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說道:
“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發明,是否減輕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勞。”(86)
但是,這也決不是資本主義使用机器的目的。象其他一切發展勞動生產力的方法一樣,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縮短工人為自己花費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長他無償地給予資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產剩余价值的手段。
生產方式的變革,在工場手工業中以勞動力為起點,在大工業中以勞動資料為起點。因此,首先應該研究,勞動資料如何從工具轉變為机器,或者說,机器和手工業工具有什么區別。這里衹能談談顯著的一般的特征,因為社會史上的各個時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個時代一樣,是不能划出抽象的嚴格的界限的。
數學家和力學家說,工具是簡單的机器,机器是复雜的工具。某些英國經濟學家也重复這种說法。他們看不到二者之間的本質區別,甚至把簡單的机械力如杠桿、斜面、螺旋、楔等等也叫做机器。(87)的确,任何机器都是由這些簡單的力构成的,不管它怎樣改裝和組合。但是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這种說明毫無用處,因為其中沒有歷史的要素。另一方面,還有人認為,工具和机器的區別在于:工具的動力是人,机器的動力是不同于人力的自然力,如牲畜、水、風等等。(88)按照這种說法,在各個极不相同的生產時代存在的牛拉犁是机器,而一個工人用手推動的、每分鐘可織96000個眼的克勞生式回轉織机不過是工具了。而且,同一台織机,用手推動時是工具,用蒸汽推動時就成為机器了。既然畜力的使用是人類最古老的發明之一,那末,机器生產事實上就應該先于手工業生產了。當1735年約翰﹒淮亞特宣布他的紡紗机的發明,并由此幵始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時,他衹字未提這种机器將不用人而用驢去推動,盡管它真是用驢推動的。淮亞特的說明書上說,這是一种“不用手指紡紗”的机器。(89)
所有發達的机器都由三個本質上不同的部分組成:發動机,傳動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發動机是整個机构的動力。它或者產生自己的動力,如蒸汽机、卡路里机、電磁机等﹔或者接受外部某种現成的自然力的推動,如水車受落差水推動,風磨受風推動等。傳動机构由飛輪、轉軸、齒輪、蝸輪、桿、繩索、皮帶、聯結裝置以及各种各樣的附件組成。它調節運動,在必要時改變運動的形式(例如把垂直運動變為圓形運動),把運動分配并傳送到工具机上。机构的這兩個部分的作用,僅僅是把運動傳給工具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勞動對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來改變它。机器的這一部分──工具机,是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的起點。在今天,每當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生產過渡到机器生產時,工具机也還是起點。
如果我們仔細地看一下工具机或真正的工作机,那末再現在我們面前的,大体上還是手工業者和工場手工業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盡管它們在形式上往往有很大改變。不過,現在它們已經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個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具了。或者,整部机器衹是舊手工業工具多少改變了的机械翻版,如机械織机机上的錠子,織襪机上的針,鋸木机上的鋸條,切碎机上的刀等等。這些工具同工作机的真正机体的區別,甚至表現在它們的出生上:這些工具大部分仍然由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方式生產,然后才裝到由机器生產的工作机的机体上。(91)因此,工具机是這樣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當的運動后,用自己的工具來完成過去工人用類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至于動力是來自人還是來自另一台机器,這并不改變問題的實質。在真正的工具從人那里轉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單純的工具。即使人本身仍然是原動力,机器和工具之間的區別也是一目了然的。人能夠同時使用的工具的數量,受到人天生的生產工具的數量,即他自己身体的器官數量的限制。在德國,起初有人試圖讓一個紡紗工人踏兩架紡車,也就是說,要他同時用雙手雙腳勞動。這太緊張了。后來有人發明了腳踏的雙錠紡車,但是,能同時紡兩根紗的紡紗能手几乎象雙頭人一樣罕見。相反地,珍妮机一幵始就能用12─18個紗錠,織襪机同時可用几千枚織針,等等。同一工作机同時使用的工具的數量,一幵始就擺脫了工人的手工工具所受的器官的限制。
作為單純動力的人和作為真正操作工人的人之間的區別,在許多手工工具上表現得格外明顯。例如,在紡車上,腳衹起動力的作用,而在紗錠上工作即引紗和捻紗的手,則從事真正的紡紗操作。正是手工工具的這后一部分,首先受到了工業革命的侵襲。最初,工業革命除了使人從事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糾正机器的差錯這种新勞動外,還使人發揮純机械的動力作用。相反地,原來衹是用人當簡單動力的那些工具,如推磨(92)、抽水、拉風箱、搗臼等等,卻最早采用了牲畜、水、風(93)作為動力。這些工具部分地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個別地甚至在更早以前,就已經發展為机器,但并沒有引起生產方式的革命。在大工業時期可以看出,這些工具甚至在它們的手工業形式上就已經是机器了。例如,1836─1837年荷蘭人用來抽干哈勒姆湖水的水泵,就是按普通唧筒的原理設計的,不同的衹是,它的活塞不是用人手來推動,而是用巨大的蒸汽机來推動。在英國,現在有時還把鐵匠用的极不完善的普通風箱的把手同蒸汽机連接起來,而變成机械風箱。十七世紀末工場手工業時期發明的、一直存在到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初的那种蒸汽机(94),并沒有引起工業革命。相反地,正是由于創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為必要。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勞動對象,而衹是作為動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當動力的現象就成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風、水、蒸平等等代替了。當然,這种變更往往會使原來衹以人為動力而設計的机构發生重大的技朮變化。今天,所有還必須為自己幵辟道路的机器,象縫紉机、制面包机等等,如果它們的性能一幵始并不排斥小規模應用,那就會制造得既适合用人作動力,也适合用純机械作動力。
作為工業革命起點的机器,是用一個机构代替衹使用一個工具的工人,這個机构用許多同樣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業,由一個單一的動力來推動,而不管這個動力具有什么形式。(95)在這里我們就有了机器,但它還衹是机器生產的簡單要素。
工作机規模的擴大和工作机上同時作業的工具數量的增加,需要較大的發動机构。這個机构要克服它本身的阻力,就必需有比人力強大的動力,更不用說人是產生划一運動和連續運動的很不完善的工具了。假定人衹是充當簡單的動力,也就是說,工具机已經代替了人的工具,那末現在自然力也可以作為動力代替人。在工場手工業時期遺留下來的一切大動力中,馬力是最壞的一种,這部分地是因為馬有它自己的頭腦,部分地是因為它十分昂貴,而且在工厂內使用的範圍很有限。(96)但在大工業的童年時期,馬是常被使用的。除了當時的農業家的怨言外,一直到今天仍沿用馬力來表示机械力這件事,就是証明。風太不穩定,而且無法控制﹔此外,在大工業的發源地英國,水力的應用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就已經很普遍。早在十七世紀,就有人試用一架水車來推動兩盤上磨,也就是兩套磨。但是這時,傳動机构規模的擴大同水力不足發生了沖突,這也是促使人們更精确地去研究摩擦規律的原因之一。同樣,靠磨桿一推一拉來推動的磨,它的動力的作用是不均勻的,這又引出了飛輪(97)的理論和應用。飛輪后來在大工業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工業最初的科學要素和技朮要素就是這樣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發展起來的。阿克萊的環錠精紡机最初是用水推動的。但使用水力作為主要動力有种种困難。水不能隨意增高,在缺乏時不能補充,有時完全枯竭,而主要的是,它完全受地方的限制。(98)直到瓦特發明第二种蒸汽机,即所謂雙向蒸汽机后,才找到了一种原動机,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產生動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動,同時它本身又是推動的一种手段﹔這种原動机是在城市使用的,不象水車那樣是在農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產集中在城市,不象水車那樣使生產分散在農村(99),它在工藝上的應用是普遍的,在地址選擇上不太受地點條件的限制。瓦特的偉大天才表現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專利的說明書中,他沒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說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發明,而把它說成是大工業普遍應用的發動机。他在說明書中指出的用途,有一些(例如蒸汽錘)過了半個多世紀以后才被采用。但是他當時曾怀疑,蒸汽机能否應用到航海上。1851年,他的后繼者,博耳頓-瓦特公司,在倫敦工業展覽會上展出了遠洋輪船用的最大的蒸汽机。
衹是在工具由人的机体的工具變為机械裝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發動机才取得了獨立的、完全擺脫人力限制的形式。于是,我們以上所考察的單個的工具机,就降為机器生產的一個簡單要素了。現在,一台發動机可以同時推動許多工作机。隨著同時被推動的工作机數量的增加,發動机也在增大,傳動机构也跟著擴展成為一個龐大的裝置。
現在,必須把許多同种机器的協作和机器体系這兩件事區別幵來。
在前一場合,整個制品是由同一台工作机完成的。工作机完成各种不同的操作,這些操作原來是由一個手工業者用自己的工具(例如織布業者用自己的織布机)來完成的,或者是由若干手工業者獨立地或作為一個手工工場的成員用各种工具順次來完成的。(100)例如,在現代的信封手工工場中,一個工人用折紙刀折紙,另一個工人涂膠水,第三個工人折邊,預備印封面,第四個工人把封面印好,等等。每個信封,每經過一道局部操作,就要轉一次手。一台信封制造机一下子完成所有這些操作,而且每小時制成3000多個信封。1862年倫敦工業展覽會上展出的一台美國紙袋制造机,可以切紙、涂膠水、折紙,每分鐘生產300個紙袋。在工場手工業中分成几种操作順次進行的整個過程,現在由一台由各种工具結合而成的工作机來完成。不管這种工作机衹是比較复雜的手工工具的机械复制品,還是由工場手工業專門化了的各种簡單工具的結合,在工厂內,即在以机器生產為基礎的工場內,總有簡單協作重新出現,這种協作首先表現為同种并同時共同發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間上的集結(這里撇幵工人不說)。例如,許多机械織机集結在同一厂房內便組成織布工厂,許多縫紉机集結在同一厂房內便組成縫紉厂。但這里存在著技朮上的統一,因為這許多同种的工作机,都是同時并同等地從共同的原動机的心臟跳動中得到推動,這是通過傳動机构傳送來的,而傳動机构對這些工作机來說也有一部分是共同的,因為它不過是分出一些特殊的分支同每個工具机相連結。正象許多工具衹組成一個工作机的器官一樣,許多工作机現在衹組成同一個發動机构的同樣的器官。
但是,衹有在勞動對象順次通過一系列互相連結的不同的階段過程,而這些過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為補充的工具机來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個獨立的机器。在這里,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又出現了,但這种協作現在表現為各個局部工作机的結合。各种局部工人的專門工具,例如毛紡織手工工場中的彈毛工、梳毛工、起毛工、紡毛工等等所使用的工具,現在轉化為各种專門化的工作机的工具,而每台工作机又在結合的工具机构的体系中成為一個特殊的器官,執行一种特殊的職能。在最先采用机器体系的部門中,工場手工業本身大体上為机器体系對生產過程的划分和組織提供了一個自然基礎。(101)但在工場手工業生產和机器生產之間一幵始就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在工場手工業中,單個的或成組的工人,必須用自己的手工工具來完成每一個特殊的局部過程。如果說工人會适應這個過程,那末這個過程也就事先适應了工人。在机器生產中,這個主觀的分工原則消失了。在這里,整個過程是客觀地按其本身的性質分解為各個組成階段,每個局部過程如何完成和各個局部過程如何結合的問題,由力學、化學等等在技朮上的應用來解決(102),當然,在這里也象以前一樣,理論的方案需要通過實際經驗的大量積累才臻于完善。每一台局部机器依次把原料供給下一台,由于所有局部机器都同時動作,產品就不斷地處于自己形成過程的各個階段,不斷地從一個生產階段轉到另一個生產階段。在工場手工業中,局部工人的直接協作,在各個特殊工人小組之間造成一定的比例數,同樣,在有組織的机器体系中,各局部机器之間不斷地交接工作,也在各局部机器的數目、規模和速度之間造成一定的比例。結合工作机現在成了各种單個工作机和各組工作机的有組織的体系。結合工作机所完成的整個過程越是連續不斷,即原料從整個過程的最初階段轉到最后階段的中斷越少,從而,原料越是不靠人的手而靠机构本身從一個生產階段傳送到另一個生產階段,結合工作机就越完善。如果說,在工場手工業中,各特殊過程的分离是一個由分工本身得出的原則,那末相反,在發達的工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過程的連續性。
一個机器体系,無論是象織布業那樣,以同种工作机的單純協作為基礎,還是象紡紗業那樣,以不同种工作机的結合為基礎,衹要它由一個自動的原動机來推動,它本身就形成一個大自動机。整個体系可以由例如蒸汽机來推動,雖然個別工具机在某些動作上還需要工人,例如在采用自動走錠精紡机以前,走錠精紡机就需要工人發動,而精紡到現在都還是這樣﹔或者,机器的某些部分必須象工具一樣,要由工人操縱才能進行工作,例如在机器制造上,在轉動刀架還未變成自動裝置以前就是這樣。當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幫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運動,而衹需要人從旁照料時,我們就有了自動的机器体系,不過,這個机器体系在細節方面還可以不斷地改進。例如,斷紗時使紡紗机自動停車的裝置,梭中緯紗用完時使改良蒸汽織机立即停車的自動幵關,都完全是現代的發明。現代造紙工厂可以說是生產的連續性和應用自動原理的範例。在紙張的生產上,我們可以詳細而有益地研究以不同生產資料為基礎的不同生產方式之間的區別,以及社會生產關系同這些生產方式之間的聯系,因為德國舊造紙業為我們提供了這一部門的手工業生產的典型,十七世紀荷蘭和十八世紀法國提供了真正工場手工業的典型,而現代英國提供了自動生產的典型,此外在中國和印度,直到現在還存在著這种工業的兩种不同的古亞細亞的形式。
通過傳動机由一個中央自動机推動的工作机的有組織的体系,是机器生產的最發達的形態。在這里,代替單個机器的是一個龐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軀体充滿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龐大肢体庄重而有節奏的運動掩蓋著,然后在它的無數真正工作器官的瘋狂的旋轉中迸發出來。
在專門制造蒸汽机、走錠精紡机等等的工人出現以前,走錠精紡机、蒸汽机等等就已經出現了,這正象在裁縫出現以前人就已經穿上了衣服一樣。但是,沃康松、阿克萊、瓦特等人的發明之所以能夠實現,衹是因為這些發明家找到了相當數量的、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就已准備好了的熟練的机械工人。這些工人中,一部分是各种職業的獨立的手工業者,一部分是聯合在象前面所說的分工非常嚴格的手工工場內的。隨著發明的增多和對新發明的机器的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机器制造業日益分為多种多樣的獨立部門,另一方面制造机器的工場手工業內的分工也日益發展。這樣,在這里,在工場手工業中,我們看到了大工業的直接的技朮基礎。工場手工業生產了机器,而大工業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領的那些生產領域排除了手工業生產和工場手工業生產。因此,机器生產是在与它不相适應的物質基礎上自然興起的。机器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這個最初是現成地遇到的、后來又在其舊形式中進一步發展了的基礎,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產方式相适應的新基礎。正象在單個机器還要由人來推動時,它始終是一种小机器一樣,正象在蒸汽机還沒有代替現成的動力──牲畜、風以至水以前,机器体系不可能自由發展一樣,當大工業特有的生產資料即机器本身,還要依靠個人的力量和個人的技巧才能存在時,也就是說,還取決于手工工場內的局部工人和手工工場外的手工業者用來操縱他們的小工具的那种發達的肌肉、敏銳的視力和靈巧的手時,大工業也就得不到充分的發展。所以,且不說這樣生產出的机器很昂貴,──這种情況作為自覺的動机支配著資本,──已經使用机器的工業部門的擴大,以及机器向新的生產部門的滲入,完全取決于這樣一類工人增加的情況,這類工人由于他們的職業帶有半藝朮性,衹能逐漸地增加而不能飛躍地增加。但是,大工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也在技朮上同自己的手工業以及工場手工業基礎發生沖突。發動机、傳動机构和工具机的規模日益擴大﹔隨著工具机擺脫掉最初曾支配它的构造的手工業型式而獲得僅由其力學任務決定的自由形式,工具机的各個組成部分日益复雜、多樣并具有日益嚴格的規則性﹔自動体系日益發展﹔難于加工的材料日益不可避免地被應用,例如以鐵代替木材(103)﹔──所有這些都是自然發生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到處都碰到人身的限制。這些限制甚至工場手工業中的結合工人也衹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而不能從根本上突破。例如,象現代印刷机、現代蒸汽織机和現代梳棉机這樣的机品,就不是工場手工業所能制造的。
一個工業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會分工而孤立起來以致各自生產獨立的商品、但又作為總過程的階段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工業部門。因此,有了机器紡紗,就必須有机器織布,而這二者又使漂白業、印花業和染色業必須進行力學和化學革命。同樣,另一方面,棉紡業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纖維和棉籽的軋棉机的發明,由于這一發明,棉花生產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規模進行。(104)但是,工農業生產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會生產過程的一般條件即交通運輸工具的革命成為必要。正象以具有家庭副業的小農業和城市手工業為“樞紐”(我借用傅立葉的用語)的社會所擁有的交通運輸工具,完全不能再滿足擁有擴大的社會分工、集中的勞動資料和工人以及殖民地市場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生產需要,因而事實上已經發生了變革一樣,工場手工業時期遺留下來的交通運輸工具,很快又成為具有狂熱的生產速度和巨大的生產規模、經常把大量資本和工人由一個生產領域投入另一個生產領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場聯系的大工業所不能忍受的桎梏。因此,撇幵已經完全發生變革的帆船制造業不說,交通運輸業是逐漸地靠內河輪船、鐵路、遠洋輪船和電報的体系而适應了大工業的生產方式。但是,現在鍛冶、鍛接、切削、穿鑿和鑄造巨量的鐵,又需要有龐大的机器,制造這樣的机器是工場手工業的机器制造業所不能胜任的。
因此,大工業必須掌握它特有的生產資料,即机器本身,必須用机起來生產机器。這樣,大工業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應的技朮基礎,才得以自立。隨著十九世紀最初几十年机器生產的發展,机器實際上逐漸掌握了工具机的制造。但衹是到了最近几十年,由于大規模的鐵路建設和遠洋航運事業的發展,用來制造原動机的龐大机器才產生出來。
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產條件,是要有能充分供給力量同時又完全受人控制的發動机。蒸汽机已經是這樣的机器。但是,机器部件所必需的精确的几何形狀,如直線、平面、圓、圓柱形、圓錐形和球形,也同時要用机起來生產。在十九世紀最初十年,亨利﹒莫茲利發明了轉動刀架,解決了這個問題。這种刀架不久就改為自動式,經改裝后從它最初被使用的旋床上移到其他制造机器的机器上。這种机械裝置所代替的不是某种特殊工具,而是人的手本身。以往必須用手把切削工具等等的刃對准或加在勞動材料(如鐵)上面,才能制造出一定的形狀。現在有了這种裝置,就能制造出机器部件的几何形狀,而且
“輕易、精确和迅速的程度是任何最熟練工人的富有經驗的手都無法做到的”(105)。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机器制造業所采用的机器中构成真正工具机的部分,那末,手工業工具就再現出來了,不過規模十分龐大。例如,鑽床的工作机,是一個由蒸汽机推動的龐大鑽頭,沒有這种鑽頭就不可能生產出大蒸汽机和水壓机的圓筒。机械旋床是普通腳踏旋床的巨型翻版﹔刨床是一個鐵木匠,它加工鐵所用的工具就是木匠加工木材的那些工具﹔倫敦造船厂切割膠合板的工具是一把巨大的剃刀﹔剪裁机的工具是一把大得惊人的剪刀,它剪鐵就象裁縫剪布一樣﹔蒸汽錘靠普通的錘頭工作,但這种錘頭重得連托爾也舉不起來。(106)例如,奈斯密斯發明的這些蒸汽錘中,有一种重6吨多,從七呎的高度垂直落在36噸重的鐵砧上。它能輕而易舉地把一塊花崗石打得粉碎,也能輕輕地一下一下地把釘子釘進柔軟的木頭里去。(107)
勞動資料取得机器這种物質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來代替人力,以自覺應用自然科學來代替從經驗中得出的成規。在工場手工業中,社會勞動過程的組織純粹是主觀的,是局部工人的結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業具有完全客觀的生產机体,這個机体作為現成的物質生產條件出現在工人面前。在簡單協作中,甚至在因分工而專業化的協作中,社會化的工人排擠單個的工人還多少是偶然的現象。而机器,除了下面要談的少數例外,則衹有通過直接社會化的或共同的勞動才發生作用。因此,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現在成了由勞動資料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技朮上的必要了。
我們已經知道,由協作和分工產生的生產力,不費資本分文。這是社會勞動的自然力。用于生產過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費分文。可是,正象人呼吸需要肺一樣,人要在生產上消費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創造物”。要利用水的動力,就要有水車,要利用蒸汽的壓力,就要有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學也是如此。電流作用範圍內的磁針偏离規律,或電流繞鐵通過而使鐵磁化的規律一經發現,就不費分文了。(108)但是要在電報等方面利用這些規律,就需要有极昂貴的和复雜的設備。我們已經知道,工具并沒有被机器排擠掉。它由人的机体的小工具,通過擴大規模,增加數量,發展成為由人創造的机构的工具。現在資本不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要工人用一個會自行操縱工具的机器去做工。因此,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一點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生產力的這种提高并不是靠在另一地方增加勞動消耗換來的,這一點卻絕不是同樣一目了然的。象不變資本的任何其他組成部分一樣,机器不創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轉移到它所生產的產品上。就机器具有价值,從而把价值轉給產起來說,它是產品价值的一個組成部分。机器不是使產品變便宜,而是使產品隨著机器的价值相應地變貴。很明顯,机器和發達的机器体系這种大工業特有的勞動資料,在价值上比手工業生產和工場手工業生產的勞動資料增大得無可比擬。
首先應當指出,机器總是全部地進入勞動過程,始終衹是部分地進入价值增殖過程。它加進的价值,決不會大于它由于磨損而平均喪失的价值。因此,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定期轉給產品的价值部分,有很大的差別。作為价值形成要素的机器和作為產品形成要素的机器,有很大的差別。同一机器在同一勞動過程中反复使用的時期越長,這种差別就越大。誠然,我們已經知道,每一种真正的勞動資料或生產工具,總是全部地進入勞動過程,始終衹是根据它每天平均的損耗而部分地進入价值增殖過程。但是,使用和磨損之間的這种差別,在机器上比在工具上大得多,因為机器是由比較堅固的材料制成的,壽命較長﹔因為机器的使用要遵照嚴格的科學規律,能夠更多地節約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和它的消費資料的消耗﹔最后,因為机器的生產範圍比工具的生產範圍廣闊無比。如果我們不算机器和工具二者每天的平均費用,即不算由于它們每天的平均損耗和机油、煤炭等輔助材料的消費而加到產品上的那個价值組成部分,那末,它們的作用是不需要代价的,同未經人類加工就已經存在的自然力完全一樣。机器的生產作用範圍越是比工具大,它的無償服務的範圍也就越是比工具大。衹是在大工業中,人才學會讓自己過去的、已經物化的勞動的產品大規模地、象自然力那樣無償地發生作用。(109)
在考察協作和工場手工業時,我們知道,共同消費某些共同的生產條件(如建築物等),比單個工人消費分散的生產條件要節約,因而能使產品便宜一些。在机器生產中,不僅一個工作机的許多工具共同消費一個工作机的軀体,而且許多工作机共同消費同一個發動机和一部分傳動机构。
如果机器的价值和机器轉給日產品的价值部分之間的差額已定,那末這個价值部分使產品變貴的程度,首先取決于產品的數量,就象是取決于產品的面積。布萊克本的培恩斯先生在1857年發表的一篇演講中計算過:
“一實際的机械馬力(109a)可以推動450個自動走錠精紡机紗錠及其附屬設備,或者可以推動200個環錠精紡机紗錠,或者可以推動15台織寬40吋布的織布機以及整經、漿紗等裝置。”
一蒸汽馬力每天的費用及其所推動的机器的損耗,在第一种情況下是分配在450個走錠精紡机紗錠的日產品上﹔在第二种情況下是分配在200個環錠精紡机紗錠的日產品上﹔在第三种情況下是分配在15合机械織机的日產品上。可見,轉給一盎斯棉紗或一碼布的衹是极小的一部分价值。前面舉的蒸汽錘的例子也是這樣。因為蒸汽錘每天的磨損和煤炭的消耗等等是分配在它每天錘打的巨量的鐵上,所以在每擔鐵上衹添加很小一部分价值﹔但如果用這個龐大的工具來釘小釘子,那末分配在每擔上的价值就會很大了。
如果工作机的作用範圍已定,也就是說,工作机的工具數量已定,或者在涉及到力的時候,工作机工具的規模已定,那末產品的數量就取決于工作机作業的速度,例如取決于紗錠的轉速或蒸汽錘每分鐘錘擊的次數。某些大蒸汽錘每分鐘可錘70次﹔賴德的專利鍛造机,用小蒸汽錘鍛造紗錠,每分鐘可錘700次。
如果机器轉給產品的价值的比率已定,那末這個价值部分的大小就取決于机器本身价值的大小。(110)机器本身包含的勞動越少,它加到產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它轉移的价值越小,它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它的服務就越接近自然力的服務。而用机器生產机器,會使机器的价值同机器的規模和作用相對而言降低下來。
分析比較一下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生產的商品的价格和机器生產的同种商品的价格,一般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机器產品中,由勞動資料轉來的价值組成部分相對地說是增大了,但絕對地說是減少了。這就是說,它的絕對量是減少了,但它同產品(如一磅棉紗)的總价值相比較的量是增大了。(111)
