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是在德國！我們在談論政治經濟學的同時還要談論形而上學。而在這方面，我們也衹是跟著蒲魯東先生的“矛盾”走。剛才他迫使我們講英國話，使我們差不多變成了英國人。現在場面變了。蒲魯東先生把我們轉移到我們親愛的祖國，使我們不由得又變成了德國人。
如果說有一個英國人把人變成帽子，那麼，有一個德國人就把帽子變成了觀念。這個英國人就是李嘉圖，一位銀行巨子，杰出的經濟學家﹔這個德國人就是黑格爾，柏林大學的一位專任哲學教授。
法國最末一個專制君主和法蘭西王朝沒落的代表路易十五有一個御醫，這個人又是法國的第一個經濟學家。這位御醫，這位經濟學家是法國資產階級即將取得必然胜利的代表。魁奈醫生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他在自己的著名的《經濟表》中概括地敘述了這門科學。除了已經有的對該表的一千零一個注解以外，我們還找到醫生本人作的一個注解。這就是附有“七個重要說明”的《經濟表的分析》。
蒲魯東先生是另一個魁奈醫生，他是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方面的魁奈。
但是在黑格爾看來，形而上學，整個哲學，是概括在方法裡面的。所以我們必須設法弄清楚蒲魯東先生那套至少同《經濟表》一樣含糊不清的方法。因此，我們作了七個比較重要的說明。如果蒲魯東博士不滿意我們的說明，那沒關系，他可以扮演修道院院長勃多的角色，親自寫一篇《經濟學─形而上學方法解說》。
“這裡我們論述的不是與時間次序相一致的歷史，而是與觀念順序相一致的歷史。各經濟階段或範疇在出現時有時候是同時代的，有時候又是顛倒的……不過，經濟理論有它自己的邏輯順序和理性中的系列，值得夸耀的是，經濟理論的這種次序已被我們發現了。”（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第１卷第１４５和１４６頁）
蒲魯東先生把這些冒牌的黑格爾詞句扔向法國人，毫無問題是想嚇唬他們一下。這樣一來，我們就要同兩個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魯東先生，其次是黑格爾。蒲魯東先生和其他經濟學家有什麼不同呢？黑格爾在蒲魯東先生的政治經濟學中又起什麼作用呢？
經濟學家們都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說成是固定的、不變的、永恆的範疇。蒲魯東先生有了這些完全形成的範疇，他想給我們說明所有這些範疇、原理、規律、觀念、思想的形成情況和來歷。
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系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系是怎樣產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產生這些關系的歷史運動。由於蒲魯東先生把這些關系看成原理、範疇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們衹要把這些思想（它們在每一篇政治經濟學論文末尾已經按字母表排好）編一下次序就行了。經濟學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動活潑的生活﹔蒲魯東先生的材料則是經濟學家的教條。但是，既然我們忽略了生產關系（範疇衹是它在理論上的表現）的歷史運動，既然我們衹想把這些範疇看作是觀念、不依賴現實關系而自生的思想，那麼，我們就衹能到純理性的運動中去找尋這些思想的來歷了。純粹的、永恆的、無人身的理性怎樣產生這些思想呢？它是怎樣造成這些思想的呢？
假如在黑格爾主義方面我們具有蒲魯東先生那種大無畏精神，我們就會說，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區分開來。這是什麼意思呢？因為無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沒有可以設定自己的場所，又沒有可以與之相對立的客體，也沒有可以與之相結合的主體，所以它衹得把自己顛來倒去：設定自己，把自己與自己相對立，自相結合──設定、對立、結合。用希腊語來說，這就是：正題、反題、合題。對於不懂黑格爾語言的讀者，我們將告訴他們一個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這就是措辭的含意。固然這不是希伯來語（請蒲魯東先生不要見怪），然而卻是脫离了個體的純理性的語言。這裡看到的不是一個用普通方式說話和思維的普通個體，而正是沒有個體的純粹普通方式。
在最後的抽象（因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為邏輯範疇，這用得著奇怪嗎？如果我們逐步抽掉构成某座房屋個性的一切，抽掉构成這座房屋的材料和這座房屋特有的形式，結果衹剩下一個物體﹔如果把這一物體的界限也抽去，結果就衹有空間了﹔如果再把這個空間的向度抽去，最後我們就衹有純粹的量這個邏輯範疇了，這用得著奇怪嗎？用這種方法抽去每一個主體的一切有生命的或無生命的所謂偶性，人或物，我們就有理由說，在最後的抽象中，作為實體的將是一些邏輯範疇。所以形而上學者也就有理由說，世界上的事物是邏輯範疇這塊底布上繡成的花卉：他們在進行這些抽象時，自以為在進行分析，他們越來越遠离物體，而自以為越來越接近，以至於深入物體。哲學家和基督徒不同之處正是在於：基督徒衹有一個邏各斯的化身，不管什麼邏輯不邏輯﹔而哲學家則有無數化身。既然如此，那麼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東西經過抽象都可以歸結為邏輯範疇，因而整個現實世界都淹沒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沒在邏輯範疇的世界之中，這又有什麼奇怪呢？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東西，衹是由於某種運動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歷史的運動創造了社會關系，工業的運動給我們提供了工業產品，等等。
正如我們通過抽象把一切事物變成邏輯範疇一樣，我們衹要抽去各種各樣的運動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態的運動，純粹形式上的運動，運動的純粹邏輯公式。如果我們把邏輯範疇看作一切事物的實體，那麼我們也就可以設想把運動的邏輯公式看作是一種絕對方法，它不僅說明每一個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個事物的運動。
關於這種絕對方法，黑格爾這樣說過：
“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一種絕對的、唯一的、最高的、無限的力量﹔這是理性企圖在每一個事物中發現和認識自己的意向。”（《邏輯學》第３卷）
既然把任何一種事物都歸結為邏輯範疇，任何一個運動、任何一種生產行為都歸結為方法，那麼由此自然得出一個結論，產品和生產、事物和運動的任何總和都可以歸結為應用的形而上學。黑格爾為宗教、法等做過的事情，蒲魯東先生也想在政治經濟學上如法炮制。
那麼，這種絕對方法到底是什麼呢？是運動的抽象。運動的抽象是什麼呢？是抽象形態的運動。抽象形態的運動是什麼呢？是運動的純粹邏輯公式或者純理性的運動。純理性的運動又是怎麼回事呢？就是設定自己，自己與自己相對立，自相結合，就是把自身規定為正題、反題、合題，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理性怎樣進行自我肯定，把自己設定為特定的範疇呢？這就是理性自己及其辯護人的事情了。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設定為正題，這個正題、這個與自己相對立的思想就會分為兩個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這兩個包含在反題中的對抗因素的鬥爭，形成辯証運動。“是”轉化為“否”，“否”轉化為“是”。“是”同時成為“是”和“否”，“否”同時成為“否”和“是”，對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銷。這兩個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個新的思想，即它們的合題。這個新的思想又分為兩個彼此矛盾的思想，而這兩個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題。從這種生育過程中產生出思想群。同簡單的範疇一樣，思想群也遵祥這個辯証運動，它也有一個矛盾的群作為反題。從這兩個思想群中產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們的合題。
正如從簡單範疇的辯証運動中產生出群一樣，從群的辯証運動中產生出系列，從系列的辯証運動中又產生出整個體系。
把這個方法運用到政治經濟學的範疇上面，就會得出政治經濟學的邏輯學和形而上學，換句話說，就會把人所共知的經濟範疇翻譯成人們不大知道的語言，這種語言使人覺得這些範疇似乎是剛從純理性的頭腦中產生的，好像這些範疇僅僅由於辯証運動的作用才互相產生、互相聯系、互相交織。請讀者不要害怕這個形而上學以及它那一大堆範疇、群、系列和體系。盡管蒲魯東先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體系的頂峰，可是他從來沒有超越過頭兩級即簡單的正題和反題，而且這兩級他僅僅爬上過兩次，其中有一次還跌了下來。
在這以前我們談的衹是黑格爾的辯証法。下面我們要看到蒲魯東先生怎樣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黑格爾認為，世界上過去發生的一切和現在還在發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維中發生的一切。因此，歷史的哲學僅僅是哲學的歷史，即他自己的哲學的歷史。沒有“與時間次序相一致的歷史”，衹有“觀念在理性中的順序”。他以為他是在通過思想的運動建設世界﹔其實，他衹是根据絕對方法把所有人們頭腦中的思想加以系統的改組和排列而已。
經濟範疇衹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學家蒲魯東先生把事物顛倒了，他認為現實關系衹是一些原理和範疇的化身。這位哲學家蒲魯東先生還告訴我們，這些原理和範疇過去曾睡在“無人身的人類理性”的懷抱裡。
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中制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一定的社會關系同麻布、亞麻等一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
所以，這些觀念、範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恆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
生產力的增長、社會關系的破壞、觀念的形成都是不斷運動的、衹有運動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滯不動的。
每一個社會中的生產關系都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蒲魯東先生把種種經濟關系看作同等數量的社會階段，這些階段互相產生，像反題來自正題一樣一個來自一個、并在自己的邏輯順序中實現著無人身的人類理性。
這個方法的唯一短處就是：蒲魯東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個階段時，都不能不靠所有其他社會關系來說明，可是當時這些社會關系尚未被他用辯証運動產生出來。當蒲魯東先生後來借助純粹理性使其他階段產生出來時，卻又把它們當成初生的嬰兒，忘記它們和第一個階段是同樣年老了
。因此，他要构成被他看作一切經濟發展基礎的价值，就非有分工，競爭等等不可。然而當時這些關系在系列中、在蒲魯東先生的理性中以及邏輯順序中根本還不存在。
誰用政治經濟學的範疇构築某種思想體系的大廈，誰就是把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誰就是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同等數量的依次出現的單個社會。其實，單憑運動、順序和時間的唯一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机體呢？
現在我們看一看蒲魯東先生在把黑格爾的辯証法應用到政治經濟學上去的時候，把它變成了什麼樣子。
蒲魯東先生認為，任何經濟範疇都有好壞兩個方面。他看範疇就像小資產者看歷史偉人一樣：拿破侖是一個大人物﹔他行了許多善，但是也作了許多惡。
蒲魯東先生認為，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益處和害處加在一起就构成每個經濟範疇所固有的矛盾。
應當解決的問題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壞的方面。
奴隸制是同任何經濟範疇一樣的經濟範疇。因此，它也有兩個方面。我們拋開奴隸制的壞的方面不談，且來看看它的好的方面。自然，這裡談的衹是直接奴隸制，即蘇裡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隸制。
