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運動議題的擬定其實是一件棘手的事，它涉及到三種長短不一的時間框架，我稱之為遠程、中程和短程戰略。彌漫在左翼內部的許多爭論往往因為混淆了這三個時間框架而無法聚焦。我將嘗試分別的討論這三個框架，其中最關鍵意義的就是中程階段，我認為有必要把它解釋清楚。

長程目標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在討論任何運動議題之前，我們首先必須考量它所置身的世界體系脈絡。近年來我一再指出，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正面臨一個體制危機。我所說的危機，既不是那種作為資本主義運作固有特徵的循環性經濟衰退或停滯，也不是有關新的世界霸權得以崛起的過程，它在一個歷史體系的生命歷程中，通常只會發生一次：當世界體系自我均衡的內在機制失靈從而陷入「混亂 」時，它就會「一分為二」（ bifurcates ）同時展開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一直到新的秩序取而代之為止。這種鬥爭的結果在本質上是不可預測的，換句話說，最終走向哪一條道路的機會是各佔一半。如此一來，鬥爭所涉及的就不是現行體系的存廢，而是有關哪一個類型的世界體系將取而代之的問題。

我深信，我們正處於這種體制危機中，而且替代方案在未來的25年（或者說25～50年）間將會水落石出。屆時，我們會發現自己置身於另一個體系當中，與現行的體系相比，它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遠程目標」就是這種歷史抉擇的結果，它曾經被勾畫成各式各樣烏托邦，但就個人而言，只能用一般性的術語來進行論述，我認為一個更好的世界體系應該是相對的民主與平等。我們大可盡情地描繪任何衷心渴望的烏托邦模型，但那都將無濟於事，我們所能做的是，朝著有利於我們的方向推進。

短程議題 兩害相權取其輕

「短程議題」較有意思。我們都生活在短程當中，每個人都關注著短程的事務。我們吃、穿、工作、睡覺、做愛和存活在短程中，對大多數人來說「短期」就是生活本身而非政治現象，他們當中有一部份人自認為對政治不感興趣，這或許是一種認識上的謬誤，因為實際上我們的社會生活多多少少受制於政治現實的變遷。我們無法迴避這些日常決定，不做決定本身就是一種決定，不管是否願意，政治舞臺無所不在、永無止息而且通常具有強制力。在我們當中有一些「激進份子」，但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寧可選擇隨波逐流。但這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在某些狀況下原本消極的大眾也會憤怒和抓狂，表現的非常激進。雖然經驗表明，群眾暴動通常是不可預期的，也往往不是由職業活動家所推動，但是職業活動家卻倚靠這種暴動的可能。

儘管如此，作為激進份子，我們如果回想起前些年所做的任何決定，通常會因它的愚不可及而感到沮喪，其結果經常事與願違。這就給那些當初持不同意見的人有機可趁，到處扣帽子。於是，擁護「改良主義」或「國家主義」政策的人被說成是放棄武裝鬥爭的投降派：鼓吹「激進的」或「造反的」決議的人則被說成是「左傾幼稚病」。在這些機智的應答中，冷靜的分析退居幕後，我們很少做出徹底的檢討。所以，讓我提出兩個無疑將不受歡迎的論點：

第一、在短程戰略上，非但我們應該兩害相權取其輕，而且也毫無選擇。每個人都毫無例外地在避重就輕，只不過各自做了不同的選擇罷了。兩害相權取其輕總有一點以手掩鼻認同「現實」的味道，孰輕孰重並沒有公式可循，要視實際的狀況而定，它並不局限於在選舉，也適用於罷工、示威遊行和武裝鬥爭。

第二、如果拒絕選擇切合底層群眾所需要和期望的必要之惡，任何一項具有中程目標的左翼運動都不會得到大眾支持。人們首先生活在短程之中，而且絕大多數人對於當下的需要卻非常「現實」，如果人們的短程需求被忽視的話，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再多的中程許諾也沒有用。

理智上的悲觀主意 意志上的樂觀主義

有關左翼運動的重大行動都發生在中程階段，但奇怪的是，它卻是最為人所忽視的領域。中程的行動當然比不上遠程目標的爭論那麼令人興奮，也不如短程行動看似積極。中期戰略是由持續性的準備工作(稱為政治教育)和對政權堅決的施壓(稱為建構運動)兩者所構成，並要以極大的耐心來等待成果。葛蘭西著名的口號「理智上悲觀主義、意志上樂觀主義」說得很對，樂觀主義鼓舞我們從事著悲觀主義視為是徒勞無功的任務(Sisyphean task ) 。如果說，我們在短程的決定中充滿著可恥的讓步，那麼，在中程議題上就應該拒絕任何令人不快的妥協。我們應該只從事於與體制改造有關的工作，即使沒有立即的回報。

我們嘗試藉由「革命」或者合法選舉來改造這個世界至少已經二百年了，就總體而言，說不上哪一個戰略曾經非常的成功。在今天，對這些本質上是19世紀的運動戰略還抱持著堅定信仰的人少之又少。在我看來，在認知上提出切合實際的戰略的轉捩點是1968年世界革命，他們並沒有拒絕長程的烏托邦，但更認真考慮中程階段的新戰略。

