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的社會主義和人

　　《綠橄欖》雜志注：格瓦拉少校這篇專門寫給烏拉圭《前進》周刊的文章，論及一系列有關社會主義建設和新人培養的問題，我們的讀者對閱讀與研究這篇文章一定很感興趣。

　　烏拉圭蒙得維的亞，林空街５５７號《前進》周刊卡洛斯．基哈諾尊敬的同志：

　　這篇文章，我是在旅行非洲期間寫成的，目的是要履行我的諾言，雖然履行的時間晚了些。我打算照文章的標題來談。我想這對烏拉圭讀者來說，是有意義的。

　　常常聽到資本主義的代言人舉出一個論據來對社會主義進行思想鬥爭，這個論據就是說，我們的這個社會制度以及我們所處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其特點就是為了國家而否定個人。我不打算單純從理論上批駁這一理論，我只想確定一下古巴所正經歷的事實，再加上一些一般性的議論。我要扼要地談一下我們在取得政權之前和之後革命鬥爭的歷史。

　　如眾周知，以１９５９年１月１日為最高峰的革命行動，它開始的準確日子，是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６日，由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一批人在這一天的拂曉，襲擊了奧邊特省的“蒙卡達”兵營。這次襲擊失敗了，失敗又變成為災難，幸存者被關到了監獄裡，他們得到大赦之後，又重新開始了革命鬥爭。

　　這個過程只具有社會主義萌芽，在過程中，人是基本因素。靠的就是人，單獨一個個的人，具體的，有名有姓的人，而任何的成敗，就取決於人的行動能力。

　　到了遊擊鬥爭階段。這個鬥爭是在兩個不同的範圍中展開的：一個範圍是人民，是仍有待於動員的，熟睡中的群眾，另一個範圍就是他們的先鋒，即遊擊隊，這是動員（人民）的動力，是革命意識與戰鬥熱情的產生者，這支先鋒隊成了一種觸媒劑，為勝利創造了必要的主觀條件。同樣地在這支先鋒隊中，在我們思想無產階級化過程的範圍內，在我們的習慣頭腦發生的革命的範圍內，人也是基本的因素。在革命力量中取得了某種高級地位的每一位馬埃斯特臘山區戰士，都有一整段傑出行動的歷史。他是靠這些行動而取得自己的地位的。

　　那是第一個英雄的時代，當時大家都爭先恐後地擔負責任更重，危險更大的職責，唯一得到的補償就是義務的履行。在我們的革命教育工作中，我們常常反復提到這個富有教育意義的題目。當時我們的戰士們的行為隱約顯露出了未來的人的形象。

　　在我們的歷史的另一些場合，曾重復發生了完全獻身於革命事業的事例。在十月危機期間或是在“弗洛拉”颶風的日子裡，我們看到全體人民作出了罕見的勇敢犧牲的行動。找到辦法來把這種英勇表現在日常生活中永久固定下來，是我們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基本任務之一。

　　１９５９年１月，成立了有愛國資產階級數名成員參加的革命政府，起義軍的存在，作為基本的實力因素，是政權的保証。

　　接著，發生了嚴重的矛盾，這些矛盾在１９５９年２月初步獲得了解決，當時菲德爾．卡斯特羅就任總理，統率了政府。到同年７月，當烏魯蒂亞總統在群眾壓力下辭職的時候，上述過程大致到了最高峰。

　　到這時候，在古巴革命的歷史中，就明明確確地出現了一個日後不斷地一再出現的人物：群眾。

　　這個多方面的人物，並不如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一批同屬一個範疇（而且是被一個硬建立起來的制度拉平到同一範疇之中）的分子的總和，像一群馴服的羊們。的確，他們毫不動搖地追隨自己的領導人，主要是追隨菲德爾．卡斯特羅，但是他所取得的信任，其程度是與他充分代表人民的願望和要求相符合的，與他為了履行自己作的諾言而進行的真誠鬥爭相符合的。

