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過程最初是抽象地，撇幵它的各种歷史形式，作為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來考察的（見第五章）。在那里曾指出：“如果整個勞動過程從其結果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在注（７）中還補充說：“這個從簡單勞動過程的觀點得出的生產勞動的定義，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絕對不夠的。”在這里要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
就勞動過程是純粹個人的勞動過程來說，同一勞動者是把后來彼此分离幵來的一切職能結合在一起的。當他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對自然物實行個人占有時，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后來他成為被支配者。單個人如果不在自己的頭腦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動起來，就不能對自然發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頭和手組成一体一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体力勞動結合在一起了。后來它們分离幵來，直到處于敵對的對立狀態。產品從個体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体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体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于勞動對象。因此，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衹要成為總体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一种職能就夠了。上面從物質生產性質本身中得出的關于生產勞動的最初的定義，對于作為整体來看的總体工人始終是正确的。但是，對于總体工人中的每一單個成員來說，就不再适用了。
但是，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的概念縮小了。資本主義生產不僅是商品的生產，它實質上是剩余价值的生產。工人不是為自己生產，而是為資本生產。因此，工人單是進行生產已經不夠了。他必須生產剩余价值。衹有為資本家生產剩余价值或者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服務的工人，才是生產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質生產領域以外舉一個例子，那末，一個教員衹有當他不僅訓練孩子的頭腦，而且還為校董的發財致富勞碌時，他才是生產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資本投入香腸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變。因此，生產工人的概念決不衹包含活動和效果之間的關系，工人和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而且還包含一种特殊社會的、歷史地產生的生產關系。這种生產關系把工人變成資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為生產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在闡述理論史的本書第四卷將更詳細地談到，古典政治經濟學一直把剩余价值的生產看作生產工人的決定性的特征。因此，由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剩余价值性質的看法的改變，它對生產工人所下的定義也就有所變化。例如，重農學派認為，衹有農業勞動才是生產勞動，因為衹有農業勞動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農學派看來，剩余价值衹存在于地租形式中。
把工作日延長，使之超出工人衹生產自己勞動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個點，并由資本占有這部分剩余勞動，這就是絕對剩余价值的生產。絕對剩余价值的生產构成資本主義体系的一般基礎，并且是相對剩余价值生產的起點。就相對剩余价值的生產來說，工作日一幵始就分成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這兩個部分。為了延長剩余勞動，就要用各种方法縮短生產工資的等价物的時間，從而縮短必要勞動。絕對剩余价值的生產衹同工作日的長度有關﹔相對剩余价值的生產使勞動的技朮過程和社會組織發生根本的革命。
因此，相對剩余价值的生產以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為前提﹔這种生產方式連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條件本身，最初是在勞動在形式上隸屬于資本的基礎上自發地產生和發展的。勞動對資本的這种形式上的隸屬，又讓位于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隸屬。
至于各种中間形式，在這里衹要提一下就夠了。在這些中間形式中，剩余勞動不是用直接強制的辦法從生產者那里榨取的，生產者也沒有在形式上隸屬于資本。資本在這里還沒有直接支配勞動過程。在那些用古老傳統的生產方式從事手工業或農業的獨立生產者的身旁，有高利貸者或商人，有高利貸資本或商業資本，他們象寄生蟲似地吮吸著這些獨立生產者。這种剝削形式在一個社會內占統治地位，就排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過另一方面，這种剝削形式又可以成為通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過渡，例如中世紀末期的情況就是這樣。最后，正如現代家庭勞動的例子所表明的，某些中間形式還會在大工業的基礎上在某些地方再現出來，雖然它的樣子完全改變了。
對于絕對剩余价值的生產來說，衹要勞動在形式上隸屬于資本就夠了，例如，衹要從前為自己勞動或者作為行會師傅的幫工的手工業者變成受資本家直接支配的雇傭工人就夠了﹔另一方面卻可以看到，生產相對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時也是生產絕對剩余价值的方法。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正是表現為大工業的特有的產物。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個生產部門，它就不再是單純生產相對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一旦掌握所有決定性的生產部門，那就更是如此。這時它成了生產過程的普遍的、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形式。現在它作為生產相對剩余价值的特殊方法，衹在下面兩种情況下起作用：第一，以前衹在形式上隸屬于資本的那些產業部門為它所占領，也就是說，它擴大作用範圍﹔第二，已經受它支配的產業部門由于生產方法的改變不斷發生革命。
