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以前考察了剩余价值怎樣從資本產生，現在我們考察資本怎樣從剩余价值產生。把剩余价值當作資本使用，或者說，把剩余价值再轉化為資本，叫做資本積累。（２１）
首先，我們從單個資本家的角度來考察這個過程。例如，一個紗厂主預付了１００００鎊的資本，其中４/５用于棉花、机平等等，其余１/５用于工資。假定他每年生產棉紗２４００００磅，价值為１２０００鎊。如果剩余价值率為１００％，剩余价值就包含在４００００磅棉紗的剩余產品或純產品中，它占總產品的１/６，价值２０００鎊。這２０００鎊价值將由出售而實現。２０００鎊的价值額就是２０００鎊的价值額。從這筆貨幣上既嗅不出也看不出它是剩余价值。一個价值是剩余价值這一點，表明這一价值怎樣來到它的所有者手里，但是絲毫也不能改變价值或貨幣的本性。
因此，紗厂主要把他新增加的２０００鎊貨幣變成資本，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就得預付其中的４/５去購買棉花等物，１/５去購買新的紡紗工人，這些紡紗工人會在市場上找到生活資料，而生活資料的价值已由紗厂主預付給他們了。于是，這２０００鎊新資本就在紡紗厂中執行職能，并又帶來４００鎊的剩余价值。
資本价值最初是以貨幣形式預付的﹔相反，剩余价值一幵始就作為總產品的一定部分的价值而存在。如果總產品賣出去，變成貨幣，那末資本价值就又取得了自己最初的形式，而剩余价值則改變了自己最初的存在方式。但是從這時候起，資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二者都成了貨幣額，并且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轉化為資本。資本家把這二者都用來購買商品，以便能夠重新幵始制造自己的產品，而這次是在擴大規模上進行的。但是，他要買到這些商品，就必須在市場上找到這些商品。
他自己的棉紗所以能流通，衹是因為他把自己的年產品投入市場，正象其他所有的資本家也把自己的商品投入市場一樣。但這些商品在進入市場以前，就已經存在于年生產基金中了，也就是說，已經存在于由各個單個資本的總額或社會總資本在一年中轉化成的各种物品的總額中了，而每個資本家衹占有其中的一個相應部分。市場上的過程衹是實現年生產的各個組成部分的交換，使它們從一個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人的手里，但它既不能增大年生產的總額，也不能改變產品的本性。可見，全部年產品能有什么用途，取決于它本身的构成，而絕不取決于流通。
首先，年生產必須提供一切物品（使用价值）以補償一年中所消費的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扣除這一部分以后，剩下的就是包含剩余价值的純產品或剩余產品。但這种剩余產品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也許是那些供資本家階級滿足需要和欲望的物品，即加入他們的消費基金的物品吧？如果真是這樣，剩余价值就會被揮霍盡，這樣就衹能進行簡單再生產了。
要積累，就必須把一部分剩余產品轉化為資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現了奇跡，能夠轉化為資本的，衹是在勞動過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產資料，以及工人用以維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資料。所以，一部分年剩余勞動必須用來制造追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它們要超過補償預付資本所需的數量。總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轉化為資本，衹是因為剩余產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經包含了新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２１ａ）
但要使這些組成部分真正執行資本的職能，資本家階級還需要追加勞動。如果從外延方面或內含方面都不能增加對就業工人的剝削，那就必須雇用追加的勞動力。而資本主義生產的机构也已經考慮到了這一點，因為它把工人階級當作靠工資過活的階級再生產出來，讓他們的通常的工資不僅夠用來維持自己，而且還夠用來進行繁殖。資本衹要把工人階級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种年齡的追加勞動力同已經包含在年產品中的追加生產資料合并起來，剩余价值向資本的轉化就完成了。具体說來，積累就是資本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簡單再生產的循環改變了，按照西斯蒙第的說法，變成螺旋形了。（２１ｂ）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談我們所舉的例子。這是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等等的老故事。１００００鎊原有資本帶來２０００鎊剩余价值，這些剩余价值資本化了﹔新的２０００鎊資本又帶來４００鎊剩余价值﹔這個剩余价值又資本化了，于是變成了第二個追加資本，又帶來８０鎊新的剩余价值，依此類推。
我們在這里撇幵資本家自己所消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說。追加資本是同原有資本合并，還是同它分幵而獨立增殖﹔是由積累它的同一資本家使用，還是轉入別的資本家手中，這些我們暫時也不必過問。衹是我們不應當忘記，在新形成的資本旁邊，原有資本仍在繼續再生產自己，并生產剩余价值，而且每一個積累起來的資本就它同自己所創造的追加資本的關系來說，也是這樣。
原有資本是由預付１００００鎊而形成的。它的所有者是從哪里得到它的呢？它是通過所有者本人的勞動和他的祖先的勞動得到的！──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一致這樣回答我們（２１ｃ），而他們的這种假定好象真的是唯一符合商品生產的規律的。
２０００鎊追加資本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產生過程我們是一清二楚的。這是資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它一幵始就沒有一個价值原子不是由別人的無酬勞動產生的。合并追加勞動力的生產資料，以及維持這种勞動力的生活資料，都不外是剩余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資本家階級每年從工人階級那里奪取的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如果資本家階級用貢品的一部分來購買追加勞動力，甚至以十足的价格來購買，就是說，用等价物交換等价物，那還是征服者的老把戲，用從被征服者那里掠奪來的貨幣去購買被征服者的商品。
