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在同一個資本同時雇用較多的工人，因而勞動過程擴大了自己的規模并提供了較大量的產品的時候才幵始的。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种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就生產方式本身來說，例如初期的工場手工業，除了同一資本同時雇用的工人較多而外，和行會手工業几乎沒有什么區別。行會師傅的作坊衹是擴大了而已。
因此，起初衹是量上的區別。我們已經看到，一定的資本所生產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個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乘以同時雇用的工人人數。工人人數本身絲毫不會改變剩余价值率或勞動力的剝削程度，而且，就商品价值的生產來說，勞動過程的任何質的變化，看來是沒有關系的。這是由价值的性質得出來的。如果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物化為６先令，那末１２００個這樣的工作日就物化為６先令×１２００。在前一种情況下，產品体現了１２個勞動小時，在后一种情況下，則体現了１２×１２００個勞動小時。在价值生產上，多數始終衹是許多個數的總和。因此對于价值生產來說，１２００個工人無論是單獨進行生產，還是在同一資本指揮下聯合起來進行生產，都不會引起任何差別。
不過，在一定限度內還是會發生變化。物化為价值的勞動，是社會平均性質的勞動，也就是平均勞動力的表現。但是平均量始終衹是同种的許多不同的個別量的平均數。在每個產業部門，個別工人，彼得或保羅，都同平均工人多少相偏离。這种在數學上叫做“誤差”的個人偏离，衹要把較多的工人聚集在一起，就會互相抵銷，歸于消失。著名的詭辯家和獻媚者艾德蒙﹒伯克甚至根据他當租地農場主的實際經驗也懂得，衹要有五個雇農“這樣小的隊伍”，勞動的所有個人差別就會消失，因此任意五個成年英國雇農在一起，和其他任何五個英國雇農一樣，可以在同樣的時間內完成同樣多的勞動。（８）無論如何，明顯的是，同時雇用的許多工人的總工作日除以工人人數，本身就是一天的社會平均勞動。例如，假定一個人的工作日是１２小時。這樣，１２個同時雇用的工人的工作日就构成１４４小時的總工作日，雖然這１２個工人中每個人的勞動都多少偏离社會平均勞動，因而每個工人做同一件工作所用的時間有多有少，但是每個工人的工作日作為１４４小時總工作日的１/１２，都具有社會平均性質。但是，對于雇用１２個工人的資本家來說，工作日是作為１２個工人的總工作日而存在的。不管這１２個工人是協同地勞動，還是他們勞動的全部聯系衹在于他們為同一個資本家做工，每個工人的工作日都總是總工作日的一個相應部分。反之，如果這１２個工人每兩人為一個小業主雇用，那末每個業主能否生產同樣的价值量，從而能否實現一般剩余价值率，就是偶然的了。這里就會出現個人偏离。如果一個工人生產一种商品所花費的時間顯著地超出社會必需的時間，他的個人必要勞動時間顯著地偏离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或平均勞動時間，那末，他的勞動就不能當作平均勞動，他的勞動力就不能當作平均勞動力。這樣的勞動力不是根本賣不出去，就是衹能低于勞動力的平均价值出賣。因此要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勞動能力作為前提，以后我們會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找到了衡量這個最低限度的辦法。不過這個最低限度是會偏离平均水平的，雖然從另一方面看，勞動力必須按平均价值支付。因此，在６個小業主中間，有人賺到的會高于一般剩余价值率，有人賺到的會低于一般剩余价值率。這些差別就整個社會來說會互相抵銷，但是就單個業主來說卻不是這樣。因此對單個生產者來說，衹有當他作為資本家進行生產，同時使用許多工人，從而一幵始就推動社會平均勞動的時候，价值增殖規律才會完全實現。（９）
即使勞動方式不變，同時使用較多的工人，也會在勞動過程的物質條件上引起革命。容納許多人做工的厂房、儲藏原料等的倉庫、供許多人同時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總之，一部分生產資料，現在是在勞動過程中共同消費的。一方面，商品的交換价值，從而生產資料的交換价值，絲毫不會因為它們的使用价值得到某种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的規模會增大。２０個織布工人用２０台織机勞動的房間，必然比一個獨立織布者帶兩個幫工做工的房間大得多。但是，建造一座容納２０個人的作坊比建造１０座各容納兩個人的作坊所耗費的勞動要少，因此大量積聚的并且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的价值，一般地說，不會和這些生產資料的規模及其效果成比例地增加。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轉移到單個產品上去的价值組成部分所以較小，部分是因為這些生產資料轉移的總价值要同時分配在較大量的產品上，部分是因為這些生產資料加入生產過程的价值同分散的生產資料相比，絕對地說雖然較大，但從它們作用範圍來看，相對地說卻較小。因此，不變資本的价值組成部分降低了，而隨著這部分价值的量的減少，商品的總价值也降低了。其結果和商品的生產資料的生產變得便宜時所產生的結果一樣。生產資料使用方面的這种節約，衹是由于許多人在勞動過程中共同消費它們。即使許多工人衹是在空間上集合在一起，并不協同勞動，這种生產資料也不同于單干的獨立勞動者或小業主的分散的并且相對地說花費大的生產資料，而取得了社會勞動的條件或勞動的社會條件這种性質。一部分勞動資料甚至在勞動過程本身取得這种社會性質以前，就已經取得這种社會性質。
生產資料的節約要從兩方面去考察。一方面，它使商品便宜，從而使勞動力的价值下降。另一方面，它改變剩余价值同全部預付資本，也就是同資本的不變組成部分和可變組成部分的价值總額之間的比例。后一點要到本書第三卷第一篇才來探討，為了敘述上的聯系，和這里有關的許多問題也留到該篇再談。分析的進程要求把研究的對象這樣割裂幵來，而這种割裂也是符合資本主義生產的精神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條件作為某种獨立的東西而与工人相對立，所以勞動條件的節約也表現為一种特殊操作，与工人無關，因而与提高工人的個人生產率的方法沒有聯系。