從一定觀點看來，絕對剩余价值和相對剩余价值之間的區別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對剩余价值是絕對的，因為它以工作日的絕對延長超過工人本身生存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上為前提。絕對剩余价值是相對的，因為它以勞動生產率發展到能夠把必要勞動時間限制為工作日的一個部分為前提。但是，如果注意一下剩余价值的運動，這种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旦确立并成為普遍的生產方式的情況下，衹要涉及到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絕對剩余价值和相對剩余价值之間的差別就可以感覺到了。假定勞動力按其价值支付，那末，我們就會碰到這樣的抉擇：如果勞動生產力和勞動的正常強度已定，剩余价值率就衹有通過工作日的絕對延長才能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已定，剩余价值率就衹有通過工作日兩個組成部分即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相對量的變化才能提高，而這种變化在工資不降低到勞動力价值以下的情況下，又以勞動生產率或勞動強度的變化為前提。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時間來生產維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那末他就沒有時間來無償地為第三者勞動。沒有一定程度的勞動生產率，工人就沒有這种可供支配的時間，而沒有這种剩余時間，就不可能有剩余勞動，從而不可能有資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隸主，不可能有封建貴族，一句話，不可能有大私有者階級。（１）
因此，可以說剩余价值有一個自然基礎，但這衹是從最一般的意義來說，即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一個人把維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勞動從自身上解脫下來并轉嫁給別人，例如，同樣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一個人去把別人的肉當作食物。（１ａ）絕不應該象有時發生的情況那樣，把神祕的觀念同這种自然發生的勞動生產率聯系起來。衹有當人類通過勞動擺脫了最初的動物狀態，從而他們的勞動本身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社會化的時候，一個人的剩余勞動成為另一個人的生存條件的關系才能出現。在文化初期，已經取得的勞動生產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一同發展的，并且是依靠這些手段發展的。其次，在這個文化初期，社會上依靠別人勞動來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數量，同直接生產者的數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隨著社會勞動生產力的增進，這部分人也就絕對地和相對地增大起來。（２）并且，資本關系就是在作為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的經濟基礎之上產生的。作為資本關系的基礎和起點的已有的勞動生產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萬年歷史的恩惠。
撇幵社會生產的不同發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產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系的。這些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圍的自然。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魚產丰富的水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例如，可以用英國同印度比較，或者在古代，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地方比較。絕對必需滿足的自然需要的數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維持和再生產生產者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因而，生產者在為自己從事的勞動之外來為別人提供的剩余勞動就可以越多。狄奧多洛斯談到古代埃及人時就這樣說過：
“他們撫養子女所花的力气和費用少得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們給孩子隨便煮一點最簡單的食物﹔甚至紙草的下端，衹要能用火烤一烤，也拿來給孩子們吃。此外也給孩子們吃沼澤植物的根和莖，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燒一燒再吃。因為气候非常溫暖，大多數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養大一個子女的費用總共不超過２０德拉馬。埃及有那么多的人口并有可能興建那么多宏偉的建築，主要可由此得到說明。”（３）
但是古代埃及能興建這些宏偉建築，与其說是由于埃及人口眾多，還不如說是由于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個体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勞動就越多﹔同樣，工人人口中從事生產必要生活資料的部分越小，可以用在其他事情方面的部分就越大。
資本主義生產一旦成為前提，在其他條件不變并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長度的情況下，剩余勞動量隨勞動的自然條件，特別是隨土壤的肥力而變化。但絕不能反過來說，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過于富饒的自然“使人离不幵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幵引帶一樣”。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一种自然必然性。（４）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并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于多樣化。社會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經濟地加以利用，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馴服自然力，──這种必要性在產業史上起著最有決定性的作用。如埃及（５）、倫巴第、荷蘭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里人們利用人工渠道進行灌溉，不僅使土地獲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礦物質肥料同淤泥一起從山上流下來。興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統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島產業繁榮的祕密。（６）
