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把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給讀者。這部著作是我１８５９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初篇和續篇相隔很久，是由於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斷了我的工作。
前書的內容已經概述在這一卷的第一章中。這樣做不僅是為了聯貫和完整，敘述方式也改進了。在情況許可的範圍內，前書只是略略提到的許多論點，這裡都作了進一步的闡述；相反地，前書已經詳細闡述的論點，這裡只略略提到。關於價值理論和貨幣理論的歷史的部分，現在自然完全刪去了。但是前書的讀者可以在本書第一章的注釋中，找到有關這兩種理論的歷史的新材料。
萬事開頭難，每門科學都是如此。所以本書第一章，特別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難理解的。其中對價值實體和價值量的分析，我已經盡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1]以貨幣形式為其完成形態的價值形式，是極無內容和極其簡單的。然而，兩千多年來人類智慧在這方面進行探討的努力，並未得到什麼結果，而對更有內容和更復雜的形式的分析，卻至少已接近於成功。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已經發育的身體比身體的細胞容易研究些。並且，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而對資產階級社會說來，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經濟的細胞形式。在淺薄的人看來，分析這種形式好象是斤斤於一些瑣事。這的確是瑣事，但這是顯微鏡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種瑣事。
因此，除了價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說這本書難懂。當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學到一些新東西、因而願意自己思考的讀者。
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幹擾的地方考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証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証。但是，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工農業工人所處的境況而偽善地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
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
撇開這點不說。在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在我們那裡完全確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廠裡，由於沒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廠法，情況比英國要壞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們也同西歐大陸所有其他國家一樣，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於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還在苟延殘喘。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國和西歐大陸其他國家的社會統計，與英國相比是很貧乏的。然而它還是把帷幕稍稍揭開，使我們剛剛能夠窺見幕內美杜莎的頭。如果我國各邦政府和議會象英國那樣，定期指派委員會去調查經濟狀況，如果這些委員會象英國那樣，有全權去揭發真相，如果為此能夠找到象英國工廠視察員、編寫《公共衛生》報告的英國醫生、調查女工童工受剝削的情況以及居住和營養條件等等的英國調查委員那樣內行、公正、堅決的人們，那末，我國的情況就會使我們大吃一驚。柏修斯需要一頂隱身帽來追捕妖怪。我們卻用隱身帽緊緊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認妖怪的存在。
決不要在這上面欺騙自己。正象十八世紀美國獨立戰爭給歐洲中產階級敲起了警鐘一樣，十九世紀美國南北戰爭又給歐洲工人階級敲起了警鐘。在英國，變革過程已經十分明顯。它達到一定程度後，一定會波及大陸。在那裡，它將採取較殘酷的還是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定。所以，現在的統治階級，不管有沒有較高尚的動機，也不得不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階級發展的障礙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敘述英國工廠法的歷史、內容和結果。一個國家應該而且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要說明一下。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裡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自由的科學研究遇到的敵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領域內遇到的敵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例如，英國高教會寧願饒恕對它的三十九個信條中的三十八個信條展開的攻擊，而不饒恕對它的現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進行的攻擊。在今天，同批評傳統的財產關系相比，無神論本身是一種很輕的罪。但在這方面，進步仍然是無可懷疑的。以最近幾星期內發表的藍皮書《關於工業和工聯問題同女王陛下駐外公使館的通訊》為例。英國女王駐外使節在那裡坦率地說，在德國，在法國，一句話，在歐洲大陸的一切文明國家，現有的勞資關系的變革同英國一樣明顯，一樣不可避免。同時，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副總統威德先生也在公眾集會上說：在奴隸制廢除後，資本關系和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變革會提到日程上來！這是時代的標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這並不是說明天就會出現奇跡。但這表明，甚至在統治階級中間也已經透露出一種模糊的感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並且經常處於變化過程中的機體。這部著作的第二卷將探討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二冊）和總過程的各種形式（第三冊），第三卷即最後一卷（第四冊）將探討理論史。
