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8日
托洛茨基 資料來源：先驅社
〔先驅社編者按: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派遣兇手殺害了托洛茨基。在60年後的今天，我們特譯刊出以下這篇文章，那是托洛茨基逝世前不到3個半月遭到格柏烏武裝突襲失敗後寫的。從下面這篇文章的述評中，可以了解到托氏隨後不久被殺害的來龍去脈和斯大林——格柏烏的無可推諉罪責。〕
襲擊在清晨大約4點鐘發生。我在一整天艱辛工作之後，服了一點安眠藥，睡得很酣。我被一輪槍聲吵醒，但感覺仍是十分迷糊。最先想像到的是，我們的家牆外面，正在放煙花慶祝國慶日。可是爆破聲是太迫近了，就在房間裡，近在咫尺，打我的上空發生。火藥味愈來愈強烈，愈來愈滲透進來。很清楚了：我們一向預期中的事情正在眼下發生——我們在受到襲擊。駐守在圍牆的警察到哪兒去了？牆內的守衛呢？給捆綁起來了嗎？給綁架了嗎？還是被殺害了？我的妻子早已經跳下床來。槍擊聲持續不斷。妻子後來告訴我，是她幫助我下床，把我推到就在睡床和牆壁之間的空隙處。這可是不假。她就一直靠近牆邊俯伏在我的身前，彷彿是要用她自己的身體給我作護盾。但我用低語和示意勸說她伏到地面去。槍聲來自四方八面，很難說得準是從哪個方向而來。有一段時間，妻子——她後來告訴我——能夠清楚地聽出從一管槍迸發出來的連珠彈藥：射擊就是從我們房間這裡發出的，雖然我們無法看到什麼人。窗台和牆壁的玻璃和碎片橫飛直射。過了一會兒，我感到右腿有兩處輕微受了傷。
槍聲悄靜下來，我們聽到孫兒在隔鄰房間大聲喊叫：「祖父啊！」在黑暗中的槍聲下，孩兒的叫喊聲就成了我那夜最刻骨銘心的悲慘記憶。孫兒乍聽到第一下槍聲——這第一下槍擊，據門上和牆壁的彈孔所印證，就從他的床上斜越而過——立刻滾到床底下去。其中的一個突擊者，顯然是出於驚慌而向床間開了槍；子彈穿透褥墊，擊中孫兒的大腳趾，最後嵌進地板裡。突擊者們投擲了兩個燃燒彈，然後才離開孫兒的房間。孫兒高喊著：「祖父啊！」一邊追隨他們跑到院子去，身後拖出一道長長的血印；然後，他冒著槍彈跑到其中一個守衛的房間去。
妻子在聽到孫兒的喊叫聲後，摸索到他的房間來。那時房間已經空無一人，房間的地板、門板和一個小櫥柜正在著火燃燒。「他們把謝瓦給綁架了。」我對她說。這是至為痛苦的一刻。槍聲仍舊響起，只是已經離開我們的睡房而移到院子裡，或只就在牆壁後面發生。恐怖分子們顯然正在放冷槍撤退。妻子匆忙執起一條氈子撲火。她在隨後的一個星期裡得把火傷治療。
我們的守衛中的兩人出現了：奧圖和查爾斯。機關槍突襲的槍林彈雨把他們和我們隔開。他們證實突擊者顯然是已經撤退了，因為院子裡看不到有人。夜更守衛羅伯特．舒爾敦．哈特不見了。汽車也同時失蹤。為什麼駐守在外面的警察無聲無息？他們給高喊著「阿爾馬桑萬歲！」（註）的突擊者綑綁起來了。這是由被綑縛的警察所說的故事。
在翌日，妻子和我都確信，突擊者顯然是從窗戶和房門間向我們開火，其中沒有一人進入過我們的睡房。可是，對於射在兩張睡床前端那堵牆上的8槍，它們分別在兩張褥墊造成的4個小孔，以及在床下的地板上所留下的痕跡而作的彈道走勢的分析，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些槍擊只可能是在房間裡發出的。在地板上我們的子彈空殼，和襯裡有兩處燙燒的一張氈子，證實了相同的判斷。
恐怖分子是在什麼時候進入我們的房間呢？是在他們行動的上半部即我們仍未甦醒之前，還是相反，就在後來我們伏在地板上那段最後的時間？我傾向於後一項假設。突擊者從窗口和門間向著睡床發射數顆子彈之後，聽不到有任何叫喊或呻吟，他們有充分的理由作出結論，認為已經成功地完成工作。他們的其中一個，或許在最後的關頭裡進入了房間，以作最後的檢查。床上的被舖和枕頭或許仍然保持著人體的形狀，這是有可能的。在清晨4時許，房間裡一切漆黑。妻子和我仍然無聲無息地癱伏在地下。那個進來檢查行動結果的恐怖分子，或許還向我們的睡床補發數槍，以讓他的「良知安心」吧。
對於那些由誤解或惡意製造出來的，直接或間接地給所謂「自我襲擊」論提供基礎的各種傳言，若是逐一的作出巨細無遺的分析，會是太招人厭煩的了。有報章的報道指稱，在突襲當晚，妻子和我俱不在睡房裡；《民眾報》（斯大林的同夥托尼丹諾的喉舌報）就我的「互相矛盾」加以論說：有一種說法是，我報道說我爬向睡房的一角；而另一種說法是，我摔落到地板上；諸如此類。所有這些說法，沒有一則是真實的。我們的房子，在夜裡，所有的房間都有特定的人在裡面，除卻書房、飯廳，及我個人的工作室是例外。突擊者穿越所有這些房間，沒有碰到我們一人。我們就睡在經常是我們睡覺的地方：我們的睡房裡。就像前面所說的，我掉落在房間一角的地板上，妻子過不久也加入來。
