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家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其實勞動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變為財富。但是勞動還遠不止如此。它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而且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种意義上不得不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
在好几十万年以前,在地質學家叫作第三紀的地球發展階段的某個還不能确切肯定的時期,据推測是在這個階段的末期,在熱帶的某個地方--大概是現在已經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陸,生活著一种特別高度發展的類人猿。達爾文曾經向我們大致地描述了我們的這些祖先:它們滿身是毛,有鬚和尖聳的耳朵,成群地生活在樹上。
這些猿類,大概首先由于它們的生活方式的影響,使手在攀援時從事和腳不同的活動,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時就開始擺脫用手幫助的習慣,漸漸直立行走。這就完成了從猿轉變到人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現在還活著的一切類人猿,都能直立起來并且單憑兩腳向前移動。但是它們只是在迫切需要的時候才這樣做,并且非常不靈便。它們自然的走法是半直立的姿勢,而且需要用手來幫助;大多數的類人猿是以捏成拳頭的手的指節骨支撐在地上,兩腿踡起,使身体穿過長臂之間前進,就像跛子撐著兩根拐杖行走一樣,一般講來,我們現在還可以在猿類中間觀察到從四肢行走到兩腳行走的一切過渡階段。但是一切猿類都只是在不得已的時候才用兩腳行走。
如果說我們遍体長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一定是首先成為慣例,而后來才漸漸成為必然,那未必須有這樣的前提:手在這個時期已經愈來愈多地從事于其他活動了。在猿類中,手和腳的運用已經有了某种分工。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在攀援時手和腳是有不同用途的。手主要是用來摘取和拿住食物,就像比較低級的哺乳動物用前掌所作的那樣。有些猿類用手在樹林中築巢,或者像黑猩猩一樣在樹枝問搭棚以避風雨。它們用手拿著木棒抵禦敵人,或者以果實和石塊向敵人投擲。它們在被捉住以后用手做出許多簡單的模仿人的動作。但是,正是在這里我們看到:在甚至和人最相似的猿類的不發達的手和經過几十万年的勞動而高度完善化的人手之間,有多么巨大的差別。骨節和筋肉的數目和一般排列,在兩种手中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最低級的野蠻人的手,也能做几百种為任何猿手所模仿不了的動作。沒有一只猿手曾經制造過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
因此,我們的祖先在從猿轉變到人的好几十万年的過程中逐漸學會了使自己的手適應于一些動作,這些動作在開始時只能是非常簡單的。最低級的野蠻人,甚至那种可以認為已向更加近似獸類的狀態倒退而同時身体也退化了的野蠻人,也總還是遠遠高出于這种過渡期間的生物。在人用手把第一塊石頭做成刀予以前,可能已經經過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和這段時間相比,我們所知道的歷史時間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完成了:手變得自由了,能夠不斷地獲得新的技巧,而這樣獲得的較大的靈活性便遺傳下來,一代一代地增加著。
所以,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它還是勞動的產物。只是由于勞動,由于和日新月異的動作相適應,由于這樣所引起的肌肉、韌帶以及在更長時間內引起的骨胳的特別發展遺傳下來,而且由于這些遺傳下來的靈巧性以愈來愈新的方式運用于新的愈來愈複雜的動作,人的手才達到這樣高度的完善,在這個基礎上它才能仿佛憑著魔力似地產生了拉斐爾的繪畫、托爾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樂。
但是手并不是孤立的。它僅僅是整個极其复雜的机体的一個肢体。凡是有利于手的,也有利于手所服務的整個身体,而且這是從兩方面進行的。
首先是由于達爾文所稱的生長相關律。依据這一規律,一個有机生物的個別部分的特定形態,總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態相聯系的,雖然在表面上和這些形態似乎沒有任何關聯。例如,一切具有無細胞核的紅血球并以兩個骨節(顳骨)來聯結后腦骨和第一節脊椎骨的動物,無例外地都有乳腺來哺養幼于。同樣地,哺乳動物中的偶蹄通常是和那用來反芻的复雜的胃囊相聯系的。身体某一部分的形態的改變,總是引起其他部分的形態的改變,雖然我們還不能解釋這种聯系。藍眼睛的純白貓總是或差不多總是聾的。人手的逐漸靈巧以及与此同時發生的腳適應于直立行走的發展,由于這种相關律,無疑地也要反過來作用于机体的其他部分。但是這种作用現在還研究得太少,所以我們在這里只能作一般的敘述。
