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
（1916年8─9月）
“如果革命的社會民主党自己不敗壞自己，那就誰也敗壞不了它。”每當馬克思主義的某一重要理論原理或策略原理取得勝利或者才提到日程上來的時候，每當除了公開的真正的敵人，還有一些朋友也向馬克思主義“扑來”，拼命地敗壞──用俄語來說就是玷污──它，把歪曲得面目全非的時候，我們總是回想起和注意到這句名言。在俄國社會民主運動的歷史上，這种情況是屢見不鮮的。上一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馬克思主義在革命運動中的勝利，出現了一種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即當時的“經濟主義”或“罷工主義”，“火星派”如果不同它作長期鬥爭，就不能捍衛無產階級理論和政策的基礎，反擊小資產階級民粹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布爾什維主義的遭遇也是這樣。它在1905年的群眾性工人運動中取得了勝利，其原因之一是它在1905年秋天，在俄國革命進行最重要的搏鬥的時期正確地運用了“抵制沙皇杜馬”的口號。可是在1908──1910年間，它卻不得不經歷──並且通過鬥爭戰勝──那種面目全非的布爾什維主義，當時阿列克辛斯基等人大吵大嚷，反對參加第三屆杜馬。
現在的情況也是這樣。承認這場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指出它同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時代的深刻聯系，這不但遇到一些嚴肅的反對者，也遇到了一些不嚴肅的朋友，對他們來說，帝國主義這個字眼已經成了“時髦的東西”，他們把這個字眼背得爛熟，向工人灌輸糊涂透頂的理論，重犯舊“經濟主義”的一系列舊錯誤。資本主義勝利了，因此用不著在政治問題上動腦筋了，老“經濟派”在1894-1901年間就是這樣推斷的，他們甚至反對在俄國進行政治鬥爭。帝國主義勝利了，因此用不著在政治民主問題上動腦筋了，老“經濟派”在1894--1901年間就是這樣推斷的，他們甚至反對在俄國進行政治鬥爭。帝國主義勝利了，──因此用不著在政治民主問題上動腦筋了，當代的“帝國主義經濟派”就是這樣推斷的。上面刊載的彼．基輔斯基的文章，就是這種情緒和這種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的標本，它第一次試圖把自1915年初起在我們党某些國外小組內出現的思想動搖作一稍微完整的書面敘述。
在當前社會主義運動的大危机中，馬克思主義者堅決反對社會沙文主義並站在革命國際主義方面，如果“帝國主義經濟主義”在他們中間傳播開來，那就是對我們這個派別和我們党的一個最嚴重的打擊，因為這會從內部，它自己的隊伍中敗壞党，把党變成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者。因此，我們必須從彼．基輔斯基文章中數不勝數的錯誤裡至少找出几個最主要的錯誤來加以詳細討論，盡管這種做“枯燥乏味”，常常不得不十分淺顯地重复那些細心而善于思考的讀者早在我們1914年和1915年的文獻中就已知道和明白了的起碼道理。
我們先從彼．基輔斯基議論的“中心”點談起，以便使讀者能夠立刻抓住“帝國主義經濟主義”這個新派別的“實質”。
彼．基輔斯基自己相信並且要讀者相信，他衹是“不同意”民族自決，即我們党綱的第9條。他非常气忿地試圖駁回對他的如下指責：他在民主問題上根本背离了全部馬克思主義，在某個問題上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叛徒”（用意惡毒的引號是彼．基輔斯基加的）。然而問題的實質在于，當我們的作者一開始談論他仿佛是在局部的個別的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時，當他一拿出論据和理由等等時，就立刻可以發現，他恰恰完全同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就拿．基輔斯基文章中的第2條（即第2節）來說吧。我們的作者宣布，“這個要求（即民族自決）會直接（！！）導致社會愛國主義”，他還解釋說，保衛祖國這個“背叛性”的口號是“可以完全符合（！）邏輯地（！）從民族自決權中推導出來的……”結論。在他看來，自決就是“認可法國和比利時社會愛國主義者的背叛行為，他們正在拿起武器保衛這種獨立（法國和比利時的民族國家的獨立），也就是說，他們正在做‘自決’擁護者僅僅在談論的事情……”“保衛祖國是我們最凶惡的敵人的武器庫中的貨色……”“我們實在無法理解，怎么能同時既反對保衛祖國又主張自決，既反對祖國又保衛祖國。”
彼．基輔斯基就是這樣寫的。他顯然沒有理解我們關于反對在當前這場戰爭中保衛祖國這個口號的決議。我們衹好把這些決議中寫得一清二楚的地方提出來，再一次把這些明明白白的俄語含義講清楚。
1915年3月，我們党在伯爾尼代表會議上通過了一項以《關于保衛祖國的口號》為題的決議。這項決議一開始就說：“當前戰爭的真正實質就在于”（引號內為黑体）什么什么。
這裡講的是當前戰爭。用俄語不能說得比這更清楚的了。“真正實質”這几個字表明，必須把假象和真實、外表和本質、言論和行動區別開來。關于在這場戰爭中保衛祖國的說法，把1914──1916年間的帝國主義戰爭，為瓜分殖民地和掠奪他國領土等等而進行的戰爭偽裝成民族戰爭。為了不致留下歪曲我們觀點的一絲一毫的可能性，決議還專門補充了一段話，論述了“真正的民族戰爭”，“特別（請注意，特別不是僅僅的意思！）是1789──1871年間發生的”民族戰爭。
決議說明，這些“真正”的民族戰爭，“其基礎”“是長期進行的大規模民族運動，反對專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鬥爭，推翻民族壓迫……”
看來，不是很清楚了嗎？目前的帝國主義戰爭是由帝國主義時代的種種條件造成的，這就是說，它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例外的現象，不是違背一般常規的現象。在這場戰爭中講保衛祖國就是欺騙人民，因為這不是民族戰爭。在真正的民族戰爭中，“保衛祖國”一語則完全不是欺騙，我們決不反對。這和（真正的民族）戰爭“特別是”在1789──1871年間發生過。決議絲毫不否認現在也有發生這種戰爭的可能性，它說明應當怎樣把真正的民族戰爭同用騙人的民族口號掩飾起來的帝國主義戰爭區別開來。也就是說，為了加以區別，必須研究戰爭的“基礎”是不是“長期進行的大規模民族運動”，“推翻民族壓迫”。
關于“和平主義”的決議直截了當地說：“社會民主党人不能否認革命戰爭的積极意義，這種戰爭不是帝國主義戰爭，而是像（請注意這個“像”）1789──1871年期間那樣為推翻民族壓迫……而進行的戰爭。”如果我們不承認民族戰爭在今天也是可能的，那么我們党1915年的決議會不會把1789──1871年同發生過戰爭作為例子來談論民族戰爭，並且指出我們並不否認那種戰爭的積极意義呢？顯然不會。
列宁和季諾維也夫的小冊子《社會主義与戰爭》，是對我党決議的解釋或通俗的說明。在這本小冊子的第5頁上寫得非常清楚：“社會党人過去和現在”都衹是在“推翻异族壓迫”這個意義上“承認保衛祖國或防御戰爭是合理的、進步的和正義的”。舉了一個例子：波斯反對俄國“等等”，並且指出：“這些戰爭就都是正義的、防御性的戰爭，而不管是誰首先發動進攻。任何一個社會党人都會希望被壓迫的、附屬的、主權不完整的國家戰勝壓迫者、奴隸主和掠奪者的‘大’國”。
小冊子是在1915年8月出版的，有德文和法文版本。彼．基輔斯基對它很熟悉。無論彼．基輔斯基或任何別的人，都從沒有向我們表示過异議，既沒有反對關于保衛祖國的口號的決議，也沒有反對關于和平主義的決議，也沒有反對小冊子中對這些決議的解釋，一次也沒有！既然彼．基輔斯基從1915年3月起並沒有反對我們党對戰爭的看法，而目前，在1916年8月，卻 一篇論述自決的文章中，也就是在一篇仿佛是關于局部問題的文章中暴露出對整個問題的惊人無知，那么試問，我們說這位著作家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這是不是誹謗他呢？
彼．基輔斯基把保衛祖國的口號叫作“背叛性的”口號。我們可以平心靜气地告訴他，誰如果衹机械地重复口號，不去領會它的意義，對事物不作深入的思考，僅僅死記一些詞句而不分析它們的含義，那么，在這樣的人看來，任何口號都是而且將永遠是“背叛性的”。
一般地說，“保衛祖國”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不是經濟學或政治學等等領域中的某種科學的概念呢？不是的。這衹是替戰爭辯護的一種最流行的、常用的、有時簡直是庸俗的說法。僅僅如此而已！庸人們可以替一切戰爭辯護，說什么“我們在保衛祖國”，衹有這種行為才是“背叛性的”，而馬克思主義不會把自己降低到庸俗見解的水平，它要求歷史地分析每一次戰爭，以便弄清楚能不能認為這次戰爭是進步的、有利于民主或無產階級的，在這個意義上是正當的、正義的等等。
如果不善于歷史地分析每一次戰爭的意義和內容，保衛祖國的口號就往往是對戰爭的一種庸俗的不自覺的辯護。
馬克思主義作了這樣的分析，它指出：如果戰爭的“真正實質”，譬如說在于推翻异族壓迫（這對1789──1871年間的歐洲來說是特別典型的），那么，從被壓迫國家或民族方面說來，這場戰爭就是進步的。如果戰爭的“真正實質”是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分配贓物、掠奪別國領土（1914──1916年間的戰爭就是這樣的），那么保衛祖國的說法就是“欺騙人民的彌天大謊”。
怎樣找出戰爭的“真正實質”，怎樣確定它呢？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應當研究戰前的政治，研究正在導致和已經導致戰爭的政治。如果政治是帝國主義的政治，就是說，它保護金融資本的利益，掠奪和壓迫殖民地以及別人的國家，那么由這種政治產生的戰爭便是帝國主義戰爭。如果政治是民族解放的政治，就是說，它反映了反對民族壓迫的群眾運動，那么由這種政治產生的戰爭便是民族解放戰爭。
庸人們不懂得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因此他們衹會說什么“敵人侵犯”，“敵人侵入我國”，而不去分析戰爭是因為什么、由什么階級、為了什么政治目的進行的。彼．基輔斯基完全降低到這種庸人的水平，他說：看，德國人占領了比利時，可見，從自決觀點看來，“比利時的社會愛國主義是正確的”﹔或者說：德國人占領了法國的一部分領土，可見，“蓋得可以得意了”，因為“打到本民族（而不是异族”居住的領土上來了”。
在庸人們看來，重要的是軍隊在什么地方，現在打勝仗的是誰。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重要的是雙方軍隊可能互有勝負的這場戰爭是因為什么而進行的。當前這場戰爭是因為什么而進行的呢？這一點在我們的決議中已經指出來了（根据交戰國在戰前几十年中實行的政治）。英、法、俄是為了保持已奪得的殖民地和掠奪土耳其等等而戰。德國是為了奪取殖民地和獨自掠奪土耳其等等而戰。假定德國人甚至拿下巴黎和彼得堡，那么這場戰爭的性質會不會因此而改變呢？絲毫不會。那時德國人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勝利后推行的政治──是奪取殖民地，統治土耳其，奪取异族的領土，例如波蘭等等，而決不是要對法國人或俄國人建立异族壓迫。當前這場戰爭的真正實質不是民族戰爭，而是帝國主義戰爭。換句話說，戰爭的起因不是由于其中一方要推翻民族壓迫，而另一方要維護這種壓迫。戰爭是在兩個壓迫者集團即兩伙強盜之間進行的，是為了確定怎樣分贓、由誰來掠奪土耳其和各殖民地而進行的。
