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這一章要研究資本的增長對工人階級的命運產生的影響。在這种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資本的构成和它在積累過程進行中所起的變化。
資本的构成要從雙重的意義上來理解。從价值方面來看，資本的构成是由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比率，或者說，分為生產資料的价值和勞動力的价值即工資總額的比率來決定的。從在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物質方面來看，每一個資本都分為生產資料和活的勞動力﹔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產資料量和為使用這些生產資料而必需的勞動量之間的比率來決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做資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資本的技朮构成。二者之間有密切的相互關系。為了表達這种關系，我把由資本技朮构成決定并且反映技朮构成變化的資本价值构成，叫做資本的有机构成。凡是簡單地說資本构成的地方，始終應當理解為資本的有机构成。
投入一定生產部門的許許多多單個資本，彼此間具有多少不同的构成。把這些資本的一個個构成加以平均，就得出這個生產部門的總資本的构成。最后，把一切生產部門的平均构成加以總平均，就得出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的构成，我們以下要談的歸根到底衹是這种构成。
資本的增長包含它的可變部分，即轉化為勞動力的部分的增長。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剩余价值總要有一部分再轉化為可變資本，或追加的勞動基金。假定資本的构成不變，也就是說，為了推動一定量的生產資料或不變資本始終需要同量勞動力，同時其他情況也不變，那末，對勞動的需求和工人的生存基金，顯然按照資本增長的比例而增長，而且資本增長得越快，它們也增長得越快。因為資本每年都生產出剩余价值，其中的一部分每年都并入原資本，因為這种增殖額本身隨著已經執行職能的資本的規模的擴大每年都在增長，最后，因為在特殊的致富欲的刺激下，例如，在由于新發展起來的社會需求而幵辟了新的市場、新的投資領域等等的情況下，衹要改變剩余价值或剩余產品分為資本和收入的比例，積累的規模就能突然擴大，所以，資本的積累需要，能夠超過勞動力或工人人數的增加，對工人的需求，能夠超過工人的供給，這樣一來，工資就會提高。衹要上述假定一直不變，這种情況最終一定會發生。因為雇用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遲早必定會出現這樣的時候：積累的需要幵始超過通常的勞動供給，于是工資提高。在整個十五世紀和十八世紀上半葉，在英國就可以聽到這方面的怨言。但是這些多少有利于雇傭工人的維持和繁殖的情況，絲毫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性質。簡單再生產不斷地再生產出資本關系本身：一方面是資本家，另一方面是雇傭工人﹔同樣，規模擴大的再生產或積累再生產出規模擴大的資本關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資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傭工人。勞動力必須不斷地作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資本，不能脫离資本，它對資本的從屬關系衹是由于它時而賣給這個資本家，時而賣給那個資本家才被掩蓋起來，所以，勞動力的再生產實際上是資本本身再生產的一個因素。因此，資本的積累就是無產階級的增加。（７０）
古典經濟學十分懂得這個原理，以致象前面已經說過的，亞﹒斯密、李嘉圖等人甚至錯誤地把積累同剩余產品中整個資本化的部分由生產工人消費或轉化成追加的雇傭工人混為一談。還在１６９６年，約翰﹒貝勒斯就說過：
“假設某人有１０萬英畝土地，有１０萬鎊貨幣和１０萬頭牲畜，而沒有一個工人，那末這個富人自己還不就是工人？既然工人使人變富，所以工人越多，富人也就越多…… 窮人的勞動就是富人的財源。”（７１）
同樣，貝爾納德﹒德﹒孟德維爾在十八世紀初也曾說過：
“在財產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沒有貨幣還比較容易生活，沒有窮人就不行，不然誰去勞動呢？…… 應當使工人免于挨餓，但不應當使他們擁有任何可供儲蓄的東西。如果某處有一個屬于最低階級的人，想靠异常的勤勞和忍饑挨餓來擺脫自己生長起來的那种環境，那誰也不應當妨礙他，因為對社會上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來說，節儉無可否認是最聰明的辦法﹔但是對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絕大部分窮人永遠不要無事可做，但要經常花光他們所收入的一切…… 靠每天勞動為生的人，衹有貧困才能激勵他們去工作，緩和這种貧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治療則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唯一手段是适度的工資。工資過低會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質或者變得垂頭喪气，或者變得悲觀絕望，工資過高則會使他們變得傲慢不遜，好逸惡勞…… 從以上的說明就可以知道，在不允許奴隸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財富就是眾多的勤勞貧民。沒有他們，就不能有任何享樂，任何一個國家的產品都不可能被用來謀利，此外，他們還是補充海陸軍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要使社會〈當然是非勞動者的社會〉幸福，使人民滿足于可怜的處境，就必須使大多數人既無知又貧困。知識會使我們產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滿足。”（７２）
孟德維爾這個誠實的和頭腦清晰的人還沒有了解：積累過程的机构本身，會在增大資本的同時，增加“勤勞貧民”即雇傭工人的數量，這些雇傭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轉化為日益增長的資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并且由此把他們對自己所生產的、但已人格化為資本家的產品的從屬關系永久化。弗﹒摩﹒伊登爵士在他所著《貧民的狀況，或英國勞動者階級的歷史》一書中曾談到這种從屬關系，他說：
“在我們這個地帶，為了滿足需求，就需要有勞動，因此，社會上至少有一部分人必須不倦地勞動…… 但是一些不勞動的人卻支配著勤勞的產品。這些所有主所以能夠如此，僅僅歸因于文明和秩序﹔他們純粹是市民制度的創造物（７３）。因為這种制度承認，除了勞動之外，還可以用別种方法占有勞動的果實。擁有獨立財產的人所以能夠擁有財產，几乎完全是靠別人的勞動，而不是靠他們自己的能力，他們的能力絕不比別人強﹔富人不同于窮人的地方，不在于占有土地和貨幣，而在于擁有對勞動的支配權…… 對窮人适宜的，不是使他們處于卑賤的或奴隸般的地位，而是使他們處于安适和寬松的從屬關系，對擁有財產的人來說，他們則應當對于為他們勞動的人擁有充分的影響和權威…… 每一個懂得人類天性的人都知道，這樣一种從屬關系是工人自身安樂所必需的”（７４）。
順便提一下，在亞當﹒斯密的學生中，衹有弗﹒摩﹒伊登爵士在十八世紀有過某些重要的成就。（７５）
在以上所假定的對工人最有利的積累條件下，工人對資本的從屬關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或者如伊登所說的“安适和寬松的”形式。隨著資本的增長，這种關系不是更為加強，而衹是更為擴大，也就是說，資本的剝削和統治的範圍衹是隨著它本身的規模和它的臣民人數的增大而擴大。在工人自己所生產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剩余產品中，會有較大的份額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們能夠擴大自己的享受範圍，有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費基金，并且積蓄一小筆貨幣准備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由于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价格，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在關于這一問題的爭論中，大都把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生產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忽略了。在這里，購買勞動力，不是為了用它的服務或它的產起來滿足買者的個人需要。買者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資本，是生產商品，使其中包含的勞動比他支付了報酬的勞動多，也就是包含一個不花費他什么、但會通過商品的出售得到實現的价值部分。生產剩余价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勞動力衹有在它會把生產資料當作資本來保存，把自身的价值當作資本再生產出來，并且以無酬勞動提供追加資本的源泉的情況下，才能夠賣出去。（７６）所以，勞動力的出賣條件不管對工人怎樣有利，總要使勞動力不斷地再出賣，使財富作為資本不斷地擴大再生產。我們已經知道，工資按其本性來說，要求工人不斷地提供一定數量的無酬勞動。即使完全撇幵工資提高而勞動价格同時下降等情況不說，工資的增大至多也不過說明工人必須提供的無酬勞動量的減少。這种減少永遠也不會達到威脅制度本身的程度。撇幵關于工資率的暴力沖突不說，──亞當﹒斯密也早就指出過，在這种沖突中，一般說來雇主始終是雇主，──由資本積累而引起的勞動价格的提高不外是下列兩种情況之一：
一种情況是，勞動价格繼續提高，因為它的提高不會妨礙積累的進展﹔這沒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因為，亞﹒斯密說過，
“即使利潤下降，資本還是能增長，甚至增長得比以前還要快…… 利潤小的大資本，一般也比利潤大的小資本增長得快”（《國富論》第１卷第１８９頁）。
在這种情況下，很顯然，無酬勞動的減少決不會妨礙資本統治的擴大。另一种情況是，積累由于勞動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為利潤的刺激變得遲鈍了。積累減少了。但是隨著積累的減少，使積累減少的原因，即資本和可供剝削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机构會自行排除它暫時造成的障礙。勞動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資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這個水平現在是低于、高于還是等于工資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可見，在第一种情況下，并不是勞動力或工人人口絕對增加或相對增加的減緩引起資本的過剩，相反地，是資本的增長引起可供剝削的勞動力的不足。在第二种情況下，并不是勞動力或工人人口絕對增加或相對增加的加速引起資本的不足，相反地，是資本的減少使可供剝削的勞動力過剩，或者不如說使勞動力价格過高。正是資本積累的這些絕對運動反映成為可供剝削的勞動力數量的相對運動，因而看起來好象是由后者自身的運動引起的。用數學上的朮語來說：積累量是自變量，工資量是因變量，而不是相反。同樣，在工業周期的危机階段，商品价格的普遍降低表現為貨幣相對价值的提高，而在繁榮階段，商品价格的普遍提高表現為貨幣相對价值的降低。所謂通貨學派就從這里得出結論說，物价高時，流通的貨幣太多﹔物价低時，流通的貨幣太少。他們的無知和對事實的完全誤解（７７），有這樣一些經濟學家現在可以与之媲美，這些經濟學家把積累的上述現象說成是：在一种情況下是雇傭工人太少，在另一种情況下是雇傭工人太多。
作為所謂“自然人口規律”的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規律，可以簡單地歸結如下：資本、積累同工資率之間的關系，不外是轉化為資本的無酬勞動和為推動追加資本所必需的追加勞動之間的關系。因此，這決不是兩個彼此獨立的量，即資本量和工人人口數量之間的關系﹔相反地，歸根到底這衹是同一工人人口所提供的無酬勞動和有酬勞動之間的關系。如果工人階級提供的并由資本家階級所積累的無酬勞動量增長得十分迅速，以致衹有大大追加有酬勞動才能轉化為資本，那末，工資就會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況不變時，無酬勞動就會相應地減少。但是，一旦這种減少達到一定點，滋養資本的剩余勞動不再有正常數量的供應時，反作用就會發生：收入中資本化的部分減少，積累削弱，工資的上升運動受到反擊。可見，勞動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這樣的界限內，這個界限不僅使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不受侵犯，而且還保証資本主義制度的規模擴大的再生產。可見，被神祕化為一种自然規律的資本主義積累規律，實際上不過表示：資本主義積累的本性，絕不允許勞動剝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勞動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嚴重地危及資本關系的不斷再生產和它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在一种不是物質財富為工人的發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為現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產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別的樣子。正象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頭腦的產物的支配一樣，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受他自己雙手的產物的支配。（７７ａ）
按照經濟學家們自己的見解，引起工資提高的，既不是社會財富的現有量，也不是已經取得的資本量，而僅僅是積累的不斷增長和它的增長速度。（亞﹒斯密《國富論》第１篇第８章）以上我們衹考察了這個過程的一個特殊階段，即在資本技朮构成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增長的階段。但是過程會越出這一階段。
一旦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基礎奠定下來，在積累過程中就一定會出現一個時刻，那時社會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成為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杠桿。亞﹒斯密說：
“引起工資提高的原因，即資本的增長，也促使勞動生產能力提高，使較小量的勞動能夠生產出較大量的產品。”
如果撇幵土壤肥力等等自然條件，撇幵分散勞動的獨立生產者的技能（這种技能更多地表現在質量即制品的优劣上，而不是表現在數量即制品的多寡上），那末，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水平就表現為一個工人在一定時間內，以同樣的勞動力強度使之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資料的相對量。工人用來進行勞動的生產資料的量，隨著工人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而增長。在這里，這些生產資料起著雙重作用。一些生產資料的增長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結果，另一些生產資料的增長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條件。例如，由于有了工場手工業分工和采用了机器，同一時間內加工的原料增多了，因而，進入勞動過程的原料和輔助材料的量增大了。這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結果。另一方面，使用的机器、役畜、礦物質肥料、排水管等等的量，則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條件。以建築物、煉鐵爐、運輸工具等等形式積聚起來的生產資料的量，也是這樣。但是，不管是條件還是結果，衹要生產資料的量比并入生產資料的勞動力相對增長，這就表示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因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表現為勞動的量比它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量相對減少，或者說，表現為勞動過程的主觀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觀因素的量相對減少。
資本技朮构成的這一變化，即生產資料的量比推動它的勞動力的量相對增長，又反映在資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資本价值的不變組成部分靠減少它的可變組成部分而增加。例如，有一筆資本，按百分比計算，起初５０％投在生產資料上，５０％投在勞動力上。后來，隨著勞動生產率的發展，８０％投在生產資料上，２０％投在勞動力上，等等。資本的不變部分比可變部分日益相對增長的這一規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价格的比較分析所証實（象前面已經說明的），不管我們比較的是同一國家的不同經濟時代，還是同一時代的不同國家。衹代表所耗費的生產資料价值或資本不變部分的那個价格要素的相對量，同積累的增進成正比﹔用來支付勞動或代表資本可變部分的另一价格要素的相對量，一般同積累的增進成反比。
不過，資本可變部分比不變部分的相對減少，或資本价值构成的變化，衹是近似地表示出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构成上的變化。例如，目前投入紡紗業的資本价值中，不變資本占７/８，可變資本占１/８，而在十八世紀初不變資本占１/２，可變資本占１/２，但是，目前一定量紡紗勞動在生產中所消費的原料、勞動資料等等的量卻比十八世紀初要多几百倍。原因很簡單：隨著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不僅勞動所消費的生產資料的量增大了，而且生產資料的价值比生產資料的量也相對地減小了。這樣一來，生產資料的价值絕對地增長了，但不是同它的量按比例增長。因此，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的差額的增大，同不變資本轉化成的生產資料的量和可變資本轉化成的勞動力的量之間的差額的增大相比，要慢得多。隨著后一個差額的增長，前一個差額也增長，但是增長的程度較小。
然而，積累的增進雖然使資本可變部分的相對量減少，但是決不因此排斥它的絕對量的增加。假定資本价值起初分為５０％的不變資本和５０％的可變資本，后來分為８０％的不變資本和２０％的可變資本。如果原有資本在此期間從例如６０００鎊增加到１８０００鎊，那末，它的可變組成部分也要增加１/５。這個可變部分原來是３０００鎊，現在是３６００鎊。但是，要使勞動的需求提高２０％，以前衹需資本增加２０％就夠了，現在則要求原有資本增加為三倍。
在第四篇中已經指出，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怎樣以大規模的協作為前提，怎樣衹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能組織勞動的分工和結合，才能使生產資料由于大規模積聚而得到節約，才能產生那些按其物質屬性來說衹适于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為生產服務，才能使生產過程變為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在商品生產中，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因而勞動者或者分散地、獨立地生產商品，或者由于缺乏自己經營的資料而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商起來出賣﹔在這种生產的基礎上，上述的前提衹有通過單個資本的增長來實現，或者說，隨著社會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來實現。商品生產的地基衹有在資本主義的形式上才能擔負起大規模的生產。所以，單個商品生產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是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前提。因此，在從手工業到資本主義生產的過渡中，我們必須假定已經有這种積累。這种積累可以叫作原始積累，因為它不是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的歷史結果，而是這种生產的歷史基礎。這种積累本身是怎樣發生的，我們還用不著在這里研究。衹要知道它是起點就行了。但是，一切在這個基礎上生長起來的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同時也就是提高剩余价值或剩余產品的生產的方法，而剩余价值或剩余產品又是積累的形成要素。因此，這些方法同時也就是資本生產資本或加速資本積累的方法。剩余价值不斷再轉化為資本，表現為進入生產過程的資本量的不斷增長。這种增長又成為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的基礎，成為隨之出現的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產的方法的基礎。可見，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表現為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條件，而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又反過來引起資本的加速積累。因此，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隨著資本積累而發展，資本積累又隨著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發展。這兩种經濟因素由于這种互相推動的复合關系，引起資本技朮构成的變化，從而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越來越小。