更重要得多的是手的發展對其餘机体的直接的、可証明的反作用。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我們的猿類祖先是一种社會化的動物,人,一切動物中最社會化的動物,顯然不可能從一种非社會化的最近的祖先發展而來。隨著手的發展、隨著勞動而開始的人對自然的統治,在每一個新的進展中擴大了人的眼界。他們在自然對象中不斷地發現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屬性。另一方面,勞動的發展必然促使社會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因為它使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的場合增多了,并且使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這种共同協作的好處。一句話,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些什么非說不可的地步了。需要產生了自己的器官:猿類不發達的喉頭,由于音調的抑揚頓挫的不斷加多,緩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漸學會了發出一個個清晰的音節。
語言是從勞動中并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這是唯一正确的解釋,拿動物來比較,就可以証明。動物之間,甚至在高度發展的動物之間,彼此要傳達的東西也很少,不用分音節的語言就可以互相傳達出來。在自然狀態中,沒有一种動物感覺到不能說或不能所懂人的語言是一种缺陷。如果它們經過人的馴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養成的對于分音節的語言的听覺是這樣敏銳,以致它們在自己的想象所及的範圍內,能夠容易地學會懂得任何一种語言。此外,它們還獲得了如對人依戀、感謝等等表現感情的能力,而這种能力是它們以前所沒有的。和這些動物常接触的人不能不相信:這些動物現在常常感覺到不能說話是一种缺陷。不過可惜它們的發音器官已經向一定的方向專門發展得太厲害了,所以無論如何這种缺陷是補救不了的。但是,只要有了發音器官,這种不能說話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內是可以克服的。鳥的口部器官和人的口部器官肯定是根本不同的,然而烏是唯一能學會說話的動物,而且在鳥里面是具有最討厭的聲音的鸚鵡說得最好。我們別再說鸚鵡不懂得它自己所說是什么了。它一連几小時嘮嘮叨叨地反覆說它那几句話,的确是出于它十分喜歡說話和喜歡跟人往來。但是在它的想象所及的範圍內,它也能學會懂得它所說的是什么。如果我們把罵人的話教給鸚鵡,使它能夠想象得到這句話的意思(這是從熱帶回來的水手們的一种主要娛樂),然后惹它發怒,那未我們馬上會看到:它會象柏林沿街叫賣蔬菜的女人一樣正确地使用它的罵人的話。它在乞求好吃的東西財,情況也是這樣。
首先是勞動,然后是語言和勞動一起,成了兩個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影響下,猿的腦髓就逐漸地變成人的腦髓;后者和前者雖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來說,遠遠超過前者。在腦髓進一步發展的同時,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覺器官,也進一步發展起來了。正如語言的逐漸發展必然是和听覺器官的相應完善化同時進行的一樣,腦髓的發展也完全是和所有感覺器官的完善化同時進行的。鷹比人看得遠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識別東西卻遠胜于鷹。狗比人具有更銳敏得多的嗅覺,但是它不能辨別在人看來是各种東西的特定標誌的氣味的百分之一。至于触覺(猿類剛剛有一點儿最粗糙的萌芽),只是由于勞動才隨著人手本身的形成而形成。
腦髓和為它服務的感官、愈來愈清楚的意識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發展,又反過來對勞動和語言起作用,為二者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愈來愈新的推動力。這种進一步的發展,并不是在人最終同猿分离時就停止了,而是整個說來仍然大踏步地前進,雖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時代就程度和方向來說是不同的,有時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暫時的退步而中斷;由于隨著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現而產生了新的因素--社會,這种發展一方面獲得了有力的推動力,另一方面又獲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從攀樹的猿群進化到人類社會之前,一定經過了几十万年--這在地球的歷史上只不過是人的生命中的一秒鐘。但是人類社會最后畢竟出現了。人類社會區別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勞動,猿群滿足于把它們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群而分得的地區內的食物吃光。它們為了獲取新的食物地區而進行遷徙和斗爭,但是除了無意識地用自己的糞便來施肥,它們沒有能力從這塊食物地區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給的更多的東西。一旦所有可能占据的食物地區都被占据了,猿類就不能再擴大繁殖了;動物的數目最多只能和往常一樣。但是一切動物對食物都是非常浪費的,并且常常摧毀還在胚胎狀態中的食物。狼不象獵人那樣愛護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札鹿;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長大就把它們吃光,它們把這個國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禿禿的。動物的這种“濫用資源”在物种的漸變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為它逼迫著動物去适應和平常吃的不一樣的食物,因此它們的血液就有了和過去不一樣的化學成分,整個身体的結构也漸漸變得不同了,至于一下子固定下來的物种,那就滅絕了。毫無疑義,這种濫用資源有力地促進了我們的祖先轉變成人。