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樣，直接奴隸制是資產階級工業的基礎。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就沒有現代工業。奴隸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產生了世界貿易，世界貿易是大工業的條件。可見，奴隸制是一個极重要的經濟範疇。
沒有奴隸制，北美這個進步最快的國家就會變成宗法式的國家。如果從世界地圖上把北美划掉，結果看到的是一片無政府狀態，現代貿易和現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滅奴隸制就等於從世界地圖上抹掉美洲。[1]
因為奴隸制是一個經濟範疇，所以它總是存在於各民族的制度中。現代各民族衹是在本國內把奴隸制掩飾一下，而在新大陸卻不加掩飾地推行奴隸制。
蒲魯東先生將用什麼辦法挽救奴隸制呢？他提出的問題是：保存這個經濟範疇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壞的方面。
黑格爾就不需要提出問題。他衹有辯証法。蒲魯東先生從黑格爾的辯証法那裡衹借用了用語。而蒲魯東先生自己的辯証運動衹不過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壞兩面而已。
我們暫且把蒲魯東先生當作一個範疇看待，看一看他的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他的長處和短處。
如果說，與黑格爾比較，他的長處是提出問題并且自願為人類最大幸福而解決這些問題，那麼，他也有一個短處：當他想通過辯証的生育過程生出一個新範疇時，卻毫無所獲。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鬥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範疇，就是辯証運動。砷要給自己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問題，就是立即切斷了辯証運動。我們看到的已經不是由於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設定自己并把自己與自己相對立的範疇，而是在範疇的兩個方面中間轉動、掙扎和沖撞的蒲魯東先生。
這樣，蒲魯東先生就陷入了用正當方法難以擺脫的困境，於是他用盡全力一跳便跳到一個新範疇的領域中。這時在他那惊异的目光面前便出現了理性中的系列。
他抓住第一個到手的範疇，隨心所欲地給它一種特性：把需要清洗的範疇的缺陷消除。例如，如果相信蒲魯東先生的話，稅收可以消除壟斷的缺陷，貿易差額可以消除稅收的缺陷，土地所有權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
這樣，蒲魯東先生把經濟範疇逐一取來，把一個範疇用作另一個範疇的消毒劑，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劑這二者的混合物寫成兩卷矛盾，并且恰當地稱為《經濟矛盾的體系》。
“在絕對理性中，所有這些觀念……是同樣簡單和普遍的……實際上我們衹有靠我們的觀念搭成的一種腳手架才能達到科學境地。但是，真理本身并不以這些辯証的圖形為轉移，而且不受我們思想的種種組合的束縛。”（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第２卷第９７頁）
這樣，一個急轉彎（現在我們才知道其中奧妙）就使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突然變成了幻想！蒲魯東先生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實話。的確，一旦把辯証運動的過程歸結為這樣一個簡單過程，即把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加以對比，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問題，并且把一個範疇用作另一個範疇的消毒劑，那麼範疇就不再有自發的運動，觀念就“不再發生作用”，不再有內在的生命。觀念既不能再把自己設定為範疇，也不能再把自己分解為範疇。範疇的順序成了一種腳手架。辯証法不再是絕對理性的運動了。辯証法沒有了，至多還剩下最純粹的道德。
當蒲魯東先生談到理性中的系列即範疇的邏輯順序的時候，他肯定地說，他不是想論述與時間次序相一致的歷史，即蒲魯東先生所認為的範疇在其中出現的歷史順序。他認為那時一切都在理性的純粹以太中進行。一切都應當通過辯証法從這種以太中產生。現在當實際應用這種辯証法的時候，理性對他來說卻不存在了。蒲魯東先生的辯証法背棄了黑格爾的辯証法，於是蒲魯東先生衹得承認，他用以說明經濟範疇的次序不再是這些經濟範疇相互產生的次序。經濟的進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進化了。
那麼，蒲魯東先生給了我們什麼呢？是現實的歷史，即蒲魯東先生所認為的範疇在時間次序中出現的那種順序嗎？不是。是在觀念本身中進行的歷史嗎？更不是。這就是說，他既沒有給我們範疇的世俗歷史，也沒有給我們範疇的神圣歷史！那麼，到底他給了我們什麼歷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歷史。讓我們來看看這些矛盾怎樣行進以及它們怎樣拖著蒲魯東先生走吧。
在未研究這一點（這是第六個重要說明的引子）之前，我們應當再作一個比較次要的說明。
讓我們和蒲魯東先生一同假定：現實的歷史，與時間次序相一致的歷史是觀念、範疇和原理在其中出現的那種歷史順序。
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例如，權威原理出現在１１世紀，個人主義原理出現在１８世紀。因而不是原理屬於世紀，而是世紀屬於原理。換句話說，不是歷史創造原理，而是原理創造歷史。但是，如果為了顧全原理和歷史我們再進一步自問一下，為什麼該原理出現在１１世紀或者１８世紀，而不出現在其他某一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一下：１１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１８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他們各自的需要、他們的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樣的﹔最後，由這一切生存條件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難道探討這一切問題不就是研究每個世紀中人們的現實的、世俗的歷史，不就是把這些人既當成他們本身的歷史劇的劇作者又當成劇中人物嗎？但是，衹要你們把人們當成他們本身歷史的劇中的人物和劇作者，你們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發點，因為你們拋棄了最初作為出發點的永恆的原理。
至於蒲魯東先生，他還在思想家所走的這條迂回曲折的道路上緩慢行進，离開歷史的康庄大道還有一大段路程。
我們且沿著這條迂回曲折的道路跟蒲魯東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當作不變規律、永恆原理、觀念範疇的經濟關系先於生動活躍的人而存在﹔再假定這些規律、這些原理、這些範疇自古以來就睡在“無人身的人類理性”的懷抱裡。我們已經看到，在這一切一成不變的、停滯不動的永恆下面沒有歷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衹是觀念中的歷史，即反映在純理性的辯証運動中的歷史。既然蒲魯東先生認為各種觀念在辯証運動中不能互相“區分”，那麼他就一筆勾銷了運動的影子和影子的運動，而本來總還可以用它們造成某種類似歷史的東西。他沒有這樣做，反而把自己的無能歸罪於歷史，埋怨一切，甚至連法國話也埋怨起來。
哲學家蒲魯東先生告訴我們：“我們說什麼東西出現或者什麼東西生產出來，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無論是在文明裡還是在宇宙中，自古以來一切就存在著、活動著……整個社會經濟也是如此。”（第２卷第１０２頁）
自身起作用并且使蒲魯東先生本人也起作用的矛盾的創造力竟大到這樣程度，以至他本想說明歷史，但卻不得不否定歷史﹔本想說明社會關系的順次出現，但卻根本否定某種東西可以出現﹔本想說明生產及其一切階段，但卻否定某種東西可以生產出來。
這樣，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再沒有什麼歷史，也沒有什麼觀念的順序了，可是，他那本大作卻繼續存在，而這部著作恰恰被他自己稱為“與觀念順序相一致的歷史”。怎樣才能找到一個公式（因為蒲魯東先生就是公式化的人物）幫助他一跳就越過他的一切矛盾呢？
為了做到這一點，他發明了一種新理性，這既不是絕對的、純粹的和純真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生動活躍的人們的普通的理性﹔這是一種十分特殊的理性，是作為人的社會的理性，是作為主體的人類的理性，這種理性在蒲魯東先生的筆下最初間或寫作“社會天才”、“普遍理性”，最後又寫作“人類理性”。然而這種名目繁多的理性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被人們認出是蒲魯東先生的個人理性，它有好的和壞的方面，有消毒劑也有問題。
“人類理性不創造真理”，真理蘊藏在絕對的永恆的理性的深處。它衹能發現真理。但是直到現在它所發現的真理是不完備的，不充足的，因而是矛盾的。經濟範疇本身是人類理性、社會天才所發現和揭示出來的真理，因此它們也是不完備的并含有矛盾的萌芽。在蒲魯東先生以前，社會天才衹看見對抗因素而未發現綜合公式，雖然兩者同時潛藏在絕對理性裡面。既然經濟關系衹是這些不充足的真理、這些不完備的範疇、這些矛盾的概念在人世間的實現，因此，它們本身就包含著矛盾，并且有好壞兩個方面。
社會天才的任務是發現完備的真理、完整無缺的概念、排除二律背反的綜合公式。這也就說明，為什麼在蒲魯東先生的想象中，這個社會天才不得不從一個範疇跑到另一個範疇，但是仍然不能靠這一整套範疇從上帝那裡，從絕對理性那裡得到一個綜合公式：
“首先，社會〈社會天才〉假定一個原始的事實，提出一個假設－...個真正的二律背反，它的對抗性結果在社會經濟中展開來就像它的後果會在精神上被推論出來一樣，所以工業運動在各方面隨著觀念的演繹分為兩道洪流：一道是有益作用的洪流，一道是有害結果的洪流……為了和諧地构成這個兩重性的原理和解決這個二律背反，社會就產生第二個二律背反，隨後很快地又產生第三個二律背反﹔社會天才將一直這樣行進，直到它用盡自己的全部矛盾（盡管未曾得到証實，但是我料想，人類的矛盾是有止境的），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來的各種論點并用唯一的公式來解決自己的全部問題時為止。”（第１卷第１３３頁）
正如以前反題變成消毒劑一樣，現在正題將變成假設。但是，蒲魯東先生這種朮語上的變換現在再也不能使我們感到惊奇了。人類的理性最不純洁，它衹具有不完備的見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決的問題。人類的理性在絕對理性中發現的以及作為第一個正題的否定的每一個新的正題，對它說來都是一個合題，并且被它相當天真地當作有關問題的解決。這個理性就這樣在不斷變換的矛盾中沖撞，直至它達到了矛盾的終點，發覺這一切正題和合題不過是相互矛盾的假設時為止。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人類理性，社會天才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來的各種論點并用唯一的公式來解決自己的全部問題”。這裡附帶說一下，這個唯一的公式是蒲魯東先生真正的發現。這就是构成价值。
假設衹是為了某種目的而設立的。通過蒲魯東先生之口講話的社會天才首先給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消除每個經濟範疇的一切壞的東西，使它衹保留好的東西。他認為，好的東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實際目的就是平等。為什麼社會天才衹要平等，而不要不平等或博愛、不要天主教或別的什麼原理呢？因為“人類之所以接連不斷地實現這麼多特殊的假設，正是由於考慮到一個最高的假設”，這個最高的假設就是平等。換句話說，因為平等是蒲魯東先生的理想。他以為分工、信用、工廠，一句話，一切經濟關系都僅僅是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發明的，但是結果它們往往背离平等。由於歷史和蒲魯東先生的臆測步步發生矛盾，所以他得出結論說，有矛盾存在。即使是有矛盾存在，那也衹存在於他的固定觀念和現實運動之間。
從此以後，肯定平等的就是每個經濟關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壞的方面。每一個新的範疇都是社會天才為了消除前一個假設所產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設。總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祕的趨勢、天命的目的，社會天才在經濟矛盾的圈子裡旋轉時從來沒有忽略過它。因此，天命是一個火車頭，用它拖蒲魯東先生的全部經濟行囊前進遠比用他那沒有頭腦的純理性要好得多。他在論稅收一章之後，用了整整一章來寫天命。
天命，天命的目的，這是當前用以說明歷史進程的一個響亮字眼。其實這個字眼不說明任何問題。它至多不過是一種修辭形式，是解釋事實的多種方式之一。
