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對社會革命的態度和社會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像整個革命問題一樣，是第二國際（1889─1914年）最著名的理論家和政論家們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機會主義逐漸滋長而使第二國際在1914年破產的過程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甚至當他們直接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還是竭力迴避或者不加理會。
總的看來可以說，由於在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上採取了有利於機會主義和助長機會主義的躲躲閃閃的態度，結果就產生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完全庸俗化。
為了說明（哪怕是簡要地說明）這個可悲的過程，我們就拿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來說吧。
普列漢諾夫寫了一本專門論述無政府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態度問題的小冊子，書名叫《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於1894年用德文出版。
普列漢諾夫竟有這樣的本事，能夠論述這個主題而完全回避反對無政府主義的鬥爭中最現實、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即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和整個國家問題！他的這本小冊子有兩部分特別突出：一部分是歷史文獻，其中有關於施蒂納和蒲魯東等人思想演變的寶貴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關於無政府主義者與強盜沒有區別這樣拙劣的議論。
這兩個主題拼在一起十分可笑，很足以說明普列漢諾夫在俄國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時期的全部活動，因為在1905─1917年，普列漢諾夫正是這樣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當資產階級尾巴的半學理主義者，半庸人。
我們已經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怎樣極其詳盡地說明了自己在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上的觀點。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時寫道：“我們〈即恩格斯和馬克思〉那時正在同巴枯寧及其無政府主義者進行最激烈的鬥爭，──那時離〈第一〉國際海牙代表大會閉幕才兩年。”
無政府主義者正是企圖把巴黎公社宣布為所謂“自己的”，說它証實了他們的學說，然而他們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對這些教訓的分析。對於是否需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以及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兩個具體政治問題，無政府主義者連一個比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沒有提出過。
但是在談“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時回避整個國家問題，不理會馬克思主義在公社以前和以後的全部發展，那就必然會滾到機會主義那邊去。因為機會主義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不提我們剛才所指出的那兩個問題。光是這一點，已經是機會主義的勝利了。
考茨基的著作譯成俄文的無疑比譯成其他各國文字的要多得多。難怪有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開玩笑說，在俄國讀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國還多（附帶說一說，在這個玩笑裡含有比開這個玩笑的人所料到的更深刻得多的歷史內容：俄國工人在1905年對世界最優秀的社會民主主義文獻中的最優秀的著作表現了空前強烈的、前所未見的需求，他們得到的這些著作的譯本和版本也遠比其他各國多，這樣就把一個比較先進的鄰國的豐富經驗加速地移植到我國無產階級運動這塊所謂新墾的土地上來了）。
考茨基在俄國特別出名，是因為他除了對馬克思主義作了通俗的解釋，還同機會主義者及其首領伯恩施坦進行了論戰。但是有一個事實幾乎是沒有人知道的，而如果想要考察一下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機最尖銳時期怎樣墮落到最可恥地表現出張皇失措和替社會沙文主義辯護的地步，那又不能放過這個事實。這個事實就是：考茨基在起來反對法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米勒蘭和饒勒斯）和德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伯恩施坦）之前，表現過很大的動搖。1901─1902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捍衛革命無產階級觀點的、馬克思主義的《曙光》，曾不得不同考茨基進行論戰，把他在1900年巴黎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上提出的決議叫作“橡皮性”決議，因為這個決議對機會主義者的態度是曖昧的，躲躲閃閃的，調和的。在德國的書刊中還刊載過一些考茨基的信件，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擊伯恩施坦之前有過很大的動搖。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義更重大得多，這就是：現在，當我們來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馬克思主義的經過的時候，就從他同機會主義者的論戰本身來看，從他提問題和解釋問題的方法來看，我們也看到，他恰恰是在國家問題上一貫傾向於機會主義。