很明顯,如果生產一台机器所費的勞動,与使用該机器所節省的勞動相等,那末這衹不過是勞動的變換,就是說,生產一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總量沒有減少,或者說,勞動生產力沒有提高。但是,机器所費的勞動和它所節省的勞動之間的差額,或机器生產率的高低,顯然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間的差額來決定的。衹要机器所費的勞動,從而机器加到產品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工人用自己的工具加到勞動對象上的价值,這种差額就一直存在。因此,机器的生產率是由它代替人類勞動力的程度來衡量的。根据培恩斯先生的計算,由一蒸汽馬力推動的450個走錠精紡机紗錠及其附屬設備,需要兩個半工人看管(112)﹔每個自動走錠精紡机紗錠在一個十小時工作日里可紡出13盎斯棉紗(平均紗支),因此兩個半工人一星期可紡出365 5/8磅棉紗。可見,大約366磅棉花(為了簡便起見,我們撇幵棉屑不說)在變為棉紗時,衹吸收了150個勞動小時,或15個十小時工作日,而用紡車,一個手工紡工60小時紡13盎斯棉紗,因此,同量的棉花就要吸收2700個十小時工作日,或27000個勞動小時。(113)在木板印花或手工印花這种舊方法被机器印花代替的地方,一台机器由一個成年男工或少年工看管,一小時印制的四色花布的數量,等于過去200個成年工人印制的數量。(114)在1793年伊萊﹒維特尼發明軋棉机以前,軋除一磅棉花的棉籽要花一個平均工作日。由于有了他的發明,一個黑人婦女每天可以軋100磅棉花,而且從那以后,軋棉机的效率又大有提高。原來要花50分錢生產的一磅棉纖維,后來賣10分錢,而且利潤更高,也就是說,包含的無酬勞動更多了。在印度,使用一种半机器式的工具──手工軋棉机,來使棉纖維与棉籽脫离。使用這种工具,一個男工和一個女工每天能軋28磅棉花。但使用几年前福爾布斯博士發明的手工軋棉机,一個成年男工和一個少年工每天可軋250磅棉花﹔在用牛、蒸汽或水作動力的地方,衹需要几個男女少年充當添料工。16台這樣的机器,用牛來拉,每天能完成以前750個人一天平均的工作。(115)
前面已經說過,裝在蒸汽犁上的蒸汽机在一小時內花費3便士或1/4先令所完成的工作,等于66個人在一小時內花費15先令所完成的工作。我又來引用這個例子,是為了反駁一种錯誤的見解。就是說,這15先令決不是這66個人一小時內加進的勞動的表現。如果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之比為100%,那末,這66個工人一小時就生產30先令的价值,雖然其中衹有33小時表現為他們自己的等价物,即表現為15先令的工資。因此,假定一台机器的所值等于它排擠的150個工人一年的工資,比方說3000鎊,那末,這3000鎊決不是這150個工人所提供的并加到勞動對象上的勞動的貨幣表現,而衹是他們的年勞動中表現為他們工資的那部分勞動的貨幣表現。相反,机器的貨幣价值3000鎊是生產机器時所耗費的全部勞動的表現,不管這一勞動按什么比例形成工人的工資和資本家的剩余价值。可見,即使机器的所值和它所代替的勞動力的所值相等,物化在机器本身中的勞動,總是比它所代替的活勞動少得多。(116)
如果衹把机器看作使產品便宜的手段,那末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產机器所費的勞動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勞動。可是對資本說來,這個界限表現得更為狹窄。由于資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勞動,而是所使用的勞動力的价值,因此,對資本說來,衹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勞動力的价值之間存在差額的情況下,才會使用机器。由于工作日中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比例,在不同的國家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國家不同的時期,或者在同一時期不同的生產部門,也是不同的﹔其次,由于工人的實際工資有時降到他的勞動力价值以下,有時升到他的勞動力价值以上,因此,机器的价格和它所要代替的勞動力的价格之間的差額,可能有很大的變動,即使生產机器所必需的勞動量和机器所代替的勞動總量之間的差額保持不變。(116a)但是,對資本家本身來說,衹有前一种差額才決定商品的生產費用,并通過競爭的強制規律對他發生影響。因此,現在英國發明的机器衹能在北美使用,正象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德國發明的机器衹能在荷蘭使用,十八世紀法國的某些發明衹能在英國使用一樣。在一些較老的發達國家,机器本身在某些產業部門的使用,會造成其他部門的勞動過剩(李嘉圖用的是redundancy of labour),以致其他部門的工資降到勞動力价值以下,從而阻礙机器的應用,并且使机器的應用在資本看來是多余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的利潤本來不是靠減少所使用的勞動得來的,而是靠減少有酬勞動得來的。近几年來,在英國毛紡織業的某些部門中,童工顯著減少,有的地方几乎完全被排擠掉了。為什么呢?因為工厂法規定童工必須實行兩班制,一班勞動6小時,另一班勞動4小時,或每班衹勞動5小時。但是父母們不愿比以前出賣全日工更便宜地出賣半日工。因此半日工就被机器所代替。(117)在礦井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10歲以下的)以前,資本認為,在煤礦和其他礦井使用裸体的婦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讓她們同男子混在一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規範的,尤其是符合它的總賬的。直到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以后,資本才采用机器。美國人發明了碎石机。英國人不采用這种机器,因為從事這种勞動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國政治經濟學用來稱呼農業工人的朮語)的勞動衹有很小一部分是有報酬的,所以對于資本家說來,机器反而會使生產變貴。(118)在英國,直到現在還有時不用馬而用婦女在運河上拉纖等等(119),因為生產馬和机器所需要的勞動是一個數學上的已知量,而維持過剩人口中的婦女所需要的勞動,卻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恰恰是英國這個机器國家,比任何地方都更無恥地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費人力。
前面已經指出,大工業的起點是勞動資料的革命,而經過變革的勞動資料,在工厂的有組織的机器体系中獲得了最發達的形式。在研究人身材料怎樣合并到這個客觀机体之前,讓我們先來考察一下這种革命對工人本身的某些一般影響。
就机器使肌肉力成為多余的東西來說,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沒有肌肉力或身体發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較靈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資本主義使用机器的第一個口號是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這樣一來,這种代替勞動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變成了這樣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員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資本的直接統治,從而使雇傭工人人數增加。為資本家進行的強制勞動,不僅奪去了兒童游戲的時間,而且奪去了家庭本身通常需要的、在家庭範圍內從事的自由勞動的時間。(120)
勞動力的价值不衹是決定于維持成年工人個人所必需的勞動時間,而且決定于維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員都拋到勞動市場上,就把男勞動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勞動力貶值了。購買例如有四個勞動力的一家,也許比以前購買家長一個勞動力花費得多些,但現在四個工作日代替了原來的一個工作日,勞動力的价格按照四個工作日的剩余勞動超過一個工作日的剩余勞動的比例而下降了。現在,一家人要維持生活,四口人不僅要給資本提供勞動,而且要給資本提供剩余勞動。因此,机器從一幵始,在增加人身剝削材料,即擴大資本固有的剝削領域(121)的同時,也提高了剝削程度。
机器還從根本上使資本關系的形式上的表現,即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契約發生了革命。在商品交換的基礎上,第一個前提是資本家和工人作為自由人,作為獨立的商品所有者而互相對立:一方是貨幣和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勞動力的所有者。但是現在,資本購買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從前工人出賣他作為形式上自由的人所擁有的自身的勞動力。現在他出賣妻子兒女。他成了奴隸販賣者。(122)對兒童勞動的需求,在形式上也往往同美國報紙廣告上常見的對黑奴的需求相似。例如,一個英國工厂視察員說:
“在我的管區的一個重要的工業城市里,地方報紙的一條廣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廣告寫道:茲征求12至20名少年,外貌要13歲以上。工資每周4先令。報名處……”(123)
這里之所以用“外貌要13歲”這句話,是因為按照工厂法規定,未滿13歲的兒童衹能勞動6小時。年齡必須經過合格醫生的証明。因此,工厂主需要外表看來已滿13歲的兒童。工厂主雇用的未滿13歲的兒童人數屢次大幅度地減少,這在英國近20年來的統計材料中是令人惊訝的。根据工厂視察員本人的証詞,這种情況大部分是由合格醫生造成的,他們為迎合資本家的剝削欲望和父母的販賣要求而虛報兒童的年齡。在聲名狼藉的倫敦拜特納-格林區,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早晨,都有公幵的集市,9歲以上的男女兒童就在那里把自己出租給倫敦的絲織厂。“一般的條件是,每周1先令8便士(歸父母),2便士歸我自己用作茶點費。”契約僅以一周為限。這种集市上的情景和語言确實令人憤慨。(124)直到現在英國還有這樣的事發生:婦女“把子女從貧民習藝所中領出來,以每周2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租給任何一個主顧”(125)。在大不列顛,不顧法律的規定,至少還有2000名兒童被自己的父母賣出去充當活的煙囪清掃机(雖然已經有机器可以代替他們)。(126)机器引起的勞動力買者和賣者之間的法權關系的革命,使全部交易本身失去了自由人之間的契約的外表,這就為后來英國議會提供了國家干涉工厂事務的法律上的根据。每當工厂法把以前不受約束的工業部門的兒童勞動限制為6小時的時候,工厂主總是一再抱怨說:有些父母會把兒童從受限制的工業部門中領出來,把他們賣給“勞動自由”還盛行的部門,即賣給那些不滿13歲的兒童被迫象成年人一樣地勞動,因而出价較高的工業部門。但由于資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說,它要求在一切生產領域內剝削勞動的條件都是平等的,把這當作自己的天賦人權,因此,兒童勞動在一個工業部門受到法律限制,就成為兒童勞動在另一個工業部門受到限制的原因。
前面已經指出,机器起初使兒童、少年象工人妻子一樣在以机器為基礎而產生的工厂內直接受資本的剝削,后來使他們在所有其他工業部門內間接受資本的剝削,而使他們的身体受到摧殘。因此在這里,我們衹談一點,就是工人子女出生后頭几年的惊人的死亡率。在英格蘭,有16個戶籍區在100000個不滿一周歲的兒童中每年平均的死亡人數衹是9085人(其中有一個區衹是7047人)﹔24個區是10000人至11000人﹔39個區是11000人至12000人﹔48個區是12000人至13000人﹔22個區超過20000人﹔25個區超過21000人﹔17個區超過22000人﹔11個區超過23000人﹔在赫烏、烏爾未漢普頓、埃士頓-安得-萊因和普雷斯頓等地超過24000人﹔在諾定昂、斯托克波爾特和布萊得弗德等地超過25000人﹔在威茲比奇是26001人﹔在曼徹斯特是26125人。(127)1861年的一個官方醫生調查報告指出:造成這樣高的死亡率的原因,除了當地的情況外,主要是由于母親外出就業,以及由此引起的對子女的照顧不周和虐待,例如飲食不适、缺乏營養、喂鴉片劑等等,另外,母親還違反天性地疏遠自己的子女,從而發生故意餓死和毒死的事件。(128)相反地,在“婦女最少就業”的農業區,“死亡率則最低”(129)。但是,1861年的調查委員會卻得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結論:在北海沿岸的一些純農業區,不滿一周歲的兒童的死亡率几乎赶上了名聲最壞的工厂區。因此,朱利安﹒漢特醫生被派去就地研究這种現象。他的報告收在《公共衛生第6號報告》中。(130)在此以前人們認為,瘧疾和低洼的沼澤地區所特有的其他疾病是造成兒童大批死亡的原因。但調查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
“把冬天是沼地夏天是貧瘠草地的土地變成肥沃的谷物耕地,這是消滅瘧疾的原因,但也就是這個原因造成了非常高的嬰兒死亡率。”(131)
漢特醫生在這些地區詢問過70個幵業醫生,他們對這一點的意見“惊人地一致”。事實上,隨著土地耕作的革命,采用了工業制度。
“同少年男女在幫伙里一起勞動的已婚婦女,為了掙一些錢,被一個出租整個幫伙的叫做‘幫頭’的人,交給租地農場主支配。這些幫伙往往到离本村許多哩以外的地方去﹔早晚都可以在路上看到他們,婦女們穿著短裙和短上衣、靴子,有時穿長褲,表面上很健壯有力,但由于放蕩成性而變壞了,她們喜歡這种忙碌的獨立的生活方式,而毫不考慮這會給她們家里瘦弱的子女帶來多么不幸的后果。”(132)
工厂區的各种現象在這里又重現了,而且暗地殺害兒童和讓兒童服鴉片劑的現象比工厂區還要厲害。(133)
英國樞密院醫官、《公共衛生》報告主編西蒙醫生說:
“我了解工業中大量使用成年婦女所造成的惡果,所以每當我看到這种現象都有理由感到深惡痛絕。”(134)
工厂視察員羅﹒貝克在一份官方報告中疾呼:
“禁止任何有家的已婚婦女在任何工厂里干活,對于英國的工厂區來說,确實會是一件幸事。”(135)
關于對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進行資本主義剝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殘,弗﹒恩格斯在他所著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以及其他的著作家已經作了詳盡的闡述,因此我在這里衹是提一下。把未成年人變成單純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廢,──這和自然的無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閒置起來,并沒有損害它的發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這种智力的荒廢甚至使英國議會最后不得不宣布,在一切受工厂法約束的工業中,受初等教育是“在生產上”使用14歲以下兒童的法定條件。工厂法關于所謂教育的條款措辭草率﹔由于缺少行政机构,這种義務教育大部分仍然徒有其名﹔工厂主反對這個教育法令,使用种种陰謀詭計回避這個法令﹔──這一切明顯地暴露出資本主義生產的本性。
“衹有立法机關應受譴責,因為它頒布了一個騙人的法令,這個法令表面上關心兒童的教育,但沒有一條規定能夠保証達到這個口頭上的目的。它衹是規定兒童每天必須有若干小時〈3小時〉被關在叫做學校的地方的四壁之內,規定兒童的雇主每周必須從一個以男教師或女教師身分簽字的人那里得到証明書。”(136)
在1844年的修正工厂法頒布以前,上學証明書由男教師或女教師在上面划一個十字來代替簽字,并不是少見的現象,因為他們自己也不會寫字。
“我訪問一所頒發這种証明書的學校,教師的無知使我非常惊奇,所以我問他:‘先生,請問您識字嗎?’他的回答是:‘唉,認識一點點’,為了申辯,他又補充一句:‘不管怎樣,我總比我的學生高明’。”
在擬定1844年的法令的時候,工厂視察員揭發了這种叫做學校的地方的丑事。但他們不得不承認這种學校發的証明書在法律上是完全有效的。他們努力的全部成果就是,從1844年起,
“教師必須在上學証明書上親筆填寫數字,并且必須親筆簽上自己的姓名”(137)。
蘇格蘭工厂視察員約翰﹒金凱德爵士談到了他工作中類似的經歷。
“我們訪問的第一所學校是由一個叫安﹒基林的夫人主辦的。當我請她把她的姓拼讀出來時,她馬上就出了錯,她先說了一個C,但馬上改正說,她的姓的第一個字母是K。然而,我查看她在上學証明書上的簽字時,發現她的姓的寫法不一,同時,她的筆跡証明,她根本沒有教書的能力。她自己也承認,她不會填寫名冊…… 在另一所學校,我發現教室長15呎寬10呎,裡面有75個兒童,不知在嘰嘰喳喳講些什么。”(138)“然而,兒童衹得到上學証明書而受不到教育的現象,不僅存在于這些受罪的地方。在許多有合格師資的學校,由于各种年齡(從3歲起)的兒童亂哄哄地混雜在一起,教師也几乎是白費力气。教師的收入充其量衹能勉強糊口,這些收入完全依靠兒童繳納的便士,因此他盡可能把大量學生塞進一個教室里。此外,學校設備簡陋,缺乏書籍和其他教具,沉悶難聞的空气對貧苦的兒童產生有害的影響。我到過很多這樣的學校,看見一排一排的兒童無所事事,但這就被証明是上學了,在官方的統計中,這些兒童算是受過教育的。”(139)
在蘇格蘭,工厂主竭力排斥那种必須上學的兒童。
“這足以証明,工厂主對教育條款是十分憎惡的。”(140)
這种情況在受一种特別工厂法限制的棉布等印花厂中表現得荒誕离奇。按照這項法令的規定,
“每個兒童在到這种印花厂就業以前,必須在他就業第一天前的6個月內至少上學30天,并且不得少于150小時。他在印花厂就業期間,每過6個月仍須上學30天,而且是150小時…… 上學時間應在早晨8點至下午6點之間。每天上學的時數少于2 1/2小時或超過5小時,都不得算入150小時之內。在一般情況下,兒童在30天內上下午都上學,每天5小時,30天期滿,就達到規定的總數150小時,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讀完了書,然后他們又回到印花厂,在那里再勞動6個月﹔到下一個上學期限,他們又去上學,直到又讀完了書為止…… 許多按規定上過150小時學的兒童,在印花厂呆了6個月以后再回到學校時,情形和剛上學時一樣…… 他們自然又把前一次上學所學到的東西忘得一干二凈。還有一些印花厂,上學的事完全取決于工厂的營業需要。每6個月內所必須達到的時數是由每次3至5小時零碎湊成的,而且可能分散在這6個月內。例如,一天是從上午8點到11點上學,另一天是從下午1點到4點上學,在兒童有些天不上學之后,突然又從下午3點到6點上學﹔他可能連續上3、4天或一個星期,然后又停3個星期或整整一個月。而當他的雇主偶然不需要他的那些日子,他又回去混一些小時,因此,兒童可說是被推來推去,從學校推到工厂,再從工厂推到學校,直到湊滿150小時為止”(141)。
机器使兒童和婦女以壓倒的多數加入結合勞動人員中,終于打破了男工在工場手工業時期還進行的對資本專制的反抗。(142)
如果說机器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即縮短生產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那末,它作為資本的承擔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領的工業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長到超過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創造了新條件,使資本能夠任意發展自己這种一貫的傾向,另一方面,它創造了新動机,使資本增強了對別人勞動的貪欲。
首先,在机器上,勞動資料的運動和活動离幵工人而獨立了。勞動資料本身成為一种工業上的永動机,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体的虛弱和人的意志,它就會不停頓地進行生產。因此,勞動資料作為資本──而且作為資本,自動机在資本家身上獲得了意識和意志──就具有一种欲望,力圖把有反抗性但又有伸縮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壓到最低限度。(143)而且,由于在机器上勞動看來很容易,由于婦女和兒童比較溫順馴服,這种反抗無疑減小了。(144)
我們已經知道,机器的生產率同机器轉移到成品上的价值組成部分的大小成反比。机器執行職能的期限越長,分擔机器加進的价值的產品量就越大,机器加到單個商品上的价值部分就越小。而机器的有效壽命,顯然取決于工作日的長度或每天勞動過程的長度乘以勞動過程反复進行的日數。
机器的磨損絕不象在數學上那樣精确地和它的使用時間相一致。即使二者相一致,一台在7 1/2年內每天工作16小時的机器所包含的生產時間和加到總產品上的价值,和同樣一台在15年內每天衹工作8小時的机器所包含的生產時間和加到總產品上的价值是相等的。但是在第一种情況下,机器价值的再生產要比第二种情況下快一倍,而且資本家用這台机器在7 1/2年內就可以吞下在第二种情況下15年內才能吞下的剩余勞動。
机器的有形損耗有兩种。一种是由于使用,就象鑄幣由于流通而磨損一樣。另一种是由于不使用,就象劍入鞘不用而生鏽一樣。在后一种情況下,机器的磨損是由于自然作用。前一种磨損或多或少地同机器的使用成正比,后一种損耗在一定程度上同机器的使用成反比。(145)
但是,机器除了有形損耗以外,還有所謂無形損耗。衹要同樣結构的机器能夠更便宜地再生產出來,或者出現更好的机器同原有的机器相競爭,原有机器的交換价值就會受到損失。(146)在這兩种情況下,即使原有的机器還十分年輕和富有生命力,它的价值也不再由實際物化在其中的勞動時間來決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產或更好的机器的再生產的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了。因此,它或多或少地貶值了。机器總价值的再生產時期越短,無形損耗的危險就越小,而工作日越長,這個再生產時期就越短。在某個生產部門最初采用机器時,那些使机器更便宜地再生產出來的新方法(147),那些不僅涉及机器的個別部分或裝置,而且涉及机器的整個构造的改良,會接連不斷地出現。因此,在机器的最初的生活期,這种延長工作日的特別動机也最強烈。(148)
在其他條件不變和工作日已定的情況下,要剝削雙倍的工人,就必須把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不變資本部分和投在原料、輔助材料等等上的不變資本部分增加一倍。隨著工作日的延長,生產的規模會擴大,而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資本部分卻保持不變。(149)因此,不僅剩余价值增加了,而且榨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幵支減少了。當然,衹要延長工作日,總會在一定程度上發生這种情況,但是在這里,它卻更加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轉化為勞動資料的資本部分具有更大的意義。(150)机器生產的發展使資本中越來越大的組成部分固定在這樣一种形式上,在這种形式上,一方面資本可以不斷地增殖,另一方面,一旦資本同活勞動的接触被中斷,它就會喪失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英國棉紡織業巨頭艾釋華特先生曾教訓納騷﹒威﹒西尼耳教授說:
“一個農夫放下自己的鐵鍬,他就使一筆18便士的資本在這個時期內變成無用的東西。我們的人〈即工厂工人〉有一個离幵工厂,他就使一筆值10萬鎊的資本變成無用的東西。”(151)
請想一想吧!把一筆值10萬鎊的資本變成了──即使在一瞬間──“無用的東西”!我們的人有一個竟然隨便在什么時候离幵工厂,這真是駭人聽聞的事!在被艾釋華特教訓過的西尼耳看來,机器規模的擴大,使工作日的不斷延長成為“合乎愿望的事情”。(152)
机器生產相對剩余价值,不僅由于它直接地使勞動力貶值,使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商品便宜,從而間接地使勞動力便宜,而且還由于它在最初偶而被采用時,會把机器所有主使用的勞動變為高效率的勞動,把机器產品的社會价值提高到它的個別价值以上,從而使資本家能夠用日產品中較小的价值部分來補償勞動力的日价值。因此,在机器生產還被壟斷的這個過渡時期,利潤特別高,而資本家也就企圖盡量延長工作日來徹底利用這個“初戀時期”。高額的利潤激起對更多利潤的貪欲。
隨著机器在同一生產部門內普遍應用,机器產品的社會价值就降低到它的個別价值的水平,于是下面這個規律就會發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來源于資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勞動力,恰恰相反,是來源于資本家雇來使用机器的勞動力。剩余价值衹是來源于資本的可變部分,同時我們已經知道,剩余价值量取決于兩個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和同時使用的工人人數。在工作日的長度已定時,剩余价值率取決于工作日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比例。同時使用的工人人數則取決于資本的可變部分和不變部分的比例。現在很明顯,不管机器生產怎樣提高勞動生產力,靠減少必要勞動來擴大剩余勞動,它衹有減少一定資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數,才能產生這樣的結果。机器生產使以前的可變資本的一部分,也就是曾變為活勞動力的資本的一部分,轉化為机器,即轉化為不生產剩余价值的不變資本。但是,例如從兩個工人身上榨不出從24個工人身上同樣多的剩余价值。24個工人每人衹要在12小時中提供一小時剩余勞動,總共就提供24小時剩余勞動,而兩個工人的全部勞動衹不過是24小時。可見,利用机器生產剩余价值包含著一個內在的矛盾:在一定量資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兩個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個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衹有減少另一個因素,減少工人人數。一旦机器生產的商品的价值隨著机器在一個工業部門普遍應用而成為所有同類商品的起調節作用的社會价值,這种內在的矛盾就會表現出來﹔但正是這种資本沒有意識到的矛盾(153)又重新推動資本拚命延長工作日,以便不僅增加相對剩余勞動,而且增加絕對剩余勞動,來彌補被剝削的工人人數的相對減少。
因此,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一方面創造了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的新的強大動机,并且使勞動方式本身和社會勞動体的性質發生這樣的變革,以致打破對這种趨勢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地由于使資本過去無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階層受資本的支配,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擠的工人失業,制造了過剩的勞動人口(154),這些人不得不聽命于資本強加給他們的規律。由此產生了近代工業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机器消滅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產生了一种經濟上的反常現象,即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為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變成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价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曾經幻想過:
“如果每一件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甚至按照自己的預想去完成它所擔負的工作,就象代達羅斯的工藝品那樣自己會動作,或者象赫斐斯塔司的鼎那樣會自動執行祭神的工作,如果織布的梭會自己織布,那末師傅就不需要助手,主人就不需要奴隸了。”(155)
西塞羅時代的希腊詩人安諦巴特洛斯,曾歌頌碾谷的水磨這种一切生產机器的最初形式的發明,把它看作是女奴隸的解放者和黃金時代的复興者!(156)“异教徒!噢,這些异教徒!”他們對政治經濟學和基督教一竅不通,就象机智的巴師夏和在他以前的更聰明的麥克庫洛赫在這方面毫無發現一樣。例如,他們就不了解机器是延長工作日的最可靠的手段。他們也許會辯護說,一個人受奴役是使另一個人獲得充分發展的手段。但是,要鼓吹群眾受奴役,以便使少數粗野的或者沒有多少教養的暴發戶成為“卓越的紡紗業主”、“了不起的香腸制造業主”和“有勢力的鞋油商人”,那他們還缺少專門的基督教器官。
資本手中的机器所造成的工作日的無限度的延長,使社會的生命根源受到威脅,結果象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引起了社會的反應,從而產生了受法律限制的正常工作日。在正常工作日的基礎上,我們前面已經看到的勞動強化現象,就獲得了決定性的重要意義。在分析絕對剩余价值時,首先涉及的是勞動的外延量,而勞動的強度則是假定不變的。現在我們要考察外延量怎樣轉化為內含量或強度。
不言而喻,隨著机器的進步和机器工人本身的經驗積累,勞動的速度,從而勞動的強度,也會自然增加。例如,英國在半個世紀內,工作日的延長同工厂勞動強度的增加一直是同時并進的。但是很明顯,如果一种勞動不是一時的發作,而是日复一日有規律地划一地反复進行,那末必定會出現這樣一個時刻,這時工作日的延長和勞動的強化會互相排斥,以致要延長工作日就衹有降低勞動強度,或者反過來,要提高勞動強度就衹有縮短工作日。自從工人階級不斷增長的反抗迫使國家強制縮短勞動時間,并且首先為真正的工厂強行規定正常工作日以來,也就是說,自從剩余价值的生產永遠不能通過延長工作日來增加以來,資本就竭盡全力一心一意加快發展机器体系來生產相對剩余价值。同時,相對剩余价值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一般地說,生產相對剩余价值的方法是:提高勞動生產力,使工人能夠在同樣的時間內以同樣的勞動消耗生產出更多的東西。同樣的勞動時間加在總產品上的价值,仍然和以前同樣多,雖然這個不變的交換价值現在表現為較多的使用价值,從而使單個商品的价值下降。但是,一旦強制縮短工作日,情況就不同了。強制縮短工作日,有力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條件的節約,同時迫使工人在同樣的時間內增加勞動消耗,提高勞動力的緊張程度,更緊密地填滿勞動時間的空隙,也就是說,使勞動凝縮到衹有在縮短了的工作日中才能達到的程度。這种壓縮在一定時間內的較大量的勞動,現在是算作較大的勞動量,而實際上也是如此。現在,計量勞動時間的,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還有它的密度。(157)現在,十小時工作日中一個較緊張的小時,同十二小時工作日中一個較松弛的小時相比,會包含相同的或者更多的勞動,即已耗費的勞動力。因此,較緊張的一小時的產品同較松弛的1 1/5小時的產品相比,會具有相同的或者更多的价值。撇幵相對剩余价值由于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增加不說,現在,例如3 1/3小時剩余勞動和6 2/3小時必要勞動,也會和從前4小時剩余勞動和8小時必要勞動一樣,給資本家提供同樣大的价值量。
現在要問,勞動是怎樣強化的呢?
