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美國新自由主義旗手、1997年橫掃東亞造成金融風暴的喬治．索羅斯 (George Soros)，在退出金融市場之後似乎轉了性，到處宣講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局限性。這是2009年10月底，他在位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中歐大學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所發表的系列演講之一，題為〈前方的路〉。在這場講演中，他探討了金融危機將如何重塑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以及由「中國模式」所主導的世界的未來，雖然其結論不免重彈戰後美國「大國合作」的基調，但其對現狀的分析和對趨勢的觀察仍然值得重視。《犇報》國際編譯組特別摘譯了該場演講的主要部份，提供給讀者參考：

一個高度不確定的年代

我們正身處於一個高度不確定的年代，才剛渡過了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相較於過去，此次危機不僅在量上要大得多，在質量上也有所不同，只有1991年發生在日本且迄今尚未復甦的房地產泡沫化，以及30年代美國的大蕭條差可比擬。所不同的是，日本經驗僅侷限於一個國家，而這次危機則席捲了全世界；它跟大蕭條也不盡相同，此次危機非但不允許金融體系垮台，而且還給它裝上了人工的生命維持器。

事實上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不管就信貸規模或是財務槓桿，都要比30年代來得嚴重許多。1929年時美國的信貸餘額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60%， 1932年則增長到250%；但在2008年，我們是從365%開始起跳——這還不包括在30年代時尚未出現而如今卻被廣泛運用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但儘管如此，人工生命維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閉不到一年，金融市場已經穩定，股市也已回升，經濟也顯示出復甦的跡象。人們一昧的想要恢復到舊日榮景，把2008年的崩潰當成是惡夢一場。

金融風暴豈是一場噩夢

但很遺憾地，我要告訴大家，復甦勢將要失去動力，隨之而來的可能是「雙谷衰退」(double dip，指ｗ型的，短期復甦又急速衰退經濟趨勢，譯者注)，雖然我不能確定它將發生在2010年，還是2011年。

我的觀點與主流的情緒大相逕庭，但絕非獨一無二。持續好轉的時間越長就會有更多的人相信復甦，但是根據我的判斷，這種主流的情緒離事實相去甚遠。這種認知的落後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大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這場危機不同於以往，我們正處於一個時代的終結；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也未能預見到復甦反彈的程度。

令人困惑的不僅限於金融領域，而是延伸到整個國際舞台。

自從前蘇聯帝國瓦解、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之後，就沒有其他強權或國家聯盟可以挑戰其霸權。但是這種一元單極的世界秩序無法深入人心，當布希總統為了維護美國的霸權以不實的藉口入侵伊拉克時，得到的結果恰恰與其意圖相反，美國的國力和影響力一落千丈。因此，國際金融體系的混亂恰恰與國際關係的不穩定相互適應，即將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在程度上將不會再像以往那樣的受制於美國。

國際金融體系的結構失衡

二戰後重建的國際金融體系並沒有建立一個公平的環境，這是蓄意設計的失衡。國際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按照控股公司的形式所組成，其中富國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權並掌控理事會，這使得邊陲國家處於不利的地位。

從一開始，國際金融體系就一直受到美國的宰制。儘管由華盛頓共識所制定的法規條例理應對所有國家一體適用，但美國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發行者，卻比別人享受更多的特權。實際上，國際金融體系是一個雙重構造：核心是由那些可以用本國貨幣來進行借貸的國家所構成；而那些只能以某種強勢貨幣來計價才能取得貸款的國家，則構成這個體系的邊陲。個別國家如果遇到困難，可以在相當嚴苛的條件下得到援助，這對核心國家和邊陲國家都是一視同仁。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脅，那麼該體系的存續則優先於其他一切的考慮。

這種情況在1982年的國際債務危機中第一次出現。如果債務國被允許拖欠償款，銀行體系將會崩潰。因此國際金融當局聯手，採用了我當時稱為「集體聯貸制度」(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債權國不得不展延貸款，並提供債務國額外的借款來償還債務。其結果是，債務國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拉丁美洲失去10年的增長），而銀行體系得以盈利而擺脫困境。當銀行建立了足夠的儲備時，這些貸款被重新組合為所謂的「布雷迪債券」(開發中國家發行的政府公債，譯者注)，其餘的損失則由銀行銷賬。

1997年類似情況再度發生，但那時銀行已經學會將貸款證卷化，不至於被迫採取集體聯貸，而絕大部分的損失則由債務國來承擔。從此確立了一個新的模式：債務國受到市場紀律嚴厲的管制，但是如果體系本身出現危機，常態的規則就會暫停執行，以協助那些集體失利而危及該體系的銀行脫困。