我們是怎麼得以生還的？很明顯是由於一場幸運的意外。睡床是受到兩面對向的槍火射擊。突擊者大概由於害怕互相擊中而本能地朝較高或朝較低的角度發射。但這僅屬於心理猜測。也有可能是由於妻子和我沒有喪失理智，從而得到可喜的意外之助：我們靜悄悄地伏在地上裝死，而沒有在房裡亂跑，沒有在絕望之時大吵大叫求助，沒有毫無意義地胡亂放槍還擊。
斯大林幫之首先把我流放，然後企圖在外地把我殺害，這在沒有創見的人看來，或許是無法理解的。要是像對其他許多人一般，在莫斯科便把我殺害，那不是更簡單嗎？
這就是解釋：在1928年把我驅逐出黨及流放到中亞細亞的那個時候，莫說是槍殺，而且連談到逮捕也是不可能的。我與之一起共同經歷了十月革命和內戰的那一輩代人仍然健在。政治局感到陷入四面楚歌中。
我從中亞細亞能夠和反對派維持直接的聯繫。在這種種狀況下，斯大林在經過1年來的舉棋不定之後決定，把我流放到外國去是最少遺害的辦法。按他的推想，從莫斯科隔離出的托洛茨基，被剝奪了機關和物質資源之後，將是完全無權無勢，辦不了任何的事情。斯大林還費盡心機，估計他把我在全國的眼裡完全抹黑之後，他可以毫無困難的從友國土耳其的手中把我討回來，以便在莫斯科給我來個總算賬。可是事態表明，不擁有任何機關或物質資源，也是完全可能參與政治生活的。我在年輕朋友的協助下給第四國際奠定基礎，它正在穩步向前，步履雖緩但卻堅忍不拔。1936-37年的莫斯科大審判，是為了把我從挪威遞解回國而開出來的一台戲；那就是說，是為了把我交到格柏烏秘密警察之手而設的。但這事沒有成功。我抵達了墨西哥。我得到消息說，斯大林有好幾次承認，把我流放到外國是一項「重大的錯誤」。除了訴諸恐怖行動，無從糾正這宗錯誤。
格柏烏近年來消滅了我數以百計的友人，其中包括了我在蘇聯的家人。在西班牙，他們殺害了我的前秘書愛爾文．吳爾夫及我的一些政治同路人；在巴黎，他們殺害了我的兒子里昂．西道夫——斯大林的職業殺手把他追蹤了2年。在〔瑞士〕洛桑，格柏烏殺害了伊尼亞斯．賴斯——賴斯脫離了格柏烏而加入第四國際。在巴黎，斯大林的間諜謀殺了我又一個前秘書魯道夫．克萊門特——他的屍體在塞納河被發現，其中頭、手、腳全被斫掉。這張受害著名單還可以數不盡的數下去。
在墨西哥，有過一次暗殺我的明顯企圖：有個人拿著一張偽造的政治要人的介紹信來到我家。這宗事件令我們的友人警覺到，有必要採取更為嚴密的保安措施：設立日夜輪班的守衛、設置警報系統等等。
格柏烏積極參與西班牙事件，並且進行實實在在的謀殺；自此以後，我收到主要是來自紐約和巴黎的友人的許多信件，都是關於從法國或美國派到墨西哥的格柏烏的特務的。部份這些先生們的名字和照片，我適時地轉交給墨西哥的警察去了。在〔第二次〕大戰爆發，由於我對克里姆林宮的對內政策和外交政策所作的絕不妥協的鬥爭，局面是更加惡化了。我在全世界報章上發表的宣言和文章——關於瓜分波蘭、入侵芬蘭、被斯大林斫去首腦的紅軍之脆弱等等問題——在全世界各國數以千萬計的給重印。蘇聯的內部不滿與時俱增。斯大林之作為一個從前的革命者，他記起了在上一次大戰開始之初，那時的第三國際，比起今天的第四國際，是薄弱得多的。戰爭的進程或許會給第四國際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推動，而且也會在蘇聯的內部發展。此所以，斯大林不會不給他的特務發出指令：盡可能快些把我結束。
因此，從眾所周知的事實和總體的政治考慮可見，俱無可置疑的展示出，組織5月24日的暗殺企圖只能是來自格柏烏。況且還有補充性的證據哩：
1）在暗殺行動發生前數個星期，墨西哥報章上滿載有關於格柏烏特務群集到墨西哥的傳言。在這些報道裡，有許多內容都是子虛烏有，可是傳聞的本旨則是正確的。
2）襲擊技術之高超值得十二分的注意。暗殺之所以失敗，就和每次戰爭皆有意外事故的登臨一樣：戰爭和意外事故是不可或分的。襲擊在規模、計劃和效率方面所作的準備和執行，實在教人嘖嘖稱奇。恐怖分子對房子的規劃和房子內部的活動情形瞭如指掌；他們配備有警察制服、武器、電鋸、繩梯等等。他們徹底成功地把駐守在房子外的警察綑縛，正確地使用開火的策略而把屋內的守衛癱瘓下來，他們深入到行刺目標的房間，不受懲罰地開火3至5分鐘，投擲燃燒彈，然後不留痕跡地離開襲擊現場。像這般利落的行動，私人集團是辦不來的；遵行這樣的行動需有其傳統、訓練，龐大的資源和一大群各式各樣可以精挑細選的劊子手。這就是格柏烏的工作。
