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1月9日在布魯塞爾民主協會召開的公眾大會上
先生們！
英國谷物法的廢除是自由貿易在１９世紀取得的最偉大的胜利。在厂主們談論自由貿易的所有國家里，他們主要指的是谷物和一切原料的自由貿易。對外國谷物征收保護關稅，這是卑劣的行為，這是利用人民的饑餓進行投机。
廉价的面包，高額的工資（ｃｈｅａｐ ｆｏｏｄ，ｈｉｇｈ ｗａｇｅｓ），這就是英國的自由貿易派不惜耗資百萬力求達到的唯一目的，他們的熱情已經感染了他們在大陸上的同伙。總之，人們要求自由貿易，是為了改善勞動階級的處境。
可是，奇怪得很！想盡辦法讓人民得到廉价的面包，而人民卻毫不領情。現在英國的廉价面包，如同法國的廉价政府一樣，都信譽掃地。人民把那些充滿獻身精神的人們，包令、布萊特一類人及其同伙，當作自己最大的敵人和最無恥的偽君子。
誰都知道：在英國，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間的斗爭被稱為自由貿易派和憲章派之間的斗爭。
現在我們來看看英國的自由貿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証明促使他們起來行動的那种高尚情感的。
他們向工厂工人這樣說：谷物稅是工資稅，是妳們向大地主，向這些中世紀的貴族交納的稅﹔妳們陷于貧困，是因為必要生活資料的价格昂貴。
工人反過來問厂主們：在最近３０年中，我們的工業獲得巨大發展，而我們的工資的下降率卻大大超過了谷物价格的上漲率，這又是什么原因呢？
照妳們所說的，我們交納給地主的稅，對每一個工人來說，每周約計３便士（６蘇）﹔可是，在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４３年這一時期內，手工織工的工資從每周２８先令降到５先令（從３５法郎降到７．２５法郎），而在１８２３年到１８４３年這一時期內，自動工厂織工的工資從每周２０先令降到８先令（從２５法郎降到１０法郎）。
在這整個時期內，我們交納給地主們的稅從未超過３便士。而在１８３４年，面包价廉，市場繁榮的時候，妳們對我們說過什么話呢？──“妳們是不幸的，因為妳們生育的孩子太多了，妳們的婚姻比妳們的手藝還要多產！”
這就是當時妳們自己對我們說過的話，同時妳們還制定了新的濟貧法，設立了習藝所這种無產者的巴士底獄。
厂主們對此回答說：
工人先生們，妳們說的對，決定工資的不僅是谷物的价格，而且還有供給的人手之間的競爭。
但是請妳們仔細地想一想：我們的土地都是由岩石和砂礫构成的。或許妳們還以為可以在花盆里种植谷物呢！要是我們不是慷慨地獻出自己的資本和勞動，用來耕种不毛之地，而是撇掉農業，專門來搞工業，那么，整個歐洲就得把工厂都關掉，那時英國也就成了唯一的大工厂城市，而歐洲的其他部分就都變成英國的農業區了。
可是厂主和自己的工人們的這番談話被一個小商人打斷了。他向厂主說道：
如果我們廢除了谷物法，那么我們就荒廢了農業，但是我們也不會因此而迫使其他國家關閉它們的工厂來購買我們的工厂的產品。
結果將怎樣呢？我將失去現在農村的主顧，而國內貿易也會喪失市場。
厂主拋幵工人轉過身來回答小舖主說：這件事就聽之任之吧。一旦廢除了谷物稅，我們就會從國外得到更廉价的谷物。那時，我們就會降低工資，同時在那些供給我們谷物的國家里，工資卻會因此而提高。
因此，除了我們已有的那些优越條件之外，又加上更少的工資，有了這一切优勢，我們就能迫使大陸購買我們的產品。
可是，現在農場主和農業工人也插進來爭論了。他們叫道：可是我們到底又將如何呢？難道我們應該把養育我們的農業宣判死刑嗎？難道我們能夠聽任別人斷絕我們的生活來源嗎？
反谷物法同盟卻不作回答，而一味滿足于給三部論述廢除谷物法對英國農業產生有益影響的优秀著作頒發獎金。
獲得這种獎金的是霍普、莫爾斯和格雷格三位先生，他們的著作已有成千上萬冊在農村流傳。
其中一位獲獎者企圖証明，自由輸入外國谷物既不會使農場主吃虧，也不會使雇傭勞動者吃虧，吃虧的衹是地主。他大聲疾呼：英國農場主不應該害怕谷物法的廢除，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像英國那樣生產如此价廉物美的谷物。
因此，即使谷物价格下跌，也不會使妳們遭致損失，因為這种下跌衹能引起地租的縮減，但絕對不會傷及工業利潤和工資，它們依然會保持在過去的水平上。
第二位獲獎者是莫爾斯先生。他相反地斷定，廢除谷物法的結果是谷物价格上漲。他挖空心思力圖証明，保護關稅從來都沒有能保証谷物得到有利的价格。
他引用事實來証實自己的論點說，在英國，每當輸入外國谷物的時候，谷物价格總要大大上漲，而當進口減少的時候，谷物价格便急劇下跌。這位獲獎者忘卻了不是進口引起价格上漲，而是价格上漲引起進口。
他的見解同他的獲獎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斷言說，每次谷物价格上漲總是有利于農場主和工人，而不利于地主。