　　群眾參加了土地改革和管理國營企業的艱巨工作；經歷了吉隆灘英勇的鬥爭；在反對各種由中央情報局武裝起來的匪幫的鬥爭中受到的鍛煉；在十月危機中經歷了當代最重大的一次關頭，而且今天繼續在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工作。

　　從表面上看來，那批說什麼個人被國家壓倒的人們，也許似乎言之成理；理論所規定的任務，無論是經濟方面的，文化方面的，國防方面的，體育方面的，群眾都以無比的熱情和紀律來執行。倡議一般來自菲德爾或是革命的最高司令員，然後向群眾解釋，由群眾加以接受。另外一些時候，黨和政府吸收一些局部的經驗，通過同樣的程度加以推廣。

　　但是有時國家是會犯錯誤的。當犯這樣的錯誤的時候，就可以看到，由於組成集體的每一個分子熱情的減低，整個集體的熱情也減低了，工作就停頓，一直縮小到舉足輕重的程度；這就到了要糾正的時候了。１９６２年，由於阿尼瓦爾．埃斯卡蘭特所強加於黨的宗派主義政策，就發生了這樣的事。

　　顯然，光是有一套系統，是不足以保証一系列的明智措施的，還缺了一種組織得更加完善的同群眾的聯系。對這一點，我們在今後的年代中必須加以改善，但是，在來自政府上層的倡議方面，我們目前採用的是一種幾乎憑直覺的方法，探聽對已提出的問題的反應。

　　在這方面做得到家的是菲德爾，只有親眼看他怎樣幹，才能對他特殊的同人民打成一片的辦法作出評價。在大規模的集會上，可以看到一種類似共振的現象，兩個振幅彼此引起振動。菲德爾和群眾在對話中發生振動，振動的力量越來越強，一直到最後發展到最高峰就以我們鬥爭與勝利的口號來猛然結束。

　　一個沒有體會過革命經驗的人，很難理解個人與群眾之間的這種密切的辯証的統一，而作為許多個人的集合體的群眾，又同領導人相聯系。

　　在資本主義下，有時也可以看到這種現象，這是在出現了一些有動員人民的本領的政治家的時候，但是，除非這是一個真正的社會性運動（如果這樣，用資本主義這個名詞就完全適當了），否則，運動的壽命也就同推動運動的人的壽命一樣短，或者是只能維持到人民的幻想一樣短，或者是只能維持到人民的幻想由於碰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嚴酷現實而幻滅的時候為止。在這樣的社會裡，人受到一種冷酷的安排所左右，這種安排通常是超出他所能理解的範圍之外的。已經異化出來的個人，有一條看不到的濟帶把他同整個社會聯結起來，這就是價值規律。這個規律對所有各方面的生活起作用，劃定著各方面生活的道路與目標。

　　一般人看不到的，盲目的資本主義規律，對個人起著作用，而個人卻覺察不到。他只看到前面是無邊無際的廣闊天地。資本主義宣傳也把情形描寫成這個樣子，企圖從洛克菲勒的事例（不管是否屬實）中引申出一個有關種種飛黃騰達的可能性的教導。至於這要積累多少人的貧困，才能出現一個這樣的事例，究竟一個人發這樣的一筆大財，它本身就也並不總是有可能把這些概念弄清楚。（本來這裡也可以探討一下帝國主國家的工人如何由於在剝削附屬國當中有所參與而在逐漸喪失自己的國際精神，這種情況同時又如何在磨掉本國群眾的鬥爭精神，但是這個題目已超出本文意圖之外。）

　　無論如何，道路被說成是雖有障礙，但從外面看來，一個人只要有必要的品質，就可以克服這些障礙，達到自己的目的。獎賞遙遙在望；道路是孤單的。而且，這是狼與狼之間的賽跑；唯有靠別人的失敗，自己才能達到目標。