簡單地說，在帝國主義大國（即壓迫許多別的民族，迫使它們緊緊依附于金融資本等等的大國）之間進行的同它們結成聯盟進行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1914──1916年間的戰爭就是這種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保衛祖國”是欺人之談，是替戰爭辯護。
被壓迫者（例如殖民地人民）為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即實行壓迫的大國而進行的戰爭，是真正的民族戰爭。這種戰爭在今天也是可能的。遭受民族壓迫的國家為反對實行民族壓迫的國家而“保衛祖國”，這不是欺人之談，所以社會主義者決不反對在這樣的戰爭中“保衛祖國”。
民族自決也就是爭取民族徹底解放、爭取徹底獨立和反對兼並的鬥爭，社會主義者如果還是社會主義者，就不能拒絕這種鬥爭，──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直到起義或戰爭為止。
彼．基輔斯基以為他是在反對普列漢諾夫，据他說，正是普列漢諾夫指出了民族自決同保衛祖國的聯系！彼．基輔斯基相信了普列漢諾夫，以為這種聯系確實像普列漢諾夫所描繪的那樣。彼．基輔斯基既然相信了普列漢諾夫，于是就害怕起來了，認為必須否認自決，以便擺脫普列漢諾夫的結論……對普列漢諾夫大輕信了，同時也太害怕了，可是普列漢諾夫到底錯在哪裡，卻一點也沒有考慮！
社會沙文主義者為了把這場戰爭說成是民族戰爭，就拿民族自決作借口。同他們鬥爭的唯一正確的方法，就是要指出這場戰鬥並不是為了民族解放，而是為了確定由哪一個大強盜來壓迫更多的民族。如果竟然否認真正為了民族解放而進行的戰爭，那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大歪曲。普列漢諾夫和法國社會沙文主義拿法國的共和制作為借口，來替“保衛”法國共和制、反對德國君主制辯護。如果像彼．基輔斯基那樣推論，那么我們就應當反對共和制或反對真正為了捍衛共和制而進行的戰爭！！德國社會沙文主義者拿德國的普選制和普遍識字的義務教育作借口，來替“保衛”德國反對沙皇制度辯護。如果像基輔斯基那樣推論，那么我們就應當或者反對普選制和普遍識字的教育，或者反對真正為了維護政治自由使之不被剝奪而進行的戰爭！
卡．考茨基在1914──1916年間的戰爭以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一系列极為重要的著作和言論將永遠是馬克思主義的典範。1910年8月26日，考茨基在《新時代》雜志29上曾就日益迫近的戰爭寫道：
“德英之間一旦發生戰爭，其爭端將不是民主制度，而是世界霸權，即對全世界的剝削。在這個問題上，社會民主党人是不應當站在本國剝削者方面的”（《新時代》雜志第28年卷第2冊第776頁）
這是精彩的馬克思主義的表述，它同我們的表述完全一致，它徹底揭穿了离開馬克思而去為社會沙文主義辯護的今天的考茨基，它十分清楚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如何對待戰爭的原則（我們還要在刊物上談到這個表述）。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因此，既然有爭取民主的鬥爭，也就可能有爭取民主的戰爭﹔民族自決衹是民主要求之一，它和其他民主要求根本沒有任何區別。簡單地講，“世界霸權”是帝國主義政治的內容，而帝國主義政治的繼續便是帝國主義戰爭。拒絕在民主的戰爭中“保衛祖國”，即拒絕參加民主的戰爭，這是荒謬的，這跟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把“保衛祖國”的概念運用于帝國主義戰爭，即把帝國主義戰爭說成是民主的戰爭，從而運用于帝國主義戰爭，即把帝國主義戰爭說成是民主的戰爭，從而粉飾帝國主義戰爭，這就等于欺騙工人，投到反動資產階級方面去。
引號裡的這句話是彼．基輔斯基說的，他常常提到“新時代”。然而遺憾的是，在這裡他的論斷也是錯誤的。
我們党的一些決議說，這場戰爭是由帝國主義時代的一般條件造成的。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正確地指出了“時代”和“這場戰爭”的相互關系：要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就必須具体地評价每一次戰爭。為什么在各大國之間──其中有許多國家在1789──1871年間曾經領導過爭取民主的鬥爭──竟會而且必然會發生帝國主義戰爭，即按其政治意義來說是极端反動的、反民主的戰爭呢？要了解這一點，就必須了解帝國主義時代的一般條件。
彼．基輔斯基完全曲解了“時代”和“這場戰爭”之間的這種關系。照他說來，要具体地談，就是談論“時代”！這恰巧不對。
1789──1871年那個時代，對于歐洲說來是一個特殊時代。這是無可爭辯的。不了解那個時代的一般條件，就不能了解對于那個時代來說特別典型的任何一次民族解放戰爭。這是不是說，那個時代的一切戰爭都是民族解放戰爭呢？當然不是。這樣說是极其荒唐的，是用可笑的死板公式代替對每一次戰爭的具体研究。在1789──1871年間，既發生過殖民地戰爭，也發生過壓迫許多其他民族的反動帝國之間的戰爭。
試問，能不能從先進歐洲（以及美國）的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帝國主義新時代這一事實得出結論說，現在衹可能發生帝國主義戰爭呢？作這樣的論斷是荒謬的，這是不善于把某一具体現象和該時代可能發生的各種現象的總和區別開來。時代之所以稱為時代，就是因為它包括所有的各種各樣的現象和戰爭，這些現象和戰爭既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既有大的也有小的，既有先進國家所特有的也有落后國家所特有的。像彼．基輔斯基那樣衹是泛泛地談論“時代”，而回避這些具体問題，這就是濫用“時代”這個概念。為了不作無稽之談，我們現在從許多例子中舉出一個例子。但是首先必須指出，有一個左派集團，即德國的“國際”派，曾經在《伯爾尼執行委員會公報》第3期（1916年2月29日）中發表了一個提綱，並在第5條中作了如下一個顯然錯誤的論斷：“在這猖狂的帝國主義的時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戰爭。”我們在《〈社會民主党人報〉文集》中分析過這個論斷。這裡衹須指出，雖然一切關心國際運動的人老早就熟悉這個論點（我們早在1916年春天伯爾尼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就反對過這個論點），可是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派別重述過這個論點，接受過這個論點。彼．基輔斯基在1916年8月寫他那篇文章時，也沒有說過一句同這種論斷或類似論斷精神一致的話。
之所以必須指出這一點，是因為如果有人發表過這種論斷或類似論斷，那才談得上理論上的分歧。既然沒有提出過任何類似的論斷，那我們衹好說：這並不是對“時代”的另一種理解，不是什么理論上的分歧，而衹是隨口說出的一句話，衹是濫用了“時代”這個詞。
例如，彼．基輔斯基在他那篇文章的開頭寫道：“它（自決）豈不是時在火星上免費得到10000俄畝土地的權利一樣嗎？對于這個問題，衹能十分具体地，同對今天整個時代的估計聯系起來加以回答。要知道，在發展當時那種水平的生產力的最好形式──民族國家的形成的時代，民族自決權是一回事，在這種形式即民族國家形式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時，民族自決權則是另一回事。在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確立的時代与民族國家正在滅亡、資本主義本身也處在滅亡前夜的時代之間，有很大的距离。拋開時間和空間而作‘泛泛’之談，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事情。”
這段議論是歪曲地運用“帝國主義時代”這一概念的標本。正因為這個概念是新的和重要的，所以必須同這種歪曲作鬥爭！有人說民族國家的形式已經成為桎梏等等，這是指什么呢？是指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是指德國、法國和英國，由于這些國家參加了這場戰爭，這場戰爭才首先成為帝國主義戰爭。在這些過去特別是在1789──1871年間曾經引導人類前進的國家裡，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已經結束了，在這些國家裡民族運動已經一去不复返了，要想恢复這種運動衹能是荒謬絕倫的反動空想。法蘭西人、英吉利人和德意志人的民族運動早已結束，在那裡提到歷史日程上來的是另一個問題：已獲得解放的民族變成了壓迫者民族，變成了處在“資本主義滅亡前夜”、實行帝國主義掠奪的民族。
而其他民族呢？
彼．基輔斯基像背誦記得爛熟的規則那樣，重复說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具体地”談問題，但他自己並不運用這條規則。我們在自己的提綱中特意提供了具体回答的範例，可是彼．基輔斯基卻不愿意把我們的錯誤給我們指出來，如果他在這裡發現了錯誤的話。我們的提綱（第6條）指出，為了具体起見，在自決問題上至少應當區分三類不同的國家。（顯然，在一個總的提綱裡不能談到每一個別的國家。）第一類是西歐（及美洲）的各先進國家，在那裡，民族運動是過去的事情。第二類是東歐，在那裡，民族運動是現在的事情。第三類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那裡，民族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將來的事情。
這對不對呢？彼．基輔斯基基本應把他的批評指向這裡。然而他甚至沒有覺察到，理論問題究竟何在！他沒有看到，衹要他還沒有駁倒我們提綱（第6條）中的上述論點（要駁倒它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是正確的），他的關于“時代”的議論就像一個人“揮舞”寶劍而不出手攻擊。
他在文章的末尾寫道：“同弗．伊林的意見相反，我們認為，對于多數（！）西歐（！）國家來說，民族問題還沒有解決……”
這豈不是說，法蘭西人、西班牙人、英吉利人、荷蘭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的民族運動並沒有在17、18、19世紀或更早的時候完成嗎？在文章開頭，“帝國主義時代”這個概念被曲解成這樣：似乎民族運動已經完成，而不僅是在西歐各先進國家裡已經完成。同一篇文章的結尾卻說，正是在西歐國家“民族問題”還“沒有解決”！！這豈不是思想混亂嗎？
在西歐各國民族運動是早已過去的事情。在英、法、德等國，“祖國”已經唱完自己的歌了，已經扮演過自己的歷史角色了，也就是說，在那裡，不可能再有進步的、能喚起新的人民群眾參加新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民族運動了。在那裡，提到歷史日程上來的問題，不是從封建主義或從宗法制的蒙昧狀態過渡到民族進步，過渡到文明的和政治上自由的祖國，而是從已經過時的、資本主義過度成熟的“祖國”過渡到社會主義。
