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
（一九二七年四月）
李大釗，字守常，直隸樂亭人，現年三十九歲。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無兄弟，又鮮秭妹，為一垂老之祖父教養成人。幼時在鄉村私校，曾讀四書經史，年十六，應科舉試，試未竟，而停辦科舉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學校肄業，在永讀書二載。其時祖夫年八旬，只賴內人李趙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棄世。
釗感于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是校為袁世凱氏所創立，收錄全國人士。釗既入校，習法政諸學及英、日語學，隨政治知識之日進，而再建中國之志亦日益騰高。釗在該校肄業六年，均系自費。我家貧，只有薄田數十畝，學費所需，皆賴內人辛苦經營，典當挪借，始得勉強卒業。
卒業後我仍感學識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東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留東三年，益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值洪憲之變而歸國，暫留上海。後應北京大學之聘，任圖書館主任。歷在北京大學、朝陽大學、女子師範大學、師範大學、中國大學教授史學思想史、社會學等科。數年研究之結果，深知中國今日擾亂之本原，全由于歐洲現代工業勃興，形成帝國主義，而以其經濟勢力壓迫吾產業落後之國家，用種種不平等條約束制吾法權稅權之獨立與自主。而吾之國民經濟，遂以江河日下之勢而趨于破產。今欲挽此危局，非將束制吾民族生機之不平等條約廢止不可。從前英法聯軍有事于中國之日，正歐、美強迫日本以與之締結不平等條約之時，日本之稅權法權，亦一時喪失其獨立自主之位置。厥後日本憂國之志士，不忍見其國運之沉淪，乃冒種種困難，完成其維新之大業，尊王覆幕，廢止不平等條約，日本遂以回復其民族之獨立，今亦列于帝國主義國家之林。惟吾中國，自鴉片戰役而後，繼之以英法聯軍之役，太平天國之變，甲午之戰，庚子之變，乃至辛亥革命之變，直到于今，中國民族尚困軛于列強不平等條約之下，而未能解脫。此等不平等條約如不廢除，則中國將永不能恢復其在國際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長此以往，吾之國計民生，將必陷于絕無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謀中國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維心時代之政策，因在當時之世界，正是資本主義勃興之時期，故日本能亦採用資本主義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偉業。今日之世界，乃為資本主義漸次崩頹之時期，故必須採用一種新政策。對外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壓迫之弱小民族，並列強本國內之多數民族；對內喚起國內之多數民眾，共同團結于一個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綱領之下，以抵制列強之壓迫，而達到建立一恢復民族自主、保護民眾利益、發達國家產業之國家之目的。因此，我乃決心加入中國國民黨。
大約在四五年前，其時孫中山先生因陳炯明之叛變，避居上海。釗則親赴上海與孫先生晤面，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曾憶有一次孫先生與我暢論其建國方略，亙數時間，即由先生親自主盟，介紹我入國民黨。是為釗獻身于中國國民黨之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粵一次，討論外交政策。又一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釗曾被孫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前歲先生北來，于臨入醫院施行手術時，又任釗為政治委員。其時同被指認者，有：汪精衛、吳稚暉、李石曾、于右任、陳友仁諸人。後來精衛回廣州，政治委員會中央仍設在廣州，其留在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員，又略加補充，稱分會。留于北京之政治委員，則為吳稚暉、李石曾、陳友仁、于右任、徐謙、顧孟余及釗等。去年國民黨在廣州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釗又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北京執行部系從前之組織，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已議決取消。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中之全黨最高中央機關，現設于武漢，內分組織，宣傳、工人、農民、商人、青年、婦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員會委員長系汪精衛，從前只在上海、北京設分會，今則中央已遷往武漢，廣州遂設立一分會。北京分會自吳稚暉、于右任等相繼出京後，只余李石曾及釗。此時南方建設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並無重要工作，亦只設法使北方民眾了解國民黨之主義，並且增收黨員而已。