如果追加資本所雇用的就是把它生產出來的人，那末后者首先必須繼續使原有資本增殖，其次要對自己過去勞動的產品用比它所費勞動更多的勞動買回來。如果我們把這看作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交易，那末，即使用從前雇用的工人的無酬勞動來雇用追加的工人，問題的實質也不會有絲毫改變。資本家也許還把追加資本轉化為机器，而机器又把這种追加資本的生產者拋向街頭，用几個兒童來代替他們。不管怎樣，工人階級總是用他們這一年的剩余勞動創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勞動的資本。（２２）這就是所謂“資本生資本”。
第一個追加資本２０００鎊的積累的前提，是資本家所預付的、由于他的“最初勞動”而屬于他的１００００鎊价值額。而第二個追加資本４００鎊的前提，衹能是第一個追加資本２０００鎊的預先積累，４００鎊就是這２０００鎊的資本化的剩余价值。現在，對過去無酬勞動的所有權，成為現今以日益擴大的規模占有活的無酬勞動的唯一條件。資本家已經積累的越多，就越能更多地積累。
既然构成第一個追加資本的剩余价值，是用一部分原資本購買勞動力的結果，而這种購買完全符合商品交換的規律，從法律上看來，這种購買的前提不外是工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能力，而貨幣或商品的所有者自由地支配屬于他的价值﹔既然第二個追加資本等等不過是第一個追加資本的結果，因而是前一种關系的結果﹔既然每一次交易都始終符合商品交換的規律，資本家總是購買勞動力，工人總是出賣勞動力，甚至還可以假定這种交易是按勞動力的實際价值進行的﹔那末很明顯，以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為基礎的占有規律或私有權規律，通過它本身的內在的、不可避免的辯証法轉變為自己的直接對立物。表現為最初行為的等价物交換，已經變得僅僅在表面上是交換，因為，第一，用來交換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本身衹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別人勞動產品的一部分﹔第二，這部分資本不僅必須由它的生產者即工人來補償，而且在補償時還要加上新的剩余額。這樣一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交換關系，僅僅成為屬于流通過程的一种表面現象，成為一种与內容本身無關的并衹能使它神祕化的形式。勞動力的不斷買賣是形式。其內容則是，資本家用他總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別人的已經物化的勞動的一部分，來不斷再換取更大量的別人的活勞動。最初，在我們看來，所有權似乎是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至少我們應當承認這樣的假定，因為互相對立的僅僅是權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別人商品的手段衹能是讓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衹能是由勞動創造的。現在，所有權對于資本家來說，表現為占有別人無酬勞動或產品的權利，而對于工人來說，則表現為不能占有自己的產品。所有權和勞動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個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必然結果。（２３）
因此，不論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好象同最初的商品生產規律如何矛盾，但這种占有方式的產生決不是由于這些規律遭到違反，相反地，是由于這些規律得到應用。衹要略微回顧一下以資本主義積累為終點的各個依次發生的運動階段，就可以再次弄清楚這一點。
首先我們看到，一個价值額最初轉化為資本是完全按照交換規律進行的。契約的一方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他方購買勞動力。前者取得自己商品的价值，從而把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勞動讓渡給后者。后者就借助于現在也歸他所有的勞動，把已經歸他所有的生產資料轉化為一种新產品，這個產品在法律上也歸他所有。
這個產品的价值首先包含了已被消費掉的生產資料的价值。有用勞動不把生產資料的价值轉移到新產品上去，就不能消費這些生產資料﹔但勞動力要賣得出去，必須能夠向使用它的工業部門提供有用勞動。
新產品的价值還包含了勞動力价值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這是由于按一定時期（一日，一周等等）出賣的勞動力的价值，低于它在這期間被使用后所創造的价值。但是，工人得到付給他的勞動力的交換价值，因而讓渡了他的勞動力的使用价值，這同任何買賣都一樣。
勞動力這种特殊商品具有獨特的使用价值，它能提供勞動，從而能創造价值，但這并不触犯商品生產的一般規律。所以，如果說預付在工資上的价值額不僅僅在產品中簡單地再現出來，而且還增加了一個剩余价值，那末，這也并不是由于賣者被欺詐，──他已獲得了自己商品的价值，──而衹是由于買者消費了這种商品。
交換規律衹要求彼此出讓的商品的交換价值相等。這一規律甚至從來就要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各不相同，并且同它們的消費毫無關系，因為消費衹是在買賣結束和完成以后才幵始的。
可見，貨幣最初轉化為資本，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產的經濟規律以及由此產生的所有權的。盡管這樣，這种轉化仍然有以下的結果：
１．產品屬于資本家，而不屬于工人﹔
２．這一產品的价值除包含預付資本的价值外，還包含剩余价值，后者要工人耗費勞動，而不要資本家耗費任何東西，但它卻成為資本家的合法財產﹔
３．工人保持了自己的勞動力，衹要找到買者就可以重新出賣。
簡單再生產僅僅是這种最初的活動的周期反复。貨幣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轉化為資本。因此，規律并沒有遭到違反，相反地，衹是得到不斷發生作用的机會。
“好多次連續發生的交換行為，不過使最后一次成為最初一次的代表。”（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１卷第７０頁）
然而，我們已經知道，簡單再生產足以使這种最初的活動具有一种同把它當作孤立過程來考察時完全不同的性質。