任何的科學批評的意見我都是歡迎的。而對於我從來就不讓步的所謂輿論的偏見，我仍然遵守偉大的佛羅倫薩詩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讓人們去說罷！
卡爾．馬克思
１８６７年７月２５日於倫敦
我首先應當向第一版的讀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顯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處新加的注，都標明是第二版注。就正文說，最重要的有下列各點：
第一章第一節更加科學而嚴密地從表現每個交換價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價值，而且明確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價值實體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之間的聯系。第一章第三節（價值形式）全部改寫了，第一版的雙重敘述就要求這樣做。──順便指出，這種雙重敘述是我的朋友，漢諾威的路．庫格曼醫生建議的。１８６７年春，初校樣由漢堡寄來時，我正好訪問他。他勸我說，大多數讀者需要有一個關於價值形式的更帶講義性的補充說明。──第一章最後一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節（價值尺度）作了詳細的修改，因為在第一版中，考慮到《政治經濟學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已有的說明，這一節是寫得不夠細致的。第七章，特別是這一章的第二節，作了很大的修改。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辭上的修改，用不著一一列舉出來。這些修改全書各處都有。但是，現在我校閱要在巴黎出版的法譯本時，發現德文原本某些部分需要更徹底地修改，某些部分需要更好地修辭或更仔細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可是我沒有時間這樣做，因為只是在１８７１年秋，正當我忙於其他迫切的工作的時候，我才接到通知說，書已經賣完了，而第二版在１８７２年１月就要付印。
《資本論》在德國工人階級廣大範圍內迅速得到理解，是對我的勞動的最好的報酬。一個在經濟方面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人，維也納的工廠主邁爾先生，在普法戰爭期間發行的一本小冊子中說得很對：被認為是德國世襲財產的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已在德國的所謂有教養的階級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復活了。
在德國，直到現在，政治經濟學一直是外來的科學。古斯達夫．馮．居利希在他的《商業、工業和農業的歷史敘述》中，特別是在１８３０年出版的該書的前兩卷中，已經大體上談到了妨礙我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因而也妨礙我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建立的歷史條件。可見，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缺乏生存的基礎。它作為成品從英國和法國輸入；德國的政治經濟學教授一直是學生。別國的現實在理論上的表現，在他們手中變成了教條集成，被他們用包圍著他們的小資產階級世界的精神去解釋，就是說，被曲解了。他們不能把在科學上無能為力的感覺完全壓制下去，他們不安地意識到，他們必須在一個實際上不熟悉的領域內充當先生，於是就企圖用博通文史的美裝，或用無關材料的混合物來加以掩飾。這種材料是從所謂官房學──各種知識的雜拌，滿懷希望的德國官僚候補者必須通過的煉獄之火──抄襲來的。
從１８４８年起，資本主義生產在德國迅速地發展起來，現在正是它的欺詐盛行的時期。但是我們的專家還是命運不好。當他們能夠公正無私地研究政治經濟學時，在德國的現實中沒有現代的經濟關系。而當這種關系出現時，他們所處的境況已經不再容許他們在資產階級的視野之內進行公正無私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說，只要它把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看作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後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階級鬥爭處於潛伏狀態或只是在個別的現象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它還能夠是科學。
拿英國來說。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屬於階級鬥爭不發展的時期的。它的最後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於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作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作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還在李嘉圖活著的時候，就有一個和他對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了。[2]
隨後一個時期，從１８２０年到１８３０年，在英國，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科學活動極為活躍。這是李嘉圖的理論庸俗化和傳播的時期，同時也是他的理論同舊的學派進行鬥爭的時期。這是一場出色的比賽。當時的情況，歐洲大陸知道得很少，因為論戰大部分是分散在雜志論文、關於時事問題的著作和抨擊性小冊子上。這一論戰的公正無私的性質──雖然李嘉圖的理論也例外地被用作攻擊資產階級經濟的武器──可由當時的情況來說明。一方面，大工業剛剛脫離幼年時期；大工業只是從１８２５年的危機才開始它的現代生活的周期循環，就証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鬥爭被推到後面：在政治方面是由於糾合在神聖同盟周圍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資產階級所領導的人民大眾之間發生了糾紛；在經濟方面是由於工業資本和貴族土地所有權之間發生了紛爭。這種紛爭在法國是隱藏在小塊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對立後面，在英國則在谷物法頒布後公開爆發出來。這個時期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文獻，使人想起魁奈醫生逝世後法國經濟學的狂飆時期，但這只是象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樣。１８３０年，最終決定一切的危機發生了。