我們拿考茨基反對機會主義的第一部大作《伯恩施坦與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來說。考茨基詳細地駁斥了伯恩施坦。但是下面的情況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著的有赫羅斯特特名聲的《社會主義的前提》一書中，指責馬克思主義為“布朗基主義”（此後，俄國機會主義者和自由派資產者千百次地重復這種指責，用以攻擊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代表布爾什維克）。而且伯恩施坦還特別談到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企圖（我們已經看到，這是枉費心機）把馬克思對公社的教訓的觀點同蒲魯東的觀點混為一談。伯恩施坦特別注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的1872年序言中著重指出的結論，這個結論說：“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伯恩施坦非常“喜愛”這句名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書裡至少重複了三遍，並且把它完全歪曲成機會主義的見解。
我們已經看到，馬克思是想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炸毀（Sprengung──炸毀，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國家機器。但在伯恩施坦看來，似乎馬克思說這句話是告誡工人階級不要在奪取政權時採取過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象對馬克思思想的歪曲還有比這更嚴重更不像樣的了。
而考茨基在詳盡駁斥伯恩施坦主義的時候是怎樣做的呢？
他不去分析機會主義在這一點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徹頭徹尾的歪曲。他引証了我們在前面引証過的恩格斯為馬克思的《內戰》所寫的導言中的一段話，然後就說：根據馬克思的意見，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但一般說來它是能夠掌握這個機器的。僅此而已。至於伯恩施坦把同馬克思的真正思想完全相反的東西硬加在馬克思的身上，以及馬克思從1852年起就提出無產階級革命負有“打碎”國家機器的任務，考茨基卻隻字不提。
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問題上的最本質的差別被考茨基抹殺了！
考茨基在“反駁”伯恩施坦時寫道：“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我們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將來去解決。”（德文版第172頁）
這不是反駁伯恩施坦，同他進行論戰，實際上是向他讓步，是把陣地讓給機會主義，因為機會主義者現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的一切根本問題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將來去解決”。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這40年當中，教導無產階級應當打碎國家機器。而考茨基在1899年，當機會主義者在這一點上完全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卻用打碎國家機器的具體形式問題來偷換要不要打碎這個機器的問題，把我們無法預先知道具體形式這種“無可爭辯的”（也是爭不出結果的）庸俗道理當作護身符！！
在馬克思和考茨基之間，在他們對無產階級政黨組織工人階級進行革命準備這一任務所持的態度上，存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我們再拿考茨基後來一部更成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駁斥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寫的著作來說。這就是他那本論“社會革命”的小冊子。作者在這裡把“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制度”的問題作為自己專門的研究課題。作者發表了許多極寶貴的見解，但是恰恰迴避了國家問題。在這本小冊子裡，到處都在談奪取國家政權，並且只限於此，也就是說，考茨基選擇的說法是向機會主義者讓步的，因為他認為不破壞國家機器也能奪得政權。恰巧馬克思在1872年認為《共產黨宣言》這個綱領中已經“過時的”東西，考茨基卻在1902年把它恢復了。
在這本小冊子裡，專門有這樣一節：“社會革命的形式與武器”。其中既講到群眾性的政治罷工，又講到國內戰爭，又講到“現代大國的強力工具即官僚和軍隊”，但是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公社已經給了工人什麼教訓。可見，恩格斯告誡人們特別是告誡德國社會黨人不要“盲目崇拜”國家，不是沒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問題說成這樣：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將實現民主綱領”。接著他敘述了綱領的各條。至於1871年在以無產階級民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的問題上所提出的一些新東西，他卻一個字也沒有提到。考茨基用下面這種聽起來好像“冠冕堂皇”的陳詞濫調來搪塞：