3）襲擊計劃本身的其中一環，是急不及待的把調查轉移到錯誤的軌道去，這是嚴格地遵照格柏烏的整套方法的。襲擊者一邊把警察綑綁，一邊高呼「阿爾馬桑萬歲！」這種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向著5個警察——其中有3個在睡覺——惺惺作態的呼喊，是旨在一石二鳥：一是為了轉移視線，以讓在未來的數天或哪怕只是數小時裡，不向格柏烏及其在墨西哥的特務作調查；二是為了挫害總統競選人之一的追隨者。格柏烏——更準確的說，它的授意者斯大林的典型手法，就是在殺害一個反對者之餘，把可疑點嫁禍到另一個反對者的身上。
4）襲擊者隨身帶來了幾個燃燒彈，其中兩個投擲到我們的孫子的房間。從而，有份參與其事的襲擊者所考慮到的，不僅是謀殺，而且還有縱火一項。他們縱火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把我的檔案庫毀滅。我的檔案庫，在反對莫斯科的寡頭集團的鬥爭中，對我具有無可比擬的價值，此所以，我的檔案庫的毀滅，唯有對斯大林才是有利。在我的檔案庫的幫助之下，我對莫斯科審判所捏造的冤案假案之揭露尤其玲瓏突現。早在1936年11月7日，格柏烏在蒙受重大風險之下竊取了我在巴黎的檔案庫的一部份。格柏烏在5月24日這次對檔案庫也念念不忘。因此，那些燃燒彈，就猶如是斯大林的到訪名片一般。
5）格柏烏罪行富有特色的一點，就是在秘密殺手和所謂「合法友人」之間的分工：格柏烏在一邊廂進行地下密謀，為襲擊作出準備，另一邊廂就發動誹謗攻勢，旨在令襲擊對象名譽掃地。這種分工在行事之後照辦如儀：恐怖分子躲藏起來，而他們在光天白日下的業務代理人就試圖把警察的注意力引導向錯誤的路線。
6）最後，不可能不注意全世界報章的反響：各類傾向的新聞報章，皆公開地或心照不宣地把這次襲擊當作是格柏烏一手包辦的事情來處理；唯有由克里姆林宮所津貼、俯首聽命於克里姆林宮的報章，才會為相反的版本說項。這就是無可辯駁的政治證據！
5月24日早上，一群來自警察的主要代表請求我協助查案。薩拉薩上校和10名人員登門到訪，十分友善的向我查詢種種資料。我的家人、同事和我自己皆竭盡所能給予協助。
在5月25日或26日，有2位秘密警察人員對我說，調查在正確的路徑上，而不管如何，現在已經「證明是一宗企圖行刺案」。這教我大吃一驚。發生了這麼一場大事故，還有需要去作出證明嗎？我不禁自問，警察有必要去證明這次襲擊的確是一次襲擊，他們到底是為了防備誰呢？無論如何，直到5月27日為止，依我所能判斷，調查所指向的對象是那些不知名的襲擊者，而不是受到侵襲的受害人。5月28日，我把一些資料傳遞給薩拉薩上校；那些資料，據調查的第三個階段所表明，是非常重要的。可是那時的調查日程是屬於第二階段，也就是說，我沒有疑心到調查的對象竟然是指向我本人及我的合作者們。
就在5月28日這天，調查的方向及警察對待我們一家的態度，就在這一整天裡準備就緒，並且完成了徹頭徹尾的截然倒向。我們立時被敵意重重的包圍。出了什麼事啊？我們這麼疑竇著。這種轉向不會是自然發生的。必是有著具體而專橫的理由。讓調查的轉向得以成立的，哪怕是似是而非的，事實或事實的數據，皆沒有露出一點兒，而且也不可能露出一點兒。除了是格柏烏機器通過它各種各樣的「友人們」所施加的萬惡的壓力，我找不出其他理由來解釋這個轉向。就在幕後，發生了一場十足的政變。是誰在指揮呢？
在此有一項事實，看似無足輕重，而其實值得至為嚴肅的關注：5月27日的早報《民眾報》和《國民報》，同時刊載了同一篇文章《托洛茨基先生自相矛盾》，就關於5月24日當晚及正在突襲期間我到底身在哪裡的問題，歸咎我自相矛盾。我在那狂亂的時刻裡，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則從頭到尾通篇盡是無中生有的故事。是誰向這兩份「左」報提供這則故事呢？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這則故事是引述一個匿名的「觀察者」的消息來源。這些「觀察者」是誰？他們是從何處觀察？觀察了什麼？這是相當不言而喻的：這則故事的用意，是為了在政府圈子的眼中作出準備，以讓調查在作出敵意的轉向而針對我及我的合作們的時候，有著正當的理由。這兩份報章，在政府圈子裡是被廣為閱讀的。對這段奇特的插曲加以調查，無疑將令許多事情昭然若揭。