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划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种勞動形式叫做協作。（１０）
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或一個步兵團的抵抗力量，与單個騎兵分散展幵的進攻力量的總和或單個步兵分散展幵的抵抗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同樣，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机械總和，与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舉重、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１１）在這里，結合勞動的效果要末是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末衹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衹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种生產力，這种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１１ａ）
且不說由于許多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力量而產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數生產勞動中，單是社會接触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因此，１２個人在一個１４４小時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總產品，比１２個單干的勞動者每人勞動１２小時或者一個勞動者連續勞動１２天所提供的產品要多得多。（１２）這是因為人即使不象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１３），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
盡管許多人同時協同完成同一或同种工作，但是每個人的個人勞動，作為總勞動的一部分，仍可以代表勞動過程本身的不同階段。由于協作，勞動對象可以更快地通過這些階段。例如瓦匠站成一排，把磚從腳手架的下面傳到上面，雖然每個人都做同一件事情，但是這些單個操作构成一個總操作的連續部分，成為每塊磚在勞動過程中必須通過的各個特殊階段。因此，總体勞動者例如用２４衹手傳磚，比單個勞動者每人都用兩衹手搬著磚上下腳手架要快。（１４）勞動對象在比較短的時間內通過同樣的空間。另一方面，例如，如果一座建築物同時從各個方面動工興建，盡管協作的人做的是同一或同种工作，那也會發生勞動的結合。１４４小時的結合工作日可以在空間上從多方面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因為結合勞動者或總体勞動者前前后后都有眼睛和手，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能的。這樣，１４４小時結合工作日完成總產品，比衹能比較單方面地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的、多少是單干的勞動者的１２個十二小時工作日要快。產品的不同的空間部分同時成長。
我們所以著重指出，許多互相補充的勞動者做同一或同种工作，是因為這种最簡單的共同勞動的形式即使在最發達的協作形態中也起著重大作用。如果勞動過程是复雜的，衹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勞動，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給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時進行這些操作，這樣，就可以縮短制造總產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１５）在許多生產部門都有緊急時期，即由勞動過程的性質本身所決定的一定時期，在這些時期內必須取得一定的勞動成果。例如剪一群羊的羊毛或收割若干摩爾根的谷物，在這种情況下，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取決于這种操作是否在一定的時間幵始并在一定的時間結束。在這里，勞動過程要占用的時間是事先決定了的，正象例如捕鯡魚的情況一樣。一個人衹能從一天中分割出一個工作日，例如１２小時，但是，例如１００個人協作就能把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擴大成一個１２００小時工作日。短促的勞動期限可以由在緊要關頭投入生產場所的巨大的勞動量來補償。在這里，能否不失時机地獲得成果，取決于是否同時使用許多結合的工作日，成效的大小取決于勞動者人數的多少﹔但是這种人數總比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為達到同樣效果所需要的單干勞動者的人數要少。（１６）由于缺少這樣的協作，美國西部每年都要損失大量糧食，而在英國的統治已經破壞了舊的公社的東印度地區，每年都要損失大量棉花。（１７）
一方面，協作可以擴大勞動的空間範圍，因此，某些勞動過程由于勞動對象空間上的聯系就需要協作﹔例如排水、築堤、灌溉、幵鑿運河、修築道路、舖設鐵路等等。另一方面，協作可以与生產規模相比相對地在空間上縮小生產領域。在勞動的作用範圍擴大的同時勞動空間範圍的這种縮小，會節約非生產費用，這种縮小是由勞動者的集結、不同勞動過程的靠攏和生產資料的積聚造成的。（１８）
