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馬克思
寫於1853年
有一位思想極其深刻但又怪誕的研究人類發展原理的思辨哲學家，常常把他所說的兩極相聯規律讚譽為自然界的基本奧秘之一。在他看來，“兩極相聯”這個樸素的諺語是一個偉大而不可移易的適用於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學家所離不開的定理，就像天文學家離不開開普勒的定律或牛頓的偉大發現一樣。
“兩極相聯”是否就是這樣一個普遍的原則姑且不論，中國革命對文明世界很可能發生的影響卻是這個原則的一個明顯例証。歐洲人民下一次的起義，他們下一階段爭取共和自由、爭取廉潔政府的鬥爭，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決定於天朝帝國（歐洲的直接對立面）目前所發生的事件，而不是決定於現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決定於俄國的威脅及其帶來的可能發生全歐戰爭的後果。這看來像是一種非常奇怪、非常荒誕的說法，然而，這決不是什麼怪論，凡是仔細考察了當前情況的人，都會相信這一點。
中國的連綿不斷的起義已經延續了約十年之久，現在匯合成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革命；不管引起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麼，也不管這些原因是通過宗教的、王朝的還是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推動了這次大爆發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滿族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生聯繫，這種聯繫從那時起就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黃金吸引之下迅速地發展起來。同時，這個帝國的銀幣──它的血液──也開始流向英屬東印度。
在1830年以前，中國人在對外貿易上經常是出超，白銀不斷地從印度、英國和美國向中國輸出。可是從1833年，特別是1840年以來，由中國向印度輸出的白銀，幾乎使天朝帝國的銀源有枯竭的危險。因此皇帝下詔嚴禁鴉片貿易，結果引起了比他的詘書更有力的反抗。除了這些直接的經濟後果之外，和私販鴉片有關的行賄受賄完全腐蝕了中國南方各省的國家官吏。正如皇帝通常被尊為全中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認為對他們各自的管區維持著這種父權關系。可是，那些靠縱容私販鴉片發了大財的官吏的貪污行為，卻逐漸破壞著這一家長制權威──這個廣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間的唯一的精神聯繫。存在這種情況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義的南方各省。所以幾乎不言而喻，隨著鴉片日益成為中國人的統治者，皇帝及其周圍墨守成規的大官們也就日益喪失自己的統治權。歷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後才能把他們從世代相傳的愚昧狀態中喚醒似的。
中國過去幾乎不輸入英國棉織品，英國毛織品的輸入也微不足道，但從1833年對華貿易壟斷權由東印度公司手中轉到私人商業手中之後，這兩種商品的輸入便迅速地增加了。從1840年其他國家特別是我國也開始參加和中國的通商之後，這兩項輸入增加得更多了。這種外國工業品的輸入，對本國工業也發生了類似過去對小亞細亞、波斯和印度所發生的那種影響。中國的紡織業者在外國的這種競爭之下受到很大的損害，結果社會生活也受到了相應程度的破壞。中國在1840年戰爭失敗以後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起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這一切造成了兩個後果：舊稅更重更難負擔，舊稅之外又加新稅。因此，1853年1月5日皇帝在北京下的一道上諭中，就責成武昌、漢陽南方各省督撫減緩捐稅，特別是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準額外加徵；否則，這道上諭中說，“小民其何以堪？”又說：
“......庶幾吾民於顛沛困苦之時，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
這種措辭，這種讓步，記得在1848年我們從奧地利這個日耳曼人的中國也同樣聽到過。