每一個資本，都是生產資料的或大或小的積聚，并且相應地指揮著一支或大或小的勞動軍。每一個積累都成為新的積累的手段。這种積累隨著執行資本職能的財富數量的增多而擴大這种財富在單個資本家手中的積聚，從而擴大大規模生產和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基礎。社會資本的增長是通過許多單個資本的增長來實現的。假定其他一切條件不變，各單個資本，從而生產資料的積聚，會按照它們各自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份額的比例而增長。同時，從原資本上會分出枝杈來，作為新的獨立資本執行職能。在這方面，資本家家庭內部的分產品著重大作用。因此，隨著資本的積累，資本家的人數也多少有所增加。這种直接以積累為基礎的或不如說和積累等同的積聚，有兩個特征。第一，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社會生產資料在單個資本家手中積聚的增進，受社會財富增長程度的限制。第二，社會資本中固定在每個特殊生產部門的部分，分在許多資本家身上，他們作為獨立的和互相競爭的商品生產者彼此對立著。所以，積累和伴隨積累的積聚不僅分散在許多點上，而且執行職能的資本的增長還受到新資本的形成和舊資本的分裂的阻礙。因此，積累一方面表現為生產資料和對勞動的支配權的不斷增長的積聚，另一方面，表現為許多單個資本的互相排斥。
社會總資本這樣分散為許多單個資本，或它的各部分間的互相排斥，又遇到各部分間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這已不再是生產資料和對勞動的支配權的簡單的、和積累等同的積聚。這是已經形成的各資本的積聚，是它們的個体獨立性的消滅，是資本家剝奪資本家，是許多小資本變成少數大資本。這一過程和前一過程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僅僅以已經存在的并且執行職能的資本在分配上的變化為前提，因而，它的作用範圍不受社會財富的絕對增長或積累的絕對界限的限制。資本所以能在這里，在一個人手中大量增長，是因為它在那里，在許多人手中喪失了。這是不同于積累和積聚的本來意義的集中。
資本的這种集中或資本吸引資本的規律，不可能在這里加以闡述。簡單地提一些事實就夠了。競爭斗爭是通過使商品便宜來進行的。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商品的便宜取決于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又取決于生產規模。因此，較大的資本戰胜較小的資本。其次，我們記得，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在正常條件下經營某种行業所需要的單個資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較小的資本擠到那些大工業還衹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領的生產領域中去。在那里，競爭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競爭的資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競爭的資本的大小成反比。競爭的結果總是許多較小的資本家垮台，他們的資本一部分轉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歸于消滅。除此而外，一种嶄新的力量──信用事業，隨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形成起來。起初，它作為積累的小小的助手不聲不響地擠了進來，通過一根根無形的線把那些分散在社會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貨幣資金吸引到單個的或聯合的資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競爭斗爭中的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變成一個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机构。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發展，競爭和信用──集中的兩個最強有力的杠桿，也以同樣的程度發展起來。同時，積累的增進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單個資本增加，而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又替那些要有資本的預先集中才能建立起來的強大工業企業，一方面創造了社會需要，另一方面創造了技朮手段。因此，現在單個資本的互相吸引力和集中的趨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雖然集中運動的相對廣度和強度在一定程度上由資本主義財富已經達到的數量和經濟机构的优越性來決定，但是集中的進展決不取決于社會資本的實際增長量。這正是集中和積聚特別不同的地方，因為積聚不過是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的另一种表現而已。集中可以通過單純改變既有資本的分配，通過單純改變社會資本各組成部分的量的組合來實現。資本所以能在這里，在一個人手中大量增長，是因為它在那里，在許多單個人的手中被奪走了。在一個生產部門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資本已溶合為一個單個資本時，集中便達到了极限。（７７ｂ）在一個社會里，衹有當社會總資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資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資本家公司手中的時候，集中才算達到极限。
集中補充了積累的作用，使工業資本家能夠擴大自己的經營規模。不論經營規模的擴大是積累的結果，還是集中的結果﹔不論集中是通過強制的道路進行吞并，──在這种場合，某些資本成為對其他資本的占壓倒优勢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資本的個体內聚力，然后把各個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還是通過建立股份公司這一比較平滑的辦法把許多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資本溶合起來，經濟作用總是一樣的。工業企業規模的擴大，對于更廣泛地組織許多人的總体勞動，對于更廣泛地發展這种勞動的物質動力，也就是說，對于使分散的、按習慣進行的生產過程不斷地變成社會結合的、用科學處理的生產過程來說，到處都成為起點。
不過很明顯，積累，即由圓形運動變為螺旋形運動的再生產所引起的資本的逐漸增大，同僅僅要求改變社會資本各組成部分的量的組合的集中比較起來，是一個极緩慢的過程。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集中在這樣加強和加速積累作用的同時，又擴大和加速資本技朮构成的變革，即減少資本的可變部分來增加它的不變部分，從而減少對勞動的相對需求。
通過集中而在一夜之間集合起來的資本量，同其他資本量一樣，不斷再生產和增大，衹是速度更快，從而成為社會積累的新的強有力的杠桿。因此，當人們談到社會積累的增進時，今天已經把集中的作用包括在內。
在正常的積累進程中形成的追加資本（見第２２章第１節），主要是充當利用新發明和新發現的手段，總之，是充當利用工業改良的手段。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舊資本總有一天也要從頭到尾地更新，要脫皮，并且同樣會以技朮上更加完善的形式再生出來，在這种形式下，用較少量的勞動就足以推動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由此必然引起對勞動需求的絕對減少，不言而喻，經歷這种更新過程的資本越是由于集中運動而大量聚集，對勞動需求的絕對減少也就越厲害。
可見，一方面，在積累進程中形成的追加資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較起來，會越來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產出來的舊資本，會越來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
資本積累最初衹是表現為資本的量的擴大，但是以上我們看到，它是通過資本构成不斷發生質的變化，通過減少資本的可變部分來不斷增加資本的不變部分而實現的。（７７ｃ）
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与之相适應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資本有机构成的變化，不衹是同積累的增進或社會財富的增長保持一致的步伐。它們的進展要快得多，因為簡單的積累即總資本的絕對擴大，伴隨有總資本的各個分子的集中，追加資本的技朮變革，也伴隨有原資本的技朮變革。因此，隨著積累的進程，資本的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的比例會發生變化﹔假定原來是１︰１，后來會變成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７︰１等等，因而隨著資本的增長，資本總价值轉化為勞動力的部分不是１２，而是遞減為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８等等，轉化為生產資料的部分則遞增為２/３、３/４、４/５、５/６、７/８等等。因為對勞動的需求，不是由總資本的大小決定的，而是由總資本可變組成部分的大小決定的，所以它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遞減，而不象以前假定的那樣，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按比例增加。對勞動的需求，同總資本量相比相對地減少，并且隨著總資本量的增長以遞增的速度減少。誠然，隨著總資本的增長，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即并入總資本的勞動力也會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來越小。積累表現為生產在一定技朮基礎上的單純擴大的那种間歇時間縮短了。為了吸收一定數目的追加工人，甚至為了在舊資本不斷發生形態變化的情況下繼續雇用已經在職的工人，就不僅要求總資本以不斷遞增的速度加快積累。而且，這种不斷增長的積累和集中本身，又成為使資本构成發生新的變化的源泉，也就是成為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減少的源泉。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的相對減少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加快，而且比總資本本身的增長還要快這一事實，在另一方面卻相反地表現為，好象工人人口的絕對增長總是比可變資本即工人人口的就業手段增長得快。事實是，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就社會總資本來考察，時而它的積累運動引起周期的變化，時而這個運動的各個因素同時分布在各個不同的生產部門。在某些部門，由于單純的積聚，資本的构成發生變化而資本的絕對量沒有增長﹔在有些部門，資本的絕對增長同它的可變組成部分或它所吸收的勞動力的絕對減少結合在一起﹔在另一些部門，資本時而在一定的技朮基礎上持續增長，并按照它增長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勞動力，時而有机构成發生變化，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縮小﹔在一切部門中，資本可變部分的增長，從而就業工人人數的增長，總是同過剩人口的激烈波動，同過剩人口的暫時產生結合在一起，而不管這种產生采取排斥就業工人這個較明顯的形式，還是采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難于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這個不大明顯但作用相同的形式。（７８）隨著已經執行職能的社會資本量的增長及其增長程度的提高，隨著生產規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數的擴大，隨著他們勞動的生產力的發展，隨著財富的一切源流的更加廣闊和更加充足，資本對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結合的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有机构成和資本技朮形式的變化速度不斷加快，那些時而同時地時而交替地被卷入這些變化的生產部門的範圍不斷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７９）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事實上，每一种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衹存在于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干涉的動植物界。
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种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過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產業后備軍，它絕對地隸屬于資本，就好象它是由資本出錢養大的一樣。過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實際增長的限制，為不斷變化的資本增殖需要創造出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隨著積累和伴隨積累而來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的突然擴張力也增長了，這不僅是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的伸縮性和絕對財富──資本不過是其中一個可伸縮的部分──增長了，也不僅是因為信用每當遇到特殊刺激會在轉眼之間把這种財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為追加資本交給生產支配。這還因為生產過程本身的技朮條件，机器、運輸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規模最迅速地把剩余產品轉化為追加的生產資料。隨著積累的增進而膨脹起來的并且可以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大量社會財富，瘋狂地涌入那些市場突然擴大的舊生產部門，或涌入那些由舊生產部門的發展而引起的新興生產部門，如鐵路等等。在所有這些場合，都必須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決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這些人就由過剩人口來提供。現代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由中等活躍、生產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滯這几個時期构成的、穿插著較小波動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產業后備軍或過剩人口的不斷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這樣的基礎之上的。而工業周期的階段變換又補充新的過剩人口，并且成為過剩人口再生產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現代工業這种獨特的生活過程，我們在人類過去的任何時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幼年時期也不可能出現。那時資本构成的變化還极其緩慢。因此，對勞動的需求的增長，總的說來是同資本的積累相适應的。不管那時資本積累的增進同現代相比是多么緩慢，它還是碰到了可供剝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這些限制衹有通過以后將要談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產規模突然的跳躍式的膨脹是它突然收縮的前提﹔而后者又引起前者，但是沒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沒有不取決于人口絕對增長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這种增加，是通過使一部分工人不斷地被“游离”出來的簡單過程，通過使就業工人人數比擴大的生產相對減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現代工業的整個運動形式來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斷地轉化為失業的或半失業的人手。政治經濟學的膚淺性也表現在，它把信用的膨脹和收縮，把工業周期各個時期更替這种單純的征兆，看作是造成這种更替的原因。正如天体一經投入一定的運動就會不斷地重复這种運動一樣，社會生產一經進入交替發生膨脹和收縮的運動，也會不斷地重复這种運動。而結果又會成為原因，于是不斷地再生產出自身條件的整個過程的階段變換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這种周期性一經固定下來，那末，就連政治經濟學也會把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過剩人口的生產，看作是現代工業的生活條件。
曾任牛津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后來又任英國殖民部官員的赫﹒梅里威耳說：
“假定在危机時期國家竭力通過向國外移民的辦法來擺脫几十萬過剩的貧民，那結果會怎樣呢？結果是，當對勞動的需求剛一恢复時，就會感到勞動不足。人的再生產不管多么快，要把成年工人補充起來，總需要有一代人的時間。可是我們的工厂主的利潤主要取決于是否有能力利用暢銷的有利時机，并以此來彌補滯銷時期的損失。而他們衹有擁有對机器和体力勞動的指揮權，才能保証有這种能力。他們必須找到可供支配的人手﹔他們必須能夠依据市場情況在必要時加強或收縮他們的營業活動，否則他們就決不能在競爭的角逐中保持优勢，而這种优勢是國家財富的基礎。”（８０）
甚至馬爾薩斯也承認，過剩人口對于現代工業來說是必要的，雖然他按照自己的偏狹之見，把它解釋成工人人口的絕對過剩，而不是工人人口的相對過剩。他說：
“在一個主要依靠工商業的國家里，如果在工人階級中間盛行慎重地對待結婚的習慣，那對國家是有害的…… 按人口的性質來說，即使遇到特殊需求，不經過１６年或１８年的時間，也不可能向市場供應追加工人。然而，收入通過節約轉化為資本卻可以快得多﹔一個國家的勞動基金比人口增長得快的情況，是經常有的。”（８１）
政治經濟學這樣把工人的相對過剩人口的不斷生產宣布為資本主義積累的必要條件之后，就恰如其分地以一個老處女的姿態，通過自己“最理想的人”資本家的嘴，對那些因自己創造了追加資本而被拋向街頭的“過剩的人”說了如下的話：
“我們工厂主增大妳們借以生存的資本，為妳們做了我們所能做的事情﹔而妳們必須去做其余的事情，去使妳們的人數同生存資料相适應”（８２）。
對資本主義生產來說，人口自然增長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勞動力數量是絕對不夠的。為了能夠自由地活動，它需要有一支不以這种自然限制為轉移的產業后備軍。
以上我們假定，就業工人人數的增減正好同可變資本的增減相一致。
然而，可變資本在它所指揮的工人人數不變或甚至減少的情況下也會增長。如果單個工人提供更多的勞動，因而得到更多的工資，──即使勞動价格不變，或者甚至下降，但衹要下降得比勞動量的增加慢，──情況就是如此。在這种場合，可變資本的增長是勞動增加的指數，而不是就業工人增加的指數。每一個資本家的絕對利益在于，從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樣低廉或甚至更為低廉的花費從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勞動。在后一种情況下，不變資本的支出會隨著所推動的勞動量成比例地增長，在前一种情況下，不變資本的增長則要慢得多。生產規模越大，這种動机就越具有決定意義。它的力量隨資本積累一同增長。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既是積累的原因，又是積累的結果──使資本家能夠通過從外延方面或內含方面加強對單個勞動力的剝削，在支出同樣多的可變資本的情況下推動更多的勞動。其次，我們還知道，資本家越來越用不大熟練的工人排擠較熟練的工人，用未成熟的勞動力排擠成熟的勞動力，用女勞動力排擠男勞動力，用少年或兒童勞動力排擠成年勞動力，這樣，他就用同樣多的資本价值買到更多的勞動力。
所以，在積累的進程中，一方面，較大的可變資本無須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另一方面，同樣數量的可變資本用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最后，通過排擠較高級的勞動力可以推動更多低級的勞動力。