在智力和适應能力都比其他一切猿類高得多的一种猿類那里,這种濫用資源必然造成的結果,是食料植物的數目愈來愈增大,食料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也愈來愈加多,總之,就是食物愈來愈复雜,因而輸入身体內的材料也愈來愈复雜,而這些材料就是這种猿轉變成人的化學條件。但是,這一切還不是真正的勞動。勞動是從制造工具刪。我們所發現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東西呢?根据所發現的史前時期的人的遺物來判斷,根据最早歷史時期的人和現在最不開化的野蠻人的生活方式來判斷,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東西呢?是打獵的工具和捕魚的工具,而前者同時又是武器。但是打獵和捕魚的前提,是從只吃植物轉變到同時也吃肉,而這又是轉變到人的重要的一步。肉類食物几乎是現成地包含著為身体新陳代謝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它縮短了消化過程以及身体內其他植物性的即与植物生活相适應的過程的時間,因此贏得了更多的時間、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來過真正動物的生活。這种在形成中的人离植物界愈遠,他超出于動物界也就愈高。正如既吃肉也吃植物的習慣,使野貓和野狗變成了人的奴仆一樣,既吃植物也屹肉的習慣,大大地促進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獨立性。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肉類食物對于腦髓的影響;腦髓因此得到了比過去多得多的為本身的營養和發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它就能夠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發展起來。請素食主義者先生們原諒,如果不吃肉,人是不去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的,即使在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有一個時期曾因吃肉而吃起人來(柏林人的祖先,韋累塔比人或維耳茨人,在十世紀還吃他們的父母),但是在今天這對于我們已經沒有什么關系了。
肉類食物引起了兩种新的有決定意義的進步,即火的使用和動物的馴養。前者更加縮短了消化過程,因為它為口提供了可說是已經半消化了的食物;后者使肉類食物更加丰富起來,因為它和打獵一起開辟了新的更經常的食物來源,除此以外還供給了就養分來說至少和肉相等的象牛乳及乳制品一類的新的食物,這樣,這兩种進步就直接成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一件一件地詳細地談它們的間接的影響,未免离題太遠了,雖然對于人類和社會的發展來說,這些影響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正如學會了吃一切可以吃的東西一樣,人也學會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人分布在所有可以居住的地面上,人是唯一能獨立自主地這樣做的動物。其他的動物,雖然也習慣于各种气候,但不是獨立自主地,而只是跟著人學會這樣做的,例如家畜和寄生虫就是這樣。從原來居住的總是一樣炎熱的地帶,遷移到比較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冬夏兩季的地帶后,就產生了新的需要:需要有住房和衣服來抵御寒冷和潮濕,需要有新的勞動領域以及由此而來的新的活動,這就使人离開動物愈來愈遠了。
由于手、發音器官和腦髓不僅在每個人身上,而且在社會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進行愈來愈复雜的活動,提出和達到愈來愈高的目的。勞動本身一代一代地變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獵和畜牧外、又有了農業,農業以后又有了紡紗、織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業和手工業一起,最后出現了藝術和科學;從部落發展成了民族和國家。法律和政治發展起來了,而且和它們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發展起來了。在所有這些首先表現為頭腦的產物并且似乎統治著人類社會的東西面前,由勞動的手所制造的較為簡易的產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
何況能計划怎樣勞動的頭腦在社會發展的初期階段(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已經能不通過自己的手而是通過別人的手來執行它所計划好的勞動了。迅速前進的文明完全被歸功于頭腦,歸功于腦髓的發展和活動;人們已經習慣于以他們的思維而不是以他們的需要來解釋他們的行為(當然,這些需要是反映在頭腦中,是被意識到的)。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便產生了唯心主義的世界觀,這种世界觀,特別是從古代世界崩潰時起,就統治著人的頭腦。它現在還非常有力地統治著人的頭腦,甚至達爾文學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學家們還弄不清人類是怎樣產生的,因為他們在唯心主義的影響下,沒有認識到勞動在這中間所起的作用。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動物通過它們的活動也改變外部自然界,雖然在程度上不如人所作的那樣。我們也看到:由動物改變了的環境,叉反過來作用于原先改變環境的動物,使它們起變化。因為在自然界中沒有孤立發生的東西。