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馬克思
1859年寫於倫敦
我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順序：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其他三項的相互聯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冊論述資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組成：（1）商品，（2）貨幣或簡單流通，（3）資本一般。前兩章構成本分冊的內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專題論文，它們是在相隔很久的幾個時期內寫成的，目的不是為了付印，而是為了自己弄清問題，至於能否按照上述計劃對它們進行系統整理，就要看環境如何了。
我把已經起草好的一篇總的導言壓下了，因為仔細想來，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証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讀者如果真想跟著我走，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不過在這裡倒不妨談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過。
我學的專業本來是法律，但我衹是把它排在哲學和歷史之次當作輔助學科來研究。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於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的討論，當時的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先生就摩塞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的官方論戰，最後，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進”愿望大大超過實際知識的當時，在《萊茵報》上可以聽到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帶著微弱哲學色彩的回聲。我曾表示反對這種膚淺言論，但是同時在和《奧格斯堡總匯報》的一次爭論中坦率承認，我以往的研究還不容許我對法蘭西思潮的內容本身妄加評判。我倒非常樂意利用《萊茵報》發行人以為把報紙的態度放溫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經落在該報頭上的死刑判決撤銷的幻想，以便從社會舞台退回書房。
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鑑》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我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後來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移居布魯塞爾，在那裡繼續進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适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衹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据，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衹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衹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衹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大体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裡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裡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自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範疇的天才大綱（在《德法年鑑》上）發表以後，我同他不斷通信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參看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當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魯塞爾時，我們決定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亞的出版所，後來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於情況改變，不能付印。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願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在我們當時從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眾表達我們見解的各種著作中，我衹提出恩格斯與我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和我自己發表的《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衹是論戰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寫的關於《雇傭勞動》一書，匯集了我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上對於這個問題的講演，這本書的印刷由於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離開比利時而中斷。
1848年和1849年《新萊茵報》的出版以及隨後發生的一些事變，打斷了我的經濟學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倫敦才能重新進行這一工作。不列顛博物館中堆積著政治經濟學史的大量資料，倫敦對於考察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方便的地點，最後，隨著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資產階級社會看來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切決定我再從頭開始，批判地仔細鑽研新的材料。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屬於本題之外的學科，在這方面不得不多少費些時間。但是使我所能夠支配的時間特別受到限制的，是謀生的迫切需要。八年來，我一直為第一流英文的美國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寫作真正的報紙通訊在我衹是例外），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時時間斷。然而，由於評論英國和大陸突出經濟事件的論文在我的投稿中占著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經濟科學本身範圍以外的實際的細節。
我以上簡短地敘述了自己在政治經濟學領域進行研究的經過，這衹是要証明，我的見解，不管人們對它怎樣評論，不管它多麼不合乎統治階級的自私的偏見，卻是多年誠實研究的結果。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
“這裡必須根絕一切猶豫﹔
這裡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
卡爾．馬克思
1859年1月於倫敦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