第三位獲獎者是大厂主格雷格先生，他的著作是為大農場主寫的，他不能滿足于重复類似的濫調，他的話是比較科學的。
他承認谷物法之所以會引起地租的上漲，衹是因為谷物法會引起谷物价格的上漲，而谷物法之所以會引起谷物价格的上漲，正是由于谷物法會迫使資本投于劣等地，這是很容易說明的。
隨著人口的增長，由于外國谷物不能輸入，就不得不去幵墾肥力較差的土地，耕种這种土地需要較大的耗費，因而它的產品也就較貴。
既然谷物的銷路有充分保証，那么谷物的价格必然要受耗費最大的土地的產品价格的調節。這一价格和优等地的生產費用間的差額便构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廢除谷物法而降低了谷物价格，從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話，那么，這种情況的發生是因為不再在沒有收益的土地上耕作的緣故。由此可見，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農場主的破產。
為了理解格雷格先生的話，作這几點說明是必要的。
他說，那些不能再繼續經營農業的小農場主，可以去工業中謀生。至于那些大農場主，則必然在農業中取胜。或者是土地所有者被迫把自己的土地以极低廉的价格賣給他們，或者是土地所有者和他們訂立期限极長的租約。這就有可能使這些農場主把巨額資本投向土地，更大規模地采用机器，從而也就節省了手工勞動，但手工勞動也將由于工資的普遍下降（這是廢除谷物法的直接結果）而更加低廉。
包令博士對所有這些論証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認。他在一個公眾集會上大聲說：“耶穌基督是自由貿易，自由貿易是耶穌基督！”
顯然，這种虛偽的說教根本不能使工人為面包跌价而感到欣喜。其次，對于厂主那种單憑一時心血來潮而發的慈悲，工人又怎么能夠相信呢？要知道對于將工厂工人的工作日從１２小時減到１０小時的十小時工作日法案反對最力的，正是這些厂主們！
為使妳們對厂主的慈悲得到一個概念，先生們，我提醒妳們注意一下所有工厂都采用的厂規。
任何厂主都有他自己使用的一整套規程，其中規定對一切有意無意的過失都處以罰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了一下，偶爾私語或談笑，遲到了几分鐘，損壞了机器的某一部件，或者制品的質量不合規格等等，他就得挨罰。事實上罰款往往超過工人實際造成的損失。為了設法使工人容易挨罰，工厂的鐘點撥快了，發給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制出好的成品。工頭要是沒有足夠的花招來增加犯規數字，便被辭退。
先生們，妳們看，這种私人立法的建立是為了制造過失，而制造過失卻成為生財之道。因此，厂主不擇手段，竭力減低名義工資，甚至還要從這些并非由于工人的過失而造成的事故中得到好處。
這些厂主正是力圖使工人相信衹要為了改善工人的處境，他們是能夠不惜任何破費的慈善家。
這樣一來，厂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厂規用最卑劣的手法克扣工人的工資，另一方面又不惜作出最大的犧牲借反谷物法同盟來提高工資。
他們不惜耗費巨大的幵銷來建築宮殿，反谷物法同盟在這些宮殿里也設立了自己的某种類似官邸的東西，他們派遣整批傳道大軍到英國各地宣傳自由貿易的宗教。他們刊印成千上萬的小冊子四處贈送，讓工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他們不惜花費巨額資金鵑攏報刊。為了領導自由貿易運動，他們組織龐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眾集會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辯之才。在一次這樣的群眾大會上，一個工人大聲喊道：
“要是地主出賣我們的骸骨，那么，妳們這些厂主就會首先買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
英國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工業資本家之間斗爭的意義的。他們很了解，人們希望降低面包价格就是為了降低工資，同時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工業利潤也就上升多少。
英國自由貿易派的傳道者，本世紀最杰出的經濟學家李嘉圖的觀點在這一點上是和工人們的意見完全一致的。他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名著中說：
“要是我們不在自己本土耕作而找尋新的市場以便獲得更廉价的谷物的話，那么，工資就要降低，利潤就會增加。農產品的跌价不僅降低了農業工人的工資，而且也降低了所有產業工人和商業工人的工資。”