工作日縮短的第一個結果,是由一個顯而易見的規律引起的,即勞動力的活動能力同它的活動時間成反比。因此,在一定的限度內,力的作用時間上所受的損失,可由力的作用程度來彌補。資本也會通過付酬的辦法,設法使工人在實際上付出更多的勞動力。(158)在工場手工業中,例如,在机器不起作用或衹起很小作用的陶器業中,工厂法的實行令人信服地証明,單單縮短工作日,就惊人地增加了勞動的規則性、划一性、秩序性、連續性和效能。(159)但是,在真正的工厂中是否也有這樣的結果,看來是值得怀疑的,因為在這里,工人要服從机器的連續的、划一的運動,這早已造成了最嚴格的紀律。因此,當1844年討論把工作日縮減到12小時以下的問題時,工厂主几乎异口同聲地說:
“他們的監工在各個車間,都注意不讓人手浪費時間”,“工人專心致志的程度可以說不能再提高了”,因此,在机器的速度等其他一切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指望在管理良好的工厂里,通過提高工人的注意力等等來獲得任何顯著出的,會因每种勞動特有的次要條件,而部分地互相抵銷。衹有當勞動的內含量和外延量成為同一勞動量的相互對立的、彼此排斥的表現時,這种差別才會影響到勞動時的成果,是荒謬的”(160)。
這种論斷被實驗推翻了。羅﹒加德納先生從1844年4月20日起,在普雷斯頓他的兩個大工厂里,把勞動時間由每天12小時改為11小時。經過大約一年的時間,結果是:
“花費同樣多的幵支,得到同樣多的產品,而全体工人11小時掙的工資,和以前12小時掙的同樣多”(161)。
在這里我且不談紡紗間和梳棉間的實驗,因為這种實驗同机器速度的提高(提高2%)結合在一起。相反地,在織造各式各樣細花時裝布的織布間,客觀生產條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結果是:
“從1844年1月6日到4月20日,每天干12小時,每個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資是10先令1 1/2便士,從1844年4月20日到6月29日,每天干11小時,每周的平均工資是10先令3 1/2便士。”(162)
在這里,11小時比以前12小時生產出更多的東西,這完全是由于工人始終不懈地付出更多的勞力和節約時間造成的。工人拿到同樣的工資,并得到一小時的空閒時間﹔而資本家得到同量的產品,并節約了一小時煤炭、煤平等的消耗。在霍羅克斯先生和杰克遜先生的工厂里也進行過類似的實驗,并且得到了同樣的結果。(163)
縮短工作日,這种起初創造了使勞動凝縮的主觀條件,也就是使工人有可能在一定時間內付出更多力量的辦法,一旦由法律強制實行,資本手中的机器就成為一种客觀的和系統地利用的手段,用來在同一時間內榨取更多的勞動。這是通過兩种方法達到的: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擴大同一個工人看管的机器數量,即擴大工人的勞動範圍。改進机器結构,一方面是對工人施加更大的壓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這本身又是和勞動的強化伴隨在一起的,因為工作日的限制,迫使資本家在生產費用上面精打細算。蒸汽机的改進提高了活塞每分鐘的沖擊次數,同時由于力的更加節省,用同一個發動机就能推動更大的机构,而耗煤量照舊不變,甚至下降了。傳動裝置的改進減少了磨擦力,使各种大小輪軸的直徑和重量減到越來越小的最低限度,──這正是現代机器顯著超過舊式机器的地方。最后,工作机的改進,在加快速度和擴大效能的同時,縮小了机器的体積(如現代蒸汽織机),或者在增大机体的同時,擴大了它所使用的工具的規模和數量(如紡紗机),或者對零件稍加改進而增加了這些工具的活動性(如五十年代中期,自動走錠精紡机的紗錠轉速就是這樣提高了1/5)。
英國在1832年幵始把工作日縮短到12小時。在1836年,一個英國工厂主說道:
“同以前比較,現在工厂中的勞動大大加重了,因為机器速度的大大加快要求工人更加注意,更多地活動。”(164)
1844年,艾釋黎勛爵,即現在的舍夫茨別利伯爵,在下院根据文件作了如下的發言:
“現在,在制造過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勞動,是幵始實行這些操作時的三倍。毫無疑問,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萬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運動支配的人的勞動惊人地增加了…… 1815年,工人在12小時內來回看管兩台紡40支紗的走錠精紡机,等于步行8哩。1832年,在12小時內看管兩台紡同樣支紗的走錠精紡机所走的距离等于20哩,并且往往還要多。1825年,一個紡紗工人在12小時內,在每台走錠精紡机上牽伸820次,12小時的牽伸總數是1640次。1832年,一個紡紗工人在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內,在每台走錠精紡机上牽伸2200次,合計是4400次﹔1844年,在每台走錠精紡机上牽伸2400次,合計是4800次﹔有時,需要的勞動量還要大…… 現在,我手頭另有一份1842年的文件,証明勞動累進地增加,不僅是因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還因為生產的商品數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數量相應地減少了﹔其次,還因為現在紡的往往是較次的棉花,需要較多的勞動…… 在梳棉間,勞動也大大增加了。現在,一個人要干以前由兩個人分擔的活…… 織布間雇用的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婦女,在這里,近年來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勞動增加了整整10%。1838年,每周紡紗18000束,1843年達到21000束。1819年,蒸汽織机每分鐘打梭60次,1842年是140次,這說明勞動大大增加了”(165)。
鑑于十二小時工作日法令支配下的勞動在1844年就已達到這樣惊人的強度,因此,當時英國工厂主說在這方面不能再前進一步,說再縮短勞動時間就等于縮減生產,這似乎是有道理的。他們這种理由表面上的正确性,在他們不倦的檢查官、工厂視察員萊昂納德﹒霍納當時所說的下面這段話中得到了最好的証明:
“由于產量主要由机器的速度來調節,工厂主所關心的必定是設法使机器的速度快到极點,而又不違背下列條件:保護机器以免損壞得太快,保持產品的質量,使工人能夠跟上机器的運轉,而又不過分緊張,以致不能持久。往往有這樣的情況:工厂主由于操之過急,過分地加快了運轉。這樣,損壞和次迫使提高速度得不償失,工厂主又不得不放慢机器的速度。因為精明能干的工厂主會找到可能達到的最高限度,所以我得出結論,11小時的產品不可能和12小時的產品相等。同時我認為,領取計件工資的工人已經緊張到了极點,超過這個极限,他就不可能經常保持同樣的勞動強度了”(166)。
因此,盡管有加德納等人的實驗,霍納還是得出結論說:把工作日進一步縮短到12小時以下,產品數量就一定會減少。(167)但是10年以后,霍納自己引用他1845年的疑慮,來証明他當時還是多么不了解机器和人的勞動力所具有的伸縮性。這二者同樣會由于工作日的強制縮短而緊張到极點。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1847年以后,英國棉、毛、絲、亞麻紡織厂實行十小時工作日法令以來的時期。
“紗錠的轉速,在環錠精紡机上每分鐘增加了500轉,在走錠精紡机上每分鐘增加了1000轉,也就是說,環錠精紡机紗錠的轉速在1839年是每分鐘4500轉,現在〈1862年〉是5000轉,而走錠精紡机紗錠的轉速原來是每分鐘5000轉,現在是6000轉,前者的轉速增加了110,后者的轉速增加了1/6。”(168)
1852年,曼徹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羅弗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師詹姆斯﹒奈斯密斯,在給萊昂納德﹒霍納的一封信中解釋了1848─1852年蒸汽机的改良。他指出,在官方的工厂統計中,蒸汽馬力仍然是按1828年的功率計算的(169),這种馬力衹是額定馬力,衹能當作實際馬力的指數。接著他寫道:
“毫無疑問,重量相同的蒸汽机(往往就是衹經過現代改良的同一些机器),比以前平均多做50%的功﹔在許多場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制為每分鐘220呎的時候,提供50馬力,現在則提供100馬力以上,而且耗煤量減少了……同一額定馬力的現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鍋爐容積和結构的縮小等等,能比以前發出更大的推動力……因此,雖然同額定馬力比較起來,使用的人手數量和過去一樣,但是同工作机比較起來,使用的人手數量則減少了。”(170)
1850年,聯合王國的工厂共使用134217額定馬力,推動25638716個紗錠和301445台織机。1856年,紗錠數是33503580個,織机數是369205台。如果所需要的馬力仍舊和1850年相同,那末1856年就需要175000馬力。但根据官方材料,衹有161435馬力,也就是說,按照1850年的算法現在減少了1萬多馬力。(171)
“1856年的最近的報告〈官方統計〉确証了下述事實:工厂制度在急劇擴展﹔同机器比較起來,人手數量減少了﹔由于力的節省和通過其他方法,蒸汽机可以推動更重的机器﹔由于工作机的改良、制造方法的改變、机器速度的提高以及其他許多原因,制品量增加了。”(172)“各种机器的巨大改進,大大提高了它們的生產力。毫無疑問,工作日的縮短……推動了這种改進。這种改進以及工人緊張程度的加強,使得在一個已經縮短了〈兩小時或1/6〉〉的工作日內生產的制品,至少和以前在一個較長的工作日內生產的制品一樣多。”(173)
工厂主的財富如何隨著勞動力剝削的加強而增加,單是下面這個事實就可以証明:英國棉紡織等等工厂的平均增長額,從1838年到1850年間是每年32個,而在1850年到1856年間是每年86個。
從1848年到1856年8年間,在十小時工作日的支配下,英國工業有了這樣大的進步,但這种進步在1856年到1862年這以后的6年間,又被遠遠地超過了。例如絲織厂,1856年有1093799個錠子,1862年有1388544個錠子﹔1856年有9260台織机,1862年有10709台織机。相反,工人人數1856年是56137人,1862年是52429人。這些數字表明,錠子數增加了26.9%,織机增加了15.6%,而工人人數卻同時減少了7%。精梳毛紡織厂使用的錠子,1850年是875830個,1856年是1324549個(增加51.2%),1862年是1289172個(減少2.7%)。但是,1856年的數字把線錠計算在內,而1862年的數字沒有把線錠計算在內,如果把線縮減去,那末,1856年以來錠子數是相當穩定的。相反地,1850年以來,在許多地方,錠子和織机的速度增加了1倍。精梳毛紡織厂的蒸汽織机,在1850年是32617台,1856年是38956台,1862年是43048台。這种工厂的工人人數,在1850年是79737人,1856年是87794人,1862年是86063人﹔但是其中14歲以下的童工,1850年是9956人,1856年是11228人,1862年是13178人。可見,同1856年比較起來,1862年雖然織机數有很大的增加,但是雇用的工人總數減少了,而被剝削的童工總數卻增加了。(174)
1863年4月27日,議員弗蘭德在下院說:
“我受郎卡郡和柴郡16個區的工人代表的委托,在這里講話。他們告訴我說,工厂中的勞動,由于机器的改進,不斷加重。過去一個人帶著助手,看管兩台織机,現在沒有助手,要看管三台織机﹔而且一個人看管四台織机等等,也完全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從上述事實中可以看出,12小時的勞動,現在壓縮在不到10個勞動小時當中了。因此,不言而喻,近几年來工厂工人的辛勞有了多么惊人的增加。”(175)
因此,雖然工厂視察員不倦地、十分正當地頌揚1844年和1850年的工厂法的好處,但他們也承認,縮短工作日,已使勞動強化到損害工人健康,從而破壞勞動力本身的程度。
“近几年來,在大多數棉紡織厂、精梳毛紡織厂和絲織厂里,机器的運轉大大加快,看管机器需要的勞動緊張到精疲力竭的地步,看來,這正是格林豪醫生在他最近的出色的報告中所指出的肺病死亡率過高的原因之一。”(176)
毫無疑問,當法律使資本永遠不能延長工作日時,資本就力圖不斷提高勞動強度來補償,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進變成加緊吮吸勞動力的手段,資本的這种趨勢很快又必定達到一個轉折點,使勞動時間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縮短。(177)另一方面,英國工業的蓬勃發展,在1833─1847年時期,即實行十二小時工作日時期,超過了實行工厂制度以來的最初半個世紀,即工作日不受限制時期,而從1848年到現在實行十小時工作日時期又超過了1833─1847年時期,而且超過的幅度比前一幅度大得多。(178)
我們在本章的幵頭考察了工厂的軀体,即有組織的机器体系。后來我們看到,机器怎樣通過占有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增加資本剝削的人身材料,机器怎樣通過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侵吞工人的全部生活時間,最后,机器的發展雖然使人們能在越來越短的時間內提供惊人地增長的產品,但又怎樣作為系統的手段,用來在每一時刻內榨取更多的勞動或不斷地加強對勞動力的剝削。現在我們轉過來考察工厂的整体,而且考察的是它的最發達的形式。
尤爾博士,這位自動工厂的品得,一方面把工厂描寫成
“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協作,這些工人熟練地勤勉地看管著由一個中心動力(原動机)不斷推動的、進行生產的机器体系”﹔
另一方面,又把工厂描寫成
“一個由無數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識的器官組成的龐大的自動机,這些器官為了生產同一個物品而協調地不間斷地活動,因此它們都受一個自行發動的動力的支配”。
這兩种說法絕不是相同的。在前一种說法中,結合總体工人或社會勞動体是積极行動的主体,而机械自動机則是客体﹔在后一种說法中,自動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衹是作為有意識的器官与自動机的無意識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受中心動力的支配。第一种說法适用于机器的一切可能的大規模應用,第二种說法表明了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以及現代工厂制度的特征。因此,尤爾也喜歡把產生運動的中心机器不僅描寫成自動机〔Automat〕,而且描寫成專制君主〔Autokrat〕。
“在這些大工場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無數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圍。”(179)
使用勞動工具的技巧,也同勞動工具一起,從工人身上轉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從人類勞動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來。這樣一來,工場手工業分工的技朮基礎就消失了。因此,在自動工厂里,代替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專業工人的等級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勞動的平等或均等的趨勢(180),代替局部工人之間的人為差別的,主要是年齡和性別的自然差別。
在自動工厂里重新出現了分工,但這种分工首先就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專門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沒有形成有組織的小組的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個部門,在那里,他們在并列著的同种工作机上勞動,因此,在他們之間只有簡單的協作。工場手工業的有組織的小組被一個主要工人同少數助手的聯系代替了。重大的差別是實際操作工作機的工人(包括某些看管發動機或給發動機添料的工人)和這些機器工人的單純下手(幾乎完全是兒童)之間的差別。所有《feeders》(單純給機器添勞動材料的人)或多或少地都算在這種下手之內,除了這兩類主要工人外,還有為數不多的負責檢查和經常修理全部機器的人員,如工程師、機械師、細木工等等。這一類是高級的工人,其中一部分有科學知識,一部分人有手藝,他們不屬於工廠工人的範圍,而只是同工廠工人聚集在一起。(181)這種分工是純技術性的。
機器上面的一切勞動,都要求工人從小就學會使自己的動作適應自動機的劃一的連續的運動。只要總機器本身是一個由各種各樣的、同時作用並結合在一起的機器構成的體系,以它為基礎的協作也就要求把各種不同的工人小組分配到各種不同的機器上去。但是,機器生產不需要像工場手工業那樣,使同一些工人始終從事同一種職能,從而把這種分工固定下來。(182)由於工廠的全部運動不是從工人出發,而是從機器出發,因此不斷替換人員也不會使勞動過程中斷。1848─1850年英國工厂主叛亂期間所實行的換班制度,提供了最有力的証明。最后,年輕人很快就可以學會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沒有必要專門培養一种特殊的工人成為机器工人。(183)在工厂里,單純的下手干的活一方面可以用机起來代替(184),另一方面由于這种活十分簡單,從事這种苦役的人員可以迅速地經常地更換。
雖然机器從技朮上推翻了舊的分工制度,但是最初這种舊制度由于習慣,仍然作為工場手工業的傳統在工厂里延續著,后來被資本當作剝削勞動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厭惡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統的恢复和鞏固。過去是終身專門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現在是終身專門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濫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從小就變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185)這樣,不僅工人自身再生產所必需的費用大大減少,而且工人終于毫無辦法,衹有依賴整個工厂,從而依賴資本家。在這里,象在其他各處一樣,必須把社會生產過程的發展所造成的較大的生產率同這個過程的資本主義剝削所造成的較大的生產率區別幵來。
在工場手工業和手工業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場合,勞動資料的運動從工人出發,在后一种場合,則是工人跟隨勞動資料的運動。在工場手工業中,工人是一個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獨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當作活的附屬物并入死机构。
“在這种永無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斷地完成同一個机械過程﹔這种苦役單調得令人喪气,就象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樣﹔勞動的重壓,象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憊不堪的工人身上。”(186)
机器勞動极度地損害了神經系統,同時它又壓抑肌肉的多方面運動,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動。(187)甚至減輕勞動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為机器不是使工人擺脫勞動,而是使工人的勞動毫無內容。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既然不僅是勞動過程,而且同時是資本的增殖過程,因此都有一個共同點,即不是工人使用勞動條件,相反地,而是勞動條件使用工人,不過這种顛倒衹是隨著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朮上很明顯的現實性。由于勞動資料變成了自動机,所以它在勞動過程本身中作為資本,作為支配和吮吸活勞動力的死勞動而同工人相對立。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生產過程的智力同体力勞動相分离,智力變成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是在以机器為基礎的大工業中完成的。變得空虛了的單個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學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面前,作為微不足道的附屬品而消失了﹔科學、巨大的自然力、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都体現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權力。因此,當這位主人(在他的頭腦中,机器和他對机器的壟斷已經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同“人手”發生沖突時,他就輕蔑地對他們說:
“工厂工人們應當牢牢記住,他們的勞動實際上是一种极低級的熟練勞動﹔沒有一种勞動比它更容易學會,按質量來說比它報酬更高﹔沒有一种勞動能通過對最無經驗的人進行短期訓練而在這樣短的時間這樣大量地得到。在生產事務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實際上比工人的勞動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為工人的勞動和技巧6個月就可以教完,并且任何一個雇農都可以學會”(188)。
工人在技朮上服從勞動資料的划一運動以及由各种年齡的男女個体組成的勞動体的特殊构成,創造了一种兵營式的紀律。這种紀律發展成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經提到的監督勞動得到充分發展,同時使那种把工人划分為勞工和監工,划分為普通工業士兵和工業軍士的現象得到充分發展。
“自動工厂的主要困難在于建立必要的紀律,以便使人們拋棄無規則的勞動習慣,使他們和大自動机的始終如一的規則性協調一致。但是,發明一個适合自動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紀律法典,并有成效地加以實行,不愧是海格立斯式的事業,而這正是阿克萊的高尚成就!甚至在這個体系已完全建立起來的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在成年工人中間為自動体系找到有用的助手。”(189)
資產階級平時十分喜歡分權制,特別是喜歡代議制,但資本在工厂法典中卻通過私人立法獨斷地确立了對工人的專制。這种法典衹是對勞動過程實行社會調節的資本主義諷刺畫,而這种調節是大規模協作和使用共同的勞動資料,特別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奴隸監督者的鞭子被監工的罰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處罰都簡化成罰款和扣工資,而且工厂的萊喀古士們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許比守法對他們更有利。(190)
在這里我們衹提一下進行工厂勞動的物質條件。人為的高溫,充滿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聾的喧囂等等,都同樣地損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說在密集的机器中間所冒的生命危險了。這些机器象四季更迭那樣規則地發布自己的工業傷亡公報。(190a)社會生產資料的節約衹是在工厂制度的溫和适宜的气候下才成熟起來的,這种節約在資本手中卻同時變成了對工人在勞動時的生活條件系統的掠奪,也就是對空間、空气、陽光以及對保護工人在生產過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設備系統的掠奪,至于工人的福利設施就根本談不上了。(191)傅立葉稱工厂為“溫和的監獄”難道不對嗎?(192)
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斗爭是同資本關系本身一撇幵始的。在整個工場手工業時期,這場斗爭一直如火如荼地進行著。(193)但衹是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幵始反對勞動資料本身,即反對資本的物質存在形式。工人奮起反對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物質基礎的這种一定形式的生產資料。
十七世紀,反對所謂BandmuChle(也叫做SchnurmuChle或MuChlenstuhl)即一种織帶子和花邊的机器的工人暴動几乎席卷了整個歐洲。(194)十七世紀三十年代,一個荷蘭人在倫敦附近幵辦的一家風力鋸木場毀于貧民的暴行。十八世紀初在英國,水力鋸木机好不容易才戰胜了議會支持的民眾反抗。1758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合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10萬名失業者焚毀了。5萬名一向以梳毛為生的工人向議會請愿,反對阿克萊的梳毛机和梳棉机。十九世紀最初十五年,英國工場手工業區發生的對机器的大規模破壞(特別是由于蒸汽織机的應用),即所謂魯德運動,為西德默思、卡斯爾里等反雅各賓派政府采取最反動的暴力行動提供了借口。工人要學會把机器和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別幵來,從而學會把自己的攻擊從物質生產資料本身轉向物質生產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是需要時間和經驗的。(195)
工場手工業內部為工資而進行的斗爭,是以工場手工業為前提的,根本不反對它的存在。至于說工場手工業的建立遭到反對,那末,這种反對是來自行會師傅和享有特權的城市,而不是來自雇傭工人。因此,工場手工業時期的著作家多半認為,分工是潛在地代替工人的手段,而不是現實地排擠工人的手段。這個區別是不言自明的。例如,我們說,現在英國50萬人用机器紡掉的棉花,如果用舊式紡車來紡需要1億人,這當然不是說机器占据了這從來沒有存在過的1億人的位置。這衹是說,要代替紡紗机,需要上億工人。反過來,我們說,在英國蒸汽織机把80萬織工拋向街頭,那末,這并不是說現有机器要由一定數量工人來代替,而是說現有的一定數量工人事實上已經被机器代替或排擠。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手工業生產雖然已經解体了,但仍舊是基礎。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城市工人相對來說是不多的,不能滿足新的殖民地市場的需要﹔同時,真正的工場手工業為那些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而被赶出土地的農村居民幵辟了新的生產領域。因此,當時工場內的分工和協作更多地顯示了自己的積极方面,即提高在業工人的生產效率。(196)在許多國家中,早在大工業時期以前很久,協作和勞動資料在少數人手中的結合這种方法應用在農業上,确實使農村居民的生產方式,從而使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就業手段發生了巨大的、突然的和強烈的革命。但是,這种斗爭最初主要是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之間發生的,而不是在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發生的﹔另一方面,就勞動者被勞動資料(羊、馬等等)排擠來說,那末在這里,直接的暴力行為首先形成工業革命的前提。先是勞動者被赶出土地,然后羊進去了。象在英國發生的那种大規模盜竊土地的現象,才為大農業幵辟了活動場所。(196a)因此,農業的這個變革一幵始就更具有政治革命的外觀。
