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常委要我講一下國際關系，主要是共產國際和 我們黨的關系。
我先概括地講六點看法：
一、共產國際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共產國際從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三），三個八年。毛澤東同志說它是兩頭好，中間差。兩頭好，也有一些問題﹔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共產國際的成立，當然是必要的。它對各國黨的建立和成長起了很大的作用。后來各國黨成長了，成熟了，共產國際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共產國際在建立的初期，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原則，推動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那時，盡管列寧有那么高的威望，但共產國際是民主集中地決定問題的，各國黨的代表可以紛紛議論各抒所見，非常活躍。共產國際劃清了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界限，也批判了“左”派幼稚病，發揚了國際主義精神，動員了各國革命人民擁護蘇聯，支持了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和民族革命運動。
共產國際的解散也很適時。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作了一個決議，說對各國黨的內部事務不要去干涉，以后也的確放手了一些。但是這時，共產國際的存在還需要，它在反法西斯和建立統一戰線的斗爭中起了積極的作用。蘇德戰爭爆發之后，到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共產國際就解散了。
共產國際的缺點和錯誤，特別在中期的缺點和錯誤，概括地說是﹕一般號召不與各國實踐相結合，具體布置代替了原則的指導，變成了干涉各國黨的內部事務，使各國黨不能獨立自主，發揮自已的積極性、創造性。
這是對共產國際的一個粗淺的總評。
二、各國的革命和建設，要靠各國人民自已的實踐。只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才能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得到補充和發展。要在實踐中總結 自己的正面和反面的經驗。中國黨的經驗很豐富。中國黨雖然犯過幾次“左”的和右的路線錯誤，但也有很重要的正面的經驗。
三、各國的革命和建設，要靠各國黨自己獨立思考。只有獨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國際的壞的經驗在本國重犯，使國際的好的經驗在本國得以發展。據我所了解，不獨立思考、盲從迷信的人是很多的，破除迷信、獨立思考是很不容易的。當然獨立思考并不等于狂妄自大，唯心武斷，拒絕國際提出的好的意見。陳獨秀是狂妄自大、唯心武斷的。李立三同志也是這樣，他提出奪取武漢，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一省數省的勝利就是全國勝利的開始﹔打下武漢再和共產國際算帳﹔中國革命起來了，要蘇聯出兵﹔中國革命勝利，英、美、法等國的資產階級都耍瀕于末日，世界革命就會起來。現在立三同志看一看這些話，他自已也會發笑的。
四、各國的革命和建設，要靠各國自己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毛澤東同志說，兩個大國的革命勝利，即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中國革命的勝利，都是在沒有共產國際的時候取得的。在現在的情況下，成立國際組織，相互間總是不容易做到平等。不僅在政治上，就是在經濟上也是如此。
五、研究國際的經驗，要全面地看問題。斯大林管事的時間長，缺點錯誤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個時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產國際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許革命的少。我們頂一頂，他還是可以接受一點意見，也可以含蓄地承認一點錯誤。他的懷疑一經實踐証明不對，看法也可以改變。例如他懷疑我們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懷疑我們對于帝國主義不斗爭，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變了。斯大林還是講理的。當然，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有錯誤，但中國革命中的錯誤主要應該由中國同志負責，犯不犯錯誤主要還是決定于我們自己。我們過去犯的錯誤已經認識了，糾正了，革命已經勝利了。
六、團結高于一切，國際主義萬歲。這是原則，過去如此，現在也應該如此。所謂團結，是在原則基礎上的團結。有分歧，我們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適當的批評或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同時批評要注意場合，要心平氣和，擺事實，講道理。如果批評或斗爭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時間。中國黨在這方面有很豐富的經驗。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八年中犯了三次“左”傾錯誤，從遵義會議開始到七大，經過十年之久才解決了問題。一個黨如此，何況國際？我們要舉團結的旗幟。這主要是對于蘇聯千百萬黨員、兩億入民，各兄弟黨的黨員，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 下面分幾個時期講一講共產國際和我們黨的關系。
（一）共產國際的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
這個時期，共產國際的工作對于中國革命，還是有益的多。當然，也有個別的原則問題的錯誤。