東歐的情況則不同。譬如，對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來說，衹有夢幻中住在火星上的人才會否認：這裡的民族運動還沒有完成， 這裡還正在喚醒民眾掌握本族語言和本族語言的出版物（而這是資本主義獲得充分發展、交換徹底滲入最后一家農戶的必要條件和伴隨物）。在這裡，“祖國”還沒有唱自己的全部歷史之歌。在這裡，“保衛祖國”還可能是保衛民主、保衛本族語言和政治自由、反對壓迫民族、反對中世紀制度，而今天英吉利人、法蘭西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說什么在這場戰爭中保衛祖國，則是撒謊，因為他們作為奴隸主的權利、他們的殖民地、他們的金融資本在別國的“勢力範圍”等等。
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民族運動的歷史比成東歐還要年輕一些。
所謂“高度發達的國家”和帝國主義時代是指什么：俄國的“特殊”地位（彼．基輔斯基的文章第2章第4節的標題）以及並非俄國一國的“特殊”地位究竟何在﹔民族解放運動在什么地方是騙人的鬼話，在什么地方是活生生的和具有進步意義的現實，──對于這一切彼．基輔斯基一無所知。
反對自決的人的種種議論的焦點，就是借口說在一般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的條件下它“不能實現”。“不能實現”這几個字，常常在各種各樣的和不明確的意義上被使用。因此，我們在自己的提綱中要求像在任何一次理論爭論中都必須做到的那樣：弄清楚所謂“不能實現”是什么意思。我們不僅提出了問題，還作了解釋。說一切民主要求在帝國主義時代“不能實現”，是指不經過多次革命在政治上難以實現或者不能實現。說自決不能實現是指在經濟上不可能，那是根本不對的。
我們的論點就是如此。理論分歧的焦點就在這裡，這是我們的論敵在任何稍微嚴肅一點的爭論中都必須十分重視的問題。
現在就來看一看彼．基輔斯基關于這個問題是怎樣議論的吧。
他堅決反對把不能實現解釋為由于政治原因而“難以實現”。他直接用經濟上不可能這層意思來回答問題。
他寫道：“這是不是說，自決在帝國主義時代不能實現，如同勞動貨幣在商品生產下不能實現一樣呢？”彼．基輔斯基隨即回答說：“是的，是這個意思！因為我們談的正是‘帝國主義’和‘民族自決’這調個社會範疇之間的邏輯矛盾，如同勞動貨幣和商品生產這另外兩個範疇之間存在著的邏輯矛盾一樣。帝國主義是自決的否定，任何魔朮家都無法把自決和帝國主義結合起來。”
不管彼．基輔斯基用以挖苦我們的“魔朮家”這個字眼多么嚇人，我們還是應當向他指出，他根本不懂什么叫作經濟分析。“邏輯矛盾”──當然，在正確的邏輯思維的條件下──無論在經濟分析中或在政治分析中都是不應當有的。因此，在恰恰應當作經濟分析而不是作政治分析的時候，搬出一般“邏輯矛盾”來搪塞，這無論如何是不适當的。無論經濟因素或政治因素都屬于“社會範疇”。可見，彼．基輔斯基雖然一開始就斬釘截鐵地回答說，“是的，是這個意思”（就是說，自決不能實現，如同勞動貨幣在商品生產下不能實現一樣），可是后來他實際上衹是兜圈子，而沒有作出經濟分析。
怎樣証明勞動貨幣在商品生產下不能實現呢？通過經濟分析。這種分析也同一切分析一樣，不容許有“邏輯矛盾”，它運用的是經濟的而且僅僅是經濟的（而不是一般“社會的”）範疇，並且從中得出勞動貨幣不能實現的結論。在《資本論》第1章中，根本沒有談到什么政治、政治形式或一般“社會範疇”，這裡所分析的衹是經濟因素，商品交換和商品交換的發展。經濟分析表明（當然是用“邏輯”推理的方法），在商品生產下勞動貨幣不能實現。
彼．基輔斯基根本不想進行經濟分析！他把帝國主義的經濟本質同它的政治趨勢攪在一起，這一點從他那篇文章第一節第一句話裡就可以看出來。這句話是：
“工業資本是前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商業借貸資本的合成物。借貸資本曾為工業資本效勞。現在資本主義克服了各種形式的資本，產生一種最高級的、統一的資本即金融資本，因此，整個時代都可以稱為金融資本時代，而与這種資本相應的對外政策体系便是帝國主義。”
從經濟上來看，這整個定義都毫無用處，因為全是空話，而沒有確切的經濟範疇。但是現在我們不可能詳細地談這個問題。重要的是彼．基輔斯基把帝國主義稱為“對外政策体系”。
第一，這實質上是錯誤地重述考茨基的錯誤思想。
第二，這純粹是而且僅僅是給帝國主義下的政治定義。彼．基輔斯基想用帝國主義是“政策体系”這個定義來回避他曾經答應要作的經濟分析，當時他說過，自決在帝國主義時代不能實現，即在經濟上不能實現，如同勞動貨幣在商品生產下不能實現“一樣”！
考茨基在同左派爭論時說：帝國主義“僅僅是對外政策体系”（即兼並政策体系）決不能把資本主義的某一經濟階段，某一發展梯級稱為帝國主義。
考茨基錯了。當然，作字眼上的爭論是不明智的。禁止在這種或那種意義上使用帝國主義這個“字眼”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要進行討論，就必須把概念弄清楚。從經濟上來看，帝國主義（或金融資本的“時代”，問題不在于字眼）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即這樣一個階段，此時生產已經達到巨大的和极為巨大的規模，以致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帝國主義的經濟本質就在于此。壟斷既表現為托拉斯、辛迪加等等，也表現為大銀行的莫大勢力、原料產地的收買和銀行資本的集中等等。一切都歸結于經濟壟斷。
這種新的經濟即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就是壟斷資本主義）的政治上層建築，就是從民主轉向政治反動。民主适應于自由競爭。政治反動适應于壟斷。魯．希法亭在他的《金融資本》一書中說得好：“金融資本竭力追求的是統治，而不是自由。”
把“對外政策”和一般政策分開，或者甚至把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對立起來，是根本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非科學的想法。帝國主義無論在對外或對內政策中，都同樣力求破壞民主，實行反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帝國主義無疑就是對一般民主即一切民主的“否定”，而決不是對種種民主要求中的一個要求即民族自決的“否定”。
帝國主義既然“否定”民主，同樣也“否定”民族問題上的民主（即民族自決）。
所謂“同樣”，也就是說它力求破壞這種民主。在帝國主義時代實現這種民主与在帝國主義時代實現共和制、民兵制、由人民選舉官吏等等，在同樣的程度、同樣的意義上更加困難（同壟斷前資本主義相比）。根本談不上“在經濟上”不能實現。
大概，使彼．基輔斯基在這裡犯錯誤的還有這樣一個情況（除了完全不懂經濟分析的要求而外）：從庸人的觀點看來，所謂兼並（即在違反居民意志的情況下吞並异族地區，即破壞民族自決）也就是金融資本向更廣闊的經濟領土“擴展”（擴張）。
不過，用庸人的概念是不能研究理論問題的。
從經濟上說，帝國主義就是壟斷資本主義。為了壟斷一切，不僅要從國內市場（本國市場）上，同時還要從國外市場上，從全世界上把競爭者排除掉。“在金融資本的時代”，有沒有甚至在別國內排除競爭的經濟上的可能性呢？當然有，這種手段就是使競爭者在金融上處于依附地位，收買其原料產地以至全部企業。
美國的托拉斯不限于使用經濟手段，而且還常常采取政治手段乃至刑事手段。但是，認為用純粹經濟的鬥爭方法在經濟上不能實現托拉斯的壟斷，那就大錯特錯了。相反地，現實處處証明這是“可以實現”的：托拉斯通過銀行破壞競爭者的信用（托拉斯）老板就是銀行老板，因為收買了股票），托拉斯破壞競爭者的原料運輸（托拉斯老板就是鐵路老板，因為收買了股票），托拉斯在一定時期內把价格壓低到成本以下，不惜為此付出數以百萬計的代价，以便迫使競爭者破產，從而收買他的企業和原料產地（礦山、土地等等）。
這就是對托拉斯的實力和對它們的擴張所作的純經濟分析。這就是實行擴張的純經濟的途徑：收買企業、工厂、原料產地。
一國的大金融資本也隨時可以把別國即政治上獨立的國家的競爭者的一切收買過去，而且它向來就是這樣做的。這在經濟上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不帶政治“兼並”的經濟“兼並”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並且屢見不鮮。妳們在關于帝國主義的著作裡隨時都可以看到這樣的說法，例如：阿根廷實際上英國的“商業殖民地”，葡萄牙實際上是英國的“附庸”，等等。這是對的，因為在經濟上依附英國銀行，對英國負有債務，當地的鐵路、礦山、土地被英國收買，等等，──這一切都使上述國家在經濟意義上被英國所“兼並”，但是並沒有破壞這些國家的政治獨立。
這些國家的政治獨立就叫作民族自決。帝國主義力圖破壞這種獨立，因為在實行政治兼並的情況下，經濟兼並往往更方便，更便宜（更容易收買官吏、取得承租權、實行有利的法令等等），更如意，更穩妥，──就像帝國主義力圖用寡頭政治代替一般民主一樣。但是說什么在帝國主義時代自決在經濟上“不能實現”，這簡直是胡說八道。彼．基輔斯基用一種非常隨便和輕率的方法來回避理論上的困難，用德語來說這叫作“信口開河”，即青年學生在飲酒作樂時常有的（也是很自然的）胡吹亂扯。請看下面這個例子。
他寫道：“普選制、八小時工作制以至共和制，從邏輯上說都是和帝國主義相容的，盡管帝國主義极不喜歡（！！）它們，所以實現起來就极為困難。”
詼諧的字眼有時可以使學朮著作增色，假如在談論一個重大問題時，除了這些字眼，還從經濟和政治方面對種種概念進行分析的話，我們決不反對所謂帝國主義並不“喜歡”共和制這種信口開河的說法。彼．基輔斯基用信口開河代替這種分析、掩蓋缺乏分析。
“帝國主義不喜歡共和制”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為什么會這樣呢？共和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築的可能形式之一，而且在現代條件下是最民主的形式。說帝國主義“不喜歡”共和制，這就是說帝國主義和民主之間有矛盾。很有可能，彼．基輔斯基“不喜歡”或者甚至“极不喜歡”我們的這個結論，但這個結論是不容置疑的。
其次，帝國主義和民主之間的這一矛盾是怎樣一種性質的呢？是邏輯矛盾還是非邏輯矛盾呢？彼．基輔斯基用“邏輯”這個字眼時，卻沒有想一想，因而也沒有覺察到，這個字眼在這裡恰好是用來替他掩蓋他所談論的問題（既掩蓋讀者的耳目，也掩蓋作者的耳目）！這個問題就是經濟同政治的關系，帝國主義的經濟條件和經濟內容同政治形式之一的關系。在人的推論中出現的一切“矛盾”，都是邏輯矛盾﹔這是空洞的同義反复。彼．基輔斯基用這種同義反复來回避問題的實質：這是兩種經濟現象或命題之間的“邏輯”矛盾（1）？還是兩種政治現象或命題之間的“邏輯”矛盾（2）？或者是經濟現象或命題同政治現象或命題之間的“邏輯”矛盾（3）？
要知道，問題的實質就在這裡，因為提出的是在某種政治形式下在經濟上不能實現還是可以實現的問題！
彼．基輔斯基如果不避開這個實質，他大概就會看到，帝國主義同共和制之間的矛盾，是最新資本主義（即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同一般政治民主之間的矛盾。因為彼．基輔斯基永遠也不能証明，有哪一項重大的和根本的民主措施（由人民選舉官吏或軍官、實行最充分的結社集會自由等等）和平統一共和制相比，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較小一些（也可以說，更為帝國主義所“喜歡”）。
所以我們得出的正是我們在提綱中所堅持的那個論點：帝國主義同所有一切政治民主都是矛盾的，都是有“邏輯”矛盾的。彼．基輔斯基“不喜歡”我們的說個論點，因為它打破了彼．基輔斯基的不合邏輯的結构，但是有什么辦法呢？有些人仿佛要駁斥某些論點，其實暗中恰恰搬出這些論點，說什么“帝國主義不喜歡共和制”，這難道能夠令今容忍嗎？
其次，為什么帝國主義不喜歡共和制呢？帝國主義怎樣把自己的經濟同共和制“結合起來”呢？