1968年以來，產生過很多關於戰略問題的爭論，但都因為未能清楚地區分這三種不同的時間框架而徒勞無功。一種可適用於中程階段的替代性戰略，一直要到2001年創設「世界社會論壇(WSF)」的組織架構中，才有被發展出來的可能。

WSF是一種非常奇怪的組織（如果還稱的上是組織的話），宣稱它的基本原則是「開放空間」，是一種「橫向整合（水平的）」(horizontal)組織結構。他們強調，19世紀和20世紀主要國家和國際組織在結構上都是「縱向結合（垂直的）」 (vertical ）的等級制度，有科層結構和官僚，有官方的政治立場和組織成員。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程度的內部紀律，也允許不同程度的內部爭論，但它們都是在政治領域致力於某種行動的政治性組織。

這些縱向結合組織的第二個特點是堅持政治上的忠誠度優先於一切，其它特定宗旨的組織(比如說，婦女團體、青年組織或和平運動)，只有作為一個從屬的和特殊化的團體納入一般性的垂直組織中才取得它的合法地位。與此相反的，作為一種水平結構的WSF將自身打造成一種即沒有官僚、沒有科層結構，也沒有公開的政治職位，有的只是開放和持續性論爭的公開論壇，任何人只要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各式各樣的帝國主義」都能參加。這些特點構成了一種明確但非常鬆散的政治立場，由於其橫向整合的本質 ，WSF對於與會成員毫無控制力。

中程戰略 各種議題的在地連結

如果我們想要一個相對民主和相對平等的世界，那麼我們就必須打造它，或者通過推動更多的民主和平等來爭取實現它的可能性。今天的情況，我們都很難說政治的決策過程反映了每一個人的意願，或者是大多數人的意願，我們頂多是設立了代議制的議會體系，由他們做出自認為可行的決定。這些人最在意的是連任，要達到這個目的，沒有什麼比金錢還來得重要。

現在，要依靠什麼來推動轉向？很明顯地，組織那些歷史上沒有被同等對待的種族、宗教、婦女、青年和少數民族的底層群眾是必要因素。當然，過去的四十年來我們搞了很多這類的社會運動，但還遠遠不夠。要做到讓這些群體能夠大聲的控訴並使他們的聲音被聽到的程度，才能削弱我們所身處的不民主的政治結構。

危險是顯而易見的，第一個危險就是這些團體會誤以為他們的成就是提高特定群體的政治地位，而不是為全體人民發聲；第二個危險是存在著被壓迫者之間的相互競爭，每一個群體都在發出其小集團的聲音，而犧牲了其他底層群體的利益。只有通過這些不同群體緊密的在地連結，才能有效地清除統治集團對當前社會和政治權力的壟斷。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以來，平等主義最基本的要求包括：教育，醫療服務，終生的體面收入的保障、生態保育等等，每一個項目的社會支出都在日漸昇高。要在任何一種程度上達到這些要求，不能僅靠重分配的現有財富，而且要改變社會支出的優先次序。就此而言，有必要提高有關地緣政治、和平運動和生態保育的要求，但是如果這些運動不能將它自身的利益與立基於大眾運動的平等主義宗旨，甚至是社會潜意識融為一體的話，那麼這些運動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現在，我們面臨一個關鍵性的變項，增長的意識形態與合理分配的意識形態相互對抗。盲目的增長並非解決之道，還可能是造成困局的原因。對增長的意識形態的質疑是中程組織的核心要素，在階級鬥爭的現實中，中期階段是政治鬥爭的場域。階級不僅僅是有關職業、財富或勞動報酬方式而已，種族、性別和民族不但與階級有關，甚至是階級這一複雜的社會構造的組成部份。一旦，階級被重新界定，我們就真正地處於階級鬥爭當中。

新的世界 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

總之，就長程戰略而言，我們沒有，也不能預先對我們想要建構的美好的新世界描繪出一個精確的藍圖；在短期戰略上，我們只有兩害相權取其輕才能防止事情變得更糟，至於孰輕孰重，則是由世界上被壓迫的人民來認定；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記住，在下一個25年，也就是在中程階段，我們正身處於一個過渡時期，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想要維持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將由什麼來取而代之。我們必須毫不妥協地推動歷史向著一個更為民主更為平等的世界體系前進。在這個階段，我們並不能打造出這樣的一個體系，我們能做的是促使多元的政治活動成為可能。這些行動將會終結平衡點的傾斜，對抗那些更有錢、更有組織而且更不道德的集團——他們希望保持或甚至強化迄今為止我們所經歷的等級制度和兩極化體系的另一個變體。他們追求並不是資本主義；但可能更糟。

最後，我們必須謹記，在當前混亂失序的過渡期中，鬥爭的結果不會是任何必然的命運，它將由來自四面八方的每一個人作為一個整體的行動所打造出來，我們佔優勢的機會只有50％。有人可能會悲觀的認為五五波是太低了，但我認為是一個巨大的機會，我們應該牢牢地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