一九一九年三月共產國際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國訪賢，做工作。在中國，他們不僅找了陳獨秀、李大釗，還找過江亢虎、黃介民和戴季陶﹔在北方找過吳佩孚，在南方找了孫中山。中國有五四運動的基礎，在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推動下，很快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黨很快地走到了群眾斗爭中去。這時共產國際討論中國問題的次數也逐漸多起來了。一九二零年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一年的第三次代表大會，都討論了東方革命問題。一九二二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認真討論了中國革命問題，以后就大量吸收中國的知識分子到莫斯科去學習。一九二三年共產國際作了關于國共合作的決議，決定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同時共產黨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還討論了中國搞土地革命的問題，并發來了指示。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召開三大。當時黨內有“左”的和右的兩種思想﹕一種以陳獨秀為代表，認為中國現在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種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只是幫忙，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根本沒有提﹔一種以張國煮為代表，認為中國共產黨員只能少數人加入國民黨，工人不能參加。實際上，這兩種思想都是不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黨的四大的決議對這兩種思想都批評了，但是並沒有解決問題。現在看來，批評也沒有重點。當時群眾斗爭已經轟轟烈烈地開展了，但是在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領導下，在關鍵問題上掌不好舵。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國民黨內的右派已經比過去囂張得多，如西山會議派。但在此以前廣東打商團，東征陳炯明等等，左派力量大大發展。當時的政策應該是支持左派，排斥右派，這是有可能實現的。但陳獨秀卻要讓右派回去，並且要保証他們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結果右派的氣焰高漲。在軍事上，我們也讓步。蔣介石進攻，我們黨沒有警惕，他制造了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艦事件，把我們黨在軍隊中的力量搞掉了一部分。當時我們並不是沒有力量，應該反擊，但是沒有反擊。結果使我們黨在軍隊中的力量僅僅留下了一個獨立團，這個團到了武漢發展成兩個師。北伐的時候，我們應該爭取群眾，爭取軍隊。可是，這邊北伐，那邊上海的《向導》反殃陳獨秀的主張，及對北伐，說現在是軍閥戰爭，廣東不應該北伐，應該防禦，應該搞群眾斗爭。我們黨放棄了對北伐戰爭的領導。土地革命轟轟烈烈起來了，毛澤東同志的文章出來了，但是黨中央不支持。當時，陳獨秀的確是有點怕革命，怕群眾。當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也對中國問題作了一些不正確的分析，六、七、八三次會議對我國階級力量的分析都有錯誤。特別是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會議，認為資產階級都叛變了。到了武漢政府叛變之后，共產國際又認為，小資產階級也離開革命了。在領導權問題上，一九二四年國共合作的時候，無產階級的領導已經有了雛形，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共產黨已經起了領導作用。本來我們應該在廣東革命政權的時候就抓軍隊，而且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黨中央在那個時候放棄了領導權。這時列寧去世了，斯大林跟他們黨內的反對派斗爭很激烈，對中國革命的情況不大了解，方針也不大明確。當時我國革命的中心在廣東，黨的中心也應該在廣東才好領導。但是黨的中心在上海。請陳獨秀到廣東去，他也不去。兩個中心常常發生矛盾。直到打下武漢很久，黨的中心才移到武漢。所以，第一個時期還是中國黨的領導人應負更多的責任。那時，毛澤東同志的威信還沒有建立，也不可能建立。當時黨的領導人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水平也不高，還有各種派別性，陳獨秀的家長制作風更助長了派別性，這就影響了黨在政治、思想上的發展。
（二）共產國際的中期（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一九三五年七月）。
這個時期，共產國際基本上是錯誤的，對我們中國黨影晌最大。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漢政府叛變革命，陳獨秀投降主義路線破產。在這樣一個緊要關頭，七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央來信。這封信強調了革命的前途，而對革命的動力和階級關系分析得不正確，說中國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都叛變了。對革命的任務，提出了七條﹕第一，退出武漢政府，第二，發表宣言﹔第三，不要退出國民黨，在國民黨內搞左派，第四，工人斗爭﹔第五，武裝工農，第六，黨可能轉入地下，第七，反機會主義。這七條，對搞軍隊、搞地方政權和深入土地革命沒有重視，而當時恰恰應該是搞軍隊、搞地方政權和深入土地革命。
反對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聯系到組織問題。共產國際派來的鮑羅廷直接干涉中國黨的內部事務，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組織了一個臨時中央常委。這是倉促通過的。七月十三日中央有個聲明，只提了退出武漢政府。當時我們黨還有一點武裝力量，如葉挺的部隊，所以決定舉行南昌起義。南昌起義的目的是南進汕頭，占領海口，然后到廣州。南昌起義本身是正確的，但在領導思想上有錯誤﹕單純軍事行動，中心是城市觀點，沒有跟當地農民結合起來建立根據地的思想。當時，共產國際派了幾個人來，在羅米那茲的指導下，在漢口召開了，八七會議。八七會議在反對機會主義這一點上是痛快淋漓的，但在怎樣跟土地革命結合起來，深入群眾斗爭，建立軍隊、政權、根據地這些重要問題上沒有作出正確的總結和指示，沒有提出明確的任務。張太雷到汕頭給我們傳達八七會議，只批評了機會主義，沒有提出如何做的問題。我自己當時是城市觀點，沒有從上海起義和南昌起義中取得經驗，上山搞農村斗爭。