彼．基輔斯基沒有考慮這個問題。現在我們不妨向他提一下恩格斯講過的下面一段話。這裡談的是民主共和國。問題是這樣提出的：在這種管理形式下財富能不能實行統治呢？就是說，問題正是關于經濟和政治之間的“矛盾”。
恩格斯回答說“……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正式講什么（公民之間的）財產差別了。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買官吏（美國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
這就是對于民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實現”的問題所作的經濟分析的範例，而自決在帝國主義制度下“可以實現”的問題，衹是這個問題的一小部分！民主共和國“在邏輯上”是同資本主義矛盾的，因為它“正式”宣布富人和窮人平等。這是經濟制度和政治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和共和制之間存在著同樣的矛盾，而且這種矛盾被加深和加劇了，因為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使一切政治自由都更加“難以”實現。
資本主義怎樣和民主結合起來呢？通過間接地行使資本的無限權力！為此可以采取兩種經濟手段：（1）直接收買﹔（2）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在我們的提綱中，這一點是用如下的話表述的：在資產階級制度下，金融資本可以“隨意收買和賄賂任何政府和官吏”。）
既然商品生產、資產階級、貨幣權力統治一切，因此在任何一種管理形式下，在任何一種民主制度下，收買（直接的或通過交易所）都是“可以實現”的。試問，在帝國主義代替了資本主義，即壟斷資本主義代替了壟斷前的資本主義以后，我們所考察的這種關系起了什么變化呢？
唯一的變化就是交易所的權力加強了！因為金融資本是最大的、發展到壟斷地步的、同銀行資本融合起來的工業資本。大銀行正在同交易所融合起來，吞並交易所。（在關于帝國主義的著作中常常談到交易所的作用下降，但這衹是從任何一個大銀行本身就是交易所這個意義上說的。）
其次，既然一般“財富”完全能夠通過收買和通過交易所來實現對任何民主共和國國的統治，那么，彼．基輔斯基怎么能斷言擁有億萬資本的托拉斯和銀行的巨大財富，不能“實現”金融資本對別國，即對政治上獨立的共和國的統治而不陷入可笑的“邏輯矛盾”呢？？
怎么？在別國內收買官吏“不能實現”嗎？或者“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這僅僅是与本國政府結成聯盟嗎？
讀者從這裡可以看出，為了剖析和通俗地說明10行糊涂文字，需要寫大約10個印刷頁。我們不能這樣詳盡地分析彼．基輔斯基的每個論斷──真的，他沒有一個論斷不是糊涂的！──而且也沒有這個必要，因為對主要的問題已經作了分析。剩下的我們將大略提一下。
挪威在1905年即在帝國主義最猖狂的時代，“實現了”似乎是不能實現的自決權。因此，“不能實現”的說法在理論上是荒謬的，而且也是可笑的。
彼．基輔斯基想反駁這一點，他挖苦我們是“唯理論者”（同這有何相干？唯理論者僅限于下論斷，而且是抽象的論斷，而我們指出了最具体的事實！彼．基輔斯其使用“唯理論者”這個外國字眼，恐怕正如他在自己的文章的開頭以“精煉的形式”提出自己的見解時使用“精煉的”這個詞一樣……怎樣說得更委婉一些呢？……一樣地不那么“恰當”吧？）。
彼．基輔斯基責備我們說，在我們看來“重要的是現象的外表，而不是真正實質”。那么我們就來考察一下真正實質吧。
反駁一開始就舉了一個例子，說頒布反托拉斯法的事實並不能証明禁止托拉斯是不能實現的。完全正確，衹是例子舉得不恰當，因為它是駁斥彼．基輔斯基的。法律是一種政治措施，是一種政治。任何政治措施也不能禁止經濟。不管波蘭具有什么樣的政治形式，不管它是沙皇俄國的一部分還是德國的一部分，不管它是自治區還是政治上獨立的國家，這都不能禁止或消除波蘭對帝國主義列強金融資本的依附和后者對波蘭企業股票的收買。
挪威在1905年所“實現”的獨立，僅僅是政治上的獨立。它並不打算触及也不可能触及經濟上的不獨立。我們的提綱所說的正是這一點。我們指出，自決僅僅涉及政治，因此甚至提出經濟上不能實現的問題，也是錯誤的。而彼．基輔斯基卻搬出政治禁令對經濟無能為力的例子來“反駁”我們！“反駁”得太妙了！
其次。
“單憑一個甚至許多個關于小企業戰爭大企業的例子，還不足以駁倒馬克思的如下論點：資本主義發展的整個進程都伴隨著生產的積聚和集中。”
這個論點也是以一個不恰當的例子為根据的。選擇這樣的例子，是為了轉移人們（讀者和作者）對爭論的真正實質的注意。
我們的提綱指出，從勞動貨幣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實現那種意義上來說自決在經濟上不能實現，是不正確的。能夠証明勞動貨幣（加黑點4字）能夠實現的“例子”一個也舉不出來。彼．基輔斯基默認我們在這一點上是正確的，因為他轉而去對“不能實現”作另外的解釋。
他為什么不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呢？為什么不公開地、確切地提出自己的論點，說“自決就其經濟上的可能性來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實現，它是同發展進程相抵触的，因而是反動的或者衹是一個例外”呢？
因為作者衹要一公開說出他的相反的論點，立刻就會揭穿自己，所以他衹好遮遮掩掩。
無論我們的綱領或愛爾福特綱領，都承認經濟集中和大生產戰勝小生產的規律。彼．基輔斯基隱瞞了一個事實，即兩者都不承認政治集中或國家集中的工具書。如果這同樣是或者也算的一個規律，那么彼．基輔斯基隱瞞了一個事實，即兩者都不承認政治集中或國家集中的規律。如果這同樣是或者也算是一個規律，那么彼．基輔斯基為什么加以闡述並建議把它補充到我們的綱領中去呢？他既然發現了國家集中這個新規律，發現了這個具有實際意義的、可以使我們綱領消除錯誤結論的規律，卻說讓我們保留一個不好的和不全面的綱領，他這樣做對嗎？
彼．基輔斯基對這個規律沒有作任何表述，也沒有建議要補充我們的綱領，因為他隱隱約約地感到，那樣一來他就會成為笑柄。如果把這種觀點公開表現出來，除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的規律之外，又提出一個大國排擠小國的“規律”（与前一規律聯在一起或相提並論），那時，人人都會對這種“帝國主義經濟主義”的妙論哈哈大笑！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衹向彼．基輔斯甘提一個問題：為什么不帶引號的經濟主義者不禚現代托拉斯或大銀行的“瓦解”，不炎這種瓦解是可能的和能夠實現的呢？為什么甚至一個帶引號的“帝國主義經濟主義者”也不得不承認大國瓦解是可能的和能夠實現的，並且這還不僅是一般瓦解，而是例如，“小民族”（請注意這一點！）從俄國分离出去（彼．基輔斯基論文的第2一把手章第4節）呢？
最后，為了更清楚地說明我們的作者扯到國防工業去，為了向他提出警告，我們必須指出，我們大家都公開承認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的規律，誰也不怕把“小企業戰勝大企業”的個別“例子”叫作反動現象。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反對自決的人敢把挪威同瑞典分离叫作反動現象，雖然從1914年起我們就在著作中提出了這個問題。
衹要還保持著例如手工作業台，大生產就不能實現﹔認為使用机器的工厂可以“瓦解” 為手工工場，那是极端荒謬的。建立大帝國的帝國主義趨勢完全可以實現，並且在實踐中常常通過一些在政治意義上獨立自主的國家建立帝國主義聯盟的形式來實現。這種聯盟是可能的，它不僅表現為兩國金融資本的經濟結合，同時也表現為在帝國主義主義戰爭中的軍事“合作”。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民族鬥爭、民族起義和民族分离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並且已見諸行動，甚至變得更加劇烈，因為帝國主義不是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人民群眾民主意向的增長，而是加劇這種民主意向和托拉斯的反民主意向之間的對抗。
衹有從“帝國主義經濟主義”即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才可以忽視帝國主義政治中的下列特殊現象：一方面，當前的帝國主義戰爭告訴我們一些事例，依靠金融聯系和經濟利益能使政治上獨立的小國卷進大國之間的鬥爭（英國和葡萄牙）。另一方面，破壞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都比自己的帝國主義“庇護者”軟弱得多的小民族方面的民主制，結果不是引起起義（如愛爾蘭），便是使整團整團的官兵投向敵方（如捷克人）。在這種情況下，從金融資本的觀點來看，為了不使“自己的”軍事行動有遭到破壞的危險，給予某些小民族以盡可能多的民主自由乃至實行國家獨立，這不僅是“可以實現”的，而且對托拉斯，對它們的帝國主義政治，對它們的帝國主義戰爭，有時是直接有利的。忘記政治的和戰略的相互關系的特點，不管适當不适當，一味背誦“帝國主義”這個記得爛熟的詞，這決不是馬克思主義。
關于挪威，彼．基輔斯基告訴我們說，第一，它“向來就是一個獨立國家”。這是不對的，這種錯誤衹能用作者的信口開河滿不在乎和對政治問題的不重視來解釋。挪威在1905年以前不是獨立國家，它衹享有非常廣泛的自治權。瑞典衹是在挪威同它分离以后才承認挪威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如果挪威“向來就是一個獨立國家”，那么瑞典政府就不可能在1905年10月26日向外國宣布，它現在承認挪威是一個獨立國家。
第二，彼．基輔斯基用許多引文來証明：挪威朝西看，瑞典則是朝東看﹔成前者“起作用”的主要是英國金融資本，在后者）是德國金融資本，等等。他由此便得出一個揚揚得意的結論：“這個例子（即挪威）完全可以納入我們的公式”。
請看，這就是“帝國主義經濟主義”的邏輯典範！我們的提綱指出，金融資本可以統治“任何”國家，“哪怕是獨立國家”，因此，說什么從金融資本的觀點來看“不能實現”自決的一切論斷，都是糊涂觀念。人們給我們萬多元一些材料，這些材料都証實我們的關于別國金融資本無論在挪威分离以前或在挪威分离以后都始終起作用的論點，──他們卻以為這是在駁斥我們！！
談金融資本因而忘記政治問題，難道這就是談論政治嗎？
不是。政治問題決不會因為有人犯了“經濟主義”的邏輯錯誤就不再存在。英國金融資本無論在挪威分离以前或分离以后，都一直在挪威“起作用”，今后不管波蘭處于怎樣的政治地位，德國金融資本還會“起作用”。這個道理太簡單了，甚至叫人不好意思重申，但是既然有人連這個簡單的道理都忘記了，那又有什么辦法呢？
關于挪威的這種或那種地位、關于挪威從屬瑞典、關于分离問題提出之后工人的態度等政治問題，會不會因此就不存在了呢？
彼．基輔斯基回避了這些問題，因為它們刺痛了“經濟派”。但是，在實際生活中，這些問題以前存在，現在仍然存在。在實際生活中的出過這樣的問題：不承認挪威有分离權的瑞典工人能不能當社會民主党的党員呢？不能。
瑞典貴族當時主張對挪威發動戰爭，牧師們也是如此。這一事實並不因為彼．輔斯基“忘記”讀挪威人民的歷史就不存在。瑞典工人作為社會民主党党員，可以勸告挪威人投票反對分离（挪威于1905年8月13日就分离問題舉行了全民投票，結果368200票贊成分离，184票反對分离，參加投票的約占有投票權的人數的80%）。可是，如果瑞典工人像瑞典貴族和瑞典資產階級那樣，否認挪威人有不通過瑞典人、不顧及瑞典人的意愿而自行解決這一問題的權利，那他們就是社會沙文主義者，就是決不容許留在社會民主党內的惡棍。
