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於東京的《台灣青年》與《台灣》是台灣人論述社會主義理論的最早園地。連溫卿回憶，「當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成為輿論之時，『台灣青年』（第2卷第4號1921年5月15日刊）已由彭華英介紹當時如旋風之社會主義學說的發展，而由蔡復春發表階級鬥爭之研究。」「嗣後，該誌改為『台灣』，在其第4卷第7號（1923年7月10日刊）中，有秀湖生（許乃昌)的『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一文，檢討台灣議會之目的究竟是少數階級之利害，抑為大多數之階級利害的問題。）

 

連溫卿所列舉的以上三個作者及其文章，僅僅是這兩份刊物中涉及社會主義之文章的代表性作品，然而這些作品卻反映了台灣人接受社會主義時所發生的變化。彭華英與蔡復春的文章，只是純粹介紹社會主義。但至許乃昌發表〈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這篇名文時，這篇文章便已有能力運用社會主義的概念與原理，去分析台灣資本主義的性質以及議會請願運動之進步性。不過許乃昌的文章並非這一變化的轉折本身，此間的轉折是由後來在流亡中參與了台灣第一份社會主義刊物《平平旬刊》（上海）的佐野學（1892~1953）所實現的。佐野學是當時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同時也是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人。正因為他參與了日本共產黨，所以他在1924年之前曾被迫流亡海外。

 

佐野學的弱小民族解放論

 

　　在許乃昌發表〈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之前，佐野學便已有三篇文章主動或被動地譯載於1923年上半年的三期《台灣》，分別是〈關於將來的殖民政策〉、〈幫助台灣議會的設置！〉、以及〈弱小民族解放論──社會主義和民族運動〉。這三篇文章有不少重複的內容，但可概括重點如下：

　　就佐野學的問題意識而言，他關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否具有進步性，同時他也關心社會主義革命是否具有可能性。

　　就方法而言，佐野學從殖民地社會的「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資本主義階級分化的程度──來論證其問題意識。

　　佐野學認為，殖民地社會存在著一個資本主義必將克服前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化趨勢。「弱小民族大概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狀態生活，其基礎的產業則為農業，固常受封建的土地制度所支配。然而以機械工業成立的近代資本主義，對於這舊社會組織，要加以很急激很不自然的徹底的破壞。」在這種趨勢下，一方面分化出可能與外國資本對抗或合作的「有產階級」（其中，世界各弱小民族的「小有產階級」或「小資本階級」更是民族運動的主力，但他們只想追求「自由主義」的「共和國」或「政治獨立」。）另一方面則導致「大多數者的無產階級化」。

佐野學總結認為：（1）台灣議會對於一步步實現將來的民族解放而言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最初的階段」。但他也認為這一運動所追求的「臺灣議會」只會成為「臺灣有產者壓迫台灣無產者的機關」；（2）佐野學認為台灣「無產者的民族運動」目前還無法想像，但將來必然會出現。由於世界各國「勞動階級的被資本國家搾取的狀態是一樣的」，所以弱小民族內部的無產階級可以與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聯手，為未來「社會主義的國際社會」、社會主義的「世界共和國」而鬥爭。

 

殖民地通向社會主義的革命

 

佐野學的觀點在1924年所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出現激進化。在他為《平平旬刊》所寫的〈過上海〉一文中，他乾脆不去考慮殖民地「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是否表現為後者克服前者的資本主義化趨勢，而認為即便殖民地之類的落後地區沒有顯著的資本主義及其「勞／資」階級分化，在「社會強於傾向國際化普遍化的現代，一社會的跳躍的進化是可能的。」這個跳躍就是直接進行「共產主義革命」，跳躍的目標則是「共產主義的日本」、「東洋共產主義聯邦」、「歐羅巴共產主義聯邦」。

 

佐野學既肯定請願運動及其參與者、又批判請願運動及其參與者；與此同時，他既肯定社會主義革命將在未來實現，卻又認為當下就可能跳躍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簡而言之，佐野學的觀點予人以面面俱到的感覺。但就日本對於台灣的殖民統治的結果來看，其實台灣並沒有像佐野學所估計的那樣發展到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階段，從而也沒有導致台灣人民在「勞／資」階級分化的道路上發展到以無產階級佔絕大多數的程度。然而佐野學卻透過這種論述，說明了殖民地人民也有條件進行通向新世界的革命。

　

  

佐野學發表上述四篇文章的時間跨度介於1923年上半年至1924年上半年之間，在此期間，台灣社會主義者也形成了自己的資本主義論以及看待請願運動的方式。目前並不能肯定佐野學的論述與台灣社會主義者的論述之間有因果關係，但前者確實是考察後者時的重要參照。以1923年底的治警事件為分水嶺，前後分別有兩種資本主義論形成：一個正是許乃昌於1923年發表的〈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另一個則形成在許乃昌與佐野學都曾參與的1924年的《平平旬刊》。

 

　　整個一九二零年代的佐野學幾乎都在流亡。在他流亡期間，日本共產黨便因政府的彈壓與自身的無法維持而解散。後來他參與了黨的再建，並出任黨的委員長，但當他在1929年被捕於上海之後，卻「轉向」投降了。由於種種的威脅利誘與他自己的問題，他選擇了這條路，雖然是非成敗總由後人評說，然而他對殖民地社會主義運動的關心，卻在他的文字中留存了下來。當我們回望社會主義運動在台灣的發展時，也許佐野學的論述仍然是很巨大的存在。

本文轉載自「兩岸犇報」第五期 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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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台灣的朋友〉

 

詩／東山

 

我脈管中一滴一滴的血，禁不住飛騰跳躍！

當我見你的時候，我的失散了的同胞喲！

　　　　　　　　

我的祖先——否，我們的祖先——他在靈魂中叫哩：

「你們同享著一樣的血，你和著他，他和著你。」

 

我們共享有四千餘年最古文明的榮稱！

我們共擁有四百餘州錦繡河山的金城！

這些都不算什麼？我們還有更大的，

我們的生命在未來；我們的未來全在你！

 

太平洋的怒潮已打破了黃海的死水；

泰山最高峰上的積雪已見消於旭日；

我們的前途漸來了！呀！創造，奮鬥，努力！

 

昏昏長夜的魔夢，雖已被光明攪破；

但是前途，也應有無限的波瀾坎坷；

來！協力，互助，打破運命這惡魔！

 

九五，二夜九時京都，[。]

（原載於1920.8.15《少年中國》第2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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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這首詩是昨天去中研院近史所的書庫中抄來的。少年中國乃中共創立前，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創作園地之一。

本文轉載自「兩岸犇報」第五期 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