大家知道，英國工業的發展使蘇格蘭地產獲得了新的价值。而英國工業則為羊毛開辟了新的銷售市場。要生產大量的羊毛，必然把耕地變成牧場。要實行這種改變就必須集中地產。要集中地產就必須消滅世襲租佃者的小農庄，使成千上萬的租佃者离開家園，讓放牧几百萬衹羊的少數牧羊人來代替他們。這樣，由於耕地接連不斷地變成牧場，結果蘇格蘭的地產使羊群赶走了人。如果現在你們說，羊群赶走人就是蘇格蘭地產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麼，你們就創造出了天命的歷史。
當然，平等趨勢是我們這個世紀所特有的。認為以往各世紀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產資料等等都是為實現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這首先就是用我們這個世紀的人和生產資料來代替過去各世紀的人和生產資料，否認後一代人改變前一代人所獲得的成果的歷史運動。經濟學家們很清楚，同是一件東西對甲說來是成品，對乙說來衹是從事新的生產的原料。
如果你們同蒲魯東先生一道假定：社會天才制造出，或者更確切些說即興制造出封建主，是為了達到把耕者變為負有義務的和彼此平等的勞動者這一天命的目的，那麼，你們就把目的和人都換了，這種做法和為了達到惡意的滿足（即用羊群赶走人）而在蘇格蘭確立地產制度的天命比較起來，毫不遜色。
可是，蒲魯東先生既然對於天命表現出那樣親切的關懷，我們就介紹他看一看維爾紐夫．巴爾熱蒙的《政治經濟學歷史》，此人也是追求天命的目的。但他這個目的已經不是平等，而是天主教了。
經濟學家們的論証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衹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在這方面，經濟學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為兩類的神學家。一切异教都是人們臆造的，而他們自己的宗教則是神的啟示。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關系（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關系正是使生產財富和發展生產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那些關系。因此，這些關系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恆規律。於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以前所以有歷史，是由於有過封建制度，由於在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種和經濟學家稱為自然的、因而是永恆的資產階級社會生產關系完全不同的生產關系。
封建主義也有過自己的無產階級，即包含著資產階級的一切萌芽的農奴等級。封建的生產也有兩個對抗的因素，人們稱為封建主義的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可是，卻沒想到結果總是壞的方面壓倒好的方面。正是壞的方面引起鬥爭，產生形成歷史的運動。假如在封建主義統治時代，經濟學家看到騎士的德行、權利和義務之間美妙的協調、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鄉村中家庭手工業的繁榮、各同業公會、商會和行會中所組織的工業的發展，總而言之，看到封建主義的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動，抱定目的要消除這幅圖歸上的一切陰暗面──農奴制度、特權、無政府狀態，那麼結果會怎樣呢？引起鬥爭的一切因素就會滅絕，資產階級的發展在萌芽時就會被窒息。經濟學家就會給自己提出把歷史一筆勾銷的荒唐問題。
資產階級得勢以後，也就談不到封建主義的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了。資產階級把它在封建主義統治下發展起來的生產力掌握起來。一切舊的經濟形式、一切與之相适應的市民關系以及作為舊日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這樣，為了正確地判斷封建的生產，必須把它當作以對抗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來考察。必須指出，財富怎樣在這種對抗中間形成，生產力怎樣和階級對抗同時發展，這些階級中一個代表著社會上壞的、有害方面的階級怎樣不斷地成長，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質條件最後成熟。這難道不是說，生產方式，生產力在其中發展的那些關系，并不是永恆的規律，而是同人們及其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相适應的東西，人們生產力的一切變化必然引起他們的生產關系的變化嗎？由於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實──已經獲得的生產力被剝奪，所以必須粉碎生產力在其中產生的那些傳統形式。從此以後，革命階級將成為保守階級。
資產階級從一開始就有一個本身是封建時期無產階級殘存物的無產階級相伴隨。資產階級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發展它的對抗性質，起初這種性質或多或少是掩飾起來的，衹是處於隱蔽狀態。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在它的內部發展著一個新的無產階級，即現代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展開了鬥爭，這個鬥爭在雙方尚未感覺到，尚未予以注意、重視、理解、承認并公開宣告以前，最初僅表現為局部的暫時的沖突，表現為一些破壞行為。另一方面，如果說現代資產階級的全體成員由於組成一個與另一個階級相對立的階級而有共同的利益，那麼，由於他們互相對立，他們的利益又是對立的，對抗的。這種利益上的對立是由他們的資產階級生活的經濟條件產生的。資產階級借以在其中活動的那些生產關系的性質決不是單一的、單純的，而是兩重的﹔在產生財富的那些關系中也產生貧困﹔在發展生產力的那些關系中也發展一種產生壓迫的力量﹔這些關系衹有不斷消滅資產階級單個成員的財富和產生出不斷壯大的無產階級，才能產生資產者的財富，即資產階級的財富﹔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顯了。
這種對抗性質表現得越明顯，經濟學家們，這些資產階級生產的學朮代表就越和他們自己的理論發生分歧，於是在他們中間形成了各種學派。
宿命論的經濟學家，在理論上對他們所謂的資產階級生產的有害方面采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正如資產者本身在實踐中對他們賴以取得財富的無產者的疾苦漠不關心一樣。這個宿命論學派有古典派和浪漫派兩種。古典派如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他們代表著一個還在同封建社會的殘余進行鬥爭、力圖清洗經濟關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產力、使工商業獲得新的發展的資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參加這一鬥爭并專心致力於這一狂熱活動，衹是經受著暫時的偶然的苦難，并且它自己的看法也是如此。亞當﹒斯密和李嘉圖這樣的經濟學家是這一時代的歷史學家，他們的使命衹是表明在資產階級生產關系下如何獲得財富，衹是將這些關系表述為範疇、規律并証明這些規律、範疇比封建社會的規律和範疇更有利於財富的生產。在他們看來，貧困衹不過是每一次分娩時的陣痛，無論是自然界還是工業都要經歷這種情況。
浪漫派屬於我們這個時代，這時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處於直接對立狀態，貧困像財富那樣大量產生。這時，經濟學家便以飽食的宿命論者的姿態出現，他們自命高尚、蔑視那些用勞動創造財富的活人机器。他們的一言一語都仿照他們的前輩，可是，前輩們的漠不關心衹是出於天真，而他們的漠不關心卻已成為賣弄風情了。
其次是人道學派，這個學派對現時生產關系的壞的方面倒是放在心上的。為了不受良心的責備，這個學派想盡量緩和現有的對比﹔他們對無產者的苦難以及資產者之間的劇烈競爭表示真誠的痛心﹔他們勸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們建議資產者節制一下生產熱情。這個學派的全部理論建立在理論和實踐、原理和結果、觀念和應用、內容和形式、本質和現實、法和事實、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之間無限的區別上面。
博愛學派是完善的人道學派。他們否認對抗的必然性﹔他們願意把一切人都變成資產者﹔他們願意實現理論，衹要這種理論與實踐不同而且本身不包含對抗。毫無疑問，在理論上把現實中隨時都要遇到的矛盾撇開不管并不困難。那樣一來，這種理論就會變成理想化的現實。因此，博愛論者願意保存那些表現資產階級關系的範疇，而不要那種构成這些範疇并且同這些範疇分不開的對抗。博愛論者以為，他們是在嚴肅地反對資產者的實踐，其實，他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像資產者。
正如經濟學家是資產階級的學朮代表一樣，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無產者階級的理論家。在無產階級尚未發展到足以確立為一個階級，因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尚未帶政治性以前，在生產力在資產階級本身的懷抱裡尚未發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無產階級和建立新社會必備的物質條件以前，這些理論家不過是一些空想主義者，他們為了滿足被壓迫階級的需要，想出各種各樣的體系并且力求探尋一種革新的科學。但是隨著歷史的演進以及無產階級鬥爭的日益明顯，他們就不再需要在自己頭腦裡找尋科學了﹔他們衹要注意眼前發生的事情，并且把這些事情表達出來就行了。當他們還在探尋科學和衹是創立體系的時候，當他們的鬥爭才開始的時候，他們認為貧困不過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夠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這一面，這個由歷史運動產生并且充分自覺地參與歷史運動的科學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學了。
現在再來談談蒲魯東先生。
每一種經濟關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衹有在這一點上蒲魯東先生沒有背叛自己。他認為，好的方面由經濟學家來揭示，壞的方面由社會主義者來揭露。他從經濟學家那裡借用了永恆關系的必然性﹔從社會主義者那裡借用了把貧困僅僅看作是貧困的幻想。他對兩者都表示贊成，企圖拿科學權威當靠山。而科學在他看來已成為某種微不足道的科學公式了﹔他無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為如此，蒲魯東先生自以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學，也批判了共產主義﹔其實他遠在這兩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學家之下，因為他作為一個哲學家，自以為有了神祕的公式就用不著深入純經濟的細節﹔就他在社會主義之下，因為他既乏勇气，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為合題，結果衹不過是一種結合的錯誤。
他希望充當科學泰斗，凌駕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衹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搖來擺去。
照蒲魯東先生的說法，經濟進化的系列是由分工揭開的。
| 分工好的方面 | “就實質而論，分工是實現條件上和智能分工的好的方面上的平等的方法。”（第一卷９４頁） |
| 分工壞的方面 | “對我們說來，分工變成了貧困的源泉。”（第１卷第９４頁） |
| 另一種說法： | |
| “勞動按照它所特有的、构成其有效性的首要條件的規律進行划分，結果就會否定自己的目的，毀滅自己。”（第１卷第９４頁） | |
| 應當解決的任務 | 找尋“一種新的結合，以便消除分工的有應當解決的問題害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第１卷第９７頁）。 |
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分工是一種永恆的規律，是一種單純而抽象的範疇。所以，抽象、觀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說明各個不同歷史時代的分工。種姓、行會、工場手工業、大工業必須用一個分字來解釋。如果你們首先將“分”字的含義好好加以研究，將來你們就不必再研究每個時代中賦予分工以某種特定性質的諸多影響了。