對我們的党綱第9條就應該這樣來運用，而我們的“帝國主義經濟主義者”卻試圖跳過這一條。先生們，妳們要雨過去，就非投入沙文主義的怀抱不可！
而挪威工人呢？從國際主義的觀點看來，他們是否必須投票贊成分离呢？根本不是。他們作為社會民主党党員，可以投票反對分离。他們衹有向反對挪威有分离自由的瑞典黑幫工人伸出友誼之手，才是違背了自己作為社會民主党党員的義務。
有些人不愿意看到挪威工人和瑞典工人的地位之間的這一起碼差別。不過他們既然避開我們直截了當地向他們提出的這一极其具体的政治問題，他們也就揭穿了自己。他們默不作聲、借詞推托，從而讓出了陣地。
為了証明在俄國也可能發生“挪威”問題，我們特意提出一個論點：在純軍事的和戰略的條件下，單獨的波蘭國家即使現在也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彼．基輔斯基想要“爭論”一下，但是卻沒有作聲！！
我們再補充一句，根据純軍事和戰略的考慮，在這場帝國主義戰爭的某種結局下（如瑞典並入德國，德國人取得一半勝利），甚至芬蘭也完全可能成為一個單獨的國家，但這並不會破壞金融資本的任何一種業務的“可實現性”，不會使收買芬半鐵路和其他企業股票的事情“不能實現”。
彼．基輔斯基想用惊人之語來掩飾他所討厭的政治問題，這是他整篇“議論”的一大特色。他說：“……每一分鐘（在第月章第2節的末尾，一字不差地這樣寫著）達摩克利斯劍都可能掉下，斷送‘獨立’工場（“暗指”小小的瑞典和挪威）的生机”。
照這么說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想必是這樣的：盡管瑞典政府曾把挪威從瑞典分离出去叫作“革命措施”，但挪威這個獨立的國家總共不過存在了10來年。既然我們讀過希法亭的《金融資本》一書，並且把他的意思“理解”為“每一分鐘”──要說就把話說到底！──小國都可能消失，那么我們又何必去分析由此而產生的政治問題呢？又何必去注意我們把馬克思主義歪曲成“經濟主義”，把自己的政策變成了對道地的俄國沙文主義者的言論的隨聲附和呢？
俄國工人在1905年爭取共和國，想必是犯了莫大的錯誤，因為無論法國的、英國的或其他什么國家的金融資本、早就動員起來要反對它，如果它出現了的話，“每一分鐘”都可能用“達摩克利斯劍”將它砍掉！
“最低綱領中的民族自決要求……不是空想的：它並不同社會發展相抵触，因為它的實現並不會妨礙社會發展。”彼．基輔斯基在其文章中作了關于挪威的“摘錄”的那一節裡，反駁馬爾托夫的這段話。其實他的“摘錄”一再証實下面這個盡人皆知的事實：挪威的“自決”和分离並沒有阻止一般的發展，特別是金融資本業務的擴大，也沒有阻止英國人對挪威的收買！
我們常常見到這樣一些布爾什維克，例如1908──1910年間的阿列辛斯基，他們恰恰在馬爾托夫講得正確的時候去反對他！這樣的“盟友”千萬不能要！
彼．基輔斯基指責我們“對要求作了二元論的解釋”，他寫道：
“國際的一元論的行動，被二元論的宣傳所代替。”
統一的行動是同“二元論”的宣傳相對立的，──這聽起來似乎完全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的。可惜，我們如果仔細地研究一下，我們就必須說，這和杜林的“一元論”一樣，是口頭上的“一元論”。恩格斯在反對杜林的“一元論”時寫道：“如果我把鞋刷子綜合在哺乳動物的統一体中，那它決不會因此就長出乳腺來。”
這就是說，衹有那些在客觀現實中是統一的事物、屬性、現象和行動，才可以稱為“統一的”。而我們的作者恰巧忘記了這件“小事情”！
第一，他認為我們的“二元論”就在于：我們向被壓迫民族工人首先提出的要求（這裡衹是就民族問題而言），不同于我們對壓迫民族工人的要求。
為了審查一下彼．基輔斯基在這裡的“一元論”是不是杜林的“一元論”，必須看一看客觀現實中的情況是怎樣的。
從民族問題的角度來看，壓迫民族工人和被壓迫民族工人的實際地位是不是一樣的呢？
不，不一樣。
（1）在經濟上有區別：壓迫民族的資產者用一貫加倍盤剝被壓迫民族工人的辦法取得超額利潤，壓迫國家的工人階級有說部分人可以從中分享一點殘羹剩飯。此外，經濟資料表明，壓迫民族工人當“工頭”的百分數要比被壓迫民族工人高，壓迫民族工人升為工人階級貴族的百分數也大。這是事實。壓迫民族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參与本國資產階級掠奪被壓迫民族工人（和多數居民）的勾當。
（2）在政治上有區別：与被壓迫民族工人比較，壓迫民族工人在政治生活的許多方面都占特權地位。
（3）在思想上或精神上有區別：壓迫民族工人無論在學校中或在實際生活中，總是受到一種輕視或蔑視被壓迫民族工人的教育。例如，凡是在大俄羅斯人中間受過教育或生活過的大俄羅斯人，對這一點都有体會。
總之，在客觀現實中處處都有差別，就是說，在不以個人意志和意識為轉移的客觀世界中，到處都有“二元論”。
既然如此，我們應當怎樣看待彼．基輔斯基的所謂“國際的一元論的行動”這句話呢？
這是一句響亮的空話，如此而已。
國際實際上是由分別屬于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工人組成的，為了使國際的行動統一，就必須對兩種不同的工人進行不同的宣傳：從真正的（而不是杜林至的）“一元論”觀點看來，從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觀點看來，衹能這樣談問題！
例子呢？我們（兩年多以前在合法刊物上！）已經舉了關于挪威的例子，而且任何人也沒有試圖反駁我們。在從實際生活中舉出的這一具体事例中，挪威工人和瑞典工人的行動所以是“一元論的”、統一的、國際主義的，衹是由于瑞典工人無條件地堅持挪威的分离自由，而挪威工人則有條件地提出關于這次分离的問題。如果瑞典工人不是無條件地贊成挪威人的分离自由，那他們的就成了沙文主義者，就成了想用暴力即戰爭把挪威“留住”的瑞典地說們的沙文主義同謀。如果挪威工人不是有條件地提出分离問題，即社會民主党党員也可以投票和宣傳反對分离，那挪威工人就違背了國際主義者的義務，而陷入了狹隘的、資產階級的挪威民族主義。為什么呢？因為實行分离的是資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因為挪威資產階級（也同各國資產階級一樣）總是力求分裂本國和“异國”的工人！因為在覺悟的工人看來，任何民主要求（其中也包括自決）都要服務社會主義的最高利益。譬如說，挪威同瑞典的分离勢必或者可能引起英德之間的戰爭，由于這種原因，挪威工人就應當反對分离。而瑞典工人作為社會党人，衹有在一貫地、徹底地、經常地反對瑞典政府而擁護挪威分离自由的情況下，才有權利和有可能在類似的場合進行反對分离的宣傳。否則，挪威工人和挪威人民就不相信而且也不能相信瑞典工人的勸告是誠懇的。
反對自決的人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們衹會拿一些僵死的抽象概念來敷衍了事，而不敢徹底分析實際生活中任何一個具体的例子。我們的提綱已經具体指出，在純軍事和戰略的種種條件一定的配合下，波蘭新國家現在是完全“可以實現”的。無論波蘭人或者彼． 基輔斯基，對這一點都沒有表示過异議。但誰也可以不愿意想一想，從默認我們是正確的這一事實中得出的結論是什么。由此而得出的結論顯然是：為了教育俄國人和波蘭人采取“統一的行動”，國際主義者決不能在兩者中間進行同樣的宣傳。大俄羅斯（和德國）工人應當無條件地贊成波蘭的分离自由，否則在目前他們實際上這成了尼古拉二世或興登堡的奴仆。而波蘭工人衹能有條件地主張分离，因為想用某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勝利來投机（像“弗腊克派”那樣），那就意味著充當它的奴仆。這種差別是國際的“一元論的行動”的條件，不了解這種差別，就等于不了解為了采取“一元論的行動”來反對比如莫斯科附近的沙皇軍隊，為什么革命軍隊必須從下諾夫哥羅德向西挺進，而從斯摩棱斯克向東挺進。
第二，我們這位杜林式一元論的新信徒指責我們沒有注意在社會變革時期“國際的各個民族支部的最緊密的組織上的團結”。
彼．基輔斯基寫道：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自決將消亡，因為那時國家也將消亡。這句話仿佛是專為反駁我們而寫的！但是我們曾經用了三行字（我們的提綱的第1條的最后三行）說得清清楚楚：“民主也是一種國家形式，它將隨著國家的消失而消失。”彼．基輔斯基在他的文章的第3節（第1章）中，用好几頁篇幅所重复的正是這個真理，──當然是為了“反駁”我們！──而且在重复時加以歪曲。他寫道：“我們設想並且從來就設想，社會主義制度是一種嚴格民主（！！？）集中的經濟体制，在這種体制下，國家作為一部分居民統治另一部分居民的机构將會消失。”這是糊涂觀點，因為民主也是“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的統治，也是一種國家。作者顯然不了解社會主義勝利后國家消亡是怎么一回事，這個過程的條件是什么。
不過重要的還是他的有關社會革命時代的“反駁”。作者先拿“自決的信奉者”這個嚇人的字眼罵了我們一頓，接著說：“我們設想這個過程（即社會變革）將是所有（！！）國家的無產者的統一行動，他們將打破資產階級（！！）國家的疆界，拆掉界碑（這同“打破國界”無關嗎？），炸毀（！！）民族共同体並建立階級共同体。”請“信奉者”的嚴峻審判官恕我們直說：在這裡講了一大堆空話，可是根本看不到“思想”。
社會變革不可能是所有國家的無產者的統一行動，理由很簡單：地球上的大多數國家和大多數居民，直到今天甚至還沒有達到或者剛剛達到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關于這點我們在提綱第6條中已經講了，但是，彼．基輔斯基衹是由于不經心或者不善于思考而“沒有覺察到”，我們提出這一條並不是無的放矢，而恰恰是為了駁斥那些把馬克思主義歪曲得面目全非的言論。衹有西歐和北美各先進國家才已成熟到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地步。彼．基輔斯基在恩格斯給考茨基的一封信（《〈社會民主党人報〉文集》）中可以讀到對這種實在的而不衹是許愿的“思想”的具体說明：幻想什么“所有國家的無產者統一行動”，就是把社會主義推遲到希腊的卡連德日，也就是使它“永無實現之日”。
不是所有國家的無產者，而是少數達到先進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國家的無產者，將用統一行動實現社會主義。正因為彼．基輔斯基不懂這個道理，他才犯了錯誤。在這些先進國家（英、法、德等國）裡，民族問題早就解決了，民族共同体早已過時了，在客觀上已不存在“全民族的任務”。因此現在衹有在這些國家裡，才可以“炸毀”民族共同体，建立階級共同体。
在不發達的國家裡，在我們（我們的提綱第6條中）列為第二類和第三類的國家裡，也就是在整個東歐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情形就不同了。這裡的民族通常還是受壓迫的、資本主義不發達的民族。在這些民族中客觀上還有全民族的任務，即民主的任務，推翻异族壓迫的任務。
恩格斯曾拿印度作為這些民族的例子，他說，印度可能要進行一次反對勝利了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因為恩格斯同可笑的“帝國主義經濟主義”大不相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認為，在先進國家中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不必采取一定的民主措施，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消滅各個地方的民族壓迫。無產階級將改造它取得了勝利的那些國家。這不能一下子做到，而且也不能一下子“戰勝”資產階級。我們在自己的提綱中特意著重指出了這一點，而彼．基輔斯基又沒有想一想，我們在談到民族問題的時候強調這一點，究竟是為了什么。