在5月28日，也就是在我們已經被敵意的氛圍所窒息，而且警察的想法已經被引導向自我襲擊論的當日，我們家有2名家傭首次受到查詢。在翌日，29號，這兩位女工再被帶走查問；她們在下午4時被帶到馬德拉街的建築物內被查問至深夜11時，然後從深夜11時到凌晨2時給帶到一個黑暗的院子裡，在一輛汽車裡繼續被查問。有關於這整場查問，沒有紀錄留下。她們約在凌晨3時才被送返回家。5月30日，一名警察人員來到我家廚房，向這兩名女傭出示一份早已擬備的紀錄文件；她們兩人未經閱讀便把文件簽署。她們兩人後來從報章上發現，我的兩名秘書查爾斯和奧托是根據她們的口供而受到逮捕；她們都聲明，她們在被查問的時候說過的話絕對是不能成為他們被捕的正當理由。
為什麼是這兩名守衛，而非其他人被捕？因為奧托和查爾斯的職責，是充當我和當局人員，及我和城內少數幾個朋友之間的聯絡人。在準備向我發出攻擊之先，調查官員們決定先行把我們的家居完全隔離。在同一天裡，我們有兩位年輕朋友，一位墨西哥人S.和一位捷克人B.，來到我們家拜訪以示慰問；他們都被逮捕了。逮捕的用意是完全一致的，就是為了切斷我們和外間世界的聯繫。被逮捕的兩名守衛，被要求在「一刻鐘」內招供說是我下的令要他們執行「自我襲擊」的。我完全無意誇大這些小插曲的重要性，也不是要引伸出什麼悲劇性的意義。這些小插曲之使我感興趣，僅僅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它們有可能把那些得以在短短的24小時裡使調查的方向發生幾乎是魔幻性轉向的幕後黑手揭露出來。就是時至今天，這些黑手仍然對調查的進程施加影響力。
在5月30日星期四，當B.在馬德拉街被查問的時候，所有警察人員都是從自我襲擊論為出發點入手，橫蠻傲慢地對待我本人、我妻子和我的合作者們。S.在受關閉的4天裡，有機會聽到警察人員之間的一些交談。S.遂有如下的結論：「倫巴度．托尼丹諾和巴索爾斯等人插手警察的活動至深，而且相當收效。關於自我襲擊的見解……就是從那些來源人為地促成的。」
有利益牽涉的圈子必定是施加了無以復增的壓力，以迫使調查的代表認真地看待自我襲擊論這個荒唐的見解。
我能從這般可怕、可厭而又危險的投機冒險行為裡達到什麼目的呢？時至今日，仍沒有人給以解釋。有種暗示謂我想把斯大林及他的格柏烏抹黑。可是，對於一個把整整一個輩代的老布爾什維克黨全盤毀滅的人，多出那麼的一次襲擊還會給他的污名更增一點什麼嗎？有一種說法，是我想證明有「第五縱隊」的存在。但我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了什麼？再說，由格柏烏的人員來執行襲擊行動已是相當綽綽有餘，實在毋須多來一個神秘莫測的第五縱隊。又有說我是想給墨西哥政府製造麻煩。我給這麼一個唯一的慇懃待我的政府製造麻煩，卻又動機何在呢？有說我是想挑動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爆發戰爭。這種解釋完全入於狂言亂語的範疇。若要挑動這麼的一場戰爭，組織一次攻擊美國大使或石油大享的襲擊行動，無論如何是要比襲擊一個布爾什維克革命者遠要有利得多；布爾什維克革命者在帝國主義的圈子裡是個異己分子，被深痛惡絕的人。
斯大林組織一次暗殺我的行動，他的行動的意義是清楚的：他要消滅他的頭號敵人。斯大林不會在這次行動裡招來風險；他在遠距離裡行動。而我卻剛好相反：我若組織一場「自我襲擊」，就要自行為這種冒險行動承擔責任，把我本人的命運、我家的命運、我的政治信譽及我所為之效勞的運動的信譽都承受風險。我要從中得著什麼呢？
可是啊，就讓我們容許那不可能的事發生吧，也就是說，我放棄了我整個生命所遵循的事業，把普通常識和對我個人至關重要的利益踐踏於腳下，出於某些不明的原因而確實是決定了組織一次「自我襲擊」的行動。那麼，還有餘下來的這些問題等待解答：我從哪裡，又如何能得到那20個執行者呢？我怎樣能向他們提供警察服裝呢？我怎樣能把他們武裝起來呢？我怎樣能提供他們所需要的配備呢？諸如此類的問題。換言之，一個與外界幾乎完全隔離的單一個人，怎樣能夠設法做到只有一個強有力的機器才能想望的冒險行動？把這麼一種完全不值得批評的見解拿出來批評——且讓我坦白招認吧，我感到古怪。
格柏烏以高超的技巧把它的人員發動起來，為的是把我殺死。出於意外的緣故，這次暗殺企圖失敗了。格柏烏的友人們現在受到損害。他們現在不得不竭盡所能，以把他們的頭子這次不成功的暗殺行動的責任推定在我這方面。要做到這樣，他們可以選取的手段並不很多。他們不得不行使最粗劣的方法，並且用希特拉的格言給他們作指引：謊言愈大，入信愈易。