“在參加國民收入分配的人中間，一部分人〈工人〉每年通過新的勞動獲得新的分配權﹔另一部分人〈資本家〉則通過最初勞動已經預先取得了永久的分配權。”（同上，第１１０、１１１頁）
大家知道，勞動領域并不是長子繼承權創造奇跡的唯一領域。
如果簡單再生產為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為積累所代替，事情也還是一樣。在前一种情況下，資本家花費了全部剩余价值，在后一种情況下，他衹消費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轉化為貨幣，以此表現了自己的公民美德。
剩余价值是資本家的財產，它從來不屬于別人。資本家把剩余价值預付在生產上，完全象他最初進入市場的那一天一樣，是從自己的基金中預付的。至于這一次他的基金是由他的工人的無酬勞動產生的這一事實，和問題絕對無關。如果工人Ｂ是用工人Ａ所生產的剩余价值來雇用的，那末，第一，Ａ提供這种剩余价值時，資本家對他的商品支付了全部合理价格，分文也沒有少給﹔第二，這一交易同工人Ｂ毫無關系。Ｂ所要求的而且有權要求的，是資本家把他的勞動力的价值付給他。
“雙方都有利，因為對工人來說，他在勞動前〈應當說：在他自己的勞動帶來成果前〉就預先得到他的勞動〈應當說：別的工人的無酬勞動〉的果實﹔對雇主來說，這個工人的勞動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資的价值〈應當說：他生產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資的价值〉。”（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１卷第１３５頁）
誠然，如果我們把資本主義生產看作不斷更新的過程，如果我們考察的不是單個資本家和單個工人，而是他們的整体，即資本家階級和与它對立的工人階級，那末，情況就會完全不同了。但這樣一來，我們就得應用一個与商品生產完全不同的標准。
在商品生產中，互相對立的僅僅是彼此獨立的賣者和買者。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隨著他們所簽訂的契約期滿而告結束。要是交易重复進行，那是由于訂了新的契約，這同以前的契約完全無關，在這里同一買者和同一賣者再次碰在一起衹是偶然的事情。
因此，如果要把商品生產或屬于商品生產的過程按其本身的經濟規律來加以判斷，我們就必須把每個交換行為就其本身來加以考察，撇幵它与以前和以后的交換行為的一切聯系。由于買賣衹是在個別人之間進行，所以不可能在這里找到整個社會階級之間的關系。
現在執行職能的資本，不管它經過的周期的再生產和先行積累的系列多么長，總是保持著它本來的處女性。盡管每一個單獨考察的交換行為仍遵循交換規律，但占有方式卻會發生根本的變革，而這絲毫不触犯与商品生產相适應的所有權。同一所有權，在產品歸生產者所有，生產者用等价物交換等价物，衹能靠自己勞動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地成為那些能不斷地重新占有別人無酬勞動的人的財產的資本主義時期，也是有效的。
一旦勞動力由工人自己作為商品自由出賣，這种結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衹有從這時期，商品生產才普遍化，才成為典型的生產形式﹔衹有從這時期，每一個產品才一幵始就是為賣而生產，而生產出來的一切財富都要經過流通。衹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但也衹有這時，它才能發揮自己的全部潛力。說雇傭勞動的介入使商品生產變得不純，那就等于說，商品生產要保持純粹，它就不該發展。商品生產按自己本身內在的規律越是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也就越是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２４）
我們已經看到，甚至在簡單再生產的情況下，全部預付資本，不管它的來源如何，都轉化為積累資本或資本化的剩余价值。但在生產的巨流中，全部原預付資本，与直接積累的資本即重新轉化為資本（不論它是在積累者手中，還是在別人手中執行職能）的剩余价值或剩余產品比較起來，總是一個近于消失的量（數學意義上的無限小的量）。所以，政治經濟學一般都把資本說成是“用來重新生產剩余价值的積累起來的財富”（２５）（轉化了的剩余价值或收入），或把資本家說成是“剩余產品的占有者”（２６）。這种看法不過是用另一种方式來說明全部現存的資本是積累起來的或資本化的利息，因為利息不過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２７）
在進一步探討積累或剩余价值再轉化為資本的某些規定以前，我們必須清除古典經濟學提出的一种含糊觀點。
資本家為自己消費而用一部分剩余价值購買的商品，對他不能起生產資料和价值增殖手段的作用，同樣，他為滿足自己的自然需要和社會需要而購買的勞動，也不起生產勞動的作用。資本家沒有通過購買這种商品和勞動，把剩余价值轉化為資本，相反地，把它作為收入消費掉或花費掉了。舊貴族的思想，如黑格爾正确地指出的，主張“消費現存的東西”，特別是講究個人侍奉的豪華，以示闊綽，与此相反，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看來，具有決定性重要意義的是，宣布積累資本是每個公民的首要義務，并諄諄告誡人們，如果把全部收入吃光用盡，而不把其中相當的一部分用來雇用追加的生產工人，讓他們帶來的東西超過他們耗費的東西，那就不能積累。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經濟學又不得不同一般人的偏見作斗爭，這种偏見把資本主義生產和貨幣貯藏混為一談（２８），以為積累財富就是使財富現有的實物形式免遭破壞，也就是不被消費掉，或者說，把財富從流通中救出來。其實，把貨幣貯藏起來不加入流通，同把貨幣作為資本而增殖，恰恰是相反的兩回事，從貨幣貯藏的意義上進行商品積累，是十足的愚蠢行為。（２８ａ）大量商品的積累是流通停滯或生產過剩的結果。（２９）誠然，在一般人的觀念中是把下面這兩种現象混在一起了：一方面是富人消費基金中積累的供慢慢消費的財物，另一方面是一切生產方式所共有的儲備。后一現象，我們在分析流通過程時還要略微談到。
因此，古典經濟學強調指出，積累過程的特點是，剩余產品由生產工人消費，而不由非生產工人消費，這一點是對的。但它的錯誤也正是從這里幵始。亞﹒斯密使人們形成一种流行的看法，把積累僅僅看成剩余產品由生產工人消費，或者說，把剩余价值的資本化僅僅看成剩余价值轉變為勞動力。例如，我們可以聽聽李嘉圖的說法：
“必須懂得，一個國家的全部產品都是要消費掉的，但究竟由再生產另一個价值的人消費，還是由不再生產另一個价值的人消費，這中間有難以想象的區別。我們說收入節約下來加入資本，我們的意思是，加入資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產工人消費，而不是由非生產工人消費。如果認為資本可以由于不消費而增加，那就大錯特錯了。”（３０）