　　現在，我試說明，在社會主義建設這出奇怪而動人心魄的戲劇中，作為它的個人，他的既是單獨的人又是集體的一員的雙重身份，是怎樣的。

　　我認為，應該乾脆承認他是不完善的，是非制成品。昔日的包袱轉移到了現在個人意識當中，必須不斷地進行工作，來根除這些包袱。

　　這個過程是雙重的，一方面是社會以自己的直接間接教育起著作用，另一方面個人又經歷著一個自覺的自我教育過程。

　　正在形成中的社會，不得不同過去的東西進行艱苦的比賽。過去的東西不僅反映在個人的意識當中，表現為那種一貫以把個人孤立起來為方針的教育的殘余，而且也反映這個仍然保存商品關系的過渡時期本身的性質。商品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細胞；只要商品存在，它的影響就一定在生產的組織中以及最後在意識中反映出來。

　　馬克思的公式，把過渡時期理解為資本主義制度被它本身的矛盾炸碎而發生突變的結果；後來，在實際上，人們看到了某些像脆弱枝幹那樣的國家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大樹，這種現象，是列寧所預見到的。在這些國家裡，資本主義的發展，達到了足以以某種方式表現出自己對人民的影響的程度，但是，並不是它本身的矛盾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從而把這個制度炸掉。反對外國壓迫者的解放鬥爭，由於一些像戰爭那樣的外來因素而造成的貧困（特權階級則把貧困的後果轉嫁到被剝削者身上），以推翻新殖民主義政權為使命的解放運動，這些都是通常的促發因素。其余部分，則由自覺的行動來完成。

　　在這些國家裡，還沒有進行社會勞動的全面教育，財富還遠沒有通過簡單的佔有過程為群眾所掌握。一方面是不發達狀態，另的一方，又是資金通常向“文明的”國家外逃，這就使得迅速而不帶犧牲的轉變成為不可能。要建設經濟基礎，還有一大段路要走……在達到這樣的地步之前，先經過一段很長的中途，在這段路途上，各種道路一次又是一次地彼此交叉，很不容易覺察到是什麼時候走錯了路。同時，經過改動了的經濟基礎，對覺悟的發展又起了破壞作用。要建設共產主義，那就要在締造物質基礎的同時締造新人。因此，正確地選擇動員群眾的工具，同時也不要忘記正確地利用物質刺激，道德是社會性的物質刺激。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在極端危險的時刻，加強精神鼓勵是容易做到的，要把這個保持下去，就必須發展一種使良好的品質達至新的範疇的覺悟。整個社會應該變成為一個巨大的學校。

　　這種現象，大體上類似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成過程的初期。資本主義靠的是強力，但它也對人們進行這個制度的教育。擔任直接宣傳工作的人們解釋說，階級制度無論是神授的階級制度，或是由於大自然的機械力量而規定下來的階級制度，都是不可避免的。這樣來安撫受壓迫的群眾，使他們覺得對於壓迫他們的禍害進行鬥爭是不可能的。然後又給他們一個希望，而這一點，就不同於昔日那些不留給人任何可能的出路的門閥。

　　對於某些人來說，門閥的公式將要繼續保持其效力；乖乖聽活，獎賞就是；在死後能到另外一些美妙的世界去。在那邊，好人能得到獎賞，這就保持了老一輩的傳統。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獎賞就是某新身份；階級的區分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個人可能通過自己的勞動和能動性等等來擺脫他本來所屬的階級。這種過程，以及為了飛黃騰達而進行的自我教育，都必然是十分虛偽的；這是別有用心地把謊言說成真理。

　　在我們這裡直接教育就更加重要得多，解釋能說服人是因為這是真話；不必借助於遁辭。這件事是由國家的教育機構按照一般文化水平，技術水平與思想水平，通過一些像教育部與黨的宣傳機關這樣的機構來進行的。教育在於引導群眾，使群眾的新態度趨於變成習慣，群眾逐步接受了它；而對還沒有教好的人施加奮力。這是教育群眾的間接的方法，這方法同前面一個方法是一樣地有力量。