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奪得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鬥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採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於豢養的文丐的爭鬥，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於辯護士的壞心惡意。甚至以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拋出的強迫人接受的小冊子，由於對地主貴族展開了論戰，即使沒有科學的意義，畢竟也有歷史的意義。但是從羅伯特．皮爾爵士執政以來，這最後一根刺也被自由貿易的立法從庸俗經濟學那裡拔掉了。
１８４８年大陸的革命也在英國產生了反應。那些還要求有科學地位、不願單純充當統治階級的詭辯家和獻媚者的人，力圖使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同這時已不容忽視的無產階級的要求調和起來。於是，以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為最著名代表的毫無生氣的混合主義產生了。這宣告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破產，關於這一點，俄國的偉大學者和批評家尼．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經濟學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說明。
可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對抗性質在法英兩國通過歷史鬥爭而明顯地暴露出來以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在德國成熟起來，同時，德國無產階級比德國資產階級在理論上已經有了更明確的階級意識。因此，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看來在德國有可能產生的時候，它又成為不可能了。
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分成了兩派。一派是精明的、貪利的實踐家，他們聚集在庸俗經濟學辯護論的最淺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師夏的旗幟下。另一派是以經濟學教授資望自負的人，他們追隨約．斯．穆勒，企圖調和不能調和的東西。德國人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衰落時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時期一樣，始終只是學生、盲從者和模仿者，是外國大商行的小販。
所以，德國社會特殊的歷史發展，排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德國取得任何獨創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沒有排除對它進行批判的可能性。就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而論，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後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德國資產階級的博學的和不學無術的代言人，最初企圖象他們在對付我以前的著作時曾經得逞那樣，用沉默置《資本論》於死地。當這種策略已經不再適合時勢的時候，他們就借口批評我的書，開了一些單方來“鎮靜資產階級的意識”，但是他們在工人報刊上（例如約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的文章）遇到了強有力的對手，至今還沒有對這些對手作出答復。[3]
１８７２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資本論》的優秀的俄譯本。初版三千冊現在幾乎已售賣一空。１８７１年，基輔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尼．季別爾先生在他的《李嘉圖的價值和資本的理論》一書中就已經証明，我的價值、貨幣和資本的理論就其要點來說是斯密─李嘉圖學說的必然的發展。使西歐讀者在閱讀他的這本出色的著作時感到驚異的，是純理論觀點的始終一貫。
人們對《資本論》中應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這已經由各種互相矛盾的評論所証明。
例如，巴黎的《實証論者評論》一方面責備我形而上學地研究經濟學，另一方面責備我──你們猜猜看！──只限於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實，而沒有為未來的食堂開出調味單（孔德主義的嗎？）。關於形而上學的責備，季別爾教授指出：
“就理論本身來說，馬克思的方法是整個英國學派的演繹法，其優點和缺點是一切最優秀的理論經濟學家所共有的。”
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國的社會主義理論家》（摘自１８７２年７月和８月《經濟學家雜志》）一文中，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他說：
“馬克思先生通過這部著作而成為一個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德國的評論家當然大叫什麼黑格爾的詭辯。彼得堡的《歐洲通報》在專談《資本論》的方法一文（１８７２年５月號第４２７─４３６頁）中，認為我的研究方法是嚴格的現實主義的，而敘述方法不幸是德國辯証法的。作者寫道：
“如果從外表的敘述形式來判斷，那末最初看來，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義哲學家，而且是德國的即壞的唯心主義哲學家。而實際上，在經濟學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輩都無法比擬的現實主義者…… 決不能把他稱為唯心主義者。”
我回答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辦法，是從他自己的批評中摘出幾段話來，這幾段話也會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讀者感到興趣。
這位作者先生從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４─７頁，在那裡我說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義基礎）中摘引一段話後說：
