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知道，貨幣怎樣轉化為資本，資本怎樣產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樣產生更多的資本。但是，資本積累以剩余价值為前提，剩余价值以資本主義生產為前提，而資本主義生產又以商品生產者握有較大量的資本和勞動力為前提。因此，這整個運動好象是在一個惡性循環中兜圈子，要脫出這個循環，就衹有假定在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積累（亞當﹒斯密稱為“預先積累”），這种積累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而是它的起點。
這种原始積累在政治經濟學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學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樣的。亞當吃了苹果，人類就有罪了。人們在解釋這种原始積累的起源的時候，就象在談過去的奇聞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兩种人，一种是勤勞的，聰明的，而且首先是節儉的中堅人物，另一种是懶惰的，耗盡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費過了頭的無賴漢。誠然，神學中關于原罪的傳說告訴我們，人怎樣被注定必須汗流滿面才得糊口﹔而經濟學中關于原罪的歷史則向我們揭示，怎么會有人根本不需要這樣做。但是，這無關緊要。于是出現了這樣的局面：第一种人積累財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沒有可出賣的東西。大多數人的貧窮和少數人的富有就是從這种原罪幵始的﹔前者無論怎樣勞動，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沒有可出賣的東西，而后者雖然早就不再勞動，但他們的財富卻不斷增加。例如梯也爾先生為了替所有權辯護，甚至帶著政治家的嚴肅神情，向一度如此富有才華的法國人反复叨念這种乏味的兒童故事。但是，一旦涉及所有權問題，那末堅持把兒童讀物的觀點當作對于任何年齡和任何發育階段都是唯一正确的觀點，就成了神圣的義務。大家知道，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溫和的政治經濟學中，從來就是田園詩占統治地位。正義和“勞動”自古以來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當前這一年”總是例外。事實上，原始積累的方法決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
貨幣和商品，正如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一樣，幵始并不是資本。它們需要轉化為資本。但是這种轉化本身衹有在一定的情況下才能發生，這些情況歸結起來就是：兩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須互相對立和發生接触﹔一方面是貨幣、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他們要購買別人的勞動力來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總額﹔另一方面是自由勞動者，自己勞動力的出賣者，也就是勞動的出賣者。自由勞動者有雙重意義：他們本身既不象奴隸、農奴等等那樣，直接屬于生產資料之列，也不象自耕農等等那樣，有生產資料屬于他們，相反地，他們脫离生產資料而自由了，同生產資料分离了，失去了生產資料。商品市場的這种兩极分化，造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資本關系以勞動者和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之間的分离為前提。資本主義生產一旦站穩腳跟，它就不僅保持這种分离，而且以不斷擴大的規模再生產這种分离。因此，創造資本關系的過程，衹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离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因此，所謂原始積累衹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离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所以表現為“原始的”，因為它形成資本及与之相适應的生產方式的前史。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构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构中產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直接生產者，勞動者，衹有當他不再束縛于土地，不再隸屬或從屬于他人的時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為勞動力的自由出賣者，能把他的商品帶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場的地方去，他就必須擺脫行會的控制，擺脫行會關于學徒和幫工的制度以及關于勞動的約束性規定。因此，使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的歷史運動，一方面表現為生產者從隸屬地位和行會束縛下解放出來﹔對于我們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來說，衹有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衹有在他們被剝奪了一切生產資料和舊封建制度給予他們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為他們自身的出賣者。而對他們的這种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工業資本家這些新權貴，不僅要排擠行會的手工業師傅，而且要排擠占有財富源泉的封建主。從這方面來說，他們的興起是戰胜了封建勢力及其令人憤恨的特權的結果，也是戰胜了行會及其對生產的自由發展和人對人的自由剝削所加的束縛的結果。但是，工業騎士之所以能夠排擠掉佩劍騎士，衹是因為他們利用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他們借以興起的手段，同羅馬的被釋奴隸成為自己保護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樣卑鄙。
勞動者的奴役狀態是產生雇傭工人和資本家的發展過程的起點。這一發展過程就是這种奴役狀態的形式變換，就是封建剝削變成資本主義剝削。要了解這一過程的經過，不必追溯太遠。雖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但是資本主義時代是從十六世紀才幵始的。在這個時代來到的地方，農奴制早已廢除，中世紀的頂點──主權城市也早已衰落。
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一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划時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离，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這种剝奪的歷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衹有在英國，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們拿英國作例子。（１８９）
在英國，農奴制實際上在十四世紀末期已經不存在了。當時，尤其是十五世紀，絕大多數人口（１９０）是自由的自耕農，盡管他們的所有權還隱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在較大的封建領地上，過去本身也是農奴的管事，被自由的租地農場主排擠了。農業中的雇傭工人包括兩种人，一种是利用空閒時間為大土地所有者做工的農民，一种是獨立的、相對說來和絕對說來人數都不多的真正的雇傭工人階級。甚至后者實際上也是自耕農，因為除了工資，他們還分得四英畝或更多一些的耕地和小屋。此外，他們又和真正的農民共同利用公有地，在公有地上放牧自己的牲畜和取得木材、泥炭等燃料。（１９１）在歐洲一切國家中，封建生產的特點是土地分給盡可能多的臣屬。同一切君主的權力一樣，封建主的權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數決定的，后者又取決于自耕農的人數。（１９２）因此，雖然英國的土地在諾曼人入侵后分為巨大的男爵領地，往往一個男爵領地就包括九百個盎格魯撒克遜舊領地，但是小農戶仍然遍布全國，衹是在有些地方穿插有較大的封建領地。這些情況，加上代表十五世紀特點的城市繁榮，就使大法官福特斯居在其《談談英國法律的优越性》一書中十分雄辯地描述過的人民財富能夠產生出來，但是這些情況是排斥資本財富的。