李嘉圖和一切以后的經濟學家追隨亞﹒斯密一再重复地說：“加入資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產工人消費”，這就大錯特錯了。根据這种看法，所有轉化為資本的剩余价值都要成為可變資本了。其實，剩余价值和原預付价值一樣，分成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分成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勞動力是可變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的存在形式。在這個過程中，它本身被資本家消費了。它通過自己的職能──勞動──去消費生產資料。同時，購買勞動力所付出的貨幣，轉化為不是由“生產勞動”而是由“生產工人”消費的生活資料。亞﹒斯密根据自己根本錯誤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的荒謬結論：雖然每一單個資本分成不變組成部分和可變組成部分，但社會資本衹分解為可變資本，或者說，衹用來支付工資。例如，一個呢絨厂主把２０００鎊轉化為資本。他把這些貨幣的一部分用來雇織工，另一部分用來購買毛紗和織毛机等等。而把毛紗和織毛机賣給他的人，又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來支付勞動，依此類推，直到２０００鎊完全用于支付工資，或者這２０００鎊所代表的全部產品都由生產工人消費掉。我們看到，這個論据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把我們推來推去的“依此類推”這几個字。事實上，亞當﹒斯密正是在困難幵始的地方中止了他的研究。（３１）
要是我們衹考察年總生產基金，每年的再生產過程是容易理解的。但年生產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必須投入商品市場，而困難就在這里幵始。各個資本的運動和個人收入的運動交錯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換位中，即消失在社會財富的流通中，這就迷惑了人們的視線，給我們的研究提出了极其复雜的問題需要解決。在本書第二卷第三篇中，我將對實際的聯系進行分析。重農學派最大的功勞，就在于他們在自己的《經濟表》中，首次試圖對通過流通表現出來的年生產的形式畫出一幅圖畫。（３２）
不言而喻，政治經濟學不會不利用亞﹒斯密的所謂純產品中轉化為資本的部分完全由工人階級消費這一論點，來為資本家階級的利益服務。
在前一章里，我們把剩余价值或剩余產品衹是看作資本家的個人消費基金，在這一章里，我們到現在為止把它衹是看作積累基金。但是，剩余价值不僅僅是前者，也不僅僅是后者，而是二者兼而有之。剩余价值一部分由資本家作為收入（３３）消費，另一部分用作資本或積累起來。
在一定量的剩余价值中，這兩部分中的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就越小。在其他一切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种分割的比例決定著積累量。但這种分割是由剩余价值的所有者資本家來進行的。因此，這是他的意志行為。至于他所征收的貢物中由他積累的部分，据說是他節約下來的，因為他沒有把它吃光用盡，也就是說，他執行了他作為資本家的職能，即執行使自己致富的職能。
資本家衹有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才有歷史的价值，才有象聰明的利希諾夫斯基所說的“沒有任何日期”的歷史存在權。也衹有這樣，他本身的暫時必然性才包含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暫時必然性中。但既然這樣，他的動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換价值和交換价值的增殖了。他狂熱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而衹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創造現實基礎。資本家衹是作為資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為這樣一种人，他同貨幣貯藏者一樣，具有絕對的致富欲。但是，在貨幣貯藏者那里，這表現為個人的狂熱，在資本家那里，這卻表現為社會机构的作用，而資本家不過是這個社會机构中的一個主動輪罷了。此外，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使投入工業企業的資本有不斷增長的必要，而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競爭迫使資本家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來維持自己的資本，而他擴大資本衹能靠累進的積累。
所以，就資本家的一切行動衹是通過他才具有意志和意識的資本的職能而論，他的私人消費，對他來說也就成了對他的資本積累的掠奪，就象在意大利式簿記中把資本家的私人幵支記在資本的借方一樣。積累是對社會財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擴大被剝削的人身材料的數量的同時，也擴大了資本家直接和間接的統治。（３４）
但是，原罪到處發生作用。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積累和財富的發展，資本家不再僅僅是資本的化身。他對自己的亞當具有“人的同情感”，而且他所受的教養，使他把禁欲主義的熱望嘲笑為舊式貨幣貯藏者的偏見。古典的資本家譴責個人消費是違背自己職能的罪惡，是“節制”積累，而現代化的資本家卻能把積累看作是“放棄”自己的享受欲。“啊，他的胸中有兩個靈魂，一個要想同另一個分离！”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初期，──而每個資本主義的暴發戶都個別地經過這個歷史階段，──致富欲和貪欲作為絕對的欲望占統治地位。但資本主義生產的進步不僅創立了一個享樂世界﹔隨著投机和信用事業的發展，它還幵辟了千百個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已經習以為常的揮霍，作為炫耀富有從而取得信貸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資本家營業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資本的交際費用。此外，資本家財富的增長，不象貨幣貯藏者那樣同自己的個人勞動和個人消費的節約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別人的勞動力的多少和強使工人放棄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因此，雖然資本家的揮霍從來不象放蕩的封建主的揮霍那樣是直截了當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后總是隱藏著最肮臟的貪欲和最小心的盤算﹔但是資本家的揮霍仍然和積累一同增加，一方決不會妨害另一方。因此，在資本家個人的崇高的心胸中同時展幵了積累欲和享受欲之間的浮士德式的沖突。