當然，把事物歸結為蒲魯東先生的範疇，那未免把它們看得太簡單了。歷史的進程并非是那樣絕對的。德國為了建立城鄉分离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個世紀。城鄉關系一改變，整個社會也跟著改變。即使衹拿分工的這一方面來說，這裡是古代的共和國，或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那裡則是古老的英國和它的貴族，或是現代的英國和它的它棉紗大王（ｃｏｔｔｏｎ－ｌｏｒｄｓ）。１４世紀和１５世紀，殖民地尚未出現，對歐洲說來美洲還不存在，同亞洲的交往衹有通過君士坦丁堡一個地方，貿易活動以地中海為中心，那時候分工的形式和表現，與１７世紀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和法國人已在世界各處擁有殖民地時的分工完全不同。市場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賦予各個不同時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質，單從一個“分”字，從觀念、範疇中是很難推論出來的。
蒲魯東先生說：“從亞當﹒斯密以來，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指出過分工的規律的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但是他們常常更多地強調前者，因為這樣做更适合他們的樂觀主義﹔同時沒有一個經濟學家反問過自己：一個規律的有害方面是什麼……一個始終一貫的原理怎麼會產生截然相反的結果呢？無論在亞當﹒斯密以前或在他以後，甚至沒有一個經濟學家看出，這裡有一個需要闡明的問題。薩伊承認，在分工中，那個產生善的原因同樣也產生惡。”
亞當﹒斯密比蒲魯東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遠些。他很清楚地看到：“個人之間天賦才能的差异，實際上遠沒有我們所設想的那麼大﹔這些十分不同的、看來是使從事各種職業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區別的才賦，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從根本上說，搬運夫和哲學家之間的差別要比家犬和獵犬之間的差別小得多，他們之間的鴻溝是分工掘成的。這一切并未妨礙蒲魯東先生在另一處說：亞當﹒斯密甚至一點也沒有想到分工還有有害的一面，因此他還說：讓﹒巴﹒薩伊第一個承認，“在分工中，那個產生善的原因同樣也產生惡”。
但是，讓我們聽聽勒蒙泰吧﹔讓人人各得其所。
“讓﹒巴﹒薩伊先生在他的一篇卓越的政治經濟學論著中采納了我在論分工的道德影響這一節中提出的原理，這使我感到榮幸。他沒有提到我的名字，大概是因為我那本書的標題失之淺薄。我衹能以此來解釋作家的沉默。這位作家由於自己的根底深厚，因此可以否認這種小小的剽竊。”（《勒蒙泰全集》１８４０年巴黎黎版第１卷第２４５頁）
讓我們給勒蒙泰以公正吧：他机智地描繪了今天所實行的這種分工的有害的結果，蒲魯東先生對這一點未能作任何補充。既然由於蒲魯東先生的過錯我們已卷入砷在先的爭論，那麼不妨再順便說一下，在勒蒙泰之前很久，而且在亞當﹒斯密以前１７年，斯密的老師亞﹒弗格情在專門論分工的一章中就已清楚地闡述了這一點。
“甚至可以懷疑一個民族的一般能力的增長是否同技朮進步成正比例。在若干門机械技藝中……沒有任何智慧和情感的參與完全可以達到目的，并且正如無知是迷信之母一樣，它也是工業之母。思索和想象會產生錯誤，但是手或腳的習慣動作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所以可以說，在工場手工業方面，其最完善之處在於不用腦力參與，因此，不費任何思索就可以把作坊看作一部由人构成的机器……一位將軍可能是十分精通戰爭藝朮的人，而士兵的全部价值卻衹是完成一些手腳的動作。前者之所得可能就是後者之所失……在這一切都互相分离的時期，思維的技藝本身可以自成一個獨立的行業。”（亞﹒弗格情《論市民社會史》１７８３年巴黎版）
為了結束這場文獻的涉獵，我們明確地否認“所有的經濟學家更多強調的是分工的有益方面而不是有害方面”。衹須舉出西斯蒙第就可以了。
因此，一說到分工的有益方面，蒲魯東先生就衹有把眾所周知的一般詞句多少加以夸大，重說一番。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蒲魯東先生怎樣從被當作普遍規律、範疇和觀念來看待的分工中引伸出同它有關的有害方面。這個範疇、這個規律怎麼會包含一種損害蒲魯東先生的平均主義體系的不平等的分工呢？
“在這分工的庄嚴時刻，狂風開始襲擊人類。進步并不對一切人都是平等划一的……它首先衹及於少數的特權者……這是進步對人的偏私，它使人長期相信在地位上有自然的和天意的不平等，并且它產生了種姓，建立了一切社會的等級制度。”（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第１卷第９４頁）
分工產生了種姓。種姓就是分工的有害方面﹔因此，有害方面是由分工產生的。這正是需要証明的。如果我們想進一步問問，什麼使得分工產生種姓、等級制度和特權呢？蒲魯東先生會回答我們說：是進步。但是又是什麼引起進步呢？界限。界限，這就是蒲魯東先生所謂的進步對人的偏私。
哲學之後接著就是歷史。這已不是敘述的歷史，也不是辯証的歷史，而是比較的歷史。蒲魯東先生將現代的和中世紀的印刷工人，將克列索工廠的工人和鄉村的鐵匠，將現代的作家和中世紀的作家加以對比﹔他使天平的一端傾向於那些多少代表在中世紀形成或由中世紀留傳下來的分工的人們。他把一個歷史時代的分工和另一歷史時代的分工對立起來。這就是蒲魯東先生應當証明的嗎？不是。他應當向我們表明一般分工，即作為範疇的分工的有害方面。不過，既然在後面不遠我們就會看到蒲魯東先生自己正式收回了這一切假造的論据，我們又何必老是停留在他的著作的這一部分上面呢？
蒲魯東先生繼續寫道：“自靈魂被損害以來，勞動被分散的第一個結果就是延長工作日，使工作日同腦力消耗的總量成反比例增長……但是，工作日的長度不可能超過１６─１８小時，所以，自從不能靠增加勞動時間來補償時起，補償就要靠价格，於是工資就要降低……有一點是不容懷疑而且我們必須在這裡指出的，這就是普遍的良心并不會把工頭的工作和小工的勞動等同看待。因此，工作日的价格必然降低。這樣一來，一個勞動者除了由於執行屈辱身分的職能而使靈魂受盡摧殘以外，還免不了要忍受由於報酬微薄所產生的肉體上的痛苦。”
我們不打算談這種三段論法的邏輯价值，康德會把它叫作使人誤入歧途的謬論。
它的實質就是：
分工使工人去從事屈辱身分的職能﹔被損害的靈魂與這種屈辱身分的職能相适應，而工資的不斷急降又與靈魂的被損害相适應。要証實降低了的工資與被損害的靈魂相适應，蒲魯東先生為了不受良心責備，便說，這是普遍良心所希望的。請問，這種普遍良心包括不包括蒲魯東先生的靈魂呢？
在蒲魯東先生看來，机器是“分工的邏輯反題”，而他用自己的辯証法一開始便把机器變成工廠。
為了從分工中推論出貧困，蒲魯東先生假設了現代工廠﹔接著他又假設由分工產生的貧困，以便得出工廠并且可以把工廠看作這種貧困的辯証的否定。蒲魯東先生在精神上用屈辱身分的職能、在肉體上用工資微薄的辦法懲罰了勞動者，使工人附屬於工頭，并把他的勞動降低到小工勞動的水平﹔隨後他又責怪工廠和机器，說它們通過“使勞動者從屬於他的主人”的辦法屈辱他的身分，而且，為了徹底貶低勞動者，又使他“從手藝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真是絕妙的辯証法！如果他到此為止倒也罷了。可是不然。他還需要分工的新的歷史，不過這一次已不是為了從中引導出矛盾，而是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來改造工廠。為此目的，他必須忘記剛才關於分工所講的一切。
勞動的組織和划分視其所擁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決定的分工不同於蒸汽磨所決定的分工。因此，先從一般的分工開始，以便隨後從分工得出一種特殊的生產工具──机器，這簡直是對歷史的侮辱。
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樣，并不是一個經濟範疇。机器衹是一種生產力。以應用机器為基礎的現代工廠才是社會生產關系，才是經濟範疇。
現在且來看看蒲魯東先生卓越的想象中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
“社會上机器的不斷出現，就是勞動的反題，即反公式，這是工業天才對被分散的和殺人的勞動的抗議。其實什麼是机器呢？這就是把分工後互相分開的勞動的不同部分聯結起來的一種方式。每一台机器都可以看作多種操作的結合……因此，通過机器會使勞動者复議……在政治經濟學中同分工相對立的机器，在人腦中則是同分析相對立的合題……分工衹不過使勞動的不同部分互相分開，讓每一個人都從事他最合心意的專業﹔工廠按照每個部分對整體的關系來組合勞動者……它把權威原理帶入勞動領域……但是，還不止於此，机器或工廠通過使勞動者從屬於他的主人的辦法屈辱他的身分，并徹底貶低他，強使他從手藝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即机器時期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是在分工和交換之後出現的。”
我們提醒蒲魯東先生注意一個簡單的事實。把勞動分為不同的部分，讓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從事他最合心意的專業，──蒲魯東先生認為這種現象始於世界之初，其實，它僅僅是在競爭居於統治地位的現代工業中才存在。其次，蒲魯東先生為了表明分工怎樣產生工廠，工廠又怎樣產生雇傭勞動，他給我們拿出了一份非常“有趣的家譜”。
（１）他假設一個人，這個人“注意到，把生產分為不同的部分并讓單個的工人來從事其中的每一部分”，這樣就可以擴大生產力。
（２）這個人“抓住這個思想線索向自己說，衹要把那些為了實現他給自己提出的特殊目的而配備的勞動者組成一個經常性的集團，他就會得到比較持久的生產等等”。
（３）這個人向別人提出建議，要求他們領會他的思想，抓住這個思想線索。
（４）在工業剛開始的時候，這個人和自己的同伴們，即後來變成他的工人的那些人的關系是彼此平等的。
（５）“當然，可想而知，由於主人的有利地位和雇傭工人的從屬性，這種原始的平等勢必迅速消失。”
這就是蒲魯東先生的歷史的敘述的方法的又一標本。
現在讓我們用歷史的和經濟的觀點來考察一下，工廠或机器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後把權威原理帶入社會﹔工廠或机器是不是一方面恢复勞動者的權威，而另一方面又同時使勞動者從屬於權威﹔机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勞動的新的合成，是不是同勞動的分析相對立的勞動的合題。
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和工廠的內部結构有共同的特點，這就是社會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們以現代工廠中的分工為典型，把它運用於整個社會，那麼我們就會看到，為了生產財富而組織得最完善的社會，毫無疑問衹應當有一個起指揮作用的企業主按照預先制定的規則將工作分配給共同體的各個成員。可是，實際上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當現代工廠中的分工由企業主的權威詳細規定的時候，現代社會要進行勞動分配，除了自由競爭之外沒有別的規則、別的權威可言。
在宗法制度、種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會制度下，整個社會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規則進行的。這些規則是由哪個立法者確定的嗎？不是。它們最初來自物質生產條件，衹是過了很久以後才上升為法律。分工的這些不同形式正是這樣才成為同樣多的社會組織的基礎。至於作坊內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會形態中是很不發達的。
甚至下面一點也可以確立為普遍的規則：社會內部的分工越不受權威的支配，作坊內部的分工就越發展，越會從屬於一人的權威。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裡的權威和社會上的權威是互成反比的。現在我們要來看看，作業被截然划分，每個工人的勞動衹是极其簡單的操作，各種工作都由權威即資本來安排部署的工廠是一種什麼東西。這種工廠是怎麼產生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應當考察一下，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是怎樣發展起來的。我指的是尚未變成擁有机器的現代工業，但已不是中世紀的手工業或家庭工業的那種工業。我們不想講得太詳細，衹想指出几個要點來說明，歷史是不能靠公式來創造的。
形成工場手工業的最必要的條件之一，就是由於美洲的發現和美洲貴金屬的輸入而促成的資本積累。
交換手段擴大的結果一方面是工資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業利潤增多，這一點已毫無疑義。換句話說，土地所有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資本家階級，資產階級則相應地上升了。
同時，繞道好望角這條航道同東印度通商後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地制度，以及海上貿易的發展等也促進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