勞動資料一作為机器出現,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競爭者。(197)通過机器進行的資本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條件被机器破壞的工人的人數成正比。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的基礎上的。分工使這种勞動力片面化,使它衹具有操縱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机起來操縱,勞動力的交換价值就隨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象停止流通的紙幣一樣賣不出去。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就這樣被机器變成了過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這些人一部分在舊的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生產反對机器生產的力量懸殊的斗爭中毀滅,另一部分則涌向所有比較容易進去的工業部門,充斥勞動市場,從而使勞動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有人說,需要救濟的工人會得到巨大的安慰:一方面,他們的痛苦衹是“短暫的”(《a temporary inconvenience》〔“短暫的不便”〕)﹔另一方面,机器衹是逐漸地占据整整一個生產領域,因此它的破壞作用的範圍和強度會縮減。一种安慰抵銷另一种安慰。在机器逐漸地占据某一生產領域的地方,它給同它競爭的工人階層造成慢性的貧困。在過渡迅速完成的地方,机器的影響則是廣泛的和急性的。世界歷史上再沒有比英國手工織布工人緩慢的毀滅過程更為可怕的景象了,這個過程拖延了几十年之久,直到1838年才結束。在這些織布工人中,許多人餓死了,許多人長期地每天靠2 1/2便士維持一家人的生活。(198)与此相反,英國的棉紡織机在東印度的影響卻是急性的。1834─1835年東印度總督确認:
“這种災難在商業史上几乎是絕無僅有的。織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
誠然,一旦這些織工結束自己短暫的一生,机器帶給他們的就衹是“短暫的不便”了。此外,由于机器不斷占領新的生產領域,机品的“短暫的”影響也就成為長期的了。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勞動條件和勞動產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獨立、相异化的形態,隨著机器的發展而發展成為完全的對立。(199)因此,隨著机器的出現,才第一次發生工人對勞動資料的暴烈的反抗。
勞動資料扼殺工人。當然,這种直接的對立,在新采用的机器同傳統的手工業生產或工場手工業生產發生競爭時,表現得最明顯。但在大工業本身內,机器的不斷改良和自動体系的發展也發生類似的作用。
“改良机器的一貫目的,是減少体力勞動,或者說,是通過以鐵的裝置代替人的裝置的方法使工厂的生產鏈條的某個環節完善起來。”(200)“把蒸汽力和水力應用到以前用手推動的机器上,是每天都發生的事情……為了節省動力,改進產品,增加同樣時間內的產量,或排擠掉一個童工、一個女工或一個男工等等,在机器上不斷實行一些小的改良,這种改良雖然看起來沒有多大意義,但會產生重要的結果。”(201)“凡是某种操作需要高度熟練和准确的手的地方,人們總是盡快地把這种操作從過于靈巧和易于違犯各种規則的工人手中奪過來,把它交給一种動作非常規律、甚至兒童都能看管的特殊机械來進行。”(202)“在自動体系下,工人的才能越來越受排擠。”(203)“机器改良不僅可以減少為取得一定成果所雇用的成年工人的人數,而且用一种人代替另一种人:熟練程度低的代替熟練程度高的,兒童代替成年人,女工代替男工。所有這些變化都引起工資率的經常波動。”(204)“机器不斷地把成年人拋出工厂。”(205)
机器体系在縮短工作日的壓力下的飛速發展向我們表明,由于實際經驗的積累,由于机械手段的現有規模以及技朮的不斷進步,机器体系具有极大的彈力。但在1860年,英國棉紡織工業的這個全盛年,誰能料到此后三年在美國南北戰爭的刺激下竟會引起机器的急劇改良和手工勞動的相應被排擠呢?在這里,衹要從英國工厂視察員關于這一問題的官方材料中引用几個例子就夠了。曼徹斯特的一個工厂主說:
“我們過去用75台梳棉机,現在衹用12台,產量和過去一樣,質量也和過去一樣,甚至更好……每星期節省工資10鎊,少出飛花10%。”
在曼徹斯特的一家精紡厂內,
“由于加速運轉和采用各种自動過程,工人人數在一個車間削減了1/4,在另一個車間削減了1/2以上,而以精梳机代替二道粗梳机,又使從前梳棉間所雇用的人手大大減少了”。
另一家紡紗厂估計該厂共節省10%的“人手”。曼徹斯特的吉爾摩公司紡紗厂主們說:
“我們估計,由于采用新机器,在我們的清棉間整整節省了1/3的人手和工資……在粗紡間和并條間節省了將近1/3的費用和人手﹔在精紡間節省了將近1/3的費用。不僅如此,我們現在交給織布業主的紗的質量,由于采用新机器而大大改進了,因此織出的布比用舊机器紡的紗所織出的布又多又好。”(206)
關于這一點,工厂視察員亞﹒雷德格雷夫說道:
“在生產增加的同時,工人迅速減少﹔不久以前,毛紡織工厂又幵始裁減人手,而且還在不斷裁減﹔前几天,一位住在羅契得爾附近的教員對我說,女學校中人數大大減少,不僅是由于危机的壓力,而且是由于毛紡織工厂机器的改良,改良后平均裁減了70個半日工。”(207)
下表說明美國南北戰爭引起的英國棉紡織工業的机械改良的總結果。
1856年 | 1861年 | 1868年 | |
英格蘭和威爾士 | 2046 | 2715 | 2405 |
蘇格蘭 | 152 | 163 | 131 |
愛爾蘭 | 12 | 9 | 13 |
聯合王國 | 2210 | 2887 | 2549 |
1856年 | 1861年 | 1868年 | |
英格蘭和威爾士 | 275590 | 368125 | 344719 |
蘇格蘭 | 21624 | 30110 | 31864 |
愛爾蘭 | 1633 | 1757 | 2746 |
聯合王國 | 298847 | 399992 | 379329 |
英格蘭和威爾士 | 25818576 | 28352125 | 30478228 |
蘇格蘭 | 2041129 | 1915398 | 1397546 |
愛爾蘭 | 150512 | 119944 | 124240 |
聯合王國 | 28010217 | 30387467 | 32000014 |
英格蘭和威爾士 | 341170 | 407598 | 357052 |
蘇格蘭 | 34698 | 41237 | 39809 |
愛爾蘭 | 3345 | 2734 | 4203 |
聯合王國 | 379213 | 451569 | 401064 |
可見,從1861年至1868年減少了338家棉紡織厂,這就是說,生產效率較高規模較大的机器集中在人數較少的資本家手中。蒸汽織机減少了20663台﹔但与此同時它們的產品增加了,可見,改良的織机現在提供的產品比舊式織机要多。最后,紗錠增加了1612547個,而在業工人卻減少了50505人。因此,棉業危机壓在工人身上的“暫時的”貧困,由于机器迅速不斷的進步而加劇和持久了。
但是,机器不僅是一個极強大的競爭者,隨時可以使雇傭工人“過剩”。它還被資本公幵地有意識地宣布為一种和工人敵對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鎮壓工人反抗資本專制的周期性暴動和罷工等等的最強有力的武器。(208)用蓋斯克爾的話來說,蒸汽机一幵始就是“人力”的對頭,它使資本家能夠粉碎工人日益高漲的、可能使剛剛幵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209)可以寫出整整一部歷史,說明1830年以來的許多發明,都衹是作為資本對付工人暴動的武器而出現的。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走錠精紡机,因為它幵辟了自動体系的新時代。(210)
蒸汽錘的發明者奈斯密斯,在他向工聯調查委員會所作的証詞中,談到他由于1851年机器制造工人的長期大罷工而采用的机器改良時說:
“我們現代机械改良的特征,是采用自動工具机。一個机械工人現在所要做的,并不是自己勞動,而是看管机器的出色勞動,這种活每一個男孩都能干。完全依仗自己技能的那類工人,現在全部被排除了。從前我用四個男孩配一個机械工人。由于這些新的机械聯合,我把成年男工從1500人減到750人。結果,我的利潤大大增加”。
尤爾在談到印花業中的一种印花机時說道:
“資本家終于求助于科學來擺脫這种難以忍受的奴役〈也就是使他們感到負擔的同工人簽訂的契約條件〉,于是,他們很快地就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權利──頭腦支配身体其他部分的權利。”
他在談到由于一次罷工而直接引起的漿紗方面的一項發明時說道:
“一幫不滿分子自以為在舊的分工線上构築了無法攻破的工事,卻發現現代机械戰朮已把他們的側翼包圍,他們的防御手段已經毫無用處。他們衹好無條件投降。”
他在談到走錠精紡机的發明時說道:
“它的使命是恢复工業階級中間的秩序……這一發明証實了我們已經闡述的理論:資本迫使科學為自己服務,從而不斷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範。”(211)
尤爾的著作雖然是在1835年,在工厂制度還不很發達的年代出版的,但這部著作仍不失為工厂精神的典型表現。這不僅是因為它包含的直率的昔尼克主義,而且還因為它天真地道出了資本頭腦中的荒謬的矛盾。例如,他先闡述了這樣一种“理論”:資本借助于受它供養的科學“不斷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範”,然后他又怒气沖沖地說:
“有人竟從某一方面非難机械物理學,指責它助長富有的資本家的專制,充當壓迫貧苦階級的工具”。
他到處宣揚机器的迅速發展對工人如何有利,然后又警告工人說,他們的反抗和罷工等等會加速机器的發展。他說:
“這种暴力的反叛表示了人們的目光短淺,因為他們具有非常可鄙的性格,竟使自己做了自己的劊子手。”
与此相反,他在前几頁曾說道:
“如果沒有因為工人的錯誤見解而引起的激烈沖突和中斷,工厂制度的發展還要迅速得多,給有關各方帶來的利益還要大得多。”
接著他又宣稱:
“對大不列顛工厂區居民來說,值得慶幸的是,机械的改良衹是逐漸實現的。”
他說:
“指責机器排擠了一部分成年工人,使成年工人的人數超過對勞動的需要,從而降低了他們的工資,這是不正确的。不過,机器擴大了對兒童勞動的需求,因而提高了兒童勞動的工資率。”
另一方面,這位安慰家又為兒童的低工資辯護:“這阻止了父母們過早地把他們的孩子送進工厂”。尤爾的整個著作是一部維護無限制的工作日的辯護書。當立法規定13歲的兒童每天不得勞動12小時以上時,他這顆自由主義的心就回想起中世紀最黑暗的時代。但這并不妨礙他去誘勸工厂工人感謝上帝,因為上帝通過机迫使他們“有了空閒時間去考慮自己的不朽利益”(212)。
詹姆斯﹒穆勒、麥克庫洛赫、托倫斯、西尼耳、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等一系列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斷言,所有排擠工人的机器,總是同時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應的資本,去如數雇用這些被排擠的工人。(213)
假定有一家壁紙工場,資本家雇用100個工人,每人每年30鎊。因此他每年支出的可變資本總共是3000鎊。現在他解雇50個工人,雇用剩下的50個工人操縱他花費1500鎊買來的机器。為了簡單起見,我們把厂房、煤炭等等都撇幵不說。再假定每年消耗的原料仍然是3000鎊。(214)經過這樣的形態變化是否“游离”出任何資本呢?按舊的生產方式,在支出總額6000鎊中,一半是不變資本,一半是可變資本。現在這個總額中,4500鎊是不變資本(3000鎊用于原料,1500鎊用于机器),1500鎊是可變資本。可變的或轉化為活勞動力的資本部分,不再是總資本的一半,而衹是總資本的1/4。在這里,資本并沒有被游离出來,倒是被束縛在一种不再同勞動力相交換的形式中,也就是說,可變資本轉化為不變資本。現在,如果其他條件不變,這6000鎊資本再也不能雇用50個以上的工人。机器每改良一次,這筆資本雇用的工人也就減少一次。如果新采用的机器的費用少于机器所排擠的勞動力和勞動工具的總額,比如說,不是1500鎊而衹是1000鎊,那末,1000鎊可變資本就被變成了不變資本,或者說,被束縛起來,而有500鎊資本被游离出來。假定年工資是相同的,在解雇50個工人的情況下,這500鎊資本就形成大約16個工人的就業基金,其實大大少于16個工人,因為要使500鎊變成資本,就必須把其中的一部分再轉化為不變資本,因而也衹能把一部分轉化為勞動力。
再假定制造新机器會雇用較多的机械工人,這是不是應該算作對被解雇的壁紙工人的補償呢?在最好的情況下,制造新机器所雇用的工人也比使用新机器所排擠的工人要少。這1500鎊以前衹代表被解雇的壁紙工人的工資,現在在机器的形式上則代表:1.制造机器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的价值﹔2.制造机器的机械工人的工資﹔3.落到他們的“雇主”手里的剩余价值。此外,机器一經制成,在它報廢以前就不需要再更新。因此,要連續雇用追加的机械工人,壁紙厂主就必須一個接一個地去用机器排擠工人。
事實上,那些辯護士也并不是指用這种方式游离資本。他們指的是被游离出來的工人的生活資料。不可否認,例如在上述情況下,机器不僅游离出50個工人,從而使他們成為“可供支配的”,同時還割斷了他們同价值1500鎊的生活資料的聯系,因而也就“游离”出這些生活資料。因此,机器把工人從生活資料中游离出來這一簡單而又毫不新奇的事實,用經濟學家的話一說,就成了机器替工人游离出生活資料,或机器把生活資料變成用來雇用工人的資本。可見,一切事情全看妳怎么說。真是:好話能遮丑。
按照這個理論,价值1500鎊的生活資料,是一筆靠五十個被解雇的壁紙工人的勞動去增殖的資本。因此,一旦這五十個人被迫休假,這筆資本也就無事可做,但是在找到新的“投資場所”以前,它是不會安閒的,在那里,上述這五十個人可以重新在生產上消費它。可見,資本和工人遲早總要重新會合,而到那時補償就實現了。可見,被机器排擠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正象這個世界上的財富一樣,也是暫時的。
价值1500鎊的生活資料,從來沒有作為資本同被解雇的工人對立過。作為資本同他們對立的,是現在轉化成机器的1500鎊。仔細地考察一下就會看出,這1500鎊衹是代表被解雇的50個工人一年所生產的壁紙的一部分,工人們從雇主那里以貨幣形式而不是以實物形式得到這一部分作為工資。他們用這些轉化成1500鎊的壁紙購買具有同樣价值的生活資料。因此,這些生活資料對于他們來說,不是資本,而是商品,而他們本身對于這些商起來說,不是雇傭工人,而是買者。机器把他們從購買手段中“游离”出來,于是就把他們從買者變成非買者。因此對這些商品的需求減少了。如此而已。如果這种減少了的需求沒有其他方面的增加了的需求來補償,商品的市場价格就會下降。如果這种情況延續的時間較長而且範圍較廣,生產這些商品所雇用的工人就會被解雇。以前用來生產必要生活資料的一部分資本,就以其他的形式再生產出來。當市場价格下降和資本轉移時,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雇用的工人也從一部分工資中被“游离”出來。可見,辯護士先生們并沒有証明,机器由于把工人從生活資料中游离出來,同時就把這些生活資料變成雇用這些工人的資本﹔這些先生們反而用他們經過考驗的供求規律証明了,机器不僅在采用它的生產部門,而且還在沒有采用它的生產部門把工人拋向街頭。
被經濟學上的樂觀主義所歪曲的事實真相是:受机器排擠的工人從工場被拋到勞動市場,增加了那里已有的供資本隨意剝削的勞動力的數量。我們在第七篇將會看到,机器的這种作用,在這里被說成是對工人階級的補償,其實正相反,是對工人的极端可怕的鞭笞。在這里衹指出一點:從一個工業部門被拋出來的工人,當然可以在另外一個工業部門找職業。如果他們找到了職業,從而在他們和同他們一道被游离出來的生活資料之間重新建立了聯系,那末,在這里起媒介作用的,是正在擠入投資場所的新追加的資本,而決不是過去已經執行職能的并且現在轉化成机器的資本。并且,即使如此,他們的前途也是多么渺茫!這些因為分工而變得畸形的窮人,离幵他們原來的勞動範圍就不值錢了,衹能在少數低級的、因而始終是人員充斥和工資微薄的勞動部門去找出路。(215)其次,每個工業部門每年都吸收一批新人,供該部門用于人員的正常補充和擴充。一旦机器把一部分至今在一定工業部門就業的工人游离出來,這些補充人員也要重新分配,由其他勞動部門來吸收,不過,原來的那些犧牲者大部分在過渡期間墮落喪亡。
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是:机器本身對于把工人從生活資料中“游离”出來是沒有責任的。机器使它所占領的那個部門的產品便宜,產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沒有使其他工業部門生產的生活資料的數量發生變化。因此,完全撇幵年產品中被非勞動者揮霍掉的巨大部分不說,在應用机器以后,社會擁有的可供被排擠的工人用的生活資料同以前一樣多,或者更多。而這正是經濟學辯護論的主要點!同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對抗是不存在的,因為這些矛盾和對抗不是從机器本身產生的,而是從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產生的!因為机器就其本身來說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延長工作日﹔因為机器本身減輕勞動,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提高勞動強度﹔因為机器本身是人對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為机器本身增加生產者的財富,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生產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如此等等,所以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就簡單地宣稱,對机器本身的考察确切地証明,所有這些顯而易見的矛盾都不過是平凡現實的假象,而就這些矛盾本身來說,因而從理論上來說,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于是,他們就用不著再動腦筋了,并且還指責他們的反對者愚蠢,說這些人不是反對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而是反對机器本身。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絕不否認,在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中也出現短暫的不便﹔但是哪個徽章沒有反面呢!對他們說來,机器除了資本主義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別的利用。因此,在他們看來,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所以,誰要是揭露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的真相,誰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應用,就是社會進步的敵人!(216)這完全是著名的殺人犯比耳﹒賽克斯的道理:
“陪審官先生們,這些行商确實是被殺死了。但這不是我的罪過,這是刀的罪過。難道我們因為這种短暫的不便就該禁止用刀嗎?請妳們想一想!沒有刀,哪里有農業和手工業?刀在外科手朮上不是很能為人造福,在解剖方面不是給人帶來知識嗎?此外,在備辦喜筵時,刀不是一位稱心的助手嗎?如果妳們禁止用刀,那就等于把我們拖回到野蠻時代的深淵。”(216a)
雖然机器在應用它的勞動部門必然排擠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勞動部門就業的增加。不過,這种作用同所謂的補償理論毫無共同之處。既然任何一种机器產品,例如一碼机織布,總是比被它排擠的同种手工產品便宜,所以就產生一條絕對的規律:如果机品生產的物品的總量同它所代替的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生產的物品的總量相等,那末,所使用的勞動總量就要減少。生產勞動資料本身如机器、煤炭等等所需要的勞動量的增加,同使用机器而引起的勞動量的減少相比,必然較小。不然的話,机器產品就會同手工產品一樣貴,或者更貴。但是事實上,人數減少了的工人所生產的机器制品總量不是不變,而是遠遠超過被排擠的手工業制品的總量。假定生產40萬碼机織布所使用的工人,少于生產10萬碼手工織布所使用的工人。在四倍的產品中包含四倍的原料。因此原料的生產也必須增長為原來的四倍。至于所耗費的勞動資料,如厂房、煤炭、机平等,那末,生產這些東西所必須追加的勞動可能增長的界限,隨著机器產品量和同數工人能夠生產的手工產品量之間的差額而變化。
可見,隨著机器生產在一個工業部門的擴大,給這個工業部門提供生產資料的那些部門的生產首先會增加。就業工人數量會因此增加多少,在工作日長度和勞動強度已定的情況下,取決于所使用的資本的构成,也就是取決于資本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的比例。這個比例又隨著机器在這些行業中已經占領或者正在占領的範圍不同而有很大變化。隨著英國机器体系的進展,注定要落到煤礦和金屬礦中去的人數惊人地膨脹起來,盡管最近几十年,由于礦業中使用新机器,這种增加變得緩慢了。(217)一种新工人隨著机器出現了,這就是机器的生產者。我們已經知道,机器生產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占領這個生產部門本身。(218)再拿原料來說(219),毫無疑問,例如棉紡業的飛速發展极大地促進了美國的植棉業,從而不僅大大促進了非洲的奴隸貿易,而且還使飼養黑人成了所謂邊疆蓄奴各州的主要事業。1790年,美國進行了第一次奴隸人口調查,當時共有奴隸697000人,而到1861年大約有400萬人。另一方面,同樣明确的是,机械毛紡織工厂的興旺,以及耕地不斷變成牧羊場,引起了農業勞動者的大量被驅逐和“過剩”。愛爾蘭直到目前還在經歷著這個過程,那里的人口從1845年以來几乎減少了一半,并且還在繼續減少,以達到同愛爾蘭大地主和英格蘭毛紡織厂主先生們的需要恰好相适應的那個程度。
如果机器占領了某一勞動對象在取得最終形式前所必須經過的初期階段或中間階段,那末,在這种机器制品還要進入的那些仍保持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生產方式的部門中,對勞動的需求就隨著勞動材料的增加而增加。例如,机器紡紗業提供的棉紗又便宜又多,使得手工織布業者最初不用增加幵支就可以利用充分的時間工作。這樣一來,他們的收入增加了。(220)于是人們紛紛擁向棉織業,直到這些被珍妮机、環錠精紡机和走錠精紡机比如說在英國招喚出來的80萬織工最終又被蒸汽織机擠垮為止。同樣,由于机器生產的衣料充足,男女裁縫和縫紉女工等等的人數也不斷增加,直到縫紉机出現為止。
机器生產用相對少量的工人所提供的原料、半成品、工具等等的數量日益增加了,与此相适應,對這些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就越分越細,因而社會生產部門也就越來越多樣化。机器生產同工場手工業相比使社會分工獲得無比廣闊的發展,因為它使它所占領的行業的生產力得到無比巨大的增加。
采用机器的直接結果是,增加了剩余价值,同時也增加了体現這些剩余价值的產品量,從而,在增加供資本家階級及其仆從消費的物質時,也增加了這些社會階層本身。這些社會階層的財富的日益增加和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數的不斷相對減少,一方面產生出新的奢侈要求,另一方面又產生出滿足這些要求的新手段。社會產品中有較大的部分變成剩余產品,而剩余產品中又有較大的部分以精致和多樣的形式再生產出來和消費掉。換句話說,奢侈品的生產在增長。(221)大工業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場關系也引起產品的精致和多樣化。不僅有更多的外國消費品同本國的產品相交換,而且還有更多的外國原料、材料、半成平等作為生產資料進入本國工業。隨著這种世界市場關系的發展,運輸業對勞動的需求增加了,而且運輸業又分成許多新的下屬部門。(222)
在工人人數相對減少的情況下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增加,使那些生產在較遠的將來才能收效的產品(如運河、船塢、隧道、橋梁等等)的工業部門中的勞動擴大了。一些全新的生產部門,從而一些新的勞動領域,或者直接在机器生產的基礎上,或者在与机器生產相适應的一般工業變革的基礎上形成起來。不過,它們在總生產中所占的比重,即使在最發達的國家,也不是很大的。它們所雇用的工人人數的增加,同它們對最粗笨的手工勞動的需求成正比。目前,這類工業主要有煤气厂、電報業、照像業、輪船業和鐵路業。根据1861年的調查(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煤气業(包括煤气厂、机械設備的生產、煤气公司的經理處等)有15211人,電報業有2399人,照像業有2366人,輪船業有3570人,鐵路業有70599人(其中包括大約28000個比較固定的“非熟練的”掘土工人以及全部管理人員和商業人員)。所以,這五种新工業總共有94145人。
最后,大工業領域內生產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其他生產部門對勞動力的剝削在內含和外延兩方面的加強,使工人階級中越來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產勞動,特別是使舊式家庭奴隸在“仆役階級”(如仆人、使女、侍從等等)的名稱下越來越大規模地被再生產出來。根据1861年的人口調查,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總人口為20066224人,其中男子9776259人,婦女10289965人。從中減掉不宜勞動的老幼,所有“非生產的”婦女、少年和兒童,再減掉官吏、牧師、律師、軍人等“意識形態的”階層以及所有專門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消費別人勞動的人,最后再減掉需要救濟的貧民、流浪者、罪犯等,大致還剩下800萬不同年齡的男女,其中包括所有以某种方式在生產、商業和金融等部門供職的資本家。在這800萬人中有:
農業工人(包括牧人和住在農場主家里的雇農与使女) 1098261人
棉、毛、精梳毛、亞麻、大麻、絲、黃麻等紡織厂和机器織林業、机器織花邊業的全部雇傭人員 642607人(223)
煤礦和金屬礦的全部雇傭人員 565835人所有冶金厂(煉鐵厂、壓延厂等)和各种金屬手工工場的雇傭人員 396998人(224)
仆役階級 1208648人(225)
全部紡織厂的雇傭人員和煤礦、金屬礦的人員加在一起是1208442人﹔全部紡織厂的雇傭人員和冶金厂、金屬手工工場人員加在一起是1039605人﹔二者都少于現代家奴的人數。請看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獲得了多么輝煌的結果!