事物是互相作用著的,并且在大多數情形下,正是忘記了這种多方面的運動和相互作用,阻礙我們的自然科學家去看清最簡單的事物。我們已經看到:山羊怎樣阻礙希腊森林的恢复;在圣海倫島,第一批航海者帶來的山羊和豬,把島上舊有的一切植物几乎全吃光了,因而為后來的水手和移尺所帶來的植物的繁殖准備了地方。但是,如果說動物不斷地影響它周圍的環境,那未,這是無意地發生的,而且對于動物本身來說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開動物愈遠,他們對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帶有經過思考的、有計划的、向著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標前進的特征。動物在消滅某一地方的植物時,并不明白它們是在幹什麼。人消滅植物,是為了在這塊騰出來的土地上播种五榖,或者种植樹木和葡萄,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可以得到多倍的收獲。他們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從一個國家帶到另一個國家,這樣把全世界的動植物都改變了。不僅如此,植物和動物經過人工培養以后,在人的手下改變了它們的模樣,甚至再也不能認出它們本來的面目了。我們至今還沒有發現那演化成為谷類的野生植物。我們那些彼此如此不同的狗,或者我們那些种類繁多的馬,究竟是從哪一种野生動物演化而來的,始終還是一個爭論的問題。
但是,不用說,我們并不想否認,動物是具有從事有計划的、經過思考的行動的能力的。相反地,凡是有原生質和有生命的蛋白質存在和起反應,即完成某种即使是由外面的一定的刺激所引起的极簡單運動的地方,這种有計划的行動,就已經以萌芽的形式存在著。這种反應甚至在還沒有細胞(更不用說什么神經細胞)的地方,就已經存在著。食虫植物捕獲食物的方法,雖然完全是無意識的,但在某一方面也表現出是有計划的。動物從事有意識有計划的行動的能力,和神經系統的發展相應地發展起來了,而在哺乳動物那里則達到了已經相當高的階段。在英國獵狐的時候,每天都可以觀察到:狐是怎樣正确地運用它關于地形的丰富知識來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樣出色地知道和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勢來中斷它的蹤蹟。在我們的那些由于和人類相處而有比較高度的發展的家畜中間,我們每天都可以觀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動具有同等程度的机靈的行動。因為,正如母腹內的人的胚胎發展史,僅僅是我們的動物祖先從虫豸開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發展吏的一個縮影一樣,孩童的精神發展是我們的動物祖先、至少是比較近的動物祖先的智力發展的一個縮影,只是這個縮影更加簡略一些罷了。但是一切動物的一切有計划的行動,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們的意志的印記。這一點只有人才能做到。
一句話,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單純地以自己的存在來使自然界改變;而入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口其他動物的最后的本質的區別,而造成這一區別的還是勞動。
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胜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胜利,自然界都報复了我們。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美索不達米亞、希腊、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細心地保護的松林,他們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他們區域里的高山牧畜業的基礎給摧毀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在歐洲傳播栽种馬鈴薯的人,并不知道他們也把瘰癘症和多粉的塊根一起傳播過來了。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象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确運用自然規律。
事實上,我們一大天地學會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特別從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就愈來愈能夠認識到,因而也學會支配至少是我們最普通的生產行為所引起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但是這种事情發生得愈多,人們愈會重新地不僅感覺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体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這种觀點是從古典古代崩潰以后在歐洲發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發展的。