在工場手工業的歷史上還沒有獲得足夠重視的另一個情況，就是封建主遣散了無數的侍從，其中的下層人員在未進入作坊之前變成了流浪漢。在手工作坊建立以前，１５世紀和１６世紀中流浪現象是极為普遍的。此外，作坊還找到了大量的農民這個強有力的支柱，數百年來，由於耕地變成了牧場以及農業進步減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農民不斷被赶出鄉村而流入城市。
市場的擴大、資本的積累、各階級的社會地位的改變、被剝奪了收入來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現，這就是工場手工業形成的歷史條件。把人們聚集到作坊裡去的并不是蒲魯東先生所說的那種平等者之間的友好協定。工場手工業并不發生在古老的行會內部。主持現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從前的行會師傅。工場手工業和手工業之間几乎到處都進行著激烈的鬥爭。
生產工具和勞動者的積累與積聚，發生在作坊內部分工發展以前。工場手工業不是將勞動分解并使專業工人去适應很簡單的操作，而是將許多勞動者和許多種手藝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裡面，受一個資本的支配。
手工作坊的益處并不在於真正的分工，而是在於可以進行較大規模的生產，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費用等等。１６世紀末１７世紀初荷蘭的工場手工業几乎還不知道分工。
勞動者集合在一個作坊是分工發展的前提。無論在１６世紀或是１７世紀，我們都找不出這樣的例子：同一手藝的各部門已經互相分离到這樣的程度，以致衹要把它們集合在一個場所就可以形成一個完全現成的作坊。但是衹要人和工具被集合到一個場所，過去以行會形式存在過的那種分工就必然會再度出現并在作坊內部反映出來。
如果說蒲魯東先生能看見事物的話，他是把它們顛倒過來看的。在他看來，亞當﹒斯密所說的分工出現在作坊之前，可是實際上這種作坊卻是分工存在的條件。
真正的机器衹是在１８世紀末才出現。把机器看作分工的反題，看作使被分散了的勞動重歸統一的合題，真是荒謬之极。
机器是勞動工具的集合，但決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種勞動的組合。
“當每一種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工化為對一種簡單工具的使用時，由一個發動机開動的所有這些工具的集合就构成机器。”（拜比吉《論机器的節約》１８３３年巴黎版）
簡單的工具，工具的積累，合成的工具﹔僅僅由人作為動力，即由人推動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動這些工具﹔机器﹔有一個發動机的机器體系﹔有自動發動机的机器體系──這就是机器發展的進程。
生產工具的積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領域內國家權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分化不能分离一樣。英國在土地這種農業勞動工具積聚的時候，也有農業分工，并且還使用机器開發土地。而在法國，工具分散，即存在著小塊土地制度，一般說來，這裡既沒有農業分工，也沒有机器在土地上的應用。
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勞動工具的積聚就是分工的否定。而實際上我們看到的又是相反的情況。工具積聚發展了，分工也隨之發展，并且反過來也一樣。正因為這樣，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發展都使分工加劇，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劇也同樣引起机械方面的新發明。
在英國，机器發明之後分工才有了巨大進步，這一點無須再來提醒。例如，織布工人和紡紗工人過去多半是至今我們還可以在落後國家裡看到的那些農民。机器的發明完成了工場勞動同農業勞動的分离。從前結合在一個家庭裡的織布工人和紡紗工人被机器分開了。由於有了机器，現在紡紗工人可以住在英國，而織布工人卻住在東印度。在机器發明以前，一個國家的工業主要是用本地原料來加工。例如：英國加工的是羊毛，德國加工的是麻，法國加工的是絲和麻，東印度和黎凡特加工的則是棉花等等。由於机器和蒸汽的應用，分工的規模已使脫离了本國基地的大工業完全依賴於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最後，机器對分工起著极大的影響，衹要任何物品的生產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這種物品的生產就立即分成兩個彼此獨立的部門。
還用得著談論蒲魯東先生在机器的發明和最初的應用中發現的天命的和慈善的目的嗎？
在英國，當市場擴大到手工勞動不再能滿足它的需求的時候，人們就感到需要机器。於是人們便想到應用１８世紀時即已充分發展的机械學。
自動工廠一出現就表現出一些絕非慈善的行為。兒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們成了買賣的對象，有人為弄到兒童而同孤兒院訂立了合同。所有關於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廢除，因為，用蒲魯東先生的話來說，再也用不著綜合的工人了。最後，自１８２５年起，一切新發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計地力求貶低工人特長的企業主發生沖突的結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點重要性的新罷工之後，總要出現一種新机器。而工人則很少在机器的應用中看到他們的權威的恢复，或如蒲魯東先生所說，他們的复議。因此，在１８世紀，工人曾經長期地反抗過正在確立的自動裝置的統治。
尤爾博士說道：“在阿克萊以前很久，淮亞特發明了紡紗机械（一列溝槽軋輥）--主要的困難并不在於自動裝置的發明--困難主要在於培養必要的紀律，使人們拋棄毫無次序的工作習慣，幫助他們和自動的大机器的始終如一的規律性運轉融為一體。但是要發明一個适合机器體系的需要和速度的工廠紀律法典并付諸實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這是阿克萊的可貴成就。”
總之，机器的采用加劇了社會內部的分工，簡化了作坊內部工人的職能，集結了資本，使人進一步被分割。
當蒲魯東先生願意當一個經濟學家而暫時放棄“理性中的系列的發展”時，他就從亞當﹒斯密在自動工廠剛剛產生的時期所寫的著作中汲取大量的學識。其實，亞當﹒斯密那時的分工和我們在自動工廠裡所見的分工之間有很大的差別。為了更好地了解這個差別，衹須從尤爾博士的《工廠哲學》中引証几段就夠了。
“當亞當﹒斯密寫他那本關於政治經濟學原理的不朽著作的時候，自動工業體系還几乎不為人所熟悉。他認為分工就是使工場手工業日臻完善的偉大原理，那是很自然的。他以別針的生產為例，說明工人由於完成同一操作而日益熟練，因此工作得更快而且工价也更便宜。他看到，根据這個原理，在工場手工業的每一部門中，某些操作，如將碎絲切成等長部分就變得容易完成，而其余操作如針頭的成形和安裝卻仍較困難﹔由此他得出結論說，這樣很自然就會讓一個工人去适應其中一項操作，這個工人的工資將和他的技藝相适應。這種适應也就构成分工的本質。不過，在亞當﹒斯密博士時代可以當作有用例子的東西，今天就衹能使大家對工廠工業的實際原理產生誤解。事實上，工作的划分，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使工作适應各人不同的才能這一點，在自動工廠的操作計划中几乎不加考慮﹔相反，在每一個要求高度靈敏性和精確性的操作的地方，這種操作不再由熟練的但是往往容易做出各種不規則動作的工人來完成，而由某種專門的机械取而代之，因為机械的自動工作极有規則，衹須小孩看管就行了。
因此，自動體系的原理就在於用机械技藝取代手工勞動，以及操作分解為各個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業者間的分工。在手工操作制度下，手工勞動通常是任何一件產品中花費最大的因素﹔而在自動體系下，手工業者的技藝就日益為看管机器的簡單動作所代替。
人類天賦的弱點就是如此：工人越是熟練，他就越是有主見，越是難於駕馭，因而對机械體系說來也就越不适用，因為他的任意妄動會給整個机械體系帶來莫大的損失。因此，現代工廠主的最大目標，就是通過科學和資本的結合，將工人的作用降低到僅僅使用他們的注意力和靈敏性，而衹要把他們固定在唯一的對象上面，他們在青年時期就很容易使這兩種能力達到完善的程度。
在勞動分成各種等級的制度下，要使眼和手的技藝達到可以完成一些特別困難的机械操作，必須經過多年的訓練﹔而在某種操作分解為由自動机器來完成的各個組成部分的制度下，這些基本組成部分的操作可以委托給一個衹經過短期訓練的平平常常的工人﹔必要的時候企業主甚至還可以任意把他從這一台机器調到另一台机器。這種變換顯然是違背老規矩的，按照老規矩的分工，一個人固定做針頭，另一個人固定磨針尖，這種千篇一律、枯燥無味的工作，使得工人逐漸愚鈍……但在均等化原則即自動體系下，工人的能力衹是進行輕松的操練”等等。“……由於他的業務衹限於看管极其規律地運轉的机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時期內學會這種業務﹔而當他從這一台机器調去看管另一台机器時，他的工作多樣化了，并且由於他要考慮自己和同伴們的勞動所產生的共同配合，因而眼界也擴大了。因此，工作均等分配制度在通常的情況下不可能使工人的能力受抑制、眼界不開闊以及身體的發育受阻礙﹔把這些情況歸咎於分工，倒并不是沒有理由的。
實際上，机器技朮方面一切改進的不變目的和趨勢，都是為了完全取消人類的勞動或以女工和童工的勞動代替男工的勞動，以未經訓練的工人的勞動代替熟練手藝工人的勞動等辦法來貶低工人勞動的价格……這種衹用眼靈手快的兒童而不用經驗丰富的熟練工人的趨向，証明按照工人的不同熟練程度來分工的死板教條，終於為我們開通的廠主們拋棄了。”（安德魯﹒尤爾《工廠哲學，或工業經濟學》第１卷第１章）
現代社會內部分工的特點，在於它產生了特長和專業，同時也產生職業的痴呆。
勒蒙泰說：“我們十分惊异，在古代，一個人既是杰出的哲學家，同時又是杰出的詩人、演說家、歷史學家、牧師、執政者和軍事家。這樣多方面的活動使我們吃惊。現在每一個人都在為自己築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縛在裡面。我不知道這樣分割之後活動領域是否會擴大，但是我卻清楚地知道，這樣一來，人是縮小了。”
自動工廠中分工的特點，是勞動在這裡已完全喪失專業的性質。但是，當一切專門發展一旦停止，個人對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發展的趨勢就開始顯露出來。自動工廠消除著專業和職業的痴呆。
蒲魯東先生連自動工廠的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得，竟倒退一步，建議工人不要衹做別針的十二部分中的一個部分，而要順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据說，這樣工人就可得到做別針的從頭到尾的全部知識。這就是蒲魯東先生的綜合勞動。進一步和退一步也构成一種綜合運動，這一點誰也不會表示异議。
總括起來說，蒲魯東先生沒有超出小資產者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他除了讓我們回到中世紀的幫工或者至多中世紀的手工業者師傅那裡以外，沒有想出更好的辦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經談到：人生在世，衹要有一部杰作，衹要有一次感覺到自己是人也就夠了。無論就形式或實質來說，這難道不正是中世紀的手工業行會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嗎？
| 競爭的好的方面 | “對勞動來說，競爭和分工同等重要……競爭的好的方面要使平等到來，必須有競爭。” |
| 競爭的壞的方面 | “競爭的原理是自我否定。它的必然後果競爭的壞的方面是把受它吸引的人消滅。” |
| 一般的想法 | “競爭的有害的結果同它帶來的益處.....邏輯上都是由它的原理產生的。” |
| 應當解決的問題 | “找出一個調和的原理，這一原理必須來自超乎自由本身的規律。” |
| 另一種說法： | |
| ”因此，問題根本不在於消除競爭，消除競爭和消除自由同樣是不可能的﹔問題在於為它找到一種均衡，我看就是警察。” |
蒲魯東先生一開始就維護競爭的永恆必然性，反對那些想以競賽代替競爭的人們。[2]
“無目的的競賽”是不存在的。“每一熱中的對象都必然和熱情本身對應：婦女是求愛者熱中的對象，權力是野心家熱中的對象，黃金是守財奴熱中的對象，桂冠是詩人熱中的對象，利潤必然是工業競賽的對象。競賽就是競爭本身。”
競爭就是追逐利潤的競賽。工業競賽一定要是追逐利潤的競賽即競爭嗎？蒲魯東先生用肯定來証明這一點。我們已經看到，蒲魯東先生認為，肯定就是証明，正如假定就是否定一樣。
如果說求愛者熱中的直接對象是婦女，那麼，工業競賽的直接對象就是產品，而不是利潤。
競爭不是工業競賽而是商業競賽。在我們這個時代，工業競賽衹是為了商業而存在。在現代各民族的經濟生活中，甚至還有一些階段，所有的人都患了一種不從事生產專謀利潤的狂熱病。這種周期性的投机狂熱，暴露出競爭竭力逃避工業競賽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質。
如果你們對１４世紀的手工業者說：工業上的特權和全部封建組織即將廢除，并由工業競賽即所謂競爭來代替，那麼他一定會回答你們說，各種同業公會、行會和商會的特權就是有組織的競爭。蒲魯東先生說的“競賽就是競爭本身”也正是這個意思。
“假如頒布一道法令，說從１８４７年１月１日起人人的勞動和工資都有保障，那麼工業上的极端緊張狀態立即就會轉變為嚴重的松弛。”