中國革命失敗，反對派攻擊斯大林更凶。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連寫了幾篇文章駁反對派，其中對中國革命的理論的分析，形勢的估什，許多是不合實際的。他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先后都離開革命陣營了，但是中國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來，並且有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的趨勢。
在共產國際、斯大林的理論分析和形勢估計的影響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黨中央擴大會議就搞了盲動主義，號召到處暴動，認為革命形勢還是高潮。在組織上，處分了不少人，最主要的是開除譚平山，對毛澤東同志和我們這些人都有處分。十一月中央會議決定組織廣州暴動，也沒有明確的方向。參與指導廣州暴動的有一個德國人，還有一個蘇聯人。廣州暴動失敗，太雷同志犧牲后，中央把立三同志派到香港去領導廣東的工作，這時是盲動主義的最高峰。盲動主義在廣東搞得最厲害，廣東千部犧牲得最多。當時的路線，根本沒有接受上海、南昌、廣州暴動的教訓，仍然要到處搞暴動，結果使革命力量特別是白區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損失。當時在組織上還搞了一條，叫作領導干部工人化，使領導機關更加混亂，宗派性增加了。這個根也是從共產國際的指示來的。
現在講一下中共六大。六大是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會的決議召開的。中共有一個代表團，其中有向忠發等人，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會。六大的召開，首先去的代表就有問題。當時強調工人化，在七十五個代表中，有四十一個工人，后來叛變的十六個代表中，有十四個工人。當時共產國際指導六大工作的人，一個是布哈林，還有一個法國同志，還有陶里亞蒂，但做實際工作的是米夫。在選舉中央委員的時候，只強調工人成份，中央委員二十幾個人中，很多是工人，而當時黨內真正有威信的同志有些沒有被選入。會后，瞿秋白、張國燾留莫斯科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六大的決議，對中國革命的性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任務（反帝反封建）等的分析是正確的，但是對于階級關系等問題則作了不正確的分析，認為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都叛變革命了。在土地問題上，只提了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交農民代表會議處理，對軍事問題沒有強調指出。六大后，中山大學里以王明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對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中山大學是一九二五年在莫斯科創辦的，米夫做副校長，吸收了大革命時期黨的一些干部和青年去學習，其中有王明這麼一些人，還吸收了國民黨的一些左派。在中山大學內，家派斗爭很厲害。六大后，中山大學的宗派斗爭繼續發展。王明宗派反對中國代表團，實質是反對黨中央，認為中國黨的中央不行了，耍換人。到了一九二九、一九三○年，再加上聯共（布）清黨的影晌，就搞得更混亂了，對有一點可疑的就開除，還流放了一部分。
六大以后，共產國際派了一個波蘭同志和一個德國同志來中國。到了一九二九年，共產國際陸續來了四封信。第一封信的內容是反右傾，策二封信的內容是反對聯合富農，第三封信的內容是赤色工會公會，第四封信的內容是反改組派（汪精衛、陳公博）和第三種力量。這四封信，對立三路線都有影響。第四封信就號召中國搞政治罷工，準備革命，說直接革命形勢快到了。
我一九三○年三月動身去共產國際。七月，我見了斯大林，斯大林對在中國進行的軍事斗爭很重視。當時產生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秘書處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共產國際的決議還附了東方部的六個決議。斯大林說，這麼多決
議拿到中國太多了，作為草案拿去吧。國內，六月十一日產生了立三路線。立三路線提出，要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一省數省的勝利就是全國革命的開始。同時在全國布置暴動，并提出奪取武漢、南昌、長沙等大城市的計劃。后來打下了長沙，于是在，八月一日、三日，在上海連著開了兩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立三說，打下武漢再和共產國際算帳。立三路線持續時間只有三四個月，但使很多地方的黨組織受到很大損失，所以，九月就開了三中全會。三中全會還有“左”的東西，因為三中全會是傳達共產際上述決議案的。會上，向忠發和我做了報告，秋白做了結論，立三發了言。會上對立三的批評很尖銳，不過后來在會議決議上寫的并不那麼尖銳。三中全會在組織上也有些錯誤，例如批評了何孟雄，也批評了陳紹禹（王明），這些批評，也有對的，也有錯的。三中全會補了一批中央委員，就是沒有補何孟雄，其實那個時候他的意見還是對的居多。向各地派“欽差大臣”，從三中全會就開始了。當時，共產國際說中共中央不重視蘇區，所以中央就往蘇區派了不少人，使蘇區受到了影晌。
一九三零年十月共產國際來信，說中央不對，是調和路線。王明他們就鬧起來了。米夫一來，更造成了黨內的危機。王明寫了小冊子，要求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撤換中央的領導。所以，召開了四中全會。四中全會，我們起草了決議，不被采用，米夫自己起草了決議。三中全會是貫徹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秘書處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的。四中全會也是根據這個決議案的，再加上國際的信，用極左反對立三路線的“左”，作了決議。四中全會后，王明的小冊子更加發揮了作用。他站在更“左”的立場；來反對立三的“右傾”和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形成了更“左”的路線，再加上中央幾個負責人叛變，使我們黨受到了很大的破壞。
