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五章，我們考察了可以引起勞動力价值的絕對量或相對量（即同剩余价值相比較的量）發生變化的种种組合的情況，而另一方面，勞動力价格借以實現的生活資料量，又可以發生与這一价格的變動無關（６４）或不同的運動。我們已經說過，衹要把勞動力的价值或价格換成外在的工資形式，那里的一切規律就會轉化為工資運動的規律。在這一運動中表現為各种變動著的組合的情況，對于不同的國家說來，會表現為國民工資的同時存在的差异。因此，在比較國民工資時，必須考慮到決定勞動力的价值量的變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歷史地發展起來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範圍，工人的教育費，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的作用，勞動生產率，勞動的外延量和內含量。即使作最膚淺的比較，首先也要求把不同國家同一行業的平均日工資化為長度相等的工作日。在對日工資作了這樣換算以后，還必須把計時工資換算為計件工資，因為衹有計件工資才是計算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內含量的尺度。
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中等的勞動強度，在這個強度以下的勞動，在生產一种商品時所耗費的時間要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質量的勞動。在一個國家內，衹有超過國民平均水平的強度，才會改變單純以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的价值尺度。在以各個國家作為組成部分的世界市場上，情形就不同了。國家不同，勞動的中等強度也就不同﹔有的國家高些，有的國家低些。于是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個階梯，它的計量單位是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因此，強度較大的國民勞動比強度較小的國民勞動，會在同一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价值，而這又表現為更多的貨幣。
但是，价值規律在國際上的應用，還會由于下述情況而發生更大的變化：衹要生產效率較高的國家沒有因競爭而被迫把它們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產效率較高的國民勞動在世界市場上也被算作強度較大的勞動。
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越發達，那里的國民勞動的強度和生產率，就越超過國際水平。（６４ａ）因此，不同國家在同一勞動時間內所生產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國際价值，從而表現為不同的价格，即表現為按各自的國際价值而不同的貨幣額。所以，貨幣的相對价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較發達的國家里，比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太發達的國家里要小。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名義工資，即表現為貨幣的勞動力的等价物，在前一种國家會比在后一种國家高﹔但這決不是說，實際工資即供工人支配的生活資料也是這樣。
但是即使撇幵不同國家貨幣价值的這种相對的差异，也常常可以發現，日工資、周工資等等在前一种國家比在后一种國家高，而相對的勞動价格，即同剩余价值和產品价值相比較的勞動价格，在后一种國家卻比在前一种國家高。（６５）
１８３３年工厂委員會委員約﹒伍﹒考威爾，曾對紡紗業作了仔細調查，并得出如下結論：
“英國的工資雖然對于工人說來可能比大陸高，但是對于工厂主說來，實際上比大陸低。”（尤爾《工厂哲學》第３１４頁）