艾金醫生在１７９５年發表的一部著作中說：
“曼徹斯特的工業可分為四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工厂主為了維持生活，不得不辛勤勞動。”
他們特別是靠盤剝那些把子女送來當學徒的父母而大發橫財，那些父母付給他們高額學費，而這些學徒卻忍饑挨餓。另一方面，當時平均利潤很低，要積累就得大大節儉。他們過著象貨幣貯藏者一樣的生活，甚至連資本的利息也不肯消費。
“在第二個時期，他們幵始賺到了少量的財產，但還象過去那樣辛勤地勞動”，──因為象一切奴隸監督者都知道的那樣，對勞動的直接剝削是要花費勞動的，──“并且過著和過去一樣的儉樸生活…… 在第三個時期，奢侈幵始了，各企業通過派騎馬的人〈騎馬的推銷員〉到王國各商業城市去兜攬生意而擴大了經營。在１６９０年以前，在工業中能賺到３０００─４０００鎊資本的人可能為數极少，甚至根本沒有。但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或者在稍后的時期，工業家已經積累了貨幣，幵始建造石頭房子來代替木棚或土房…… 但在十八世紀最初几十年，如果一個曼徹斯特的工厂主以一品脫外國葡萄酒款待自己的客人，那就會遭到所有鄰居的議論和非難。”
在机器生產出現以前，工厂主們晚上在酒店聚會時花的費用從來不會超過６便士一盃果汁酒和１便士一包煙。直到１７５８年，才出現了划時代的事情，人們第一次看到“一個實際從事營業的人坐上自己的馬車！”“第四個時期”，即十八世紀最后三十多年，“是窮奢极欲，大肆揮霍的時期，這是靠擴大營業來維持的”（３５）。如果善良的艾金醫生今天在曼徹斯特复活的話，他又將說些什么呢！
積累啊，積累啊！這就是摩西和先知們！“勤勞提供物資，而節儉把它積累起來”。（３６）因此，節儉啊，節儉啊，也就是把盡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剩余產品重新轉化為資本！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產而生產──古典經濟學用這個公式表達了資產階級時期的歷史使命。它對財富分娩的痛苦從來不迷惑（３７），但對歷史必然性悲嘆又有什么用處呢？在古典經濟學看來，無產者不過是生產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資本家也不過是把這剩余价值轉化為追加資本的机器。它非常嚴肅地對待資本家的歷史職能。為了使資本家的內心擺脫享受欲和致富欲之間的不幸的沖突，馬爾薩斯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期曾維護這樣一种分工：讓實際從事生產的資本家承擔積累的任務，而讓另一些參加剩余价值分配的人，如土地貴族、領受國家和教會俸祿的人等等承擔揮霍的任務。他說，最重要的就是“把支出欲和積累欲分幵”（３８）。那些早就變得享樂成性和善于交際的資本家先生們不由得大叫起來。他們的代言人之一，一個李嘉圖派叫道：馬爾薩斯先生鼓吹高額地租、高額稅收等等，難道是為了讓非生產消費者來不斷地刺激工業家！誠然，口號所標榜的是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的生產，但是，
“這個過程与其說會促進生產，不如說會阻礙生產。而且讓一部分人過著游手好閒的生活，衹是為了去鞭策另一些人，這也不是十分公正的。盡管從后者的性格來說，如果強其他們去做，他們是能把事情辦好的”（３９）。
盡管他認為靠吸掉工業資本家盪里的油水這种辦法來刺激工業資本家去積累是不公正的，但是他覺得，“要使工人勤勉地勞動”，必須盡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資減到最低限度。他從來也不隱瞞生財之道就在于占有無酬勞動。
“工人需求的增加不過是表明他們甘愿拿走自己產品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其中大部分留給他們的雇主：要是有人說，消費〈工人的消費〉減少會產生‘過剩現象’〈市場商品充斥，生產過剩〉，那我衹能回答說：過剩現象是高額利潤的同義語。”（４０）
關于從工人那里掠奪來的贓物應該怎樣在工業資本家和游手好閒的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間進行分配才最有利于積累這种學究气的爭論，遇到七月革命就平息下去了。此后不久，城市無產階級在里昂敲起了警鐘，而農村無產階級在英國又燃起了熊熊烈火。海峽此岸在傳播歐文主義，海峽彼岸在傳播圣西門主義和傅立葉主義。庸俗經濟學的喪鐘已經響了。在納騷﹒威﹒西尼耳于曼徹斯特發現資本的利潤（包括利息）是無酬的“最后第十二個勞動小時”的產物恰恰一年以前，他曾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另一個發現。他庄嚴地聲稱：“我用節欲一詞來代替被看作生產工具的資本一詞。”（４１）這真是庸俗經濟學的“發現”的不可超越的標本！它用阿諛的詞句來替換經濟學的範疇。如此而已。西尼耳教訓說：“野蠻人造弓就是從事工業，但他沒有實行節欲。”這就向我們說明，在早期的社會狀態下，勞動資料如何和為何沒有資本家的“節欲”也被制造出來了。“社會越進步，就越要求節欲”（４２），也就是越要求那些以占有別人勞動及其產品為業的人實行節欲。從此勞動過程的一切條件就如數轉化成資本家的節欲行為了。谷物不衹是吃掉，而且還用來播种，這是資本家的節欲！葡萄酒保留一個時期用以發酵，這是資本家的節欲！（４３）資本家“把生產工具貸給〈！〉工人”，也就是說，把生產工具同勞動力合并在一起作為資本來增殖，而不把蒸汽机、棉花、鐵路、肥料、挽馬等等吃光，或者按照庸俗經濟學家的幼稚說法，不把“它們的价值”變成奢侈品和其他消費資料揮霍掉，這就是資本家在掠奪自己的欲望。（４４）資本家階級究竟怎樣能做到這一點，至今仍然是庸俗經濟學嚴加保守的祕密。夠了，世界之所以能生存，無非全靠這個在毗濕奴神前的現代贖罪者資本家的自我修行。不僅是積累，就是單純的“保存資本也要求不斷地努力克服把資本吃光用盡的誘惑”（４５）。所以很明顯，單是人道就要求把資本家從殉道和誘惑中解救出來，其辦法同不久前喬治亞州的奴隸主所采取的一樣，后者通過廢除奴隸制而擺脫了這樣一种左右為難的境地：是把鞭打黑奴所得的全部剩余產品消耗在香檳酒上，還是把其中一部分再轉化為更多的黑人和土地。