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奠定基礎的變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紀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紀最初几十年演出的。由于封建家臣（這些封建家臣，正如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正确指出的，“到處都無用地塞滿了房屋和城堡”）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被拋向勞動市場。雖然王權這個資產階級發展的產物在追求絕對權力時，用暴力加速了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權絕不是這件事情的唯一原因。不如說，同王室和議會頑強對抗的大封建主，通過把農民從土地（農民對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樣的封建權利）上赶走，奪去他們的公有地的辦法，造成了人數更多得無比的無產階級。在英國，特別是弗蘭德毛紡織工場手工業的繁榮，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漲，對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大規模的封建戰爭已經消滅了舊的封建貴族，而新的封建貴族則是他們自己的時代的兒子，對這一時代說來，貨幣是一切權力的權力。因而，把耕地變為牧羊場就成了他們的口號。哈里遜在其著作《英國概述》（載于霍林舍德的編年史的卷首）中，描述了對小農的剝奪給國家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壞。他寫道：
“我們的大掠奪者什么也不在乎！”農民的住房和工人的小屋被強行拆除，或者任其坍毀。哈里遜說：“我們對照一下每一個騎士領地的舊財產清單，就會發現，無數的房屋和小農戶消失了﹔現在土地供養的人口少得多了﹔雖然有一些新的城市繁榮起來，但是很多城市衰落了……城市和鄉村為了作牧羊場而被毀壞，衹有領主的房屋保留下來，這類情況我也能談一些。”
這些老的編年史的作者的抱怨總是夸大的，但是他們准确地描繪了生產關系的革命給當時的人們造成的印象。把大法官福特斯居的著作与大法官托馬斯﹒莫爾的著作比較一下，我們就會清楚地看見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之間的鴻溝。桑頓說得對，英國工人階級沒有經過任何過渡階段就從自己的黃金時代陷入了黑鐵時代。
立法被這一變革嚇住了。它還沒有達到這樣的文明程度：把“國民財富”，也就是把資本的形成、對人民群眾的殘酷剝削和他們的貧困化當作全部國策的极限。培根在他的亨利七世執政史中說道：
“這時〈１４８９年〉人們越來越多地抱怨把耕地變成少數牧人就可照管的牧場〈牧羊場等〉﹔定期租地、終身租地和年度租地（很多自耕農靠年度租地生活）變成了領地。這使人民衰落，因而使城市、教會、什一稅也衰落……國王和當時的議會為醫治這一弊端表現出的智慧是值得贊嘆的……他們采取措施來制止對公有地的滅絕人口的掠奪，來制止隨之而來的滅絕人口的牧場的形成。”
１４８９年亨利七世頒布的第１９號法令，禁止拆毀附有２０英畝以上土地的農民房屋。亨利八世二十五年頒布的法令，又重新規定這條法律。其中談到：
“很多租地和大畜群，特別是大羊群，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因此地租飛漲，耕地荒蕪，教堂和房屋被毀，無力養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
因此法律規定重建那些荒廢了的農場，制定耕地和牧場的比例等等。１５３３年的一項法令抱怨不少所有者擁有２４０００衹羊，于是限定不得超過２０００衹。（１９３）但是，人民的抱怨和從亨利七世以來１５０年內相繼頒布的禁止剝奪小租地農民和農民的法律，都同樣毫無效果。它們毫無效果的祕密，培根已經不自覺地透露給我們了。他在《文明与道德論文集》第２９節中寫道：
“亨利七世的法令是深思熟慮的和值得贊賞的，因為它建立了一定標准的農場和農舍，也就是說，為農場和農舍保持一定數量的土地，這樣，它們就能提供相當富裕的、不是處于奴隸地位的臣民，并能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手中，而不是掌握在雇工手中。”（１９３ａ）
但是，資本主義制度卻正是要求人民群眾處于奴隸地位，使他們本身轉化為雇工，使他們的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在這一過渡時期中，立法也曾力圖使農業雇傭工人的小屋保有４英畝土地，并且禁止他們以自己的小屋招攬房客。１６２７年，在查理一世的時候，丰特米爾的羅吉爾﹒克羅克在丰特米爾的領地上修建一座小屋時，還因沒有撥出４英畝土地作為小屋的永久附屬物而被判罪﹔１６３８年，在查理一世的時候，還任命了一個皇家委員會來監督舊法律的實施，特別是關于４英畝土地的法律的實施﹔克倫威爾還禁止在倫敦周圍４哩的地區內修建未附有４英畝土地的房屋。在十八世紀上半葉，如果農業工人的小屋未附有１─２英畝土地，他還會到法院去控告。但是現在，如果小屋附有一個小園子，或者在遠离小屋的地方可以租到一點點土地，就是很幸運的了。漢特醫生說：
“地主和租地農場主在這方面是行動一致的。他們認為，小屋附有几英畝土地就會使工人過于獨立。”（１９４）
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和隨之而來的對教會地產的大規模的盜竊，使暴力剝奪人民群眾的過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動。在宗教改革的時候，天主教會是英國相當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對修道院等的壓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拋進了無產階級行列。很大一部分教會地產送給了貪得無厭的國王寵臣，或者非常便宜地賣給了投机的租地農場主和市民，這些人把舊的世襲佃戶大批地赶走，把他們耕种的土地合并過來。法律保証貧苦農民對一部分教會什一稅的所有權，也被暗中取消了。（１９５）伊麗莎白女王一次巡視英國之后叫喊說：“窮人到處受苦難。”在她執政的第四十三年，終于不得不通過征收濟貧稅而正式承認有需要救濟的貧民。
“這一法律的起草人不好意思說明起草該法律的理由，因此一反慣例，未附有任何說明性的序言就把該法律公布了。”（１９６）
查理一世十六年頒布的第４號法令宣布這項法律是永久性的，事實上衹是在１８３４年，這項法律才獲得新的更嚴格的形式。（１９７）宗教改革的這些直接的影響并不是它的最持久的影響。教會所有權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權關系的宗教堡壘。隨著這一堡壘的傾覆，這些關系也就不能維持了。（１９８）
在十七世紀最后几十年，自耕農即獨立農民還比租地農民階級的人數多。他們曾經是克倫威爾的主要力量，甚至馬考萊也承認，他們同酗酒的劣紳及其奴仆，即不得不娶主人的棄妾的鄉村牧師相比，處于有利的地位。甚至農業雇傭工人也仍然是公有地的共有者。大約在１７５０年，自耕農消滅了（１９９），而在十八世紀最后几十年，農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跡也消滅了。我們在這里不談農業革命的純經濟原因。我們衹來研究一下它的暴力手段。
在斯圖亞特王朝复辟時期，土地所有者通過立法實行掠奪，而這种掠奪在大陸各處都是不經過立法手續就直接完成了的。他們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使土地擺脫了對國家的貢賦，以對農民和其他人民群眾的課稅來“補償”國家，他們要求對地產的現代私有權（他們對地產衹有封建權利），最后，他們強令實行定居法。衹要把情況相應地改變一下，它們對英國農民的影響，就同韃靼人波利斯﹒戈東諾夫的命令對俄國農民的影響一樣。
“光榮革命”把地主、資本家這些謀利者同奧倫治的威廉三世（２００）一起推上了統治地位。他們幵辟了一個新時代，使以前衹是有節度地進行的對國有土地的盜竊達到了巨大的規模。這些土地被贈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賣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奪的辦法合并到私人地產中去了。（２０１）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絲毫不遵守法律成規的情況下完成的。用這种欺騙的方法攫取的國有土地和從教會奪來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沒有再度失去，就构成現今英國寡頭政治的貴族領地的基礎。（２０２）市民資本家鼓勵這种做法，為的是把土地變成純粹的商品，擴大農業大規模生產的範圍，增加來自農村的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的供給等等。并且，新土地貴族又是新銀行巨頭這一剛剛孵化出來的金融顯貴和當時靠保護關稅支持的大手工工場主的自然盟友。英國資產階級為了自身利益做得同瑞典的市民一樣正确，雖然后者的做法相反：他們同自己的經濟堡壘即農民協同一致，支持國王用暴力從寡頭政府手中奪回王室土地（從１６０４年幵始，后來在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時繼續進行）。
公有地──同剛才談的國有土地完全不同──是一种在封建制度掩護下保存下來的古代日耳曼制度。我們已經知道，對公有地的暴力掠奪大都伴有變耕地為牧場的現象，它幵始于十五世紀末，在十六世紀還在繼續下去。但是，當時這一過程是作為個人的暴力行為進行的，立法曾同這种暴力行為斗爭了１５０年而毫無效果。十八世紀的進步表現為：法律本身現在成了掠奪人民土地的工具，雖然大租地農場主同時也使用自己獨立的私人小辦法。（２０９）這种掠奪的議會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圍法”，換句話說，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當作私有財產贈送給自己的法令，是剝奪人民的法令。弗﹒摩﹒伊登爵士企圖把公有地說成是代替封建主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私有地，但是他自己把這种狡黠的辯護詞否定了，因為他要求“為公有地的圈圍制定一般性的議會法令”，即承認要把公有地變成私有地必須由議會采取非常措施，另一方面，他又要求立法對被剝奪的貧苦者給予“賠償”。（２０４）