研究一下墨西哥某一類報章在企圖行刺後的一段日子裡的行為表現，可以對格柏烏在幕後的活動達成一些寶貴的結論。且讓我們把斯大林派的官方出版物《墨西哥之聲》，乃至這份刊物的種種前言不對後語、毫無意義的指責和尖酸的誹謗置諸不理；同樣的，對於那些要麼是由煽情媚眾作指引，要麼是想把這次襲擊取為己用，也就是為了一般地攻擊「左派」的右派喉舌，我們也將之置諸一旁。我在政治上之與《宇宙報》或《精進報》這類報章的距離之遠，要較倫巴度．托尼丹諾及其一夥更甚。我拿上述點名的報章來自衛，就有如我拿乘坐公共汽車以作為交通工具一樣。
再者，右翼報章的把戲，只不過是一國政治的反映；而且，在本質上，這些右翼報章對於襲擊和格柏烏的問題，採取了保持距離的態度。分析《民眾報》的行為及《國民報》部份的行為，這對於我們的研究目的是更為重要得多了。採取積極政策的是《民眾報》；《國民報》只是投它那些有利益牽涉的同袍之所好而已。
雖然有報章報道說，托尼丹諾在襲擊發生之前的2、3天已經離開了首都，但就在最關鍵的時刻，《民眾報》是有著非常清晰準確的指示的。襲擊並沒有使《民眾報》措手不及。編輯沒有在襲擊當兒將之譏為兒戲，也沒有指我有著什麼「被迫害狂」之類。正好相反，這份報章在當時立即採持了一種嚴肅及戒備的口吻。5月25日這天的頭條是全幅橫題：《行刺托洛茨基就是行刺墨西哥》。首席編輯在這一條新聞裡要求當局作出最嚴格的調查，並對罪犯作出殺一儆百的懲罰，不管這些罪犯有著何種政治傾向和有著什麼外國聯繫。這篇文章的措詞力圖造出大公無私、深懷愛國而且義憤填膺的印象。它的即時目的，是要把《民眾報》與恐怖分子劃出楚河漢界；至於那些恐怖分子，倘非今天，便會在明天被警方擒拿住的。《民眾報》在早先一段時間裡曾經向我發動了一場如火如荼的誹謗攻勢，所以它現在這種防範措施，更是倍加必要。
不過，就在這種用文字修飾的公正外表之下，已經小心翼翼的埋下了引人遐思的伏筆；這些伏筆在隨後的數天裡便得到了進一步的引伸。文章是這樣的輕輕帶過一筆：「這次襲擊有著某種神秘莫測、令人可疑的方面」。這寥寥數語，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它們就這樣過了關。但現在完全是清楚不過的了：文章的作者，預先為「自我襲擊論」的可能性預留一筆，以便在司法調查落了空時可以拿來應用。文章的第二個伏筆的重大意義也不亞於前一個：它預測，「墨西哥的敵人」將會把行刺企圖歸咎於斯大林和莫斯科。墨西哥的敵人在這裡給等同於斯大林的敵人。呼籲搜捕不管有著什麼權勢關聯的罪犯——這麼莊嚴的號召，所得的詮釋卻是十分的有限。
這篇文章的迂迴曲折和閃爍用詞，是經過小心推敲的。文章本身的自相矛盾性，源出自當時局勢的自相矛盾性和不確定性。在那時，調查的結果仍是未知之數。為防調查會成功結案，有必要置身事外愈遠愈好。而要是調查落空，那便有必要保持行動的空間，可以自由走上誹謗迫害的老路子。與此同時，尚有必要把注意力引離開格柏烏愈遠愈好，但卻又不完全自縛手足。今日重讀這篇文章，可知斧痕盡現。
5月26日的《民眾報》上的文章，主要是承接前一天的路線。《民眾報》要求當局嚴懲有罪者。行刺的參與者或會立即落入警察手中的危險性，仍然是十分的高，所以便有這種不偏不倚的嚴苛呼聲。
《民眾報》在5月27日便已經刊出了《托洛茨基先生自相矛盾》這篇尖酸的文章。這是把關於襲擊的「可疑的方面」的伏筆加以發展的第一次嘗試。文章斷定，我對於突襲當時到底身在何處這一點，作出了自相矛盾的供詞。這種含沙射影的不得宜，可真教人瞠乎其目。要是一個孤零零地居住在外地的人是有能力的把20個密謀者動員起來，還能夠給他們提供警察制服和機關槍，那麼，對他在襲擊當時到底身在何處這一點，他也應該有能力預先準備一個答案。但且讓我們不要對偽造的技倆吹毛求疪了吧。事情很清楚：《民眾報》是在給「自我襲擊論」的根據作出準備。
而就在同一時候，調查遇上了重大的困難：雜誌能夠未雨籌謀，預見到許多個方面，它能夠把它的行蹤掩藏得妥妥貼貼。從襲擊當天開始，已經過去了3天。就在這麼一段長時間裡，襲擊的主要參與者們有著充裕的時機，持著事前準備好的護照離開墨西哥的國境；所以，可以視他們已經沒有被捕的威脅了。《民眾報》由此而相應地在5月27日採用了更大膽的口吻。在新聞頁裡，提到這宗事的已經不止於前面引述的那一則故事。5月27日的頭條文章乾脆聲稱，「隨著每天過去，行刺企圖喚起的重大疑問，看來是愈來愈有可疑，愈來愈不合邏輯」；尤有甚者，文章也提到「偽裝」這個字了。文章把行刺企圖歸咎為美帝國主義者謀求干預墨西哥，而且美帝國主義者又顯然是以我的合作為據點的。至於帝國主義者們的襲擊對象為什麼是我而不是其他人，該篇文章並無交代。而且，在墨西哥襲擊一個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是怎麼能令美國的干涉言之成理這點，也一樣是令人費解。這篇文章是用吵吵嚷嚷的字句來替代分析和證明。