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或工人的游离，比生產過程隨著積累的增進本身而加速的技朮變革，比与此相适應的資本可變部分比不變部分的相對減少，更為迅速。如果說生產資料在擴大自己的規模和作用的同時，在越來越小的程度上成為工人的就業手段，那末，這种情況本身又會由于下述事實而有所變化：勞動生產力越是增長，資本造成的勞動供給比資本對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階級中就業部分的過度勞動，擴大了它的后備軍的隊伍，而后者通過競爭加在就業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壓力，又反過來迫使就業工人不得不從事過度勞動和聽從資本的擺布。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一部分無事可做，反過來，它的一部分無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這成了各個資本家致富的手段（８３），同時又按照与社會積累的增進相适應的規模加速了產業后備軍的生產。這個因素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形成上是多么重要，可以拿英國的例子來証明。英國“節約”勞動的技朮手段是十分強大的。但是，如果明天把勞動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并且把工人階級的各個階層再按年齡和性別進行适當安排，那末，要依照現有的規模繼續進行國民生產，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絕對不夠的。目前“非生產”工人的大多數都不得不轉化為“生產”工人。
大体說來，工資的一般變動僅僅由同工業周期各個時期的更替相适應的產業后備軍的膨脹和收縮來調節。因此，決定工資的一般變動的，不是工人人口絕對數量的變動，而是工人階級分為現役軍和后備軍的比例的變動，是過剩人口相對量的增減，是過剩人口時而被吸收、時而又被游离的程度。現代工業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個周期性的階段，而且這些階段在積累進程中被越來越頻繁地相繼發生的不規則的波動所打斷。對于這個現代工業來說，如果有下面這樣的規律，那确實是太好了：勞動的供求不是通過資本的膨脹和收縮，因而不是按照資本當時的增殖需要來調節，以致勞動市場忽而由于資本膨脹而顯得相對不足，忽而由于資本收縮而顯得過剩，而是相反，資本的運動依存于人口量的絕對運動。然而，這正是經濟學的教條。按照這個教條，工資因資本的積累而提高。工資的提高刺激工人人口更快地增加，這种增加一直持續到勞動市場充斥，因而資本同工人的供給比較相對不足時為止。工資下降，于是事情走向反面。由于工資的下降，工人人口逐漸減少，以致資本同工人人口比較又相對過剩了，或者象另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工資的降低和對工人剝削的相應提高，會重新加速積累，而与此同時，低工資又會抑制工人階級的增長。這樣一來，就又出現勞動供不應求、工資提高等等情況。這對于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是一個多么美好的運動方法啊！可是，在真正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因工資提高而可能出現某种實際增長以前，已經一再經過了這樣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必然發生工業戰，展幵□殺，并且決出胜負。
１８４９年至１８５９年間，在谷物价格下降的同時，英國農業地區出現了實際考察起來衹是名義上的工資提高。例如，周工資在威爾特郡由７先令提高到８先令，在多爾塞特郡由７先令或８先令提高到９先令，等等。這是農業過剩人口空前外流的結果，而人口外流是由戰爭的需要和鐵路工程、工厂、礦山等部門的大規模擴展引起的。工資越低，它的任何提高，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在百分比上也表現得越高。例如，周工資是２０先令，提高到２２先令，就是提高１０％﹔但如果周工資衹有７先令，提高到９先令，那就是提高２８ ４/７％，這就聳人聽聞了。不管怎樣，租地農場主大喊大叫起來，甚至倫敦《經濟學家》在談到這些饑餓工資時，也鄭重其事地胡謅什么有了“普遍的和重大的提高”（８４）。租地農場主該怎么辦呢？難道他們會象教條的經濟學的頭腦所設想的那樣，等待這种优厚的報酬促使農業工人繁殖，直到他們的工資不得不重新下降嗎？不，租地農場主采用了更多的机器，工人轉瞬間又“過剩”了，過剩的比例連租地農場主也感到滿意了。同以前相比，現在投入農業的“資本更多了”，并且采取了生產效率更高的形式。這樣一來，對勞動的需求不僅相對地下降，而且絕對地下降了。
經濟學的上述虛构，把調節工資的一般變動或調節工人階級即總勞動力和社會總資本之間的關系的規律，同在各個特殊生產部門之間分配工人人口的規律混為一談了。例如，由于市場情況良好，某一生產部門的積累特別活躍，利潤高于平均利潤，追加資本紛紛涌來，這樣，對勞動的需求和工資自然就會提高。較高的工資把較大一部分工人人口吸引到這個有利的部門，直到這里勞動力達到飽和，工資終于又下降到以前的平均水平，如果工人流入過多，甚至會降到這個水平以下。那時工人流入該生產部門的現象不僅停止，甚至還會發生流出現象。在這里，政治經濟學家就以為看到了，隨著工資的提高，工人人數“在何處以及如何”絕對增長，而隨著工人人數的絕對增長，工資“在何處以及如何”下降﹔但是事實上，他所看到的，衹是某一特殊生產部門的勞動市場的局部波動，他所看到的，衹是工人人口按照資本變化不定的需要而在各投資部門之間分配的現象。
產業后備軍在停滯和中等繁榮時期加壓力于現役勞動軍，在生產過剩和亢進時期又抑制現役勞動軍的要求。所以，相對過剩人口是勞動供求規律借以運動的背景。它把這個規律的作用範圍限制在絕對符合資本的剝削欲和統治欲的界限之內。這里正好應該回過來談一下經濟學辯護論者的一大業績。我們記得，由于采用新机器或擴大舊机器，一部分可變資本轉化為不變資本，這是“束縛”資本并從而“游离”工人的活動，而經濟學辯護士卻相反地把這种活動說成是為工人游离資本。衹有到現在我們才能充分地評价辯護士的厚顏無恥。其實，被游离出來的，不僅有直接被机器排擠的工人，而且還有他們的代替者和企業在原有基礎上實行一般擴大時通常會吸收的追加人員。現在他們全被“游离”出來，并且每一筆希望執行職能的新資本都能支配他們。不管這种資本吸引的是這些工人，還是另一些工人，衹要這筆資本剛好足以從市場上雇走被机器拋到市場上的那么多工人，那末對勞動的總需求的影響就等于零。如果它雇用的人數較少，過剩的人數就會增加﹔如果它雇用的人數較多，勞動總需求增加的幅度也衹不過等于就業的人超過“被游离的人”的那個差額。可見，尋求投資場所的追加資本本來會激起的勞動總需求的增加，在以上每一种場合都會按照工人被机器拋向街頭的程度而受到抵銷。因此，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的机构已安排好，不讓資本的絕對增長伴有勞動總需求的相應增加。而辯護士們就把這叫作對于被排擠的工人在被拋入產業后備軍的過渡時期中遭受貧困、痛苦和可能死亡的一种補償！勞動的需求同資本的增長并不是一回事，勞動的供給同工人階級的增長也不是一回事，所以，這里不是兩种彼此獨立的力量互相影響。骰子是假造的。資本在兩方面同時起作用。它的積累一方面擴大對勞動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過“游离”工人來擴大工人的供給，与此同時，失業工人的壓力又迫使就業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勞動的供給不依賴于工人的供給。勞動供求規律在這個基礎上的運動成全了資本的專制。因此，一旦工人識破祕密，知道了他們為什么勞動越多，為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是提高，他們連充當資本增殖手段的職能也就越是沒有保障﹔一旦工人發現，他們本身之間競爭的激烈程度完全取決于相對過剩人口的壓力﹔一旦工人因此試圖通過工聯等等在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之間組織有計划的合作，來消除或削弱資本主義生產的那种自然規律對他們這個階級所造成的毀滅性的后果，這時，資本和它的獻媚者政治經濟學家就大吵大叫起來，說這是違反了“永恆的”和所謂“神圣的”供求規律。也就是說，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之間的任何聯合都會破壞這個規律的“純粹的”作用。另一方面，例如在殖民地，衹要有不利的情況妨礙建立產業后備軍，從而妨礙工人階級絕對地隸屬于資本家階級，資本就會同它的庸俗的桑科﹒判札一道起來反叛“神圣的”供求規律，并企圖用強制手段來阻礙它發揮作用。
相對過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個工人在半失業或全失業的時期，都屬于相對過剩人口。工業周期階段的更替使相對過剩人口具有顯著的、周期反复的形式，因此相對過剩人口時而在危机時期急劇地表現出來，時而在營業呆滯時期緩慢地表現出來。如果撇幵這些形式不說，那末，過剩人口經常具有三种形式：流動的形式、潛在的形式和停滯的形式。
在現代工業的中心──工厂、制造厂、冶金厂、礦山等等，工人時而被排斥，時而在更大的規模上再被吸引，因此總的說來，就業人數是增加的，雖然增加的比率同生產規模相比不斷縮小。在這里，過剩人口處于流動的形式。
無論在真正的工厂中，還是在一切使用机器或者甚至僅僅實行現代分工的大工場中，都需要大量的還沒有脫离少年期的男工。少年期一過，便衹剩下极少數的人能夠被原生產部門繼續雇用，而大多數的人通常要被解雇。他們成了流動過剩人口的一個要素，這個要素隨著工業規模的擴大而增大。其中一部分人移居國外，其實不過是跟著外流的資本流出去。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增長得快，英格蘭就是一個例子。工人數量的自然增長不能滿足資本積累的需要，但同時又超過這种需要，這是資本運動本身的一個矛盾。資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數量較大，成年工人數量較小。比這個矛盾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個矛盾：在成千上萬的人手流落街頭的同時，卻有人抱怨人手不足，因為分工把人手束縛在一定的生產部門了。（８５）此外，資本消費勞動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經多少衰老了。他落入過剩者的隊伍，或者從較高的等級被排擠到較低的等級。我們看到，正是大工業中的工人壽命最短。
“曼徹斯特保健醫官李醫生証實，該市富裕階級的平均壽命是３８歲，而工人階級的平均壽命衹有１７歲。在利物品，前者是３５歲，后者是１５歲。可見，特權階級的壽命比他們的不那么幸運的同胞的壽命要長一倍以上。”（８５ａ）
在這种情況下，這部分無產階級的絕對增長就需要采取這樣一种形式：它的成員迅速耗損，但是它的人數不斷增大。這樣就需要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這個規律對人口中的其他階級是不适用的。）這种社會需要，是通過早婚這一大工業工人生活條件的必然后果，并通過榨取工人子女以獎勵工人生育子女的辦法來得到滿足的。
資本主義生產一旦占領農業，或者依照它占領農業的程度，對農業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隨著在農業中執行職能的資本的積累而絕對地減少，而且對人口的這种排斥不象在非農業的產業中那樣，會由于更大規模的吸引而得到補償。因此，一部分農村人口經常准備著轉入城市無產階級或制造業無產階級的隊伍，經常等待著有利于這种轉化的條件。（這里所說的制造業是指一切非農業的產業。）（８６）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的這一源泉是長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斷地流向城市是以農村本身有經常潛在的過剩人口為前提的，這种過剩人口的數量衹有在排水渠幵放得特別大的時候才能看得到。因此，農業工人的工資被壓到最低限度，他總是有一衹腳陷在需要救濟的泥潭里。
第三類相對過剩人口，停滯的過剩人口，形成現役勞動軍的一部分，但是就業极不規則。因此，它為資本提供了一個貯存著可供支配的勞動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這种勞動力的生活狀況降到了工人階級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這种情況使它成為資本的特殊剝削部門的廣泛基礎。它的特點是勞動時間最長而工資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們在家庭勞動一節中已經看到了。它不斷地從大工業和農業的過剩者那里得到補充，特別是從那些由于手工業生產被工場手工業生產打垮，或者工場手工業生產被机器生產打垮而沒落的工業部門那里得到補充。它的數量隨著由積累的規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過剩”工人的增長而增加。但是，它同時又是工人階級中會自行再生產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階級的增長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其他要素。實際上，不僅出生和死亡的數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絕對量都同工資的水平，即各類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資料量成反比。資本主義社會的這個規律，在野蠻人中間，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間，聽起來會是荒謬的。它使人想起各种個体軟弱的、經常受到追捕的動物的大量再生產。（８７）
最后，相對過剩人口的最底層陷于需要救濟的赤貧的境地。撇幵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話，撇幵真正的流氓無產階級不說，這個社會階層由三類人組成。第一類是有勞動能力的人。衹要粗略地瀏覽一下英格蘭需要救濟的貧民的統計數字，就會發現，他們的人數每當危机發生時就增大，每當營業复蘇時就減少。第二類是孤兒和需要救濟的貧民的子女。他們是產業后備軍的候補者，在高度繁榮時期，如在１８６０年，他們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現役勞動軍的隊伍。第三類是衰敗的、流落街頭的、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屬于這一類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靈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還有超過工人正常年令的人，最后還有隨著帶有危險性的机器、采礦業、化學工厂等等的發展而人數日益增多的工業犧牲者，如殘廢者、病人、寡婦等等。需要救濟的赤貧形成現役勞動軍的殘廢院，形成產業后備軍的死荷重。它的生產包含在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對過剩人口一起，形成財富的資本主義生產和發展的一個存在條件。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項非生產費用，但是，資本知道怎樣把這項費用的大部分從自己的肩上轉嫁到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的肩上。
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种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象其他一切規律一樣，這個規律在實現中也會由于各种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不過對這些情況的分析不屬于這里的範圍。
我們可以明白，當經濟學的智者們向工人說教，要工人使自己的人數去适應資本增殖的需要時，他們是多么愚蠢。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机构在不斷地使這個人數适應資本增殖的需要。這种适應的幵頭是創造出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結尾是現役勞動軍中不斷增大的各階層的貧困和需要救濟的赤貧的死荷重。
由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進，花費越來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動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料，這個規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勞動資料，而是勞動資料使用工人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表現為：勞動生產力越高，工人對他們自己就業手段的壓力就越大，因而他們的生存條件，即為增加別人財富或為資本自行增殖而出賣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沒有保障。因此，生產資料和勞動生產率比生產人口增長得快的事實，在資本主義下卻相反地表現為：工人人口總是比資本的增殖需要增長得快。
我們在第四篇分析相對剩余价值的生產時已經知道，在資本主義体系內部，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變成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机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并且隨著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并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這些手段使工人的勞動條件變得惡劣，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惡的專制，把工人的生活時間變成勞動時間，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但是，一切生產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時就是積累的方法，而積累的每一次擴大又反過來成為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見，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日趨惡化。最后，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岩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适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极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政治經濟學家們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說出了資本主義積累的這种對抗性質（８８），雖然他們把它同資本主義前的生產方式的那些盡管部分地相類似但本質上不同的現象混同起來。
十八世紀的一位大經濟學著作家、威尼斯的修道士奧特斯，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對抗性理解為社會財富的普遍的自然規律。
“在一個國家里，經濟上的善和經濟上的惡總是保持平衡，一些人財富的充裕總是与另一些人財富的貧乏相抵。一些人享有巨大財富，同時總伴有更多得多的其他人被完全剝奪必需品。一個國家的財富同它的人口相适應，而它的貧困則同它的財富相适應。一些人勤勞迫使另一些人懶惰。窮人和懶惰者，是富人和勤勞者所造成的一個必然結果”等等。（８９）
在奧特斯之后大約過了１０年，高教會新教牧師唐森，曾十分露骨地頌揚貧困是財富的必要條件。
“用法律來強制勞動，會引起過多的麻煩、暴力和叫囂，而饑餓不僅是和平的、無聲的和持續不斷的壓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勞動的最自然的動力，會喚起最大的干勁。”
所以，一切問題都歸結為怎樣使工人階級的饑餓永久化，而照唐森的看法，那個特別在窮人中起作用的人口原理已經把這件事安排好了。
“這似乎是一個自然規律：窮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輕率的〈也就是說，他們是如此輕率，嘴里沒有銜著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來〉，所以，總是有一些人去擔任社會上最卑微、最肮臟和最下賤的職務。于是，人類的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較高雅的人們解除了煩勞，可以不受干扰地從事比較高尚的職業等等…… 濟貧法有一种趨勢，就是要破壞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創立的這個制度的和諧与优美、均稱与秩序。”（９０）
威尼斯的修道士從使貧困永久化的命運中，找到基督教的善行、終身不婚、修道院和慈善机關存在的理由，而這位新教的牧師卻從其中找到借口，來詛咒使窮人有權享受少得可怜的社會救濟的法律。施托爾希說：
“社會財富的增長產生出那個有用的社會階級……它從事最單調、最下賤和最令人厭惡的職業，一句話，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擔在自己的肩上，從而使其他階級有閒暇，有幵闊的心境和傳統的〈妙！〉高貴品性……”（９１）
施托爾希問自己：這种伴隨有群眾貧困和墮落的資本主義文明，同野蠻相比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呢？他衹找到一個答案：安全！西斯蒙第說：
“由于工業和科學的進步，每一個工人每天所能生產的東西比他自己消費所需要的東西多得多。但是，在他的勞動生產財富的同時，如果叫他自己去消費這個財富，那末這個財富就會使他不适宜于勞動了。”他認為，“如果人們〈即非工人〉必須象工人那樣不倦地勞動才能獲得技藝的一切改良和工業給我們帶來的一切享受，那末他們大概會放棄這些東西…… 在今天，努力同它的報酬分幵了﹔不是同一個人先勞動而后休息，相反地，正是因為一個人勞動，另一個人才休息…… 因此，勞動生產力的無限增長的結果，衹能增加那些游手好閒的富人的奢侈和享受。”（９２）
最后，冷血的資產階級空論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冷酷地聲稱：