摔碎的玩偶拼不回去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與此不同，因為它起源於核心國，而邊陲國家則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後才被卷入。IMF面對的是一個嶄新的任務︰保護邊陲國家免於遭受金融風暴的波及。國際金融當局處理這次危機的做法，總體上與過去一樣：搶救將要垮台的金融機構，並提供貨幣及財政刺激。但是這次危機在規模上要大得多，用同樣的辦法並沒奏效，對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未能成功。這是一個改變遊戲規則的事件：金融市場實際上停止運轉，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維持器。這就意味著各國政府必須做出擔保，不讓其他可能危及這個體系的信用機構再行垮台。正是此刻，危機延伸到了邊陲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法提供同樣的信用擔保。核心國家運用他們中央銀行的資產為金融體系注入資金，為商業銀行的債務進行擔保，並且以前所未有的赤字規模來刺激經濟。

這些措施已見成效，全球經濟似乎已經穩定下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全球金融體系再次免於崩潰，我們在逐漸恢復正常的商業運轉。但這是對目前形勢的嚴重誤解，摔碎的玩偶再也拼不回去。讓我來解釋為甚麼？

市場調節機制失靈

成形於80年代的金融市場全球化，是一個以美國和英國為首發起的市場基本教義派方案。它允許金融資本在世界範圍內自由流動，使得金融資本處於一種有利的地位，各國政府皆難以對其課稅或監管。正因為金融資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動，迫使各國政府不得不在意國際資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國人民的願望。因此，作為市場基本教義派方案，全球化進行得非常成功，各個國家均難以抵抗。但是，正因為它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前提上：金融市場的安全可以完全依賴自我調節的機制，所以產生從根本上就不穩固的全球金融體系。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為甚麼不可能再拼湊到一起的理由。

全球市場需要全球性的管制，而目前的管理規章都是根植於國家主權的原理。這意味著它們沒有能力重新啓動一個已經停滯了的機制，而必須創造一個過去未曾存在過的監理機制。目前的情形是大家自掃門前雪，各國家的金融體系由各個國家自行保護，而各國政府真正關心的是本國經濟。這將會掀起「金融保護主義」的風潮，有可能擾亂甚至摧毀全球金融市場。

我要說明的是，金融監理條例所涵蓋的範圍必須是國際性的，不然金融市場全球化將無以為繼，會被套匯管制所催毀。如此一來，交易會流向管制最為寬鬆的國家，這會將其他國家置於其無法承擔的風險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為它迫使所有國家放鬆管制，但此一過程卻無法逆轉。要讓所有國家接受統一的管制條例將非常困難，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利益，促使他們採取不同的解決方案。金融危機對不同國家將產生不同的影響，在短期內所有的國家都受了傷，但是從長遠來看就有贏有輸。說穿了，美國將輸得最多，而中國勢將成為最大的贏家。

 中國將是最大的贏家

自二戰以來美國一直是國際金融體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國際貨幣。美國從中獲利甚多，但近來開始濫用其特權。美國從80年代起建立起一個不斷增長的經常帳赤字，這種情況本可以無止境的延續，因為亞洲小老虎們，開始以日本為首，後來是中國，願意通過建立自己的美元儲備來填補這個赤字，但是，過度負債的美國家庭終止了這個過程。房地產泡沫破滅後，美國的家庭發現自己的信用擴張過度；銀行體系蒙受鉅額的損失，並且必須找到擺脫困境的出路；商用房地產和融資併購大出血的日子還等在後頭。這些因素會不斷增加美國經濟的負擔，美國的消費者不再有能力做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有可能取代這個角色。中國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絕於金融危機之外。對於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來說，危機來自於內部因素，導致金融體系的崩潰。對中國來說，金融危機是來自外部的震動，雖然影響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經濟制度毫髮無傷。

中國已經找到一種顯然有效的方法，藉由容許人民去追求自身的利益來釋放創造力，上進心和創業精神。同時，國家也可以通過維持貨幣低估和累積貿易順差，從勞工身上萃取剩餘價值中相當可觀的部分。因此中國很可能成為一個大贏家。

經濟的板塊正在移動

中國實行的不是西方民主制度，它的統治者知道，想要維持統治地位就必須避免社會動亂，所以要盡一切所能來維持每年8%的經濟增長，才能為不斷增長的勞動力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貿易順差使得中國強而有力，可以通過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來刺激國內經濟，也可以通過對其貿易夥伴的投資和借貸來增加出口。事實上，中國正在這麼做，通過購買美國國債來挹注對美出口。