此外，則中外各方有須與黨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紹與傳達之勞。至于如何寄居于庚款委員會內，其願委亦甚簡單。蓋因徐謙、李石曾、顧孟余等，皆先後任庚款委員，徐謙即寄居于其中，一切管理權皆在徐、顧，故當徐、顧離京時，釗即與徐、顧二君商，因得寄居于此。嗣後市黨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于此者，並將名冊等簿，寄存其中，釗均徑自潤許，並未與任何俄人商議。蓋彼等似已默認此一隅之地，為中國人住居之所，一切歸釗自行管理。至于釗與立石曾諸人在委員會會談時，俄人向未參加。我等如有事與俄使接恰時，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則隨時與使館庶務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聯俄聯德，因其對于中國已取消不平等條約也。北上時路過日本，曾對其朝野人士，為極沉痛之演說，勸其毅然改變對華政策，讚助中國之民族解放運動。其聯俄政策之實行，實始于在上海與俄代表越飛氏之會見。當時曾與共同簽名發表一簡短之宣言，謂中國今日尚不適宜施行社會主義。以後中山先生返粵，即約聘俄顧問，讚助中山先生建立黨軍，改組黨政。最近蔣介石先生刊行一種中山先生墨跡，關于其聯俄計劃之進行，頗有紀述，可參考之。至于國民政府與蘇俄之外交關系，皆歸外交部與駐粵蘇俄代表在廣州辦理，故釗不知其詳。惟據我所知，則確無何等秘約。中山先生曾于其遺囑中明白言之，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如其聯俄政策之維持而有待于密約者，則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誼之可言？而且國民黨之對內對外諸大政策，向系公開與國人以共見，與世界民眾以共見，因亦不許與任何國家結立密約。
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之用款，向系由廣州匯寄，近則由武漢匯寄。當徐謙、顧孟余離京之時，顧孟余曾以萬余元交付我手，此款本為設立印刷局而儲存者。後因黨員紛紛出京，多需旅費及安置家屬費，並維持庚款委員會一切雜費及借給市黨部之維持費。數月間，即行用盡。此後又匯來數萬元，系令釗轉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陸續轉交過去。去歲軍興以來，國民政府之經費亦不甚充裕，故數月以來，未曾有款寄到。必需之費，全賴托由李石曾借債維持。陽歷及陰歷年關，幾乎無法過去。庚款委員會夫役人等之月薪，以及應交使館之電燈、自來水等費，亦多積欠未付。委員會夫役閹振，已經拘押在案，可以質証。最近才由廣州寄來兩千元，由武漢寄來三千元，除陸續還付前托李石曾經借之債，已所余無幾，大約不過千元，存在遠東銀行。歷次匯款，無論由何銀行匯來，釗皆用李鼎丞名義匯存之于遠東銀行，以為提取之便。
黨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過遇有政治問題主張不一致時，始更明顯。其實，在主義之原則上原無不同，不過政策上有緩進急進之差耳。在北京之黨員，皆入市黨部，凡入市黨部者，當然皆為國民黨員。市、區黨員之任務，乃在訓練黨員以政治的常識。區隸屬于市，積若幹區而成市，此為黨員之初級組織，並無他項作用。北京為學術中心，非工業中心，故只有黨之組織，而無工會之組織。在國民軍時代，工人雖略有組織，而今則早已無復存在。黨籍中之工人黨員，亦甚罕見。近來傳言黨人在北京將有如何之計劃，如何之舉動，皆屬杯弓市虎之謠，望當局悟勿致輕信，社會之紛擾，泰半由于謠傳與誤會。當局能從此番之逮捕，判明謠諑之無根，則對于吾黨之政治主張，亦可有相當之諒解。苛能因此諒解而知吾黨之所求，乃在謀國計民生之安康與進步，彼此間之誤會，因以逐漸消除，則更幸矣！
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則。惟望當局對于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
又有陳者：釗夙研史學，平生搜集東西書籍頗不少，如已沒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謹呈。
李大釗
按原件刊印
（資料來源：李大釗烈士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