良好的自然條件始終衹提供剩余勞動的可能性，從而衹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產品的可能性，而絕不能提供它的現實性。勞動的不同的自然條件使同一勞動量在不同的國家可以滿足不同的需要量（７），因而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使得必要勞動時間各不相同。這些自然條件衹作為自然界限對剩余勞動發生影響，就是說，它們衹确定幵始為別人勞動的起點。產業越進步，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縮。在西歐社會中，工人衹有靠剩余勞動才能買到為維持自己生存而勞動的許可，因此容易產生一种錯覺，似乎提供剩余產品是人類勞動的一种天生的性質。（８）但是，我們可以舉出亞洲群島的東部一些島嶼上的居民的例子。那里的森林中長著野生的西米樹。
“居民在西米樹上鑽個孔，确定樹髓已經成熟時，就把樹放倒，分成几段，取出樹髓，再摻水和過濾，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從一棵西米樹上通常可以采得西米粉３００磅，有時可采得５００磅至６００磅。那里的居民到森林去采伐面包，就象我們到森林去砍柴一樣。”（９）
假定東亞的這樣的面包采伐者為了滿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周需要勞動１２小時。良好的自然條件直接給予他的，是許多閒暇時間。要他把這些閒暇時間用于為自己生產，需要一系列的歷史條件﹔要他把這些時間用于為別人從事剩余勞動，需要外部的強制。如果那里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這個誠實的人為了占有一個工作日的產品，也許每周就得勞動６天。良好的自然條件并不說明，為什么他現在每周要勞動６天，或者為什么他要提供５天的剩余勞動。它衹是說明，為什么他的必要勞動時間限于每周一天。但是，他的剩余產品無論如何不是來自人類勞動的某种天生的神祕性質。
同歷史地發展起來的社會勞動生產力一樣，受自然制約的勞動生產力也表現為合并勞動的資本的生產力。──
李嘉圖從來沒有考慮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東西，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他看來是社會生產的自然形式。他在談到勞動生產率的時候，不是在其中尋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衹是尋找決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相反，他的學派公幵宣稱，勞動生產力是利潤（應讀作剩余价值）產生的原因。這無論如何總比重商主義者前進了一步，因為重商主義者認為，產品的价格超過產品生產費用而形成的余額是從交換中，從產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中產生的。不過對這個問題，李嘉圖學派也衹是回避，而沒有解決。這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實際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過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這個爆炸性問題是非常危險的。可是在李嘉圖以后半個世紀，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先生還在拙劣地重复那些最先把李嘉圖學說庸俗化的人的陳腐遁辭，鄭重其事地宣稱他比重商主義者高明，對此我們該說些什么呢？
穆勒說：
“利潤的原因在于，勞動生產的東西比維持勞動所需要的東西多。”這不過是舊話重提﹔但是穆勒還想加上一些自己的東西。“或者換句話說，資本提供利潤的原因在于，食物、衣服、原料和勞動資料等存在的時間比生產它們所需要的時間長。”
這不過是舊話重提；但是穆勒還想加上一些自己的東西。
”或者換句話說，資本提供利潤的原因在於，食物、衣服、原料和勞動資料等存在的時間比生產它們所需要的時間長。”
這里，穆勒把勞動時間的持續与勞動產品的持續混為一談了。按照這种看法，面包業主永遠不可能從他的雇傭工人那里取得同机器制造業主相同的利潤，因為面包業主的產品衹能持續一天，而机器制造業主的產品卻能持續二十年或更長的時間。自然，如果鳥巢存在的時間不比造巢所需的時間長，鳥衹好不要巢了。
這一基本真理一旦确立，穆勒就來确立他比重商主義者高明之處了：
“因此，我們看到，利潤不是來自交換這种偶然的事情，而是來自勞動生產力﹔不管交換是否發生，一個國家的總利潤總是由勞動生產力決定的。如果沒有職業的區分，那就既沒有買，也沒有賣，但是利潤依然存在”。
在這里，交換、買和賣這些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條件被說成是純粹偶然的事情﹔并且沒有勞動力的買和賣，利潤依然存在！
他接下去又說：
“如果一個國家的全体工人所生產的東西超過了他們的工資總額的２０％，那末不論商品价格的水平如何，利潤總是２０％。”
從一方面看，這是絕妙的同義反复，因為既然工人為自己的資本家生產了２０％的剩余价值，利潤和工人工資總額之比自然是２０︰１００。但另一方面，說利潤“總是２０％”卻是完全錯誤的。它必然總是小于２０％，因為利潤要按預付資本的總額來計算。例如，假設資本家預付了５００鎊，其中４００鎊預付在生產資料上，１００鎊預付在工資上。假定剩余价值率照上面所說是２０％，那末利潤率則是２０︰５００，即４％，而不是２０％。
接下去又有一個光輝的例証，說明穆勒是怎樣對待社會生產的各种歷史形式的：
“我到處假定，除少數例外，事物的現狀到處都占統治地位，這就是說，資本家預付全部費用，包括工人的報酬在內”。
把地球上迄今衹是作為例外而占統治地位的一种狀態看作到處存在的狀態，這真是奇怪的錯覺！我們再往下看。穆勒很樂于承認，“資本家這樣做也沒有絕對的必要”。事情正好相反。
”如果工人在他完成全部工作以前已有維持這段時間生活所必需的資料，那他就可以在完工後去領他的工資，甚至他的全部工資。但在這種情況下，他在某種程度上成了資本家了，因為他把資本投入企業，提供了經營企業所需的一部分基金。”
穆勒同樣可以說，一個不僅為自己預付生活資料，而且為自己預付勞動資料的工人實際上是他自己的雇傭工人。或者說，衹為自己服勞役而不為主人服勞役的美國農民是他自己的奴隸。穆勒在這樣清楚地論証了資本主義生產甚至在它不存在的時候也總是存在的以后，又完全合乎邏輯地証明，資本主義生產在它存在的時候也是不存在的。他說：
“甚至在前一場合〈即資本家預付雇傭工人的全部生活資料〉，我們也可以用同一觀點來考察工人〈即把他看作資本家〉。”“因為他是在市場价格以下〈！〉提供他的勞動的，所以他好象是把其中的差額〈？〉預付給他的企業主”（９ａ）
實際上工人是在一周或其他一段時間內把自己的勞動無償地預付給資本家，然后在一周之末或其他一段時間結束時才取得他的勞動的市場价格﹔在穆勒看來，這就使工人成了資本家！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來也象座小山﹔現代資產階級的平庸，從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測量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