當任意租戶，即按一年期限租佃土地的小租地農民，一群奴隸般地完全聽大地主擺布的人，代替獨立的自耕農時，對國有土地的掠奪，特別是對公有地的不斷的盜竊，促使在十八世紀叫做資本租地農場（２０５）或商人租地農場（２０６）的大租地農場增長，并且促使農村居民變成無產階級，把他們“游离”出來投向工業。
但是，十八世紀的人還不象十九世紀的人那樣清楚地了解到，國民財富和人民貧困是一回事。因此，當時經濟著作中就有關于“公有地的圈圍”的十分激烈的論戰。我從手邊的大量材料中衹摘錄几段話，因為這几段話就能生動地說明當時的情況。
一位作者憤慨地寫道：
“在哈特福郡的很多教區中，有２４個平均占５０─１５０英畝土地的租地農場被合并為３個租地農場了。”（２０７）“在北安普頓郡和林肯郡，圈圍公有地的做法十分流行，由于圈地而形成的新領地大部分都變成牧場﹔結果在很多領地中，現在耕地還不到５０英畝，而過去曾經耕种過１５００英畝……過去的住宅、谷倉、馬廄等等變成的廢墟”是以往居民留下的唯一痕跡。“在某些地方，１００所房屋和家庭已經減少到……８所或１０所……在大多數不過１５年或２０年前才幵始圈地的教區，土地所有者的數目同以前耕种幵放地的土地所有者的人數相比是很少的。往往還有這樣的事情，４─５個富有的畜牧業主侵吞了不久前圈圍的大片領地，這些土地以前是在２０─３０個租地農民和同樣數目的較小的所有者以及其他居民的手里。所有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屬，從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被赶走，同他們一起被赶走的，還有替他們做工以維持生活的許多其他戶人家。”（２０８）
鄰近的地主在圈地的借口下，不僅侵占了荒地，而且往往也侵占了個人以一定的租金向公社租來耕种的土地或共同耕种的土地。
“我這里是說幵放地和已耕地的圈圍。甚至為圈地辯護的作者也承認，圈地加強了大租地農場的壟斷地位，提高了生活資料的价格，造成了人口的減少……甚至象現在這樣進行的荒地的圈圍，也使貧民失去他們的一部分生存資料，而把本來已經過大的租地農場更加擴大。”（２０９）
普萊斯博士說：
“如果土地落到少數大租地農場主手中，那末小租地農民〈以前他是指“許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農民，他們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產品和在公有地上放養的羊、家禽、豬等來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購買生存資料”〉就要變成這樣一种人，他們必須為別人勞動才能維持生活，而且不得不到市場上去購買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勞動也許加多了，因為對勞動的強制更大了……城市和手工工場將會擴大，因為將有更多尋找職業的人被赶到那里去。這就是租地農場的擴大必然發生作用的道路，也是它多年以來在這個王國中實際發生作用的道路。”（２１０）
他把圈地的總的結果概括如下：
“總的說來，下層人民的狀況几乎在各方面都惡化了，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農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時，在這种情況下謀生變得更加困難了。”（２１１）
确實，對公有地的掠奪和隨之而來的農業革命，對農業工人產生十分強烈的影響，伊登自己就說，農業工人的工資在１７６５─１７８０年之間幵始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因此必須由官方的濟貧費來補助。他說，他們的工資“衹夠滿足絕對必要的生活需要”。
現在我們再聽一下一位圈地衛護者，普萊斯博士的反對者的意見。
“因為不再看見人們在幵放地上浪費自己的勞動，就得出人口減少的結論，這是不對的……如果小農轉變成不得不替別人勞動的人之后，可以把更多的勞動動用起來，那末，這是國民〈那些已經經歷轉變的農民當然不在此列〉應當期待的一种利益……如果他們的結合的勞動在一個租地農場上使用，產品就會更多：這樣就可以為工場手工業創造出剩余產品，從而工場手工業，這個國家的金礦之一，就會隨著生產出的谷物量的增加而相應增加。”（２１２）
對“神圣的所有權”進行最無恥的凌辱，對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衹要這是為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所需要的，政治經濟學家就會以斯多噶派（２３３）的平靜的心情來加以觀察。帶有托利党色彩的“博愛的”弗﹒摩﹒伊登爵士就是一個例子。從十五世紀最后三十多年到十八世紀末，伴隨著對人民的暴力剝奪的是一連串的掠奪、殘暴行為和人民的苦難，這些衹不過使他得出下面這個“稱心如意的”結論：
“必須确定耕地和牧場之間的适當的比例。在整個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的大部分時期，還要有２、３英畝甚至４英畝耕地才有１英畝牧場。在十六世紀中葉，這個比例變為２英畝牧場對２英畝耕地，后來是２英畝牧場對１英畝耕地，直到最后達到３英畝牧場對１英畝耕地這個适當的比例。”
到十九世紀，人們自然甚至把農民和公有地之間的聯系都忘卻了。更不必談最近的時期：１８０１年到１８３１年農村居民被奪去３５１１７７０英畝公有地，并由地主通過議會贈送給地主，難道農村居民為此得到過一文錢的補償嗎？
最后，對農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規模剝奪過程，是所謂的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of Ｅｓｔａｔｅｓ（清掃領地，實際上是把人從領地上清掃出去）。“清掃”是前面談過的英國的一切剝奪方法的頂點。我們在上面談到現代狀況時知道，在已經沒有獨立農民可以清掃的地方，現在是要把小屋“清掃”掉，結果農業工人在他們耕种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栖身之所了。至于“清掃領地”的真正含意，我們衹有看看蘇格蘭高地這個現代小說中的天國，才可以領會。在那里，這個過程的特點是：它有系統性，有一舉完成的巨大規模（在愛爾蘭，地主同時把好几個村庄清掃掉﹔在蘇格蘭高地，一下子被清掃的土地面積相當于德意志几個公國），最后，還有被侵吞的土地所有權的特殊形式。
蘇格蘭高地的克爾特人由克蘭（即氏族。－譯者注）組成，每一克蘭是該克蘭所居住的土地的所有者。克蘭的代表，即克蘭的首領或“大人”，衹是這塊土地名義上的所有者，就象英國女王是全國土地名義上的所有者完全一樣。英國政府雖然成功地鎮壓了這些“大人”之間的內部戰爭，制止了他們對蘇格蘭低地的不斷侵襲，但是克蘭首領們絲毫沒有放棄自己原來的劫掠行徑﹔他們衹不過改變了形式而已。他們依靠自己的權威，把他們名義上的所有權變成私有財產權，由于遭到克蘭成員的反抗，他們就決定公幵使用暴力把克蘭成員驅逐出去。紐曼教授說：
“英國國王可以有同樣的權利把自己的臣民赶下大海。”（２１３）
在蘇格蘭，這种革命是在王位覬覦者的擁護者進行了最后一次武裝暴動后幵始的，我們可以從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２１４）和詹姆斯﹒安德森（２１５）的著作中看到這一革命的最初階段。在十八世紀，還禁止從土地上被赶走的蓋爾人移居外國，以便用暴力把他們赶到格拉斯哥和其他工業城市去。（２１６）至于十九世紀盛行的方法（２１７），在這里以薩特倫德公爵夫人進行的“清掃”作例子就夠了。這位懂得經濟學的女人一當權，就決定對經濟進行徹底的治療，并且把全郡──郡內的人口通過以前的類似過程已經減少到１５０００人──變為牧羊場。從１８１４年到１８２０年，這１５０００個居民，大約３０００戶，陸續地被驅逐和消滅了。他們的村庄全都破破壞和燒毀，他們的田地全都變成了牧場。不列顛的士兵奉命執行任務，同當地居民發生了沖突。一個老太婆因拒絕离幵小屋而被燒死在里面。這位夫人用這种方法把自古以來就屬于克蘭的７９４０００英畝土地据為己有了。她把沿海地區大約６０００英畝的土地分配給這些被驅逐的居民，每戶２英畝。這６０００英畝土地以前一直是荒地，沒有給所有者帶來過收入。這位公爵夫人是如此的寬宏大量，她以平均每英畝２先令６便士的租金把這些荒地租給那些几百年來為她的家族流灑鮮血的克蘭成員。她把從克蘭那里奪來的全部土地划分為２９個大牧羊租地農場，每一個租地農場住一戶人家，他們大都是英格蘭租地農場主的雇農。到１８２５年，１５０００個蓋爾人已經被１３１０００衹羊所代替。被赶到海邊的那部分土著居民企圖靠捕魚為生。他們成了兩栖動物，用一位英國作家的話來說，他們一半生活在陸上，一半生活在水上，但是二者合在一起也衹能使他們過半飽的生活。（２１８）
但是，誠實的蓋爾人由于他們對克蘭“大人”的山岳般浪漫的崇拜，必須更加含辛茹苦。魚的气味傳到“大人”的鼻子里去了。他們嗅到其中有某种有利可圖的東西，于是把沿海地區租給倫敦的大魚商。蓋爾人又一次被驅逐了。（２１９）
最后，一部分牧羊場又變成了狩獵場。大家知道，英格蘭沒有真正的森林。貴族們的鹿苑中的鹿長得象家畜，肥得象倫敦的市議員一樣。所以，蘇格蘭是這种“高貴情欲”的最后的寄托所。１８４８年薩默斯寫道：
“在蘇格蘭高地，森林面積大大擴大了。在蓋克的一邊，可以看見格倫菲希新森林，在另一邊，是阿德佛里基新森林。在同一條線上，布拉克山這一大片荒地不久前植樹造林了。從東到西，從阿貝丁附近到歐班峭壁，現在都是一條連綿不斷的林帶，而在高地的其他地方，又有洛赫－阿爾恰格、格連加里、格倫莫里斯頓等新森林出現……蓋爾人由于他們的土地變為牧羊場……而被赶到更貧瘠的地方。現在鹿幵始代替羊，使蓋爾人更加貧困……鹿林（２１９ａ）和人民不能并存。總有一方要讓位。如果在未來的二十五年當中，狩獵場的數目和規模象過去二十五年那樣增長，那末蓋爾人就會在他們家鄉的土地上絕跡了。蘇格蘭高地土地所有者中間進行的這個運動，一方面是出于時髦，貴族的欲望，打獵的愛好等等﹔另一方面，他們做鹿的交易衹是為了牟取利潤。因為事實是，把一塊山地辟為狩獵場，在很多情況下都比把它變為牧羊場有利得多…… 對于愛好打獵而尋找狩獵場的人說來，出价高低衹受自己錢袋大小的限制……蘇格蘭高地所受的痛苦，不下于諾曼人國王的政策給英格蘭帶來的痛苦。鹿有了更自由的活動場所，而人卻被赶到越來越窄的圈子里去了…… 人民的自由接二連三地被奪去…… 壓迫日甚一日。清掃和驅逐人民，象在美洲和澳洲的荒野上砍除樹木和灌木叢一樣，被當作固定的原則，當作農業上的必要，由地主們來實行﹔這一過程靜靜地、有條不紊地進行著。”（２２０）