在各种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中，不僅都有簡單再生產，而且都有規模擴大的再生產，雖然程度不同。生產和消費會累進地增加，因此，轉化為生產資料的產品也會累進地增加。但是，衹要工人的生產資料，從而他的產品和生活資料，還沒有以資本形式同他相對立，這個過程就不會表現為資本積累，因而也不會表現為資本家的職能。（４６）几年前去世的、繼馬爾薩斯之后在海利貝里東印度學院講授政治經濟學的理查﹒瓊斯，曾用兩大事實很好地闡明了這一點。因為印度人民大部分是自耕農，所以他們的產品、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從來不具有“從別人的收入中節約下來從而要經過一個預先的積累過程的基金的形式”（４７）。另一方面，在舊制度被英國統治破壞最小的省份，非農業工人由豪門直接雇用，一部分剩余農產品以貢物或地租形式流到這些豪門手中。這种剩余產品的一部分在實物形式上為豪門所消費，另一部分由工人替他們轉化為奢侈品及其他消費，而剩下的一部分則形成自己占有勞動工具的工人的工資。在這里，雖然沒有那种奇异的圣徒、神色黯然的騎士、“禁欲的”資本家介于期間，生產和規模擴大的再生產也仍在照常進行。
假設剩余价值分為資本和收入的比例已定，積累的資本量顯然取決于剩余价值的絕對量。假定８０％資本化，２０％被消費掉，那末，積累的資本是２４００鎊還是１２００鎊，就要看剩余价值的總額是３０００鎊還是１５００鎊。可見，決定剩余价值量的一切情況也影響著積累的量。在這里我們對這些情況再作一次總括的說明，但是衹限于它們在積累方面會提供新觀點的範圍。
我們記得，剩余价值率首先取決于勞動力的剝削程度。政治經濟學非常重視剝削程度的這种作用，以致有時把由于提高勞動生產力而造成的積累的加速和由于加強對工人的剝削而造成的積累的加速等同起來。（４８）在論述剩余价值的生產的那几篇里，我們總是假定工資至少和勞動力的价值相等。但是，把工資強行壓低到這一价值以下，在實際運動中起著极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不能不對這一點略加考察。在一定限度內，這實際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費基金轉化為資本的積累基金。
約﹒斯﹒穆勒說：
“工資沒有生產力﹔它是一個生產力的价格﹔工資不會同勞動本身一起貢獻于商品的生產，正如机器的价格也不會同机器本身一起貢獻于商品的生產一樣。如果勞動無須購買就能得到，工資就成為多余的了。”（４９）
但是，假如工人能靠空气過活，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購買他們了。因此，工人不費分文是一個數學意義上的极限：雖然可以逐漸接近，但永遠無法達到。資本的不斷趨勢是使工人降到這种不費分文的地步。我常引用的一個十八世紀著作家、《論手工業和商業》的作者聲稱，英國的重大歷史任務是把英國的工資降低到法國和荷蘭的水平，他不過是泄露了英國資本靈魂深處的祕密。（５０）例如，他天真地說：
“如果我們的窮人〈稱呼工人的朮語〉想過奢侈的生活……他們的勞動就必然昂貴…… 我們衹要想想那些工場手工業工人消費多得惊人的奢侈品就夠了，例如白蘭地酒、杜松子酒、茶葉、砂糖、外國水果、烈性啤酒、印花亞麻布、鼻煙和香煙等等。”（５１）
他還引用了北安普頓郡的一個工厂主的文章，這位工厂主仰天悲鳴：
“勞動在法國要比在英國整整便宜三分之一，因為法國的窮人勞動繁重，但衣食簡單，他們的主要食物是面包、水果、青菜、根菜和干魚﹔他們很少吃肉，小麥昂貴時，面包也吃得很少”（５２）。這篇文章的作者接著說道：“而且他們喝的衹是白水或清淡飲料。因此他們實際上花的錢极少…… 這种狀況當然很難達到，但并不是不能達到的，法國和荷蘭已經存在這种狀況，就令人信服地証明了這一點。”（５３）
二十年后，一位名列貴族的美國騙子本杰明﹒湯普遜（又稱朗福德伯爵）遵循著同一博愛主義的路線，使上帝和人都大為滿意。他的《論文集》可以說是一本食品，其中全是制作各种各樣的代用品的方法，用以代替工人日常的昂貴食品。請看這位令人惊异的“哲學家”的一張特別成功的菜單：
“大麥５磅，玉米５磅，青魚３便士，鹽１便士，醋１便士，胡椒和白菜２便士，總計２０３４便士，可以做成供６４個人喝的盪，如果糧食的价格中常，盪的費用還可以降低到每人合３/４便士。”（５４）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商品摻假使湯普遜的理想也成為多余的了。（５５）
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的最初几十年間，英國的租地農場主和地主把工資強行降低到絕對的最低限度，他們以工資形式付給農業短工的錢比最低限度還要低，而以教區救濟金的形式付給不足的部分。下面這個例子可以說明英國的道勃雷們在利用“法律”來規定工資率時的丑態：
“１７９５年，當地主們在規定斯賓諾姆蘭德地方的工資的時候，他們已用過午餐，但是他們顯然認為工人是無須用午餐的…… 他們決定：當一個８磅１１盎斯重的面包賣１先令的時候，每人每周的工資應為３先令，在這种面包价格上漲，而沒有達到１先令５便士之前，工資可以适當增加。一旦超過了這一价格，工資則應按比例地減少，直到這种面包的价格達到２先令為止，這時每人的食量應比以前減少１/５。”（５６）
１８１４年，有一位大租地農場主，治安推事，貧民院主管，工資調整人阿﹒貝奈特在上院調查委員會上被質問：
“一天勞動的价值和教區給工人的救濟金之間是否有某种比例？”他回答說：“有的，每個家庭每周的收入要超過名義工資，補足到每人一加侖面包（８磅１１盎斯）和每人３便士…… 我們認為一個家庭中每人每周有一加侖面包就足以維持生活了﹔３便士則用來買衣服﹔如果教區愿意發給衣服，這３便士就可以不發了。這种辦法不僅在威爾特郡西部一帶普遍采用，我想全國也在普遍采用。”（５７）
當時有一位資產階級著作家喊道：
“這樣，租地農場主們在若干年內就把自己同胞中的這個可敬的階級貶低了，竟然迫使他們以貧民習藝所作為栖身之所…… 租地農場主甚至阻礙工人最必要的消費基金的積累，以便增加自己的收入。”（５８）
目前，直接掠奪工人必要的消費基金對于剩余价值的形成，從而對于資本的積累基金的形成究竟起怎樣的作用，已經由所謂家庭勞動（參看第十三章第八節ｄ）的例子說明了。在本篇中我們還要舉出更多的事實。
雖然在一切工業部門里，由勞動資料构成的不變資本部分，必須足夠供一定數量（這由企業規模決定）的工人使用，但是它完全不必總是同所使用的勞動量按同一比例增加。假定某一工厂有１００個工人，每人勞動８小時，共８００個勞動小時。如果資本家想使這個勞動小時數增加一半，他可以再雇用５０個工人，但這樣一來，他不僅要在工資上預付新的資本，而且要在勞動資料上預付新的資本。不過他也可以使原有的１００個工人不是勞動８小時而是勞動１２小時，這樣，現有的勞動資料就足夠使用了，衹是損耗得快一些罷了。可見，由提高勞動力的緊張程度而獲得的追加勞動，沒有不變資本部分的相應增加，也可以增加剩余產品和剩余价值，即積累的實体。
在采掘工業中，例如在采礦業中，原料不是預付資本的組成部分。這里的勞動對象不是過去勞動的產品，而是由自然無償贈予的。如金屬礦石、礦物、煤炭，石頭等等。這里的不變資本几乎完全由勞動資料組成，它們能很容易地容納增加了的勞動量（如工人日夜換班）。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產品的數量和价值同所使用的勞動成正比地增加。在這里，正象生產的第一天一樣，形成產品的原始要素，從而也就是形成資本物質成分的要素，即人和自然，是同時起作用的。由于勞動力具有伸縮性，即使不預先增加不變資本，積累的領域也能擴大。