“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他所研究的那些現象的規律。而且他認為重要的，不僅是在這些現象具有完成形式和處於一定時期內可見到的聯系中的時候支配著它們的那種規律。在他看來，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這些現象變化的規律，這些現象發展的規律，即它們由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由一種聯系秩序過渡到另一種聯系秩序的規律。他一發現了這個規律，就詳細地來考察這個規律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後果…… 所以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過準確的科學研究來証明一定的社會關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時盡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為他的出發點和根據的事實。為了這個目的，只要証明現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時証明這種秩序不可避免地要過渡到另一種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夠了，而不管人們相信或不相信，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這種過渡。馬克思把社會運動看作受一定規律支配的自然歷史過程，這些規律不僅不以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為轉移，反而決定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 既然意識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著這種從屬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為對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識的《資本論》第一卷俄文的第一版的扉頁某種形式或某種結果為依據。這就是說，作為這種批判的出發點的不能是觀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現象。批判將不是把事實和觀念比較對照，而是把一種事實同另一種事實比較對照。對這種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兩種事實盡量準確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樣準確地把各種秩序的序列、把這些發展階段所表現出來的聯貫性和聯系研究清楚…… 但是有人會說，經濟生活的一般規律，不管是應用於現在或過去，都是一樣的。馬克思否認的正是這一點。在他看來，這樣的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 根據他的意見，恰恰相反，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一旦生活經過了一定的發展時期，由一定階段進入另一階段時，它就開始受另外的規律支配。總之，經濟生活呈現出的現象，和生物學的其他領域的發展史頗相類似…… 舊經濟學家不懂得經濟規律的性質，他們把經濟規律同物理學定律和化學定律相比擬…… 對現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証明，各種社會機體象動植物機體一樣，彼此根本不同…… 由於各種機體的整個結構不同，它們的各個器官有差別，以及器官借以發生作用的條件不一樣等等，同一個現象卻受完全不同的規律支配。例如，馬克思否認人口規律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相反地，他斷言每個發展階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規律…… 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生產關系的規律也就不同。馬克思給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去研究和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他只不過是極其科學地表述了任何對經濟生活進行準確的研究必須具有的目的…… 這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於闡明了支配著一定社會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馬克思的這本書確實具有這種價值”。
這位作者先生把他稱為我的實際方法的東西描述得這樣恰當，並且在考察我個人對這種方法的運用時又抱著這樣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辯証方法嗎？
當然，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象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我的辯証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証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將近三十年以前，當黑格爾辯証法還很流行的時候，我就批判過黑格爾辯証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當我寫《資本論》第一卷時，憤懣的、自負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國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模仿者們，卻已高興地象萊辛時代大膽的莫澤斯．門德爾森對待斯賓諾莎那樣對待黑格爾，即把他當作一條“死狗”了。因此，我要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並且在關於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辯証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不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証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裡，辯証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