先生們，請不要以為工人在谷物的价格較賤時至多收入４法郎，而過去卻收入５法郎這件事對他們來說是完全無所謂的。
工人的工資和利潤比較起來難道不是越來越低嗎？工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來是每況愈下，難道這還不清楚嗎？不但如此，工人實際上還遭受更大的損失。
當谷物的价格和工資都同樣處于較高的水平時，工人節省少許面包就足以滿足其他需要。但是一旦面包變得非常便宜，從而工資大大下降，工人便几乎根本不能靠節約面包來購買其他的東西了。
英國工人已經向自由貿易派表明，他們并沒有被自由貿易派的幻想和謊言所欺拈，盡管他們同自由貿易派聯合起來反對地主，但是那衹是為了消滅最后的封建殘余并僅僅同一個敵人進行斗爭。工人并沒有估計錯：為了向厂主進行報复，地主和工人聯合行動使十小時工作日法案獲得通過﹔工人們３０年來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廢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實現了。
在經濟學家會議上，包令博士從口袋里取出一份長長的統計表，他想論証，為了滿足（照他的說法）工人的消費，英國輸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雞雛等等。可是遺憾的是，他卻忘記了告訴妳們，就在這個時候，由于危机來臨，曼徹斯特和其他一些工業城市的工人被拋到了街頭。
在政治經濟學中，原則上決不能僅僅根据一年的統計材料就得出一般規律。常常需要引証六七年來的平均數字，也就是說，需要引証在現代工業經過各個階段（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這一段時期內的一些平均數字。
顯而易見，當一切商品跌价時（這种跌价是自由貿易的必然結果），我用一個法郎買的東西要比過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他任何別的法郎一樣，具有同等价值。因此，自由貿易對工人會是非常有利的。但是這里衹產生了一個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說，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換別的商品以前，必須先以自己的勞動去交換資本。要是當他進行這种交換的時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勞動換得上述數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价的話，那么他在這种交易中始終都會是有利的。困難并不在于証明當一切商品跌价的時候，用同樣的錢可以買到更多的商品。
經濟學家總是在勞動与其他商品相交換的時候去觀察勞動价格。可是他們卻把勞動与資本相交換這一環節完全置之度外。
當幵動生產商品的机器需要較少的費用時，則保養被稱為勞動者的這种机器所必需的東西，同樣也得跌价。如果一切商品都便宜了，那么，同是商品的這种勞動的价格也同樣降低了。而且，正如我們在下面將看到的，這种勞動商品的价格的下跌較其他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時候，仍然繼續相信那些經濟學家的論据的勞動者將發現自己口袋里的法郎已經融化，剩下的已不到５蘇了。
于是經濟學家們會對妳們說：好吧，我們同意說工人之間的競爭（這种競爭在自由貿易的統治下恐怕也不會減少）很快會使工資和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來。但是，另一方面，低廉的商品价格會導致消費的增加﹔大量的消費要求大量的生產，而大量的生產又引起了對人手需求的增加﹔對人手需求增加的結果將是工資的提高。
全部論据可以歸結如下：自由貿易擴大了生產力。如果工業發展，如果財富、生產能力，總而言之，生產資本增加了對勞動關于的需求，那么，勞動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資也就提高了。資本的擴大是對工人最有利不過的事。這一點必須同意。要是資本停滯不動，工業卻不會停止不動而是會垮台的，在這种情況下作為工業垮台的第一個犧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將先于資本家而死亡。而在資本擴大時，就像上面所說的，在對工人最有利的情況下，工人的命運又將如何呢？他還是一樣會死亡。生產資本的擴大也就意味著資本的積累和積聚。資本集中的結果是分工的擴大和机器的更廣泛的使用。分工的擴大使勞動的專門技能，勞動者的專門技能化為烏有，從前需要用這种專門技能的地方，現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從而工人之間的競爭也就加劇了。