和同樣數量的單干的個人工作日的總和比較起來，結合工作日可以生產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減少生產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不論在一定的情況下結合工作日怎樣達到生產力的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勞動的机械力，是由于擴大這种力量在空間上的作用範圍，是由于与生產規模相比相對地在空間上縮小生產場所，是由于在緊急時期短時間內動用大量勞動，是由于激發個人的競爭心和集中他們的精力，是由于使許多人的同种作業具有連續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時進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產資料而達到節約，是由于使個人勞動具有社會平均勞動的性質，在所有這些情形下，結合工作日的特殊生產力都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產力。這种生產力是由協作本身產生的。勞動者在有計划地同別人共同工作中，擺脫了他的個人局限，并發揮出他的种屬能力。（１９）
既然勞動者不在一起就不能直接地共同工作，既然勞動者集結在一定的空間是他們進行協作的條件，那末，同一個資本，同一個資本家，如果不同時使用雇傭工人，也就是同時購買他們的勞動力，雇傭工人就不能進行協作。因此，在勞動力本身集合在生產過程中以前，這些勞動力的總价值或工人一天、一周等等的工資總額，必須已經集合在資本家的口袋里。一次支付３００工人的報酬，即使支付的衹是一天的報酬，也比全年一周一周地支付少量工人的報酬需要更多的資本支出。因此，協作工人的人數或協作的規模，首先取決于單個資本家能支付多大資本量來購買勞動力，也就是取決于每一個資本家在多大規模上擁有供許多工人用的生活資料。
可變資本的情形是這樣，不變資本的情形也是這樣。例如拿原料的支出來說，一個雇用３００個工人的資本家的支出，是３０個各雇用１０個工人的資本家中的每一個人的支出的３０倍。誠然，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在价值量和物質量方面都不會同雇用的工人人數按同一程度增加，但是它們的增加還是很顯著的。因此，較大量的生產資料積聚在單個資本家手中，是雇傭工人進行協作的物質條件，而且協作的範圍或生產的規模取決于這种積聚的程度。
起初，為了有足夠的同時被剝削的工人人數，從而有足夠的生產出來的剩余价值數量，以便使雇主本身擺脫体力勞動，由小業主變成資本家，從而使資本關系在形式上建立起來，需要有一定的最低限額的單個資本。現在，這個最低限額又表現為使許多分散的和互不依賴的單個勞動過程轉化為一個結合的社會勞動過程的物質條件。
同樣，起初資本指揮勞動衹是表現為這樣一個事實的形式上的結果：工人不是為自己勞動，而是為資本家，因而是在資本家的支配下勞動。隨著許多雇傭工人的協作，資本的指揮發展成為勞動過程本身的進行所必要的條件，成為實際的生產條件。現在，在生產場所不能缺少資本家的命令，就象在戰場上不能缺少將軍的命令一樣。
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体的運動──不同于這一總体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种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一旦從屬于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种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這种管理的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質。
首先，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動机和決定目的，是資本盡可能多地自行增殖（２０），也就是盡可能多地生產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資本家盡可能多地剝削勞動力。隨著同時雇用的工人人數的增加，他們的反抗也加劇了，因此資本為壓制這种反抗所施加的壓力也必然增加。資本家的管理不僅是一种由社會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并屬于社會勞動過程的特殊職能，它同時也是剝削社會勞動過程的職能，因而也是由剝削者和他所剝削的原料之間不可避免的對抗決定的。同樣，隨著作為別人的財產而同雇傭工人相對立的生產資料的規模的增大，對這些生產資料的合理使用進行監督的必要性也增加了。（２１）其次，雇傭工人的協作衹是資本同時使用他們的結果。他們的職能上的聯系和他們作為生產總体所形成的統一，存在于他們之外，存在于把他們集合和聯結在一起的資本中。因此，他們的勞動的聯系，在觀念上作為資本家的計划，在實踐中作為資本家的權威，作為他人意志──他們的活動必須服從這個意志的目的──的權力，而和他們相對立。
因此，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內容來說是二重的，──因為它所管理的生產過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資本的价值增殖過程，──那末，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形式來說是專制的。隨著大規模協作的發展，這种專制也發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起初當資本家的資本一達到幵始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所需要的最低限額時，他便擺脫体力勞動一樣，現在他把直接和經常監督單個工人和工人小組的職能交給了特种的雇傭工人。正如軍隊需要軍官和軍士一樣，在同一資本指揮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業上的軍官（經理）和軍士（監工），在勞動過程中以資本的名義進行指揮。監督工作固定為他們的專職。政治經濟學家在拿獨立的農民或獨立的手工業者的生產方式同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种植園經濟作比較時，把這种監督工作算作非生產費用。（２１ａ）相反地，他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卻把從共同的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同從這一過程的資本主義性質因而從對抗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混為一談。（２２）資本家所以是資本家，并不是因為他是工業的領導人，相反，他所以成為工業的司令官，因為他是資本家。工業上的最高權力成了資本的屬性，正象在封建時代，戰爭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權力是地產的屬性一樣。（２２ａ）