　　但是，過程是自覺的；個人不斷地受到社會政權的影響，覺察到自己對這個社會並不完全適應，在間接教育這一壓力的影響下，他設法使自己適應一個他覺得是正確的局面，而在此之前，由於是這種局面發展得不夠，使得末曾這樣做。現在他在自我教育。

　　在這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可以看到正在誕生的新人。他的形象還沒有完成；也恐怕永遠完成不了。因為這個過程是同新的經濟形式的發展平行地前進的。且不說那些由於缺乏教育而趨於走孤立的道路，趨向於自行滿足自己的野心的人們，甚至在這個共同前進的總形勢之中，也有一些人，他們日益意識到有必要投身到社會中去，意識到自己作為社會的動力而佔據的重要地位。

　　他們已經不是完全孤零零地通過羊腸小徑向著遙遠的希望前進了。他們跟隨著自己的黨，先進工人，先進分子組成的先鋒隊，這支先鋒隊同群眾聯系著，同他們密切地打成一片。先鋒隊的目光注視著未來，也注視著未來的獎賞，但這個獎賞已經不是表現為某種個人的東西了；獎賞就是一個新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將具有另外不同的特點。這個社會就是共產主義的社會。

　　道路是漫長並充滿著困難的。有時由於路走偏了，要回頭走；有時我們由於走得太狹而離開了群眾；有時我們由於走得慢了而感覺到跟著我們的人們緊挨我們身邊呼出的氣息。我們憑自己革命者的雄心壯志，設法盡可能走得快些，在前面開路，但是我們懂得我們必須從群眾中吸取營養，而唯有我們作出榜樣來鼓舞他們，他們才能更快地前進。

　　盡管重視了精神鼓勵，但人們分成為兩個主要的集團（當然這裡還不包括那些由於這種或那種原因不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部分人）的這一事實，就表明了社會覺悟的發展還不夠。先進集團在意識形態上比群眾先進；群眾對新事物有認識，但認識還不夠。前一種人身上發生質變，使他們能以先鋒的身份去作犧牲，而後一種人則只能隱隱約約看到事物，需要對他們加以鼓勵和施加一定程度的壓力；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僅是施加在被打敗的階級身上，而且也施加在勝利的了階級的個人身上。

　　這一切，為了能徹底成功，就需要一系列的程序，即革命法則。同正在向著未來進軍的廣大群眾的形象相符的法制化這個概念，就是要有和諧配合的一整套渠道，階梯，水壩，擦滿了潤滑油的器具，來實行這一進軍，來自然而然地選擇應走在前列的人，並對那些完成了任務的人和那些侵犯正在建設中的社會的人實行獎勵或懲罰。

　　革命的這種法制狀態還沒有達到。我們在尋找某些新的辦法來使得政府與整個集體之間達到盡善盡美的一致。這種一致要符合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條件，並盡可能避免那些轉移到正在形成中的社會中來的資產階級社會法制（例如立法議會）。已經進行了某些旨在進一步創造革命法制狀態的試驗，但並沒有操之過急。我們已遇到的最大的障礙，是生怕任何形式上的東西使得我們脫離群眾和個人，使得我們忽略最後與最重要的一個革命志向：使人擺脫其異化狀態。

　　雖然還缺乏制度（這是應該逐步克服的），現在群眾已經作為許多為同一事業而鬥爭的個人組成的覺悟的集體，而在創造著歷史。在社會主義下，人雖然表面看來是標準劃一的，但卻是更加完全的；盡管缺少完善的一套辦法來保証，但人有了無限的大得多的可能來表現自己，使自己在社會機關當中能被人感覺到。

　　這必須使他進一步自覺地以單獨或集體的方式參加一切領導與生產的機構，而且使他把這一點同對技術與思想教育的必要性的認識聯系起來，從而使他感覺到這幾件事是密切相關的，是齊頭並進的，這樣，他就會充分意識到自己的社會地位，這就等於說；他把異化的枷鎖打破了，他作為人來說，是充分完成了。