當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在推翻資產階級、擊退它的反革命企圖的時候，不發達的和被壓迫的民族不會等待，不會停止生活，不會消失。既然它們甚至可以利用1915──1916年的這場戰爭──它同社會革命比較起來不過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一次小小的危机──來發動起義（一些殖民地、愛爾半），那么毫無疑問，它們更會利用各先進國家的國內戰爭這種大危机來發動起義。
社會革命的發生衹能是指一個時代，其間既有各先進國家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又有不發達的、落后的和被壓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的、革命的運動，其中包括民族解放運動。
為什么呢？因為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平衡，而客觀現實使我們看到，除了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民族，還有許多在經濟上不那么發達和完全不發達的民族。彼．基輔斯基根本沒有從不同國家在經濟上的成熟程度來考慮社會革命的客觀條件，所以說，他指責我們“臆想出”某地應實行自決，實行上是諉過于人。
彼．基輔斯基煞費苦心地反复重述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摘來的引文，說我們應當“不是從頭腦中臆想出，而是通過頭腦從現有的物質條件中發現”使人類擺脫這種或那種社會災難的手段。每當我讀到這些重复的引文時，總是不能不想起臭名昭著的“經濟派”，他們是這樣無聊地……咀嚼著他們關于資本主義已在俄國獲得勝利的“新發現”。彼．基輔斯基想用這些引文來“叮倒”我們，因為据說我們是從頭腦中臆想出在帝國主義時代實行民族自決的條件！不過恰巧在同一個彼．基輔斯基那裡，我們卻讀到了如下一段“不小心的自供”：
“單是我們反對（黑体2字原作者用的）保衛祖國這一事實，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我們將積极反抗一切對民族起義的鎮壓，因為我們將以此同我們的死敵──帝國主義進行鬥爭。”（彼．基輔斯基的文章的第2章第3節）
要批評一個有名的作者，要答复他，就不能不完整地引用他的文章的論點，哪怕是几個最主要的論點。但是，即使衹是完整地引出彼．基輔斯基的一個論點，那也隨時都可以發現，他的每一句話都有兩三個歪曲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和疏忽的地方！
（1）彼．基輔斯基沒有注意到，民族起義也是“保衛祖國”！任何人衹要稍微思索一下，都會相信事情正是這樣的，因為任何“起義的民族”，都是為了“保衛”本民族不受壓迫民族的壓迫，都是為了保衛自己的語言、疆土和祖國。
一切民族壓迫都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反抗，而遭受民族壓迫的居民的一切反抗趨勢，都是民族起義。如果說我們經常看到（特別在奧地利和俄國），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衹是空談民族起義，實際上卻背著本國人民而且針對本國人民，同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進行反動的交易，那么在這種情形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應當批評民族運動，而應當反對縮小這一運動、使之庸俗化和把它歪曲為無謂爭吵。順便指出，奧地利和俄國的很多社會民主党人都忘記了這一點，他們把自己對許多細小的庸俗的、微不足道的民族糾紛（例如，為了用哪種文字寫街名應當放在街名牌的上邊、哪種文字應當放在下邊而發生爭吵和鬥毆）所抱的正當的反感，變成否認支持民族鬥爭。我們不會“支持”摩納哥某公國成立共和國的喜劇式的把戲，也不會“支持”南美洲一些小國或太平洋某島嶼的“將軍們”實行“共和的”冒險，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在重大的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中放棄共和國的口號。我們嘲笑而且應當嘲笑俄國和奧地利各民族間微不足道的民族糾紛和民族爭吵，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不支持民族起或一切重大的反民族壓迫的全民鬥爭。
（2）如果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起義是不可能的，那么彼．基輔斯基也就無權來談論民族起義了。如果這種起義是可能的，那么他的一切關于“一元論”、關于我們“臆想出”一些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實現自決的例子等等無窮盡的空話，就統統不攻自破了。彼．基輔斯基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
如果“我們”“積极反抗對民族起義的鎮壓”（彼．基輔斯基“自己”認為這是可能的事情）那么這是什么意思呢？
這就是說，行動是雙重的，如果用我們這位作者所用的文不對題的哲學朮語來說，就是“二元論的”。（a ）第一，遭受民族壓迫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同遭受民族壓迫的資產階級一起采取反對壓迫民族的“行動”﹔（b）第二，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或其中有覺悟的一部分采取反對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和跟著它走的一切分子的“行動”。
彼．基輔斯基講了許許多多反對“民族聯盟”、民族“幻想”、民族主義“毒害”和“煽動民族仇恨”以及諸如此類的話，這全是空話，因為作者既然勸告壓迫國家的無產階級（我們不要忘記，作者交談這個無產階級是一個了不起的力量）“積极反抗對民族起義的鎮壓”，他也就是在煽動民族仇恨，也就是在支持被壓迫國家的工人“同資產階級的聯盟”。
（3）如果說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民族起義是可能的，那么民族戰爭也是可能的。從政治上說，這兩者之間沒有任何重大差別。軍事史學家把起義也看作戰爭，這是完全正確的。彼．基輔斯基由于不加思索，不僅打了自己的嘴巴，而且也打了否認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有發生民族戰爭的可能性的尤尼烏斯和“國際”派的嘴巴。而否認這種可能性，就是否認帝國主義條件下民族自決的觀點的唯一可以設想的理論基礎。
（4）因為──什么是“民族”起義呢？就是力圖實現被壓迫民族的政治獨立，即建立單獨的民族國家的起義。
如果說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是一個了不起的力量（正如作者對帝國主義時代所預料的和應當預料的那樣），那么，這個無產階級下定決心，“積极反抗對民族起義的鎮壓”，對是不是對建立單獨的民族國家的促進呢？當然是！
我們這位大膽否認自決“可以實現”的作者居然說，各先進國家的覺悟的無產階級應當促進這個“不能實現的”措施的實現！
（5）為什么“我們”應當“積极反抗”對民族起義的鎮壓呢？彼．基輔斯基衹舉了一個理由：“因為我們將以此同我們的死敵──帝國主義進行鬥爭。”這個理由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死”這個有力的字眼，總之，在作者那裡論据的力量被代之以嚴厲的響亮的詞句的力量，被代之以“把木橛釘入資產階級發抖的軀体”這類符合阿列克辛斯基風格的漂亮話。
但是，彼．基輔斯基的這個論据是不正確的。帝國主義同資本主義一樣，都是我們的“死”敵。這是事實。但是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忘記，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進步，而帝國主義又比壟斷前的資本主義進步。這就是說，我們應當支持的不是任何一種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我們並不支持反動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我們並不支持反動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起義。
這就是說，如果作者承認必須援助被壓迫民族的起義（“積极反抗”鎮壓就是援助起義），那么他也就承認民族起義的進步性，承認在起義勝利后建立單獨的新國家和划定新疆界等的進步性。
順便指出，我們的提綱在《先驅》雜志第2期上發表以后爆發的1916年的愛爾蘭起義証明，說民族起義甚至在歐洲也可能發生，這決不是毫無根据的！
我們在自己的提綱中指出，所謂解放殖民地就是實行民族自決。歐洲人常常忘記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容忍這種“健忘”就是容忍沙文主義。
彼．基輔斯基“反駁”說：
“就無產階級這個詞的本義來說”，在純粹的殖民地“沒有無產階級”（第2章第3節末尾）。“既然如此，‘自決’是向誰提出的呢？向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向費拉？向農民？當然不是。社會党人（黑体是彼．基輔斯基用的）向殖民地提出自決口號，是荒唐的，因為向沒有工人的國家提出工人党的口號，根本就是荒唐的。”
不管說我們觀點“荒唐”的彼．基輔斯基多么气憤，我們還是不揣冒昧，恭恭敬敬地向他指出：他的論据是錯誤的。衹有臭名昭著的“經濟派”才認為，“工人党的口號”僅僅是向工人提出的。不對，這些口號是向全体勞動居民、向全体人民提出的。我們党綱中的民主要求那一部分（彼．基輔斯基“根本”沒有想一想它的意義），是專門向全体人民提出的，因此我們在党綱的這一部分裡講的是“人民”。
我們估計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10億人口，對于我們這個十分具体的說法，彼．基輔斯基根本無意反駁。在這10億人口中，有7億以上（中國、印度、波斯、埃及）屬于有工人的國家。但是，在每個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即使向那些沒有工人而衹有奴隸主和奴隸等等的殖民地國家提出“自決”，也不僅不是荒唐的，而且是必須的。彼．基輔斯基衹要略微想一想，大概就會明白這個道理，同時也會懂得，“自決”向來就是“向”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這兩種民族提出的。
彼．基輔斯基的另一個“反駁”是：
“因此，我們向殖民地衹限于提出否定的口號，也就是說，衹限于由社會党人對本國政府提出‘從殖民地滾出去！’的要求。這個在資本主義範圍內不能實現的要求，會加劇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但是並不違背發展的趨勢，因為社會主義社會不會占有殖民地。”