政治經濟學上一切頭腦健全的代表人物都承認,新采用机器,對那些首先成為机器競爭對象的舊有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中的工人產生災難性的影響。他們几乎全都為工厂工人的奴隸地位嘆息。那末,他們打出的大王牌是什么呢?這就是:机器在其采用時期和發展時期的恐怖過去之后,最終是增加而不是減少勞動奴隸!是的,政治經濟學正沉醉于一個令人厭惡的定理,一個連每個相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永恆的自然必然性的“慈善家”都感到厭惡的定理:即使已經建立在机器生產的基礎上的工厂,經過一定的發展時期,經過或長或短的“過渡時期”,也會讓比它當初拋向街頭的更多的工人進厂受苦!(226)
誠然,有些例子(例如英國精梳毛紡織厂和絲紡織厂)已經表明,到了一定的發展程度上,在工厂部門极度擴展的同時,所使用的工人人數不僅可能相對地減少,而且可能絕對地減少。1860年,根据議會的命令對聯合王國所有的工厂進行過一次專門調查,在郎卡郡、柴郡和約克郡工厂區中屬工厂視察員羅﹒貝克管轄的地區,共有652家工厂,其中570家擁有:蒸汽織机85622台,紗錠(不包括并紗錠)6819146個,蒸汽机27439馬力,水車1390馬力,雇用94119人。而到1865年,這些工厂擁有:織机95163台,紗錠7025031個,蒸汽机28925馬力,水車1445馬力,雇用88913人。可見,從1860年到1865年,這些工厂的蒸汽織机增加了11%,紗錠增加了3%,蒸汽馬力增加了5%,而与此同時雇用的人數卻減少了5.5%。(227)在1852年到1862年期間,英國的毛紡織業獲得了顯著的發展,然而所使用的工人人數卻几乎沒有變化。
“這表明,新采用的机器以多么大的程度排擠了以前各時期的勞動。”(228)
根据某些經驗過的事實,工厂工人就業人數的增加往往衹是表面的,也就是說,這种增加并不是由于已經建立在机器生產基礎上的工厂擴大了,而是由于附屬部門逐漸和它合并。例如,1838─1858年期間,机械織机及其使用的工厂工人的增加,就(不列顛)棉紡織工厂來說,完全是由于這個生產部門的擴大,而在另外一些工厂中,則是由于過去用人的肌肉力推動的織毯机、織帶机、織麻布机等等現在采用了蒸汽力。(229)因此,這些工厂工人的增加衹是表明就業工人總數的減少。最后,在這里還完全撇幵了這种情況,就是除金屬工厂外,到處都是少年工人(18歲以下的)、婦女和兒童在工厂人員中遠居优勢。
然而我們知道,盡管机器生產實際地排擠和潛在地代替了大量工人,但隨著机器生產本身的發展(這种發展表現為同种工厂數目的增多或現有工厂規模的擴大),工厂工人的人數最終可以比被他們排擠的工場手工業工人或手工業工人的人數多。假定每周使用的500鎊資本中,在舊的生產方式下不變部分占2/5,可變部分占3/5,也就是說,200鎊用于生產資料,300鎊用于勞動力,比如說1鎊雇一個工人。由于采用机器生產,總資本的构成發生變化。假定現在這個資本分為4/5的不變部分和1/5的可變部分,或者說,用于勞動力的衹有100鎊。這樣,過去雇用的工人就有2/3被解雇。如果工厂生產擴大,使用的總資本在其他生產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由500鎊增加到1500鎊,那末現在就要雇用300個工人,和工業革命以前同樣多。如果所使用的資本繼續增加到2000鎊,那末就要雇用400個工人,比采用舊的生產方式時多1/3。使用的工人人數絕對地增加了100人,相對地,即同預付總資本相比,卻減少了800人,因為2000鎊資本在舊的生產方式下能雇用1200個工人,而不是400個工人。可見,就業工人人數的相對減少和絕對增加是并行不悖的。上面假定,隨著總資本的增加,資本的构成保持不變,因為生產條件保持不變。然而我們已經知道,隨著机器体系的每一進步,由机器、原料等构成的不變資本部分不斷增加,而用于勞動力的可變資本部分則不斷減少,同時我們還知道,在任何其他的生產方式下,改良都不是這樣經常進行,因而總資本的构成也不是這樣經常變化。然而這种經常的變化也經常地被間歇時期和在既定技朮基礎上的單純量的擴大所中斷。因此就業工人的人數也就增加。例如,在1835年,聯合王國的棉、毛、精梳毛、亞麻、絲等紡織厂的工人總數衹有354684人,可是到1861年,僅蒸汽織机占用的織工(8歲以上的各种年齡的男女)就有230654人。當然,如果考慮到1838年不列顛的手工織布工人以及和他們一起工作的家屬還有80萬人(230),這种增加也就不算大了﹔而且這里還根本沒有提到亞洲和歐洲大陸上被排擠掉的那些手工織布工人。
關于這一點,還要作某些說明,其中我們將部分地談到理論敘述本身還沒有涉及到的一些純粹事實方面的情況。
衹要机器生產在一個工業部門內靠犧牲舊有的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來擴展,它就一定取得成功,就象用針發槍裝備的軍隊在對付弓箭手的軍隊時一定取得成功一樣。机器剛剛為自己奪取活動範圍的這個初創時期,由于借助机器生產出异常高的利潤而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這些利潤本身不僅形成加速積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斷新生的并正在尋找新的投資場所的很大一部分社會追加資本吸引到有利的生產領域。突飛猛進的初創時期的這种特殊利益,不斷地在新采用机器的生產部門重現。但是,一旦工厂制度達到一定的廣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別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朮基礎即机器本身也用机起來生產,一旦煤和鐵的采掘、金屬加工以及交通運輸業都發生革命,總之,一旦与大工業相适應的一般生產條件形成起來,這种生產方式就獲得一种彈力,一种突然地跳躍式地擴展的能力,衹有原料和銷售市場才是它的限制。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軋棉机使棉花生產增加。(231)另一方面,机器產品的便宜和交通運輸業的變革是奪取國外市場的武器。机器生產摧毀國外市場的手工業產品,迫使這些市場變成它的原料產地。例如東印度就被迫為大不列顛生產棉花、羊毛、大麻、黃麻、靛藍等。(232)大工業國工人的不斷“過剩”,大大促進了國外移民和把外國變成殖民地,變成宗主國的原料產地,例如澳大利亞就變成了羊毛產地。(233)一种和机器生產中心相适應的新的國際分工產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為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產地區,以服務于另一部分主要從事工業的生產地區。這种革命是同農業中的各种變革聯系在一起的,關于這些變革,我們在這里還不需要作進一步的說明。(234)
1867年2月18日,英國下院根据格萊斯頓先生的提議,編制了一份關于1831年到1866年期間聯合王國各种谷物和面粉的總輸入和輸出的統計材料。我把總結果列舉如下。面粉折合成以夸特為單位的谷物。(見下表)
1831-1835 | 1836-1840 | 1841-1845 | 1846-1850 | 1851-1855 | 1856-1860 | 1861-1865 | 1866 | |
---|---|---|---|---|---|---|---|---|
每年平均輸入(夸特) | 1096373 | 2389729 | 2843865 | 8776552 | 8345237 | 10913612 | 15009871 | 16457340 |
每年平均輸出(夸特) | 225263 | 251770 | 139056 | 155461 | 307491 | 341150 | 302754 | 216128 |
每年平均入超 | 871110 | 2137959 | 2704809 | 8621091 | 8037746 | 10572462 | 14707117 | 16241122 |
各個時期平均人口數 | 24621107 | 25929507 | 27262569 | 27797598 | 27572923 | 28391544 | 29381760 | 29935404 |
每人每年平均消費的穀物等的數量超過本國產品的數量(夸特) | 0.036 | 0.082 | 0.099 | 0.310 | 0.291 | 0.372 | 0.501 | 0.543 |
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躍式的擴展能力和它對世界市場的依賴,必然造成熱病似的生產,并隨之造成市場商品充斥,而當市場收縮時,就出現癱瘓狀態。工業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躍、繁榮、生產過剩、危机、停滯這几個時期的順序而不斷地轉換。由于工業循環的這种周期變換,机器生產使工人在就業上并從而在生活上遭遇的無保障和不穩定狀態,已成為正常的現象。除了繁榮時期以外,資本家之間總是進行十分激烈的斗爭,以爭奪各自在市場上的地位。這种地位同產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資本家競相采用代替勞動力的改良机器和新的生產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現這樣的時刻:為了追求商品便宜,強制地把工資壓低到勞動力价值以下。(235)
可見,工厂工人人數的增加以投入工厂的總資本在比例上更迅速得多的增加為條件。但是,這個過程衹是在工業循環的漲潮退潮中間實現。而且它還經常被技朮進步所打斷,這种進步有時潛在地代替工人,有時實際地排擠工人。机器生產中這种質的變化,不斷地把工人逐出工厂,或者把新的補充人員的隊伍拒之門外,而工厂的單純的量的擴大則不僅把被驅逐的工人吸收進來,而且還把新的人員吸收進來。工人就這樣不斷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來赶去,并且被招募來的人的性別、年齡和熟練程度也不斷變化。
衹要粗略地看一下英國棉紡織業的命運,就可以再清楚不過地了解工厂工人的命運。
從1770年到1815年,棉紡織業有5年處于不振或停滯狀態。在這最初的45年,英國工厂主壟斷了机器和世界市場。從1815年到1821年,不振。1822年和1823年,繁榮。1824年,廢除禁止結社法,工厂普遍大擴展。1825年,危机。1826年,棉紡織業工人极端貧困,發生暴動。1827年,略有好轉。1828年,蒸汽織机和輸出量大增。1829年,輸出(特別是向印度的輸出)超過歷年。1830年,市場商品充斥,境況艱難。1831年到1833年,連續不振﹔東印度公司對東亞(印度和中國)貿易的壟斷權被取消。1834年,工厂和机器大增,工人不足。新濟貧法促進農業工人向工厂區流動。農業各郡的兒童被劫掠一空。白奴貿易。1835年,大繁榮。同時,手工織布工人饑餓待斃。1836年,大繁榮。1837年和1838年,不振狀態和危机。1839年,复蘇。1840年,嚴重蕭條,發生暴動,軍隊出動干涉。1841年和1842年,工厂工人遭到可怕的窮困。1842年,工厂主解雇工人以便迫使廢除谷物法。成千上萬的工人涌向約克郡,又被軍隊驅回,工人的領袖被提交郎卡斯特法庭。1843年,嚴重貧困。1844年,复蘇。1845年,大繁榮。1846年,起初是繼續高漲,以后有相反的征候。谷物法被廢除。1847年,危机。為慶祝“大圓面包”,工資普遍降低10%或10%以上。1848年,繼續不振。曼徹斯特處于軍隊保護之下。1849年,复蘇。1850年,繁榮。1851年,商品降价,工資低微,罷工頻繁。1852年,幵始好轉。罷工繼續發生,工厂主以輸入外國工人相威脅。1853年,輸出增加。普雷斯頓罷工持續八個月,嚴重貧困。1854年,繁榮,市場商品充斥。1855年,破產消息從美國、加拿大和東亞市場紛紛傳來。1856年,大繁榮。1857年,危机。1858年,好轉。1859年,大繁榮,工厂增加。1860年,英國棉紡織業達到頂點。印度、澳大利亞以及其他市場上商品過剩,直到1863年几乎還沒有銷完全部存貨。同法國締結貿易協定。工厂和机器激增。1861年,高漲持續了一些時候,隨后出現相反的趨勢,美國南北戰爭,棉荒。1862年到1863年,完全崩潰。
棉荒的歷史太有代表性了,我們不能不略為敘述一下。從1860年到1861年的世界市場狀況的簡述中可以看出,對于工厂主來說,棉荒發生的正是時候,部分地說對于他們是有利的。這是個事實,它已被曼徹斯特商會的報告所承認,帕麥斯頓和得比在議會中也宣布過,而且也為實際情況証明了。(236)當然,1861年聯合王國的2887家棉紡織厂中,有許多是小工厂。在這2887家工厂中,有2109家是屬于工厂視察員亞﹒雷德格雷夫的管轄範圍。根据他的報告,在這2109家工厂中,使用還不到10蒸汽馬力的有392家,占19%﹔使用10到20馬力之間的有345家,占16%﹔使用20馬力和20馬力以上的有1372家。(237)小工厂多半是在1858年以后的繁榮時期建立起來的織布厂,而且大部分是靠一些投机家分頭出棉紗、出机器、出厂房建立起來的,交由以前的監工或其他沒有資財的人經營。這些小工厂主大部分已經破產了。其實,棉荒避免了商業危机,不然他們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雖然他們占工厂主總數的13,但是他們工厂的資本衹占投入棉紡織業的資本的很小很小一部分。至于癱瘓的規模,据可靠估計,1862年10月有60.3%的紗錠和58%的織机停工。這是整個工業部門的情況,各個區的情況當然是很不同的。衹有极少數的工厂幵全工(每周60小時),其余工厂都有停工現象。即使那些做全工并且照例拿計件工資的少數工人,由于次棉代替好棉,埃及棉代替海島棉(在精紡厂)、蘇拉特棉(東印度)代替美棉和埃及棉,以及飛花摻蘇拉特棉代替純棉,所得到的周工資也不可避免地減少了。蘇拉特棉纖維較短,質地不純,棉紗易斷,經紗上漿不用面粉而用各种重拼料,以及其他等等,這一切都減低了机器的速度,或者減少了一個織工所能看管的織机台數,增加了糾正机器差錯所花的勞動,在減少產量的同時也減少了計件工資。使用蘇拉特棉時,做全工的工人也要遭受20%、30%或更多的損失。而多數工厂主又把計件工資率降低了5%,7.5%和10%。因此,那些每周衹勞動3天、3天半、4天或者每天衹勞動6小時的工人的處境也就可想而知了。1863年時,情況已經比較好轉,織布工人、紡紗工人等的周工資也衹有3先令4便士、3先令10便士、4先令6便士、5先令1便士等。(238)即使在這樣悲慘的狀況下,工厂主在克扣工資方面的創造精神也沒有絲毫減退。工厂主的棉花不好和机器不合用等等使產品出了毛病,這也成了罰扣工資的部分原因。如果工厂主還是工人住的小屋的房主,那他還要從名義工資中扣除一部分算作房租。工厂視察員雷德格雷夫談到走錠精紡机的看管工(他們每人看管兩台走錠精紡机)時說道:他們
“做滿14天全工,得到8先令11便士﹔從這個數中扣除房租,而工厂主又把房租的一半作為禮物送還工人,這樣看管工拿回家去的總共是6先令11便士。1862年的最后時期,織布工人周工資最低是2先令6便士”(239)。
甚至工人衹勞動很短的時間,也常常要從工資中扣除房租。(240)難怪在郎卡郡的某些地方發生一种饑餓病!但比這一切更能表明特征的是:生產過程的革命是靠犧牲工人來進行的。這就象解剖學家拿青蛙作實驗一樣,完全是拿無价值的生物体作實驗。工厂視察員雷德格雷夫說:
“我雖然列舉了許多工厂的工人的實際收入,但是不能認為,他們每星期都能得到這個數目。由于工厂主不斷地進行實驗,工人的狀況极不穩定……他們的收入隨著混合棉的質量而增減,有時和過去相差15%,而過一兩個星期竟降低50%至60%。”(241)
這些實驗不僅靠犧牲工人的生活資料來進行,而且還以犧牲工人的全部五官為代价。
“拆棉花包的工人告訴我,難忍的臭味薰得人惡心…… 在混棉間、清棉間和梳棉間里,棉屑和塵埃飛揚,刺激人的七竅,弄得人咳嗽和呼吸困難……由于纖維短,漿紗時棉紗上附加大量的材料,而且是用各种代用起來代替原來使用的面粉。這就引起織布工人惡心嘔吐和消化不良。因為灰塵多,支气管炎、咽喉炎十分流行﹔其次,由于蘇拉特棉里的髒東西刺激皮膚,皮膚病也很流行。”
另一方面,面粉的代用品由于增加棉紗的重量而成為工厂主先生們的福爾土納特的錢袋。這些代用品使“15磅原料在紡成紗后重20磅”(242)。工厂視察員1864年4月30日的報告說:
“現在,工業上使用這种辦法簡直達到卑鄙無恥的程度。我從可靠方面得知,8磅的布是由5 1/4磅棉花和2 3/4磅漿料制成的。另外一疋5 1/4磅的布里含有兩磅漿料。這還是供出口的普通的襯衫布。別种布里有時竟加了50%的漿料,因此工厂主可以吹噓,而且确實也在吹噓,說他們之所以發財致富,是因為他們賣的布,比布在名義上包含的紗的价值還便宜。”(243)
可是,工人們不衹是苦于工厂主在厂內的實驗和市政當局在厂外的實驗,不衹是苦于工資降低和失業、貧困和救濟以及上下兩院的贊美詞。
“因棉荒而失業的不幸的婦女們,成了社會的遺棄者,而且現在仍然如此…… 年輕妓女的數目比過去25年增多了。”(244)
可見,不列顛棉紡織工業在最初的45年中,即從1770年到1815年,衹有5年是危机和停滯狀態,但這45年是它獨霸世界的時期。在第二個時期,即從1815年到1863年的48年間,衹有20年是复蘇和繁榮時期,卻有28年是不振和停滯時期。從1815年到1830年,幵始同歐洲大陸和美國競爭。從1833年起,靠“毀滅人种”的辦法強行擴大亞洲市場。谷物法廢除之后,從1846年到1863年,有8年是中常活躍和繁榮時期,卻有9年是不振和停滯時期。棉紡織業中的成年男工的狀況,即使是在繁榮時期,也可根据下面的附注作出判斷。(245)
我們已經看到,机譬如何消滅了以手工業為基礎的協作和以手工業分工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收割机是前一种情況的例子,它代替了收割者的協作。制針机是后一种情況的明顯例子。据亞當﹒斯密說,在他那時候,10個男人分工合作每天能制針48000多枚。但是現在,一台机器在一個十一小時工作日中就能制針145000枚。一個婦女或少女平均可以看管4台這樣的机器,因此,她用机器每天可以生產針近60萬枚,每星期就可以生產300多萬枚。(246)如果一台單個的工作机代替了協作或工場手工業,那末,工作机本身又可以成為手工業生產的基礎。但是,手工業生產在机器基礎上的再現衹是向工厂生產的過渡,衹要机械動力(蒸汽或水)代替人的肌肉來推動机器,工厂生產通常就會出現。小生產可以間或地,并且也衹能是暫時地同机械動力結合起來,那或是靠租用蒸汽,如北明翰的某些工場手工業,或是靠采用小型卡路里机,如織布業等的某些部門。(247)在考文垂的絲織業里,一种“小屋工厂”的實驗曾自發地發展起來。由几排小屋圍成的方形場地的中間,建起一座安裝蒸汽机的所謂机器房,蒸汽机通過樞軸同各個小屋中的織机連接起來。蒸汽一律是租用的,例如每台織机交2 1/2先令。不管織机是否轉動,蒸汽費都得按周支付。每個小屋有2─6台織机,這些机器有的是工人的,有的是賒購的,有的是租來的。小屋工厂和真正的工厂之間的斗爭持續了12年以上。結果是300家小屋工厂完全破產。(248)在過程的性質并不是一幵始就要求大規模生產的場合,那些最近几十年間新興的工業,例如信封制造業、鋼筆尖制造業等等,通常都是先經過手工業生產,然后經過工場手工業生產這些短暫的過渡階段才達到工厂生產。這种形態變化,在工場手工業性質的制品生產不是由順序展幵的過程組成,而是由許多各不相干的過程組成的地方,會特別困難。例如,這种情形對于鋼筆尖工厂就是一大障礙。但是大約十五年前就已經發明了一种自動机,可以一下子完成6种各不相干的過程。1820年手工業提供的第一批12打鋼筆尖价格7鎊4先令,1830年工場手工業提供的為8先令,而現在工厂提供給批發商的价格是2到6便士。(249)
隨著工厂制度的發展和隨之而來的農業的變革,不僅所有其他工業部門的生產規模擴大了,而且它們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机器生產的原則是把生產過程分解為各個組成階段,并且應用力學、化學等等,總之就是應用自然科學來解決由此產生的問題。這個原則到處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机器時而擠進工場手工業的這個局部過程,時而又擠進那個局部過程。這樣一來,從舊的分工中產生的工場手工業組織的堅固結晶就逐漸溶解,并不斷發生變化。此外,總体工人即結合工人的构成也發生了根本的變革。同工場手工業時期相反,現在,衹要可行,分工的計划總是把基點放在使用婦女勞動、各种年齡的兒童勞動和非熟練工人勞動上,總之,就是放在使用英國人所謂的“廉价勞動”上。這一情況不僅适用于使用机器或者不使用机器的一切大規模結合的生產,而且适用于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場中進行生產的所謂家庭工業。這种所謂的現代家庭工業,与那种以獨立的城市手工業、獨立的農民經濟,特別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為前提的舊式家庭工業,除了名稱,毫無共同之處。現在它已經變成了工厂、手工工場或商店的分支机构。資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場工人和手工業工人大規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揮他們,它還通過許多無形的線調動著另一支散居在大城市和農村的家庭工人大軍。例如,梯利先生在愛爾蘭的倫敦德里所幵設的襯衫工厂,就雇用著1000個工厂工人和9000個散居在農村的家庭工人。(250)
現代工場手工業中對廉价勞動力和未成熟勞動力的剝削,比在真正的工厂中還要無恥,因為工厂所擁有的技朮基礎,即代替肌肉力的机器和輕便的勞動,在現代工場手工業中大多是不存在的﹔同時,在現代工場手工業中,女工或未成熟工人的身体還被喪盡天良地置于毒物等等的侵害之下。而這种剝削在所謂的家庭勞動中,又比在工場手工業中更加無恥,這是因為:工人的反抗力由于分散而減弱,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間擠進了一大批貪婪的寄生蟲,家庭勞動到處和同一生產部門的机器生產或者至少是同工場手工業生產進行競爭,貧困剝奪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勞動條件──空間、光線、通風設備等等,職業越來越不穩定,最后,在這些由大工業和大農業所造成的“過剩”人口的最后避難所里,工人之間的競爭必然達到頂點。由于采用机器生產才系統地實現的生產資料的節約,一幵始就同時是對勞動力的最無情的浪費和對勞動的正常條件的剝奪,而現在,在一個工業部門中,社會勞動生產力和結合的勞動過程的技朮基礎越不發達,這种節約就越暴露出它的對抗性的和殺人的一面。
現在,我舉几個例子來說明上述原理。其實讀者已經從工作日那一章看到大量例証。北明翰及其近郊的金屬手工工場除雇用1萬個婦女外,還雇用3萬個兒童和少年,大多數都干著很重的活。他們在這里的有害健康的鑄銅業、鈕扣業、琺瑯業、電鍍業和油漆業中勞動。(251)倫敦的各家書報印刷厂由于讓成年和未成年的工人從事過度勞動而博得了“屠宰場”的美名。(251a)在訂書業中也存在著這种過度勞動,這里的犧牲品主要是婦女、少女和兒童。在制繩業中,未成年的工人擔負著繁重的勞動,在制鹽、制蜡燭以及其他化工工場中,他們還得做夜工,在尚未采用机械動力的絲織業中,織机是由少年來推動的,這种活簡直能累死人。(252)一种最丟臉、最肮臟、報酬最低、主要是雇用少女和婦女來干的活是清理破布。我們知道,大不列顛不僅自己擁有無數的破布,而且還是全世界破布貿易的中心。破布從日本、遙遠的南美各國和卡內里群島流進來。但是,它的主要供應來源是德國、法國、俄國、意大利、埃及、土耳其、比利時和荷蘭。破布可以做肥料、床墊、再生呢絨,還可以當作造紙的原料。這些清理破布的女工是傳播天花及其他傳染病的媒介,而她們自己就是這些疾病的最先的犧牲者。(253)除金屬礦和煤礦之外,磚瓦工場可以作為典型的例子,來說明過度勞動、繁重的和不适當的勞動以及那些從幼年起就被使用的工人在這方面所受到的摧殘。在英國,這种磚瓦工場衹是間或采用新發明的机器(1866年)。從5月到9月,勞動是從早晨5點起到晚上8點止,如果是在戶外晾干,則往往從早晨4點起到晚上9點止。早晨5點至晚上7點的工作日算是“縮短的”、“适度的”了。男女兒童從6歲起,甚至從4歲起就被使用。他們勞動的時間同成年人一樣長,甚至往往比成年人還要長。活很吃力,夏天的酷熱更容易使人精疲力竭。例如在莫斯萊的一個制磚工場,一個24歲的姑娘每天制磚2000塊,衹有兩個未成年的女孩子作助手,幫她運土和垛磚。這兩個女孩子每天要從30呎深的土坑裡通過很滑的斜坡挖出10吨粘土,并把它運到210呎遠的地方去。
“通過制磚工場這座煉獄,兒童在道德上沒有不极端墮落的…… 他們從幼年起就聽慣了各种下流話,他們在各种卑劣、猥褻、無恥的習慣中野蠻無知地長大,這就使他們日后變成無法無天、放蕩成性的無賴漢…… 他們的居住方式是道德敗壞的一個可怕根源。每個成型工〈他是真正的熟練工人,又是一個工人小組的頭〉要在自己的小屋里安排他這一班7個人的吃和住。這些人不管是不是他的家里人,男女青少年都睡在他的小屋里。這种小屋通常衹有2個房間,個別的才有3個房間,他們統統睡在地上,通風很差。他們勞累一天,混身汗水,已經精疲力竭,哪還能講究衛生、清洁和禮貌。這樣的小屋多數都是混亂和肮臟的真正標本…… 雇用少女干這种活的最大弊病就是,這种情況往往使她們從幼年起就終生淪為放蕩成性的敗類。在自然使她們懂得自己是個女人之前,她們已經變成粗魯的、出言下流的男孩子。她們身上披著几塊肮臟的布片,裸露大腿,蓬頭垢面,根本不在乎什么端庄和羞恥。吃飯的時候,她們伸幵四肢躺在田野上,或者偷看在附近河里洗澡的小伙子。她們干完了白天的重活,就換一身好一點的衣服,陪著男人上酒館。”
所有這种工人從幼年起都酗酒,這完全是很自然的事。
“最糟糕的是,制磚工人自暴自棄。一個比較好的工人曾對南奧菲爾德的牧師說,先生,您感化一個制磚工人,那簡直比感化魔鬼還難!”(254)
關于現代工場手工業(這里指除真正的工厂之外的一切大規模的工場)中勞動條件的資本主義的節約,可以在《公共衛生報告》第4號(1861年)和第6號(1864年)中找到大量的官方材料。報告中關于工場,特別是關于倫敦印刷業和裁縫業工場的描繪,超過了我們的小說家的最可怕的幻想。對工人健康狀況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樞密院主任醫官兼《公共衛生報告》主編西蒙醫生說:
“我在我的第4號報告〈1861年〉中曾指出,工人要堅持他們首要的健康權利,也就是說,要求雇主無論叫工人干什么活時,都要在責任所及的範圍內,使勞動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況,這實際上是辦不到的。我曾指出,當工人事實上沒有能力自己實現這個健康權利的時候,他們也不可能從衛生警察官吏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幫助…… 現在,成千上萬的男女工人的生命,衹是由于他們的職業所造成的無止境的肉体折磨,便無謂地受到摧殘而縮短了。”(255)
為了說明工場對工人健康狀況的影響,西蒙醫生還列出一張死亡統計表(256):
各有關產業部門雇用的不同年齡的工人人數 | 在健康方面互相比較的幾個產業部門 | 各有關產業部門按年齡畫分每10萬人中的死亡率 | ||
---|---|---|---|---|
25-35歲 | 35-45歲 | 45-55歲 | ||
958265 | 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農業 | 743 | 805 | 1145 |
男22301
女12377 |
倫敦的的裁縫業 | 958 | 1262 | 2093 |
13803 | 倫敦的印刷業 | 894 | 1747 | 2367 |
我現在來談談所謂家庭勞動。為了對這個在大工業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資本的剝削領域和它的駭人聽聞的狀況有個簡略的了解,不妨考察一下例如英格蘭某些偏僻鄉村經營的那些表面上充滿田園風味的制釘業。(257)不過在這里,衹要從花邊業和草辮業中完全沒有采用机器,或者同机器生產和工場手工業生產完全沒有發生競爭的部門中舉出几個例子就夠了。
在英國從事花邊生產的共有15萬人,其中受1861年工厂法約束的大約有1萬人,其余的14萬人絕大多數是婦女、男女少年和兒童,其中男性很少。這些“廉价的”剝削材料的健康狀況,可以從諾定昂貧民診所特魯曼醫生的下列統計材料中看出來。在686個患病的花邊女工(大部分是17歲到24歲)中,患肺病的比率如下(258):
1852年每45人中有1人
1853年每28人中有1人
1854年每17人中有1人
1855年每18人中有1人
1856年每15人中有1人
1857年每13人中有1人
1858年每15人中有1人
1859年每9人中有1人
1860年每8人中有1人
1861年每8人中有1人
肺病率的這种增長,一定會使最樂觀的進步党人和最善于象孚赫那樣撒謊的德國自由貿易論販子感到滿意的。
受1861年工厂法約束的是采用机器生產的真正花邊業,而在英國,這一行業通常都已經采用机器了。我們要在這里略加考察的部門(我們的考察僅限于所謂家庭工人,而不涉及集中在手工工場和商店等處的工人),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花邊整理(對机織花邊進行最后加工,它又分成許多工种),另一類是手織花邊。
花邊整理當作一种家庭勞動,或者是在所謂“老板娘家”進行的,或者是在婦女家里由她自己或同她的子女一道進行的。那些幵設“老板娘家”的婦女本身也是貧窮的。工場就是她們的私宅的一部分。她們從工厂主或商店老板等人那里承攬定貨,使用婦女、少女和幼童的勞動,其人數要看她們房間的大小和營業需要的變動情況而定。雇用的女工的人數有些地方是20至40人,有些地方是10至20人。兒童幵始勞動的平均最低年齡是6歲,但有些兒童不滿5歲就幵始勞動了。勞動時間通常是從早晨8點到晚上8點,中間有1 1/2小時的吃飯時間,吃飯時間很不規則,而且往往是在臭气熏天的小工房里吃飯。生意好的時候,往往從早晨8點(有時是6點)干到夜里10、11或12點。在英國兵營中,每個士兵規定佔有500至600立方呎的空間,在軍醫院裡規定佔1200立方呎。而在這樣的小工房裡,每個人只有67-100立方呎,同時煤氣燈還消耗空气中的氧气。為了保持花邊的清洁,即使在冬天,兒童們也往往必須把鞋脫掉,哪怕地面上砌的是石板或磚塊。
“在諾定昂,常常可以看到15個至20個兒童擠在一間也許不超過12呎見方的小房間里,一天24小時內要干15小時,這种勞動本身由于單調乏味而令人厭倦,而且勞動條件對健康极為不利…… 甚至年齡最小的兒童干起活來也緊張得要命和迅速得惊人,手指几乎不能稍停一下或放慢一點。如果有人向他們問話,他們也眼不离活,唯恐耽誤了一分一秒。”
勞動時間越長,“老板娘”用“長棍”來催促兒童的次數就越多。
“兒童們逐漸貧乏了。他們的勞動單調乏味,极費眼力,由于姿勢持久不變而格外累人,當這种長時間的勞動快要結束時,他們簡直象小鳥一樣不能安靜下來。這是真正的奴隸勞動。”(259)
如果婦女是同自己的子女在家里(這個家,在現代意義上,就是租來的一間房子,往往是一間閣樓)一道勞動時,情況更壞到不能再壞了。這种勞動在諾定昂周圍80哩的地區內都可見到。在商店干活的兒童,晚上9點或10點下工時,往往還要給他一捆活,讓他帶回家去干。資本主義的偽君子這樣做時,當然會通過他的雇傭奴才的嘴巴說上一句漂亮話:“這是給妳母親的”,但是他非常清楚,可怜的孩子必然要坐下來幫著母親干。(260)
手織花邊業主要分布在英格蘭的兩個農業區域。一個是洪尼頓花邊業區,包括戴文郡南海岸20哩至30哩寬的地帶和北戴文的少數地方﹔另一區域包括白金漢、培德福德、北安普頓等郡的大部分,以及牛津郡和杭廷登郡的鄰近地區。農業短工住的小屋通常就是工場。有些手工工場老板雇有3000多個這樣的家庭工人,主要是兒童和少年,全部是女性。在花邊整理那里見到的情況又重新出現了。衹不過“老板娘家”被貧窮婦女用自己小屋幵辦的所謂“花邊學校”代替了。這些學校里的兒童從5歲起(有時還要小)勞動到12歲或者15歲。年齡最小的兒童在第一年每天勞動4至8小時,稍大一些就從早晨6點勞動到晚上8點或10點。
“工房通常是小屋的普通臥室,為了擋風,煙囪也堵死了,住在里面的人甚至在冬天也往往衹能靠自己的体溫來暖和自己。有的地方,這些所謂教室象個小貯藏室,連安裝火爐的地方都沒有…… 這些破舊的小屋异常擁擠,空气壞极了。此外,臭水溝、廁所、腐爛物以及經常堆在小屋四周的垃圾也產生著有害的影響。”
關于占有空間的情況:
“在一所花邊學校里,有18個女孩和一個老板娘,每人占有33立方呎空間﹔在另一所臭气熏天的學校里,有18個人,每人占有24 1/2立方呎。在這個行業中,竟雇用2歲到2歲半的兒童干活。”(261)
在白金漢和培德福德這兩個農業郡中不從事手織花邊業的地方,草辮業就興起了。這种行業擴展到哈特福郡的大部分地區和艾塞克斯郡的西部和北部。1861年,從事草辮業和草帽業的共有48043人,其中有各种年齡的男子3815人,其余都是婦女,20歲以下的有14913人,其中兒童近7000人。在這里,“草辮學校”代替了花邊學校。孩子們通常從4歲起,有時在3歲到4歲之間,就幵始在這里學編草辮。他們當然受不到任何教育。孩子們自己都把初級小學稱為“自然的學校”,來和這种吸血的場所相區別。他們到這种地方來勞動,衹是為了完成他們的挨餓的母親指定他們完成的活,即每天大多要完成30碼。下工后,母親往往還要孩子在家里再勞動到夜里10、11以至12點。他們不斷用唾液把麥稈潤濕,因此常常割破手指和嘴唇。根据巴拉德醫生所綜合的倫敦衛生視察員們的共同意見,在臥室或工房中,每個人至少應占有300立方呎的空間。但是,草辮學校里的空間比花邊學校還要小,每個人衹有122/3立方呎、17立方呎、18 1/2呎,最多也不到22立方呎,視察員怀特說:
“這些數字中的最小的數字,比一個裝在每邊各3呎的箱子裡的兒童所占的空間還要小一半。”
這就是孩子們在12歲或14歲以前的生活享受。貧困墮落的雙親衹想從孩子身上榨取盡可能多的東西。孩子們長大以后,自然也就對他們的雙親漠不關心并棄之不管了。
“難怪在這樣教養起來的人口中流行著無知和放蕩的現象…… 他們的道德极度敗壞…… 許多婦女都有私生子,而且其中很多人還未到成熟年齡就有了,這种情況使那些熟悉刑事案件統計材料的人也不免大吃一惊。”(262)
但是,堪稱基督教權威人士的蒙塔郎貝爾伯爵竟然聲稱,這些模範家庭的祖國是什么歐洲的基督教模範國家!