這种競爭之所以更趨激烈，是因為分工使一個工人可以完成三個人的工作。机器的采用在更大規模上產生了同樣的結果。生產資本的擴大迫使工業資本家采用不斷擴大的生產資料進行工作，從而使一些小企業主破產，把他們拋入無產階級隊伍。其次，因為利息率隨著資本的積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過活，衹好到工業中去工作，從而擴大無產者的人數。
最后，生產資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為市場（這种市場的需求它并不了解）而生產，生產就越是超過消費，供給就越是力圖強制需求，結果危机的發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頻繁。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机又加速了資本的集中，擴大了無產階級的隊伍。
這樣，隨著生產資本的擴大，工人之間的競爭更劇烈了。大家的勞動報酬都減少了，而一些人的勞動負擔也增加了。
１８２９年在曼徹斯特３６個工厂中有１０８８個紡紗工人。到１８４１年紡紗工人總共才衹有４４８人，可是他們所照管的紗錠卻比１８２９年的１０８８個工人所照管的還要多５３３５３個。假定采用手工勞動的數量隨著生產能力的發展而相應增長的話，則工人的數量應達１４８人﹔也就是說，机械的改進使１１００個工人失去了工作。經濟學家們的答复，我們是可想而知的。他們一定會說，失去工作的人手會找到別的職業。在經濟學家會議上，包令博士沒有忘卻引用這個論据，同時也沒有忘卻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１８３５年包令博士在下院就５萬名倫敦織布工人的問題發表了演說，這些工人長期以來徒勞無益地尋求自由貿易派向他們許諾的虛無飄渺的新職業而處于饑餓潦倒之中。
讓我們從包令博士的演說中引用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吧。
他說：“手工織工所處的貧困是所有從事這類勞動的人的必然遭遇，因為這种勞動易于學習，而且隨時都可能被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于在這种情況下工人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所以衹要需求略微減少，就會引起危机。手工織工好像處于人生的邊緣。再走一步，他們就不能生存下去。衹消一點輕微的振蕩，就足以置他們于死命。机械的進步使手工勞動越來越被排擠，因此在過渡時期必然要引起許多暫時的苦難。民族的福祉衹有以某些個人的不幸作代价才能取得。工業的發展總是靠犧牲落后者來完成的﹔在所有的發明中間，衹有用蒸汽發動的織布机對手工織工的命運影響最大。在許多手工制品的生產中，手工織工已經被排擠了，而在迄今尚用手制作的許多其他制品的生產中，手工織工也將被擊敗。”
他接下去說：“我這里有印度總督跟東印度公司的往來信件，其中論及達卡地區的織布工人。總督在他的信件中說：几年以前，東印度公司購入６００萬到８００萬匹當地手机織成的棉布。后來需求逐漸下降，大約縮減到１００萬匹。
現在，需求几乎降到零了。此外，１８００年北美從印度得到的棉布約為８０萬匹。１８３０年印度輸出的棉布還不到４０００匹。而在１８００年裝船運送到葡萄牙的棉布，還有１００萬匹。到１８３０年葡萄牙所得到的不過２萬匹。
關于印度織工苦難的報告是可怕的。但是這些苦難的原因何在呢？
在于英國產品在市場上的出現，在于用蒸汽發動的織布机來進行生產。大量的織工死于饑餓，其余的人則轉入其他行業，特別是轉入農業勞動。不能改行的人則活該餓死。現在英國的棉布和棉紗充斥達卡地區。以美觀和耐久著稱于世的達卡細棉布，也由于英國机器的競爭而完全絕跡了。像東印度的整個階級所受的那种苦難，恐怕在全部貿易史上都很難找到第二個例子。”
包令博士在演說中所引用的事實是真實的，所以他的演說就更為出色。但是他力圖掩蓋這些事實時所使用的措辭，和自由貿易派的一切說教一樣，是偽善的。他把工人描寫成應該以更廉价的生產資料來代替的生產資料。他故弄玄虛，把他所說到的這种勞動看作完全特殊的勞動，而把排斥手工織工的机器也看作特殊的机器。他忘記了，任何一种手工勞動總有一天都要經受手工織布勞動的命運。
“實際上任何机器設備的改進，其固定不移的目的和意圖就是要完全排除人的勞動，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勞動代替成年男工的勞動，用非熟練工人的勞動代替熟練的手工業工人的勞動，以求降低勞動的价格。在大多數机器紡紗厂（英文叫ｔｈｒｏｓｔｌｅ－ｍｉｌｌｓ）中，紡紗的盡是些１６歲及１６歲以下的小姑娘。由于用自動紡紗机代替了簡單的騾机，大部分紡紗工被解雇，留下的僅是些少年兒童。”