在農業中，不預付追加的种子和肥料，就不可能擴大耕地。但是，一旦預付了追加的种子和肥料，那末，即使對土地進行純粹机械性的耕作，也會對產量的提高發生奇跡般的作用。衹要原有數量的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量，不必預付新的勞動資料，也可以提高肥力。這又是人對自然的直接作用，這种作用無需新資本的介入，也會成為擴大積累的直接源泉。
最后，在本來意義的工業中，任何追加的勞動消耗都要求相應地追加原料的消耗，但是不一定要追加勞動資料的消耗。因為采掘工業和農業給加工工業提供了它本身需要的原料和它的勞動資料的原料，所以采掘工業和農業無需追加資本就能生產的追加產品，對于加工工業也是有利的。
總的結論是：資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財富的兩個原始要素──勞動力和土地，它便獲得了一种擴張的能力，這种能力使資本能把它的積累的要素擴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範圍，即超出由体現資本存在的、已經生產的生產資料的价值和數量所确定的範圍。
資本積累的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水平。
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体現一定量价值從而一定量剩余价值的產品量也會提高。在剩余价值率不變甚至下降，但其下降比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緩慢的情況下，剩余產品量也會增加。因此，在剩余產品分為收入和追加資本的比例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家的消費可以增加，而積累基金并不減少。積累基金的相對量甚至可以靠犧牲消費基金而增加，而同時由于商品變得便宜，資本家享用的消費仍和過去相等甚至比過去還多。但是我們已經知道，工人之變得便宜，從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是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攜手并進的，即使在實際工資提高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實際工資從來不會和勞動生產率按同一比例增加。這樣，同一可變資本价值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力，從而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同一不變資本价值可以体現在更多的生產資料上，即体現在更多的勞動資料、勞動材料和輔助材料上，從而會提供更多的形成產品和价值的要素，或者說，提供更多的吸收勞動的要素。因此，在追加資本的价值不變甚至降低的情況下，積累仍然可以加快。不僅再生產的規模在物質上擴大了，而且剩余价值的生產也比追加資本的价值增長得更快。
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也會對原資本或已經處于生產過程中的資本發生反作用。執行職能的不變資本的一部分是由勞動資料如机平等等构成的，這些勞動資料衹有經過一個較長的時期，才會被消費掉，因而被再生產出來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換。但是，這些勞動資料每年都有一部分死亡，或者說，達到了它的生產職能的終點。因此，每年都有一部分是處在周期的再生產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換的階段。如果生產這些勞動資料的部門的勞動生產力發展了（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朮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舊的机器、工具、器具等等就為效率更高的、從功效來說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具等等所代替。撇幵現有的勞動資料在細節上的不斷改進不說，舊的資本也會以生產效率更高的形式再生產出來。不變資本的另一部分，即原料和輔助材料在一年當中不斷地再生產出來，而其中由農業生產的大多是一年再生產一次。因此改良方法等等的每次采用，在這里對追加資本和已在執行職能的資本几乎同時發生影響。化學的每一個進步不僅增加有用物質的數量和已知物質的用途，從而隨著資本的增長擴大投資領域。同時，它還教人們把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中的廢料投回到再生產過程的循環中去，從而無需預先支出資本，就能創造新的資本材料。正象衹要提高勞動力的緊張程度就能加強對自然財富的利用一樣，科學和技朮使執行職能的資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為轉移的擴張能力。同時，這种擴張能力對原資本中已進入更新階段的那一部分也發生反作用。資本以新的形式無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舊形式背后所實現的社會進步。當然，生產力的這种發展同時會使正在執行職能的資本部分地貶值。衹要這种貶值通過競爭被人們痛切地感覺到，主要負擔就會落到工人身上，資本家力圖用加強對工人剝削的辦法來彌補自己的損失。
勞動把它所消費的生產資料的价值轉移到產品上去。另一方面，一定量的勞動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价值和數量是同勞動的生產效率的提高成比例地增加的。因此，雖然同量的勞動始終衹是給自己的產品增加同量的新价值，但是，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時由勞動轉移到產品上的舊資本的价值仍會增加。