辯証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國的時髦東西，因為它似乎使現存事物顯得光彩。辯証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証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証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証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這個危機又要臨頭了，雖然它還處於預備階段；由於它的舞台的廣闊和它的作用的強烈，它甚至會把辯証法灌進新的神聖普魯士德意志帝國的暴發戶們的頭腦裡去。
卡爾．馬克思
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４日於倫敦
致莫裡斯．拉沙特爾公民
親愛的公民：
您想定期分冊出版《資本論》的譯本，我很讚同。這本書這樣出版，更容易到達工人階級的手裡，在我看來，這種考慮是最為重要的。
這是您的想法好的一面，但也有壞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還沒有人在經濟問題上運用過，這就使前幾章讀起來相當困難。法國人總是急於追求結論，渴望知道一般原則同他們直接關心的問題的聯系，因此我很擔心，他們會因為一開始就不能繼續讀下去而氣餒。
這是一種不利，對此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讀者指出這一點，並提醒他們。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親愛的公民，請接受我對您的忠誠。
卡爾．馬克思
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８日於倫敦
約．魯瓦先生保証盡可能準確地、甚至逐字逐句地進行翻譯。他非常認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但正因為他那樣認真，我不得不對表述方法作些修改，使讀者更容易理解。由於本書分冊出版，這些修改是逐日作的，所以不能處處一樣仔細，文體不免有不一致的地方。
在擔負校正工作後，我就感到作為依據的原本（德文第二版）應當作一些修改，有些論述要簡化，另一些要加以完善，一些補充的歷史材料或統計材料要加進去，一些批判性評注要增加，等等。不管這個法文版本有怎樣的文字上的缺點，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獨立的科學價值，甚至對懂德語的讀者也有參考價值。
下面是我從德文第二版跋中摘引的幾段，是有關政治經濟學在德國的發展和本書運用的方法的。
卡爾．馬克思
１８７５年４月２８日於倫敦
馬克思不幸已不能親自進行這個第三版的付印準備工作。這位大思想家──現在，連反對他的人也拜服他的偉大了──已於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逝世。
我失去了一個相交四十年的最好的、最親密的朋友，他給我的教益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現在，不論出版這個第三版的任務，還是出版以手稿形式遺留下來的第二卷的任務，都落在我的身上了。在這裡，我應該告訴讀者，我是怎樣履行前一項任務的。
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寫一下，把某些論點表達得更明確一些，把新的論點增添進去，把直到最近時期的歷史材料和統計材料補充進去。由於他的病情和急於完成第二卷的定稿，他放棄了這一想法。他只作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只把當時出版的法文版（《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ａｒ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Ｐａｒｉｓ，Ｌａｃｈａｔｒｅ，１８７３）中已有的增補收了進去。
在馬克思的遺物中，我發現了一個德文本，其中有些地方他作了修改，標明何處應參看法文版；同時還發現了一個法文本，其中準確地標出了所要採用的地方。這些修改和增補，除少數外，都屬於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即資本的積累過程那一篇。舊版的這一篇原文比其他各篇更接近於初稿，而前面各篇都作過比較徹底的修改。因此，這一篇的文體更加生動活潑，更加一氣呵成，但也更不講究，夾雜英文語氣，有不明確的地方；敘述過程中間或有不足之處，因為個別重要論點只是提了一下。
說到文體，馬克思親自徹底校訂了許多章節，並且多次作過口頭指示，這就給了我一個標準去取舍英文術語和英文語氣。馬克思一定還會修改那些增補的地方，並且用他那精練的德語代替流暢的法語；而我只要把它們移譯過來，盡量和原文協調一致，也就滿足了。
因此，在這第三版中，凡是我不能確定作者自己是否會修改的地方，我一個字也沒有改。我也沒有想到把德國經濟學家慣用的一些行話弄到《資本論》裡面來。例如，這樣一種費解的行話：把通過支付現金而讓別人為自己勞動的人叫做勞動給予者，把為了工資而讓別人取走自己的勞動的人叫做勞動受取者。法文ｔｒａｖａｉｌ〔勞動〕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職業”的意思。但是，如果有個經濟學家把資本家叫做ｄｏｎｎｅｕｒ ｄｅ ｔｒａｖａｉｌ〔勞動給予者〕，把工人叫做ｒｅｃｅｖｅｕｒ ｄｅ ｔｒａｖａｉｌ〔勞動受取者〕，法國人當然會把他看作瘋子。
我也不能把原文中到處使用的英制貨幣和度量衡單位換算成新德制單位。在第一版出版時，德制度量衡種類之多，猶如一年的天數那樣，馬克有兩種（帝國馬克當時還只存在於澤特貝爾的頭腦中，這是他在三十年代末發明的），古爾登有兩種，塔勒至少有三種，其中一種以“新三分之二”為單位。在自然科學上通用的是公制度量衡，在世界市場上通用的是英制度量衡。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一部幾乎完全要從英國的工業狀況中取得實際例証的著作來說，採用英制計量單位是很自然的。這後一種理由直到今天還有決定意義，尤其因為世界市場上的有關情況幾乎沒有什麼變化，而且正是在那些有決定意義的工業部門──制鐵業和棉紡織業，至今通用的還幾乎完全是英制度量衡。
最後，我說幾句關於馬克思的不大為人們了解的引証方法。在單純敘述和描寫事實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國藍皮書）自然是作為簡單的例証。而在引証其他經濟學家的理論觀點的地方，情況就不同了。這種引証只是為了確定：一種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經濟思想，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人第一次明確地提出的。這裡考慮的只是，所提到的經濟見解在科學史上是有意義的，能夠多少恰當地從理論上表現當時的經濟狀況。至於這種見解從作者的觀點來看是否還有絕對的或相對的意義，或者完全成為歷史上的東西，那是毫無關系的。因此，這些引証只是從經濟科學的歷史中摘引下來作為正文的注解，從時間和首倡者兩方面說明經濟理論中各個比較重要的成就。這種工作在這樣一種科學上是很必要的，這種科學的歷史著作家們一直只是以懷有偏見、不學無術、追名逐利而著稱。──現在我們也會明白，和第二版跋中所說的情況一樣，為什麼馬克思只是在極例外的場合才引証德國經濟學家的言論。
第二卷可望在１８８４年出版。
弗裡德思希．恩格斯
１８８３年１１月７日於倫敦