英國工厂視察員亞歷山大﹒雷德格雷夫在１８６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的工厂報告中，根据同大陸各國比較的統計材料指出，大陸的勞動，盡管工資較低，勞動時間也長得多，但是同產品相比較，還是比英國貴。奧登堡一家棉紡織厂的一位英國經理說，那里的勞動時間是從早晨５點半到晚上８點，星期六也不例外，而當地工人即使在英國監工的監視下在這個時間內提供的產品，也比英國工人在１０小時內提供的產品少，要是在德國監工的監視下，那還要少得多。工資比英國的低得多，在許多場合低５０％，但是同机器相比的工人數卻要比英國的多得多，在一些部門達５︰３。雷德格雷夫先生提供了有關俄國棉紡織厂的非常詳盡的材料。這些材料是一位不久前還在俄國工厂任職的英國經理提供給他的。在這塊充滿种种丑事的俄國土地上，英國工厂幼年時期的那些陳舊的駭人聽聞的現象還非常盛行。管理人當然都是英國人，因為當地的俄國資本家不會管理工厂。盡管工人從事過度勞動，夜以繼日地干活，而報酬卻微乎其微，但是俄國的工業品仍然衹有在禁止外國貨的情況下才能勉強站住腳。最后，我還要舉出雷德格雷夫先生的一張關于歐洲各國每個工厂和每個紡紗工人的平均紗錠數的比較表。雷德格雷夫先生本人指出，這些數字是他几年以前收集的，從那時以來，英國工厂的規模和每個工人的紗錠數都擴大了。但是他假定，所列舉的大陸國家也有了同樣程度的進步，因此這些數字材料仍然有比較的价值。
| 英格蘭 | １２６００ |
| 瑞士 | ８０００ |
| 奧地利 | ７０００ |
| 薩克森 | ４５００ |
| 比利時 | ４０００ |
| 法國 | １５００ |
| 普魯士 | １５００ |
| 法國 | １４ |
| 俄國 | ２８ |
| 普魯士 | ３７ |
| 巴伐利亞 | ４６ |
| 奧地利 | ４９ |
| 比利時 | ５０ |
| 薩克森 | ５０ |
| 德意志各小邦 | ５５ |
| 瑞士 | ５５ |
| 大不列顛 | ７４ |
雷德格雷夫先生說：
“這一比較對大不列顛是不利的，除了別的原因以外，特別是因為：在大不列顛，有許多工厂是兼營机器織布業和紡紗業的，而在計算時，連一個織工也沒有除去。相反地，外國工厂大多衹經營紡紗業。如果能夠拿同樣的情況進行精确比較，我就可以從我的管區中舉出許多棉紡厂，在這些工厂里，衹要一個男工和兩個女助手就能看管几台共有２２００個紗錠的走錠精紡机，每天生產出重２２０磅、長４００哩的棉紗。”（散見《工厂視察員報告。１８６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３１─３７頁）
我們知道，英國的一些公司在東歐和亞洲承包過鐵路建築工程，它們除了使用當地工人外，還使用了一定數量的英國工人。它們迫于實際的需要，就不得不考慮勞動強度的國民差异，但是這并沒有使它們受到任何損失。它們根据經驗知道，即使工資水平多少同中等勞動強度是相符合的，但是勞動的相對价格（同產品相比較的价格）通常是按相反方向變動的。
亨﹒凱里在他的最早的經濟學著作之一《論工資率》（６６）中企圖証明，不同的國民工資同各國工作日的生產率水平成正比，以便從這种國際的對比中得出結論說，工資總是隨著勞動生產率而升降。即使凱里沒有象往常那樣把毫無批判地、表面地拼湊起來的統計材料雜亂無章地羅列在一起，而是論証了自己的前提，我們關于剩余价值生產的全部分析還是証明，他的這個推論是荒謬的。最妙的是，他并不認為，事物實際上是同理論上所說的一樣。正是國家的干涉歪曲了這种自然的經濟關系。因此，在計算國民工資時，似乎必須把工資中以稅收的形式歸國家所有的那一部分看作是歸工人自身所有的。凱里先生難道不應當進一步想一想：這种“國家費用”不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果實”嗎？這樣的推論對這樣的人說來是十分相稱的：他起初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說成是永恆的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并且說這些規律的自由的、和諧的作用衹是由于國家干涉才遭到破壞，可是后來他發現，英國對世界市場的惡魔般的影響（似乎這种影響不是從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中產生的），使國家干涉即通過國家來保護那些“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成為必要，換句話說，就是使實行保護關稅制度成為必要。其次他發現，李嘉圖等人用來表述現存社會的對立和矛盾的定理，并不是現實經濟運動的觀念的產物，相反地，英國和其他地方的資本主義生產中的現實對立倒是李嘉圖等人的理論的結果！最后，他發現，破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优美与和諧的，歸根到底是貿易。再前進一步，他也許會發現，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禍害就是資本本身。衹有一個如此惊人地缺乏批判能力和如此假裝博學的人（盡管他相信保護關稅的异端邪說），才配成為一位名叫巴師夏的人和現代自由貿易派其他一切樂觀主義者的和諧智慧的祕密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