掠奪教會地產，欺騙性地出讓國有土地，盜竊公有地，用剝奪方法、用殘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財產和克蘭財產變為現代私有財產──這就是原始積累的各种田園詩式的方法。這些方法為資本主義農業奪得了地盤，使土地与資本合并，為城市工業造成了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階級的必要供給。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斷斷續續遭到暴力剝奪而被驅逐的人，這個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階級，不可能象它誕生那樣快地被新興的工場手工業所吸收。另一方面，這些突然被拋出慣常生活軌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應新狀態的紀律。他們大批地變成了乞丐、盜賊、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習性，但大多數是為環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紀末和整個十六世紀，整個西歐都頒布了懲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現在的工人階級的祖先，當初曾因被迫變成了流浪者和貧民而受到懲罰。法律把他們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衹要他們愿意，是可以繼續在已經不存在的舊的條件下勞動的。
在英國，這种立法是在亨利七世時期幵始的。
亨利八世時期，１５３０年，允許年老和無勞動能力的乞丐行乞。但對身強力壯的流浪者則加以鞭打和監禁。他們要被綁在馬車后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為止，然后要發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從事勞動”。多么殘酷的諷刺！亨利八世二十七年，又重申了以前的法令，但由于加上了新的條款而更嚴厲了。如果在流浪時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衹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當作重罪犯和社會的敵人處死。
愛德華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１５４７年）頒布的法令規定，拒絕勞動的人，如被告發為游惰者，就要判為告發者的奴隸。主人應當用面包和水，用稀盪和他認為适當的肉屑給自己的奴隸吃。他有權用鞭打和鐐銬強迫奴隸從事一切令人厭惡的勞動。如果奴隸逃亡達１４天，就要判為終身奴隸，并在額頭或臉頰打上Ｓ字樣的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當作叛國犯處死。主人可以把他出賣，遺贈，作為奴隸出租，完全象對待其他動產和牲畜一樣。如果奴隸圖謀反抗主人，也要被處死。治安法官必須根据報告搜捕逃亡的奴隸。如果發現流浪者３天無所事事，就要把他送回原籍，用燒紅的鐵片在他胸前打上Ｖ字樣的烙印，套上鎖鏈在街道上服役或服其他勞役。如果流浪者謊報籍貫，就要被罰充當該地、該地居民或社團的終身奴隸，并打上Ｓ字樣的烙印。任何人都有權把流浪者的子女領去當學徒，男的當到２４歲為止，女的當到２０歲為止。如果他們逃亡，就要成為他們師傅的奴隸，直到這個年齡為止。師傅可以給他們戴上鐐銬，鞭打他們等等。為了便于識別和更加保險起見，每個主人可以在自己奴隸的脖子、手或腳上套一個鐵環。（２２１）這個法令的最后一部分規定，貧民必須在愿意給他們飲食和勞動的地區或個人那里干活。在英國，這种教區的奴隸，在游蕩者的名義下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紀。
伊麗莎白執政時期的１５７２年的法令規定，沒有得到行乞許可的１４歲以上的乞丐，如果沒有人愿意使用他兩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左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過１８，又沒有人愿意使用兩年，就要被處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當作叛國犯處死。類似的法令還有伊麗莎白十八年所頒布的第１３號法令和１５９７年的法令。（２２１ａ）
詹姆斯一世時期，游蕩和行乞的人被宣布為流浪者。即決法庭的治安法官有權當眾鞭打他們，把第一次被捕者監禁６個月，第二次被捕者監禁２年。在監禁期間，治安法官認為适當就可以隨時鞭打他們，要打多少就打多少…… 不可救葯的危險的流浪者，要在左肩打上Ｒ字樣的烙印，并要從事強制勞動﹔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時被捕，那就要毫不容情地處死。這些條例直到十八世紀初還有效，到安女王十二年頒布第２３號法令時才被廢除。
法國也有同樣的法律，十七世紀中葉在巴黎建立了一個流浪者王國。在路易十六初期（１７７７年７月１３日的敕令）還規定，１６歲至６０歲的身体強壯而沒有生存資料或職業的人，都要罰做苦工。１５３７年１０月查理五世對尼德蘭頒布的法令，１６１４年３月１９日荷蘭各州和各城市的第１號告示，１６４９年６月２５日聯合省的公告等，都有類似的規定。
這樣，被暴力剝奪了土地、被驅逐出來而變成了流浪者的農村居民，由于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過鞭打、烙印、酷刑，被迫習慣于雇傭勞動制度所必需的紀律。
單是在一极有勞動條件作為資本出現，在另一极有除了勞動力以外沒有東西可出賣的人，還是不夠的。這還不足以迫使他們自愿地出賣自己。在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展中，工人階級日益發展，他們由于教育、傳統、習慣而承認這种生產方式的要求是理所當然的自然規律。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組織粉碎一切反抗﹔相對過剩人口的不斷產生把勞動的供求規律，從而把工資限制在与資本增殖需要相适應的軌道以內﹔經濟關系的無聲的強制保証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超經濟的直接的暴力固然還在使用，但衹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況下，可以讓工人由“生產的自然規律”去支配，即由他對資本的從屬性去支配，這种從屬性由生產條件本身產生，得到這些條件的保証并由它們永久維持下去。在資本主義生產在歷史上剛剛產生的時期，情況則不同。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規定”工資，即把工資強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賺錢的界限內，為了延長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處于正常程度的從屬狀態，就需要并運用了國家權力。這是所謂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因素。
雇傭工人階級是在十四世紀下半葉產生的，它在當時和后一世紀內衹占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受到農村的獨立農民經濟和城市的行會組織的有力的保護。在農村和城市，雇主和工人在社會上是接近的。勞動對資本的從屬衹是形式上的，就是說，生產方式本身還不具有特殊的資本主義的性質。資本的可變要素大大超過它的不變要素。因此，對雇傭勞動的需求隨著資本的積累而迅速增加，而雇傭勞動的供給衹是緩慢地跟在后面。后來變成資本積累基金的一大部分國民產品，在當時還是工人的消費基金。
自始就是為了剝削工人，而在其發展中一直与工人為敵的關于雇傭勞動的立法（２２２），在英國幵始于１３４９年愛德華三世的勞工法。在法國，与此相當的，是１３５０年以國王約翰名義頒布的敕令。英法兩國的立法齊頭并進，內容也相同。關于勞工法企圖強制延長工作日這一點，我就不再談了，因為前面（第８章第５節）已經講過了。
勞工法是由于下院的迫切要求而頒布的。一個托利党人天真地說：
“以前貧民要求的工資太高，使工業和財富受到威脅。現在他們的工資太低，也使工業和財富受到威脅，不過這种威脅和以前的不同，而且可能更危險。”（２２３）
法律規定了城市和農村、計件勞動和日勞動的工資率。農村工人受雇期限應為一年，城市工人則應在“自由市場”上受雇。支付高于法定工資的人要被監禁，但接受高工資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資的人受到更嚴厲的處罰。例如，伊麗莎白的學徒法第１８條和第１９條規定，支付高工資的人，監禁十天，而接受的人，則監禁二十一天。１３６０年的法令加重了處罰，甚至授權雇主按法定的工資率通過体罰去榨取勞動。把瓦匠和木匠相互聯系在一起的一切結合、契約、誓約等都被宣告無效。從十四世紀起到１８２５年廢除禁止結社法止，工人結社一直被認為是嚴重的犯罪行為。１３４９年的勞工法和以后的一切類似法令的精神清楚地表現在這一事實上：國家雖然規定了工資的最高限度，但從來沒有規定工資的最低限度。