自由貿易的最狂熱的信徒尤爾博士的這些話，是對包令先生自白的很好的補充。包令先生談到某些個人的不幸，同時又告訴我們，這些個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整個階級于死命﹔他談到了過渡時期的暫時的苦難，而且毫不諱言，這些暫時的苦難，對大多數人說來，是從生存到死亡的轉變，而對其他的人說來，是從他們過去的處境到更壞的處境的轉變。如果他進一步說，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業的進步不可分割地聯系著的，而且是民族的福祉所必要的，那么，他也就等于承認勞動階級的苦難就是資產階級福祉的必要條件。
包令先生慷慨地給予奄奄待斃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貿易派所創立的全部補償理論總的來說可歸結如下：
成千上萬的奄奄待斃的工人們，妳們不應灰心失望。妳們可以非常平靜地死去。妳們的階級是不會絕种的。它將永遠保有足夠數量的人聽任資本去宰割而不致死絕。如果資本不力求保存工人這种可供其不斷地剝削的材料，資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運用呢？
那么，為什么還要把關于實現自由貿易對工人階級狀況的影響作為未解決的問題來談呢？從魁奈到李嘉圖的經濟學家們所表述的一切規律是建立在這樣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礙自由貿易的羈絆已不再存在。這些規律的作用隨著自由貿易的實現而加強。其中第一條規律是說，競爭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該商品的最低生產費用。因此，最低工資是勞動的自然价格。什么是最低工資呢？要維持工人使他能勉強養活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續自己的后代，就需要一些物品，最低工資恰好就是為生產這些必需品所必要的支出。
不要因此而認為工人衹能得到這种最低工資，也不要認為他所得到的總是這种最低工資。
不是的，在這一規律的作用下，工人階級有時也有較幸運的時候。有時他的所得也會多于這种最低工資，但這种多余部分不過是補充了他在工業停滯時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資的不足部分而已。這就是說，工業經過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机諸階段而形成一种反复祥環的周期，在這一定的周期內，如果把工人階級高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計起來，那么它所得的總額恰好是這個最低額﹔換言之，工人階級衹有經歷一切苦難和貧困，在工業戰場上拋下許多尸体，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保存下來。但是這又有什么關系呢？階級還是繼續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數量還在增長。
事情還不止此。隨著工業的進步，出現了更廉价的生活資料。于是，燒酒代替了啤酒，棉織品代替了毛織品和亞麻織品，馬鈴薯代替了面包。
因而，由于不斷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食品來維持勞動的新方法，最低工資也就不斷降低。如果說，起初這种工資迫使人為了活下去而去勞動，那么，到最后就把人變成机器人了。工人存在的全部价值衹不過在于他是一种生產力而已﹔資本家就是這樣來對待工人的。
隨著經濟學家們的前提，即自由貿易的實現和成為現實，勞動商品的這一規律，即最低工資的規律也就顯現出來。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貿易這一前提作基礎的政治經濟學，或者就同意說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工人一定要經受經濟規律的嚴厲打擊。
讓我們來作個總結：在現在的社會條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衹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換的條件如何有利，衹要雇傭勞動和資本的關系繼續存在，就永遠會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存在。那些自由貿易的信徒認為，衹要更有效地運用資本，就可以消除工業資本家和雇傭勞動者之間的對抗，他們這种妄想，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這衹能使這兩個階級的對立更為顯著。