“不言而喻，在現行制度下我們是不能取得統治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要進行持久的和深入的鬥爭來改變我們目前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
毫無疑義，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馬吃燕麥和伏爾加河流入裡海的真理一樣。所可惜的是他通過“深入的”鬥爭這種空洞而浮夸的言詞迴避了革命無產階級的迫切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對民主的態度與以往非無產階級革命不同的“深入的地方”究竟在哪裡。
考茨基回避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在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向機會主義讓步，但他在口頭上卻氣勢洶洶地向它宣戰，強調“革命這個思想”的意義（如果怕向工人宣傳革命的具體教訓，那麼試問這種“思想”還有多大價值呢？），或者說“革命的理想主義高於一切”，或者宣稱英國工人現在“幾乎與小資產者不相上下”。
考茨基寫道：“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同時並存的可以有……各種形式上極不相同的企業：官僚的〈？？〉、工會的、合作社的、個人的”……“例如，有些企業非有官僚〈？？〉組織不可，鐵路就是這樣。在這裡，民主組織可以採取這樣的形式：工人選出代表來組成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由這個議會制定工作條例並監督官僚機構的管理工作。有些企業可以交給工會管理，另外一些企業則可以按合作原則來組織。”（1903年日內瓦版俄譯本第148頁和第115頁）
這種論斷是錯誤的，它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訓作例子來說明的倒退了一步。
從必須有所謂“官僚”組織這一點看來，鐵路同大機器工業的一切企業，同任何一個工廠、大商店和大型資本主義農業企業根本沒有區別。在所有這些企業中，技術條件都絕對要求嚴格地遵守紀律，要求每個人十分準確地執行給他指定的那一份工作，不然就會有完全停產或損壞機器和產品的危險。在所有這些企業中，工人當然要“選出代表來組成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
但是關鍵就在於這個“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不會是資產階級﹒議會機構式的議會。關鍵就在於，這個“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不會僅僅“制定條例和監督官僚機構的管理工作”，像思想沒有超出資產階級議會制框子的考茨基所想象的那樣。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由工人代表組成的“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當然會“制定條例和監督”“機構的”“管理工作”，可是這個機構卻不會是“官僚的”機構。工人在奪得政權之後，就會把舊的官僚機構打碎，把它徹底摧毀，徹底粉碎，而用仍然由這些工人和職員組成的新機構來代替它；為了防止這些人變成官僚，就會立即採取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分析過的措施：（1）不但選舉產生，而且隨時可以撤換；（2）薪金不得高於工人的工資；（3）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的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
考茨基完全沒有弄清楚馬克思的話：“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關，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關。”
考茨基完全不理解資產階級議會制與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區別，資產階級議會制是把民主（不是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結合在一起，而無產階級民主制度則立即採取措施來根除官僚﹒制，它能夠把這些措施實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滅，人民的民主完全實現。
考茨基在這裡暴露出來的仍然是那個對國家的“盲目崇拜”，對官僚制的“迷信”。
現在來研究考茨基最後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對機會主義者的著作，即他的《取得政權的道路》的小冊子（好像沒有俄文版本，因為它是在1909年我們國內最反動的時期出版的）。這本小冊子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它不像1899年所寫的反對伯恩施坦的小冊子那樣泛談革命綱領，也不像1902年寫的小冊子《社會革命》那樣不涉及社會革命到來的時間問題而泛談社會革命的任務，它談的是那些使我們不得不承認“革命紀元”已經到來的具體情況。
作者明確地指出，階級矛盾一般都在尖銳化，而帝國主義在這方面起著特別巨大的作用。在西歐“1789─1871年的革命時期”之後，東方從1905年起也開始了同樣的時期。世界大戰已經迫在眉睫。“無產階級已經不能再說革命為時過早了。”“我們已經進入革命時期。”“革命的紀元開始了。”
這些話是說得非常清楚的。應當把考茨基的這本小冊子當作一個尺度來衡量一下，看看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答應要做什麼，在戰爭爆發時它（包括考茨基本人）又墮落到多麼卑鄙的地步。考茨基在這本小冊子裡寫道：“目前的形勢會引起這樣一種危險：人們很容易把我們〈即德國社會民主黨〉看得比實際上溫和。”事實表明，德國社會民主黨實際上比它表面看來要溫和得多，要機會主義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雖然如此明確地說革命紀元已經開始，但是就在他這本自稱為專門分析“政治革命”問題的小冊子裡，卻又完全迴避了國家問題。