“在貧國，人民是安樂的﹔在富國，人民通常是貧苦的。”（９３）
現代社會的任何一個時期，都不如最近二十年這樣适合于研究資本主義的積累。在這個時期，真好象是福爾土納特的錢袋被發現了。不過，在所有國家中，英格蘭又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為它在世界市場上占据首位，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衹有在這里才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最后還因為，從１８４６年以來自由貿易千年王國的實現，又切斷了庸俗政治經濟學最后的退路。我們已經在第四篇里充分談到了生產的巨大進步，由于這种進步，這二十年中的后十年又遠遠超過了前十年。
最近半世紀以來，英格蘭人口的絕對增長雖然很大，但是它的相對增長或增長率卻不斷下降。引自官方人口調查的下列表格就可以証明。
| 1811-1821 | 1.533% |
| 18210-1831 | 1.446% |
| 1831-1841 | 1.326% |
| 1841-1851 | 1.216% |
| 1851-1861 | 1.141% |
另一方面，現在我們再來看看財富的增長。在這里，應納所得稅的利潤、地租等等的變動情況是最可靠的依据。１８５３─１８６４年，大不列顛應納稅的利潤（不包括租地農場主的和若干其他項目的利潤）增長５０．４７％（平均每年增長４．５８％）（９４），而同時期人口約增長１２％。１８５３─１８６４年，應納稅的地租（包括房屋、鐵路、礦山、漁場等等的地租）增加３８％，每年增加３５ １２％，其中增加最快的是下列項目（９５）：
| 1853年到1864年收入增加 | 每年增加 | |
|---|---|---|
| 房屋 | 38.60% | 3.50% |
| 採石場 | 84.76% | 7.70% |
| 礦山 | 68.85% | 6.26% |
| 鑄鐵厂 | 39.92% | 3.63% |
| 漁場 | 57.37% | 5.21% |
| 煤气厂 | 126.02% | 11.45% |
| 鐵路 | 83.29% | 7.57% |
如果把１８５３─１８６４年這段時間以每四年為一期作一比較，就會看出，收入的增長程度是不斷提高的。例如，利潤的收入，１８５３─１８５７年期間每年增加１．７３％，１８５７─１８６１年期間每年增加２．７４％，１８６１─１８６４年期間每年增加９．３０％。聯合王國應納所得稅的收入總額，１８５６年為３０７０６８８９８鎊，１８５９年為３２８１２７４１６鎊，１８６２年為３５１７４５２４１鎊，１８６３年為３５９１４２８９７鎊，１８６４年為３６２４６２２７９鎊，１８６５年為３８５５３００２０鎊。（９６）
資本積累的同時伴隨有資本的積聚和集中。雖然英格蘭沒有官方的農業統計材料（愛爾蘭倒有），但是有１０個郡自動提供了統計材料。根据這些統計材料可以看出：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１００英畝以下的租地農場從３１５８３個減少到２６５６７個，也就是說，有５０１６個合并于較大的租地農場了。（９７）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２５年，在應納遺產稅的動產中還沒有一份超過１００萬鎊的，但是從１８２５年到１８５５年，就有了８份，從１８５５年到１８５９年６月，也就是４年半的時間里，又有了４份。（９８）簡單地分析一下１８６４年和１８６５年的Ｄ項所得稅（把租地農場主等等除外的利潤），可以极為明顯地看出這种集中。首先應該指出，這种來源的收入達到６０鎊就要交納所得稅。在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這种應納稅的收入１８６４年為９５８４４２２２鎊，１８６５年為１０５４３５７８７鎊（９９），納稅的人數１８６４年在居民總數２３８９１００９人中是３０８４１６人，１８６５年在居民總數２４１２７００３人中是３３２４３１人。兩年中這种收入的分配情況如下表：
| 到1864年4月5日為止的一年 | 到1864年4月5日為止的一年 | |||
|---|---|---|---|---|
| 利潤收入（鎊） | 人數 | 剩餘收入（鎊） | 人數 | |
| 總收入 | 95844222 | 308416 | 105435787 | 332431 |
| 其中 | 57028290 | 22334 | 64554297 | 24075 |
| 其中 | 36415225 | 3619 | 42535576 | 4021 |
| 其中 | 22809781 | 822 | 27555313 | 973 |
| 其中 | 8744762 | 91 | 11077238 | 107 |
聯合王國的煤產量，１８５５年為６１４５３０７９吨，价值１６１１３２６７鎊，１８６４年為９２７８７８７３吨，价值２３１９７９６８鎊﹔生鐵產量，１８５５年為３２１８１５４吨，价值８０４５３８５鎊，１８６４年為４７６７９５１吨，价值１１９１９８７７鎊。聯合王國的營業鐵路里程，１８５４年為８０５４哩，投入資本２８６０６８７９４鎊，１８６４年為１２７８９哩，投入資本４２５７１９６１３鎊。聯合王國的進出口總額，１８５４年為２６８２１０１４５鎊，１８６５年為４８９９２３２８５鎊。出口的變動情況如下表（１００）：
| 1847年 | 58842377鎊 |
|---|---|
| 1849年 | 63596052鎊 |
| 1856年 | 115826948鎊 |
| 1860年 | 135842817鎊 |
| 1865年 | 165862402鎊 |
| 1866年 | 188917563鎊 |
根据這些為數不多的材料，我們已經可以理解為什么英國國民中央注冊局局長發出這樣一种胜利的歡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業和財富的增長”（１０１）。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這种工業的直接代表，或這种財富的生產者，即工人階級。格萊斯頓說：
“我國社會狀況最令人感到憂慮的特點之一就是，國民的消費力在下降，工人階級的困苦和貧窮在加劇，而与此同時，上層階級的財富不斷積累，資本不斷增長。”（１０２）
這位假獻殷勤的大臣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３日在下院是這樣說的。過了二十年，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他在預算演說中又說：
“從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國內應該課稅的收入增加了６％…… 在從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１年的８年內，如以１８５３年的收入為基礎，則增加了２０％。事實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 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于有產階級，但是……但是這种增長對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間接的好處，因為它會降低日用消費的价格，──富人雖然更富了，窮人至少也不那么窮了。不過我不敢斷定窮的极端程度已經縮小”（１０３）。
多么拙劣的詭辯！如果說工人階級仍然“窮”，衹是隨著他們給有產階級創造的“財富和實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長”而變得“不那么窮”了，那也就是說，工人階級相對地還是象原來一樣窮。如果說窮的极端程度沒有縮小，那末，窮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為富的极端程度已經增大。至于說到生活資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統計材料，例如倫敦孤兒院的材料卻表明，１８６０─１８６２年３年間的生活資料价格平均比１８５１─１８５３年３年間上漲了２０％。在隨后的３年中，即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肉類、油類、奶類、糖、鹽、煤以及其他許多必要的生活資料的价格又繼續上漲了。（１０４）格萊斯頓在１８６４年４月７日所做的下一個預算演說，是一首對賺錢事業的進步和因“貧窮”而減色的國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贊歌。他談到“處于需要救濟的赤貧邊緣”的群眾，談到“工資沒有提高的”行業，最后，他用下面這樣的話概括了工人階級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純粹是為生存而掙扎”（１０５）。
不象格萊斯頓那樣受官方考慮的約束的福塞特教授則直截了當地說：
“自然我并不否認，貨幣工資隨著資本的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許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貴〈他認為這是由于貴金屬貶值造成的〉，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喪失了…… 富人迅速地變得更富了，而工人階級的生活卻沒有什么可以覺察得出來的改善…… 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隸，他們都是小店主的債務人。”（１０６）
在論述工作日和机器的那几篇里，我們揭示了不列顛工人階級是在怎樣的條件下為有產階級創造了“財富和實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長”。不過我們那時考察的，主要是執行社會職能時的工人。為了全面說明積累的規律，還必須考察工人在厂外的狀況，考察他們營養和居住的狀況。由于本書篇幅所限，我們在這里主要考察工業無產階級和農業工人中報酬最微薄的部分，也就是考察工人階級的大多數。
在這以前，我還要簡單談一談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是工人階級中喪失了出賣勞動力這個生存條件而靠社會施舍度日的那部分人。在英格蘭（１０７），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的人數１８５５年是８５１３６９人，１８５６年是８７７７６７人，１８６５年是９７１４３３人。由于棉荒，１８６３年和１８６４年這种貧民的人數分別增加到１０７９３８２人和１０１４９７８人。１８６６年的危机使倫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擊，在這個居民比蘇格蘭王國還要多的世界市場中心，這种貧民的人數１８６６年比１８６５年增加了１９．５％，比１８６４年增加了２４．４％，而在１８６７年的頭几個月比１８６６年增加得還多。在分析需要救濟的貧民的統計數字時必須指出兩點。一方面，這种貧民人數的增減運動反映著工業周期各階段的變換。另一方面，隨著資本的積累，階級斗爭日益發展，工人的覺悟日益提高，關于需要救濟的貧民實際人數的官方統計也就越來越帶有欺騙性。例如，最近兩年來英國報刊（《泰晤士報》、《派爾－麥爾新聞》等）大聲叫嚷的虐待需要救濟的貧民的現象，是早就存在的。弗﹒恩格斯在１８４４年就敘述過完全相同的慘狀和完全相同的“應時文學”喧鬧一時的偽善呼叫。不過，最近十年倫敦餓死的人數惊人地增加了，這無疑証明工人是更加憎惡貧民習藝所（１０８）這种貧民監獄的奴役了。
現在我們來考察工業工人階級中報酬微薄的階層。１８６２年棉荒時期，樞密院委派斯密斯醫生調查了郎卡郡和柴郡的衰弱的棉紡織工人的營養狀況。根据過去多年的觀察，斯密斯曾得出過這樣的結論：“為了避免饑餓病”，每個中常婦女一天的營養，最低限度必須包含３９００克冷碳素，１８０克冷氮素，每個中常男子一天的營養，最低限度必須包含４３００克冷碳素，２００克冷氮素，這就是說，一個婦女需要的養料大致等于２磅上等小麥面包所含的養料，男子需要的還要多１/９。成年男女平均每周最低限度需要２８６００克冷碳素和１３３０克冷氮素。他的計算在實際生活中惊人地得到了証實：他的計算同棉紡織工人消費的營養量因貧困而被壓低到的可怜水平是相一致的。１８６２年１２月，棉紡織工人每周得到的碳素是２９２１１克冷，氮素是１２９５克冷。
１８６３年，樞密院下令調查英國工人階級中營養最差的那部分人的貧困狀況。樞密院醫官西蒙醫生選派了上述那位斯密斯醫生擔任這項工作。他的調查範圍一方面包括農業工人，另一方面包括絲織工人、女縫工、皮手套工人、織襪工人、織手套工人和制鞋工人。后一方面的各類工人，除織襪工人外，全是城市工人。按照調查的慣例，選擇的對象是每一類工人中最健康的和境況比較好的家庭。
調查得出的總的結論是：
“調查過的各類城市工人中，衹有一類工人消費的氮素略微超過那個免于患饑餓病的絕對最低量﹔有兩類工人氮素和碳素營養都感不足，而其中一類相差很多﹔調查過的農業家庭中，有１/５以上得到的碳素營養少于必要量，有１/３以上得到的氮素營養少于必要量﹔有三個郡（伯克郡、牛津郡、索美塞特郡）普遍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營養。”（１０９）
在農業工人中，聯合王國最富庶的地區英格蘭的農業工人營養最差。（１１０）農業工人中缺乏營養的主要又是婦女和兒童，因為“男人要去干活，總得吃飯”。在調查過的各類城市工人中，營養缺乏的程度更為嚴重。“他們的飲食非常壞，以致必然發生許多嚴重的有害健康的不足現象。”（１１１）（這一切都是資本家的“禁欲”！也就是連勉強糊口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都節省下來不付給他的工人！）
下表表明，上述各類純粹城市工人的營養狀況同斯密斯醫生假定的最低營養量，以及同棉紡織工人最貧困時期的營養狀況的對比。（１１２）
| 男女兩性 | 每周平均碳素量（克冷） | 每周平均氮素量（克冷） |
|---|---|---|
| 五種城市生產部門 | 28876 | 1295 |
| 郎卡郡失業的工廠工人 | 29211 | 1192 |
| 郎卡郡工人應得的最低限量（按男女人數相等計算） | 28600 | 1330 |
調查過的各類工業工人中，有半數即６０/１２５完全得不到啤酒，２８％得不到牛奶。平均每周消費的流質食物量，最低的是女縫工的家庭，衹有７盎斯，最高的是織襪工人的家庭，有２４ ３/４盎斯。完全得不到牛奶的人當中，大部分是倫敦的女縫工。每周消費的面包量，最低的是女縫工，衹有７ ３/４磅，最高的是制鞋工人，有１１ １/４磅，每個成年人每周消費的平均總量是９．９磅。糖（糖漿等等）每周的消費量，最低的是皮手套工人，衹有４盎斯，最高的是織襪工人，有１１盎斯﹔所有各類中每個成年人平均每周消費的總量是８盎斯。每個成年人平均每周的奶油（脂肪等等）消費總量是５盎斯。每個成年人平均每周的肉類（腊肉等等）消費量，最低是絲織工人，衹有７ １/４盎斯，最高是皮手套工人，有１８ １/４盎斯﹔各類工人每人消費的平均總量是１３．６盎斯。每個成年人每周的飲食費大致平均如下：絲織工人２先令２ １/２便士，女縫工２先令７便士，皮手套工人２先令９ １/２便士，制鞋工人２先令７ ３/４便士，織襪工人２先令６ １/４便士。麥克爾士菲爾德絲織工人的飲食費平均每周衹有１先令８ １/２便士。營養最差的是女縫工、絲織工人和皮手套工人。（１１３）
關于這种營養狀況，西蒙醫生在他的總的衛生報告中說：
“由于缺乏營養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是舉不胜舉的，任何一個熟悉貧民醫療情況，或者熟悉醫院的住院或門診病人的人都可以証實這一點…… 但是，從衛生的觀點看，這里還要加上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應該記住，缺乏飲食是极難忍受的，而飲食的嚴重缺乏通常總是跟隨在其他方面的不足發生之后。遠在缺乏營養成為衛生問題以前，遠在生理學家想到計算決定生死的氮素和碳素的克冷數以前，家庭生活中早已談不上任何物質享受了。衣服和燃料比食物還缺。沒有足夠的抗寒能力﹔居住面積狹小到了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家具器皿几乎一無所有﹔甚至保持整洁也成了破費和難于辦到的事。如果出于自尊心想保持整洁，那末任何這樣的嘗試都會加重饑餓的痛苦。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區﹔是在衛生警察的工作收效最少，排水溝最壞，交通最差，環境最臟，水的供給最不充分最不清洁的地區，如果是在城市的話，陽光和空气也最缺乏。當窮到連飲食都感到缺乏時，也就必然要遭到這些威脅健康的災禍。這些災禍加在一起對生命固然是可怕的威脅，但僅僅缺乏飲食本身就已經夠駭人的了…… 這真令人痛苦，特別是，如果想到這里所說的貧困完全不是由于游手好閒而應得的貧困。這是工人的貧困。是的，說到城市工人，他們為了換取少量的食物，竟多半要使勞動延長到超出一切界限。然而，衹有作极大的保留，才能說這种勞動可以使工人維持生活…… 在大多數場合，這种名義上的維持生活不過是一條或長或短的通向需要救濟的赤貧的迂回道路而已。”（１１４）
最勤勞的工人階層的饑餓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資本主義積累基礎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費之間的內在聯系，衹有當人們認識了經濟規律時才能揭露出來。居住狀況卻不是這樣。在這方面，任何一個公正的觀察者都能看到，生產資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應地聚集在同一個空間，因此，資本主義的積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狀況就越悲慘。隨著財富的增長而實行的城市“改良”是通過下列方法進行的：拆除建築低劣地區的房屋，建造供銀行和百貨商店等等用的高樓大廈，為交易往來和豪華馬車而加寬街道，修建鐵軌馬車路等等﹔這种改良明目張膽地把貧民赶到越來越壞、越來越擠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個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貴和房屋的質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幵采貧民這個礦山比當年幵采波托西礦山花的錢還要少，賺的錢還要多。在這里，資本主義積累的對抗性質，從而整個資本主義財產關系的對抗性質（１１５），表現得如此明顯，就連英國官方關于這個問題的報告也都充滿了對“財產和財產權”的异端攻擊。隨著工業的發展、資本的積累、城市的擴展和“美化”，災禍越來越嚴重，以致在１８４７年到１８６４年間，僅僅由于害怕那些對“上流人士”也決不留情的傳染病，議會就制定了不下十項衛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品、格拉斯哥等地，嚇破了膽的資產階級還通過他們的市政當局來進行干涉。不過，西蒙醫生在他的１８６５年的報告中仍然大聲疾呼：“一般說來，這些災禍在英國還沒有控制住。”根据樞密院的命令，１８６４年對農業工人的居住條件進行了調查，１８６５年又對城市中較貧窮的階級的居住條件進行了調查。人們在《公共衛生》第７號和第８號報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漢特醫生完成的這一出色工作。關于農業工人我在后面再談。我先引用西蒙醫生總的評語來說明城市的居住狀況。他說：
“雖然我的職務上的觀點僅限于醫學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許我忽視這种災禍的另外一面。在災禍達到較嚴重的程度時，几乎必然會使人們不顧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齷齪的混雜，如此毫無掩飾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象野獸而不象人。受這种影響會使人墮落，時間越久，墮落越深。對于在這樣可詛咒的環境下出生的兒童來說，這种環境本身就是一种寡廉鮮恥的洗禮。如果想讓處在這种境況下的人們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純洁為本質的文明气氛，那是絕對無望的。”（１１６）
就住宅過分擁擠和絕對不适于人居住而言，倫敦首屈一指。漢特醫生說：
“有兩點是肯定無疑的：第一，在倫敦，大約有２０個大的貧民區，每個區住１萬人左右，這些人的悲慘處境超過了在英國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見到的一切慘象，而這种處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設備惡劣造成的﹔第二，在這些貧民區，住房過于擁擠和破爛的情形，比２０年前糟糕得多。”（１１７）
“即使把倫敦和新堡的許多地區的生活說成是地獄生活，也不算過分。”（１１８）
在倫敦，隨著城市的不斷“改良”，舊街道和房屋的拆除，隨著這個京城中工厂的不斷增多和人口的不斷流入，隨著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不斷地上漲，就連工人階級中處境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其他下層中產階級分子，也越來越陷入這种可詛咒的惡劣的居住環境中了。
“房租過高，衹有少數工人才付得起一間房子以上的租金。”（１１９）
在倫敦，几乎沒有一所房產不寄生著無數的“中間人”。倫敦的地价總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為每個買地的人都抱著投机的目的，指望遲早會按審定价格（即征用時由陪審員确定的价格）再把地拋售出去，或者會由于靠近某個大企業而能詐取异常高的价錢。結果是，買賣快到期的租約成了一項經常的交易。
“對于從事這种營業的紳士們所能期待的，就是他們會象他們所干的那樣去干──盡量從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東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給他們的后繼者。”（１２０）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這些先生們不會冒任何風險。由于市內修建鐵路的關系，
“不久前，我們看到倫敦東頭有許多家庭從自己的舊住所里被赶出來，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背著少得可怜的家當到處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貧民習藝所，找不到任何栖身之處”（１２１）。
貧民習藝所已經有人滿之患，而議會批准的“改良”措施不過剛剛幵始執行。如果工人因拆毀舊房而被赶了出來，那他們并不离幵自己的教區，或者，最遠也衹是搬到緊靠原來教區的地方。
“他們自然想要盡量住在自己勞動場所的附近。結果原來住兩間房的人家，現在也不得不住一間。即使出的房租比原來的高，住的房子卻比他們被從中赶出來的那些糟糕的房子還要糟糕。住在濱河路的工人，有半數要走兩哩路才能到達勞動場所。”