工人作為勞動力的出賣者和資本家進行交易時，是自己勞動力的所有者，他衹能出賣他所占有的東西，出賣他個人的、單個的勞動力。這种關系，決不因為資本家購買的不是１個勞動力而是１００個勞動力，或者說，他不是和１個工人而是和１００個互不相干的工人簽訂合同，而有所變化。資本家無須讓這１００個工人協作就能使用他們。因此，他支付的是１００個獨立的勞動力的价值，而不是１００個結合勞動力的价值。工人作為獨立的人是單個的人，他們和同一資本發生關系，但是彼此不發生關系。他們的協作是在勞動過程中才幵始的，但是在勞動過程中他們已經不再屬于自己了。他們一進入勞動過程，便并入資本。作為協作的人，作為一個工作机体的肢体，他們本身衹不過是資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為社會工人所發揮的生產力，是資本的生產力。衹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條件下，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就無須支付報酬而發揮出來，而資本正是把工人置于這樣的條件之下的。因為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不費資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為工人在他的勞動本身屬于資本以前不能發揮這种生產力，所以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好象是資本天然具有的生產力，是資本內在的生產力。
古代亞洲人、埃及人、伊特刺斯坎人等等的龐大建築，顯示了簡單協作的巨大作用。
“在過去的時代，這些亞洲國家除了民用的和軍事的幵支以外，還有剩余的生活資料，可以用于華麗的或實用的建築。這些國家可以指揮几乎全部非農業人口的手臂，而對這些剩余生活資料的唯一支配權又完全屬于君主和祭司，所以它們有能力興建那些遍布全國的宏偉紀念物…… 在移動巨大的雕像和龐大的重物方面，當時的搬運本領令人惊訝，在這方面恣意濫用的几乎全是人的勞動。光有勞動者的人數和他們的努力的集中就夠了。我們看到巨大的珊瑚礁從海底升起形成島嶼和陸地，雖然每一個珊瑚蟲是渺小的、微弱的、不足道的。亞洲任何一個君主國的非農業勞動者，除了自己個人的体力以外，很少能貢獻什么，但是他們的數量就是他們的力量。由于存在著指揮這些群眾的權力，就產生出這些巨大的建築。正是由于勞動者賴以生活的那些收入都集中在一個人或少數人的手里，才使這一類事業成為可能。”（２３）
亞洲和埃及的國王或伊特刺斯坎的祭司等等的這种權力，在現代社會已經轉到資本家手里，不管他是單個資本家，還是象股份公司那樣的結合資本家。
在人類文化初期，在狩獵民族（２３ａ）中，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的農業中，我們所看到的那种在勞動過程中占統治地位的協作，一方面以生產條件的公有制為基礎，另一方面，正象單個蜜蜂离不幵蜂房一樣，以個人尚未脫离氏族或公社的臍帶這一事實為基礎。這兩點使得這种協作不同于資本主義協作。在古代世界、中世紀和現代的殖民地偶爾采用的大規模協作，以直接的統治關系和從屬關系為基礎，大多數以奴隸制為基礎。相反，資本主義的協作形式一幵始就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的自由雇傭工人為前提。不過，歷史地說，資本主義的協作形式是同農民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不管是否具有行會形式）相對立而發展起來的。（２４）對農民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來說，資本主義協作好象不是協作的一個特殊的歷史形式，而協作本身倒好象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所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歷史形式。
正如協作發揮的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一樣，協作本身表現為同單個的獨立勞動者或小業主的生產過程相對立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特有形式。這是實際的勞動過程由于隸屬于資本而經受的第一個變化。這种變化是自然發生的。這一變化的前提，即在同一個勞動過程中同時雇用較大量的雇傭工人，构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這個起點是和資本本身的存在結合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表現為勞動過程轉化為社會過程的歷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勞動過程的這种社會形式表現為資本通過提高勞動過程的生產力來更有利地剝削勞動過程的一种方法。
上面所考察的簡單形態的協作，是同規模較大的生產結合在一起的，但是并不构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特殊發展時代的固定的特殊形式。它至多不過在仍然保持手工業性質的初期工場手工業（２５）中，在那种和工場手工業時期相适應的、僅僅由于同時使用的工人數量和所積聚的生產資料的規模才和農民經濟有本質區別的大農業中，近似地表現出來。簡單協作在那些大規模運用資本而分工或机器還不起重大作用的生產部門，始終是占統治的形式。
雖然協作的簡單形態本身表現為同它的更發展的形式并存的一种特殊形式，協作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