所有這些同時影響著中國的財政、社會風尚、工業和政治結構的破壞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國大炮的轟擊之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英國的大炮破壞了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可是現在，當英國引起了中國革命的時候，便發生一個問題，即這場革命將來會對英國並且通過英國對歐洲發生什麼影響？這個問題是不難解答的。
我們時常提請讀者注意英國的工業自1850年以來空前發展的情況。在最驚人的繁榮當中，就已不難看出日益迫近的工業危機的明顯徵兆。盡管有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的發現，盡管人口大量地、史無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發生什麼意外事情的話，到一定的時候，市場的擴大仍然會趕不上英國工業的增長，而這種不相適應的情況也將像過去一樣，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機。這時，如果有一個大市場突然縮小，那麼危機的來臨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國的起義對英國正是會起這種影響。英國需要開辟新市場或擴大舊市場，這是英國降低茶葉稅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英國預期，隨著茶葉進口量的增加，向中國輸出的工業品也一定增加。在1833年取消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壟斷權以前，聯合王國對中國的年輸出總值只有60萬英鎊，而1836年達到了1326388英鎊，1845年增加到2394827英鎊，到1852年便達到了300萬英鎊左右。從中國輸入的茶葉數量在1793年還不超過16067331磅，然而在1845年便達到了50714657磅，1846年是57584561磅，現在已超過6000萬磅。
上一季茶葉的採購量從上海的出口統計表上可以看出，至少比前一年增加200萬磅。新增加的這一部分應歸因於兩種情況：一方面，1851年底市場極不景氣，剩下的大量存貨被投入1852年的出口；另一方面，在中國，人們一聽到英國修改茶葉進口的法律的消息，便把所有可供應的茶葉按提高很多的價格全部投入這個現成的市場。可是講到下一季的茶葉採購，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一點可以從倫敦一家大茶葉公司的下面一段通信中看出：
“上海的恐慌據報道達到了極點。黃金因人們搶購貯藏而價格上漲25%以上。白銀現已不見，以致英國輪船向中國交納關稅所需用的白銀都根本弄不到。因此，阿禮國先生同意向中國當局擔保，一俟接到東印度公司的期票或其他有信譽的有價証券，便交納這些關稅。從商業的最近未來這一角度看，金銀的缺乏是一個最不利的條件，因為它恰恰是發生在最需要金銀的時候。茶和絲的收購商有了金銀才能夠到內地去採購，因為採購要預付大量金銀，以使生產者能夠進行生產...... 每年在這個時候都已開始簽訂新茶收購合同，可是現在人們不講別的問題，只講如何保護生命財產，一切交易都陷於停頓...... 如不備好資金在四五月間把茶葉購妥，那麼，包括紅茶綠茶的精品在內的早茶，必然要像到聖誕節還未收割的小麥一樣損失掉。”
停泊在中國領海上的英、美、法各國的艦隊，肯定不能提供收購茶葉所需的資金，而它們的幹涉卻能夠很容易地造成混亂，使產茶的內地和出口茶葉的海港之間的一切交易中斷。由此看來，收購目前這一季茶葉勢必要提高價格──在倫敦投機活動已經開始了，──而要收購下一季茶葉，肯定會缺少大量資金。問題還不止於此。中國人雖然也同革命震盪時期的一切人一樣，願意將他們手上全部的大批存貨賣給外國人，可是，正像東方人在擔心發生大變動時所做的那樣，他們也會把他們的茶和絲貯存起來，非付給現金現銀是不大肯賣的。因此，英國就不免要面臨這樣的問題：它的主要消費品之一漲價，金銀外流，它的棉毛織品的一個重要市場大大縮小。甚至《經濟學家》雜志，這個善於把一切使商業界人心不安的事物化憂為喜的樂觀的魔術師，也不得不說出這樣的話：
“我們千萬不可沾沾自喜，以為給我們向中國出口的貨物找到了同以前一樣大的市場...... 更可能的是：我們對中國的出口貿易要倒霉，對曼徹斯特和格拉斯哥的產品的需求量要減少。”
不要忘記，茶葉這樣一種必需品漲價和中國這樣一個重要市場縮小的時候，將正好是西歐發生歉收因而肉類、谷物及其他一切農產品漲價的時候。這樣，工廠主們的市場就要縮小，因為生活必需品每漲一次價，國內和國外對工業品的需求量都要相應地減少。現在大不列顛到處都在抱怨大部分莊稼情況不好。關於這個問題《經濟學家》說：
“在英國南部，不但會有許多田地錯過各種作物的農時而未播種，而且已經播種的田地有許多看來也會是滿地雜草，或者是不利於谷物生長。在準備種植小麥的陰濕貧瘠的土地上，顯然預示著災荒。現在，種飼用甜菜的時節可以說已經過去了，而種上的很少；為種植蕪菁備田的季節也快要過去，然而種植這一重要作物的必要的準備工作卻一點也沒有完成...... 雪和雨嚴重地阻礙了燕麥的播種。早播種下去的燕麥很少，而晚播種的燕麥是很難有好收成的...... 許多地區種畜損失相當大。”