尤須記取的是，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結成同盟集團之前，《民眾報》已經用種種的方式把我描黑為納粹黨人。只是自從紅軍入侵芬蘭之後，我才突然變成了一個美國的特務。《民眾報》就像斯大林向他的人員發出指令一樣，隨心所欲的把我對待。托尼丹諾及其盟友的種種煽動言詞和幕後的手法，比起他們在報章上的所作所為，毫無疑問的是會更進一步。在隨後數天的事件中可見，他們在警察當中尤其大做手腳。
在5月28日，調查當局已經完全投向「自我襲擊」論的見解。我的2名秘書奧托和查爾斯，及與我家庭有聯繫的2位人士B.和S.受到逮捕。《民眾報》在取得勝利之後，小心翼翼的退身其事：它在5月28日該期，再一次保持了客觀的位置。報章的督印人為什麼要謹小慎微而非奮不顧身，這是清楚不過的。他們知道的內情比他們說出來的要多，他們對自我襲擊論的說法，比起被他們誘導到錯誤的軌道上的警察們，是更無多少信任的。他們唯恐這種說法將會隨時敗露。所以，當他們把執持自我襲擊論的責任轉嫁給警察之後，《民眾報》在5月28日便回復為一個保持警覺的愛國衛士的觀察者。
《民眾報》在5月29日這一期裡，不加評論的刊載了共產黨的聲明；這篇聲明竟然不是要求懲罰恐怖分子，而卻是要求把托洛茨基遞解出墨西哥。就在當天，我們的家居和所有住客，被一團狂熱的猜疑緊密包圍著，把我們和外在世界徹底切斷隔離。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這種場合，托尼丹諾也會把克里姆林宮最露骨的口號留交由共產黨領袖們來說述，而這些〔墨西哥〕共產黨領袖們是一無所失的。托尼丹諾為自己謀求一道撤退的橋樑。
6月1日的報章刊載了我致共和國檢察官的函件，信上公開的點名倫巴度．托尼丹諾，指他在襲擊的準備過程裡在道德上是個同謀犯。繼此之後，托尼丹諾露了半身。《民眾報》在6月6日宣稱，「墨西哥工人聯會指責托洛茨基在（美國佬攻擊墨西哥的）神經戰中作為工具而效勞」。這是什麼用意呢？這是一種毫無意義亦毫無事實根據的空洞言詞！托尼丹諾以「墨西哥工人聯會」的名義向當局提交了一份文件，這篇文件把該次襲擊編成一幅無邊無際而又極不明確的國際陰謀的圍網，涉嫌者除了我本人之外，還廣及其他方面、其他機構和其他個人。真是應有盡有，就是沒有格柏烏。我們已經知道，只有「墨西哥的敵人」，才會懷疑到格柏烏。托尼丹諾以其各種把戲保持他作為格柏烏頭號朋友的位置。
在5月25日該期，《國民報》的第一版甚至沒有提到行刺這件事，這與首都的所有其他報章迴然不同。它在第二版裡用以下這條題目刊出一則快訊：《托洛茨基在其居所被戲劇式的（！）行刺》。這份報章是根據什麼而得出這個評價，這仍是個未知之謎。不幸的是，我不得不確定，這份報章在此之前有好幾次在毫無根據之下，企圖把一些招人非議的行為推諉給我。
有一點尤值得人們細細的咀嚼：在《國民報》把行刺稱作「戲劇式的」同一天，《民眾報》的標題是《行刺托洛茨基就是行刺墨西哥》。驟眼看來，《國民報》似乎是比《民眾報》對襲擊的受害者表現出更多的敵意。但事實卻非如此。《國民報》的行為只不過是顯露出它遠離斯大林主義的消息來源，結果也遠離襲擊的消息來源，比諸《民眾報》更甚。《國民報》有著盡其所能以圖討好斯大林派的編輯們；他們知道，最簡單乾脆的做法，就是說一些使我招人懷疑的說話。當編輯們收到有關我家受襲的消息，其中的一個編輯更立即靈機一觸，想到一條冷嘲熱諷的公式。正是這個事實，表明了《國民報》的編輯們並不知道他們自己在寫些什麼，而這和《民眾報》的編輯們是大異其趣的。
可是，應該注意的是，這兩份報章在翌日的線路是走在一道了。《國民報》從《民眾報》的行藏中，看到它自己可是太漫不經心地脫口說出了行刺企圖的「戲劇式」的推論，於是它急流勇退，採取一個較為看守的位置。至於《民眾報》，它在確信行刺的參加者中沒有任何人被拘捕之後，開始轉移到「戲劇式的」行刺企圖的位置去。5月27日的故事《托洛茨基先生自相矛盾》，也在《國民報》同時刊出了。
所以，在經過以《民眾報》刊登的文章為基礎而作的分析，並把這些文章與《國民報》的文章作出比較參詳之後，可以確定的說，托尼丹諾是在事前知道行刺企圖的預謀的，哪怕他所知道的是最為一般的概況。格柏烏在同一時間裡——經過不同渠道——籌劃行刺的陰謀計策、政治防衛和令調查無從入手。《民眾報》在關鍵的日子裡，無疑是從托尼丹諾本人處接收指示。而且大概捨他之外，不會有其他人是5月25日該篇文章的作者。換言之，倫巴度．托尼丹諾在道德上參與了預謀行刺，並且在道德上掩蓋其蛛絲馬跡。