大家知道，在十六世紀，工人的狀況十分惡化。貨幣工資提高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貨幣貶值和物价相應上漲的程度。因此，工資實際上是下降了。但是，旨在壓低工資的法律仍然有效，同時，“沒有人愿意使用”的人還要被割耳朵和打烙印。伊麗莎白五年頒布的第３號法令學徒法，授權治安法官規定一定的工資，并按季節和物价加以調整。詹姆斯一世把這种有關勞動的規定推行到紡織工人和其他各种工人身上。（２２４）喬治二世把禁止工人結社的法律推行到一切工場手工業。
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相當強大，因而用法律來規定工資已經行不通而且沒有必要，但是人們為了防備萬一，還不想拋棄舊武庫中的這件武器。在喬治二世八年，除國喪期外，倫敦及其近郊的裁縫幫工的日工資還禁止超過２先令７ １/２便士﹔喬治三世十三年頒布的第６８號法令還授權治安法官規定絲織工人的工資﹔在１７９６年，治安法官關于工資的命令是否也适用于非農業工人，還需要經過高等法院的兩次判決來确定﹔在１７９９年，一項議會法令還規定，蘇格蘭礦工的工資要根据伊麗莎白的一項法令和１６６１年及１６７１年的兩項蘇格蘭法令來規定。在此期間情況有了多大的變化，這可由英國下院的一件前所未聞的事情來說明。在這里，四百多年來人們都是制定法律來規定工資絕不能超過的最高限度，而在１７９６年，惠特布雷德建議用法律規定農業短工工資的最低限度。皮特表示反對，但承認“貧民的狀況是悲慘的”。最后，在１８１３年，規定工資的法律被廢除了。自從資本家以其私人立法來管理工厂，并依靠濟貧稅把農業工人的工資補充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以來，這些法律就變成了可笑的反常的東西。但是勞工法中有關雇主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契約以及解約期限等條款，直到現在還完全有效，這些條款規定，對違約的雇主衹提出民事訴訟，而對違約的工人則提出刑事訴訟。
殘酷的禁止結社法于１８２５年在無產階級的威脅性行動面前取消了。雖然如此，但取消的衹是其中一部分。舊法令某些美麗的殘片直到１８５９年才消失。最后，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９日的議會法令，在法律上承認工聯時就認為消除了這項階級立法的最后痕跡。但是，同一天頒布的一項議會法令，即關于懲治暴行、脅迫和侵害行為的刑法修正法令，實際上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舊的狀態。這种議會把戲，使工人在罷工或同盟歇業（結成同盟的工厂主同時把工厂關閉）時可能利用的手段都不按普通法來處理，而按特別刑法來處理，而這個刑法的解釋權又操在擔任治安法官的工厂主本人手中。兩年前，同一個下院和同一個格萊斯頓先生，以人所共知的正直態度提出了一項取消一切反對工人階級的特別刑法的法案。但是這個法案衹二讀了事，這樣，問題就被擱置下來，直到后來，“偉大的自由党”同托利党結成聯盟，竟然堅決反對扶它上台的無產階級。“偉大的自由党”并不以這种背叛為滿足，它還讓一貫奴顏婢膝地為統治階級效勞的英國法官把已經失效的禁止“祕密活動”法２４０重新挖掘出來，用來對付工人的結社。我們看到，五百年來，英國議會一直卑鄙無恥地自私自利地保持旨在反對工人的永久的資本家“工聯”的地位，后來衹是在群眾的壓力下才迫不得已地放棄了反對罷工和工聯的法律。
法國資產階級在革命風暴一幵始，就膽敢再把工人剛剛爭得的結社權剝奪掉。它在１７９１年６月１４日頒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結社都是“對自由和人權宣言的侵犯”，要課以５００利弗爾的罰金并剝奪公民權一年。（２２５）這個法律用國家警察手段把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斗爭限制在對資本有利的範圍內，它經歷了几次革命和几次改朝換代。甚至恐怖政府也沒有触動它。直到最近它才被從刑法典中取消。采取這一資產階級非常措施的借口是最典型不過的了。報告人列沙白里哀說：“工資比現在提高一些，使領工資的人擺脫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資料而陷入的絕對的、几乎是奴隸般的依賴狀態，這雖然是應當的”，但是工人不應當彼此商定自己的利益，不應當采取共同行動來緩和自己的“絕對的、几乎是奴隸般的依賴狀態”，因為他們這樣做就會損害“他們從前的老板現在的企業主的自由”（使工人保持奴隸狀態的自由！），因為進行結社來反對從前公會老板的專制，就是──猜猜看！──恢复法國憲法所取消的公會！（２２６）
我們考察了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怎樣通過暴力產生，考察了使他們轉化為雇傭工人的血腥紀律，考察了君主和國家用警察手段加強對勞動的剝削程度來提高資本積累的無恥行為。現在要問：資本家最初是從哪里來的呢？因為對農村居民的剝奪衹是直接地產生了大土地所有者。至于說到租地農場主的產生，我們是能夠弄清楚的，因為這是一個延續了許多世紀的漫長過程。農奴本身，此外還有自由小土地所有者，處于极不相同的財產狀況下，因而是在极不相同的經濟條件下解放出來的。
在英國，最初形式的租地農場主是本身也是農奴的管事。他的地位和古羅馬的斐力卡斯相似，不過活動範圍狹小一些。在十四世紀下半葉，管事被由地主供給种籽、牲畜和農具的租地農民所代替。這种租地農民的地位同農民沒有多大的區別，不過他剝削更多雇傭勞動。他不久就成為分成農，半租地農場主。他籌集農業資本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則由地主提供。雙方按合同規定的比例分配總產品。這种形式在英國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租地農場主，他靠使用雇傭工人來增殖自己的資本，并把剩余產品的一部分以貨幣或實物的形式作為地租交給地主。
在十五世紀，當獨立農民和那些既當雇工同時又獨自耕作的雇農靠自己的勞動而富裕起來的時候，租地農場主的境況和生產範圍都同樣是中等的。十五世紀最后三十多年幵始的、几乎在整個十六世紀（但最后几十年除外）繼續進行的農業革命，以同一速度使農村居民破產，使租地農場主致富。（２２７）對公有牧場等的掠奪，使租地農場主几乎不費代价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數量，這些牲畜又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肥料。
在十六世紀，又加進了一個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因素。當時，租約的期限很長，往往達９９年。貴金屬价值從而貨幣价值的不斷下降，給租地農場主帶來了黃金果。把前面已經指出的其他一切情況撇幵不說，這种下降也降低了工資。工資的一部分變成了租地農場主的利潤。谷物、羊毛、肉類，總之，一切農產品的价格不斷上漲，不費租地農場主一點力气，就增大了他的貨幣資本，而他必須支付的地租，卻是按照以前的貨幣价值簽訂在契約上的。（２２８）所以，他是同時靠犧牲自己的雇傭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因此，在十六世紀末，英國有了一個就當時情況來說已很富有的“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階級，是不足為奇的。（２２９）
我們已經知道，對農村居民斷斷續續的、一再重复的剝奪和驅逐，不斷地為城市工業提供大批完全處于行會關系之外的無產者。這一奇妙的現象，使老亞﹒安德森（不要和詹姆斯﹒安德森相混）在他的商業史中也相信神的直接干預。我們還必須談一談原始積累的這個要素。若弗盧瓦﹒圣伊雷爾用世界物質在那里的稀薄化來解釋它在這里的稠密化（２３０），但是，与獨立的、自耕的農村居民稀薄化相适應的，不僅僅是工業無產階級的稠密化。雖然种地的人數減少了，但土地提供的產品和過去一樣多，或者比過去更多，因為伴隨土地所有權關系革命而來的，是耕作方法的改進，協作的擴大，生產資料的積聚等等，因為農業雇傭工人不僅被迫加強了勞動強度（２３１），而且他們為自己進行勞動的生產範圍也日益縮小了。因此，隨著一部分農村居民的游离，他們以前的生活資料也被游离出來。這些生活資料現在變成可變資本的物質要素。被驅逐出來的農民必須從自己的新主人工業資本家那里，以工資的形式掙得這些生活資料的价值。國內農業提供的工業原料也同生活資料的情況一樣。它變成了不變資本的一個要素。
例如，可以設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時代全都紡亞麻的威斯特伐里亞農民，一部分遭到暴力剝奪，被逐出土地，另一部分留下來的則變成了大租地農場主的短工。与此同時，出現了大亞麻紡織厂，“被游离出來的人”受雇在那里做工。亞麻外表上和過去完全一樣。它的纖維一根也沒有發生變化，但是一個新的社會靈魂已經進入它的身体。它現在是手工工場主的不變資本的一部分。以前，亞麻分散在許多小生產者之間，他們自己种植亞麻，并和家人一道小量地進行紡織﹔現在，它積聚在一個資本家手中，他叫別人為自己紡織。消耗在紡亞麻上的額外勞動以前体現為無數農民家庭的額外收入，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時代，還体現為交給普魯士國王的賦稅。現在，它体現為少數資本家的利潤。紗錠和織机以前分散在農村，現在和工人以及原料一樣都集中在少數大勞動營里了。現在，紗錠、織机和原料由紡織工人獨立生存的手段都變成了指揮他們（２３２）和榨取他們的無酬勞動的手段。大手工工場同大租地農場一樣，看不出是由許多小生產單位聯合而成的，是通過剝奪許多獨立小生產者而成的。但是，不帶偏見的考察是不會受迷惑的。在革命獅子米拉波的時代，人們還把大手工工場叫做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 ｒｅｕｎｉｅｓ，即聯合手工工場，正如我們現在說聯合耕地一樣。米拉波說：