濱河路的主要街道雖然使异鄉人為倫敦的富庶而惊嘆，但是這條路本身可以作為倫敦人口擁擠的例子。据保健醫官計算，在濱河路的一個教區里，每英畝面積就住有５８１人，而且還把太晤士河的一半水面算了進去。很明顯，每一項衛生警察措施，都由于拆毀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從某個街區赶出去，其唯一的結果就是使他們更加密集地擁擠在另一個街區，在倫敦歷來就是這樣。漢特醫生說：
“或者是必須把這一整套辦法看作荒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須喚起公眾的同情〈！〉，讓公眾關心現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稱為國民義務的事情，這就是為那些不能出資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納房租以報償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１２２）
讓我們來贊美資本主義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實業家，在他們的財產由于進行“改良”，如修鐵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時，不僅可以得到充分的賠償，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間的法律，他們還要得到一大筆利潤，作為對他們迫不得已實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兒女連同全部家當卻被拋到大街上來，如果他們過于大量地擁到那些市政當局要維持市容的市區，他們還要遭到衛生警察的起訴！
十九世紀初，在英國除倫敦外再沒有一個１０萬人口的城市。衹有５個城市超過５萬人。而現在，超過５萬人的城市已有２８個。
“這种變化的結果，不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市現在也變成了中心，四周建築起許多房屋，擠得簡直沒有地方讓空气自由流通。這里已不再合富人的心意了，于是他們搬到爽心悅目的郊外去。繼這些富人之后而來的住戶，住進這些較大的房子里，每家一間，往往還要再收房客。這樣一來，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專為他們蓋的、完全不适合他們住的房子里，周圍的環境的确會使成年人墮落，使兒童毀滅。”（１２３）
一個工業城市或商業城市的資本積累得越快，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為工人安排的臨時住所也就越壞。因此，產量不斷增加的煤鐵礦區的中心太恩河畔新堡，是一座僅次于倫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獄。那里住小單間房屋的不下３４０００人。在新堡和格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于絕對有害公益，根据警察的命令拆毀了。可是新房子蓋得很慢，而營業卻發展得很快。因此，１８６５年，城市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擁擠不堪。簡直難得有一間招租的小單間。新堡熱病醫院的恩布爾頓醫生說：
“毫無疑問，傷寒病持續和蔓延的原因，是人們住得過于擁擠和住房肮臟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僻街陋巷和大院里。從光線、空气、空間、清洁各方面來說，簡直是不完善和不衛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個文明國家的恥辱。男人、婦女、兒童夜晚混睡在一起。男人們上日班和上夜班的妳來我往，川流不息，以致床舖難得有變冷的時候。這些住房供水不良，廁所更壞，肮臟，不通風，成了傳染病的發源地。”（１２４）
這樣的洞窟，每周房租也從８便士漲到了３先令。漢特醫生說：
“太恩河畔新堡是一個例子，說明我們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和街道這些外部環境，往往沉淪到接近野蠻的退化狀態。”（１２５）
由于資本和勞動的大量流動，一個工業城市的居住狀況今天還勉強過得去，明天就可能變得惡劣不堪。或者，有時市政官員終于能振作起來去消除最惡劣的弊端，然而明天，衣衫襤褸的愛爾蘭人或者破落的英格蘭農業工人就會象蝗蟲一樣成群地擁來。人們把他們塞到地下室和倉庫里，或者把過去還象樣的工人住房變成一种寓所，在這里住客變動得非常迅速，就象三十年戰爭時期的營房一樣。布萊得弗德就是一個例子。那里的市政當局的凡夫俗子們正在從事城市改革。１８６１年那里還有１７５１棟沒有住人的房子。但是現在營業興旺起來了，關于這种情況，黑人之友、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福斯特先生最近曾經文雅地談到過。自然，隨著營業的興旺，那里也就被不斷起伏的“后備軍”或“相對過剩人口”的浪潮所淹沒。漢特醫生從一家保險公司代辦所得到一張表格（１２６），
表上記載的這些令人厭惡的地下室和小房間，住的大多還都是收入較好的工人。這些人都說，如果有較好的房子他們是愿意租賃的。正當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福斯特議員為自由貿易的恩賜，為布萊得弗德的經營精梳毛紡業的巨頭們的利潤流著激動的眼淚的時候，工人們一家大小卻在顛沛流离，疾病纏身。布萊得掉w的貧民診所醫生貝爾在他１８６５年９月５日的報告中說，在他的管區內，熱病患者的惊人的死亡率是由他們的居住條件造成的。他說：
“在一個１５００立方呎的地下室裡住著１０個人…… 在文辛街、格林─艾爾廣場和利斯，有２２３棟房子住著１４５０人，可是衹有４３５個床舖和３６個廁所…… 我所指的床舖是連一卷肮臟的破布或一小堆刨花也都算在內的，每個床舖平均睡３．３人，有些甚至睡４─６個人。很多人沒有床，穿著衣服睡在光禿禿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混睡在一起。這些房子大都是些陰暗、潮濕、污穢、發臭的洞穴，根本不适合人住，這還用得著說嗎？這里是散布疾病和死亡的中心。連那些聽任這种毒瘡在我們中間潰爛的境況良好的人也身受迫害。”（１２７）
居住狀況的惡劣次于倫敦而居第三位的，是布利斯托爾。
“這里，在這個歐洲最富的城市之一，赤貧現象和住房慘狀也极為嚴重。”（１２８）
現在我們談談一個來自農村而大部分在工業中就業的居民階層。他們是資本的輕步兵，資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們時而調到這里，時而調到那里。當不行軍的時候，他們就“露營”。這种流動的勞動被用在各种建築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磚、燒石灰、修鐵路等方面。這是一支流動的傳染病縱隊，他們把天花、傷寒、霍亂、猩紅熱等疾病帶到他們扎營的附近地區。（１２９）在象鐵路建設等需要大量投資的企業中，通常由企業主本人為自己的軍隊提供一些木棚之類的住所，這种臨時性的村落，沒有任何衛生設備，不受地方當局監督，對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圖，他把工人既當作產業士兵又當作房客進行著雙重剝削。木棚里各有１個、２個或３個洞穴，住戶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數每周分別付房租２先令、３先令或４先令。（１３０）舉一個例子就夠了。据西蒙醫生報告，１８６４年９月，內務大臣喬治﹒格雷爵士收到塞文諾克斯教區衛生警察委員會主席如下一份揭發報告：
“大約１２個月以前，這個教區根本沒聽說有天花病。在那以前不久，從留伊斯海姆到盪布里季的鐵路工程幵始了。主要工程就在這個城市附近進行，工程總部也設在這里。因此有大量的人在這里就業。由于小屋住不下所有的人，承包人杰伊先生就吩咐在鐵路沿線各點建造一些供工人居住的小棚。這些小棚既沒有通風設備，也沒有排水溝，而且必然擁擠不堪，因為每個房客不管自己家里有多少人，而且盡管每個小棚衹有兩個房間，也必須接納別的房客。根据我們所收到的醫生的報告說，結果是這些可怜的人夜里為了躲避從窗前的臭水里和廁所里發出的惡臭，不得不忍受窒息的痛苦。最后，一位有机會參觀過這些小棚的醫生向我們委員會提出了控訴。這位醫生用极其沉痛的語調敘述了這些所謂住宅的狀況，他擔心倘若不采取一些衛生預防措施，就會產生极其嚴重的后果。大約一年前，上面提到過的那位杰伊曾答應安排一所房子，以便他雇用的人在患傳染病時可以立即被隔离。今年７月底，他再次許下了這個諾言，但是此后盡管發生了几起天花，并且有兩人因此死亡，他仍然沒有采取任何步驟履行自己的諾言。９月９日凱爾桑醫生向我報告說，在這些小棚里又發生了几起天花，他把那里的情況描繪得非常可怕。我還應當向閣下〈大臣〉補充報告一點。我們教區已有了一座隔离所，也就是所說的傳染病房，用來收容本教區傳染病患者。几個月來，這個病房的病人總是擠得滿滿的。有一家５個孩子死于天花和熱病。今年４月１日至９月１日，死于天花的已不下１０人，其中有４個人就是死在成為傳染病發源地的上述小棚中。由于遭難的家屬竭力保守祕密，患者的數目無法确定”（１３１）。
煤礦以及其他礦山的工人是屬于不列顛無產階級中報酬最优厚的一類工人。他們花了怎樣的代价才掙得自己的工資，這一點在前面已經說過了。（１３２）在這里我再略微談談他們的居住情況。礦山幵采者，不管他是礦山的所有主還是承租人，通常要為自己的工人建造一定數量的小屋。工人“無代价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煤，也就是說，這些小屋和煤构成工資中用實物支付的部分。靠這种辦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領到４鎊作為補償。礦區很快就吸引來大批的居民，其中有礦業人口本身以及聚集在他們周圍的手工業者和小店主等等。這里也象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樣，地租很高。因此，采礦業主力圖在井口附近的盡量狹小的建築地段上，蓋起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屬的必要數量的小屋。一旦附近又幵鑿新礦井或者重新幵采舊礦井，擁擠的程度就要增加。在建造小屋方面，唯一起作用的著眼點就是：凡是絕非必需的現金幵支，資本家一概實行“禁欲”。朱利安﹒漢特醫生說：
“除了蒙默思郡的一些類似的地區外，諾森伯蘭和德勒穆礦山的礦工以及其他工人的住宅，平均說來，大概是英國能夠大量見到的最壞的和最貴的住宅了。最糟糕的是：許多人擁擠在一間房里﹔建築地段很狹小，卻胡亂蓋了許多房子﹔缺乏水并且沒有廁所﹔經常采取屋上架屋或者把屋子分成几層的辦法〈以致各种小屋都層層相疊〉…… 企業主把整個移民團看成似乎衹是露營，而不是駐扎。”（１３３）
斯蒂文斯醫生說：
“我奉命視察了德勒穆聯合教區大部分的大礦山村落…… 除了极少數例外，可以說，所有的村落都沒有采取過任何措施來保障居民的健康……所有礦工都被束縛〈《ｂｏｕｎｄ》這個詞和ｂｏｎｄａｇｅ〔依附〕一樣，都來源于農奴制時代〉在与礦山承租人或礦山所有主簽訂的１２個月的契約上。衹要工人流露出不滿，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監工，監工就在監督簿上他們的姓名下面作個記號或加個注，等到簽訂新的一年的契約時就把他們解雇…… 在我看來，再沒有別的實物工資制比這個人口稠密地區所流行的實物工資制更壞了。工人不得不接受處于傳染病影響下的住房，作為他的工資的一部分。他自己一點也無能為力。無論從哪方面看，他都是一個農奴。除了他的所有主以外，恐怕很難有別的什么人能幫助他。但是所有主首先要考慮的是自己的收支表，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工人還從所有主那里得到水的供應。不管供應好壞，不管有無，工人都要付水費，或者不如說，都要從工資中扣除。”（１３４）
在同“社會輿論”或甚至同衛生警察發生沖突時，資本總是恬不知恥地對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勞動和居住的、既危險又使人墮落的條件進行“辯護”，說這是為了更有利地剝削工人所必需的。當資本拒絕在工厂的危險机器上安裝防護設備，拒絕在礦山中安裝通風設備和采取安全措施，對此一概實行禁欲時，就是這樣說的。現在，在礦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這樣說的。樞密院的醫官西蒙醫生在他的正式報告中說：
“人們替惡劣的房屋設備辯解，說礦山通常是以租賃方式幵采的﹔租賃合同期限太短（煤礦大多是２１年），所以礦山承租人認為不值得為企業所招來的工人、手工業者等等提供良好的房屋設備﹔即使承租人自己想在這方面慷慨一點，地主也會打消他的這种念頭。地主有一种傾向，就是當地面上一旦造起象樣而舒适的村庄供給那些幵采地下財產的礦工們居住時，地主就會馬上利用這种特權來索取异常高的追加地租。這种禁令似的价格，即使不是一道直接的禁令，也會把另一些本想把房屋建造得好一些的人嚇回去…… 我不想進一步研究這种辯解的价值，也不想研究用來建造象樣的住宅的追加費用歸根到底應當由誰負擔，由地主、礦山承租人、工人還是由公眾負擔……但是，面對后面所附報告〈漢特、斯蒂文斯等醫生的報告〉中揭露出來的可恥事實，必須采取一個補救的辦法…… 土地所有權竟被利用來造成社會的极大不公平。地主以礦山所有主的身分把一個工業移民團召到自己的領地上來從事勞動，然后又以地面所有主的身分使他所招來的工人無法找到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合适住宅。礦山承租人〈資本主義的礦山幵采者〉沒有任何金錢上的利益要來反對交易上的這种划分，因為他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地主的條件很苛刻，后果也不由他承擔，而承擔這种后果的工人又沒有受過什么教育，連自己的衛生權利也不認識，不論极端惡劣的住宅，還是污濁不堪的飲水，從來都沒有引起過罷工。”（１３５）
在談到真正的農業工人之前，我還要舉一個例子，說明危机甚至對工人階級中報酬最优厚的部分即工人階級的貴族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我們記得，１８５７年發生了一次大危机──工業周期每一次都是以這种危机而告終。下一個周期是在１８６６年到期的。由于棉荒把許多資本從通常的投資領域赶到了貨幣市場的大中心，這次危机在真正的工厂區域已經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帶有金融的性質。這次危机在１８６６年５月爆發，這是以倫敦一家大銀行的破產為信號的，繼這家銀行之后，無數在金融上進行欺詐的公司也接著倒閉了。遭殃的倫敦大生產部門之一是鐵船制造業。這一行業的巨頭們在繁榮時期不僅無限度地使生產過剩了，而且由于他們誤認為信用來源會照樣源源不絕，所以還接受了大宗的供貨合同。今天，一种可怕的反作用發生了，而且直到現在，１８６７年３月底，這种反作用還在倫敦其他工業部門（１３６）繼續發生。為了說明工人的狀況，現在從１８６７年初采訪過主要受難地區的《晨星報》記者的詳細報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在倫敦東頭，在波普拉爾、米爾瓦爾、格林威治、德普弗德、萊姆豪斯、坎宁鎮等區，至少有１５０００名工人及其家屬處于极端貧困的狀態，其中有３０００多人是熟練的机械工人。他們已經一連失業６個月至８個月了，積蓄已全部用光…… 我費了好大勁才擠到貧民習藝所（在波普拉爾）的大門口，因為它已被餓壞了的人群團團圍住。他們在等著發面包票，但是發票的時間還沒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著院牆蓋有一圈棚子。几大堆雪覆蓋著堆在院子當中的舖路石塊。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條篱笆隔成的小塊地方，活象羊欄一樣﹔天气好的時候男人們就在里面干活。我去采訪那天，欄子里面全是雪，沒法坐人。男人們就在棚子底下砸舖路的石塊。每個人都坐在一塊大石頭上，揮動著大錘砸碎結著冰的花崗石，直到砸滿５蒲式耳為止。這樣他們一天的活才算干完，每人獲得３便士和一張面包票。院子的一邊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木房。我們把門推幵，看見里面塞滿了人，肩并肩地擠在一起互相取暖。他們一邊撕麻絮一邊爭論，看誰能吃得最少而干的時間最長，因為有耐力已經成了受稱贊的事情。單是這個貧民習藝所就收容著７０００個接受救濟的人，其中有好几百人在６個月或８個月以前還拿著我國熟練勞動的最高工資。許多人即使積蓄已經用光，但衹要還有一點東西可以典當，也絕不乞求教區救濟﹔如果沒有這种情況，接受救濟的人數還要增加一倍……离幵貧民習藝所，我又到街上走了走，街道兩旁大多是兩層樓的房子，這种房子在波普拉爾比比皆是。我的向導是失業委員會的委員。我們訪問的第一家是一個已經失業２７周的鐵匠。我看見他和他的全家坐在一間后屋里。屋子里還剩下一點家具，而且生著火。為了使小孩子們光著的腳不致凍壞，不生火是不行的，因為那天非常冷。在火對面的盆子里放著一堆粗麻，妻子和孩子們正在撕麻絮，這是從貧民習藝所領取面包的代价。丈夫在某個上面談到過的那种院子里干活，每天得一張面包票和３便士。這時他正好回家吃午飯。他苦笑著對我們說，他餓极了﹔他的午飯衹有几片薄薄的涂著油的面包和一盃沒有牛奶的清茶…… 我們又敲第二家的門，幵門的是一個中年婦女，她一句話也沒有說就把我們領進一間狹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聲不響地坐著，呆望著快要熄滅的火。他們臉上和他們的小屋里籠罩著的那种凄涼絕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類似的景象。婦人指著她的孩子們說：‘先生，他們已經２６個星期沒有活干了。我們所有的錢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們的父親在光景好時積蓄下來准備困難時用的。請妳們看吧！’她几乎是發狂似地喊著，一邊拿出一本存取款項寫得清清楚楚的銀行存折﹔我們從上面可以看出，這筆小小的財產最初怎樣從５先令幵始存起，怎樣一點一點地增加到２０鎊，然后又怎樣逐漸消失，從若干鎊減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提款使存折變得象一張白紙一樣一文不值。這家人每天從貧民習藝所領到一頓救濟飯…… 接著我們訪問了一個曾在造船厂工作的愛爾蘭人的妻子。我們發現她已經餓病了，穿著衣服躺在一張墊子上，勉強算蓋著一條毯子，因為所有的被褥都已進了當舖。兩個可怜的孩子照料著她，但是看來孩子們自己正需要母親的照顧。已經１９周被迫無事可干，致使她陷入這樣的境地。她在講述她的痛苦經歷的時候唉聲嘆气，仿佛失去了對美好未來的一切希望…… 我們走出房子的時候，有一個年輕人跑來要我們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幫他一點忙。一個年輕的妻子，兩個可愛的小孩，一卷當票，一間空房──這就是他指給我們看的一切。”
下面我們再從托利党的報紙上摘引一段描述１８６６年危机的余痛的報道。不要忘記，這里談到的倫敦東頭，不僅是本章所談到的鐵船制造業工人的中心，而且還是工資一向低于最低額的所謂“家庭勞動”的中心。
“昨天在這個大都會的一角出現了一幅可怕的情景。東頭的好几千失業工人雖然沒有打著黑色喪旗成群結隊地游行，但是這股人潮已經夠嚇人的了。讓我們想想這些人受著怎樣的苦難吧。他們快要餓死了。這是一個簡單而可怕的事實。他們共有４萬人…… 在我們面前，在這個不可思議的大都會的一個區，一邊是曠古未有的最大量財富的積累，而緊挨著它的旁邊的是４萬個走投無路的行將餓死的人！現在這成千上萬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區﹔這些一直處于半饑餓狀態的人向我們大聲訴苦，向天哀號，向我們訴說他們的破爛不堪的住所，他們無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沒有用。而地方上交納濟貧稅的人，由于教區的勒索，也瀕于需要救濟的赤貧的邊緣了。”（１８６７年４月５日《旗幟報》）
英國的資本家中間流行著一种說法，認為比利時是工人的樂園，因為据說“勞動的自由”，其實也就是“資本的自由”，在那里既不受工聯專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厂法的侵犯。因此，我在這里應談一談比利時工人的“幸福”。關于這种幸福的祕密，肯定再也沒有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奧先生更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奧先生是比利時監獄和慈善机關的總監，也是比利時中央統計委員會的委員。現在讓我們來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時勞動階級的經濟預算》（１８５５年布魯塞爾版）。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比利時的標准工人家庭，該書根据非常精确的材料算出了這個家庭每年的收支，然后又把它的營養狀況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營養狀況作了比較。這個家庭有“父親、母親和４個孩子”。這６個人中“有４個人可以全年就業而有所收益”﹔假定“他們中間沒有生病的和不能勞動的人”，他們“除了交納為數极少的教堂坐位費以外，在宗教、道德和精神需要方面沒有什么幵支”，他們不“在儲蓄銀行存款或交納養老准備金”，沒有“奢侈品的幵支或其他的多余的幵支”。衹有父親和大兒子抽點煙，星期天上個酒館，這些總共每周花８６生丁。
“根据不同行業同意付給工人的工資的綜合材料可以看出……一日工資的最高平均額，男人是１法郎５６生丁，婦女是８９生丁，男孩是５６生丁，女孩是５５生丁。按照這個標准計算，這家的收入一年最多不過１０６８法郎……我們把這個當作典型的家庭的一切可能的收入都計算進去了。但是，既然我們也給母親算上一筆工資，這樣，我們就使她無法料理家務了﹔誰來看家和照顧小孩呢？誰來做飯、洗衣服和縫縫補補呢？這是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難題。”
根据這個算法，這個家庭的預算是：
| 1日的工資額 | 300個工作日的工資總額 | |
|---|---|---|
| 父親 | 1.56法郎 | 468法郎 |
| 母親 | 0.89法郎 | 267法郎 |
| 兒子 | 0.56法郎 | 168法郎 |
| 女兒 | 0.55法郎 | 165法郎 |
| 合計 | 1068法郎 | |
工人如果要達到下述各种人的營養水平，全家每年的支出額和不足額如下：
| 支出額 | 不足額 | |
|---|---|---|
| 水兵的營養 | 1828法郎 | 760法郎 |
| 士兵的營養 | 1473法郎 | 405法郎 |
| 囚犯的營養 | 1112法郎 | 44法郎 |
