。為了不致算錯年月，他們按分鐘來計算。鑽進宮廷，鑽進內閣，鑽進行政機關和軍隊的上層去的是一群連其中最好的一個也來歷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聲名狼藉的、貪婪的浪盪者。他們穿著華麗的衣服，裝出儼如蘇路克的高官顯宦那樣可笑的莊嚴的樣子。如果人們注意到，維隆─克勒維爾是十二月十日會的道德說教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亞克是它的思想家，那麼人們對這個會的上層人物就能有個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內閣的時候，曾在一家地方小報上利用這個格朗尼埃作為攻擊王朝反對派的工具，並且通常都給他如下的好評：“Ｃ’ｅｓｔ ｌｅ ｒｏｉ ｄｅｓ ｄｒｏｌｅｓ”，“這是醜角之王”。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和親屬拿來跟攝政時期或路易十五統治時期相提並論，那是不公正的。因為“法國已不止一次地有過姘婦的政府，但是從來還沒有過面首的政府”。
波拿巴既被他的處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並且像個魔術家不得不以日新月異的意外花樣吸引觀眾把他看作拿破侖的替身，換句話說，就是不得不每天舉行小型的政變，於是他就使整個資產階級經濟陷於全盤混亂狀態，侵犯一切在１８４８年革命中看來是不可侵犯的東西，使一些人對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奮起進行革命，以奠定秩序為名而造成真正的無政府狀態，同時又使整個國家機器失去聖光，瀆犯它，使它成為可厭而又可笑的東西。他模仿特裡爾的聖衣禮拜儀式在巴黎布置拿破侖皇袍的禮拜儀式。但是，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麼拿破侖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倒塌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