　　這將具體表現為通過解放了的勞動來恢復他的天性，通過文化和藝術來表現他本身的人類地位。

　　為了發展他的正確性，勞動必須具有新的地位；作為商品的人不復存在，建立起一個按每人履行社會義務的情況而分配的制度。生產資料屬於社會，機關不過是義務時所在的戰壕。人開始把自己的思想從不得不通過勞動來滿足自己的動物性需要的這一討厭的事實中解放出來。他開始在自己的工作中看到自己的肖像，開始在創造出來的物品中，在實現了的勞動中理解到自己作為人的偉大。這已經不意味著他要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作為售出了的，不再歸他所有的勞動力而留下來，而是意味著他從自身引申出了新的東西，對把他反映在內的共同生活作出貢獻，意味著履行他的社會義務。

　　我們盡量使勞動能帶上這種社會義務的新性質，一方面把它同技術的發展結合起來（這將為更大的自由創造條件），另一方面把它同自願勞動結合起來，因為馬克思主義認為，當人不是物質上的需要強迫把自己作為商品出售時，他就是真正達到了自己充分的人類地位。

　　當然，勞動中還有強制的方面，盡管這是自願的勞動；人還沒有把自己周圍的一切強制力量變成為社會性質的條件反射，他往往還是在環境地的壓力（菲德爾稱之為道義上的強制）下產生的。他還沒有能夠不受社會環境直接壓力（但社會環境通過新的風尚與他相聯系）而對自己的工作實行精神上的徹底再創造。做到這一點，那就是共產主義了。

　　變化，在意識當中，並不是自動發生的，正如在經濟中也不是自動發生的一樣，變動是緩慢的；有些時候會加速，有些時候會停頓，甚至會倒退。

　　此外，正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我們必須認為，我們所面對著的，並不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看到的階段；這是共產主義的第一個過渡時期或者說，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個時期，而是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進行的。它內部有資本主義因素，這些因素模糊了對它的本質的徹底認識。

　　如果除了這一點，再加之以煩瑣哲學妨礙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妨礙了對這個時期進行有系統的探討，使得這時期的政治經濟學沒有發展，那麼，我們就必須同意；我們還處在襁褓中，必須大力研究這個時期的各個主要特點，才能制定出更加有用的經濟與政治理論。

　　產生出來的理論，必將注重建設的兩大支柱：新人的培養成和技術的發展。在兩方面，都有許多事待我們去做，但是，如果對技術為根本基礎這一點認識不足，那就更不可以原諒，因為這裡的總是不要盲目地前進，而是要在相當一段過程中循著世界最先進的國家所已經開辟了的道路前進。因此，菲德爾才這樣再三強調我們全體人民尤其是他們的先鋒隊的技術科學培養。

　　在進行非生產活動的思想領域，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之間的劃分更為容易看出。自古以來，人便力圖通過文化與藝術來擺脫自己的異化狀態。他在自己以商品的身份活動的８小時或更多的小時中，是死人，然後才在自己的精神消遣中復活。但是這種藥劑，本身又帶了同一病癥的細菌；他是孤零零地設法同大自然融合的。他護衛著自己受到環境壓抑的個性，他是作為一個統一的，以保持自己清白為目的的個體，而對於美學思想作出反應。

　　這只是一種逃避的企圖。價值法則已經不僅僅是生產關系的反映了；壟斷資本家用錯綜復雜的腳手架把這個規律包圍住，把它就變成一個馴服的奴隸，雖然他們所採用的方法是純粹憑經驗不自覺地產生的。上層建築規定一種藝術，藝術家就要受這種藝術的教育。反叛者被機器統治著，只有非凡的天才，才能創造出自己本身的事業。其余的人，或者成為變相奴化的受雇者，或者被粉碎。