所有這些迴避問題、保持緘默、躲躲閃閃的做法加在一起，就必然使他完全滾到機會主義那邊去，這一點我們馬上就要談到。
德國社會民主黨，以考茨基為代表，好像是在聲明說：我仍然堅持革命觀點（1899年）；我特別承認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年）；我承認革命的新紀元已經到來（1909年）；但是，一涉及無產階級革命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問題，我還是要從馬克思在1852年所說的話向後倒退（1912年）。
潘涅庫克以“左翼激進”派的一個代表的資格出來反對考茨基，在這個派別內有羅莎．盧森堡、卡爾．拉狄克等人，這個派別堅持革命策略，一致確信考茨基已經轉到“中派”立場而無原則地搖擺於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這個看法已經由戰爭充分証明是正確的，在戰時，“中派”（有人稱它為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是錯誤的），即“考茨基派”，充分暴露了它的醜態。潘涅庫克在一篇談到了國家問題的文章《群眾行動與革命》（《新時代》第30年卷（1912）第2冊）裡，說考茨基的立場是“消極的激進主義”立場，是“毫無作為的等待論”。“考茨基不願看到革命的過程。”（第616頁）潘涅庫克這樣提出問題，就接觸到了我們所關心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問題。
他寫道：“無產階級的鬥爭不單純是為了國家政權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而且是反對國家政權的鬥爭…… 無產階級革命的內容，就是用無產階級的強力工具去消滅和取消〈Audlosung──直譯是解散〉國家的強力工具…… 只有當鬥爭的最後結果是國家組織的完全破壞時，鬥爭才告終止。多數人的組織的優越性的証明，就是它能消滅佔統治地位的少數人的組織。”（第548頁）
潘涅庫克表達自己思想的時候在措辭上有很大的缺點，但是意思還是清楚的，現在來看一看考茨基怎樣反駁這種思想倒是很有意思的。
考茨基寫道：“到現在為止，社會民主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就在於前者想奪取國家政權，後者卻想破壞國家政權。潘涅庫克則既想這樣又想那樣。”（第724頁）
如果說潘涅庫克的說法犯了不明確和不具體的毛病（他的文章中其他一些與本題無關的缺點，這裡暫且不談），那麼考茨基倒恰恰是把潘涅庫克指出的具有原則意義的實質抓住了，而就在這個根本的具有原則意義的問題上，他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立場，完全轉到機會主義那邊去了。他對社會民主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區別所作的說明是完全不對的，馬克思主義完全被他歪曲和庸俗化了。
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在於：（1）馬克思主義者的目的是完全消滅國家，但他們認為，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把階級消滅之後，即導向國家消亡的社會主義建立起來之後，這個目的才能實現；無政府主義者則希望在一天之內完全消滅國家，他們不懂得實現這個消滅的條件。（2）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無產階級在奪得政權之後，必須徹底破壞舊的國家機器，用武裝工人的組織組成的、公社那種類型的新的國家機器來代替它；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破壞國家機器，但是，他們完全沒有弄清楚無產階級將用什麼來代替它以及無產階級將怎樣利用革命政權；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否定革命無產階級應利用國家政權，否定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3）馬克思主義者主張通過利用現代國家來使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準備；無政府主義者則否定這一點。
在這場爭論中，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恰恰是潘涅庫克而不是考茨基，因為正是馬克思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國家政權，也就是說，不能只是使舊的國家機構轉到新的人手中，而應當打碎、摧毀這個機構，用新的機構來代替它。
考茨基離開馬克思主義而轉到機會主義者那邊去了，因為正是機會主義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破壞國家機器的思想在他那裡完全不見了，而他把“奪取”解釋成簡單地獲得多數，這也給機會主義者留下了後路。
考茨基為了掩飾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就採用了書呆子的辦法：“引証”馬克思本人的話。馬克思在1850年曾說必須“堅決使權力集中於國家政權掌握之下”。考茨基就得意洋洋地問道：潘涅庫克是不是想破壞“集中制”呢？
這不過是一種把戲，正像伯恩施坦說馬克思主義和蒲魯東主義都主張用聯邦制代替集中制一樣。
考茨基的“引証”是牛頭不對馬嘴。集中制無論在舊的國家機器或新的國家機器的條件下，都是可能實現的。工人們自願地把自己的武裝力量統一起來，這就是集中制，但這要以“完全破壞”常備軍、警察和官僚這種集中制的國家機構為基礎。考茨基採取了十足的欺騙手段，回避了大家都知道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公社的言論，卻搬出一些文不對題的引証來。