關於《資本論》英譯本的出版，不需要作任何解釋了。但是鑒於本書闡述的理論幾年前就已經為英美兩國的定期刊物和現代著作經常提到，被攻擊或辯護，被解釋或歪曲，倒是需要說明一下為什麼這個英譯本延遲到今天才出版。
作者於１８８３年逝世後不久，我們就明顯地感到這部著作確實需要一個英文版本，當時賽米爾．穆爾先生（馬克思和本文作者多年的朋友，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熟悉這部著作）同意擔任馬克思的遺著處理人迫切希望出版的英譯本的翻譯工作。我們商定，由我對照原文校訂譯稿，並且在我認為適當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見。但是後來，我們看到，穆爾先生本身的業務使他不能如我們大家所期待的那樣很快完成翻譯工作，於是我們欣然接受了艾威林博士的建議，由他擔任一部分翻譯工作。同時，馬克思的小女兒艾威林夫人建議，由她核對引文，把引自英國作者和藍皮書並由馬克思譯成德文的許多文句恢復成原文。除了少數無法避免的例外，她全部完成了這項工作。
本書下述各部分是艾威林博士翻譯的：１．第十章（工作日）和第十一章（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２．第六篇（工資，包括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３．第二十四章第四節（決定積累量的情況）至本書結尾，包括第二十四章最後一部分，第二十五章和第八篇全部（第二十六章至第三十三章）；４．作者的兩篇序言。其余部分全是穆爾先生翻譯的。因此，譯者只對各自的譯文負責，而我對整個工作負全部責任。
我們全部譯文所依據的德文第三版，是我在１８８３年利用作者遺留的筆記整理的，筆記注明第二版的哪些地方應當改成１８７３年法文版標出的文句。[4]第二版原文中這樣修改的地方，和馬克思曾經為一個英譯本（大約十年前在美國有人打算出版的一個英譯本，但主要由於沒有十分合適的譯者而作罷）所寫的許多書面指示中提出需要修改的地方大體相同。這份手稿是由我們的老朋友，新澤西州霍布根的弗．阿．左爾格提供給我們的。手稿指出，還有一些地方應該按照法文版進行補充；但是因為這份手稿是早在馬克思對第三版作最後指示的前幾年寫的，所以我不敢隨便利用它，除非在個別情況下，並且主要是在它有助於我們解決某些疑難問題的情況下才加以利用。而大多數有疑難問題的句子，我們也參考了法文本，因為它指出了，原文中某些有意義而在翻譯中不得不舍棄的地方，作者自己也是打算舍棄的。
可是，有一個困難是我們無法為讀者解除的。這就是：某些術語的應用，不僅同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含義不同，而且和它們在普通政治經濟學中的含義也不同。但這是不可避免的。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著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化學是最好的例証，它的全部術語大約每二十年就徹底變換一次，幾乎很難找到一種有機化合物不是先後擁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稱的。政治經濟學通常滿足於照搬工商業生活上的術語並運用這些術語，完全看不到這樣做會使自己局限於這些術語所表達的觀念的狹小範圍。例如，古典政治經濟學雖然完全知道，利潤和地租都不過是工人必須向自己雇主提供的產品中無酬部分（雇主是這部分產品的第一個佔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後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這樣，它也從來沒有超出通常關於利潤和地租的概念，從來沒有把產品中這個無酬部分（馬克思稱它為剩余產品），就其總和即當作一個整體來研究過，因此，也從來沒有對它的起源和性質，對制約著它的價值的以後分配的那些規律有一個清楚的理解。同樣，一切產業，除了農業和手工業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業（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這個術語中，這樣，經濟史上兩個重大的本質不同的時期即以手工分工為基礎的真正工場手工業時期和以使用機器為基礎的現代工業時期的區別，就被抹殺了。不言而喻，把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只看作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暫時階段的理論所使用的術語，和把這種生產形式看作是永恆的最終階段的那些作者所慣用的術語，必然是不同的。
關於作者的引証方法，不妨說幾句。在大多數場合，也和往常一樣，引文是用作証實文中論斷的確鑿証據。但在不少場合，引証經濟學著作家的文句是為了証明：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第一次明確地提出某一觀點。只要引用的論點具有重要意義，能夠多少恰當地表現某一時期佔統治地位的社會生產和交換條件，馬克思就加以引証，至於馬克思是否承認這種論點，或者說，這種論點是否具有普遍意義，那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因此，這些引証是從科學史上摘引下來並作為注解以充實正文的。
我們這個譯本只包括這部著作的第一卷。但這第一卷是一部相當完整的著作，並且二十年來一直被當作一部獨立的著作。１８８５年我用德文出版的第二卷，由於沒有第三卷，顯然是不完全的，而第三卷在１８８７年年底以前不能出版。到第三卷德文原稿刊行時，再考慮準備第二、三兩卷的英文版也為時不晚。
《資本論》在大陸上常常被稱為“工人階級的聖經”。任何一個熟悉工人運動的人都不會否認：本書所作的結論日益成為偉大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基本原則，不僅在德國和瑞士是這樣，而且在法國，在荷蘭和比利時，在美國，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這樣；各地的工人階級都越來越把這些結論看成是對自己的狀況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而在英國，馬克思的理論正是在目前對社會主義運動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個運動在“有教養者”隊伍中的傳播，不亞於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傳播。但這並不是一切。徹底研究英國的經濟狀況成為國民的迫切需要的時刻，很快就會到來。這個國家的工業體系的運動，──沒有生產的從而沒有市場的經常而迅速的擴大，這種運動就不可能進行，──已趨於停滯。自由貿易已經無計可施了；甚至曼徹斯特對自己這個昔日的經濟福音也發生了懷疑。[5]迅速發展的外國工業，到處直接威脅著英國的生產，不僅在受關稅保護的市場上，而且在中立市場上，甚至在英吉利海峽的此岸都是這樣。生產力按幾何級數增長，而市場最多也只是按算術級數擴大。１８２５年至１８６７年每十年反復一次的停滯、繁榮、生產過剩和危機的周期，看來確實已經結束，但這只是使我們陷入無止境的經常蕭條的絕望泥潭。人們憧憬的繁榮時期將不再來臨；每當我們似乎看到繁榮時期行將到來的種種預兆，這些預兆又消失了。而每一個冬天的來臨都重新提出這一重大問題：“怎樣對待失業者”；雖然失業人數年復一年地增加，卻沒有人解答這個問題；失業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來掌握自己命運的時刻，幾乎指日可待了。毫無疑問，在這樣的時刻，應當傾聽這樣一個人的聲音，這個人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他從這種研究中得出這樣的結論：至少在歐洲，英國是唯一可以完全通過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來實現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的國家。當然，他從來沒有忘記附上一句話：他並不指望英國的統治階級會不經過“維護奴隸制的叛亂”而屈服在這種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