但是,如果我們需要經過几千年的勞動才稍微學會估計我們生產行動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那未我們想學會預見這些行動的比較遠的社會影響就困難得多了。我們已經提到過馬鈴薯以及隨它而來的瘰癘症的傳播。但是,和工人的生活降低到吃馬鈴薯這一事實對世界各國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所發生的影響比起來,瘰癘症算得了什么呢?1847年,愛爾蘭因馬鈴薯受病害的緣故發生了大飢荒,餓死了一百万吃馬鈴薯或差不多專吃馬鈴薯的愛爾蘭人,并且有兩百万人逃亡海外,和這种飢荒比起來,瘰癘症算得了什么呢?當阿拉伯人學會蒸餾酒精的時候,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卻因此制造出使當時還沒有被發現的美洲的土人逐漸滅种的主要工具。后來,當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時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复活了在歐洲久已絕跡的奴隸制度,并奠定了販賣黑奴的基礎。十六世紀和十八世紀從事創造蒸汽机的人們也沒有料到,他們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會使全世界的社會狀況革命化,特別是在歐洲,由于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而絕大多數人則一無所有,起初是資產階級獲得了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而后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發生階級斗爭,這一階級斗爭,只能以資產階級的崩潰和一切階級對立的消滅而告終。但是經過長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經驗,經過對歷史材料的比較和分析,我們在這一領域中,也漸漸學會了認清我們的生產活動的間接的、比較遠的社會影響,因而我們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調節這种影響。
但是要實行這种調節,單是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這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种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
到目前為止存在過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顯現出來的、由于逐漸的重複和積累才發生作用的進一步的結果,是完全被忽視的。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适應于眼界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的人們的發展程度,另一方面則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為前提,這种剩余的土地提供了一定的活動余地來對付這种原始經濟的不寞的災禍。剩余的可用土地用盡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較高的生產形式,都導致居民的分為不同的階級,因而導致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對立;因此,只要生產不局限于被壓迫者的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統治階級的利益就成為生產的推動因素。在西歐現今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這一點表現得最完全,支配著生產和交換的一個一個的資本家所能關心的,只是他們的行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僅如此,甚至就連這個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的或交換來的商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出售時要獲得利潤,成了唯一的動力。
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即古典政治經濟學,主要只研究人在生產和交換中的行為所產生的可以直接預期的社會影響。這完全适應于這樣一种社會組織,這种社會組織的理論表現就是這种社會科學。當一個資本家為著直接的利潤去進行生產和交換時,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結果。一個廠主或商人在賣出他所制造的或買進的商品時,只要獲得普通的利潤,他就心滿意足,不再去關心以后商品和買主的情形怎樣了。這些行為的自然影響也是如此。當西班牙的种植場主在古巴焚燒山坡上的森林,認為木灰作為能獲得最高利潤的咖啡樹的肥料足夠用一個世代時,他們怎么會關心到,以后熱帶的大雨會衝掉毫無掩護的沃土面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在今天的生產方式中,對自然界和社會,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顯著的結果,然后人們又感到惊奇的是:為達到上述結果而采取的行為所產生的比較遠的影響,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數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要和供給之間的協調,變成二者的絕對對立,每十年一次的工業循環的過程展示了這种對立,德國在“崩潰”中也体驗到了這种對立的小小的前奏;建立在勞動者本人的勞動之上的私有制,必然發展為勞動者的喪失一切財產,而同時一切財富卻愈來愈集中到不勞動者的手中;而[......](手稿以下中斷)
(選自恩格斯《自然辯証法》。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509一5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