作者不能或者是不愿意多少考慮一下政治口號的理論內容，這簡直令人吃惊！難道因為我們不使用理論上精確的政治朮語而衹用一些鼓動詞句，問題就會有所改變嗎？說“從殖民地滾出去”，就是用鼓動的詞句來避開理論的分析！我們党的任何一個鼓動員，在說到烏克蘭、波蘭、芬蘭等等時，都有權對沙皇政府（“自己的政府”）說“從芬蘭等等地區滾出去”，，但是頭腦清楚的鼓動員都懂得，不能僅僅為了“加劇”而提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口號。衹有阿列克辛斯基式的人物才會堅持用“加劇”反對某種禍害的鬥爭的愿望來為“退出黑幫杜馬”這個“否定的”口號作辯護。
加劇鬥爭是主觀主義者的一句空話，他們忘記了：為了說明任何一個口號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要求對經濟現實、政治形勢和這一口號的政治意義進行精確的分析。翻來复去說這一點，真叫人不好意思，但是既然非這樣不可，那又有什么辦法呢？
用鼓動性的叫喊來打斷對理論問題的理論爭辯，這種阿列克辛斯基式的手法我們見得多了，不起這是拙劣的手法。“從殖民地滾出去”這個口號的政治內容和經濟內容有一點而且衹有一點：給殖民地民族分离自由，建立單獨國家的自由！彼．基輔斯基既然認為帝國主義的一般規律妨礙民族自決，使之成為空想、幻想等等，那么，怎能不加思索使認定世界上多數民族是這些一般規律中的何處呢？顯然，彼．基輔斯基的“理論”不過是對理論的一種諷刺罷了。
在大多數殖民地國家裡，都有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都有金融資本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既然從商品生產、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角度看來，“從殖民地滾出去”是一種“不科學”的，是已經被倫施、庫諾等人自己“駁倒了”的“空想”要求，那又怎能向各帝國主義國家和政府提出這個要求呢？
作者在議論時沒有動過一點腦筋！
作者沒有想一想，所謂解放殖民地“不能實現”，僅僅是指“不經多次革命就不能實現”。他沒有想一想，由于歐洲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解放殖民地是可以實現的。他沒有想一想，“社會主義社會”不僅“不會占有”殖民地，而且也根本“不會占有”被壓迫民族。他沒有想一想，在我們所考察的這個問題上，俄國“占有”波蘭或土耳其斯坦。這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都是沒有差別的。他沒有想一想，“社會主義社會”愿意“從殖民地滾出去”，僅僅是指給它們自由分离的權利，決不是指提倡它們分离。
由于我們把分离權的問題和我們是不是提倡分离的問題區別開來。彼．基輔斯基就罵我們是“魔朮家”，為了向工人“科學地論証”這種見解，他寫道：
“如果工人問一位宣傳員，無產者應當怎樣對待獨立（即烏克蘭的政治獨立）問題，而他得到的回答是：社會党人爭取分离權，但同時進行反對分离的宣傳，那么工人會怎樣想呢？”
我想，我可以對這個問題作出十分明確的答复。這就是，我認為任何頭腦清楚的工人都會想：彼．基輔斯基不善于思想。
每一個頭腦清楚的工人都會“想”：不是這位彼．基輔斯基教我們工人喊“從殖民地滾出去”。這就是說，我們大俄羅斯工人應當要求本國政府滾出蒙古、土耳其斯坦和波斯，英國工人應當要求本國政府滾出埃及、印度和波斯等等。但是，難道這就意味著我們無產者想要同埃及的工人和費拉，同蒙古、土耳其斯坦或印度的工人和農民實行分离嗎？難道這就意味著我們要勸告殖民地的勞動群眾去同覺悟的歐洲無產階級實行“分离”嗎？完全不是這么回事。我們無論過去、現在或將來，一貫主張各先進國家的覺悟工人同一切被壓迫國家的工人、農民和奴隸最緊密地接近和融合。我們一向勸告而且還將勸告一切被壓迫國家（包括殖民地）的一切被壓迫階級不要同我們分离，而要盡可能緊密地同我們接近和融合。
如果我們要求本國政府滾出殖民地──不用鼓動性的空喊，而用確切的政治語言來說，就是要求它給予殖民地充分的分离自由，真正的確自決權，如果我們一旦奪取了政權，我們自己一定要讓這種權利實現，給予這種自由，那么，我們向現在的政府要求一點而且我們自己在組成政府時將做到這一點，這決不是為了“提倡”實行分离，相反地，是為了促進和加速各民族的民主的接近和融合。我們要盡一切努力同蒙古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及人接近和融合，我們認為做到這一點是我們的義務和切身利益之所在，否則，歐洲的社會主義就將是不鞏固的。我們要盡量給這些比我們更落后和更受壓迫的人民以“無私的文化援助”，用波蘭社會民主党人的很好的說法來講，就是幫助他們過渡到使用机器，減輕勞動，實行民主和社會主義。
如果我們要求給予蒙古人、波斯人、埃及人以及所有一切被壓迫的和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以分离自由，那么這決不是因為我們主張它們分离，而僅僅是因為我們主張自由的、自愿的接近和融合，但不主張強制的接近和融合。僅僅是因為這一點！
我們認為，在這方面，蒙古或埃及的農民和工人同波蘭或芬蘭的農民和工人之間的唯一差別，就在于后者發展程度高，他們在政治上比大俄羅斯人更有經驗，在經濟上更加訓練有素，等等。因此，他們大概很快就會說服本國人民：他們現在仇恨充當劊子手的大俄羅斯人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把這種仇恨轉移到社會主義工人和社會主義俄國身上，那就不明智了﹔經濟的利益以及國際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本能和意識，都要求各民族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盡快地接近和融合。因為波蘭人和芬蘭人都是具有高度文化的人，所以他們大概很快就會相信這種說法是正確的，而波蘭和芬蘭的分离在社會主義勝利以后，可能衹實行一個短時期。文化落后得多的費拉、蒙古人和波斯人分离的時間可能要長一些，但是我們要像上面所說的那樣，力求通過無私的文化援助來縮短分离的時間。我們在對待波蘭人和蒙古人方面，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別差別。宣傳民族分离自由同我們組成政府時堅決實現這種自由，同宣傳民族的接近和融合，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矛盾”。────
────我們確信，任何一個頭腦清楚的工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對于我們和彼．基輔斯基的爭論都會這樣“想”的。
一種主要的疑惑像一根紅線努力完成著彼．基輔斯基的文章：既然整個發展的趨勢是民族融合，為什么我們要宣傳民族分离自由，並且要在掌握政權時實現這種自由呢？我們回答說，其理由也同下面一點一樣：雖然整個發展的趨勢是消滅社會的一部分對另一部分的暴力統治，但是我們還是宣傳並且在我們掌握政權時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專政就是社會的一部分對整個社會的統治，而且是直接依靠暴力的統治。為了推翻資產階級並且擊退它的反革命的嘗試，必須建立無產階級這個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以至凡是否認或僅僅在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都不能當社會民主党的党員。然而不能否認，在某些情況下，作為例外，例如，在某一個小國家裡，在它的大鄰國已經完成社會革命之后，資產階級和平地讓出政權是可能的，如果它深信反抗已毫無希望，不如保住自己的腦袋。當然，更大的可能是，即使在各小國家裡，不進行國內戰爭，社會主義也不會實現，因此，承認這種戰爭應當是國際社會民主党的唯一綱領，雖然對人使用暴力並不是我們的理想。這個道理衹要作相應的改變（mutatis mutandis），同樣可以适用于各個民族。我們主張民族融合，但是沒有分离自由，目前便不能從強制的融合、從兼並過渡到自愿的融合。我們承認經濟因素的主導作用（這完全正確），但是像彼．基輔斯基那樣加以解釋，那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歪曲得面目全非。甚至現代帝國主義的托拉斯和銀行，盡管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到處同樣不可避免，但在不同國家裡其具体形式卻並不相同。美、英、法、德這些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政治正式更加各不相同，雖然它們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在人類從今天的帝國主義走向明天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上，同樣會表現出這種多樣性。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在民主的這種或那種形式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或那種形態上，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上，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再沒有比“為了歷史唯物主義”而一律用淺灰色給自己描繪這方面的未來，在理論上更貧乏，在實踐上更可笑的了：這不過是蘇茲達利城的拙劣繪畫而已。即使實際情況表明，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取得初次勝利以前，獲得解放和實行分离的僅占現在被壓迫民族的1/500，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在全球取得最后勝利以前（也就是說，在已經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大變動時期），實行分离的同樣衹占被壓迫民族的1/500，並且時間极其短暫，──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勸告工人現在不要讓壓迫民族中不承認和不宣傳一切被壓迫民族有分离自由的社會主義者跨進自己的的社會民主党的大門，這無論在理論上或政治實踐上都是對的。因為實際上我們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在實踐中到底有多少被壓迫民族需要實行分离，以便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使得民主的形式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多樣化。至于現在否認分离自由，那在理論上是极端虛偽的，在實踐上則是替壓迫民族的沙文主義者效勞，這一點我們每天都了解到、看到、和感覺到。
彼．基輔斯基在給我們前面所引的那段話所作的腳注中寫道：“我們強調指出，我們完全贊成‘反對暴力兼並……’的要求”。
我們曾經說過，這個“要求”等于承認自決，如果不把這個要求歸結為自決，就不可能正確地確定“兼並”這個概念，對我們這個十分明確的說法，作者根本不置可否！大概他認為，為了進行爭論衹須提出論點和要求就夠了，而不必加以証明吧！