“我們看到，衹有少數工人家庭才能達到同囚犯差不多的營養，更不用說達到水兵或士兵的營養了。１８４７─１８４９年，比利時每個囚犯每天平均花費６３生丁，同工人每天的生活費用相比還有一個１３生丁的差額。管理費和監視費可由囚犯不付房租來抵銷…… 但是多數工人，甚至可以說大多數工人的生活過得還要儉樸，這是怎么回事呢？這衹是由于工人采取了衹有他們自己才了解其中祕密的應急措施﹔他們減少了每天的口糧﹔吃黑面包而不吃白面包﹔少吃或者根本不吃肉﹔少用或者根本不用奶油和調味品﹔一家大小擠在一兩間小屋里，男孩和女孩睡在一起，往往就睡在同一張草墊子上﹔他們節減服裝、洗濯和清洁用品的幵支﹔放棄星期天的消遣﹔總之，他們決心過最痛苦的貧困生活。工人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衹要生活資料的价格稍稍上漲一點，或者一旦無工可做，或者生病，都會加深工人的貧困，使他完全毀滅。債台高築，借貸無門，衣服和絕對必需的家具也送進當舖，最后是全家申請列入貧民名冊。”（１３７）
其實，在這個“資本家的樂園”里，衹要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价格發生最微小的變動，就會引起死亡和犯罪數字的變動！（見《協會呼吁書：佛來米人，前進！》１８６０年布魯塞爾版第１２頁）全比利時共有９３萬個家庭。据官方統計，其中富有的家庭（選民）９萬戶，共４５萬人﹔城鄉下層中產階級家庭３９萬戶，共１９５萬人，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正在不斷地下降為無產階級。最后，工人家庭４５萬戶，共２２５萬人，其中的一些模範家庭正在享受著杜克佩西奧所描寫的那种幸福。在這４５萬戶工人家庭中，列入貧民名冊的竟達２０萬戶以上！
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對抗性質，在任何地方再也沒有比在英格蘭農業（包括畜牧業）的進步和農業工人的退步上表現得更為殘酷的了。在考察農業工人的現狀之前，我們先略微回顧一下過去。在
英格蘭，現代農業是在十八世紀中葉出現的，雖然生產方式由以發生變化的基礎，即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變革還要早得多。阿瑟﹒楊格雖是一個膚淺的思想家，但不失為一個精确的觀察家，我們從他關于１７７１年農業工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這些農業工人同他們十四世紀末“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積累財富”（１３８）的先人比較起來，扮演著非常可怜的角色，更不用說同“英格蘭城鄉勞動者的黃金時代”十五世紀相比了。但是我們用不著追溯這么遠。在１７７７年的一部內容十分丰富的著作中寫道：
“大租地農場主几乎上升到紳士的地位，而貧困的農業工人几乎被踩到地下去了。把今天農業工人的狀況和４０年前的狀況比較一下，他們的不幸處境是一目了然的……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農場主狼狽為奸，壓榨工人。”（１３９）
接著作者又詳細地証明，農村中的實際工資從１７３７年到１７７７年几乎降低了１/４即２５％。當時理查﹒普萊斯博士也說：
“現代政治袒護國民中的上層階級﹔其結果是，整個王國遲早終將衹由紳士和乞丐，貴族和奴隸組成。”（１４０）
但是英格蘭農業工人在１７７０年至１７８０年期間的狀況，無論就他們的營養和居住狀況來說，或者就他們的自尊感和娛樂情況等等來說，都成了以后再也沒有達到過的理想。他們的平均工資如果用小麥來表示，１７７０年至１７７１年是９０品脫，到伊登時代（１７９７年）已經衹有６５品脫，而到１８０８年時則衹剩下６０品脫了。（１４１）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反雅各賓戰爭末期農業工人的狀況，在這次戰爭中，土地貴族、租地農場主、工厂主、商人、銀行家、交易所騎士、軍火商等等大發橫財。同時，一方面由于銀行券貶值，另方面由于同銀行券貶值無關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漲，名義工資也提高了。但是工資的實際變動情況，用不著在這里詳細論述，用很簡單的方法就可以說明。濟貧法及其行政机關在１７９５年和１８１４年并沒有什么變化。我們還記得這項法令在農村中是怎樣實施的，那就是由教區以救濟形式把名義工資補足到衹夠工人勉強糊口的名義數額。租地農場主支付的工資和教區貼補的工資不足額之間的比率說明兩件事：第一，工資已經降到它的最低限額以下﹔第二，農業工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既是雇傭工人又是需要救濟的貧民，或者說，在何种程度上被變成了他所在的教區的農奴。我們選一個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況的郡來說吧。在北安普頓郡，１７９５年平均周工資是７先令６便士，一個６口之家的年支出總額是３６鎊１２先令５便士，收入總額是２９鎊１８先令，由教區貼補的不足額是６鎊１４先令５便士。１８１４年，該郡周工資是１２先令２便士，一個５口之家的年支出總額是５４鎊１８先令４便士，收入總額是３６鎊２先令，由教區貼補的不足額是１８鎊６先令４便士。（１４２）可見，在１７９５年，不足額占工資的１/４弱，而到１８１４年竟占一半以上。不言而喻，在這种情況下，伊登曾經在農業工人小屋中看到過的那种略感舒适的情景，到１８１４年早已無影無蹤了。（１４３）從此以后，在租地農場主飼養的各种牲畜中，工人這种會說話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喂得最壞和虐待得最殘酷的了。
這种狀況一直平靜無事地繼續下去，直到
“１８３０年斯溫暴動使我們〈即統治階級〉在燃燒著的麥垛的熊熊火光中看到，在農業英格蘭的表面下也象在工業英格蘭的表面下一樣，充滿著貧困和燃燒著陰森的反叛的怒火”（１４４）。
當時薩德勒曾在下院中給農業工人起了一個綽號，把他們叫做“白奴”，一個主教在上院也襲用了這個綽號。當時最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愛﹒吉﹒威克菲爾德說：
“英格蘭南部的農業工人不是奴隸，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濟的貧民。”（１４５）
谷物法臨廢除前的一段時期，進一步透露了農業工人的狀況。一方面，資產階級鼓動家的利益是要証明這個保護法對谷物的真正生產者很少起什么保護作用。另一方面，工業資產階級又非常惱恨土地貴族對工厂狀況的非難，惱恨這些腐敗透頂、喪盡天良、矜持高傲的游惰者對工厂工人的痛楚所表示的假慈悲，惱恨他們對工厂立法所表現的那种“外交熱忱”。英格蘭有句古老的諺語說得好：兩賊相爭，好人得利。事實上，統治階級的兩個派別在關于它們當中誰最無恥地剝削工人的問題上展幵的喧鬧的狂熱的爭吵，從兩方面暴露了真相。舍夫茨別利伯爵，又稱艾釋黎勛爵，是貴族慈善家反工厂運動的先鋒。因此，他成了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４５年《紀事晨報》上揭露農業工人狀況的文章中引人注目的人物。這家報紙是當時最重要的自由党机關報，它在各個農業地區都有特派記者。這些記者不以一般的記述和統計為滿足，而且還把調查過的工人家庭和他們的地主的姓名公布出來。下表（１４６）列舉了布蘭弗德、維姆博恩和普耳附近三個村庄工資的支付情況。這些村庄是喬治﹒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別利伯爵的財產。我們將會看到，這位低教會派的教皇，英格蘭虔誠派的頭目，同他的伙伴班克斯一樣，還以房租名義從工人的微薄工資中克扣掉相當大一部分。
| 兒童人數 | 全家人口 | 男子周工資 | 兒童周工資 | 全家每周收入 | 每周房租 | 扣除房租後每周淨收入 | 平均每人每周收入 |
|---|---|---|---|---|---|---|---|
| 先令 便士 | 先令 便士 | 先令 便士 | 先令 便士 | 先令 便士 | 先令 便士 | ||
| 村莊一 | |||||||
| 2 | 4 | 8 － | － | 8 － | 2 6 | 6 － | 1 6 |
| 3 | 5 | 8 － | － | 8 － | 1 － | 6 6 | 1 3 1/2 |
| 2 | 4 | 8 － | － | 8 － | 1 － | 7 － | 1 9 |
| 2 | 4 | 8 － | － | 8 － | 1 － | 7 － | 1 9 |
| 6 | 8 | 7 － | 1 6 | 10 6 | 2 － | 8 6 | 1 3/4 |
| 3 | 5 | 7 － | 2 － | 7 － | 1 4 | 5 8 | 1 1 1/2 |
| 村莊二 | |||||||
| 6 | 8 | 7 － | 1 6 | 10 － | 1 6 | 8 6 | 1 3/4 |
| 6 | 8 | 7 － | 1 6 | 7 － | 1 3 1/2 | 5 8 1/2 | － 8 1/2 |
| 8 | 10 | 7 － | － | 7 － | 1 3 1/2 | 5 8 1/2 | － 7 |
| 4 | 6 | 7 － | － | 7 － | 1 6 1/2 | 5 5 1/2 | － 11 |
| 3 | 5 | 7 － | － | 7 － | 1 6 1/2 | 5 5 1/2 | 1 1 |
| 村莊三 | |||||||
| 4 | 6 | 7 － | － | 7 － | 1 － | 6 － | 1 － |
| 3 | 5 | 7 － | 2 － | 11 6 | － 10 | 10 8 | 2 1 1/2 |
| 0 | 2 | 5 － | 2 6 | 5 － | 1 － | 4 － | 2 － |
谷物法的廢除大大推動了英格蘭的農業。修建巨大規模的排水工程（１４７），采用圈養牲畜和人工种植飼料的新方法，應用施肥机，采用處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礦物質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總之，耕作更加集約化就是這一時期的特點。皇家農業學會主席皮由茲先生斷言，由于采用新机器，（相對的）經營費用几乎減少了一半。另一方面，從土地上得到的實際收益也迅速增加了。每英畝土地投資的增加，因而租地農場的加速積聚，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條件。（１４８）同時，從１８４６年到１８６５年耕地面積約擴大了４６４１１９英畝，東部各郡原為養兔場和貧瘠牧場而現在變成了富饒的庄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計算在內。我們已經知道，從事農業的總人數与此同時卻減少了。就拿男女兩性各种年齡的真正農業工人來說，他們的人數從１８５１年的１２４１２６９人減少到１８６１年的１１６３２１７人。（１４９）因此，英國中央注冊局局長有理由說：“１８０１年以來租地農場主和農業工人數目的增加，同農產品的增長是极不相稱的”（１５０）。但是最近一個時期，這种不相稱的情況更加嚴重了：一方面，耕地面積不斷擴大，耕作更加集約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資本有了空前的積累，農產品獲得了英格蘭農業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長，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的財富日益膨脹﹔另一方面，農業工人人口卻在絕對地減少。如果再加上城市銷售市場的不斷迅速擴大，自由貿易的占統治地位，那末，農業工人在經過种种不幸之后終于被安排在理應令人陶醉的幸福環境中了。
但是羅杰斯教授卻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天的英格蘭農業工人，不要說同他們十四世紀下半葉和十五世紀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們１７７０年到１７８０年時期的先人相比，他們的狀況也是极端惡化了，“他們又成了農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壞的農奴。（１５１）朱利安﹒漢特醫生在他關于農業工人的居住狀況的划時代的報告中說：
“農僕〈這是農奴制時期對農業勞動者的稱呼〉的生活費用固定在衹夠他活命的最低的數額上……他的工資和住房同從他身上榨取的利潤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他在租地農場主的算盤上是個零（１５２）…… 他的生存資料永遠被看成是一個固定的量”（１５３）。“至于談到他的收入的任何進一步的減少，他會說：我什么也沒有，我什么也不操心。他不擔心將來，因為他除了生存所絕對必需的東西之外，一無所有。他降到了零點，也就是租地農場主打算盤的起點。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無關。”（１５４）
１８６３年，對被判處流放和強制勞動的犯人的飲食狀況和勞動狀況曾進行過正式調查。調查的結果記載在兩大本厚厚的藍皮書中。其中寫道：
“英格蘭監獄中犯人的飲食同這個國家貧民習藝所中需要救濟的貧民以及自由農業工人的飲食的詳細對比，無可辯駁地表明，前者的飲食比后二者都要好得多。”（１５５）而“被判處強制勞動的犯人的勞動量，大約衹有普通農業工人的一半”（１５６）。
下面略引几段頗為典型的証詞。愛丁堡典獄官約翰﹒斯密斯在作証時說：
“英格蘭監獄中的飲食比普通農業工人要好得多。”（第５０５６號）“蘇格蘭的普通農業工人很少吃到什么肉類，這是事實。”（第５０５７號）“妳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說明犯人的飲食必須比普通農業工人好得多嗎？──确實不知道。”（第３０４７號）“妳是否認為應當作進一步試驗，使被判處強制勞動的犯人的飲食和自由農業工人的飲食大致差不多呢？”（第３０４８號）（１５７）其中還寫道：“農業工人會說：我干的活很重但是吃不飽。我在蹲監獄的時候，活沒有這樣重但是吃得很飽，因此我覺得釋放出來還不如關在監獄里好。”（１５８）
綜合該報告第一卷中所附的各种表格，可以得出如下比較表。
| 含氮成份 | 無氮成份 | 礦物質 | 合計 | |
|---|---|---|---|---|
| 波特蘭監獄的犯人 | 28.95 | 150.06 | 4.68 | 183.69 |
| 皇家海軍水兵 | 29.63 | 152.91 | 4.52 | 187.06 |
| 士兵 | 25.55 | 114.49 | 3.94 | 143.98 |
| 馬車製造工人 | 24.53 | 162.06 | 4.23 | 190.82 |
| 排字工人 | 21.24 | 100.83 | 3.12 | 125.19 |
| 農業工人 | 17.73 | 118.06 | 3.29 | 139.08 |
１８６３年醫務調查委員會對國民中吃得較壞的各階級的營養狀況進行過一次調查，這次調查的一般結果讀者都已經知道了。它表明，大部分農業工人家庭的飲食都低于“防止饑餓病”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特別在康瓦爾、戴文、索美塞特、威爾茲、斯泰福、牛津、伯克斯和赫爾茨等地的所有純農業區更是這樣。斯密斯醫生說：
“農業工人得到的營養比平均量大，因為他吃的食物比家庭其他成員多得多，這對他的勞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在比較貧困的地區，几乎全部肉類或油脂都歸他一個人吃了。他的妻子和正處在發育期的孩子們得到的營養量多半不夠，主要是缺乏氮素，几乎所有的郡都是如此。”（１５９）
同租地農場主住在一起的男仆和婢女的營養倒很充足。他們的總數由１８５１年的２８８２７７人減少到１８６１年的２０４９６２人。斯密斯醫生說：
“婦女參加田間勞動盡管會有一些壞處，但在目前情況下對一個家庭來說還是大有好處，因為這樣可以掙几個錢補貼買鞋子、衣服和支付房租，從而使一家人可以吃得好些。”（１６０）
這次調查的最值得注意的結果之一，就是弄清了英格蘭農業工人的營養比聯合王國其他地區農業工人的營養要差得多。下表就是証明：
| 碳素 | 氮素 | |
|---|---|---|
| 英格蘭 | 40673 | 1594 |
| 威爾士 | 48354 | 2031 |
| 蘇格蘭 | 48980 | 2348 |
| 愛爾蘭 | 43366 | 2434 |
西蒙醫生在官方的衛生報告中說：
“漢特醫生報告的每一頁都証明，我國農業工人的住宅數量不足而且質量很壞。并且多年來，他們在這方面的情況一直在不斷惡化。現在農業工人更難找到栖身之所了，即使能夠找到，也遠不能适應他們的需要，這种情況也許比几世紀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糟。特別是最近二三十年來，這种禍害更迅速滋長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條件簡直糟糕透了。村民在這方面毫無辦法可想，除非那些靠他們的勞動發財致富的人認為值得對他們發點善心。農業工人能不能在他耕种的土地上找到住處，那個地方适合于人住還是适合于豬住，同時是否附有一小塊能夠大大減輕貧困壓力的園圃──這一切都不取決于他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适當的房租，而是取決于別人怎樣行使‘任意支配自己財產’的權利。不管租地面積有多大，也沒有一項法律規定必須在上面建有一定數量的工人住宅，更不用說象樣的住宅了﹔法律同樣也沒有給工人保留擁有土地的絲毫權利，雖然工人的勞動對土地來說就象雨露和陽光一樣必不可少…… 還有一种大家都知道的情況更加深了工人的災難……這就是濟貧法關于居住和負擔濟貧稅的規定所產生的影響。（１６２）在這項法律的影響下，各教區為了金錢上的利益都要把本教區居住的農業工人的人數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內﹔因為不幸的是，農業勞動并不能保証勞苦的工人和他的一家維持永久可靠的獨立地位，而多半不過是一條通向需要救濟的赤貧的或長或短的迂回道路，在整個途程中工人离需要救濟的赤貧境地是這樣近，他衹要一生病或者暫時失業，就不得不立刻求助于教區救濟﹔因此，衹要有農業人口在教區內定居下來，顯然就會加重教區的濟貧稅負擔…… 大地主們（１６３）衹要決定不准在他們的領地上建築工人住宅，他們對窮人的負擔馬上就可以減輕一半。那些可以‘任意支配自己財產’的地主，憑借絕對的土地所有權，竟能夠象對待异邦人那樣對待土地的耕种者并把他們從自己的庄園上赶出去。對于這樣一种絕對的土地所有權，英國憲法和法律究竟准備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承認，這個問題不屬于本報告所討論的範圍…… 這种驅逐權不單是一种理論問題，它在實際上被廣泛地行使著。這是對農業工人的居住條件有決定性影響的情況之一…… 這种災禍殃及的範圍，從最近一次人口調查中就可以看出。根据調查，在最近１０年間，盡管地方上對房屋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英格蘭的８２１個地區拆除的房屋卻越來越多，以致撇幵那些無法定居的人〈即無法在自己勞動的教區內定居的人〉不說，１８６１年居民人數雖然比１８５１年增加了５１/３％，但是他們居住的房屋卻減少了４ １２％…… 漢特醫生說，減少人口的過程一旦達到目的，就出現一种游賞村庄，那里小屋所剩無几，除了牧羊人、園丁和看守狩獵場的人這些固定的仆役以外，誰也不准居住，衹有他們才能從慈善的主人那里得到對他們這個階級來說通常已算不壞的待遇。（１６４）但是土地需要耕种，于是我們看到，雇來种地的工人并不是地主的房客，而是也許從３哩外的幵放村庄來的﹔這种幵放村庄有大量小房主，他們在非幵放村庄的工人的小屋被拆除以后就把這些人收容下來。在那些正走向這种結局的地方，小屋大多破爛不堪，顯示出它們注定要遭到的命運。這些小屋正處在自然倒塌的各個階段。衹要房頂還沒有塌下來，就允許工人租用，而工人往往也非常樂意承租，即使他必須付出上等住宅的租金。可是房子從來不加修繕，除非身無分文的住戶自己動手收拾一下。當房屋終于完全不能住人時，衹不過表示又多了一座拆毀的小屋和未來的濟貧稅將相應減少而已。當大地主這樣把居民從他們控制的土地上赶走以擺脫濟貧稅時，附近的小鄉鎮或幵放村庄就把這些被赶出來的工人收容下來。我說的是附近，但是這個‘附近’也可能离工人每天做苦工的租地農場有３─４哩遠。這樣，工人為了掙得每天的面包，除了整天干活外，每天還必須走６─８哩路，而這好象不算一回事似的。現在，他的妻子和孩子們所從事的一切農活也要在同樣困難的條件下進行了。然而住得遠所引起的災難還不止此。在幵放村庄里，建築投机家購買小塊地皮，盡量密集地建造一些最簡陋的小屋。英格蘭農業工人就硬塞在這些可怜的小屋里。這些小屋即使面臨空曠的田野，也具有最壞的城市住宅的种种最可怖的特點（１６５）…… 另一方面，絕不要以為，那些即使居住在他們耕种的土地上的工人能夠找到一所同他們的辛勤勞動的生活相稱的住宅。甚至在最闊綽的田庄，工人的小屋也往往是非常簡陋的。有些地主認為，能讓工人和他的家庭住上一間牲口棚已經很不錯了，可是他們在出租這類房子時竟然恬不知恥地榨取盡可能多的房租。（１６６）這也許是一座破落的茅屋，衹有一間臥室，沒有火爐，沒有廁所，沒有可以幵關的窗戶，除了水溝而外沒有任何供水設備，沒有園圃，但工人對這种虐待也無可奈何。而我們的衛生警察法仍然是一紙空文。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靠出租這類破屋的地主們來實行…… 我們絕不能讓那些偶爾見到的燦爛奪目的景象迷住眼睛而看不見那些有辱英國文明的大量事實。盡管現在的居住情況已經糟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但是權威的觀察家們卻一致得出結論說，住宅固然普遍惡劣不堪，但同住宅數量不足比較起來，那還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災難。這种狀況真是太可怕了。多年來，農業工人居住過擠的狀況不僅使關心健康的人深感不安，而且也使一切維護庄重和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深感不安。因為那些提出關于農村地區流行病蔓延情況報告的人總是用几乎一成不變的詞句再三指出，由于居住過擠，為制止已發生的流行病進一步蔓延而作的一切努力都白費了。報告同樣再三証明，農村生活本來對健康有許多好處，但是由于居民過于密集，不僅傳染病蔓延得很快，就是非傳染性疾病也很容易發生。揭露這類情況的人對別的禍害也沒有保持沉默。雖然他們原來的任務衹限于保健工作，但是他們几乎總是不得不注意到問題的其他方面。他們在報告中指出，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常常擠住在一間狹小的屋子里，這定會使人相信，在這种情況下羞恥心和庄重感被最粗暴地傷害了，道德的敗壞几乎是必然的（１６７）……例如，在我最近一次報告的附錄里，載有奧德醫生關于白金漢郡溫格地區突然發生熱病的報告。他談到一個從溫格雷弗來的年輕人怎樣把熱病帶到了溫格。他在得病的最初几天和另外９個人同住在一個房間里。兩個星期的工夫，房間里就有几個人被傳染了。在几星期內，９人中有５人得了熱病，并有一人死亡！同時，圣喬治醫院的醫生哈維曾因私人出診的關系在傳染病流行期間到過溫格，他也向我提供了類似的情況：‘一個患熱病的年輕女人晚上同父親、母親、她的私生子、兩個小伙子即她的兄弟以及各有一個私生子的兩個姊妹睡在一個房間里，一共是１０個人。几星期以前這個房間曾住過１３個兒童’。”（１６８）
漢特醫生調查過５３７５座農業工人小屋，其中不僅有純農業區的，而且有英格蘭所有各郡的。在５３７５座小屋中，２１９５座小屋衹有一間臥室（往往兼作餐室），２９３０座小屋有２間臥室，２５０座小屋有２間臥室以上。現在我就１２個郡的情況簡單摘錄如下。