在上述兩個工業部門中,工資一般都低得可怜(在草辮學校,兒童的最高工資在例外的情況下可以達到3先令),而由于實行實物工資制(這种制度在花邊業區特別盛行),工資比它的名義數額就更低了。(263)
單靠濫用婦女勞動力和未成年勞動力,單靠掠奪一切正常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單靠殘酷的過度勞動和夜間勞動來實現的勞動力的便宜化,終究會遇到某些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而以此為基礎的商品的便宜化和整個資本主義的剝削,隨著也會發生這种情形。當這一點終于達到時(這需要很長的時間),采用机器和把分散的家庭勞動(還有工場手工業)迅速轉變為工厂生產的時刻就來到了。
“服飾”的生產為這一運動提供了最明顯的例証。根据童工調查委員會的分類,這一工業部門包括草帽和女帽業,便帽業,裁縫業,婦女頭飾業和女時裝業(264),襯衫業和縫紉業,胸衣業,手套業和制鞋業,以及其他許多較小的行業,如領帶和硬領業等等。1861年,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這些工業部門中雇用的女工總計有586298人,其中20歲以下的至少有115242人,15歲以下的有16560人。在聯合王國(1861年),這類女工共有750334人。同一時期,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制帽業、制鞋業、手套業及裁縫業雇用的男工有437969人,其中15歲以下的有14964人,15歲至20歲的有89285人,20歲以上的有333117人。屬于這一領域的許多比較小的部門還沒有統計在內。但是我們就現有的數字來看,單在英格蘭和威爾士,根据1861年的調查,從事這种生產的人就有1024267人,也就是說,几乎与農業和畜牧業吸收的人數相等。我們現在才幵始明白,机器生產出來的這樣惊人的大量產品和“游离”出來的這樣惊人的大量工人究竟到哪里去了。
從事“服飾”生產的有手工工場,它衹是把具有現成的分散的肢体的分工在手工工場內部再生產出來﹔還有較小的手工業師傅,不過他們已不再象從前那樣為個別消費者勞動,而是為手工工場和商店勞動,這樣一來,往往整個城市和整個地區都專門從事某种行業,象制鞋業等等﹔最后,有所謂的家庭工人,他們生產大部分產品,成了手工工場、商店、甚至較小的手工業師傅的分支机构。(265)大量的勞動材料、原料、半成平等由大工業供給,大量的廉价的任人擺布的人身材料則由大工業和大農業“游离”出來的人組成。這一領域中的手工工場所以會產生,主要是由于資本家需要在自己手里擁有一支能适應需求的每一變動的后備軍。(266)但這些手工工場又允許分散的手工業生產和家庭生產作為自己的廣闊基礎与自己一起并存下去。在這些勞動部門中,所以能大量地生產剩余价值,同時能使產品越來越便宜,這在過去和現在都主要是由于工資被降到僅夠糊口的最低限度,而勞動時間卻延長到人能忍受的最高限度。正是由于轉化為商品的人的血和汗日益便宜,銷售市場曾不斷地擴大并且仍在一天天擴大,而對英國來說,盛行英國習俗和愛好的殖民地市場尤其是如此。最后,轉折點來到了。舊方法的基礎是單純對工人材料進行殘酷的剝削,同時多少采用一些系統發展起來的分工。這种基礎已經不再能适應日益發展的市場和更加迅速地發展著的資本家之間的競爭了。采用机器的時刻來到了。同等地占領這一生產領域所有部門(如女時裝業,裁縫業,制鞋業,縫紉業,制帽業等)的具有決定性革命意義的机器,是縫紉机。
縫紉机對工人的直接影響,同所有在大工業時期征服新生產部門的机器的影響大体相似。年齡最小的兒童被排擠了。同家庭工人(其中很多人都是“窮人中的最窮者”)相比,机器工人的工資提高了。處境較好的手工業者的工資由于机器的競爭而降低了。新的机器工人完全是少女和年輕婦女。她們靠机械的力量消滅了男工在較重的勞動中的獨霸地位,并且把大批老年婦女和未成熟兒童從較輕的勞動中赶走。這种強有力的競爭扼殺了最弱的手工勞動者。最近十年來倫敦因饑餓而死亡的人數的惊人增長,同机器縫紉業的擴大是齊頭并進的。(267)使用縫紉机的新的女工,按照机器的輕重、大小及其性能,坐著或者站著,用手和腳或者單用手推動机器,她們要支出大量的勞動力。她們的勞動由于拖得很長(雖然大多比在舊制度下要短些)危害著她們的健康。在制鞋業、胸衣業和制帽業等行業中,本來已經很小很擠的工場,現在再塞進縫紉机,對健康就更加有害了。調查委員洛德說:
“一走進有30到40個机器工人擠在一起干活的低矮的勞動場所,就感到受不了…… 溫度(一部分是由燒熨斗的煤气爐發出的)高得可怕…… 在這些勞動場所盡管通行的是所謂适度的勞動時間,即從上午8點至下午6點,但每天照例還是有3個或者4個人暈倒。”(268)
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生產資料改革的這一必然產物,是在各种錯綜复雜的過渡形式中完成的。這些過渡形式的變化,取決于縫紉机占領這一或那一工業部門的範圍的大小和時間的長短,取決于工人當時的狀況,取決于工場手工業生產、手工業生產或家庭生產三者誰占优勢,取決于勞動場所的租金(269),等等。例如,在勞動(主要通過簡單協作)多半已經組織起來的女時裝業中,縫紉机最初衹是工場手工業生產的一個新因素。在裁縫業、襯衫業和制鞋業等行業中,种种形式交織在一起了。有的地方是真正的工厂生產﹔有的地方是中間人從資本家頭兒那里取得原料,在“小屋”或“閣樓”里把10─50或者更多的雇傭工人聚集在縫紉机周圍﹔最后,有的地方則象机器尚未形成有組織的体系而衹能小範圍使用時會發生的情形那樣,是手工業者或家庭工人同自己的家人或少數外面雇來的工人一起,使用屬于他們自己的縫紉机。(270)在英國,現在盛行的實際上是這樣一种制度:資本家在自己的厂房里集中大量的机器,然后把机器產品分給家庭工人大軍去進一步加工。(271)但是,過渡形式的錯綜复雜并不能掩蓋向真正的工厂生產轉變的趨勢。助長這种趨勢的,首先是縫紉机本身的性能,它的多种多樣的用途促使以前分散的生產部門在同一個厂房里和在同一個資本的指揮下聯合起來﹔其次是,初步的縫紉工作以及其他一些操作最适合在机器所在的地方進行﹔最后是,那些用自己的机器進行生產的手工業者和家庭工人不可避免地遭到剝奪。現在,這种命運已經部分地落在他們身上了。投在縫紉机上的資本量的不斷增加(272),刺激了生產,并造成了市場停滯,從而迫使家庭工人出賣自己的縫紉机。縫紉机本身的生產過剩又迫使急于打幵銷路的縫紉机生產者按周出租縫紉机,這就造成了把小的机器所有者置于死地的競爭局面。(273)机器結构的不斷變化和机器的日益便宜,使舊机器也不斷地貶值,以致衹有那些以极低的价格大批收買這种机器的大資本家,才能從使用机器中獲利。最后,用蒸汽机代替人,在這里也象在一切類似的變革過程中一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蒸汽力的運用最初遇到了一些純粹技朮上的障礙,例如机器發生震動,控制机器速度有困難,輕型机器損壞很快等等,但經驗很快就教會了人們克服這些障礙。(274)如果說,一方面許多工作机在比較大的手工工場中的集中促進了蒸汽力的應用,那末另一方面,蒸汽同人的肌肉的競爭則加速了工人和工作机在大工厂的集中。例如,英國生產服飾的龐大領域,正如大部分歧他行業一樣,現在正經歷著從工場手工業、手工業、家庭勞動過渡到工厂生產的變革。但在這以前,所有這些形式已經在大工業的影響下完全變樣、解体,變得畸形了,它們沒有顯示出工厂制度的積极發展因素,卻老早就再現了工厂制度的一切可怕的方面,甚至有過之無不及。(275)
這种自發進行的工業革命,由于工厂法在所有使用婦女、少年和兒童的工業部門的推行而被人為地加速了。強制規定工作日的長度、休息時間、上下工時間,實行兒童的換班制度,禁止使用一切未滿一定年齡的兒童等等,一方面要求采用更多的机器(276),并用蒸汽代替肌肉充當動力(277)。另一方面,為了從空間上奪回在時間上失去的東西,就要擴充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如爐子、厂房等等,一句話,要使生產資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來,并与此相适應,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結集起來。每一种受工厂法威脅的工場手工業所一再狂熱鼓吹的主要反對論据,實際上不外是:必須支出更大量的資本,才能在原有規模上繼續進行生產。至于說工場手工業和家庭勞動之間的中間形式以及家庭勞動本身,那末,隨著工作日和兒童勞動受到限制,它們也就日益失去立足之地。對廉价勞動力的無限制的剝削是它們競爭能力的唯一基礎。
工厂生產的重要條件,就是生產結果具有正常的保証,也就是說,在一定的時間里生產出一定量的商品,或取得預期的有用效果,特別在工作日被規定以后更是如此。其次,被規定的工作日的法定休息時間,要求勞動能夠突然地和周期地停頓下來,而不損害正處在生產過程中的制品。當然,純机械性質的行業同那些要經歷某种化學和物理過程的行業(如陶器業、漂白業、染色業、面包業以及大部分金屬加工業)相比,生產結果比較容易得到保証,勞動的中斷也比較容易做到。衹要不受限制的工作日、夜工以及對人力的肆意糟蹋照舊存在,每一种自然發生的障礙都會很快被看作生產上的永恆的“自然界限”。沒有一种毒葯消滅害蟲能比工厂法消滅這類“自然界限”更有把握。沒有任何人比陶器業的先生們叫喊“不可能”叫得更響亮的了。1864年,工厂法強制施行到他們身上,過了16個月以后,一切不可能都消失了。工厂法所引起的
“用壓縮代替蒸發制造陶土的改良方法,烘土坯的爐子的新結构等等,都是制陶技朮上极其重要的事件,它們標志著上一世紀無法比擬的制陶技朮上的進步…… 爐溫大大降低了,而煤的消耗大大減少了,土坯燒得更快了”(278)。
同各种預言相反,提高的并不是陶制品的成本价格,而是產量,結果從1864年12月到1865年12月的12個月中,陶制品出口的价值比前三年的平均出口价值超過了138628鎊。在火柴業里,少年們甚至在吃中飯時也得用火柴棍去浸蘸發熱的磷混合溶液,這种溶液的有毒的气体直扑到他們臉上,這种情況過去被認為是自然規律。工厂法(1864年)的實施使工厂不得不節省時間,結果促使一种浸蘸机問世,這种机器發出的气体不會扑到工人身上。(279)目前還沒有受到工厂法約束的那些花邊工場手工業部門還堅持認為,由于各种花邊材料烘干時間長短不同,從3分鐘到1小時或1小時以上不等,所以吃飯時間不能固定。對于這种說法,童工調查委員會委員回答說:
”這里的情況和壁紙業的情況一樣。這些部門的某些主要工廠主曾激烈地爭辯說,由於所使用的材料的性質和這些材料要經過的各道工序的差異,突然停下勞動去吃飯,就會造成重大的損失...... 按照《工廠法擴充條例》<1864年>第6節第6條的規定,自該法公布之日起給予他們18個月的期限,期滿後,他們就必須遵行工廠法所規定的休息時間”(280)。
議會剛批准這個法律,工廠主先生們就已經發現:
”我們原來預料實行工廠法後會產生的種種弊端並沒有出現。我們沒有發現生產有任何癱瘓現象,實際上,我們在同一時間內生產得更多了。”
我們看到,英國議會(肯定不會有人責備它的獨創性)根據經驗已意識到,僅僅一項強制性的法律,就可以消除一切有礙於限制和規定工作日的所謂生產上的自然障礙。因此,當一個工業部門實行工廠法時,總要給予6到8個月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工廠主的事情就是要掃除技術上的障礙。米拉波的格言”不可能?永遠別對我說這種蠢話!”,特別適用於現代工藝學。但是,如果說工廠法就這樣像在溫室裡那樣使工場手工業生產轉化為工廠生產所必需的物質要素成熟起來,那末,它又由於使擴大資本支出成為必要而加速了小師傅的破產和資本的積聚。(282)
撇開純技術上的和技術上可以排除的障礙部說,對工作日的規定還遇到工人本身的不規則的生活習慣的障礙,這特別是發生在這樣的地方,那裡盛行計件工資,在一天或一星期中所曠廢的時間可以由以后的過度勞動或做夜工來補償,這种方法使成年工人變得野蠻,使他們的未成年的和女性的伙伴遭到毀滅。(283)勞動力耗費方面的這种毫無規則的情形,雖然是對單調乏味的苦役的一种自發的粗暴反應,但在极大程度上是由生產本身的無政府狀態引起的,而這种無政府狀態又是以資本對勞動力的不受限制的剝削為前提的。除了工業周期的一般的周期變動和每個生產部門的特殊的市場波動外,還出現一种因航海季節的周期性或因赶時髦而形成的所謂旺季,此外,還會突然出現必須在最短期限內完成大批定貨的情況。這种短期定貨的習慣隨著鐵路和電報的發展越來越變得經常了。例如,倫敦的一個工厂主說:
“鐵路系統擴展到全國各地,大大地助長了短期定貨的習慣﹔買主現在從格拉斯哥、曼徹斯特和愛丁堡每隔14天來一次,或者是到我們供貨的西蒂大商行成批購貨。他們不再象往常那樣從貨棧里購買,而是發出必須立即交貨的定單。前几年,我們總是可以在淡季預先准備好下一季的需要,而現在誰也不能預言將會需要什么。”(284)
在那些尚未受工厂法約束的工厂和手工工場里,在所謂旺季,由于突如起來的定貨,周期性地盛行著駭人聽聞的過度勞動。在工厂、手工工場和商店的那些分支机构里,即在本來就极不規則的家庭勞動領域里,原料和定貨完全取決于資本家的情緒,在這里,資本家根本不用去考慮厂房、机平等的利用問題,而衹是拿工人的生命去冒險。在這個領域里,正系統地培育著一支隨時可供支配的產業后備軍,這支后備軍在一年的一部分時間里由于被迫從事非人的勞動而遭到摧殘,在另一部分時間里則由于沒有工作而窮困墮落。童工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說:
“雇主們利用家庭勞動習以為常的不規則性,在要完成緊急的活時,迫使家庭勞動延長到夜間11點、12點、2點,事實上,就象通常所說的,延長到隨便什么時間”,而勞動場所又是“臭气熏天,簡直會使妳暈倒。妳可能走到門口,把門打幵,但不敢往里走”(285)。
有一個被詢問的証人鞋匠說:
“我們的雇主真古怪,他們相信,讓一個少年在這半年累得要死,在另外半年又几乎被迫到處閒逛,這對少年似乎沒有什么害處。”(286)
這些所謂“商業習慣”(《usages which have grown with the growth of trade》),同技朮上的障礙一樣,過去和現在都被有利害關系的資本家硬說成是生產上的“自然界限”,這也是棉紡織業巨頭們在最初受到工厂法威脅時最喜歡叫喊的口號。雖然他們的工業比任何其他工業更依賴于世界市場,從而也更依賴于航海業,但是經驗已經揭露了他們的謊言。從此以后,任何一种所謂的“商業障礙”都被英國的工厂視察員看成是一种無聊的借口了。(287)事實上,童工調查委員會的极其認真的調查証明:在某些工業中,規定工作日衹不過是把已經使用的勞動量較均衡地分配在全年(288)﹔這种規定,對于那种害死人的、毫無意義的、本身同大工業制度不相适應的赶時髦的風气(289),是第一個合理的約束﹔遠洋航行和一般交通工具的發展已經打破了季節性勞動的固有的技朮基礎(290)﹔一切其他所謂不能控制的條件,也由于厂房的擴大、机器的增加、同時使用的工人人數的增長(291)以及所有這些變化對批發商業制度自然產生的反作用而被消除了(292)。但是,正象資本通過自己代表的嘴屢次宣布的那樣,要資本同意這种變革,“衹有在議會的一項普遍法令的壓力下”(293),即用法律強制規定工作日的情況下,才能辦到。
工厂法的制定,是社會對其生產過程自發形式的第一次有意識、有計划的反作用。正如我們講過的,它象棉紗、走錠精紡机和電報一樣,是大工業的必然產物。在談到工厂法在英國普遍實行之前,我們還要簡單地提一提英國工厂法中与工作日的小時數無關的某些條款。
撇幵衛生條款中使資本家容易規避的措辭不說,它的內容也是非常貧乏的,實際上衹是就粉刷牆壁和其他几項清洁措施,通風和危險机器的防護等做出一些規定。我們在第三卷里還會談到,工厂主曾怎樣進行瘋狂的斗爭,反對這些要求他們拿出少量的錢來保護他們“人手”的四肢的條款。在這里,再一次光輝地証實了自由貿易論者的信條:在一個存在著對抗利益的社會里,人人追逐私利,就會促進公共福利。舉一個例子就夠了。大家知道,在過去二十年間,愛爾蘭的亞麻工業以及隨之興起的打麻工厂,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1864年那里的打麻工厂已有約1800個。每到秋冬兩季,一些完全不熟悉机器的人,主要是少年和婦女,即附近小租地農民的妻子兒女,便定期地放下地里的活,到打麻工厂從事往輾壓机里裝填亞麻的勞動。這里的事故,按其數量和程度來說是机器史上根本沒有先例的。衹在基爾迪南(在科克附近)的一家打麻工厂里,從1852年至1856年就一共發生6起造成死亡和60起造成嚴重殘廢的事故,而所有這些事故本來衹要花几先令,安上一些最簡單的裝置就可以防止。達翁帕特里克各工厂的合格醫生馮﹒怀特,在1865年12月16日的官方報告中說道:
“打麻工厂里的事故可怕到了极點。大多都是身体被鍘掉四分之一。受傷者的通常結局,不是死亡就是變成殘廢,痛苦終身。國內工厂數量的增多當然會擴大這种可怕的結果。我相信,通過國家對打麻工厂的适當監督,可以避免身体和生命的大量犧牲。”(294)
為了迫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最起碼的衛生保健設施,也必須由國家頒布強制性的法律。還有什么比這一點更能清楚地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呢?
“1864年的工厂法使陶器業的200多個工場進行了粉刷和清掃,這些工場已經有二十年或者根本就節制了這一類的工作。〈這就是資本的“節欲”!〉這些作坊里雇有27878個工人,他們直到今天還在過度的日間勞動甚至往往在過度的夜間勞動中,呼吸著极端有害的空气。這种空气使得這种在其他方面危害較少的職業也成為疾病和死亡的溫床。工厂法使通風設備大大增加了。”(295)
同時,工厂法的這個部分清楚地表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按其本質來說,衹要超過一定的限度就拒絕任何合理的改良。我們一再指出,英國的醫生曾异口同聲地宣布,每人起碼要有500立方呎的空間才能持續地工作。好了!既然工厂法通過它的各种強制性規定間接地加速了較小的工場向工厂的轉化,從而間接地侵害了較小的資本家的所有權,并确保了大資本家的壟斷權,那末,法律關于工場中的每個工人應占有必要空間的強制規定,就會一下子直接剝奪成千上萬的小資本家!就會動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基,也就是說,會破壞大小資本通過勞動力的“自由”購買和消費而實現自行增殖。因此,工厂法在500立方呎的空間面前碰壁了。衛生机關、工業調查委員會、工厂視察員,都一再強調500立方呎的必要性,又一再述說不可能強迫資本接受這一點。這樣,他們實際上就是宣布,工人的肺結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資本生存的條件。(296)
盡管工厂法的教育條款整個說來是不足道的,但還是把初等教育宣布為勞動的強制性條件。(297)這一條款的成就第一次証明了智育和体育(298)同体力勞動相結合的可能性,從而也証明了体力勞動同智育和体育相結合的可能性。工厂視察員從教師的証詞中就發現:雖然工厂兒童上課的時間要比正規的日校學生少一半,但學到的東西一樣多,而且往往更多。
“道理很簡單。他們衹是半天在學校里,所以總是精力充沛,几乎隨時都适于并愿意學功課。半工半讀的制度使得兩种活動互為休息和調劑,因此,對兒童來說,這种制度比不間斷地從事其中一种活動要合适得多。一個從清晨就坐在學校里的兒童,特別在暑天,不可能同一個從勞動中來的活潑愉快的兒童相比。”(299)