一九三一年，八月，米夫回去了。共產國際的八月決議批評了三中全會，說四中全會后，中國黨更加健全了。實際上，四中全會后，中國黨更加混亂了。四中全會把我保留在政治局，把秋白去掉了。以后，王明到了共產國際，張國燾、陳昌浩到了鄂豫皖蘇區，我到了中央蘇區。當時，中央只留少數人，多數派到各地去，抓各地的權。在上海組織了一個臨時中央。這個臨時中央，共產國際是批淮了的。臨時中央有一個關于九一八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一月又有一個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當時要求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要求攻打中心城市，對于正確的同志，如毛澤東同志，劉少奇同志，指責他們“右傾”。寧都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對軍隊的領導被取消了。一九三三年又反對羅明路線，反對鄧、毛、謝、古，正確的同志都受到打擊。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為臨時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執行國際路線。結果使黨在白區的力量幾乎損失百分之百，蘇區的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當時在軍事上有個李德，他雖然是個顧問，卻成了太上皇，他說了算。他和博古的軍事路線相合，一直搞到遵義會議。當時的軍事路線執行的結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長征。現在看來，當時不退出江西是不可能的。到了遵義會議，毛澤東同志才在軍事上糾正了錯誤路線，挽救了中國革命。沒有遵義會議，中國革命不知道要推遲多久。有了遵義會議，雖然長征中受了損失，又遇到了張國燾分裂黨另立“中央”但是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戰勝了狂風巨浪，克服了黨內的危機。
共產國際對中國黨的指導在中期是有很大錯誤的。中國黨在這個時期犯了那麼多錯誤，使中國革命受到了那麼大的損失，我們中國人當然要負責，但與共產國際有很大的關系。
（三）共產國際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一九四三年）。
這個時期，中國黨與共產國際聯系少了。一九三五年七八月，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國內問題，共產國際由季米特洛夫領導。當時通過了一個決議，說國際執委會要把工作重心轉到規定國際工人運動基本政治路線及策略路線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國黨的內部事務。當時，共產國際搞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中國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相合。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把蔣介石抓起來，共產國際公開說張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抓蔣介石是適應日本的要求。這個判斷是完全錯誤的。西安事變，我們處理得還是比較好的。
這個時期，中國黨由毛澤東同志當家了，但是共產國際對我們中國黨還有影晌。主要的問題是第二次王明路線一九三七年年底王明從共產國際回來，說他跟斯大林談過話。他打著共產國際的招牌，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說國民黨和共產黨戳是中國優秀青年的總匯。王明回來后，主持了長江局，蒙蔽了一批人，搞了第二次王明路線。第二次王明路線雖然時間不長，但對北方，對新四軍，對上海，都有影響。第二次王明路線與共產國際不無關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關系也好。后來我去莫斯科對季米特洛夫談王明的錯誤，季米特洛夫聽了還表示驚訝。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在我們黨內形成了一個新的局面。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批判王明，很多干部逐漸覺悟了，王明就逐步地孤立了。當時蔣介石也不要王明，連個部長都沒有給他當。毛澤東同志說，要是給他一個部長當，也許情形更壞。
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德國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打起來了，由于蘇德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資本主義各國黨處境很不利，思想也很混亂。毛澤東同志九月一日有個《關于國際新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我把它帶到共產國際，發給各兄弟黨。共產國際很稱贊，說中國黨領導正確，給了他們很大支持。
在這個時期，共產國際對我們黨的內部事務還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組織上也還有些干涉。但這個時期比共產國際初期對我們黨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來戰爭打起來，對我們黨的干涉就很少了。我們中國黨這時已經成熟，和共產國際的來往不多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就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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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中共中央於北戴河召開的省、市、自治區委書記會議上所做的報告的節錄。載於《周恩來選集》下卷頁３００－３１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