為了對襲擊的背景及關乎調查的一些狀況有一個較為清晰的理解，便有必要就我的守衛說上幾句話。有報章的報道把我說成是把近乎陌生不相識的人「僱用」為守衛，而那些守衛是為了薪酬而工作云云。所有這些說法都是子虛烏有的。打從我流亡到土耳其以來，也就是說，幾乎12年來，這支守衛人員便已經存在。守衛人員的組成是視乎我所居住的國家而不斷變換，但其中有好幾個合作者是隨同我從一個國家移居到另一個國家。守衛經常是由年輕同志組成，他們由政治觀點的認同性而與我聯結一道，並且是由我那些較為年長、經驗更為豐富的友人從志願者當中選拔；而那些志願者從不患寡。
我所隸屬的運動是一支年輕的運動；這支運動是從來自莫斯科的寡頭集團及其在全世界的代理人史無前例的連串迫害下興起的。一般來說，歷史上再難找到另一支運動像第四國際那樣，在那麼短暫的時間裡折損了如許多的犧牲者。我個人深信，在我們這個戰火連天、充滿巧取豪奪、滿目蒼夷和各種各樣猙獰獸性的時代，第四國際是注定要履行一個偉大的歷史的角色。但這是未來的事。它的昔日只知道有打擊和迫害。過去12年來，沒有人會想望靠第四國際的幫助為自己創一番事業。是出於這個理由，參加這個運動的人都是忘我、堅信，隨時準備把物質利益拋棄，更不惜在必要時把性命犧牲。我沒有意欲掉落到理想化中去，但我容許自己這麼說：在任何其他組織裡，是不大有可能像第四國際一般，有這麼一大群各式各樣的人那麼忠於自己的旗幟，那麼的無顧於個人的虛榮。我的守衛一向就是從這種年輕人中徵募得來的。
在墨西哥的守衛最先是由年輕的墨西哥朋友們構成的。但我不久便確信，這種安排有不便之處。我的敵人們有系統地試圖把我捲入墨西哥的政治，以此來使我無法停留在這個國家。而我那些年輕的墨西哥朋友們，他們既然住在我的家裡，時間一長久，便會相當程度上被看成是我的政治影響力的代理人。因此我不得不拒絕讓他們擔當守衛，並且用上外國人來替代他們；這些外國人主要是美國公民。他們全部經過我那些深富經驗的年長朋友挑選之後才派遣過來。
為了徹底的清晰無誤，容我再補充一點，就是那些守衛員都不是由我來供養的（我沒有這種資源）；一個在朋友和同情者之間募集必要經費的特別委員會擔負了這方面的費用。我們——我的家庭和守衛們——生活在一個細小而封閉的公社，四堵高牆把我們和外在世界隔離開來。凡此種種狀況，足以說明我是大有理由信賴我的守衛，相信他們不會叛賣或犯罪。
而儘管有著所有這些防範，但若以為這樣便絕對排除有個別的格柏烏成員潛身到守衛隊裡的可能性，這當然是不可能的。調查打從一開始便對那個被擄走的守衛羅伯特．舒爾敦．哈特抱有懷疑，把他視作襲擊的同犯。我這樣回答：要是舒爾敦．哈特是格柏烏的特務，他滿可以在夜間把我殺掉然後跑掉，而毋須勞動到20個人眾，使他們所有人都冒上重大的風險。再者，就在襲擊發生的前一天裡，舒爾敦．哈特整天在忙著購買小鳥兒、修理鳥籠，給鳥籠髹漆等等這類閒事。有關於指稱舒爾敦．哈特是個格柏烏的說法，我仍未聽到哪怕一個引人入信的論句。因此，我從一開始便向我的朋友宣佈，我會是最後一個相信舒爾敦．哈特是有份參與突擊的人。而設若我的所有假設都被推翻，舒爾敦．哈特的參與確是得到印證，那麼，這在本質上亦無改變突擊的整體屬性。格柏烏在守衛員之一的協助或沒有守衛員的協助下，組織了把我謀殺及把我的檔案庫焚毀的陰謀。這就是這宗案件的精髓。
共產黨在其正式的宣言中一再重申，個人恐怖不入其行動的系統云云。沒有人假設這次襲擊是由共產黨組織的。格柏烏利用共產黨，但格柏烏絕非和共產黨融為一體。
在有可能參與突擊的人當中，據熟悉共產黨黨內生活的一些人提到，其中有一個人，他早年被開除出黨，後來因回報他對黨的某些服務而給恢復黨籍。從調查格柏烏的犯罪手法的角度來看，「被開除」的這個類別一般都是深富興味。斯大林幫在對付蘇聯反對派的首個時期，通常都特意把最不穩定的反對派成員開除出黨，把他們陷入物質極度艱難的境地，從而讓格柏烏有機可乘，把他們招納，以在反對派內作特工。這個手法在後來達至完善，並推而廣之運用到第三國際所有的黨。
被開除者可以分為兩個類別：一些人是由於原則性的分歧而離開黨，他們不再與克里姆林宮為伍，轉而尋找新的道路。另一些人是由於處理經費不當，或犯有道德上的罪過，甚或是被指稱犯有這種罪過而給開除。這第二個類別中的大多數人，他們已經緊密地依附到黨的機器，他們已經沒有能力幹其他工作，並且已經習慣於特權的位置。像這一類的被開除者，他們構成了格柏烏寶貴的材料，可以被變作唯命是從的工具，擔當最為危險、最為無惡不作的勾當。