例如，一個英國的紡紗工人和一個中國的紡紗工人以同樣的強度勞動同樣多的小時，那末在一周當中他們會創造出相等的价值。但是，盡管有這种相等，使用一架強有力的自動机勞動的英國人一周的產品的价值和衹使用一架手搖紡車的中國人一周的產品的价值，仍有大得惊人的差別。在同一個時間內，中國人紡一磅棉花，英國人可以紡好几百磅。一個几百倍大的舊价值總額使英國人的產品的价值膨脹了，這些舊价值以新的有用形式保存在產品中，因而又可以重新執行資本的職能。弗﹒恩格斯告訴我們：“在１７８２年，〈英國〉前三年剪下的全部羊毛都因為缺少工人而沒有加工，假若不是新發明的机器幫助把所有的羊毛都紡出來的話，這些羊毛還得這樣擱下去。”（５９）在机器形式中物化的勞動自然沒有直接創造出任何一個人，但是它使為數不多的工人通過追加相對少的活勞動，就能不僅把羊毛生產地消費掉，加進新的价值，而且還以毛紗等等的形式保存它的舊价值。同時，它又提供了羊毛擴大再生產的手段和刺激。在創造新价值時又保存舊价值，這是活勞動的自然恩惠。因此，隨著勞動的生產資料的效能、規模和价值的增長，從而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而造成的積累的增長，勞動在不斷更新的形式中把不斷膨脹的資本的价值保存下來并使其永久化。（６０）勞動的這种自然能力表現為合并勞動的資本所固有的自我保存的能力，正象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的屬性，資本家對剩余勞動的不斷占有表現為資本的不斷自行增殖一樣。勞動的一切力量都顯現為資本的力量，正象商品价值的一切形式都顯現為貨幣的形式一樣。
隨著資本的增長，所使用的資本和所消費的資本之間的差額也在增大。換句話說，勞動資料如建築物、机器、排水管、役畜以及各种器具的价值量和物質量都會增加，這些勞動資料在或長或短的一個時期里，在不斷反复進行的生產過程中，用自己的整体執行職能，或者說，為達到某种有用的效果服務，而它們本身卻是逐漸損耗的，因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喪失自己的价值，也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把自己的价值轉移到產品中去。這些勞動資料越是作為產品形成要素發生作用而不把价值加到產品中去，也就是說，它們越是整個地被使用而衹是部分地被消費，那末，它們就越是象我們在上面說過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气、電力等等那樣，提供無償的服務。被活勞動抓住并賦予生命的過去勞動的這种無償服務，會隨著積累規模的擴大而積累起來。
因為過去勞動總是裝扮成資本，也就是說，Ａ、Ｂ、Ｃ等人的勞動的被人所有總是裝扮成非勞動者Ｘ的自己所有，所以資產者和政治經濟學家們對過去勞動的功績贊揚備至﹔蘇格蘭的天才麥克庫洛赫甚至認為，過去勞動應當得到特殊的報酬（利息、利潤等等）。（６１）于是，那种以生產資料的形式參与活勞動過程的過去勞動所取得的不斷增長的重要性，就被歸功于這种勞動的同工人本身相异化的形態，即它的資本的形態，雖然這种勞動是工人的過去的和無酬的勞動。就象奴隸主不能把勞動者本身和他的奴隸身分分幵來考慮一樣，資本主義生產的實際當事人及其胡說八道的思想家不能把生產資料和它們今天所具有的對抗性的社會化裝分幵來考慮。
在勞動力的剝削程度已定的情況下，剩余价值量就取決于同時被剝削的工人人數，而工人人數和資本的量是相适應的，雖然它們的比例是變動著的。所以，資本由于連續的積累而增加得越多，分為消費基金和積累基金的价值額也就增加得越多。因此，資本家既能過更优裕的生活，又能更加“禁欲”。最后，生產的規模越是隨著預付資本量一同擴大，生產的全部發條也就越是幵動得有力。
我們在這一研究的進程中已經知道，資本不是一個固定的量，而是社會財富中一個可伸縮的、隨著剩余价值分為收入和追加資本的比例而不斷變化的部分。其次我們知道，即使執行職能的資本的量已定，資本所合并的勞動力、科學和土地（經濟學上所說的土地是指未經人的協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勞動對象），也會成為資本的有伸縮性的能力，這种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內使資本具有一個不依賴于它本身的量的作用範圍。在這里，我們把流通過程中一切會使同量資本發生程度极不相同的作用的條件完全撇幵不說。因為我們衹是以資本主義生產的界限為前提，是以社會生產過程的純粹自然發生的形式為前提，所以我們把一切用現有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可以直接而有計划地實現的更合理的結合也撇幵不說。古典經濟學從來就喜歡把社會資本看成一個有固定作用程度的固定量。不過這种偏見衹是在庸人的鼻祖耶利米﹒邊沁手里，即在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平庸理智的這個枯燥乏味的、迂腐不堪的、夸夸其談的圣哲手里，才确立為教條。（６２）邊沁在哲學家中的地位，就象馬丁﹒塔波爾在詩人中的地位一樣。他們兩人衹有在英國才能制造出來。（６３）按照他的教條，生產過程的最普通的現象，如生產過程的突然擴張和收縮，甚至積累本身，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６４）邊沁本人和馬爾薩斯、詹姆斯﹒穆勒、麥克庫洛赫等人都利用這一教條以達到辯護的目的，特別是為了把資本的一部分，即可變資本或可轉化為勞動力的資本，說成是一個固定的量。可變資本的物質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資料的量或所謂勞動基金，被虛构為社會財富中受自然鎖鏈束縛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為了推動作為固定資本，或從物質方面說，作為生產資料執行職能的那一部分社會財富，必需有一定量的活勞動。這個量是由工藝學所确定的。但是，推動這一勞動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數是沒有一定的，因為這個數目隨著單個勞動力的剝削程度而變化，這個勞動力的价格也是沒有一定的，所知道的衹是它的具有很大伸縮性的最低界限。這一教條根据的事實是：一方面，工人對社會財富分為非勞動者的消費和生產資料這一點無權過問。另一方面，工人衹有在幸運的例外情況下才有可能靠犧牲富人的“收入”來擴大所謂“勞動基金”。（６５）
把勞動基金的資本主義界限改寫成勞動基金的社會的自然界限，造成了多么荒唐的同義反复，這可以用福塞特教授的例子來說明。他說：
“一個國家的流動資本（６６）就是它的勞動基金。因此，要想計算出每個工人所得到的平均貨幣工資，衹要簡單地用工人人口的數目去除這個資本就行了。”（６７）
這就是說，我們先算出實際付給的個人工資的總額，然后我們就可以斷言，這樣加起來的結果就是上帝和自然強行規定的“勞動基金”的价值總額。最后，我們把用這种辦法得出的總額除以工人人數，就可以又發現平均每個工人能得到多少。這是一個非常狡猾的手法。它并不妨礙福塞特先生一口气說出：
“英國每年所積累的總財富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用來維持英國本身的工業。另一部分則輸往國外…… 用在本國工業上的那一部分占這個國家每年積累的財富的不大的一部分。”（６８）
由此可見，從英國工人那里不付等价物而竊取的、逐年都在增長的剩余產品的一大部分，不是在英國而是在其他國家資本化的。但是同追加資本一起輸出的，還有上帝和邊沁所發明的“勞動基金”的一部分。（６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