　　人們發明了藝術探討，把它說成是自由的表征，但是這種“自由”有它的限度，這個限度，在碰到之前，也就是說，在人及其異化的現實總問題提出來之前，是覺察不到的。無謂的苦悶和庸俗的娛樂，成為讓人類的不安心理發泄出去的便利的門閥；把藝術當作暴露的武器的這一想法，受到反對。

　　如果遵守這一套做法的規則，就可以得到一切榮譽，也就是一只猴子在耍把戲時可以得到的榮譽。條件就是不要試圖逃出牢籠。

　　當革命取得政權的時候，那批已完全被馴化的人們就紛紛外逃，而其余的人，不論是否革命者，都看到了一條新的道路。藝術探討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動。但是，各種道路已經大體上劃定了，自由這個字眼，背後隱藏了逃避的這一概念的真義。這種態度，甚至往往保持在革命者身上，這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在意識中的反映。

　　在曾經經歷過類似道路的國家裡，曾企圖以一種過分的教條主義來反對這些傾向。文化常識幾乎變成一種禁忌，宣布了文化要求的總和就是形式上準確地認識自然界，而這種認識，又進一步變為對於願意展示的社會現實的機械認識，這就是正在企圖創立的一個幾乎沒有沖突和矛盾的理想社會。

　　社會主義是年輕的，有錯誤。我們革命者往往缺乏必要的知識和組織來承擔一個任務，即以不同於常規的方法來培養新的人，常規方法是受到形成這些方法的那個社會的影響的（這就又一次提出了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問題）。思想混亂是很厲害的，物質建設的問題纏住了我們。沒有擁有巨大權威而又同時擁有巨大革命權威的藝術家。黨的人應該把這一任務擔負起來，力求達到主要目的；教育人民。

　　幹部們懂得的東西，就是人人懂得的。取消了真正的藝術探討，把文化常識的問題歸結為掌握社會主義的現在和已經死亡的過去（正因為它是已死亡的，所以又不是危險的）。就這樣，在上世紀藝術的基礎上，誕生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但是１９世紀的現實主義藝術也是有階級性的，它的資本主義性也許比２０世紀的這種頹廢藝術（它流露了異化的人的苦悶）更為純粹。文化上的資本主義已經起完了自己的全部作用，它只剩一個發臭的屍體廣告；在藝術上，這就是它今天的頹廢。但是為什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僵化形式當中尋找唯一有效的藥方不可呢？拿“自由”來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相對立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自由還不存在，它唯有到了新社會充分發展了之後才存在；但是，不要從不顧三七二十一的現實主義的教皇寶座上譴責１９世紀下半葉以後的一切藝術形式，因為這樣就會陷於復古的普魯東主義錯誤，硬要把生在今天，建設在今天的人的藝術表現穿上一件緊身衣。

　　缺少的是：要發展一套意識文化手段，使探討能夠進行，清除雜草（這些雜草，在國家當前這一肥沃土地上，是很容易繁殖的）。

　　在我國，現實主義機械論的錯誤沒有發生，但卻的確發生了相反的錯誤。這是由於沒有認識到創造新人，這樣的人不應代表１９世紀的思想，但也不應代表我們這個沒落的，病態的世紀思想。我們要創造的是２１世紀的人，雖然這只是一主觀的，沒有系統化的願望。這正是我們研究與努力的重點之一，等到我們在理論基礎上取得具體的成就，或是相反的在我們的具體調查的基礎上得出廣泛的理論結論。我們就會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人類的事業作出寶貴的貢獻。