谷物以外的農產品的價格比去年上漲20%、30%、甚至50%。歐洲大陸的谷物價格比英國漲得更高。在比利時和荷蘭，黑麥價格足足漲了100%，小麥和其他谷物也跟著漲價。
在這樣的情況下，既然英國的貿易已經經歷了通常商業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說，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今工業體系這個火藥裝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引爆，這個普遍危機一擴展到國外，緊接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這將是一個奇觀：當西方列強用英法美等國的軍艦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運河口的時候，中國卻把動亂送往西方世界。這些販賣“秩序”，企圖扶持搖搖欲墜的滿族王朝的列強恐怕是忘記了：仇視外國人，把他們排除在帝國之外，這在過去僅僅是出於中國地理上、人種上的原因，只是在滿族韃靼人征服了全國以後才形成為一種政治原則。毫無疑問，17世紀末競相與中國通商的歐洲各國彼此間的劇烈紛爭，有力地助長了滿族人實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這個新的王朝害怕外國人會支持一大部分中國人在中國被韃靼人征服以後大約最初半個世紀裡所懷抱的不滿情緒。出於此種考慮，它那時禁止外國人同中國人有任何來往，要來往只有通過離北京和產茶區很遠的一個城市廣州。外國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領有政府特許執照從事外貿的行商進行交易。這是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視的外國人發生任何聯繫。無論如何，在現在這個時候，西方各國政府進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並拖長商業的停滯。
同時，從印度這方面來看還必須指出，印度的英國當局的收入，足足有1/7要靠向中國人出售鴉片，而印度對英國工業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決於印度的鴉片生產。不錯，中國人不大可能戒吸鴉片，就像德國人不可能戒吸煙草一樣。可是大家都知道，新皇帝頗有意在中國本國種植罌粟和煉制鴉片，顯然，這將使印度的鴉片生產、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業資源同時受到致命的打擊。雖然利益攸關的各方或許不會馬上感覺到這種打擊，但它到一定的時候會實實在在地起作用，並且使我們前面預言過的普遍的金融危機尖銳化和長期化。
歐洲從18世紀初以來沒有一次嚴重的革命事先沒發生過商業危機和金融危機。1848年的革命是這樣，1789年的革命也是這樣。不錯，我們每天都看到，不僅稱霸世界的列強和它們的臣民之間、國家和社會之間、階級和階級之間發生衝突的跡象日趨嚴重，而且現時的列強相互之間的衝突正在一步步尖銳，乃至劍拔弩張，非由國君們來打最後的交道不可了。在歐洲各國首都，每天都傳來全面大戰在即的消息，第二天的消息又說和平可以維持一星期左右。但是我們可以相信，無論歐洲列強間的衝突怎樣尖銳，無論外交方面的形勢如何嚴峻，無論哪個國家的某個狂熱集團企圖採取什麼行動，只要有一絲一毫的繁榮氣息，國君們的狂怒和人民的憤恨同樣都會緩和下來。戰爭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來自工商業普遍危機，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歐洲的紛爭，而那種危機到來的信號，總是來自英國這個歐洲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代表。
現在，英國工廠空前擴充，而官方政黨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國的全部國家機器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從事詐騙活動和証券交易的商行；奧地利則處於破產前夕；到處都積怨累累，行將引起人民的報復；反動的列強本身利益互相衝突；俄國再一次向全世界顯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這樣的時候，上述危機所必將造成的政治後果是無庸贅述的。
寫於1853年5月31日前後
原文是英文
作為社論載於1853年6月14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3794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