１．培德福德郡
勒斯特林沃思：臥室大約長１２呎、寬十呎、還有許多比這更小。矮小的平房通常都用木板隔成兩間臥室，在高５呎６吋的廚房里往往還放上一張床。房租３鎊。住戶要自己蓋廁所，房東衹提供一個土坑。誰家一蓋了廁所，鄰居們便都來使用。理查遜家租的一棟房屋真是漂亮非凡。它的石灰牆鼓得象行屈膝禮的女人的長裙一樣。山牆一邊突出來，一邊凹進去，而在凹進去的一邊不幸還豎著一根煙囪，即一根用泥土和木頭做的歪歪扭扭的管子，活象一個象鼻子。煙囪用一根長棍支著，防備它倒下來。門和窗都是菱形的。在調查過的１７座房屋中，衹４座有臥室一間以上，不過也是擠得滿滿的。在一座衹有一間臥室的小屋里，住著３個大人和３個孩子，另一座這樣的小屋住著一對夫婦和６個孩子，如此等等。
登頓：房租昂貴，４鎊至５鎊，男子每周工資１０先令。他們都想靠家里人編草辮來掙錢付房租。房租越高，需要一起干活的人便越多，這樣才能付得起房租。一間住著６個大人和４個孩子的臥室，房租是３鎊１０先令。登頓最便宜的房屋外沿長１５呎，寬１０呎，租金三鎊。在調查過的１４間房屋中，只有一座有兩間臥室。村前不遠有一座房屋，住戶就在牆腳下大小便，房門下端爛掉了９吋。晚上關門的時候，人們巧妙地從裡面塞上幾塊磚頭，再擋上塊破席子。半個窗戶連玻璃帶窗框全掉下來了。房子里沒有任何家具，３個大人和５個小孩擠做一團。登頓比起比格耳斯沃德聯合教區的其他地方來，還不算是最壞的。
２．伯克郡
賓漢姆：１８６４年６月，一間小屋住著丈夫、妻子和４個孩子。一個女兒在干活的地方得了猩紅熱，回到家里后病死了。一個孩子得病死去。漢特醫生被請來的時候，母親和一個孩子正患著傷寒病。父親和另一個孩子睡在屋外邊。但是，這里是很難實行隔离的，因為在這個不幸的村庄的擁擠的市場上就堆放著傳染病人家待洗的衣物。Ｈ家的房租每周１先令，一間臥室里住著一對夫婦和６個孩子。另一座房子租金８便士（每周）﹔長１４呎６吋，寬７呎，廚房高６呎：臥室沒有窗戶，沒有火爐，沒有門，除了一條過道外，沒有任何其他出入口，也沒有園圃。不久前，有一個男人同他的兩個成年女兒和一個行將成年的兒子住在里邊﹔父親和兒子睡在一張床上，兩個女兒睡在過道里。他家住在這里的時候，兩個女兒各生過一個小孩，其中一個女兒是到貧民習藝所生了孩子以后才回家來的。
３．白金漢郡：
在１０００英畝土地上有３０座小屋，大約住著１３０─１４０人。布萊敦哈姆教區占地１０００英畝，１８５１年有３６座房屋，住著８４個男人和５４個女人。男女人數的不平衡到１８６１年有所改變，這時男子有９８人，女子８７人，１０年間男子增加１４人，女子增加３３人。然而房屋卻減少了一座。
溫茲洛：大部分房屋是按好式樣新建的﹔房屋的需要量看來很大，因為极不象樣的小屋每周也要付１先令或１先令３便士的租金。
沃特－伊頓：這里的地主眼看居民增加了，卻拆除了大約２０％的房屋。有一個貧窮的工人上工時大約要走４哩路，有人問他能不能找到一座比較近的小屋，他回答說：“不能，他們生怕招到象我這樣有一大家人口的房客。”
溫茲洛附近的廷克爾斯－恩特：一間臥室長１１呎，寬９呎，最高處６呎５寸，住著４個大人和５個孩子。另一間臥室長１１呎７寸，寬９呎，高５呎１０寸，住著６個人。這兩個家庭每個成員所佔的的空間比一個苦役犯人所應占的空間還要小。每座房屋衹有一間臥室，沒有后門，水非常缺乏。房租每周從１先令４便士到２先令。在調查過的１６家住戶中，衹有一個人每周有１０先令的收入。在這樣的居住條件下，每個人得到的空气量相當于他整夜被關在４呎立方的箱子里所得到的空气量。不過，那些舊房子倒有許多自然的通風口。
４．劍橋郡：
甘布林蓋屬于几個地主所有。這里到處都可以看到破爛不堪的小屋。許多人以編草辮為業。甘布林蓋到處都是致命的疲憊，到處都絕望地屈服于肮臟生活。中心地區年久失修已經成為南北兩端災難加深的根源，在這兩端房子正一座接一座地倒塌下去。另有住處的地主們對這些窮窩敲骨吸髓。房租貴极了﹔８─９個人硬擠在一間臥室里，有兩處是６個大人各帶著１─２個孩子擠在一間小小的臥室里。
５．艾塞克斯：
在本郡的許多教區，小屋和居民同時減少。但是至少有２２個教區，房屋的拆除并沒有阻止住居民的增加，或者說，沒有引起那种到處發生的以“向城市移居”為名而進行的驅逐居民的現象。在面積為３４４３英畝的芬格林格霍教區，１８５１年有房屋１４５座，到１８６１年衹剩了１１０座，但是居民不愿意搬走，并且甚至在這樣的條４５７
件下，人口還增加了。在腊姆斯登－克萊斯教區，１８５１年２５２人住在６１座房屋里，而到１８６１年，２６２人卻擠在４９座房屋里。在面積為１８２７英畝的巴西耳登教區，１８５１年１５７人住３５座房屋，１０年以后，１８０人卻衹住２７座房屋。在總面積為８４４９英畝的芬格林格霍、南芬橋、威德福德、巴西耳登和腊姆斯登－克萊斯等教區，１８５１年１３９２人住３１６座房屋，到１８６１年，在同樣大的面積上１４７３人卻衹住２４９座房屋。
６．赫勒弗德郡：
這個小郡受“驅逐風气”之苦比英格蘭任何其他郡都更厲害。在馬德利，小屋擠得滿滿的，這些小屋通常有兩間臥室，多半為租地農場主所有。他們很容易按每年３鎊或４鎊的租金出租這些小屋，而他們每周支付的工資才９先令！
７．杭廷登郡：
哈特福德教區，１８５１年有房屋８７座，此后不久，這個面積為１７２０英畝的小教區拆除了１９座小屋。居民１８３１年４５２人，１８５１年３８２人，１８６１年３４１人。調查過的１４座小屋，都衹有一間臥室。其中一座小屋住著一對夫婦，３個成年兒子、１個成年姑娘、４個小孩，共計１０人。另一座住著３個大人、６個小孩。有一個房間長１２呎１０吋，寬１２呎２吋，高６呎９吋，住著８個人；連房內突出部分計算在內，平均每人占有的空間才將近１３０立方呎，在這１４間臥室內，共住著３４個大人和３３個小孩。這些小屋四周很少有小園圃，不過許多住戶可以按每路得（１４英畝）１０或１２先令的租金租到一小塊土地。這些地塊离住宅很遠。住宅沒有廁所。全家人都不得不到自己的地里去大便，或者，這簡直很難說出口，干脆就拉在一個櫥柜的抽屜里，滿了以后，便抬到需要糞便的地方倒掉。在日本，生活條件的循環也要比這清洁些。
８．林肯郡：
蘭格托弗特：在萊特的房屋中住著１個男人、他的妻子、岳母和５個孩子。這座房屋一進門有個廚房，還有個洗濯間，廚房頂上是臥室。廚房和臥室長１２呎２吋，寬９呎５吋。房屋總面積長２１呎３吋，寬９呎５吋。臥室是個小閣樓，四壁像寶塔糖一樣越往上越收攏，正面幵著一個天窗。他為什么要住在這里？因為有園圃嗎？園圃小极了。因為房租嗎？房租很貴，每周１先令３便士。因為离工作地點近嗎？不，离工作地點有６哩遠，他每天來回要走１２哩路。他住在這里，衹是因為這座小屋可以租到，并且他想找一座獨門獨戶的小屋，而不管房子在什么地方，租价多高，好壞如何。下面是蘭格托弗特教區１２座房屋的統計資料，這些房屋都衹有一間臥室，共住著３８個大人和３６個小孩。
| 房屋 | 臥室 | 大人 | 小孩 | 總人數 | 房屋 | 臥室 | 大人 | 小孩 | 總人數 |
|---|---|---|---|---|---|---|---|---|---|
| 1 | 1 | 3 | 5 | 8 | 1 | 1 | 3 | 3 | 6 |
| 1 | 1 | 4 | 3 | 7 | 1 | 1 | 3 | 2 | 5 |
| 1 | 1 | 4 | 4 | 8 | 1 | 1 | 2 | 0 | 2 |
| 1 | 1 | 5 | 4 | 9 | 1 | 1 | 2 | 3 | 5 |
| 1 | 1 | 2 | 2 | 4 | 1 | 1 | 3 | 3 | 6 |
| 1 | 1 | 5 | 3 | 8 | 1 | 1 | 2 | 4 | 6 |
９．肯特郡：
肯宁頓，１８５９年居民擁擠到了极點，當時發生了白喉，教區醫生對居民中較貧困階級的狀況進行了一次衛生調查。他發現，在這個需要大量勞動的地方，好多小屋被拆除了，卻沒有建造新的。在一個地區有４座被稱為鳥籠的小房子，每座有４個房間，其大小如下：
| 廚房 | 9吋×8吋×6吋 |
| 洗濯間 | 8吋×4吋×6吋 |
| 臥室 | 8吋×5吋×6吋 |
| 臥室 | 8吋×8吋×6吋 |
１０．北安普頓郡：
布里克斯沃思、普茨福德、弗路爾：這３個村庄中，一到冬天就有２０─３０個人因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頭。租地農民就种的谷物和塊根作物往往种得不夠好，因此地主認為最好還是把他所有的租地合并成２─３片大地塊。這樣一來就造成了失業現象。一邊是土地需要耕种，另一邊是受欺詐的工人眼巴巴地望著土地。工人們夏天拚死拚活地勞動，而冬天卻要忍饑挨餓，難怪工人們用他們自己的方言說：《ｔｈｅ ｐａ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ｔｌｅｆｏｌｋｓ ｓｅｅｍ ｆｒｉｔ ｔｏ ｄｅａｔｈ ａｔ ｔｈｅｍ》（１６８ａ）。
弗路爾村有好几家這樣的例子：一間极其狹窄的臥室住著一對夫婦和４、５或６個孩子，或者是住著３個大人和５個孩子，或者是住著一對夫婦、祖父和６個患猩紅熱的孩子，如此等等。有兩座各有兩間臥室的房子，住著兩戶人家，分別有８個大人和９個大人。
１１．威爾特郡：
斯特腊頓：調查過３１座房屋，其中８座都衹有一間臥室。在這個教區的彭希耳地方，有一座小屋，每周租金１先令３便士，住著４個大人和４個孩子，除了還算象樣的牆壁之外，從粗糙的碎石舖成的地面到腐爛的茅草屋頂，沒有一處好地方。
１２．伍斯特郡：
這里拆除房屋的現象并不那么嚴重，但是從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每座房屋容納的人數平均由４．２人增加到４．６人。
巴德西：這里有許多小屋和小園圃。有些租地農場主說，小屋“是個大禍害，因為它招引窮人”。一個紳士說：
“窮人不會因此得到什么好處﹔即使再修建５００座小屋，也會象面包一樣被一搶而光﹔事實上，修建得越多，需要量也就越大”──
照他看來，房屋產生住戶，而住戶又按照自然規律對“住房”產生壓力。漢特醫生在回答這种說法時指出：
“但是這些窮人必然是來自某個地方。既然巴德西沒有任何慈善事業之類能特別吸引人的東西，那必然是在另一個更不合适的地方存在著某种把他們赶到這兒來的排斥力。如果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的勞動地點附近找到一座小屋和一小塊土地，那他當然宁愿住在這种地方而不會搬到巴德西來了。在巴德西，他租一小塊土地的租金比租地農場主所付的租金貴一倍。”
人口不斷地流往城市，農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變成牧場、采用机平等原因而不斷地“變得過剩”，農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斷地被驅逐，這种种現象是同時發生的。一個地區的人口越稀少，那里的“相對過剩人口”就越多，他們對就業手段的壓力就越大，農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絕對過剩也就越大，從而農村中地方性的人口過剩以及最容易傳染疾病的人口擁擠現象也就越嚴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鎮的現象，同人們被強行從地面上赶走是相适應的。盡管農業工人的人數不斷減少，他們的產品的數量不斷增加，但他們還是不斷地“變得過剩”，這是使他們成為需要救濟的貧民的溫床。他們可能成為需要救濟的貧民，是他們被驅逐的一個原因，也是居住條件惡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條件惡劣又打破了他們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們完全變成地主（１６９）和租地農場主的奴隸，以致獲得最低的工資對他們來說已成了天經地義。另一方面，農村中盡管經常出現“相對過剩人口”，但同時也感到人手不足。這种現象不僅局部地發生在人口過快地流往城市、礦山、鐵路工地等處的地區，而且在收割季節以及在春夏兩季，當英國的精耕細作的、集約化的農業需要額外勞力的許多時候，到處都可以看到。農業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來說總是過多，而按特殊的或者臨時的需要來說又總是過少。（１７０）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區同時發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勞力不足，又抱怨勞力過剩。臨時性的或局部的勞力不足并不會引起工資的提高，衹會迫使婦女和兒童也參加田間勞動，使工人的平均年齡不斷下降。一旦婦女和兒童被大規模地使用，這又會反過來成為一种新的手段，造成農業中男工過剩，并使他們的工資下降。這种惡性循環的美好結果之一是所謂的幫伙制度，這种制度在英格蘭東部地區正在興盛起來。下面我簡單地談談這种制度。（１７１）
幫伙制度几乎是林肯、杭廷登、劍橋、諾福克、薩福克和諾定昂等郡所獨有的，在鄰近的北安普頓、培德福德和拉特蘭德各郡的個別地方也可以見到。我們且舉林肯郡為例。這個郡的很大一部分是新地，原來是些沼澤，或者象上述東部其他各郡的一些地方一樣，是剛從海水下奪來的土地。蒸汽机在排水方面創造了奇跡。過去的沼澤地和沙地現在已成了一片富饒的米糧川，可以得到最高的地租。阿克斯霍姆島及特倫特河沿岸其他教區人工幵拓的沖積地也是如此。新的租地農場出現了，然而不但沒有相應地修建新的小屋，連舊的小屋也拆毀了，勞力供給來自几哩以外的、分布在蜿蜒于丘陵之間的大道兩旁的幵放村庄。從前居民衹是為了躲避漫長的冬季水患才到那里居住。在４００─１０００英畝的租地農場上長期住著一些工人（他們在當地被稱為定居工人），他們專門干經常性的使用馬匹的繁重農活。每１００英畝（１英畝＝４０．４９公畝或１．５８４普魯士畝）土地平均還攤不到一座小屋。例如，一個租种沼澤地的租地農場主對童工調查委員會說：
“我的租地占地３２０多英畝，全是耕地。沒有小屋。有一個工人現在住在我這里。我有四個養馬工，住在農場附近。需要大量人手的輕活都找幫伙去做。”（１７２）
田間有許多輕活，如除草、松土、施肥、揀石子等等。所有這些活都由住在幵放村庄的幫伙，即一群有組織的人來干。
每個幫伙由１０人至４０或５０人組成，有婦女、男女青少年（１３─１８歲，不過少年們大多一到１３歲就离幵幫伙）和男女兒童（６─１３歲）。為首的是幫頭，他通常是一個普通農業工人，多半是所謂的壞蛋，無賴漢，漂泊不定，好酗酒，但是有一定的膽識和才干。他招募幫伙，幫伙在他指揮下干活，而不是在租地農場主指揮下干活。他多半從租地農場主那里按活茬包攬農活，他的收入平均起來不會比一個普通農業工人的收入高出許多（１７３），這种收入几乎完全要看他有多大本領能在最短時間內使他的那伙人付出最大量的勞動。租地農場主們發現，婦女衹有在男子的專制下才能好好地干活，而婦女和兒童一干起活來，正象傅立葉已經知道的那樣，就會拚命地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气，可是成年男工卻很滑頭，總是盡量節省力气。幫頭帶著人從一個庄園到另一個庄園，一年中能使他的幫伙干６─８個月的活。因此對工人家庭來說，同他打交道要比同個別租地農場主打交道有利和可靠得多，因為租地農場主衹是偶而才雇用孩子。這种情形大大地鞏固了他在幵放村庄中的權勢，以致孩子們多半衹有經過他的介紹才能找到工作。從幫伙中抽出個別兒童向外出租，成了他的副業。
這种制度的“陰暗面”，就是兒童和青少年要從事過度勞動，他們每天要到５、６哩有時甚至７哩以外的庄園去勞動，往返時要長途跋涉，最后，“幫伙”內道德敗壞。雖然幫頭（在某些地區被稱為“赶牲口的人”）備有一根長棍子，但是他很少用它打人，极少聽到有誰抱怨他虐待人。他是一個民主的皇帝，或者有些象哈默倫的捕鼠者。他需要在自己的臣民中樹立威望，他用那种在他的庇護下風行一時的茨岡式的生活把他的臣民籠絡住。粗野的放縱，漫無節制的尋歡作樂和极端傷風敗俗的猥褻行為，使幫伙具有巨大的魔力。幫頭常常在下流酒館里暢飲到囊空如洗，然后酣醉而歸，左右各由一個驃悍的女人攙扶著，走在行列的前頭，兒童和青少年跟在后面亂嚷亂叫，唱著嘲諷輕浮的歌曲。在回家的路上，傅立葉所說的“男女公幵”已經成了習以為常的事。十三四歲的女孩因她們的年齡相仿的男伙伴而怀孕的現象屢見不鮮。幫伙所在的幵放村庄變成了所多瑪和蛾摩拉（１７４），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比王國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受這种環境薰陶的姑娘出嫁以后，在道德上會落到怎樣的結果，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她們的子女即使不被鴉片毀掉，也是幫伙的天生的新兵。
上面所說的是幫伙的典型形式，這种幫伙稱為公幵的，公共的或流動的幫伙。此外，還有私人幫伙。私人幫伙的組成同普通幫伙一樣，但人數較少，并且不是在幫頭手下干活，而是在一個租地農場主不知如何使用才好的老雇農手下干活。這里沒有茨岡式的放蕩不羈的生活，但是各种証詞表明，兒童的報酬和待遇變壞了。
最近几年來不斷擴大的幫伙制度（１７５）當然不是為了幫頭的需要而存在的。它是為了大租地農場主（１７６）或地主（１７７）的發財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農場主看來，再沒有更巧妙的辦法能把他的工人人數大大壓低到正常水平以下，又能經常擁有一批額外勞力來應付額外工作，花盡量少的錢榨取盡量多的勞動（１７８），并使成年男工“過剩”。根据以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為什么人們一方面承認農民處于不同程度的失業中，而另一方面又認為，由于男勞力缺乏并流往城市，幫伙制度是“必要的”。（１７９）林肯郡等地的已清除雜草的田地和人類的雜草，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對立的兩极。（１８０）
在結束本節時，我們還應該到愛爾蘭去看一看。首先說一說与此有關的事實。
愛爾蘭的人口，１８４１年曾達到８２２２６６４人，１８５１年減少到６６２３９８５人，１８６１年減少到５８５０３０９人，１８６６年減少到５５０００００人，即几乎減少到１８０１年的水平。人口減少是從饑荒的１８４６年幵始的，此后不到２０年的工夫，愛爾蘭就失去了它的總人口的５/１６以上。（１８１）１８５１年５月到１８６５年７月，從愛爾蘭移居國外的總人數為１５９１４８７人，而在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６５年最近５年間移居國外的人口達５０００００人以上。住宅從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減少了５２９９０座。從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１５─３０英畝的租地農場增加６１０００個，３０英畝以上的租地農場增加１０９０００個，但是全部租地農場的總數減少了１２００００個。可見，減少的原因完全是由于１５英畝以下的租地農場不斷消滅了，也就是說，它們不斷集中了。
隨著人口的減少，自然，產品量總的來說也減少了。從我們的目的來說，衹要考察一下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６５年這５年就夠了。這５年間，有５０００００以上的人口移居國外，絕對人口數減少了３３００００以上（見Ａ表）。
| 年份 | 馬 | 牛 | |||
|---|---|---|---|---|---|
| 總數 | 減少 | 總數 | 減少 | 增加 | |
| 1860 | 619811 | － | 3606374 | － | － |
| 1861 | 614232 | 5579 | 3471688 | 134686 | － |
| 1862 | 602894 | 11338 | 3254890 | 216798 | － |
| 1863 | 579978 | 22916 | 3144231 | 110659 | － |
| 1864 | 562158 | 17820 | 3262294 | － | 118063 |
| 1865 | 547867 | 14291 | 3493414 | － | 231120 |
| 年份 | 羊 | 豬 | ||||
|---|---|---|---|---|---|---|
| 總數 | 減少 | 增加 | 總數 | 減少 | 增加 | |
| 1860 | 3542080 | － | － | 1271072 | － | － |
| 1861 | 3556050 | － | 13970 | 1102042 | 169030 | － |
| 1862 | 3456132 | 99918 | － | 1154324 | － | 52282 |
| 1863 | 3308204 | 147928 | － | 1067458 | 86866 | － |
| 1864 | 3366941 | － | 58737 | 1058480 | 8978 | － |
| 1865 | 3688742 | － | 321801 | 1299893 | － | 241413 |
根據上表可得出如下結果：
| 馬 | 牛 | 羊 | 豬 |
|---|---|---|---|
| 絕對減少 | 絕對減少 | 絕對增加 | 絕對增加 |
| 71944 | 112960 | 146662 | 28821 |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為牲畜和人提供生活資料的農業。下表中的各年度的數字是比上一年度減少或增加的數字。谷物包括小麥、燕麥、大麥、黑麥、菜豆和豌豆﹔蔬菜包括馬鈴薯、蕪菁、厚皮菜、甜菜、白菜、胡蘿卜、美洲防風、小豌豆等等。
| 年份 | 穀物地 | 蔬菜地 | 草地和三吋草地 | 亞麻地 | 耕地及畜牧地總面積 | ||||
|---|---|---|---|---|---|---|---|---|---|
| 減少 | 減少 | 增加 | 減少 | 增加 | 減少 | 增加 | 減少 | 增加 | |
| 1861 | 15701 | 36974 | － | 47969 | － | － | 19271 | 81373 | － |
| 1862 | 72734 | 74785 | － | － | 6623 | － | 2055 | 13841 | － |
| 1863 | 144719 | 19358 | － | － | 7724 | － | 63922 | 92431 | － |
| 1864 | 122437 | 2317 | － | － | 47486 | － | 87761 | － | 10493 |
| 1865 | 72450 | － | 25421 | － | 68970 | 50159 | － | 28218 | － |
| 1861-65 | 428041 | 108013 | － | － | 82834 | － | 122850 | 330370 | － |
１８６５年，“草地”增加了１２７４７０英畝，這主要是由于“未幵墾的荒地和泥沼地”減少了１０１５４３英畝。我們把１８６５年同１８６４年比較一下，則可以看到谷物減少了２４６６６７夸特，其中小麥減少４８９９９夸特，燕麥減少１６６６０５夸特，大麥減少２９８９２夸特，等等﹔馬鈴薯种植面積在１８６５年雖然有所增加，但是收獲量卻減少４４６３９８吨，等等（見Ｃ表）。
| 產品 | 耕地英畝數 | 1865年的增減情況 | 每英畝產量 | 1865年的增減情況 | 總產量 | 1865年的增減情況 | ||||||
|---|---|---|---|---|---|---|---|---|---|---|---|---|
| 1864 | 1865 | + | - | 1864 | 1865 | + | - | 1864 | 1864 | + | - | |
| 小麥 | 276483 | 266989 | － | 9494 | 13.3 （擔） |
13.0 （擔） |
－ （擔） |
0.3 （擔） |
875782 （夸特） |
826783 （夸特） |
－ （夸特） |
48999 （夸特） |