現在我們看到的不是假定，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蒲魯東先生為了証明競爭的必然性、它的永恆性是一些範疇等等而專門頒布的一道法令。
如果我們以為衹須頒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擺脫競爭，那麼我們就永遠擺脫不了競爭。如果我們更進一步建議廢除競爭而保留工資，那就等於建議用王室法令來做一些毫無意義的事。但是各民族并不是按照王室法令來發展的。各民族在制定這樣一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須徹底改變他們在工業上和政治上的生存條件，也就是要徹底改變他們的整個生活方式。
蒲魯東先生會堅定不移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們說：這是一個關於“史無前例地改變我們的本性”的假設，并且他有權“把我們排斥於辯論之外”，我們不知道他根据的又是哪一道法令。
蒲魯東先生不知道，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
“讓我們根据事實來談吧。法國革命既為了爭取工業自由，也為了爭取政治自由﹔我們要明確地說，雖然法國在１７８９年未曾認識到它要求實現的原理的全部後果，可是它的願望和期待都沒有落空。砷想否認這一點，我認為他就喪失了任何批評的權利：我決不同一個原則上認為２５００萬人犯了自發性錯誤的論敵進行辯論……假如競爭不是社會經濟的原理、命運的法規、人類靈魂的某種必然要求，那麼，為什麼人們宁願將同業公會、行會和商會廢除，卻不肯考慮將它們加以修正呢？”
這樣說來，既然１８世紀的法國人廢除了同業公會、行會和商會而不是將它們改頭換面，那麼１９世紀的法國人就應該把競爭改頭換面而不是將它廢除。既然競爭在１８世紀的法國是作為某些歷史需要的結果而形成的，那麼它在１９世紀的法國就不該由於另一些歷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魯東先生不懂得，競爭的形成同１８世紀人們的現實發展有聯系，他把競爭變成非現實的人類靈魂的某種必然要求。他會把那位對１７世紀說來是偉大的柯爾培爾變成什麼呢？
革命以後就出現了目前這種局面。蒲魯東先生同樣從這裡獵取一些事實，來說明競爭的永恆性。他証明，像農業等這樣一些生產部門，由於競爭這一範疇尚未充分發展，目前仍處於落後和衰敗狀態。
說什麼某些生產部門尚未發展到競爭的高度，而另外一些又還沒有達到資產階級的生產水平，這簡直是痴人說夢，絲毫不能証明競爭的永恆性。
蒲魯東先生的全部邏輯總括起來就是：競爭是我們現在借以在其中發展我們的生產力的一種社會關系。對於這個真理，他并沒有在邏輯上加以說明，而是賦予了形式，往往是作了充分說明的形式，他說：競爭是工業競賽，是自由的時髦方式，是勞動中的責任，是价值的构成，是平等到來的條件，是社會經濟的原理，是命運的法規，是人類靈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恆公平的啟示，是划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的划分，是一個經濟範疇。
“競爭和聯合是相互依存的。它們不僅不互相排斥，甚至彼此間也沒有分歧。談論競爭就已經以共同目標為前提。可見，競爭并不是利己主義，而社會主義的最可悲的錯誤，正是在於它把競爭看成社會的傾覆。”
談論競爭就是談論共同目標，而這就証明：一方面，競爭是聯合，另一方面，競爭不是利己主義。難道談論利己主義就不是在談論共同目標麼？任何利己主義都是在社會中靠社會來進行活動的。可見，它是以社會為前提，即以共同的目標、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生產資料等等為前提的。因此，在社會主義者所說的競爭和聯合之間甚至沒有分歧，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社會主義者很清楚，當前的社會是建立在競爭之上的。既然他們自己就打算推翻當代社會，他們怎能責備競爭要推翻當代社會呢？既然他們認為未來的社會將要推翻競爭，他們又怎能反而指責競爭要推翻未來的社會呢？
往後，蒲魯東先生又說，競爭是壟斷的對立面，因此，競爭不可能是聯合的對立面。
封建主義一開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對立﹔可見它并不同當時還不存在的競爭對立。難道由此就可以得出結論，說競爭同封建主義并不對立嗎？
其實，社會、聯合這樣的字眼是可以用於一切社會的名稱，既可以用於封建社會，也可以用於資產階級社會──建築在競爭上的聯合。因此，怎麼可能有認為僅僅靠聯合這個詞就可以駁倒競爭的社會主義者呢？蒲魯東先生本人又怎能設想，僅僅把競爭說成是聯合就可以維護競爭而反對社會主義呢？
剛才我們所講的一切就是蒲魯東先生所理解的競爭的好的一面。現在我們來談談競爭的壞的即否定的一面，談談它的缺陷，它的破壞性的、毀滅性的方面，有害的屬性。
蒲魯東先生為我們描繪的那種情景是非常陰暗的。
競爭產生貧困，它釀成內戰，“改變自然區域”，混合各民族，制造家庭糾紛，敗壞公德，“搞亂公平、正義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更壞的是，它還破壞誠實而自由的貿易，甚至也不拿綜合价值、固定而誠實的价格來代替。競爭使得人人失望，經濟學家們也不例外。它把事情弄到自我毀滅的地步。
從蒲魯東先生所說的競爭的這一切壞處看來，競爭豈不成了資產階級社會關系及其原理和幻想的最具有分裂性和破壞性的因素嗎？
我們要注意：競爭對資產階級關系所起的破壞作用，將隨著新生產力即新社會的物質條件在它的刺激下急劇地形成而日益增大。至少在這一點上競爭的壞的一面也會有它的好處。
“從競爭的起源來考察，作為一種經濟狀態或一個經濟階段的競爭，是……減少生產費用的理論的必然結果。”
在蒲魯東先生看來，血液祥環應當是哈維的理論的結果。
“壟斷是競爭的必然結局，競爭在不斷的自我否定中產生出壟斷。壟斷的這種起源就証明壟斷的正當……壟斷是競爭的天然對立面……可是，既然競爭是必要的，那麼它本身就含有壟斷的思想，因為壟斷好像是每一個競爭的個體的屏障。”
我們和蒲魯東先生一同感到高興的是，他總算有一次把他的正題和反題的公式運用成功了。都知道，現代的壟斷就是由競爭本身產生的。
一牽涉到內容，蒲魯東先生就得依靠詩意的形象。競爭曾經把“勞動的每一細小部分”變成“一個好像是獨立自主的領域，在這裡每個人都表現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獨立性”。壟斷是“每一個競爭的個體的屏障”。“獨立自主的領域”至少和“屏障”同樣好聽。
蒲魯東先生所講的衹是由競爭產生的現代壟斷。但是，大家知道，競爭是由封建壟斷產生的。可見，原來競爭是壟斷的對立面，并非壟斷是競爭的對立面。因此，現代壟斷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反題，相反地，它是一個真正的合題。
正題：競爭前的封建壟斷。
反題：競爭。
合題：現代壟斷﹔它既然以競爭的統治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壟斷的否定，同時，它既然是壟斷，所以就是競爭的否定。
因此，現代壟斷，資產階級的壟斷就是綜合的壟斷，是否定的否定，是對立面的統一。它是純粹的、正常的、合理的壟斷。蒲魯東先生把資產階級的壟斷當作粗野的、簡陋的、矛盾的、痙攣狀態的壟斷，這樣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學自相矛盾的境地。蒲魯東先生在壟斷問題上不止一次提到過的羅西先生，大概對資產階級壟斷的綜合性質理解得要深一些。他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教程》中舉出人為的和自然的壟斷之間的區別。他說：封建的壟斷是人為的，即專橫的﹔資產階級的壟斷則是自然的，即合理的。
蒲魯東先生推論說：壟斷是一件好事，因為它是一個經濟範疇，是“無人身的人類理性”的啟示。競爭也是一件好事，因為它也是一個經濟範疇。不過，不好的就是壟斷的現實和競爭的現實。更壞的是壟斷和競爭的互相吞噬。怎麼辦呢？設法找到這兩個永恆思想的合題，把它從太古以來所寄居的神的懷抱中拉出來。
在實際生活中，我們不僅可以找到競爭、壟斷和它們的對抗，而且可以找到它們的合題，這個合題并不是公式，而是運動。壟斷產生著競爭，競爭產生著壟斷。壟斷者彼此競爭著，競爭者變成了壟斷者。如果壟斷者用局部的聯合來限制彼此間的競爭，工人之間的競爭就要加劇﹔對某個國家的壟斷者來說，無產者群眾越增加，各國壟斷者之間的競爭就越瘋狂。合題就是：壟斷衹有不斷投入競爭的鬥爭才能維持自己。
為了辯証地引導出隨壟斷而來的稅收，蒲魯東先生向我們談到了社會天才。這位天才勇敢地在他那條曲折的道路上行進。
“……他步伐堅定，不後悔也不躊躇﹔走到壟斷的拐角，他用憂郁的目光回頭一望，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便對一切生產品課以賦稅，并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以便把全部職務交給無產階級并由壟斷者付給報酬。”
關於這位餓著肚子在曲折的道路上散步的天才有什麼可說的呢？這種散步的唯一目的是通過稅收來消滅資產者們，而稅收恰恰為資產階級保持統治地位提供了手段﹔關於這種散步，又有什麼可說的呢？
為使讀者約略地了解蒲魯東先生對待經濟細節的方法，衹須說明一點就夠了：他認為設立消費稅是為了平等和救濟無產階級。
消費稅衹是隨著資產階級的興起才得到了真正的發展。它在工業資本即靠直接剝削勞動來維持、再生產和不斷擴大自己的持重而節儉的財富的手中，是對那些衹知消費的封建貴族們的輕浮、逸樂和揮霍的財富進行剝削的一種手段。詹姆斯﹒斯圖亞特在亞當﹒斯密的著作問世以前１０年所發表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一書中對消費稅的這種原始目的有很好的描寫。
他說：“在純粹的君主制度下，君主對財富的增長似乎有些忌妒，所以就向發財致富的人征稅，即向生產征稅。而在立憲制度下，賦稅主要落在日益貧困的人身上，即落在消費身上。因此，君主們向工業征稅……比如人頭稅和財產稅是根据納稅人的假定財富按比例征收的。每人按照假定的收益納稅。在立憲制度下，一般是向消費課稅。每人按照他支出的多少納稅。”
至於稅收、貿易差額和信用（在蒲魯東先生理性中）出現的邏輯順序，我們衹要看到這一點就夠了：英國資產階級在奧倫治的威廉三世時期確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之後，一到它可能自由發展自己的生存條件時，立即建立了新的稅收制度、國家信用和保護關稅制度。
對於蒲魯東先生在警察或稅收，在貿易差額、信用、共產主義和人口等問題上搜索枯腸制定的理論，這些概略的說明已經足以使讀者獲得一個正確的觀念。我們敢說，最寬容的評論也不會對這些章節進行認真的研究了。
在每個歷史時代中所有權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面發展起來的。因此，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範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恆的觀念來下定義，這衹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
雖然蒲魯東先生表面上似乎講的是一般的所有權，其實他所談論的不過是土地所有權，地租而已。
“租和所有權一樣，其起源可以說是在經濟之外：它根源於同財富生產极少關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慮。”（第２卷第２６９頁）
這樣，蒲魯東先生就是承認自己在了解租和所有權產生的經濟原因上是無能的。他承認這種無能使他不得不求助於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慮﹔這些考慮的確同財富生產极少關系，但是同他那狹隘的歷史眼光卻大有關系。蒲魯東先生斷言，所有權的起源包含有某種神祕的和玄妙的因素。但是，硬使所有權的起源神祕化也就是使生產本身和生產工具的分配之間的關系神祕化，用蒲魯東先生的話來說，這不是放棄對經濟科學的一切要求了嗎？
蒲魯東先生
“衹是提醒：在經濟進化的第七個時代（即信用時代），現實曾為虛构所排擠，人的活動有在空虛裡消失的危險，因此有必要把人更緊地束縛於自然，而租就是這種新契約的代价。”（第２卷第２６５頁）
有四十個埃巨的人預感到後來會出現一個蒲魯東先生，因而說：“造物主先生，您怎麼說都行。每個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主人，可是您決不能使我相信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是用玻璃做成的。”在您的世界裡，信用是使人消失於空虛的手段，因此，要把人束縛於自然，所有權很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在現實生產的世界上，土地所有權總是出現在信用之前，所以蒲魯東先生的懼怕空虛是不可能存在的。
不管租的起源怎樣，衹要它存在，它就是租佃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間激烈爭執的對象。這種爭執的最終結果是什麼呢？或者，換句話說，租的平均額怎樣呢？請看蒲魯東先生是怎麼說的：
