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陳映真」，這三個字在台灣一直代表著一種奇特而複雜的文化現象；這種現象既反映著陳映真個人的傳奇性，同時也體現了台灣歷史與社會的矛盾。那是因為在「冷戰．民族分裂」歷史時代的台灣，陳映真先生「一直孤單卻堅定地越過一整個世代對於現實視而不見的盲點，……掀起日本批判、現代主義批判、鄉土文學論戰、第三世界文學論、中國結與台灣結爭論、台灣大眾消費社會論、依賴理論和冷戰．民族分裂時代論等一個又一個紛紜的爭議」。 (人間出版社《陳映真作品集．出版緣起》)

  因為這樣，文學評論界稱他為「文學的思考者」；由於他長期在思想戰線上為克服民族分裂，要求國家統一而奮力呼喊，他被稱為「海峽兩岸第一人」；也由於他始終對未來更美好的生活抱持相信、希望與愛……，有人曾經欽佩地稱他是「最後的烏托邦主義者」；然而，也由於他始終堅定地站在左翼立場寫作與發言而被戲稱為台灣「最後的馬克思」。

事實上，陳映真在台灣也一直被視為「異端」。

1999年12月，陳映真通過另一筆名許南村發表的〈後街〉透露︰

從二十幾歲開始寫作以迄於今，他的思想和創作，從來都處在被禁止被歧視和被鎮壓的地位。1979年10月他被捕偵訊時，知道有專門對他的作品和言論做系統的思想檢查分析和匯報的專業思想偵探。八○年代中後，台獨反民族學術力量在台灣的政壇和高等教育領域擴大了可觀的影響力，成為當前台灣既成台灣政、學體制的不可缺少的組織部份。在這新的情勢中，和他二十幾歲的時代一樣，他的思維和創作，在一定意義上，一直是被支配的意識形態霸權專政的對象。

客觀說來，一直到八○年代中葉以前，作為台灣「鄉土文學的一面旗幟」的陳映真先生，還是許多知識青年思想啟蒙的導師。但是，隨著統獨對立的深化，有些曾經受他影響的青年作家，譬如小說集曾經由他作序的宋澤萊(《打牛湳村》)與詹錫奎(《再見，黃磚路》，現在的筆名叫「老包」) ……等等，卻都陸續走到他的對立面去了。究竟，這是陳映真退步了呢？還是年輕人進步了？我看，歷史自有一個定論。

陳映真，畢竟還是台灣歷史的產物。1937年，出生於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殖民地台灣的小說家，正當「對於知識、對於文學，產生了近於狂熱的饑餓」的青年時代，卻只能在二○年代以來的進步思想、運動與先輩們被國府徹底肅清的荒蕪年代，透過台北舊書店街殘存的一些進步書籍，尋找思想的出路。一直要到他第一次被捕定讞後的1970年春節前，他才在被移監「四面環山，被高大的紅磚圍牆牢牢封禁的」台東泰源監獄，「頭一次遇見了百數十名在1950年韓戰爆發前後全面政治肅清時代被投獄、倖免被刑殺於當時大屠的恐怖、在中已經度過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通過這些老政治犯，「他終於和被殘酷的暴力所湮滅、卻依然不死的歷史，正面相值了。」這時候，對身繫監牢的青年小說家陳映真來說，那些在「五○年代心懷一面赤旗，奔走於暗夜的台灣，不惜以錦繡青春縱身飛躍，投入鍛造新中國的熊熊爐火的一代人……再也不是恐懼、神秘的耳語和空虛、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

從台灣近現代左翼運動的歷史長河來看，歷史恰恰在這裡讓陳映真扮演了一個承先啟後的角色。正因為有過這樣直面被湮滅的歷史的經驗，陳映真後來才會有不同於他那一代人的發展與堅持吧！設若他在被捕前也去了美國，有了不同的經歷，今天的陳映真也許不過只是另外一個自我流放海外的「蜉蝣群落」吧！

只要台灣社會「新殖民地」的基本性格不變，資本主義的統治體制不變，那麼，階級社會的矛盾就將以這樣那樣的形式暴露；這樣的話，勢必會有想要解決這樣的社會矛盾的新一代青年，起來反抗。陳映真，因此絕對不會是台灣「最後的馬克思」的！畢竟，他所走的路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的啊!

（本文摘錄自藍博洲〈承先啟後〉2001年12月）

本文轉載自「兩岸犇報」第七期 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