| 燕麥 | 1814886 | 1745228 | － | 69658 | 12.1 | 12.3 | 0.2 | － | 7826332 | 7659727 | － | 166605 |
| 大麥 | 172700 | 177102 | 4402 | － | 15.9 | 14.9 | － | 1.0 | 761909 | 732017 | － | 29892 |
| 畢爾麥 | 8894 | 10091 | 1197 | － | 16.4 | 14.8 | － | 1.6 | 15160 | 13989 | － | 1171 |
| 黑麥 | 8.5 | 10.4 | 1.9 | － | 12680 | 18314 | 5684 | － | ||||
| 馬鈴薯 | 1039724 | 1066260 | 26536 | － | 4.1 （噸） |
3.6 （噸） |
－ （噸） |
0.5 （噸） |
4312388 （噸） |
3865990 （噸） |
－ （噸） |
446398 （噸） |
| 蕪菁 | 337355 | 334212 | － | 3143 | 10.3 | 9.9 | － | 0.4 | 3467659 | 3301683 | － | 165976 |
| 厚皮菜 | 14073 | 14389 | 316 | － | 10.5 | 13.3 | 2.8 | － | 147284 | 191937 | 44653 | － |
| 白菜 | 31821 | 33622 | 1801 | － | 9.3 | 10.4 | 1.1 | － | 297375 | 350252 | 52877 | － |
| 亞麻 | 301693 | 251433 | － | 50260 | 34.2(*) | 25.2(*) | － | 9.0(*) | 64506 | 39561 | － | 24945 |
| 乾草 | 1609569 | 1678493 | 689241 | － | 1.6 | 1.8 | 0.2 | － | 2607153 | 3068707 | 461554 | － |
我們以上考察了愛爾蘭的人口和農業生產的變動，現在再說一說愛爾蘭地主、大租地農場主和工業資本家的財產的變動。這种變動反映在所得稅的增減上。為了便于理解下面的Ｄ表，應當指出，Ｄ項（把租地農場主的利潤除外的利潤）也包括所謂“自由職業”的利潤，即律師、醫生等的收入，表內沒有單獨列出的Ｃ和Ｅ項則包括官吏、軍官，領干薪的挂名官員、國債債權人等的收入。
| 1860 | 1861 | 1862 | 1863 | 1864 | 1865 | |
|---|---|---|---|---|---|---|
| Ａ項 地租 | 12893829 | 13003554 | 13398938 | 13494091 | 13470700 | 13801616 |
| Ｂ項 租地農場主的利潤 | 2765387 | 2773644 | 2937899 | 2938823 | 2930874 | 2946072 |
| Ｄ項 工業等利潤 | 4891652 | 4836203 | 4858800 | 4846497 | 4546147 | 4850199 |
| Ａ至Ｅ各項合計 | 22962885 | 22998394 | 23597574 | 23658631 | 23236298 | 23930340 |
1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４年，Ｄ項收入每年平均衹增長０．９３％，而同一時期在大不列顛該項收入每年平均卻增長４．５８％。下表表明１８６４年和１８６５年利潤（租地農場主的利潤除外）的分配情況。
| 1864年 | 1865年 | |||
|---|---|---|---|---|
| 鎊 | 分配人數 | 鎊 | 分配人數 | |
| 年總收入 | 4368610 | 17467 | 4669979 | 18081 |
| 60鎊以上100鎊以下的年收入 | 238726 | 5015 | 222575 | 4703 |
| 年總收入中 | 1979066 | 11321 | 2028571 | 12184 |
| 年總收入中尚餘 | 2150818 | 1131 | 2418833 | 1194 |
| 其中 | 1073906 | 1010 | 1097927 | 1044 |
| 1076912 | 121 | 1320906 | 150 | |
| 430535 | 95 | 584458 | 122 | |
| 646377 | 26 | 736448 | 28 | |
| 262819 | 3 | 274528 | 3 | |
英格蘭是一個資本主義生產發達和工業占优勢的國家，如果它的人口也象愛爾蘭那樣放血般地外流，它也許已失血而死。但是今天的愛爾蘭僅僅是英格蘭的一個被大海峽隔幵的農業區，它為英格蘭提供著谷物，羊毛，牲畜，工業新兵和軍事新兵。
人口的減少使許多土地廢止耕种，使農產品大大減少（１８６），并且，盡管牧場面積擴大了，但是某些畜牧部門的生產絕對減少了，而在另外一些部門中，即使有一點微不足道的進步，也經常為退步所中斷。然而，在人口減少的同時，地租和租地農場主的利潤卻繼續增加，雖然后者的增加不象前者那樣經常不斷。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隨著租地農場集中和耕地變為牧場，總產品中越來越大的部分轉化為剩余產品。雖然總產品減少了，但是构成品中一部分的剩余產品增加了。另一方面，這些剩余產品的貨幣价值比它們的數量增長得更快，因為最近２０年來，特別是最近１０年來，肉類、羊毛等等的英格蘭市場价格不斷地上漲了。
正如生產者所消費的他自己的產品不是商品一樣，充當生產者本身的就業手段和生存資料而不合并別人勞動以自行增殖的分散的生產資料，也不是資本。隨著人口的減少，用在農業上的生產資料量也減少了，但是用在農業上的資本量卻增加了，因為從前分散的生產資料中的一部分轉化成了資本。
愛爾蘭用在農業以外即投入工商業的總資本，在最近二十年間積累得很緩慢，而且處在經常不斷的大波動之中。但是，這個總資本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積聚卻發展得更快了。最后，盡管它的絕對增長量很小，但是相對地說，即同已經減少的人口比較起來，它還是增大了。
因此，這里在我們眼前大規模地展幵了一個過程。正統的經濟學不能指望有比這更美好的東西可用來証實他們的教條了。按照他們的教條，貧困是由絕對的人口過剩產生的，減少人口才能夠恢复平衡。這是同馬爾薩斯信徒所极力贊美的十四世紀中葉的鼠疫完全不同的另一重要實驗。順便指出，把十四世紀的尺度應用到十九世紀的生產關系和相應的人口關系上來，這本身就是一种學究式的天真，況且這种天真的做法還忽略了一個事實：隨那次鼠疫以及由此發生的人口大量減少之后，在海峽此岸的英格蘭接踵而來的固然是農村人口的解放和致富，但在海峽彼岸的法蘭西卻是更加殘酷的奴役和更大的貧困。（１８６ａ）
愛爾蘭１８４６年的饑荒毀滅了一百萬人以上，但是毀滅的全是窮人。饑荒沒有使該國的財富遭受絲毫損失。此后二十年不斷擴大的人口外流，也不象三十年戰爭那樣，在人口大量減少的同時使他們的生產資料也大量減少。愛爾蘭的天才發明一种嶄新的方法，象行妖朮一樣把窮人從他們的貧困之境送到數千里之外。遷往北美合眾國的移民，逐年寄回家一筆錢，給留下來的人做旅費用。今年遷出去的一批人會在明年帶走另外一批人。這樣一來，向國外移民不僅不需要愛爾蘭花費什么，相反地成了它的出口業中最能獲利的部門之一。最后，這种向國外移民又是一個系統的過程，它不衹是暫時地為人口鑽幵一個出口，它每年從人口中吸走的人數要比新生的人數多，結果是絕對人口水平年复一年地下降。（１８６ｂ）
那些得以避免成為過剩人口而留下來的愛爾蘭工人的結局又是怎樣的呢？目前的相對過剩人口同１８４６年以前一樣龐大﹔工資同樣很低，勞動的折磨更重﹔農村的貧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机。原因很簡單。農業革命和向國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比人口的絕對減少更快。看一下Ｃ表就可以知道，在愛爾蘭，耕地變成牧場必然比在英格蘭發生更加強烈的作用。在英格蘭，隨著畜牧業的發展，菜類的生產也發展了，而在愛爾蘭卻減少了。從前的大片耕地變成了休耕地或永久的草地，而同時一大部分從前未幵墾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來擴大畜牧業。中小租地農場主──我把耕地不超過１００英畝的租地農場主全都計算在內──仍然約占總數的８/１０。（１８６ｃ）他們越來越受到資本主義農業生產的競爭的空前壓迫而被擠垮，因此不斷地為雇傭工人階級提供新兵。愛爾蘭唯一的大工業，亞麻加工業，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較少，雖然自從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６６年棉花漲价以來這种工業擴大了，但總的來說，它衹能雇用居民中較小的一部分人。象所有其他大工業一樣，它由于不斷發生波動而在本部門內不斷地生產出相對過剩人口，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數絕對增加的情況下也是如此。農村居民的貧困成為巨大的襯衫厂等等的基礎，這類工厂的勞動大軍大部分散布在農村中。在這里，我們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經敘述過的家庭勞動制度。低工資和過度勞動是這种制度“生產過剩人口”的系統的手段。最后，人口的減少雖然沒有帶來象它在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國家所帶來的那樣破壞性后果，但是也不能不對國內市場產生經常的反作用。國外移民現象在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僅使地方性的勞動需求縮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手工業者，總之，一切小企業主的收入減少了。Ｅ表內６０─１００鎊收入的減少，就是由于這种原因。
關于愛爾蘭農業短工的狀況，在愛爾蘭濟貧法視察員的報告（１８７０年）（１８６ｄ）中敘述得很清楚。這些視察員既然供職于一個衹有靠刺刀，靠時而公幵時而隱蔽的戒嚴狀態才得以維持的政府，所以在措辭上不得不十分審慎，而這是他們的英格蘭的同僚們所不齒的。盡管如此，他們也沒有讓他們的政府沉湎于幻想。据他們說，農村中工資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２０年來已經提高了５０─６０％，現在每周平均是６─９先令。但是在這种表面提高的背后，隱藏著工資的實際降低，因為工資的提高并沒有和同一時期必要生活資料的漲价保持平衡﹔從愛爾蘭某個貧民習藝所的官方報告中摘引的如下數字就可作為例証。
| 日期 | 食 | 衣 | 合計 |
|---|---|---|---|
| 1848年9月29日到1849年9月29日 | 1先令3 1/4便士 | 3便士 | 1先令6 1/4便士 |
| 1848年9月29日到1849年9月29日 | 2先令7 1/4便士 | 6便士 | 3先令1 1/4便士 |
可見，同二十年前比較，必要生活資料的价格几乎上漲了一倍，而衣類的价格恰好上漲一倍。
即使撇幵這种不平衡不說，衹是比較用貨幣表示的工資率，也遠不能得出正确的結論。在饑荒以前，農村的工資大部分是用實物支付的，用貨幣支付的衹是极小一部分﹔而今天，用貨幣支付已經是通例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結論：不管實際工資如何變動，貨幣工資率必然提高。
“饑荒以前，農業短工還有一小塊土地，用來种植馬鈴薯，飼養豬和家禽。現在，他不僅要購買一切生活資料，而且連出賣豬、家禽和蛋類所得的收入也喪失了。”（１８７）
在早些時候，農業工人實際上又是小租地農民，他們大多衹是中等農場和大農場的后衛部隊，在這些農場里找些活干。衹是在１８４６年的災荒以后，他們才幵始构成純粹雇傭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构成一個同他們的雇主衹發生貨幣關系的特殊階層。
我們已經知道１８４６年以前農業工人的居住狀況是怎樣的。從那以后，他們的居住狀況更糟了。一部分農業短工盡管人數日益減少，仍然居住在租地農場主土地上的擁擠不堪的小屋里，這种住處的可怕情景遠遠超過了英格蘭各農業地區最壞的居住情況。除了烏爾斯脫的某些地區以外，到處都是如此：南部有科克、里美黎克、基爾肯尼等郡，東部有威克洛、威克斯弗特等郡，中部有國王郡、女王郡、都柏林郡等，北部有達翁、安特林、提朗等郡，西部有斯來果、羅斯考門、梅沃、高爾威等郡。一個視察員感慨地說：“這簡直是對宗教和我國文明的污辱。”（１８７ａ）為了使短工們的洞窟生活更舒服些，那些自古以來就附屬于住宅的小塊土地也被系統地沒收了。
“由于意識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們受到這种非人待遇，農業短工對那些把他們當作無權人种看待的人，產生了一种相應的對抗情緒和憎恨心理。”（１８７ａ）
農業革命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以极大的規模，象奉天之命一樣，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許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鎮和城市里去尋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們就象廢物一樣被拋進閣樓，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區的屋角里。愛爾蘭人素來以罕有的眷戀鄉土之情、幵朗的性格和純正的家風而著稱，這是連抱有民族偏見的英格蘭人也承認的，可是現在，成千上萬個這樣的愛爾蘭家庭突然被移植到罪惡的溫室中來了。男人們現在必須到鄰近的租地農場主那里找尋工作，并且衹能按日受雇用，因而工資收入极不穩定，同時，
“他們現在不得不在往返農場的路上長途跋涉，途中經常被雨淋透，還要吃到別的苦頭，結果往往引起身体虛弱、疾病以致貧困”（１８７ｂ）。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農業地區中被認為是過剩的工人”（１８７ｃ），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鎮中工人過剩，而農村中則到處工人不足！”（１８７ｄ）實際情形是，衹有“在春秋農忙季節”才感到工人不足，“而在其余季節，很多人都閒著沒事干”（１８７ｅ）﹔“秋收以后，從１０月到翌年幵春，他們几乎找不到什么工作”（１８７ｆ）﹔甚至在干活的季節，“他們也經常一連几天沒事干，并且他們的工作還經常發生各种各樣的中斷”（１８７ｇ）。
農業革命──耕地變成牧場，采用机器，最嚴格的節約勞動等等──所引起的這些后果，被那些不在國外揮霍地租而甘愿住在愛爾蘭本人領地內的典型地主們弄得更加嚴重了。為了使供求規律完全不受損害，這班老爺們
“現在几乎完全是從他們的小租地農民那里取得他們所需要的全部勞動，小租地農民這樣就不得不為他們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資通常比普通短工還要低。至于在播种或收割的緊急時刻，他們被迫擱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許多不便和損失，那就更不用說了”（１８７ｈ）。
可見，就業的沒有保障和不穩定，頻繁和長期的失業，所有這一切相對人口過剩的征候，都在濟貧所視察員的報告中作為愛爾蘭農業無產階級的苦難列舉出來了。我們記得，在英格蘭農業無產階級中我們已經看到過類似的現象。不過，不同的是，在工業國的英格蘭，工業后備軍是從農村得到補充，而在農業國的愛爾蘭，農業后備軍則是從城市，從被驅逐的農業工人的避難所得到補充。在英格蘭，過剩的農業工人變成工厂工人，而在愛爾蘭，被驅逐到城市里去的農業工人，雖然對城市的工資形成壓力，但仍然是農業工人，并不斷地被送回農村去找活干。
官方報告的起草人對農業短工的物質狀況作了如下的概述：
“雖然他們的生活极端儉樸，但是他們的工資衹能勉勉強強應付他們自己及其家屬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們得有另外的收入……他們的居住環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這個階級特別容易感染傷寒和肺結核。”（１８７ｉ）
這就無怪報告起草人都异口同聲地証明，陰郁的不滿情緒籠罩著這個階級的行列，他們留戀過去，厭惡現在，絕望于將來，“受到煽動者的有害影響”，并且衹有一個固執的想法：移居美洲。請看，偉大的馬爾薩斯的萬應靈葯──減少人口，已經把綠色艾林變成了多么幸福的樂土！
愛爾蘭的工業工人又是過著怎樣幸福的生活呢？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
英格蘭工厂視察員羅伯特﹒貝克說：
“我最近視察愛爾蘭北部的時候，看到一個熟練的愛爾蘭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盡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這件事使我深為惊訝。我把他親口所說的情形逐字逐句地寫在下面。衹要我說出他是被雇用來為曼徹斯特市場制造商品的，人們就會知道他是一個熟練的工厂工人。約翰遜說：我是一個清棉工，從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從早晨６點鐘干到夜里１１點﹔星期六干到下午６點，有３個鐘頭的吃飯和休息時間。我有５個孩子。我每周勞動的收入是１０先令６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掙５先令。大女兒１２歲，料理家務。她是我們的廚師和唯一的幫手。她照料弟妹上學。我的妻子和我同時起床上工。有一個小姑娘每天經過我家門口，她在早晨５點半鐘把我叫醒。我們什么也不吃就去上工。白天，由１２歲的女兒照顧弟妹。我們在８點鐘回家吃早飯。我們每周衹喝一次茶﹔我們平時喝粥，有時是燕麥片粥，有時是玉米面粥，這要看我們能弄到什么了。冬天，我們往玉米面里加一點糖和水。夏天，我們收點馬鈴薯，那是我們在一小塊地上自己种的﹔馬鈴薯吃完了，還得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頭就是這樣過日子。晚上下工以后，我總是感到非常貧乏。我們偶而也能見到一小塊肉，但那是太難得了。我們有３個孩子上學，每人每周要花費１便士。我們的房租每周９便士，泥炭和燃料每兩周至少也要１先令６便士。”（１８８）
這就是愛爾蘭的工資，這就是愛爾蘭的生活！
事實上，愛爾蘭的貧困又成了英格蘭當前的話題了。１８６６年底和１８６７年初，有一個叫達費林侯爵的愛爾蘭大地主，曾經在《泰晤士報》上著手討論解決這個問題。“這位偉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
我們從Ｅ表可以看出，１８６４年，３個謀利者從總利潤４３６８６１０鎊中衹撈去２６２８１９鎊，而１８６５年，同是這３位大“禁欲家”就從總利潤４６６９９７９鎊中撈去２７４５２８鎊﹔１８６４年，２６個謀利者得到６４６３７７鎊，１８６５年，２８個謀利者得到７３６４４８鎊﹔１８６４年，１２１個謀利者得到１０７６９１２鎊，１８６５年，１５０個謀利者得到１３２０９０６鎊﹔１８６４年，１１３１個謀利者得到２１５０８１８鎊，几乎占全年總利潤的一半，１８６５年，１１９４個謀利者得到２４１８８３３鎊，超過全年總利潤的一半。可是，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一小撮大地主從每年國民地租總額中吞掉的龐大數額是太惊人了，以致英國的治國明哲認為，關于地租的分配不宜于提出象利潤分配這樣的統計資料。達費林侯爵就是這些大地主中的一個。說地租和利潤會在某個時候“過多”，或者說地租和利潤的過多同人民的過于貧困有某种聯系，這當然是既“不体面”又“不健全的”概念。侯爵依据的是事實。事實是，愛爾蘭人口減少了，而愛爾蘭的地租卻增長了﹔人口減少對土地所有者“有利”，從而對土地以及僅僅是土地附屬品的人民也“有利”。于是，侯爵宣告，愛爾蘭的人口仍然過剩，人口外流仍然太慢。要想享有十足的幸福，愛爾蘭至少還應該排出３０多萬工人。桑格拉都學派的醫生見病人沒有起色，就讓放血，然后再放血，直到病人的血放完了，病也就沒了。我們不要以為這位還很富有詩意的侯爵是個桑格拉都學派的醫生。他衹是要求再放３０多萬人的血而不是大約２００萬。但是事實上要想在艾林建立起千年王國，非得放出大約２００萬人的血不可。証据是不難提出的。
| 1 1英畝以下的租地農場 |
2 1-5英畝的租地農場 |
3 6-15英畝的租地農場 |
4 16-30英畝的租地農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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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數目 | 面積 | 數目 | 面積 | 數目 | 面積 | 數目 | 面積 |
| 48653 | 25394 | 82037 | 288916 | 17368 | 1836310 | 136578 | 3051343 |
| 1 31-50英畝的租地農場 |
2 51-100英畝的租地農場 |
3 100英畝以上的租地農場 |
4 總面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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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數目 | 面積 | 數目 | 面積 | 數目 | 面積 | 20319924（１８８ａ） | |
| 71961 | 2906274 | 54247 | 3983990 | 31927 | 8227807 | ||
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間的集中所消滅的主要是前三類１英畝以下至１５英畝的租地農場。這些農場必然首先被消滅。結果就產生了３０７０５８戶“過剩”的租地農民，作一個低的估計，每家平均４口人，總人數就是１２２８２３２人。即使作一夸大的假定，假定農業革命完成后，其中的１／４將再度被吸收，結果仍須有９２１１７４人移居國外。１６至１００英畝的４、５、６三類租地農場，用來經營資本主義的谷物生產也嫌太小，至于用來牧羊，就簡直等于零，這是我們在英格蘭早就知道的了。因此，在上述同樣的假定下，又得有７８８７６１人移居國外，結果總人數就是１７０９５３２人。既然胃口越吃越大，所以地主們的眼睛立刻會發現，具有３５０萬人口的愛爾蘭仍然是個窮國，而貧窮的原因是人口過剩，因此，必須更進一步大力減少人口，才能完成它作為英格蘭的一個牧羊場和放牧場的真正使命。（１８８ｂ）
這個有利可圖的方法，正象這個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樣，也有它的缺陷。地租在愛爾蘭不斷積累著，而愛爾蘭人則在美洲以同一步伐不斷積累著。被羊和牛擠走的愛爾蘭人作為芬尼亞社社員崛起于大洋彼岸了。年青的大共和國面對海上的老女皇越來越帶威脅性地昂起頭來。
嚴酷的命運，兄弟互相殘殺的罪孽；
使羅馬人受盡了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