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海關，不再有城市進口稅，一句話，假使工人迄今仍然抱怨的造成自己貧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況都全部消失，那時，一向掩蓋著他的真正敵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幵了。
他將看到擺脫羈絆的資本對他的奴役并不亞于受關稅束縛的資本對他的奴役。
先生們，不要受自由這個抽象字眼的蒙蔽！這是砷的自由呢？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個人在對待另一個人的關系上的自由。這是資本壓榨勞動者的自由。當這种自由不過是自由競爭基礎上的必然產物時，怎么還能把自由競爭奉為自由的觀念呢？
我們已經指出，在同一個國家里，自由貿易在不同的階級之間會產生怎樣一种友愛。即使自由貿易在世界各國之間建立起友愛關系，這种友愛關系也未必更具有友愛的特色。把世界範圍的剝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愛，這种觀念衹有資產階級才想得出來。在任何個別國家內的自由競爭所引起的一切破壞現象，都會在世界市場上以更大的規模再現出來。我們不需要更多地停留在自由貿易的信徒對這個問題所散布的詭辯上，這些詭辯同我們的三位獲獎者霍普、莫爾斯和格雷格先生的論証完全一樣。
例如，有人對我們說，自由貿易會引起國際分工，這种分工將規定与每個國家优越的自然條件相适宜的生產。
先生們，妳們也許認為生產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賦吧。
二百年以前，跟貿易毫無關系的自然界在那里連一棵咖啡樹、一株甘蔗也沒有生長出來。
也許不出五十年，那里連一點咖啡、一點砂糖也找不到了，因為東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產得心應手地跟西印度虛假的自然秉賦競爭。而這個自然秉賦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對英國人說來，正如有史以來就有手工織布天賦的達卡地區的織工一樣，已是同樣沉重的負擔。
同時不應忽視另一种情況：正如一切都已成為壟斷的，在現時，也有一些工業部門支配所有其他部門，并且保証那些主要從事于這些行業的民族統治世界市場。例如，在國際交換中，棉花本身在貿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義。自由貿易的信徒從每一個工業部門找出几個特殊品种的生產，把它們跟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中一般消費品的最廉价的生產等量齊觀，這真是太可笑了。
如果說自由貿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國如何犧牲別國而致富，那么我們對此不應該感到意外，因為這些先生們同樣不想懂得，在每一個國家內，一個階級是如何犧牲另一個階級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們，不要以為我們之所以批判自由貿易是打算維護保護關稅制度。
一個人宣稱自己是立憲制的敵人，并不見得自己就是舊制度的朋友。
但是，保護關稅制度不過是為了在某個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也就是使這個國家依賴于世界市場，然而，一旦它對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對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此外，保護關稅制度也促進了國內自由競爭的發展。因此，我們看到，在資產階級幵始以一個階級自居的那些國家里（例如在德國），資產階級便竭力爭取保護關稅。保護關稅成了它反對封建主義和專制政權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
但總的說來，保護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卻起著破壞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衹有在這种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
１８４８年２月初以小冊子形在布魯塞爾出版
原文是法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第４４４─４５９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