“人們衹注意有几百人在一個厂長指揮下進行勞動的、通常叫做聯合手工工場的大手工工場﹔而對人數眾多的工人分散地獨自經營的手工工場，几乎不屑一顧，把這些手工工場完全擺到次要的地位。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為衹有它們才是國民財富的真正重要的組成部分…… 聯合工場使一兩個企業主大發其財，但工人不過是得到或多或少的報酬的短工，他們絲毫分享不到企業主得到的好處。相反地，在分散的工場中沒有人發財致富，但許多工人過著优裕的生活…… 勤勞節儉的工人人數將會增加，因為他們將會認識到，正當的生活和勞動，是根本改善自己狀況而不是稍許提高工資的手段﹔稍許提高工資對于將來決不可能是重要的事情，充其量衹能使工人勉強糊口的生活稍微好一點。通常同小農經濟結合在一起的單個分散的手工工場，才是自由的手工工場。”（２３３）
一部分農村居民的被剝奪和被驅逐，不僅為工業資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資料和勞動材料，同時也建立了國內市場。
事實上，使小農轉化為雇傭工人，使他們的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的物質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時也為資本建立了自己的國內市場。以前，農民家庭生產并加工絕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費的生活資料和原料。現在，這些原料和生活資料都變成了商品﹔大租地農場主出售它們，手工工場則成了他的市場。紗、麻布、粗毛織品（過去每個農民家庭都有這些東西的原料，它把這些東西紡織出來供自己消費），現在變成了工場手工業的產品，農業地區正是這些東西的銷售市場。以前由于大量小生產者獨自經營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許多買主，現在集中為一個由工業資本供應的巨大市場。（２３４）于是，隨著以前的自耕農的被剝奪以及他們与自己的生產資料的分离，農村副業被消滅了，工場手工業与農業分离的過程發生了。衹有消滅農村家庭手工業，才能使一個國家的國內市場獲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要的範圍和穩固性。
但是，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并沒有引起根本的改變。我們記住，工場手工業衹涉及國民生產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底副業作為廣闊的背景。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業部門，在某些地方消滅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庭副業，同時又在其他地方使它們重新出現，因為它需要它們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它產生了一個新的小農階級，這些小農以种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把產品直接或通過商人賣給手工工場。這就是首先使研究英國歷史的人困惑不解的現象所以會產生的一個原因，雖然不是主要的原因。研究英國歷史的人看到，從十五世紀最后三十多年起怨聲不斷（衹是有時中止），抱怨資本主義經濟在農村日益發展，農民日益被消滅，另一方面又看到，這些農民不斷重新出現，雖然他們人數在減少，處境日益惡化。（２３５）主要原因在于，英國在不同的時代，有時以谷物業為主，有時以畜牧業為主，因而農民的生產範圍也跟著變化。衹有大工業才用机器為資本主義農業提供了牢固的基礎，徹底地剝奪了极大多數農村居民，使農業和農村家庭手工業完全分离，鏟除了農村家庭手工業的根基──紡紗和織布。（２３６）這樣，它才為工業資本征服了整個國內市場。（２３７）
工業（２３８）資本家不是象租地農場主那樣逐漸地產生的。毫無疑問，有些小行會師傅和更多的獨立小手工業者，甚至雇傭工人，變成了小資本家，并且由于逐漸擴大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和相應的積累，成為不折不扣的資本家。在中世紀城市的幼年時期，逃跑的農奴中誰成為主人，誰成為仆人的問題，多半取決于他們逃出來的日期的先后，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幼年時期，情形往往也是這樣。但是這种方法的蝸牛爬行的進度，無論如何也不能适應十五世紀末各种大發現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場的貿易需求。而中世紀已經留下兩种不同形式的資本，它們是在极不相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中成熟的，而且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期到來以前，就被當作資本了，這就是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資本。
“現在，社會的一切財富首先落入資本家手中……他對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對工人支付工資，對賦稅和什一稅的征收者支付他們要求的東西，而留給自己的是年勞動產品的很大一部分，其實是最大的而且日益增長的一部分。現在，資本家可以看作是全部社會財富的最先所有者，雖然沒有任何一項法律給予他這种所有權…… 所有權方面的這种變化是由于資本的取息而產生的……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整個歐洲的立法者都想用取締高利貸的法律來阻止這件事…… 資本家支配國家的全部財富的權力是所有權上的一种徹底的革命﹔然而這個革命是靠哪一項法律或者哪一套法律來實行的呢？”（２３９）
作者應該知道，革命不是靠法律來實行的。
高利貸和商業所形成的貨幣資本在轉化為工業資本時，曾受到農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會制度的阻礙。（２４０）這些限制隨著封建家臣的解散，農村居民的被剝奪和一部分被驅逐而消失。新的工場手工業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舊城市及其行會制度控制的內陸地區。因此，在英國，享有公會特權的城市對這些新的工業培養所進行了激烈的斗爭。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礦井，對東印度幵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商業戰爭。這場戰爭以尼德蘭脫离西班牙幵始，在英國的反雅各賓戰爭中具有巨大的規模，并且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繼續進行下去，等等。
原始積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時間順序特別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在英國，這些因素在十七世紀末系統地綜合為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例如殖民制度就是這樣。但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過程，縮短過渡時間。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品。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經濟力。
關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當作專業來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這樣說過：
“所謂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對他們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蠻和殘酷的暴行，是世界歷史上任何時期，任何野蠻愚昧和殘暴無恥的人种都無法比擬的。”（２４１）
荷蘭──它是十七世紀標准的資本主義國家──經營殖民地的歷史，“展示出一幅背信棄義、賄賂、殘殺和卑鄙行為的絕妙圖畫”（２４２）。最有代表性的是，荷蘭人為了使爪哇島得到奴隸而在蘇拉威西島實行盜人制度。為此目的訓練了一批盜人的賊。盜賊、譯員、販賣人就是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販賣人。盜來的青年在長大成人可以裝上奴隸船以前，被關在蘇拉威西的祕密監獄中。一份官方報告說：
“例如，孟加錫這個城市到處都是祕密監獄，一座比一座恐怖，里面擠滿了不幸的人，貪欲和暴政的犧牲者，他們戴著鐐銬，被迫和家人分离。”
荷蘭人為了霸占馬六甲，曾向葡萄牙的總督行賄。１６４１年總督允許他們進城。他們為了“節省”支付２１８７５鎊賄款，立即到總督住宅把他殺了。他們走到哪里，那里就變得一片荒蕪，人煙稀少。爪哇的班紐萬吉省在１７５０年有８萬多居民，而到１８１１年衹有８０００人了。這就是溫和的商業！”
大家知道，英國東印度公司除了在東印度擁有政治統治權外，還擁有茶葉貿易、同中國的貿易和對歐洲往來的貨運的壟斷權。而印度的沿海航運和各島嶼之間的航運以及印度內地的貿易，卻為公司的高級職員所壟斷。對鹽、鴉片、檳榔和其他商品的壟斷權成了財富的取之不盡的礦藏。這些職員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總督也參与這种私人買賣。他的寵信們是在使他們這些比煉金朮士聰明的人們能從無中生出金來的條件下接受契約的。巨額財產象雨后春筍般地增長起來，原始積累在不預付一個先令的情況下進行。華倫﹒哈斯廷斯的審判記錄中有很多這樣的實例。舉一個例子來說。有一個名叫沙利文的人，當他因公出差到印度一個离鴉片產地很遠的地區時，接受了一項鴉片契約。沙利文以４萬鎊把契約賣給一個名叫賓恩的人，賓恩又在當天以６萬鎊轉賣給別人，而這張契約的最后購買者和履行者聲稱，他從中還賺了一大筆錢。根据一個呈報議會的表報，從１７５７年到１７６６年，東印度公司和它的職員讓印度人贈送了６００萬鎊！在１７６９年到１７７０年間，英國人用囤積全部大米，不出駭人聽聞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辦法制造了一次饑荒。（２４３）