　　由於反對１９世紀那樣的人，產生了一個反作用。使我們重犯２０世紀的頹廢主義；這不是一個太嚴重的錯誤，但我們必須克服這個錯誤，不然的話就會為修正主義開辟廣闊的渠道。

　　廣大群眾在發展，新的思想在社會中得到充分的推動，全體社會成員一個不漏地全面發展的物質條件使得工作更為有收獲。現在是鬥爭的時代；未來是我們的。

　　總之，我們許多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過錯，就是在於他們的老毛病，他們不是真正革命的，我們可以在榆樹上接枝，使它長出梨子，但是同時又必須栽種梨樹。新的時代將不會有這個老毛病。文化領域和表達的機會越是廣大，出現非凡超眾的藝術家的可能性就會越大。我們的任務是體現在這一代由於自己的沖突而離開了常態的人，不要變壞，也不要把下一代帶壞。我們不應該創造出一些對官方思想百依百順的領工薪者和靠（國家）預算生活，運用引號中的自由的“領獎學金者”。將有革命者到來，以人民的真正聲音高唱新人的歌。

　　在我們社會裡青年和黨起著巨大的作用。

　　特別重要的是青年，因為他們是一塊可以塑捏的粘土，拿這塊粘土，可以建設不帶任何昔日包袱的新人。他們受到一種同我們的志向和目標一致的教育。他們受的教育日益完整。我們從一開始時就沒有忘記把他們吸引到工作中來。我們的獎學金學生在假期或者晨學習的同時參加體力勞動。勞動在某些場合是一個獎賞，在另一場合是一件教育工具，但無論在任何場合都不是懲罰的工具。新生的一代正在誕生。

　　黨是先鋒組織。最優秀的勞動者被同伴們推薦參加黨。黨員是佔少數的，但由於自己幹部的質量而享有巨大的威信。我們的希望是使黨成為群眾性的黨，但這要到群眾達到了先鋒隊的發展水平的時候也就是說，要到群眾受到了充分的共產主義教育的時候。工作就是以這個教育為主旨的黨是活生生的榜樣；黨的幹部必須作出勤勞與犧牲的榜樣；他們必須通過自己的行動，要把對建設中的困難，對階級敵人，對昔日的膿瘡，對帝國主義進行的多年艱苦鬥爭，貫徹到群眾中去，貫徹到完成革命任務中去。

　　我現在想解釋一下傑出人物，作為創造歷史的群眾領導者的個人作用問題。

　　菲德爾在最初的歲月裡推動了革命，一貫給了革命以領導，規定了革命的基調，但是，有相當一批革命者沿著同這位最高領袖相同的方向發展，有大批群眾由於跟隨自己的領導人而跟隨著他們；群眾之所以依賴他們，是因為他們善於代表了群眾的願望。

　　問題不在於有多少公斤的肉吃，一年能到海灘去玩多少次，也不在於憑目前的工資能夠買多少進口的好東西。問題恰恰在於使個人感到自己更加充實，內部更加豐富，負有更大的責任。

　　我們國家的每個人，知道自己所處的光榮時代是一個犧牲的時代，懂得犧牲。最初一批人在馬埃斯特臘山和戰鬥過的一切地方懂得了犧牲；後來我們在全古巴都懂得了犧牲。古巴是美洲的先鋒，它必須作出犧牲，因為它佔有先鋒的位置，因為它向拉丁美洲的群眾指出了取得長度自由的道路。

　　在國內，領導人必須起自己的先鋒作用，應該十分坦率地說，在一場要求人們貢獻出一切，勤勤懇懇而不給人以取得任何物質報酬的希望的革命當中，先進革命者的任務，是既壯偉大而又痛苦的。

　　請允許我告訴你，哪怕聽起來有受人嘲笑的危險，真正的革命者是以強烈的愛感為指南的。不可能想像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不是以強烈的愛感為指南的，不可能想像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沒有這種品質。也許這是領導人要過的大關之一；他必須把慷慨激昂的精神同總代表的頭腦結合起來，在作出痛心的決定時一條筋肉也不攣動。我們的革命者必須把這種對人民對最神聖的事業的愛理想化，使這種愛成為統一不可分割的愛。他們不應抱著一點點日常的感情，下降到一般人都能做到的那個水平。

　　革命的領導人，他們的孩子在呀呀學語時不是先學會叫爸爸；他們的妻子也成了他們為了實現革命而在生活中作繭自縛付出的總犧牲的一部分；他們交朋友的範圍，嚴格地局限於革命的同志。此外再也沒別的生活了。