“李嘉圖的理論回答了這個問題。在社會之初，人剛來到地球上，衹見大片的情林，土地廣漠無垠，而工業僅僅萌芽，在這個時候，租當然等於零。未經勞動開墾過的土地是使用對象，并不是交換价值，它是公共的，但不是社會的。由於家族繁衍和農業進步，土地開始具有价格。勞動使土地具有价值，由此產生了租。在付出等量勞動的情況下，收成越多的土地，价格也就越高﹔因此，所有者總是力求把除去土地經營者的工資即除去生產費用以外的全部土地產品攫為己有。於是所有權就緊跟在勞動之後，以便從勞動那裡奪取超過實際生產費用的全部產品。所有者執行著神祕的義務，并在佃農面前代表共同體，因此租佃者命中注定衹是負有義務的勞動者，他有義務把超過他應得工資的全部所得向社會交代……因此，從本質和使命來說，租是一種可分配的公平的工具，是經濟天才用來達到平等的無數手段之一。這是所有者和租佃者在不能祕密串通的情況下，為了更高的利益而從相反的角度編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冊，其最終結果將是土地使用者和產業家平均占有土地……必須具備所有權的這種磨力，才能從佃農那裡奪去他不能不視為己有的產品的余額，因為他認為自己是產品的唯一創造者。租，或者更恰當地說，所有權，摧毀了農業上的自私，產生了任何力量、任何土地的分割所不能產生的團結……現在，所有權已經獲得道義上的成果，剩下的就衹是分配租了。”
所有這些響亮的詞句首先可以歸結如下：李嘉圖說，農產品价格超過它們的生產費用（包括資本的普通利潤和利息在內）的余額，就是租的標准。蒲魯東先生則更為高明，他使化裝成救星的所有者出面干預，從佃農那裡奪去超過生產費用的全部產品余額。他利用所有者的干預來說明所有權，利用收租者的干預來說明租。他回答問題的方法就是提出同樣的問題，并在後面加上一個音節。
我們還要注意一點，蒲魯東先生用土地的不同肥力來決定租，使租又有了一個新的起源，因為他認為土地在按照不同肥力來估价之前，“不是交換价值，而是公共的”。那麼關於租的產生是由於有必要使行將消失於無限空虛裡的人回到土地上來的這種虛构現在又到哪裡去了呢？
李嘉圖的學說被蒲魯東先生用天命的、譬喻的和神祕的語句煞費苦心地包扎起來了，現在我們來把它解開。
李嘉圖所說的租就是資產階級狀態的土地所有權，也就是從屬於資產階級生產條件的封建所有權。
我們看到，根据李嘉圖的學說，一切物品的价格歸根到底取決於生產費用，其中包括產業利潤﹔換句話說，价格取決於所用的勞動時間。在工業生產中，使用勞動量最少的產品的价格決定著其余的同類產品的价格，因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產工具可以無限增加，而自由競爭必然產生市場价格，就是說，產生一種一切同類產品的共同价格。
與此相反，在農業生產中，使用勞動量最多的產品的价格決定一切同類產品的价格。首先，這裡不能像工業生產中那樣隨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產工具，即肥力相同的土地。其次，隨著人口的增加，人們就開始經營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進行新的投資，這新的投資的收益比 原始投資的收益就相應地減少。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用較多的勞動量獲得較少的產品。人口的需要必然造成這種勞動的增加，因此用耕作費用較高的土地的產品就一定和用耕作費用較低的土地的產品同樣有銷路。但由於競爭使市場价格平均化，所以优等地的產品就要同劣等地的產品等价銷售。优等地的產品价格中超過生產費用的余額就构成租。假如人們可以隨時得到肥力相同的土地，假如人們能夠像在工業生產中一樣也可以隨時使用費用較少而效率較高的机器，或者假如後來的投資和最初的投資具有相同的生產效率，那麼，農產品的价格就會像我們所見的工業產品价格一樣，取決於最好的生產工具所生產的商品的成本价格。但是，從這時起租就會消失。
要使李嘉圖的理論普遍正確，必須使資本能夠自由運用於各生產部門﹔資本家之間高度發展的競爭必須使利潤達到同一水平﹔必須使租佃者變成產業資本家，他要從他投入劣等地的資本中取得相當於他投資於例如棉紡工業時所能取得的利潤﹔必須使土地的耕作按照大工業制度進行﹔最後，還必須使土地所有者本人衹想得到貨幣收入。
在愛爾蘭，土地租佃已高度發展，但是還沒有租。因為租不僅是扣除工資以後，而且還是扣除經營利潤以後的余額，所以，如果所有者的收入衹是來自克扣工資，租就不可能存在。
這樣看來，租決不是把土地使用者、租佃者變成簡單的勞動者，決不是“從佃農那裡奪去他不能不視為已有的產品的余額”，不是使土地所有者同奴隸、農奴、代役租的農民或雇工對立，而是同產業資本家對立。土地所有權一旦构成租，它所占有的就衹是超過生產費用（不僅由工資而且也由產業利潤決定）的余額。可見，租正是從土地所有者那裡奪取的他的一部分收入。因此，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封建租佃者才被產業資本家所取代。例如，在德國這種變化直到１８世紀的最後三四十年間才開始。衹有在英國，產業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間的這種關系才得到了充分的發展。
當蒲魯東先生的佃農孑然獨存的時候，還沒有出現租。可見，一出現了租，佃農就不再是租佃者而是工人，即租佃者的佃農。勞動者被貶低了，淪為替產業資本家干活的普通工人、日工和雇工﹔像經營任何一個工廠一樣地經營土地的產業資本家出現了﹔土地所有者由一個小皇帝變成一個普通的高利貸者：這就是租所表現的各種不同的關系。
李嘉圖所說的租就是把宗法式的農業變成商業性的產業，把產業資本投入土地，使城市資產階級移到鄉村。租并不把人束縛於自然，它衹是把土地的經營同競爭連在一起。土地所有權一旦构成租，它本身就成為競爭的結果，因為從這時起土地所有權就取決於農產品的市場价值。作為租，土地所有權成為動產，變成一種交易品。衹有在城市工業的發展和由此產生的社會組織迫使土地所有者衹去追求商業利潤，衹去追求農產品給他帶來的貨幣收入，迫使他最終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權看成是為他鑄造貨幣的机器以後，才可能有租。租使土地所有者完全脫离土地，脫离自然，他甚至不需要了解自己的領地，正像在英國那樣。至於租佃者、產業資本家和農業工人，他們不束縛在他們所經營的土地上，正如廠主和工廠工人不束縛在他們加工的棉花或羊毛上一樣。他們感到切身有關的衹是他們的經營費用和貨幣產品。因此反動勢力便發出悲嘆，祈求回到封建主義，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裡，恢复我們祖先的淳樸的風尚和偉大的德行。土地也服從於支配任何其他產業的那些規律，這就是而且也永遠是私利哀悼的對象。因此，可以說，租成了將田園生活卷入歷史運動的動力。
盡管李嘉圖已經假定資產階級的生產是規定租的必要前提，但是他仍然把他的租用於一切時代和一切國家的土地所有權。這就是把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當作永恆範疇的一切經濟學家的通病。
蒲魯東先生曾賦予租以天命的目的──把佃農變成負有義務的勞動者，現在他從這個天命的目的轉向租的平均分配。
剛才我們已經看到，租是由於肥力不等的土地的產品具有同等的价格造成的。所以假定１公石谷物在劣等地上的生產費用是２０法郎，那麼，原來花費１０法郎的１公石谷物就可以賣到２０法郎。
衹要由於需要而不得不購買市場上的全部農產品，市場价格就由最昂貴的產品的費用來決定。正是這種由競爭而不是由土地的不同肥力產生的价格均等化，使优等地的所有者能夠從他的租佃者所賣出的每公石中取得１０法郎的租。
我們暫且假定谷物的价格決定於生產它所必需的勞動時間﹔那麼，优等地生產的每一公石谷物將按１０法郎的价格出售，而劣等地生產的每一公石谷物就值２０法郎。如果這個假定成立，那麼，平均市場价格就是１５法郎，但是按照競爭的規律，平均市場价格應為２０法郎。假如平均价格等於１５法郎，那麼租要進行均等的或者別的什麼方式的分配都不可能，因為租本身就不存在。衹有在生產者用１０法郎生產的１公石谷物能賣２０法郎時，租才能存在。蒲魯東先生假定生產費用不等而市場价格相等，那是為了把不等的產品進行均等的分配。
穆勒、舍爾比利埃、希爾迪奇等一些經濟學家之所以要求租歸國家所有以代替稅收，我們是可以理解的。這不過是產業資本家仇視土地所有者的一種公開表現而已，因為在他們的眼裡，土地所有者在整個資產階級生產中是一個無用的累贅。
但是，首先１公石谷物要按２０法郎支付，然後再把從消費者身上多取的那１０法郎普遍進行分配，這的確足以使社會天才在他那條曲折的道路上行進時悶悶不樂，并且一走到拐角就碰破了自己的腦袋。
租在蒲魯東先生的筆下變成了
“所有者和畢卂……為了更高的利益而從相反的角度編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冊，其最終結果將是土地使用者和產業家平均占有土地”。
衹有在當代社會的條件下，租所造成的某種g地清冊才可能有實際意義。
但是，我們已經指出，租佃者向土地所有者交納的租金衹是在工商業最發達的國家裡才多少正確地表現了租。而且這租金裡面往往也還包含向所有者支付的投入土地的資本的利息。土地的位置、靠近城市和其他許多情況都影響著租金，使租發生變化。這些不容置辯的論据足以証明，以租為基礎的土地清冊是不精確的。
另一方面，租不能作為表明一塊土地肥力程度的固定指標，因為化學在現代的應用不斷改變著土質，而地質科學目前又在開始推翻過去對相對肥力的估价。英國東部各郡的廣大土地直到大約２０年前才著手開墾，在這以前，由於人們對腐植質和下層土的构成之間的相互關系了解不夠，這些土地沒有開墾。
可見，在租方面，歷史并沒有給我們現成的土地清冊，而衹是把現有的土地清冊加以改變或全部推翻。
最後，肥力并不像所想的那樣是一種天然素質，它和當前的社會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一塊土地，用來種糧食可能很肥沃，但是市場价格可以驅使耕作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場因而變得不肥沃。
蒲魯東先生發明的他那種甚至并不具備普通土地清冊所具有的意義的土地清冊，純粹是為了用來體現租的天命的平等的目的。
蒲魯東先生繼續說：“租就是付給永存不滅的資本即土地的利息。但是由於這種資本不能在物質成分上有所擴大，衹能在使用上不斷改進，所以，雖然貸款（ｍｕｔｕｕｍ）的利息或利潤由於資本充斥而有不斷下降的趨勢，但租將由於工業的更加完善和由此造成的土地使用方法的改進而有不斷上升的趨勢……這就是租的實質。”（第２卷第２６５頁）
這一次蒲魯東先生在租裡面看到了利息的一切標志，所不同的衹是，租是特種資本的利息。這種資本就是土地，它是永恆的資本，“它不能在物質成分上有所擴大，衹能在使用上不斷改進”。在文明的發展進程中，利息有不斷下降的趨勢，而租卻有不斷上升的趨勢。利息由於資本充斥而下降，租由於工業更加完善和由此引起的土地使用方法的日益改進而上升。
這就是蒲魯東先生的看法的實質。
首先我們看看所謂租是資本的利息這一說法有多少正確的成分。
對土地所有者本人來說，租代表他買進土地時所付出的或賣出土地時所能收回的資本的利息。但是在買賣土地時他買進或賣出的衹是租。土地所有者為了取得租而付出的代价由一般利率而定，與租的性質本身無關。投入土地的資本的利息通常低於投入工商業的資本的利息。因此，如果不把土地給它的所有者帶來的利息同租本身區分開來，那麼土地資本的利息要比其他資本的利息更低些。但是，問題不在租的買价或賣价，不在它的市場价值，不在資本化的租，而在租本身。
租金不僅包含真正的租，而且還可能包含投入土地的資本的利息。在這種情況下，土地所有者不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分而是以資本家的身分獲得這一部分租金。不過，這并不是我們所要講的真正的租。
衹要土地不被用作生產資料，它就不是資本。正如所有其他生產工具一樣，土地資本是可以增多的。按照蒲魯東先生的說法，我們不能在土地的物質成分上添加任何東西，但是我們可以增加作為生產工具的土地。人們衹要對已經變成生產資料的土地進行新的投資，就可以在不增加土地物質即土地面積的情況下增加土地資本。蒲魯東先生的土地物質，就是有界限的土地。至於他賦予土地的永恆性，我們并不反對土地作為一種物質具有這種性質。但是土地資本也同其他任何資本一樣不是永恆的。
產生利息的黃金和白銀，也和土地一樣是經久而永恆的。如果說金价、銀价下跌而地价卻上漲，那麼，這決不是土地的或多或少的永恆性質造成的。
土地資本是固定資本，但是固定資本同流動資本一樣也有損耗。土地方面已有的種種改良需要得到再生產和維持。這些改良衹有在一定時期內才有效用，這和所有別的用來使物質變成生產資料的改良是一樣的。假如土地資本是永恆的，那麼，有些地方的面貌就完全不同於今天，羅馬近郊平原、西西裡島和巴勒斯坦就會仍然放出昔日繁盛的全部光輝。
甚至有時有這樣的情況：對土地實行的改良依然存在，而土地資本卻已消失。
首先，這種情況每一次都是在真正的租由於有新的更肥沃的土地的競爭而被消滅的時候發生﹔其次，在一定時期內曾經具有价值的改良，在農藝學的發展使其普及以後，就不再具有這種价值了。
土地資本的代表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租佃者。土地作為資本帶來的收入不是租而是利息和產業利潤。有些土地產生這種利息和這種利潤，但不產生租。
總之，土地衹要提供利息，就是土地資本，而作為土地資本，它不提供租，不构成土地所有權。租是經營賴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產生的結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穩固的持續的本性的結果。租來自社會，而不是來自土壤。
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土地使用方法的改進”（“工業更加完善”的後果）是租不斷上升的原因。其實恰恰相反，這種改進迫使租周期地下降。
一般說來，農業上或工業上的一切改良是怎麼回事呢？就是用同樣多的勞動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就是用更少的勞動生產出同樣多或者更多的產品。由於這些改良，租佃者可以避免用更多的勞動量獲得比較少的產品。這時，他不需要耕種劣等地，他在同一塊土地上的連續投資可以保持相同的生產率。因此，這些改良不但不能像蒲魯東先生所說的那樣不斷提高租，它們反而成為租上升的暫時障礙。