弗裡德裡希．恩格斯
１８８６年１１月５日
第四版要求我盡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後確定下來。我是怎樣實現這一要求的，可以簡單說明如下：
根據再一次對照法文版和根據馬克思親手寫的筆記，我又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補充到德文原文中去。這些補充是在第８０頁（第３版第８８頁）、第４５８─４６０頁（第３版第５０９─５１０頁）、第５４７─５５１頁（第３版第６００頁）、第５９１─５９３頁（第３版第６４４頁）和第５９６頁（第３版第６４８頁）注７９。此外，我還按照法文版和英文版把一個很長的關於礦工的注解（第３版第５０９─５１５頁）移入正文（第４版第４６１─４６７頁）。其他一些小改動都是純技術性的。
其次，我還補加了一些說明性的注釋，特別是在那些由於歷史情況的改變看來需要加注的地方。所有這些補加的注釋都括在四角括號裡，並且注有我的姓名的第一個字母或《Ｄ．Ｈ．》。
最近出版英文版時，曾對許多引文作了全面的校訂，這是很必要的。馬克思的小女兒愛琳娜不辭勞苦，對所有引文的原文都進行了核對，使佔引文絕大多數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轉譯，而是它原來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時，我必須參考這個恢復了原文的版本。在參考中發現了某些細小的不確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頁碼弄錯了（這一部分是由於從筆記本上轉抄時抄錯了，一部分是由於前三版堆積下來的排印的錯誤）；有的引號和省略號放錯了位置（從札記本上抄錄這麼多的引文，這種差錯是不可避免的）；還有某些引文在翻譯時用字不很恰當。有一些引文是根據馬克思在１８４３─１８４５年在巴黎記的舊筆記本抄錄的，當時馬克思還不懂英語，他讀英國經濟學家的著作是讀的法譯本；那些經過兩次轉譯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圖亞特、尤爾等人著作的話就是如此。這些地方我都改以英文原文為根據。其他一些細小的不確切和疏忽的地方也都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對照一下，讀者就會看出，所有這些細微的改正，並沒有使本書的內容有絲毫值得一提的改變。只有一段引文沒有找到出處，這就是理查．瓊斯的一段話（第４版第５６２頁注４７）；多半是馬克思把書名寫錯了。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說服力，甚至由於現在更加確切而更加具有說服力了。
不過，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據我所知，馬克思的引文的正確性只有一次被人懷疑過。由於馬克思逝世後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講一講。
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德國工廠主聯盟的機關刊物柏林《協和》雜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標題是《卡爾．馬克思是怎樣引証的》。這篇文章的作者義憤填膺、粗暴無禮地指責馬克思歪曲地引証了格萊斯頓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預算演說中的話（這句話引用在１８６４年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並且在《資本論》第１卷第４版第６１７頁即第３版第６７０─６７１頁上再次引用）。這句話就是：“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於有產階級。”這篇文章的作者說，在《漢薩德》的（準官方的）速記記錄中根本沒有馬克思引的這句話。“但是在格萊斯頓的演說中根本沒有這句話。他在演說中說的和這句話正好相反。〈接著是黑體字〉馬克思在形式上和實質上增添了這句話！”
馬克思在５月接到了這一期《協和》雜志，他在６月１日的《人民國家報》上回答了這個匿名作者。由於當時他已記不起這一句話是引自哪一家報紙的報道，所以只得從兩種英文出版物中舉出意思完全相同的這句話，接著他引用了《泰晤士報》的報道。根據這一報道，格萊斯頓說：
“從財富的觀點來看，這個國家的狀況就是這樣。我應當承認，我幾乎會懷著憂慮和悲痛的心情來看待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如果我相信，這種增長僅限於富裕階級的話。這裡完全沒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狀況。我剛剛描述的增長，亦即以我認為十分確切的材料為根據的增長，完全限於有產階級”。
可見，格萊斯頓在這裡是說，如果事實如此，他將感到悲痛，而事實確實是：實力和財富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於有產階級；至於準官方的《漢薩德》，馬克思接著說道：“格萊斯頓先生非常明智地從事後經過炮制的他的這篇演說中刪掉了無疑會使他這位英國財政大臣聲譽掃地的一句話；不過，這是英國常見的議會傳統，而決不是小拉斯克爾反對倍倍爾的新發明。”
這個匿名作者越來越惱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復（７月４日《協和》雜志）中，拋開了所有第二手的材料，羞羞答答地暗示，按“慣例”只能根據速記記錄引用議會演說；但接著他硬說，《泰晤士報》的報道（其中有這句“增添”的話）和《漢薩德》的報道（其中沒有這句話）“在實質上完全一致”，還說什麼《泰晤士報》的報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這個聲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這位先生卻盡量避而不談這樣一個事實：除了這種所謂“正好相反”的意思外，還恰恰有那個“聲名狼藉的地方”。不過，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難於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把自己那篇象上面所証明的通篇“無恥地撒謊”的文章，塞滿了極其難聽的罵人話，什麼“惡意”，“不誠實”，“捏造的材料”，“那個捏造的引文”，“無恥地撒謊”，“完全是偽造的引文”，“這種偽造”，“簡直無恥”，等等。同時他又設法暗地裡使爭論的問題轉向新的方面，並預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說明，我們〈即這個“不會捏造的”匿名作者〉認為格萊斯頓的話包含什麼意思”。好象他那無關緊要的見解還有點意義似的！這另一篇文章在７月１１日的《協和》雜志上刊登出來了。