考茨基繼續寫道：“……也許是潘涅庫克想要取消官吏的國家職能吧？但是，我們無論在黨組織或在工會組織內都非有官吏不可，更不必說在國家管理機關內了。我們的綱領不是要求取消國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選舉官吏…… 現在我們談的並不是‘未來的國家’的管理機構將採取什麼樣的形式，而是在我們奪取國家政權以前〈黑體是考茨基用的〉我們的政治鬥爭要不要消滅〈auflost──直譯是解散〉國家政權。哪一個部和它的官吏可以取消呢？”他列舉了教育部、司法部、財政部、陸軍部。“不，現有各部中沒有一個部是我們反政府的政治鬥爭要取消的…… 為了避免誤會，我再說一遍：現在談的不是獲得勝利的社會民主黨將賦予‘未來的國家’以什麼樣的形式，而是我們作為反對黨應該怎樣去改變現今的國家。”（第725頁）
這顯然是故意歪曲。潘涅庫克提出的正是革命問題。這無論在他那篇文章的標題上或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話中都講得很清楚。考茨基跳到“反對黨”問題上去，正是以機會主義觀點偷換革命觀點。照他的意思：現在我們是反對黨，到奪取政權以後我們再專門來談。革命不見了！這正是機會主義者所需要的。
這裡所說的不是反對黨，也不是一般的政治鬥爭，而正是革命。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破壞“管理機構”和整個國家機構，用武裝工人組成的新機構來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對“各部”的“盲目崇拜”，試問，為什麼不可以由──譬如說──擁有全權的工兵代表蘇維埃設立的各種專家委員會去代替“各部”呢？
問題的本質完全不在於將來是否保留“各部”，是否設立“各種專家委員會”或其他什麼機構，這根本不重要。問題的本質在於：是保存舊的國家機器（它與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並且浸透了因循守舊的惡習）呢，還是破壞它並用新的來代替它。革命不應當是新的階級利用舊的國家機器來指揮、管理，而應當是新的階級打碎這個機器，利用新的機器來指揮、管理，──這就是考茨基所抹殺或者完全不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
他提出的官吏問題，清楚地表明他不理解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的學說。他說：“我們無論在黨組織或在工會組織內都非有官吏不可……”
我們在資本主義下，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無產階級受資本主義的壓迫，勞動群眾受資本主義的奴役。在資本主義下，由於雇傭奴隸制和群眾貧困的整個環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縛、限制、閹割和弄得殘缺不全。因為這個緣故，而且僅僅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政治組織和工會組織內的公職人員是受到了資本主義環境的腐蝕（確切些說，有被腐蝕的趨勢），是有變為官僚的趨勢，也就是說，是有變為脫離群眾、站在群眾之上、享有特權的人物的趨勢。
這就是官僚制的實質，在資本家被剝奪以前，在資產階級被推翻以前，甚至無產階級的公職人員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
在考茨基看來，既然選舉產生的公職人員還會存在，那也就是說，官吏在社會主義下也還會存在，官僚還會存在！這一點恰恰是不對的。馬克思正是以公社為例指出，在社會主義下，公職人員將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為除了選舉產生，還可以隨時撤換，並且還把薪金減到工人平均工資的水平，並且還以“工作的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構去代替議會式的機構。
實質上，考茨基用來反駁潘涅庫克的全部論據，特別是考茨基說我們無論在工會組織或在黨組織內都非有官吏不可這個絕妙的理由，証明考茨基是在重複過去伯恩施坦用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那一套“理由”。伯恩施坦在他那本背叛變節的作品《社會主義的前提》中，激烈反對“原始”民主的思想，反對他所稱為“學理主義的民主制度”的東西，即實行限權委托書制度，公職人員不領報酬，中央代表機關軟弱無力等等。為了証明這種“原始”民主制度的不中用，伯恩施坦就援引了維伯夫婦所闡述的英國工聯的經驗。據說，工聯根據自己70年來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137頁）的條件下發展的情形，確信原始的民主制度已不中用，因而用普通的民主制度，即與官僚制相結合的議會制代替了它。
其實，工聯並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而是在完全的資本主義奴役下發展的，在這種奴役下，對普遍存在的邪惡現象、暴虐、欺騙以及把窮人排斥在“最高”管理機關之外的現象，自然非作種種讓步“不可”。在社會主義下，“原始”民主的許多東西都必然會復活起來，因為人民群眾在文明社會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來了，不僅獨立地參加投票和選舉，而且獨立地參加日常管理。在社會主義下，所有的人將輪流來管理，因此很快就會習慣於不要任何人來管理。
馬克思以其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從公社所採取的實際措施中看到了一個轉變。機會主義者因為膽怯，因為不願意與資產階級斷然決裂而害怕這個轉變，不願意承認這個轉變；無政府主義者則由於急躁或由於根本不懂得大規模社會變動的條件而不願意看到這個轉變。“根本用不著考慮破壞舊的國家機器，我們沒有各部和官吏可不行啊！”──機會主義者就是這樣議論的，他們滿身庸人氣，實際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創造力，而且還對革命害怕得要死（像我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害怕革命一樣）。