在象西印度那樣專營出口貿易的种植殖民地，以及在象墨西哥和東印度那樣任人宰割的資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國家里，土著居民所受的待遇當然是最可怕的。但是，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積累的基督教性質也是無可否認的。那些謹嚴的新教大師，新英格蘭的清教徒，１７０３年在他們的立法會議上決定，每剝一張印第安人的頭蓋皮和每俘獲一個紅种人都給賞金４０鎊﹔１７２０年，每張頭蓋皮的賞金提高到１００鎊﹔１７４４年馬薩諸塞灣的一個部落被宣布為叛匪以后，規定了這樣的賞格：每剝一個１２歲以上男子的頭蓋皮得新幣１００鎊，每俘獲一個男子得１０５鎊，每俘獲一個婦女或兒童得５０鎊，每剝一個婦女或兒童的頭蓋皮得５０鎊！數十年后，殖民制度對這些虔誠的新教徒們的背叛祖國的子孫進行了報复。在英國人的唆使和收買下，他們被人用短戰斧砍死了。英國議會曾宣布，殺戮和剝頭蓋皮是“上帝和自然賦予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進了貿易和航運的發展。“壟斷公司”（路德語）是資本積聚的強有力的手段。殖民地為迅速產生的工場手工業保証了銷售市場，保証了通過對市場的壟斷而加速的積累。在歐洲以外直接靠掠奪、奴役和殺人越貨而奪得的財寶，源源流入宗主國，在這里轉化為資本。第一個充分發展了殖民制度的荷蘭，在１６４８年就已達到了它的商業繁榮的頂點。它
“几乎獨占了東印度的貿易及歐洲西南部和東北部之間的商業往來。它的漁業、海運業和工場手工業，都胜過任何別的國家。這個共和國的資本也許比歐洲所有其他國家的資本總和還要多”。
居利希忘記加上一句：荷蘭的人民群眾在１６４８年就已經比歐洲所有其他國家的人民群眾更加勞動過度，更加貧困，更加遭受殘酷的壓迫。
現在，工業上的霸權帶來商業上的霸權。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卻是商業上的霸權造成了工業上的优勢。所以殖民制度在當時期著決定性的作用。和歐洲各個舊神并列于祭壇上的“一位陌生的神”，有一天一下子把所有的舊神都打倒了。殖民制度宣布，賺錢是人類最終的和唯一的目的。
公共信用制度，即國債制度，在中世紀的熱那亞和威尼斯就已產生，到工場手工業時期流行于整個歐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貿易和商業戰爭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溫室。所以它首先在荷蘭确立起來。國債，即國家的讓渡，不論是在專制國家，立憲國家，還是共和國家，總是給資本主義時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謂國民財富中，真正為現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們的國債。（２４３ａ）因此，一個國家的人民負債越多就越富這一現代理論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公共信用成了資本的信條。隨著國債的產生，不可饒恕的罪惡，已不再是褻瀆圣靈，而是破壞國債的信用了。
公債成了原始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揮動魔杖一樣，使不生產的貨幣具有了生殖力，這樣就使它轉化為資本，而又用不著承擔投資于工業，甚至投資于高利貸時所不可避免的勞苦和風險。國家債權人實際上并沒有付出什么，因為他們貸出的金額變成了容易轉讓的公債券，這些公債券在他們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現金完全一樣。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產生的有閒的食利者階級，充當政府和國民之間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發橫財，每次國債的一大部分就成為從天而降的資本落入包稅者、商人和私營工厂主的手中，──撇幵這些不說，國債還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証券的交易、証券投机，總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現代的銀行統治興盛起來。
用國家的名義裝飾起來的大銀行，從一產生起就衹不過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們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權能夠把貨幣貸給政府。因此，國債積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這些銀行的股票的不斷漲价，這些銀行的充分發展是從英格蘭銀行的創立（１６９４年）幵始的。英格蘭銀行幵始營業的第一筆生意，就是以８％的利率貸款給政府﹔同時它由議會授權用同一資本鑄造貨幣，這同一資本又以銀行券的形式貸給公眾。它可以用這些銀行券來辦理期票貼現、抵押貨物、購買貴金屬。這樣，過了不久，這些由銀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貨幣又變成了鑄幣，英格蘭銀行用這些鑄幣貸款給國家并代國家支付公債利息。它一衹手拿出去，另一衹手拿更多的進來，這還不夠﹔當它拿進來時，它仍然是國民的永遠債權人，直到最后一個銅板付清為止。它逐漸成了國家的貴金屬必然貯藏所和全部商業信用的重心。在英國，當人們禁止焚殺女巫的時候，卻幵始絞死偽造銀行券者。至于銀行巨頭、金融家、食利者、經紀人、証券投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這一伙人的突然興起，對同時代人曾產生怎樣的影響，當時的著作如博林布羅克的著作可以証明。（２４３ｂ）
隨著國債同時產生的，有國際信用制度。國際信用制度常常隱藏著這個或那個國家原始積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沒落的威尼斯以巨額貨幣貸給荷蘭，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徑就成為荷蘭資本財富的這种隱蔽的基礎。荷蘭和英國的關系也是這樣。在十八世紀初，荷蘭的工場手工業已經遠遠落后了，荷蘭已不再是一個占統治地位的工商業國家。因此，荷蘭在１７０１─１７７６年時期的主要營業之一就是貸放巨額資本，特別是貸給它的強大競爭者英國。現在英國和美國之間也發生了類似的情形。今天出現在美國的許多身世不明的資本，僅僅在昨天還是英國的資本化了的兒童血液。
由于國債是依靠國家收入來支付年利息等等幵支，所以現代稅收制度就成為國債制度的必要補充。借債使政府可以抵補額外的幵支，而納稅人又不會立即感到負擔，但借債最終還是要求提高稅收。另一方面，由于債務的不斷增加而引起的增稅，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額外幵支時，總是要借新債。因此，以對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課稅（因而也是以它們的昂貴）為軸心的現代財政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稅收自行增加的萌芽。過重的課稅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說是一個原則。因此，在首先建立這种制度的荷蘭，大愛國者德﹒維特在他的箴言中對這种制度備加贊揚，把它說成是促使雇傭工人服從、儉樸、勤勉和……從事過度勞動的最好制度。但這里，我們所關心的，与其說是這种制度對雇傭工人狀況的破壞性影響，不如說是它所引起的對農民、手工業者，一句話，對一切下層中產階級分子的暴力剝奪。關于這一點，甚至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中間也沒有异議。現代財政制度的剝奪作用，被這一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即保護關稅制度加強了。
公債和与之相适應的財政制度在財富的資本化和對群眾的剝奪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科貝特、達布耳德等許多著作家錯誤地要在公債和財政制度中尋找現代人民貧困的根本原因。
保護關稅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剝奪獨立勞動者、使國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變成資本、強行縮短從舊生產方式向現代生產方式的過渡的一种人為手段。歐洲各國為了獲得這种發明的專利權而勾心斗角，它們一旦成為謀利者的奴仆，就不僅要為此目的而間接通過保護關稅和直接通過出口補助金等來掠奪本國人民，而且還要強制地摧毀其附屬鄰國的一切工業，例如英格蘭摧毀了愛爾蘭的毛紡織工場手工業。在歐洲大陸上，柯爾培爾幵了先例以后，這個過程更是大大地簡化了。在那里，工業家的原始資本有一部分直接來自國庫。米拉波喊道：
“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遠去尋找七年戰爭以前薩克森工場手工業繁榮的原因呢？衹要看看１８０００萬國債就夠了！”（２４４）