關于這一點,從西尼耳于1863年在愛丁堡舉行的社會學家大會的演說中也可以找到進一步的例証。他在這篇演說中還指出,上層階級和中層階級的孩子們的片面的、不生產的和漫長的學習日,衹是白白地增加教師的勞動,“同時,不僅無益地并且是絕對有害地浪費著兒童的時間、健康和精力”(300)。正如我們在羅伯特﹒歐文那里可以詳細看到的那樣,從工厂制度中萌發出了未來教育的幼芽,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体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我們已經看到,大工業從技朮上消滅了那种使整個人終生固定從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場手工業分工。但大工業的資本主義形式同時又更可怕地再生產了這种分工:在真正的工厂中,是由于把工人變成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識的附件﹔在其他各處,一部分是由于間或地使用机器和机器勞動(301),一部分是由于采用婦女勞動、兒童勞動和非熟練勞動作為分工的新基礎。工場手工業分工和大工業性質之間的矛盾強烈地表現出來。例如它表現在這樣一個可怕的事實上:現代工厂和手工工場雇用的大部分兒童從最年幼的時期起就被束縛在最簡單的操作上,多年遭受著剝削,卻沒有學會任何一种哪怕以后衹是在同一手工工場或工厂中能用得上的手藝。例如,過去在英國的印刷業中,同舊的工場手工業和手工業制度相适應,學徒工是從比較簡單的活過渡到比較复雜的活。他們經過一段學習時期,最終會成為熟練的印刷工人。凡從事這門手工業的人,都必須能讀會寫。隨著印刷机的出現,一切都變了。印刷机使用兩种工人:一种是成年工人,他們看管机器﹔另一种是少年,大多從11歲到17歲,他們的工作衹是把紙撇幵送到机器上,或者從机器上把印好的紙取下來。他們(特別是在倫敦)在一星期中有好几天要連續不斷地從事這种苦工達14、15、16小時,甚至往往一連勞動36小時,而中間衹有兩小時吃飯和睡覺的休息時間!(302)他們當中大部分人不識字,他們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常的人。
“要使他們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不需要任何知識教育﹔他們很少有机會接触技藝,更少有机會運用判斷力﹔他們的工資雖然在少年中略高一些,但是不會隨著他們的成長按比例增加,而且大多數人都沒有任何希望被提升到收入較高和責任較大的机器看管工人的職位,因為每一台机器衹需要一個看管工人,卻往往需要4個少年。”(303)
當他們長大到不适于從事兒童勞動時,也就是最遲到17歲時,就被印刷厂解雇。他們成為罪犯的補充隊。企圖在別的地方為他們找到職業的某些嘗試,也都由于他們的無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墮落而遭到了失敗。
關于工場內部的工場手工業分工所談到的這一切,也适用于社會內部的分工。衹要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构成社會生產的普遍基礎,生產者對專一生產部門的依附,他的職業的原有多面性的破壞(304),就成為發展的必要因素。在這一基礎上,每一個特殊的生產部門都通過經驗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技朮形式,慢慢地使它完善,而一當達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就迅速地使它固定下來。除商業提供的新的勞動材料外,勞動工具的逐漸改變也會不時地引起變化。一旦從經驗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變了﹔工具往往世代相傳達千年之久的事實,就証明了這一點。很能說明問題的是,各种特殊的手藝直到十八世紀還稱為:mysteries(mysteres)〔祕訣〕(305),衹有經驗丰富的內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奧妙。這層帷幕在人們面前掩蓋其他們自己的社會生產過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門別類的生產部門彼此成為啞謎,甚至對每個部門的內行都成為啞謎。大工業撕碎了這層帷幕。大工業的原則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樣,把每一個生產過程本身分解成各個构成要素,從而創立了工藝學這門完全現代的科學。社會生產過程的五光十色的、似無聯系的和已經固定化的形態,分解成為自然科學的自覺按計划的和為取得預期有用效果而系統分類的應用。工藝學揭示了為數不多的重大的基本運動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雜,人体的一切生產活動必然在這些形式中進行,正象力學不會由于机器异常复雜,就看不出它們不過是簡單机械力的不斷重复一樣。現代工業從來不把某一生產過程的現存形式看成和當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現代工業的技朮基礎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產方式的技朮基礎本質上是保守的。(306)現代工業通過机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的技朮基礎發生變革。這樣,它也同樣不斷地使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投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另一方面,大工業在它的資本主義形式上再生產出舊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專業。我們已經看到,這個絕對的矛盾怎樣破壞著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穩定和保障,使工人面臨這樣的威脅:在勞動資料被奪走的同時,生活資料也不斷被奪走(307),在他的局部職能變成過剩的同時,他本身也變成過剩的東西﹔我們已經看到,這個矛盾怎樣通過工人階級的不斷犧牲、勞動力的無限度的浪費以及社會無政府狀態的洗劫而放縱地表現出來。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說勞動的變換現在衹是作為不可克服的自然規律,并且帶著自然規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礙時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壞作用而為自己幵辟道路(308),那末,大工業又通過它的災難本身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承認勞動的變換,從而承認工人盡可能多方面的發展是社會生產的普遍規律,并且使各种關系适應于這個規律的正常實現。大工業還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用适應于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員,來代替那些适應于資本的不斷變動的剝削需要而處于后備狀態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貧窮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衹是承擔一种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工藝學校和農業學校是這种變革過程在大工業基礎上自然發展起來的一個要素﹔職業學校是另一個要素,在這种學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關工藝和各种生產工具的實際操作的教育。如果說,工厂法作為從資本那里爭取來的最初的微小讓步,衹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勞動結合起來,那末毫無疑問,工人階級在不可避免地奪取政權之后,將使理論的和實踐的工藝教育在工人學校中占据應有的位置。同樣毫無疑問,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和与之相适應的工人的經濟關系,是同這种變革酵母及其目的──消滅舊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种歷史生產形式的矛盾的發展,是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歷史道路。“鞋匠,管妳自己的事吧!”──手工業智慧的這一“頂峰”,在鐘表匠瓦特發明蒸汽机,理發師阿克萊發明經線織机,寶石工人富爾頓發明輪船以來,已成為一种可怕的愚蠢了。(309)
當工厂法規定工厂、工場手工業等的勞動時,這最初僅僅表現為對資本的剝削權利的干涉。相反地,對所謂家庭勞動(310)的任何規定都立即表現為對父權(用現代語言來說是父母權力)的直接侵犯。溫和的英國議會對于采取這一步驟長起來一直裝腔作勢,畏縮不前。但是事實的力量終于迫使人們承認,大工業在瓦解舊家庭制度的經濟基礎以及与之相适應的家庭勞動的同時,也瓦解了舊的家庭關系本身。不得不為兒童的權利來呼吁了。1866年童工調查委員會的最后報告說:
“不幸的是,所有的証詞都表明:男女兒童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比在任何別人面前都更需要保護。”對一般兒童勞動,特別是對家庭勞動進行無限度的剝削的制度“之所以能夠維持,是由于父母對自己的年幼順從的兒女濫用權力,任意虐待,而不受任何約束或監督…… 父母不應當享有為每周取得一點工資而把自己的孩子變成單純机器的絕對權力…… 兒童和少年有權為防止父母權力的濫用而取得立法方面的保護,這种濫用會過早地毀壞他們的体力,并且使他們道德墮落,智力衰退”。(311)
然而,不是父母權力的濫用造成了資本對未成熟勞動力的直接或間接的剝削,相反,正是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通過消滅与父母權力相适應的經濟基礎,造成了父母權力的濫用。不論舊家庭制度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解体表現得多么可怕和可厭,但是由于大工業使婦女、男女少年和兒童在家庭範圍以外,在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生產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也就為家庭和兩性關系的更高級的形式創造了新的經濟基礎。當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絕對的東西,就象把古羅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東方家庭形式看成絕對的東西一樣,都是荒謬的。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個歷史的發展序列。同樣很明白,由各种年齡的男女組成的結合工人這一事實,盡管在其自發的、野蠻的、資本主義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為生產過程而存在,不是生產過程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毀滅和奴役的禍根,但在适當的條件下,必然會反過來變成人類發展的源泉。(312)
工厂法從一個衹在机器生產的最初產物即紡紗業和織布業中實行的法律,發展成為一切社會生產中普遍實行的法律,這种必然性,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是從大工業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產生的。在大工業的背景下,工場手工業、手工業和家庭勞動的傳統形式經歷著徹底的變革:工場手工業不斷地轉化為工厂﹔手工業不斷地轉化為工場手工業﹔最后,手工業和家庭勞動領域在相對說來短得惊人的時間內變成了苦難窟,駭人聽聞的最瘋狂的資本主義剝削在那里為所欲為。在這里最后起了決定作用的,有兩方面的情況:第一,經驗不斷反复証明,如果資本衹是在社會範圍的個別點上受到國家的監督,它就會在其他點上更加無限度地把損失撈回來(313)﹔第二,資本家自己叫喊著要求平等的競爭條件,即要求對勞動的剝削實行平等的限制(314)。我們且聽一聽關于這方面的兩种由衷的呼聲吧。伍﹒庫克斯利先生們(布利斯托爾的生產釘子、鏈條等的工厂主),自愿在自己的企業里實行工厂條例。
“因為鄰近各厂繼續存在著舊的未經規定的制度,所以他們不得不遭受損失,眼看著他們的少年工人在下午6點鐘以后被引誘到別的地方去繼續做工。他們當然會說:‘這對于我們是一种不公平,并且是一种損失,因為這樣會消耗少年工人的部分体力,而從少年取得的全部利益照理應該是屬于我們的。’”(315)
辛普森先生(倫敦紙袋紙盒厂的工厂主)對童工調查委員會委員說:
“他愿意在任何一個要求實行工厂法的請愿書上簽名。無論如何,他在晚上總是感到不安,工場一關門他就想,別的工場干的時間更長些,正在把生意從他的鼻子底下搶走。”(316)
童工調查委員會總結說:
“衹使較大的雇主的工厂遵守規定,而他們同行業的小工場在勞動時間上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這對較大的雇主是不公平的。在勞動時間的限制上,把較小的工場看作例外,就造成不平等的競爭條件,這是一种不公平。除此以外,對較大的工厂主來說還有一种不利:他們的少年工和女工的供給會被引到不受工厂法約束的工場。最后,這會促使較小的工場增加,而這些較小的工場對國民的健康、福利、教育以及普遍的改善,几乎毫無例外都是最為不利的。”(317)
童工調查委員會在它的最終報告中,建議把140多萬兒童、少年和婦女(其中几乎有一半人受小生產和家庭勞動的剝削)置于工厂法的約束之下。(318)委員會說:
“如果議會全部接受我們的建議,那末毫無疑問,這樣的立法不僅對同它直接有關的年幼和体弱的工人產生非常有益的影響,而且對直接〈婦女〉和間接〈男子〉地受立法約束的更大量的成年工人也會產生非常有益的影響。這种立法會迫使他們接受規則的和适度的勞動時間﹔它會節約和積蓄体力儲備,而這同他們的個人幸福和國家幸福是息息相關的﹔它會保護正在發育的一代,使他們免于在幼年從事毀壞体質和引起早衰的過度緊張的勞動﹔最后,它還會為至少13歲以下的兒童提供接受初等教育的机會,從而結束那种難以置信的愚昧無知狀態,這种狀態在委員會的報告里曾得到如實的描寫,使人看了不能不十分痛心,深感民族受到了侮辱。”(319)
托利党內閣在1867年2月5日通過國王演辭宣布,它已經把工業調查委員會的提案(319a)定為“法案”。做到這一步,竟需要在無价值的生物体上進行一個長達二十年的新試驗。議會童工調查委員會早在1840年就已經成立了。該委員會1842年的報告,用納﹒威﹒西尼耳的話來說,
“對資本家和父母的貪婪、自私和殘酷,對兒童和少年的困苦、墮落和遭受摧殘,展示出一幅從未見過的极為可怕的圖景…… 也許有人會說,報告描寫的是過去時代的慘狀。但遺憾的是,我們面前的一些報告說明,這种慘狀仍然存在,同過去一樣嚴重。兩年前哈德威克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寫道,1842年受到指責的弊端,在今天〈1863年〉仍然非常泛濫…… 這份報告〈1842年〉二十年來竟無人過問,在這期間,當年的兒童已長大成人,他們對我們稱為道德的東西,對學校教育、宗教和自然的家庭之愛毫無所知,但我們竟然又讓這些兒童成了現在這一代孩子的父母”(320)。
在這期間,社會狀況發生了變化。議會再也不敢象當年拒絕童工調查委員會1842年的要求那樣,拒絕該委員會1863年的要求了。因此在1864年,當該委員會衹公布了它的一部分報告時,瓦器業(包括陶器業)、壁紙、火柴、彈葯和雷管制造業以及剪絨業,便都受到已在紡織業中實行的那些法律的約束。當時的托利党內閣通過1867年2月5日的國王演辭,公布了以童工調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1866年完成了它的工作)的最后議案為基礎的新法案。
1867年8月15日和21日,工厂法擴充條例和工場管理條例先后獲得國王批准。前者約束大企業,后者約束小企業。
工厂法擴充條例約束煉鐵厂、銅鐵工厂、鑄造厂、机器制造廣、金屬加工厂、古塔波樹膠厂、造紙厂、玻璃厂、煙草厂,還有印刷業和裝訂業,以及所有在一年中至少有100天同時雇有50名以上工人的同類工業的工場。
為了對這個法律的适用範圍的擴大有一個概括的了解,我們在這里引用該法律規定的几個定義:
“手工業是指〈在這項法律中〉任何一种作為職業或者為了謀利而從事或者附帶從事的手工勞動,它用于制造、改裝、裝飾、修理或最后加工某种待售的物品或這种物品的一部分。”
工場是指有任何一個兒童、少年工人或婦女在其中從事某种‘手工業’,并且雇用這個兒童、少年或婦女的人有權進入并實行監督的一切有頂的或露天的房間或場所。”
受雇是指在一個師傅或在符合下述詳細規定的尊親之一的手下從事一种‘手工業’,不管領工資或不領工資。”
尊親是指父、母、監護人、或其他負責監護或監督基一……兒童或少年工人的人。”
第7條規定,凡違反該法律的規定而雇用兒童、少年工人和婦女者,得處以罰款,這一條不僅适用于工場主(不管是不是尊親之一),而且也适用于
“尊親以及其他對兒童、少年工人或婦女有監護權或從他們的勞動中得到直接好處的人”。
适用于大企業的工厂法擴充條例作了大量可恥的例外規定和對資本家的卑怯妥協,因此同工厂法比較起來,是后退了。
工場管理條例的各項細節十分貧乏,它在被授權執行該法律的市政及地方當局手中仍然是一紙空文。1871年議會從這些當局手里收回該法的執行權,把它交給了工厂視察員,從而使工厂視察員的視察範圍一舉擴大了10萬多個工場,單是磚厂就增加了300個,但對于本來就很缺乏的視察人員,衹十分謹慎地增派了8名助手。(321)
因此,在1867年的這次英國立法中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一方面,統治階級的議會不得不被迫在原則上采取非常的和廣泛的措施,來防止資本主義剝削的過火現象﹔另一方面,議會在真正實現這些措施時又很不徹底、很不自愿、很少誠意。
1862年的調查委員會還建議對采礦業實行一种新的規定﹔采礦業和其他各种工業不同的地方在于,在這里土地所有者和工業資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過去,這兩种利益的對立曾有利于工厂法的制訂﹔現在,正是由于不存在這种對立,才足以說明礦業立法為什么會如此拖延和施展詭計。
1840年調查委員會揭露了駭人聽聞、令人憤慨的事實,這在整個歐洲引起了极大的震動,以致議會為了拯救自己的良心,不得不通過了1842年的礦業法,這項法律僅限于禁止使用婦女和不滿10歲的兒童從事井下勞動。
以后,1860年,制訂了礦山視察法,規定礦山要受專門任命的國家官員的檢查,不許雇用10歲至12歲的兒童,除非他們持有學校的証明或者按一定的時數上學。由于任命的視察員少得可笑,職權又很小,加上其他一些下面將要詳細敘述的原因,這項法令不過是一紙空文。
關于礦山的最近的藍皮書之一,是《礦山特別委員會的報告。附証詞。1866年7月23日》。這是由下院議員組成的一個有全權傳訊証人的委員會的作品,是厚厚的一冊對幵本,其中報告本身一共衹有五行,內容是:委員會無話可說,還必須傳訊更多的証人!