墨西哥共產黨的長期領袖拉波爾特最近被開除出黨，作為開除的根據是一項最為險惡的指控：拉波爾特這個人貪污舞弊，出賣罷工，甚至收取「托派」的賄金。可不過，最教人嘖嘖稱奇的一點，卻是拉波爾特竟然對那些極盡羞辱性質的指控甚至不試圖作出辯解。這麼一來，他便表現出，為了某些即使他本人也不敢反對的神秘的目的，把他開除是有必要的。尤有甚者，拉波爾特利用第一時間，在報刊上宣佈他對黨不可動搖的忠誠，即使被開除了出黨也復如此。許多在同一時候被開除出黨的人，也遵循了這同一個戰略。這些人是可以幹出任何事情的。他們將會執行任何命令，作奸犯科，務求不會失去黨的垂青。還有可能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之所以被開除，是為了在預謀期間把襲擊的參與者先行移離出黨，以讓黨不致沾上任何責任。至於開除什麼人、利用什麼口實，則是由藏身在幕後的格柏烏最為信賴的代表人來發出指示。
把這一場謀殺編造為墨西哥工人突然起而自發的把「人民之敵」嚴懲處辦，並以此方式來向全世界的工人呈示，這對斯大林會是大為有利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值得注意的是格柏烏很熱衷地一而再的，不惜一切代價以把我和競選墨西哥總統的那個候選人阿爾馬桑將軍聯繫起來。由托尼丹諾和共產黨領袖發佈的連篇聲明，相當清楚無誤的披露出這個策略計謀：尋求一個有利的口實，或是創造一個有利的口實，以讓他們能夠執起武器來對付敵人；而在這張敵人的名單上，我大概不會是叨陪末席的一個。該無疑問的是，在「墨西哥工人聯會」的工人民兵裡，是有一支由格柏烏創設的秘密突擊隊，由之擔任最危險的勾當。
我在報章上利用每一次場合，反覆要求設立一個公正無私的調查委員會，以檢驗所有虛假的報告；我這個要求是為了杜漸防微，及時制止上述的計謀。不過，即使沒有一個調查委員會，墨西哥的公眾輿論直到今天為止顯然都對那些誹謗予以拒斥。按我所能判斷，斯大林派迄今還未能在工人圈子中挑起對我的仇恨。與此同時，斯大林已經厭倦於守候「民眾義憤」的爆發，格柏烏遂接到他的號令，還是要重施故技，用回更因循和直接的手法來行事。
如此小心謹慎而又幹練的突擊，竟然出乎意外地落了個空，這是對斯大林的一個重大的打擊。格柏烏必須在斯大林跟前恢復名譽。斯大林必須展示他的權勢。再一次行刺的企圖必然會捲土重來。會是用什麼方式呢？很有可能是又一次純然的恐怖行動，機關槍和炮彈兼施。但也完全不能排除他們會用捏造的「民眾義憤」的手段來為恐怖行動作掩飾。墨西哥的斯大林特務之所以發動愈來愈惡毒的誹謗運動，正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克里姆林宮為了證明其對我的迫害是正當的，同時也為了掩飾格柏烏的襲擊行動，它的代理人大談什麼我的「反革命」傾向。這就端視乎人們怎樣理解革命和反革命了。在我們這個時代，帝國主義是最強大有力的反革命，不論它是以法西斯的形式或是披著假民主的外衣。沒有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願意容許我留在其領土。至於那些受壓迫的或半獨立的國家，它們或是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或是在莫斯科官僚層的壓力下，拒絕把我接納。這個莫斯科官僚層，目前在整個世界裡發揮著極之反動的角色。墨西哥對我客氣相待，乃因墨西哥不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由於這個緣故，墨西哥政府作為一個罕見的例外，證明是足有不受外來壓力的獨立性，能夠按照其自身的原則作指引。所以，我可以聲明，我在地球上活著不是依循常規，而是依循常規的例外。
活在我們這個如許反動的時代，革命者不得不逆流而上。我是竭盡所能，全力以赴。我個人的命運，及與我親近的人的命運，大抵是最無情地表述了世界反動的壓力。我全然不會將之看成是我個人的功過：它是由千絲萬縷的歷史情勢揉合而成的結果。不過，當托尼丹諾、拉波爾特這一類人等把我宣佈為「反革命者」，我會是處之泰然，留給歷史作最後的裁決。
〔註：阿爾馬桑（Almazan）是1940年墨西哥總統競選中的右翼候選人。〕
（李時譯自《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感謝十月評論雜誌社同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