１７世紀英國的所有者們非常明白這個真理，他們唯恐自己的收入減少，就反對農業上的成就。（見查理二世時期英國經濟學家配第的著作）
“任何旨在提高工資的運動除了使糧食、酒等等漲价即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匱乏以外，不可能產生別的結果。要知道，什麼是工資？工資就是糧食……的成本，就是一切物品的全部价格。再進一步說，工資就是組成財富和勞動群眾每日為再生產而消費的各種要素的比例。因此，將工資提高一倍……就等於發給每一個生產者一份比他的產品更大的份額，這是矛盾的。如果衹是在少數產業中提高，就會使交換普遍混亂，總之，會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匱乏……我可以斷言：導致提高工資的罷工不能不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漲，這同二加二等於四一樣確實。”（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第１卷第１１０和１１１頁）
除了二加二等於四以外，我們否定上述一切論點。
首先，不可能有价格的普遍上漲。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都和工資同時增加一倍，价格并沒有變化，起變化的衹是說法而已。
其次，普遍提高工資決不會引起商品价格或多或少的普遍上漲。實際上，假如一切生產部門都按照固定資本或所用勞動工具的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麼，普遍提高工資就會使利潤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場价格卻不會有任何變化。
但是，由於各生產部門中手工勞動對固定資本的比例并不一樣，所以凡固定資本較多而工人較少的生產部門遲早總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商品价格。反之，如果它們的商品价格不降低，它們的利潤就一定會超過利潤的一般水平。机器不是雇傭工人。因此，普遍提高工資對於那些使用机器較多而工人較少的生產部門，影響就比較小。但是，由於競爭不斷使利潤平均化，超過一般水平的利潤衹能是暫時的。可見，如果除去某些波動情況，普遍提高工資的結果就不是蒲魯東先生所說的价格普遍上漲，而是价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机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場价格的下跌。
利潤和工資的提高或降低衹是表示資本家和工人分享一個工作日的產品的比例，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會影響產品的价格。至於“導致提高工資的罷工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漲，甚至引起生活必需品匱乏”，這種思想衹有在不可理解的詩人的頭腦裡才能出現。
在英國，罷工常常引起某種新机器的發明和應用。机器可以說是資本家用來對付熟練勞動反抗的武器。現代工業中一個最重大的發明──自動走綻精紡机擊潰了進行反抗的紡紗工人。即使說同盟和罷工的結果衹是引起机械天才的竭力反對，它們對工業的發展也是有巨大影響的。
蒲魯東先生繼續說：“我在萊昂﹒福适先生１８４５年９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近來英國工人對同盟已不發生興趣（這當然是一種進步，我們衹有向他們表示祝賀），然而工人在精神上的這種改善主要是經濟上開化的結果。在博爾頓的一次集會上一個紡紗工人大聲說過：‘工資不是由廠主決定的。在蕭條時期老板們可以說衹是充當必然性手中的鞭子，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他們衹得鞭打。起調節作用的原理是供求關系，而老板們對此是無能為力的’……”蒲魯東先生大叫道：“好啊，這就是馴良的模範工人”……“英國過去是不存在這種貧困的﹔但願它不要跨過海峽。”（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第１卷第２６１和２６２頁）
在英國的各城市中，博爾頓的激進主義聲勢最大。博爾頓的工人是以革命最堅決聞名的。當英國為廢除谷物法而掀起廣泛的鼓動宣傳的時候，英國廠主們認為，衹有讓工人打先鋒，他們才能對付土地所有者。但是由於工人利益同廠主利益的對立并不亞於廠主利益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對立，所以，很自然，廠主們在工人的集會上是注定要失敗的。廠主們干了些什麼呢？為了顧全面子，他們組織了一些主要由工頭、少數忠於他們的工人和道地的生意朋友參加的集會。後來，真正的工人要參加集會（當時博爾頓和曼徹斯特的情況就是這樣），反對這種虛假的示威，卻被拒之門外，說這是憑票入場的集會，意思是衹有持入場券的人才能參加。可是牆上的招貼明明寫的是公眾的大會。每逢舉行這種集會的時候，廠主們的報紙總是大登特登有關會上發言的報道。不用說，在會上發言的都是一些工頭。倫敦的報紙一字不改地將他們的發言全文轉載。不幸蒲魯東先生竟把工頭當成普通工人，而且嚴禁他們渡過海峽。
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罷工的消息比往年少了，這是因為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是１８３７年後英國工業繁榮的頭兩年。盡管這樣，那時并沒有一個工聯解散。
現在我們來聽聽博爾頓的工頭們的發言。他們說，廠主不能操縱工資，因為廠主不能操縱產品价格，其所以不能操縱產品价格，則是因為廠主不能操縱世界市場。於是他們根据這個理由，要工人們了解到，不應當組織同盟來要挾老板增加工資。蒲魯東先生則相反，他禁止組織同盟是唯恐引起工資的提高，因而引起生活必需品的普遍匱乏。不言而喻，工頭們和蒲魯東先生在提高工資就等於提高產品价格這一點上是同聲相應的。但是，使蒲魯東先生惱怒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唯恐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匱乏呢？不是。他對博爾頓的工頭們惱怒純粹是因為他們用供求關系來確定价值，毫不關心构成价值，即達到构成狀態的价值，毫不關心价值的构成，其中包括不斷的交換可能性以及其他一切同天命并列的關系的比例性和比例性的關系。
“工人罷工是違法的﹔不僅刑法典上如此規定，而且經濟體系、現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說明這一點……每一個工人有個人支配自己的人身和雙手的自由，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會不能容許工人組織同盟來壓制壟斷。”（第１卷第３３４和３３５頁）
蒲魯東先生想把刑法典的條文說成是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必然的和普遍的結果。
在英國，組織同盟是議會的法令所認可的，而且正是經濟體系迫使議會以法律的形式作出了這種認可。１８２５年，在哈斯基情大臣任內，議會必須修改法律才能更加适應自由競爭所造成的環境，在這個時候，議會不得不廢除一切禁止工人組織同盟的法律。現代工業和競爭越發展，產生和促進同盟的因素也就越多，而同盟一經成為經濟事實并日益穩定，它們也必然很快地成為合法的事實。
因此，刑法典的有關條文至多衹能証明，在制憲議會和帝制時期，現代工業和競爭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
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3]在譴責同盟這一點上是一致的，衹是動机各不相同而已。
經濟學家向工人說：不要結成同盟。如果你們結成同盟，就會阻礙工業的正常進程，妨礙廠主滿足訂貨，扰亂商業和加速采用机器，机器就會使你們的一部分勞動毫無用處，從而迫使你們接受更低的工資。同時，你們是徒勞的。你們的工資總是決定於人手的供求關系﹔抗拒政治經濟學的永恆規律，不但可笑，而且危險。
社會主義者向工人說：不要結成同盟，這樣做歸根到底你們會得到什麼呢？能提高工資嗎？經濟學家可以非常清楚地向你們証明：即使事情順利，在短期內多拿到几文錢，但是以後工資要永遠減少下去。熟練的核算家會向你們証明：單是你們組織和維持同盟所必需的一筆 經費，就需要經過若干年才能從提高的工資中得到補償。而我們，作為社會主義者則要告訴你們：即使不談錢的問題，你們也決不會因為結成了同盟就不再當工人，而老板將來卻照舊當他的老板。所以，不需要任何同盟，不需要任何政治，因為組織同盟不就是搞政治嗎？
經濟學家希望工人在目前已經形成、經濟學家已經在自己的教科書上記載和規定的社會裡停滯不前。
社會主義者勸告工人不要触動舊社會，以便更好地進入他們用非凡的先見之明為工人准備就緒的新社會。
不管什麼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不管什麼教科書和烏托邦，同盟片刻不停地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和成長而日益進步和擴大。現在甚至可以說，同盟在一國內的發展程度可以確切地表明該國在世界市場等級中所占的地位。工業最發達的英國就有最大的而且也組織得最好的同盟。
在英國，工人們就不限於組織一些除臨時罷工外別無其他目的并和罷工一起結束的局部性同盟。他們還建立經常性的同盟──工聯，作為工人同企業主進行鬥爭的堡壘。現在，所有這些地方工聯已組成為全國職工聯合會，擁有會員８萬人，中央委員會設在倫敦。這些罷工、同盟、工聯是與工人的政治鬥爭同時并進的，現在工人們正在憲章派的名義下形成一個巨大的政党。
勞動者最初企圖聯合時總是采取同盟的形式。
大工業把大批互不相識的人們聚集在一個地方。競爭使他們的利益分裂。但是維護工資這一對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們在一個共同的思想（反抗、組織同盟）下聯合起來。因此，同盟總是具有雙重目的：消滅工人之間的競爭，以便同心協力地同資本家競爭。反抗的最初目的衹是為了維護工資，後來，隨著資本家為了壓制工人而逐漸聯合起來，原來孤立的同盟就組成為集團，而且在經常聯合的資本面前，對於工人來說，維護自己的聯盟，就比維護工資更為重要。下面這個事實就確切地說明了這一點：使英國經濟學家异常吃惊的是，工人們獻出相當大一部分工資支援經濟學家認為衹是為了工資而建立的聯盟。在這一鬥爭（真正的內戰）中，未來戰鬥的一切必要的要素在聚集和發展著。一旦達到這一點，聯盟就具有政治性質。
經濟條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變成勞動者。資本的統治為這批人創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關系。所以，這批人對資本說來已經形成一個階級，但還不是自為的階級。在鬥爭（我們僅僅談到它的某些階段）中，這批人聯合起來，形成一個自為的階級。他們所維護的利益變成階級的利益。而階級同階級的鬥爭就是政治鬥爭。
我們應當把資產階級的歷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是資產階級在封建主義和專制君主制的統治下形成為階級﹔第二是形成階級之後，推翻封建主義和君主制度，把社會改造成資產階級社會。第一個階段歷時最長，花的力量也最多。資產階級也是從組織反對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開始進行鬥爭的。
對資產階級所經歷的各個歷史階段──從城市自治團體直到构成階級，已有不少的探討。
但是，當問題涉及到對罷工、同盟以及無產者在我們眼前實現他們組成為階級所采用的其他形式給以明確認識的時候，一些人就陷入真正的惶恐，另一些人就顯出先驗的蔑視。
被壓迫階級的存在就是每一個以階級對抗為基礎的社會的必要條件。因此，被壓迫階級的解放必然意味著新社會的建立。要使被壓迫階級能夠解放自己，就必須使既得的生產力和現存的社會關系不再能夠繼續并存。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革命因素之組成為階級，是以舊社會的懷抱中所能產生的全部生產力的存在為前提的。
這是不是說，舊社會崩潰以後就會出現一個表現為新政權的新的階級統治呢？不是。
勞動階級解放的條件就是要消滅一切階級﹔正如第三等級即市民等級解放的條件就是消滅一切等級一樣[4]。勞動階級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一個消除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市民社會﹔從此再不會有原來意義的政權了。因為政權正是市民社會內部階級對立的正式表現。
在這以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仍然是階級反對階級的鬥爭，這個鬥爭的最高表現就是全面革命。可見，建築在階級對立上面的社會最終將導致劇烈的矛盾、人們的肉搏，這用得著奇怪嗎？
不能說社會運動排斥政治運動。從來沒有哪一種政治運動不同時又是社會運動的。
只有在沒有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情況下，社會進化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這以前，在每一次社會全盤改造的前夜，社會科學的結論總是：
“不是戰鬥，就是死亡﹔不是血戰，就是毀滅。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喬治﹒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