　　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有強烈的人道感，強烈的正義感，才不至於陷到脫離群眾的狀態中去，天天都必須奮鬥，來使得這種對活著的人類的愛變為具體的事實，變成為起示範和動員作用的行動。

　　在自己黨內作為革命的思想發動機的革命者，一生就消磨在這種川流不息的活動中，這種活動歸宿只不過是死亡，除非在世界範圍內都實現了建設。如果當最急迫的任務在局部範圍已經完成的時候他的革命熱情就不再是一支促進的力量，而會陷入一種小康的冬眠狀態，這時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就會加以利用，佔據陣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一個義務，但同時也是一個革命的必要。我們就是這樣教育“我們人民的”。

　　當然，在目前情況下，存在著一些危險。不單有教條主義的危險，不單是有偉大任務當中把同群眾的關系僵化起來的危險；而且也有陷進弱點之中的危險。如果一個人認為由於他一個兒子缺乏某種東西，由於孩子的鞋破了，由於他家裡缺了某件必要的東西，他就因此分心而不能集中力精力來把整個生命用於革命，那麼，他就是在這個理由的掩護下讓一些將來可能發展為腐化的細菌侵蝕進來。

　　拿我們來說，我們認為，一般人的孩子有什麼和缺什麼，我們的孩子也應該有什麼和缺什麼；我們的家庭應為此而努力，革命是通過人來進行的，而人則應該天天鍛煉自己的革命精神。

　　我們就是這樣前進的。走在這支浩盪隊伍之前的是菲德爾（我們這樣說時並不難為情也不膽怯），緊接著是黨最優秀的幹部，再緊接著靠得這樣近，使人感覺到他們的巨大力量的是全體人民；這一副由個人組成的牢固的骨架，朝著共同的目標前進；這些個人已經認識到應該做什麼；這些人為了走出必然的王國並進入自由的王國而鬥爭。

　　這一大群人排起隊來；排列的隊形同對這一排隊的必要性的認識相適應；他們已經不是一支零散的力量，不再像手榴彈碎片那樣分成千百片飛散四方，每一碎片都與同類進行猛烈的競爭，千方百計設法奪得一個地位，以便能在對付朝不保夕的未來時有所依托。

　　我們知道，我們面前還有犧牲，我們為了把整個國家建成先鋒隊這一英雄事業，必須付出代價。我們第一個人都準確無誤地貢獻出自己的一份犧牲，深知我們所取得的獎賞，就是從履行義務中得到的滿足，深知我們正在同所有人一起，朝著地平線上顯現的新人前進。

　　請允許我試作下列結論：我們社會主義者更加自由，因為我們更加全面；我們更加全面，因為我們更加自由。

　　我們的自由已經形成了它的骨骼，只欠蛋白質和衣服；我們要創造這些。

　　我們的自由和它每天的依托，帶有血的色，充滿了犧牲。

　　我們的犧牲是自覺的；這是為了我們所建設的自由已繳納的費用。

　　道路是漫長的，而且部分地是不可預知的；我們懂得我們的局恨性。我們要造就出21世紀的人；我們自己來造就。

　　我們將在每天的行動中鍛煉自己，創造出具有新技術的新人。

　　個人當他體現人民最高的品德和希望，而不是離開道路時，他就起動員與領導的作用。開辟道路時，他就起動員與領導的作用。

　　開辟道路是先進的一批人，是好人當中的最優秀者，它就是黨。

　　我們事業的基本材料是青年；我們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我們培養他們從我們手中把旗幟接過去。

　　如果這封呀呀學語的信能說明一些問題的話，它就完成了我寄這封信的使命了。

　　請接受我們禮節上的問候，像一次握手或一聲寒暄那樣。

　　誓死保衛祖國！

1965年4月11日發表於《綠橄欖》雜志

（原載《黑板報文藝》，200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