“只需要考慮破壞舊的國家機器，用不著探究以往無產階級革命的具體教訓，用不著分析應當用什麼來代替和怎樣代替要破壞的東西。”──無政府主義者（當然是無政府主義者當中的優秀分於，而不是那些追隨克魯泡特金之流的先生去做資產階級尾巴的無政府主義者）就是這樣議論的；所以他們就採取拼命的策略，而不是為完成具體的任務以大無畏的精神同時考慮到群眾運動的實際條件來進行革命的工作。
馬克思教導我們要避免這兩種錯誤，教導我們要以敢於舍身的勇氣去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同時又教導我們要具體地提問題：看，公社就是通過實行上述種種措施來擴大民主制度和根絕官僚制，得以在數星期內開始建立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我們要學習公社戰士的革命勇氣，要把他們的實際措施看作是具有實際迫切意義並立即可行的那些措施的一個輪廓，如果沿著這樣的道路前進，我們就一定能徹底破壞官僚制。
徹底破壞官像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証的，因為社會主義將縮短工作日，使群眾能過新的生活，使大多數居民無一例外地人人都來執行“國家職能”，這也就會使任何國家完全消亡。
考茨基繼續寫道：“……群眾罷工的任務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是破壞國家政權，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個問題上讓步，或用一個同情無產階級的政府去代替敵視無產階級的政府…… 可是，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下，這〈即無產階級對敵對政府的勝利〉都不能導致國家政權的破壞，而只能引起國家政權內部力量對比的某種變動…… 因此，我們政治鬥爭的目的，和從前一樣，仍然是以取得議會多數的辦法來奪取國家政權，並且使議會變成政府的主宰。”（第726、727、732頁）
這真是最純粹最庸俗的機會主義，是口頭上承認革命而實際上背棄革命。考茨基的思想僅限於要一個“同情無產階級的政府”，這與1847年《共產黨宣言》宣告“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統治階級”比較起來，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
考茨基只得去同謝德曼、普列漢諾夫和王德威爾得之流實行他所愛好的“統一”了，因為他們都贊成為爭取一個“同情無產階級的”政府而鬥爭。
我們卻要同這些社會主義的叛徒決裂，要為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鬥爭，使武裝的無產階級自己成為政府。這二者有莫大的區別。
考茨基只得成為列金和大衛之流，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策列鐵里和切爾諾夫之流的親密伙伴了，因為他們完全贊同為爭取“國家政權內部力量對比的變動”而鬥爭，為“取得議會多數和爭取一個主宰政府的全權議會”而鬥爭，──這是一個極為崇高的目的，在這個目的下，一切都可以為機會主義者接受，一切都沒有超出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的框子。
我們卻要同機會主義者決裂；整個覺悟的無產階級將同我們一起進行鬥爭，不是去爭取“力量對比的變動”，而是去推翻資產階級，破壞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建立公社類型的民主共和國或工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別，在德國有《社會主義月刊》派（列金、大衛、科爾布以及其他許多人，其中還包括斯堪的納維亞人斯陶寧格和布蘭亭），在法國和比利時有饒勒斯派和王德威爾得，在意大利黨內有屠拉梯、特雷維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國有費邊派和“獨立黨人”（即“獨立工黨”，實際上始終依附於自由派的黨），如此等等。所有這些無論在議會工作中或在黨的政論方面都起著很大作用而且往往是主要作用的先生，都公開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實行露骨的機會主義。在這些先生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與民主“矛盾”的！！他們在實質上跟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並沒有重大的區別。
鑒於這種情況，我們有理由得出結論：第二國際的絕大多數正式代表已經完全滾到機會主義那邊去了。公社的經驗不僅被忘記了，而且被歪曲了。他們不僅沒有教導工人群眾說，工人們應當起來的時候快到了，應當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代之以新的國家機器從而把自己的政治統治變為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的時候快到了，──他們不僅沒有這樣做，反而教導工人群眾相反的東西，而他們對“奪取政權”的理解，則給機會主義留下無數的後路。
當著國家，當著軍事機構由於帝國主義競賽而強化的國家已經變成軍事怪物，為著解決究竟由英國還是德國、由這個金融資本還是那個金融資本來統治世界的爭執而去屠殺千百萬人的時候，在這樣的時候歪曲和避而不談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就不能不產生極大的影響。[1]
| [1] | 手稿上還有下面這一段：
“第七章 1905年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經驗這一章的題目非常大，可以而且應當寫幾卷書來論述它。這本小冊子自然就只能涉及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對待國家政權方面的任務直接有關的最主要的經驗教訓了。”（手稿到此中斷。）──俄文版編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