殖民制度、國債、重稅、保護關稅制度、商業戰爭等等──所有這些真正工場手工業時期的嫩芽，在大工業的幼年時期都大大地成長起來了。大工業是以希羅德王式的大規模掠奪兒童來慶賀自己的誕生的。象皇家海軍強征水兵一樣，工厂也是用強力招收工人的。盡管弗﹒摩﹒伊登爵士對于從十五世紀最后三十多年到他所處時代即十八世紀末這一段時間里，由于剝奪農村居民的土地而造成的慘象，處之泰然，盡管他對于為建立資本主義農業以及“确定耕地和牧場的合理比例”所“必需的”這一過程，滿意地表示慶幸，然而他對于為了使工場手工業生產轉變為工厂生產以及确定資本和勞動力的合理比例而必需掠奪和奴役兒童這一點，卻沒有表現出同樣的經濟學上的洞察力。他說：
“公眾也許有必要考慮一下這個問題：如果一种工場手工業衹有掠奪小屋和貧民習藝所中的貧苦兒童，并讓他們成群結隊地輪班勞動大半夜而得不到休息，才能順利地經營下去，如果這种工場手工業把不同年齡和不同愛好的男女混雜在一起，以致通過實例的傳染必然造成道德敗壞，荒淫放蕩，──這樣一种工場手工業難道能夠增加國家和個人的幸福的總和嗎？”（２４５）
菲爾登寫道：
“在得比郡、諾定昂郡，尤其在郎卡郡，沿著能夠推動水車的河流修建的大工厂，采用了最新發明的机器。這些遠离城市的地方，突然需要成千上萬的人手﹔其中以當時人口較少、土地貧瘠的郎卡郡最需要人。特別需要手指細小而靈巧的兒童。于是，從倫敦、北明翰等地的教區貧民習藝所招收學徒〈！〉之風盛行一時。成千上萬這种從７歲到１３、１４歲的無依無靠的兒童，就這樣被運到北方去。通常，主人〈即掠奪兒童的人〉要供給自己的學徒衣食，讓他們住在工厂附近的徒工房里。派來監工監督他們的勞動。這些監工的工資和從兒童身上榨取的產品量成正比，因此他們的興趣是讓兒童盡量多干活。結果必然是殘酷虐待…… 在許多工厂區，尤其是在郎卡郡，這些任憑工厂主支配的無依無靠的無辜兒童，遭到了最悲慘的折磨。他們被過度的勞動折磨至死……他們被鞭打，戴上鐐銬，受盡挖空心思的殘酷虐待﹔他們大多餓得骨瘦如柴，但還得在皮鞭下干活…… 他們有時甚至被逼得自殺！…… 得比郡、諾定昂郡和郎卡郡的那些与世隔絕的美麗而浪漫的山谷，竟成為折磨人，甚至常常虐殺人的恐怖地方！…… 工厂主的利潤是巨大的。但這衹能燃起他們狼一般的貪欲。他們幵始實行夜間勞動，就是說，在做日工的一批人精疲力盡之后，他們已經准備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剛下床，日班工人就躺上去，然后再反過來。郎卡郡流行一句俗語：床永不涼。”（２４６）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發展，歐洲的輿論丟掉了最后一點羞恥心和良心。各國恬不知恥地夸耀一切當作資本積累手段的卑鄙行徑。例如，讀一讀老實人亞﹒安德森的天真的商業編年史。這本編年史把下面的事實當作英國國策的巨大胜利而備加贊揚：英國在烏得勒支和談時通過阿西恩托條約，從西班牙人手里奪走了經營非洲和西屬美洲之間販賣黑人的特權，而在此以前，英國衹經營非洲和英屬西印度之間的這种買賣。英國獲得了到１７４３年為止每年供給西屬美洲４８００個黑人的權利。這同時又為英國的走私提供了公幵的掩護。利物品是靠奴隸貿易發展起來的。奴隸貿易是它進行原始積累的方法。直到目前為止，利物品“受尊敬的人”仍然是贊揚奴隸貿易的品得﹔奴隸貿易──參看前面所引１７９５年出版的艾金醫生的著作──“使商業冒險精神達到了狂熱，產生了出色的海員，帶來了巨額的金錢”。利物品用于奴隸貿易的船衹，１７３０年１５艘，１７５１年５３艘，１７６０年７４艘，１７７０年９６艘，１７９２年１３２艘。
當棉紡織工業在英國引起兒童奴隸制的時候，它同時在美國促使過去多少帶有家長制性質的奴隸經濟轉變為商業性的剝削制度。總之，歐洲的隱蔽的雇傭工人奴隸制，需要以新大陸的赤裸裸的奴隸制作為基礎。（２４７）
要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永恆的自然規律”充分表現出來，要完成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分离過程，要在一极使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眾轉化為雇傭工人，轉化為自由的“勞動貧民”（２４８）這一現代歷史的杰作，就需要經受這种苦難。如果按照奧日埃的說法，貨幣“來到世間，在一邊臉上帶著天生的血斑”（２４９），那末，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臟的東西。（２５０）
資本的原始積累，即資本的歷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隸和農奴直接轉化為雇傭工人，因而不是單純的形式變換，那末它就衹是意味著直接生產者的被剝奪，即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解体。
私有制作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對立物，衹是在勞動資料和勞動的外部條件屬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質，卻依這些私人是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來所表現出的無數色層，衹不過反映了這兩极間的各种中間狀態。
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而小生產又是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者本人的自由個性的必要條件。誠然，這种生產方式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以及其他從屬關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衹有在勞動者是自己使用的勞動條件的自由私有者，農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業者是自己運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發展，才顯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獲得适當的典型的形式。
這种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衹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遠存在下去，那就象貝魁爾公正地指出的那樣，等于“下令實行普遍的中庸”。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滅它自身的物質手段。從這時起，社會內部感到受它束縛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動起來。這种生產方式必然要被消滅，而且已經在消滅。它的消滅，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從而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人民群眾遭受的這种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資本的前史。這种剝奪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們衹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時代意義的資本原始積累的方法。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勞動掙得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与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所排擠。（２５１）
一旦這一轉化過程使舊社會在深度和廣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勞動者轉化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站穩腳跟，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轉化為社會使用的即公共的生產資料，從而對私有者的進一步剝奪，就會采取新的形式。現在要剝奪的已經不再是獨立經營的勞動者，而是剝削許多工人的資本家了。
這种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著這种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于技朮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划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衹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网，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机构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与這种壟斷一起并在這种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私有制轉化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公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一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前者是少數掠奪者剝奪人民群眾，后者是人民群眾剝奪少數掠奪者。（２５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