馬克思在８月７日的《人民國家報》上又作了一次答辯，這次還引用了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的《晨星報》和《晨報》的有關的地方。根據這兩家報紙的報道，格萊斯頓說，他會懷著憂慮……的心情來看待財富和實力令人陶醉的增長，如果他相信，增長只限於富裕階級的話，而這種增長確實只限於佔有財產的階級；可見，在這兩種報道中，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復著所謂馬克思“增添”的那句話。馬克思接著把《泰晤士報》的字句同《漢薩德》的字句加以對比後再一次斷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種互不相幹的報紙在這一點上完全相同的報道，顯而易見地証實了這句話的真實性，而這句話在根據某種“慣例”審查過的《漢薩德》中卻沒有，用馬克思的話說，這是格萊斯頓“事後隱瞞了”。馬克思最後聲明，他沒有時間再同匿名作者爭辯，而匿名作者好象也覺得夠了，至少馬克思以後再沒有收到《協和》雜志。
這個事件看來就此終結而被人遺忘了。誠然後來有一兩次從一些同劍橋大學有來往的人那裡傳來一些神秘的謠言，說什麼馬克思在《資本論》裡犯了寫作上的大錯，但無論怎樣仔細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確實的結果。可是，１８８３年１１月２９日，即馬克思逝世後八個月，《泰晤士報》上登載了一封劍橋三一學院的來信，署名是塞德萊．泰勒。這個搞最溫和的合作運動的小人物在來信中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們終於不僅弄清了劍橋的謠言，而且也弄清了《協和》雜志上的那個匿名作者。
這個三一學院的小人物寫道：
“使人特別驚異的是，布倫坦諾教授（當時在布勒斯勞，現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終於……揭露了在國際〈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萊斯頓演說時所懷的惡意。卡爾．馬克思先生……曾企圖為此進行辯護，但很快就被布倫坦諾巧妙的攻擊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掙紮中還敢於斷言，格萊斯頓先生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泰晤士報》刊登他的演說原文之後，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漢薩德》登載的演說記錄，刪掉了一句無疑會使他這位英國財政大臣聲譽掃地的話。當布倫坦諾通過仔細地對比不同的文本，証明《泰晤士報》和《漢薩德》的報道彼此一致，絕對沒有通過狡猾的斷章取義而給格萊斯頓的話硬加上的那個意思時，馬克思就借口沒有時間而拒絕繼續進行論戰！”
這就是全部事情的真相！布倫坦諾先生在《協和》雜志上發動的匿名攻擊，在劍橋生產合作社的幻想小說中是多麼輝煌！你看，這個德國工廠主聯盟的聖喬治這樣擺著架式，這樣挺著劍，進行“巧妙的攻擊”，而惡龍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腳下，“在垂死的掙紮中”斷了氣！
但這種阿裡歐斯托式的全部戰鬥描寫，只是為了掩蓋我們這位聖喬治的詭計。他在這裡再也不提什麼“增添”，什麼“偽造”，而只是說“狡猾的斷章取義”了。整個問題完全轉向另一個方面了，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做，聖喬治和他的劍橋的衛士當然非常清楚。
愛琳娜．馬克思在《今日》月刊（１８８４年２月）上對泰勒做了答辯──因為《泰晤士報》拒絕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辯論歸結到原來的這一點上：是不是馬克思“增添”了這句話？塞德萊．泰勒先生回答說，在他看來，在馬克思和布倫坦諾之間的爭論中，
“格萊斯頓先生的演說中是否有這句話完全是次要問題，更主要的是，引用這句話的目的是正確傳達格萊斯頓的意思，還是歪曲他的意思”。
接著，他承認說，《泰晤士報》的報道“的確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如果正確地推斷，也就是照自由主義的格萊斯頓的意思推斷，據說整個上下文正好表明了格萊斯頓所想說的那個意思（１８８４年３月《今日》月刊）。這裡最可笑的是，雖然照匿名的布倫坦諾所說，按“慣例”應當從《漢薩德》引証，《泰晤士報》的報道“必然很粗糙”，但我們這個劍橋的小人物卻固執地不從《漢薩德》引証，而從《泰晤士報》引証。當然，《漢薩德》上根本沒有這句倒霉的話！
愛琳娜．馬克思沒有費很大力氣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駁倒了這個論據。要麼泰勒先生讀過１８７２年的論戰文章，如果是這樣，那他現在就是在“撒謊”，他的撒謊表現在：他不但“增添”了原來沒有的東西，而且“否定”了原來已有的東西。要麼他根本沒有讀過這些論戰文章，那他就根本無權開口。無論如何，他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倫坦諾控告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現在他不是控告馬克思“增添”，而是控告馬克思刪掉了一句重要的話。其實這句話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５頁上，只在這句所謂“增添”的話上面幾行。至於格萊斯頓演說中包含的“矛盾”，恰好正是馬克思指出了（《資本論》第６１８頁注１０５，即第３版第６７２頁）“１８６３年和１８６４年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中不斷出現的顯著的矛盾”！不過，他不象塞德萊．泰勒那樣企圖把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義的溫情之中。愛．馬克思在答辯的結尾說：“事實上完全相反。馬克思既沒有刪掉任何值得一提的東西，也絕對沒有‘增添’任何東西。他只是把格萊斯頓在演說中確實說過、而又用某種方法從《漢薩德》的報道中抹掉的一句話重新恢復，使它不致被人們遺忘。”
從此以後，連塞德萊．泰勒先生也閉口不言了。大學教授們所發動的整個這場攻擊，在兩大國持續二十年之久，而其結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懷疑馬克思寫作上的認真態度了。可以想象得到，正如布倫坦諾先生不會再相信《漢薩德》象教皇般永無謬誤那樣，塞德萊．泰勒先生今後也將不會再相信布倫坦諾先生的文壇戰報了。
弗．恩格斯
１８９０年６月２５日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