他接著寫道：“……總之，對一系列可以加強無產階級反帝意識的要求，我們完全接受其否定的提法，何況在現存制度的基礎上，根本不可能找出相應的肯定的提法。反對戰爭，但是不贊成民主的和平……”
不對，從頭到尾都錯了。作者讀過我們的“和平主義与和平口號”這個決議（小冊子《社會主義与戰爭》第44──45頁），看來，甚至同意這個決議，但顯然並沒有理解它。我們贊成民主的和平，衹是提醒工人不要受人欺騙，似乎在現今的資產階級政府的條件下，如決議中所說，“不經過多次革命”，民主的和平也能實現。我們宣告，“抽象地”宣傳和平，即不考慮各交戰國現有政府的真實階級本質，尤其是帝國主義本質，那就是蒙蔽工人。我們在《社會民主党人報》（第47號）的提綱中明確指出，在目前這場戰爭中，如果革命使我們党掌握了政權，党要立刻向各交戰國建議締結民主的和約。
彼．基輔斯基為了讓自己和別人相信他“僅僅”反對自決，並不反對一般民主，竟說我們“不贊成民主的和平”。這豈不可笑？
我們不必再一一分析彼．基輔斯基所舉的其他例子了，因為不值得浪費篇幅來反駁這些衹會使每個讀者付之一笑的、极為幼稚的邏輯錯誤。社會民主党沒有並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個“否定的”口號，衹是為了“加強無產階級的反帝意識”，而不肯定地回答社會民主党在自己執政時應當怎樣解決有關的問題。不同某種肯定的解決辦法配合起來的“否定的”口號，不會“加強”衹會削弱意識，因為這樣的口號是無謂的空談，空洞的叫喊，沒有內容的高調。
彼．基輔斯基不懂得“否定”或痛斥政治災難和經濟災難的兩種口號之間的區別。這種區別在于：一定的經濟災難是一般資本主義所固有的，不管它具有怎樣的政治上層建築﹔不消滅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就不可能消滅這些災難，舉不出任何一個例子來証明可能做到這一點。反之，政治災難在于違背民主制，“在現存制度的基礎上”，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民族制在經濟上是完全可能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作為例外，在一個國家裡實現它的這一部分，而在另一個國家裡實現它的另一部分。作者又一次沒有理解的，恰恰是可能實現一般民主的一般條件！
在离婚問題上也如此。我們請讀者回憶一下，在關于民族問題的爭論中第一次接触到這個問題的是羅莎．盧森堡。她提出了一個完全合理的見解：我們社會民主党人集中派要維護國內（州或邊疆區等等）的自治，就必須堅持由全國政權即全國國會決定重大國務問題，關于离婚的立法就屬于這樣的問題。离婚的例子清楚地表明，誰現在不要求充分的离婚自由，被壓迫的女性就會慘遭蹂躪，──雖然不難理解，承認有离開丈夫的自由，並不等于號召所有的妻子都离開丈夫！
彼．基輔斯基“反駁”說：
“如果在這種場合（即妻子想离開丈夫），妻子不能實現自己的權利（离婚權利），那么這種權利又有什么用處呢？或者，假使這一權利的實現取決于第三者的意志，或者更糟糕，取決于向這個妻子‘求愛’的人的意志，那又怎么辦呢？難道我們要爭取宣布這樣的權利嗎？當然不是！”
這一反駁表明，他根本不了解一般民主同資本主義的關系。使被壓迫階級不能“實現”自己的民主權利的條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常見的，不是個別情形，而是典型現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离婚權多半是不能實現的，因為被壓迫的女性在經濟上受壓迫，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管有什么樣的民主，婦女始終是“家庭女奴”，是被關在臥室、育兒室和廚房裡的女奴。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選舉“自己的”人民法官、官吏、教師、陪審員等等的權利，同樣多半是不能實現的，其原因就是工人和農民在經濟上受壓迫。關于民主共和國，情況也是如此：我們的党綱“宣布”民主共和國為“人民專制”，雖然一切社會民主党人都很懂得，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連最民主的共和國也衹是導致資產階級收買官吏，導致交易所和政府結成聯盟。
衹有根本不會思考或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才會由此得出結論：共和國毫無用處，离婚自由毫無用處，民主毫無用處，民族自決毫無用處！馬克思主義者懂得，民主並不消除階級壓迫，而衹是使階級鬥爭變得更單純，更廣泛，更公開，更尖銳﹔我們需要的正是這一點。离婚自由愈充分，婦女就愈明白，使他們作“家庭奴隸”的根源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無權。國家制度愈民主，工人就愈明白，罪惡的根源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無權。民族平等愈充分（沒有分离的自由，這種平等就不是充分的），被壓迫民族的工人就愈明白，問題在于資本主義，而不在于無權。如此等等。
我們再說一遍：老是講馬克思主義的常識，真叫人不好意思，但既然彼．基輔斯基不知道，那又有什么辦法呢？
彼．基輔斯基關于离婚問題的議論，同組委會的一位國外書記謝姆柯夫斯基的論調（記得是在巴黎《呼聲報》上）如出一轍。后者議論道：不錯，离婚自由並不等于號召所有的妻子都离開丈夫，但是，如果妳向一位太太証明說，夫人，別人的丈夫個個都比您的丈夫強，那就會造成同樣的結果！！
謝姆柯夫斯基發表這種議論時忘記了，性情古怪並不違背社會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的義務。謝姆柯夫斯基如果要使任何一位太太相信，別人的丈夫個個都比她的丈夫強，那誰也不會認為這就違背了民主主義者的義務﹔充其量人們衹會說：在一個大党裡難免有一些大怪人！但是假定有一個否認离婚自由的人，例如向法庭、警察局或教會控告要跟他离婚的妻子，而謝姆柯夫斯基卻想替這個人作辯護，並把他叫作民主主義者，那我們相信，謝姆校園夫斯基在國外書記處的多數同事雖然是一些蹩腳的社會主義者，但甚至連這些人也不會支持他！
謝姆柯夫斯基和彼．基輔斯基都“談論了”离婚，都暴露了對問題的無知，回避了問題的實質，因為离婚權也像所有一切民主權利一樣，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難以實現的，有條件的、有建制的，极其表面的，但是盡管如此，任何一個正派的社會民主党人不但不能把否認這一權利的人叫作社會主義者，甚至不能把他們叫作民主主義者。問題的全部實質就在這裡。一切“民主制”就在于宣布和實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衹能實現得很少和附帶條件很多的“權利”﹔不宣布這些權利，不立即為實現這些權利而鬥爭，不用這種鬥爭精神教育群眾，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
彼．基輔斯基不懂得這一點，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回避了一個和他所研究的專題有關的重要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我們社會民主党人怎樣消滅民族壓迫呢？彼．基輔斯基講了一些諸如世界將“灑遍各類”之類的空話（這与問題毫不相干），以此敷衍了事。實際上衹有一點：社會主義革命什么都會解決！或者像贊成彼．基輔斯基的觀點的人常說的那樣：自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又是多余的。
這種觀點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政治實踐上是沙文主義的。這樣看問題就是不了解民主的意義。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這包括兩個意思：（1）無產階級如果不通過爭取民主的鬥爭為社會主義革命作好准備，它就不能實現這個革命﹔（2）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勝利，並且引導人類走向國家的消亡。因此，說自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多余的，正像說民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多余的一樣，是十分荒謬的、十分糊涂的。
自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並不比一般民主更加不可能，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果說它是多余的，則一般民主也同樣是多余的。
經濟變革為消滅各種政治壓迫創造必要的前提。正因為如此，當提出的問題是怎樣消滅民族壓迫時，拿經濟變革來支吾搪塞，這是不合邏輯的，不正確的。不實現經濟變革，就不能消滅民族壓迫。這是無可爭辯的。但是，如果僅僅限于這一點，那就意味著陷入了可笑而又可憐的“帝國主義經濟主義”。
必須實行民族平等，宣布、規定和實現各民族的平等“權利”。大概除彼．基輔斯基一個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會同意這一點。但是，正是在這裡有一個人們常常回避的問題：否認釵言艀菑v民族國家的權利，不就是否認平等嗎？
當然是的。因此，徹底的即社會主義的民主派宣布、規定並且要實現這一權利，不這樣就沒有走向各民族完全自愿的接近和融合的道路。
我們這裡分析過的遠不是彼．基輔斯基的全部論斷，要全部加以分析，就必須寫出一年篇比本文長四倍的文章，因為作者的論斷沒有一個是正確的。他文章中正確的東西（如果數字沒有差錯的話），衹有一個提供了關于銀行數字的腳注。其余的一切，全是胡說八道，其中夾雜著一些空話，如“把橛釘人發抖的軀体”，“我們不僅要審判凱旋的英雄，還要把他們判處死刑，消滅他們”，“新世界將在痛苦萬狀的痙攣中誕生”，“這裡要談的不是証書和法律，不是宣布各族人民自由，而是確立真正自由關系、摧毀世世代代的奴隸制、消滅一般社會壓迫特別是民族壓迫”等等。
這些空話掩蓋和反映出兩件“事情”：第一，它們的基礎是“帝國主義經濟主義”“思想”，這種“帝國主義經濟主義”同臭名昭著的1894──1902年間的“經濟主義”一樣，把馬克思主義歪曲得面目全非，對社會主義同民主制的關系一竅不通。
第二，我們在這些空話中親眼看到阿列克辛斯基手法的再現，關于這一點我們要專門談一談，因為在彼．基輔斯基的文章中有整整一節（第2章第5節：《猶太人的特殊地位》），完全是按照這種手法寫的。
從前，還在1907年閃亮代表大會期間，布爾什維克就摒棄了阿列克辛斯基，當時他為了回答理論上的論据，竟裝出一副鼓動家的姿態，大喊大叫，文不對題地使用了一些反對一切剝削和壓迫之類的響亮詞句。“看啊，這簡直是嚎叫了”，──當時我們的代表們這樣說。然而“嚎叫”並沒有給阿列克辛斯基帶來什么好結果。
現在我們看到，彼．基輔斯基也在照樣“嚎叫”。他不知道應當怎樣回答提綱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論問題和論据，于是裝出一副鼓動家的姿態，開始大喊大叫，講一些關于猶太人遭受壓迫的空話，雖然每一個多少能夠思考的人都明白，無論一般猶太人問題或彼．基輔斯基的一切“喊叫”，都同論題根本沒有一點關系。
阿備克辛斯基的手法決不會帶來什么好結果。
載于1924年《星》雜志第1期和第2期（《列宁選集》第二卷7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