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proletke同志掃錄本篇文章！）
最后，再談一件由著名的德國傳教士郭士立從中國帶回來的有代表性的新鮮奇聞。這個國家的緩慢地但不斷地增加的過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會狀況變得為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所難以忍受。后來英國人來了，奪得在五個口岸自由通商的權利。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開往中國；這個國家很快就為英國和美國用机器生產的廉价工業品所充斥。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中國工業經不住机器的競爭。牢固的中華帝國遭受了社會危机。不再有稅金收入，國家瀕于破產，大批居民落得一貧如洗，這些居民起國家現在已經接近滅亡，已經面臨一場大規模革命的威脅。但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當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貧窮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現象，要求重新分配財產，甚至要求完全消滅私有制而且至今還在要求。當郭士立先生离開20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歐洲人中間來的時候，他听到人們在談論社會主義，于是問道：這是什么意思？別人向他解釋以后，他便惊叫起來：
”這么說來，我豈不到哪几也躲不開這個害人的學說了嗎？這正是中國許多暴民近來所宣傳的那一套啊！”當然，中國社會主義之于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之于黑格爾哲學一樣。但是有一個事實畢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八年來被英國資產者的印花布帶到了一場必將對文明產生极其重要結果的社會變革的前夕。當我們的歐洲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在亞洲逃難，最后到達万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的時候，他們說不定會看見上面寫著：中華共和國 自由、平等、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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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述評（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１版第７卷第２６４－２６５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