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早逝的朋友約瑟夫．魏德邁，曾打算從１８５２年１月１日起在紐約出版一個政治周刊。他曾請求我給這個刊物寫政變的歷史。因此，我直到２月中為止每周都在為他撰寫題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論文。這時，魏德邁原來的計劃遭到了失敗。作為變通辦法，他在１８５２年春季開始出版名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內容就是我的《霧月十八日》。那時這一刊物已有數百份輸送到德國，不過沒有在真正的書籍市場上出售過。當我向一個行為極端激進的德國書商建議銷售這種刊物時，他帶著真正的道義上的恐懼拒絕了這種“不合時宜的要求”。
從上述事實中就可以看出，本書是在形勢的直接壓迫下寫成的，而且其中的歷史材料只是截至（１８５２年）２月止。現在把它再版發行，一方面是由於書籍市場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於我那些在德國的朋友們的催促。
在與我這部著作差不多同時出現的、論述同一問題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兩部：維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侖》和蒲魯東的《政變》。
維克多．雨果只是對政變的負責發動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機智的痛罵。事變本身在他筆下被描繪成了晴天的霹靂。他認為這個事變只是一個人的暴力行為。他沒有覺察到，當他說這個人表現了世界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個人主動性時，他就不是把這個人寫成小人而是寫成巨人了。蒲魯東呢，他想把政變描述成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在他那裡關於政變的歷史構想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對政變主人公所作的歷史的辯護。這樣，他就陷入了我們的那些所謂客觀歷史編纂學家所犯的錯誤。相反，我則是証明，法國階級鬥爭怎樣造成了一種局勢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現在如果對本書加以修改，就會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於改正印錯的字，並去掉那些現在已經不再能理解的暗語。我這部著作的結束語：“但是，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麼拿破侖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倒塌下來”──這句話已經實現了。
沙爾臘斯上校在他論述１８１５年戰役的著作中，開始了對崇拜拿破侖的攻擊。從那時起，特別是在最近幾年中，法國的出版物借助歷史研究、批評、諷刺和詼諧等等武器徹底破除了關於拿破侖的奇談。在法國境外，這種與傳統的民眾信仰的斷然決裂，這個非同尋常的精神革命，很少有人注意，更不為人所理解。
最後，我希望，我這部著作對於清除那種特別是現今在德國流行的所謂凱撒主義的書生用語，將會有所幫助。在作這種膚淺的歷史對比時，人們忘記了主要的一點，即在古羅馬，階級鬥爭只是在享有特權的少數人內部進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與貧窮的自由民之間進行，而從事生產的廣大民眾，即奴隸，則不過為這些鬥士充當消極的舞台台柱。人們忘記了西斯蒙第所說的一句名言：羅馬的無產階級依靠社會過活，現代社會則依靠無產階級過活。由於古代階級鬥爭同現代階級鬥爭在物質經濟條件方面有這樣的根本區別，由這種鬥爭所產生的政治怪物之間的共同點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與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間的共同點更多。
卡爾．馬克思
１８６９年６月２３日於倫敦
原文是德文
載於１８６９年７月在漢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２版
《霧月十八日》在初版問世３３年後還需要印行新版，証明這部著作就是在今天還絲毫沒有失去自己的價值。
的確，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緊接著一個事變──這個事變像晴天霹靂一樣震驚了整個政治界，有的人出於道義的憤怒大聲詛咒它，有的人把它看作是脫離革命險境的辦法和對於革命誤入迷途的懲罰，但是所有的人對它都只是感到驚異，而沒有一個人理解它──緊接著這樣一個事變之後，馬克思寫出一篇簡練的諷刺作品，敘述了二月事變以來法國歷史的全部進程的內在聯系，揭示了１２月２日的奇跡就是這種聯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結果，而他在這樣做的時候對政變的主人公除了給予應得的蔑視以外，根本不需要採取別的態度。這幅圖畫描繪得如此高明，以致後來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証據，証明這幅圖畫是多麼忠實地反映了實際。他對活生生的時事有這種卓越的理解，他在事變剛剛發生時就對事變有這種透徹的洞察，的確是無與倫比。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像馬克思那樣深知法國歷史。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裡歷史上的階級鬥爭，比起其他各國來每一次都達到更加徹底的結局；因而階級鬥爭借以進行、階級鬥爭的結果借以表現出來的變換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裡也表現得最為鮮明。法國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起是統一的等級君主制的典型國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這種統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而正在上升的無產階級反對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鬥爭在這裡也以其他各國所沒有的尖銳形式表現出來。正因為如此，所以馬克思不僅特別偏好地研究了法國過去的歷史，而且還考察了法國時事的一切細節，搜集材料以備將來使用。因此，各種事變從來也沒有使他感到意外。
此外還有另一個情況。正是馬克思最先發現了重大的歷史運動規律。根據這個規律，一切歷史上的鬥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或多或少明顯地表現了各社會階級的鬥爭，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衝突，又為它們的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它們的生產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所制約。這個規律對於歷史，同能量轉化定律對於自然科學具有同樣的意義，這個規律在這裡也是馬克思用以理解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歷史的鑰匙。在這部著作中，他用這段歷史檢驗了他的這個規律；即使已經過了３３年，我們還是不能不說，這個檢驗獲得了輝煌的成果。
弗．恩．
寫於１８８５年
原文是德文
載於１８８５年在漢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