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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存檔日期：2005年11月20日　 ※原發稿日期：年月日

　　10月26日，在北京旅次，輾轉傳來了所敬仰的劉進慶教授遽逝的消息，十分震悼。這是自2001年春，尊敬的戴國煇教授的逝去以來，台灣左翼統一派學界又一次痛徹心膺的悲傷和無法估計的損失。
　　我絕不是學界中人，但少時讀過中國三零年代關於中國社會史論爭文獻的一鱗半爪；讀過胡秋原、鄭學稼甚至陶希聖、馬秉風諸先生相關文字的一小部份，對社會生產方式論及社會生產方式推移史有了矇矓、膚淺的興趣。然而，一九五零年以後，台灣社會科學界不談也不允許談歷史唯物論基礎上的社會史，無從系統、深入蒐讀。六零年代以後，台灣社會學界淨是從美國打折輸入的「現代化」論，絕口不論社會經濟的本質、構造、及其運動的政治和歷史條件。
　　八零年代初，我因為《人間雜誌》到韓國採訪當時鼎沸的韓國學生運動和工人、文化、文學運動，才知道整個激進學園的學生在運動之餘，正熱烈地討論當時社會科學界如火如荼地展開的「韓國社會構造體論爭」。在論爭中，也提到三零年代中國社會史論爭的材料。我不諳韓語，幸好有韓國友人把「在日朝鮮人」同胞翻成日本語的文獻影印給我，讓我窺知論爭內容的一二。
　　台灣鄉土文學論爭在躲過一場筆禍之後而結束不久，不諳日語的畏友唐文標沒來由地送我兩本日文舊書，一本是尾崎秀樹先生的《舊殖民地文學之研究》，另一本是劉進慶先生的名著《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從韓國採訪回來，我開始正襟危坐地拜讀劉進慶先生的書，之後，又入手了凃照彥教授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凃教授和劉教授系出同門，都是著名的、比較開明的「殖民地政策」論的開山學者新渡戶稻造→矢內原忠雄諸教授門下的隔代桃李，但也都能自覺地超克「殖民地統治術」的局限，辯證地發展出以殖民地人的主體地位開展殖民地台灣和殖民地後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構造和性質推移的歷史規律，最終為這社會的民主、正義和解放的實踐作出貢獻。
　　「幸好有劉進慶教授和凃照彥教授的兩部著作，否則後世學子將如何看待台灣戰後社會科學界在對於台灣的自我科學認識的研究上的長期荒廢？」這是當年捧讀完兩位教授的大著後湧上心頭的無限感喟。
　　兩本書在方法論上都是採取歷史唯物論的科學方法。在戒嚴體制下，政治上不可能漢譯出版，在知識上絕難找到有能力漢譯的人。一九八零年下半年，忽然聽說有一群年輕朋友自行漢譯，驚喜之餘，未經校讀，就籌錢買下了譯稿。結果一經校讀，果然多有誤差。我理解到在台灣的日語教育和社會科學環境下，譯稿的缺失是絕不可免的。於是又請人校訂，第二刷出版前又通卷再校，經人間出版社出版。
　　後來，人間出版社得以幸運地陸續出版了陳玉璽教授的《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以依賴理論為方法，論述台灣戰後資本主義；出版了隅谷三喜男、劉進慶和凃照彥師徒三人合著的《台灣之經濟》；出版了當時廈大台研所教授段承璞編的《台灣戰後經濟》；也出版了著名發展經濟學者E. A. Winckler和S. Greerhalgh編著的《台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合成七卷本的系列，受到台灣社會學界廣泛的注目。其中，劉進慶教授和凃照彥教授的書，影響較大。
　　劉進慶教授的《台灣戰後經濟分析》，是第一部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史，也是第一部戰後台灣社會生產方式性質理論著作。他首先分析台灣光復後，國府接收當局接收了龐大的日本獨占資本主義產業，化為國民黨的「國家資本獨占體系」，又以「農地改革」過程，將土地資本轉化為民間私人資本，從而形成「公業」（公營企業資本）與「私業」（民間私人資本）對立矛盾的二元，而國民黨歷史的封建性，與五零年代迄六零年代封建性實物租稅，對農村的剝奪，並支援軍事財政，規定了國民黨在台統治的（半）封建性。「公業」與「私業」辯證統一形成「官商資本」。此外，戰後台灣對美日經濟的高度依附，又規定國府統治的「新殖民地性」。因此，劉進慶教授是第一個以「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規定一九四五年到六五年的台灣社會性質的學者。這個社會受到「官商資本」的統治，而以廣泛工資勞動者和農民為社會的底邊，又對外扈從於美國和日本的國外獨占資本！這是日據下台共在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三一年的綱領中把台灣社會定性為「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以同一個方法論對台灣社會所做的新的性質規定。
　　早在一九七一年，劉進慶就以至今不為人所知的美日「新殖民地」——即經濟、政治、外交、軍事和文化的扈從——規定了台灣的經濟性質。至於台灣社會的「封建性」，今天看來，應該還有討論的餘地，但即使依劉進慶教授的台灣經濟性質規定推衍下來，台灣改革的性質也應是反對新帝國主義（美日）（即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反封建）的。台灣在戰後東亞冷戰局勢下幾十年來反獨裁（民主主義）不反帝（親美日而反中）的歷程，看來正是台灣戰後民主主義長期跛行而不徹底的根源所在。
　　劉教授的書在台灣出版以來，頗受重視，在各種論文中被引用的也越來越廣泛。但無如長期戒嚴帶來的思想的白痴化，至今還沒有能與劉進慶教授對話的論著。據此，也說明真正理解劉教授思想的社會學家在台灣還絕無僅有吧。
　　記得近半年前，在台灣偶遇劉教授，他興奮地說，最近他有機會和幾位韓國社會學者見面，都異口同聲鼓勵他進一步發展台灣社會構造體論，進一步寫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史。他頗為亢奮地告訴我他準備全力以赴……而如今，和戴國煇先生一樣，他不能不在大限之前被迫放下未竟的事業，歸於大化。
　　劉進慶先生的學術成就是蜚聲國際的成就。這樣的學者，對待任何人——包括不學的門外漢如我，態度永遠謙和親切，絲毫沒有「大學者」的架子，有所求教，必不厭其詳地教示，永遠以一副溫藹親切的笑臉迎人，為人留下無限的思慕與悲懷。
　　而這樣一位望重士林、為人謙抑到身後不舉行任何公開追悼儀式，似乎唯恐驚擾了他無數故舊門生的人，幾十年來，在反對「台灣獨立」，促進中國統一的運動中，幾乎無役不與，甚至在2001年出面在東京的「全球反獨促統」大會中出面擔負祕書長的工作，率直地表白了他在反對反民族的分裂主義問題上堅定不移的立場。在民族問題上充滿機會主義的台灣學界，劉進慶教授又謙和又堅毅的風格是教育、是典範、也是力量！
　　東望雲天，虔敬地遙祝先生的冥福！
　　
　　2005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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