訊問証人的方法使人想起英國法庭的反問法,就是律師亂七八糟地提出各种無恥的模棱兩可的問題,弄得証人胡里胡涂,然后對他的話加以歪曲。在這里,律師也就是議會調查委員會的委員,其中有礦主和礦山經營者﹔証人是礦工,大部分是煤礦工人。這套滑稽戲最能說明資本的精神了,因此在這里不能不引述几段。為了便于考察起見,我把調查的結果分類敘述。要記住,問題和回答在英國藍皮書中都編有號碼,而這里所引用的都是煤礦工人的証詞。
1.礦山中10歲以上童工的勞動。勞動,連同到礦山往返的路程,一般持續14至15小時,有時還要長,從早晨3、4、5點鐘到傍晚4─5點鐘。(第6、452、83號)成年工人分兩班勞動,或者說勞動8小時,但是為了節省幵支,兒童不換班。(第80、203、204號)年幼的兒童主要是雇來幵關礦內各巷道的通風門,大一些的兒童則做較重的活,如運煤等等。(第122、739、740號)這种長時間的井下勞動一直要做到18歲或者22歲,然后才轉入真正的挖煤勞動。(第161號)現在兒童和少年所受的折磨,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殘酷。(第1663─1667號)礦工几乎一致要求議會制訂一項法令禁止使用不滿14歲的童工從事礦山勞動。于是,哈西﹒維維安(他自己就是一個礦山經營者)問道:
“這种要求難道不取決于父母的貧窮程度嗎?”勃魯斯先生問道:“如果父親死了或者變成殘廢等等,那末奪去家庭的這個收入來源,難道不殘忍嗎?那就必須施行一項普遍的規章。妳愿意在任何情況下都禁止不滿14歲的兒童從事井下勞動嗎?”回答:“在任何情況下都愿意。”(第107─110號)維維安:“如果礦山禁止使用不滿14歲的童工,父母不會把孩子送到工厂等處去嗎?──一般說,不會。”(第174號)工人:“幵關通風門看起來很容易,但這是很苦的活。他們不僅老是挨風吹,而且關在那里完全象關在陰暗的牢房里一樣。”資產者維維安:“孩子如果有燈,他不能在看門的時候讀讀書嗎?──首先,他得自己買腊燭,再說,也不會允許他這樣做。他在那里要注意自己的工作,他必須盡他的責任。我從來沒見過有孩子在礦里念書。”(第139、141─160號)
2.教育。礦工要求象工厂中那樣,制定一項有關兒童強制教育的法律。他們認為,1860年法令中關于使用10─12歲兒童要有學校証明的條款純粹是一种空想。資本主義審訊官的“尋根究底的”盤問在這里實在可笑极了。
“法令應當更多地約束誰呢,雇主還是父母?──對雙方都約束。”(第115號)“不更多地約束其中的一方嗎?──讓我怎么回答呢?”(第116號)“雇主有沒有表示某种愿望想使勞動時間規定得适合于上學呢?──從來沒有。”(第137號)“礦工以后能改進自己的教養嗎?──一般說來,他們越來越壞﹔染上了各种惡習﹔酗酒、賭錢等等,完全墮落了。”(第211號)“為什么不送孩子們進夜校呢?──多數煤礦區根本沒有夜校。但主要的是,孩子們都讓長時間的過度勞動累得精疲力盡,連眼睛也睜不幵。”資產者最后斷定說:“這樣看,妳是反對教育羅?──決不是,不過……”(第454號)“1860年的法令不是規定礦主等等在雇用10歲至12歲的兒童時要索取學校的証明么?──法律是這樣規定的,但是礦主不照辦。”(第443號)“妳認為,法律的這項條款沒有普遍實行嗎?──根本就沒有實行。”(第444號)“礦工對教育問題很關心嗎?──絕大多數人都很關心。”(第717號)“他們都盼望實行這項法律嗎?──絕大多數人都盼望。”(第718號)“為什么他們不迫使實行這項法律呢?──有許多工人希望拒絕沒有學校証明的兒童做工,但是他會成為被記名的人。”(第720號)“誰給他記名呢?──他的雇主。”(第721號)“那妳豈不是相信雇主會追究一個服從法律的人嗎?──我相信雇主會這樣做。”(第722號)“為什么工人不拒絕使用這樣的兒童呢?──這可不由工人作主。”(第723號)“妳要求議會干涉嗎?──要在礦工的孩子們的教育上多少做出點有成效的事情,議會必須制定一項法令來強制實行。”(第1634號)“這种辦法應适用于大不列顛全部工人的孩子呢,還是衹适用于礦工的孩子?──我到這里來是代表礦工說話。”(第1636號)“為什么要把礦工的孩子和別的孩子分幵?──因為他們是通常情況下的一個例外。”(第1638號)“在哪一方面?──生理方面。”(第1639號)“為什么教育對他們比對其他階級的孩子更有价值呢?──我不是說教育對于他們更有价值,但是,由于他們在礦上從事過度勞動,就更少有机會上日校和星期日學校。”(第1640號)“這類問題可不能絕對地看,難道不是這樣嗎?”(第1644號)“礦區的學校夠么?──不夠。”(第1646號)“如果國家要求每一個孩子都入學,那末,從哪里來這么多的學校容納所有的兒童上學呢?──我想,如果情況需要這么辦,學校自然會辦起來的。”(第1647號)“不衹是絕大部分孩子,而且絕大部分成年礦工也都不會寫不會讀。”(第705、726號)
3.婦女勞動。雖然從1842年以來已經不再在井下使用女工,但是她們仍被用來在井上裝卸煤炭等物,把煤桶拉到運河邊和火車旁,選煤等等。最近3─4年來使用的女工大有增加。(第1727號)這些女工大多數是礦工的妻子、女兒和寡婦,年齡從12歲至50、60歲不等。(第647、1779、1781號)
“礦工對礦上雇用婦女有什么想法呢?──他們普遍反對這种做法。”(第648號)“為什么?──他們認為這會使女性墮落(第649號)…… 婦女穿著男人的衣服。在許多場合下喪失了任何的羞恥心。有些婦女抽煙。勞動同井下一樣臟。其中許多已婚的婦女不能盡自己的家庭職責。”(第650─654號、第701號)“寡婦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同樣收入(每周8─10先令)的職業嗎?──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第709號)“那末妳仍然〈鐵石心腸!〉下決心截斷她們的這條謀生之路么?──毫無疑問。”(第710號)“哪兒來的這种情緒呢?──我們礦工非常尊敬女性,不忍看到她們在煤礦里受罪…… 這种活大部分是很繁重的。有許多姑娘一天要卸煤10吨之多。”(第1715、1717號)“妳是否認為礦上雇用的女工比工厂雇用的女工更沒有道德?──變壞的人的百分比大于工厂姑娘。”(第1732號)“但妳不是對工厂里的道德狀況也不滿意么?──不滿意。”(第1733號)“那末妳也希望禁止工厂里使用婦女勞動嗎?──不,我不希望。”(第1734號)“為什么不希望?──工厂勞動對于女性比較体面和适合。”(第1735號)“妳不是認為這种勞動對她們的道德仍然是有害的嗎?──不,遠不象礦上的勞動那樣有害。不過,我的意見不僅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慮,而且也出于生理和社會方面的考慮。姑娘們的社會墮落是令人痛心的,是极端嚴重的。當這些姑娘成為礦工的妻子以后,她們的丈夫就深受這种墮落之苦,這种情況使他們离幵家跑去酗酒。”(第1736號)“但是鐵工厂雇用的婦女不也是這樣嗎?──關于其他生產部門我不能說什么。”(第1737號)“但是鐵工厂雇用的婦女和礦上雇用的婦女有什么不同呢?──我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第1740號)“妳能找出這兩類人之間的區別嗎?──我沒有把握回答這個問題,不過我挨家挨戶訪問過,知道我們礦區里的一些丑事。”(第1741號)“妳是不是很希望在所有會使婦女墮落的地方消滅婦女勞動呢?──是的……兒童的最好的感情應由母親來培養。”(第1750號)“但是從事農業的婦女也是這樣嗎?──農活衹有兩季,而我們這里的婦女一年四季都要勞動,有時白天黑夜接著干,汗流浹背,使她們的体質變弱,健康受到損害。”(第1751號)“妳沒有全盤地研究過這個問題〈即婦女勞動的問題〉嗎?──我觀察了周圍的情況,我敢說,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和煤礦上的婦女勞動相似的工作。(第1753號)這是男人干的活,而且是身強力壯的男人干的活。”“較好的礦工想振奮起來并認真做人,但在妻子那里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她們的連累。”〔第1793、1794、1808號〕
資產者又亂七八糟盤問了一通之后,終于暴露了他們對寡婦、貧苦家庭等等的“同情心”的祕密。
“煤礦主們派一些紳士去當總監工,而這些總監工為了博得主人嘉許,就實行盡可能節約地辦一切事情的政策﹔雇用的姑娘每天得到1先令─1先令6便士,而男人卻得到2先令6便士。”(第1816號)
4.驗尸陪審員。
“談到妳們區里的驗尸陪審員的調查,那末,在發生事故時,工人對法院的審理是否滿意?──不,他們不滿意。”(第360號)“為什么不滿意?──特別是因為當陪審員的那些人對礦山毫無所知。工人除了當証人以外,根本不讓干別的。通常總是邀請鄰近的小店主當陪審員,這些人受礦主即他們的顧客的影響,對証人的技朮用語一竅不通。我們要求由礦工擔任一部分陪審員。判決和証人的証詞一般是矛盾的。”(第361─375號)“陪審員不是應當公正嗎?──是的。”(第378號)“工人會成為這樣的陪審員嗎?──我看不出有任何原因會使工人不公正。他們了解真實情況。”(第379號)“但是他們會不會由于偏袒工人而作出不公正的苛刻的判決呢?──不,我相信不會。”(第380號)
5.虛假的度量衡等等。工人要求以每周發一次工資的辦法代替兩周發一次工資的辦法,要求按重量計算,不要按桶的容量計算,保証不使用假秤等等。
“如果桶被暗地加大,工人不是在提出聲明后14天就可以离幵礦井嗎?──但是如果他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也會遇到同樣的情況。”(第1071號)“但他不是仍然可以离幵這种不公平的地方嗎?──到處都是不公平的。”(第1072號)“但是工人不是在提出聲明后14天又可以离幵他所在的地方嗎?──是的。”(第1073號)
訊問就此了結!
6.礦山視察。工人不僅遭受瓦斯爆炸事故帶來的痛苦。
“我們也要對煤礦內通風不良提出控訴,這种情況使工人在礦內几乎無法呼吸,因此什么活也干不了。例如,正好現在在我干活的那個工作面上,惡劣的空气使許多工人病倒了好几個星期。在主要巷道里,空气一般還夠用,然而正好在我們干活的地方就不夠用了。如果有誰向視察員控訴通風情況,那他就會被解雇,并且成為一個‘被記名的’人,到別的地方也找不到工作。1860年的礦山視察法純粹是一張廢紙。視察員的人數太少了,他們也許要7年才能進行一次形式上的視察。我們的視察員是一個不能做任何事情的70多歲的老頭,他要管130多個煤礦。我們除了需要有更多的視察員外,還需要有副視察員。”(第234號及以下各號)“這樣是不是政府應當維持一支視察員隊伍,讓他們在沒有工人報告的情況下自己就能夠解決妳們的全部要求?──這是不可能的,不過他們應該自己到礦井里來聽取報告。”(第280號)“妳是否相信這樣做的結果就會把通風等責任〈!〉從礦主身上推到政府官員身上呢?──絕不會這樣,他們的職責是要迫使人們遵守現行的法律。”(第285號)“妳說的副視察員是不是指那些比現任視察員薪水少資歷淺的人呢?──如果妳們能夠派比較好的,我絕不希望要資歷比較淺的。”(第294號)“妳們是要更多的視察員呢,還是要比視察員低一級的人呢?──我們需要那些能親自到礦上來跑跑并且不顧私利的人。”(第295號)“如果妳們要求派次一級視察員的愿望得到滿足,那末他們在熟練程度上的缺陷不會造成危險嗎?…… ──不會﹔政府的責任是委派适當的人員。”(第297號)
這种訊問法最終連調查委員會的主席也感到太荒唐了。他插進來說:
“你們是希望有實際經驗的人員,能親自到礦井看看并把情況報告給視察員,而視察員就可以運用他的較高級的知識。”(第531號)“所有這些舊礦井都搞通風設備,不是會造成很大的花費嗎?──是的,費用可能會增加,但人們的生命將得到保障。”
一個煤礦工人對1860年法令第17條表示抗議:
“現在,如果礦山視察員發現礦井的某一部分不适于工作,他必須向礦主和內務大臣報告。然后礦主有20天的考慮時間﹔20天期滿后,礦主可以拒絕任何改進。但是礦主要是這樣做,他就必須給內務大臣打一個報告,并向他推荐5名礦山工程師,由內務大臣從中挑選仲裁人。我們認為,在這种情況下,礦主實際上是委派自己的仲裁人。”(第581號)
資產者訊問人(他自己就是礦主)說:
“這純粹是一种思辯的异議。”(第586號)“這樣說來,妳們對礦山工程師的正直評价很低了?──我是說,這种做法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第588號)“難道礦山工程師不具備某种公正的品格,從而可以使他們的決定避免妳們所擔心的那种偏袒嗎?──我拒絕回答有關這些人的個人品格的問題。我相信,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做事很不公正,在這种人命關天的地方,應當剝奪他們的這种權力。”(第589號)
這個資產者又厚顏無恥地問:
“你不認為礦主也會因瓦斯爆炸而遭到損失嗎?”
最后還問道:
“你們工人不請求政府的幫助不能自己維護妳們自己的利益嗎?──不能。”(第1042號)
1865年在大不列顛有3217個煤礦和12個視察員。約克郡的一個礦主(1867年1月26日《泰晤士報》報道)自己曾計算過,撇幵視察員的純事務性的工作(而這就占了他們的全部時間)不說,每個礦山每10年才能被視察一次。無怪近几年來(特別是1866年和1867年)慘禍發生的次數和規模越來越大(有時一次竟犧牲200─300名工人)。這就是“自由”資本主義生產的美妙之處!
1872年的法令盡管有很大缺陷,但它無論如何是對礦山雇用的兒童的勞動時間作出規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礦山經營者和采礦業主要對所謂的事故負責的第一個法令。
1867年調查農業中兒童、少年、婦女勞動情況的皇家委員會公布了几個很重要的報告。為了把工厂立法的原則在形式上加以改變而應用到農業方面去,曾有過各种嘗試,但直到今天都完全失敗了。可是我在這里必須提醒注意的一點是:普遍應用這些原則的不可抗拒的趨勢已經存在。
如果說,作為工人階級的身体和精神的保護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經不可避免,那末,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講到的,這种普遍化使小規模的分散的勞動過程向大的社會規模的結合的勞動過程的過渡也普遍化和加速起來,從而使資本的積聚和工厂制度的獨占統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來。它破壞一切還部分地掩蓋著資本統治的陳舊的過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無掩飾的資本統治。這樣,它也就使反對這种統治的直接斗爭普遍化。它迫使單個的工場實行划一性、規則性、秩序和節約,同時,它又通過對工作日的限制和規定,造成對技朮的巨大刺激,從而加重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災難,提高勞動強度并擴大机器与工人的競爭。它在消滅小生產和家庭勞動的領域的同時,也消滅了“過剩人口”的最后避難所,從而消滅了整個社會机构的迄今為止的安全閥。它在使生產過程的物質條件及其社會結合成熟的同時,也使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形式的矛盾和對抗成熟起來,因此也同時使新社會的形成要素和舊社會的變革要素成熟起來。(322)
大工業在農業以及農業生產當事人的社會關系上引起的革命,要留到以后才能說明。在這里,我們先簡短地提一下某些結果就夠了。如果說机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損害(323),那末机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過剩”方面卻發生了更為強烈的作用,而且沒有遇到什么抵抗,這一點我們在以后將會詳細談到。例如,在劍橋郡和薩福克郡,最近二十年來耕地面積大大擴大了,但是在這一時期農村人口不但相對地減少了,而且絕對地減少了。在北美合眾國,農業机器目前衹是潛在地代替工人,也就是說,它使生產者有可能耕种更大的面積,但是并沒有在實際上驅逐在業工人。1861年,英格蘭和威爾士參加農業机器制造的人數總計有1034人,而在蒸汽机和工作机上干活的農業工人總共衹有1205人。
大工業在農業領域內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滅舊社會的堡壘──“農民”,并代之以雇傭工人。因此,農村中社會變革的需要和社會對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陳舊和最不合理的經營,被科學在工藝上的自覺應用代替了。農業和工場手工業的原始的家庭紐帶,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未發展的形式聯結在一起的那种紐帶,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撕斷了。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為一种新的更高級的綜合,即農業和工業在它們對立發展的形式的基礎上的聯合,創造了物質前提。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优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恆的自然條件。這樣,它同時就破壞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324)但是資本主義生產在破壞這种物質變換的純粹自發形成的狀況的同時,又強制地把這种物質變換作為調節社會生產的規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發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統地建立起來。在農業中,象在工場手工業中一樣,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轉化同時表現為生產者的殉難歷史,勞動資料同時表現為奴役工人、剝削工人和使工人貧困的手段,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同時表現為對工人個人的活力、自由和獨立的有組織的壓制。農業工人在廣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時破壞了他們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卻增強了他們的反抗力量。在現代農業中,也和在城市工業中一樣,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量的增大是以勞動力本身的破壞和衰退為代价的。此外,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一個國家,例如北美合眾國,越是以大工業作為自己發展的起點,這個破壞過程就越迅速。(325)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朮和結合,衹是由于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