當然，中國的經濟規模比美國要小得多，發動機變小，世界經濟向前推進的速度也因而緩慢了一些。但在有限的範圍內，隨著其他國家重新調整自己朝向經濟動力的來源，中國和美國之間正在發生一次板塊移動。中國正在帶動它的貿易夥伴，諸如巴西，以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亞洲國家。

中國經濟政策的成功絕非理所當然。內陸基礎建設的投資可能無法創造出自我維持的經濟增長。在中國的體制下，投資的決策主要是基於政治考量而不是商業因素，因此投資回報率一般來說並不高；前兩次銀行信貸的寬鬆，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貸款，這次可能會有所不同 — 因為權力已經收歸中央，地方銀行的官員不再受制於各省政府 — 但也不保證成功；此外，中國也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國出了問題，全球的經濟就失去了它的動力。因此，可以確信中國會有相對的成功，但不能確保絕對的成功。

一個時代的終點

我們所處的歷史時刻，在某種程度上與二次大戰結束時相類似。當時主流的制度已經崩潰，必須從頭打造一個全新的體系。目前，我們稱之為國際資本主義的多邊體制雖尚未徹底垮台但已經大大的削弱，其內在缺陷已經暴露無疑，並受到一個可行的替代方案所挑戰。中國的崛起提供一個在根本上有別於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經濟形式，我們姑且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用以區別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國際資本主義」。我們正處於一個時代的終點，但人們還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一點。

國家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這兩種經濟形式正在互相競爭，雖然兩者都缺乏吸引力。華盛頓共識已經失敗。現行的國際資本主義，因為缺乏足夠的管制已被證明具有高度不穩定性，而且它極不公正，欺貧愛富。

 與此同時，建立在國家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國際體系，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已經初露端倪，為了取得自然資源，中國正在與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打交道，而忽略了那裡的老百姓，這將有助於壓迫和腐敗的政權鞏固其權力。這樣的結果並不可取，但中國不是唯一應該對此負責的國家。中國公司想收購美國優尼科 (Unocal) 石油公司時遭到駁回；最近，力拓礦業集團 (Rio Tinto) 將部分股份賣給一家中國公司的交易也遭到毀約。這促使中國與國際金融機構所回避的一些國家進行交易，如緬甸、蘇丹、津巴布韋、剛果和安哥拉等。最近的例子是幾內亞。這種情況正在成為許多摩擦的來源，對中國的根本利益並無好處，對全世界也是如此。

正當主流的多邊體制力圖重建的同時，中國將在雙邊關係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當然中國也是這個多國體制的一部分，但它在其中的地位與它目前的國力並不相稱，因此它對於參與國際金融機構相當消極，並積極拓展雙邊關係。例如，中國抱怨美元的角色並且提倡使用特別提款權(SDR)，但又不太可能允許人民幣自由兌換，因為這樣會摧毀國家通過貨幣低估，從廉價的勞動力中獲利的現行機制。中國將繼續實行資本管制，但會與像巴西這樣的國家建立以人民幣為主的雙邊結算機制，這樣一來會削弱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但不會取而代之。

重建健全的國際合作

綜合上述，世界面臨著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組織形式中做出選擇，我們可以稱之為「國際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前者，以美國為代表已經垮掉；後者，以中國為代表正在興起。正如我們所知，採用阻力最小的路徑導致了國際金融體系逐漸瓦解，而雙邊關係體制又容易造成國家之間的衝突。因此，一個立基於更合理原則上的新的多邊體制有待建立，它能符合美國和中國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個世界的最大利益。

儘管國際合作幾乎不可能建立在一個零零碎碎的基礎上，但是有可能在通盤重整金融秩序的大型協商中實現。20國集團作為國際合作的主要論壇，並在匹茲堡會議上採納「同行評審程序」 (peer review process) 是邁出正確的一步。但是，20國集團必須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章程的範圍內運作，因為修改章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一個新的佈雷頓森林會議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它可以重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適當地反映當前的國家排序，並且修改現行運作方式。會議也可以決定怎樣對待那些規模太大而不能任其倒閉的金融機構，並決定控制資本流動的新規則。金融資本在國際範圍完全自由地游動，已被證明是不穩定因素的來源，需要加以控制。

將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已經產生危險的失衡，美元已不在享有它原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無其他貨幣可取而代之。美國不應該排斥更廣泛地使用特別提款權，這可以使中國放棄將其貨幣與美元掛鈎，也是減少國際收支失衡最好的辦法。既然特別提款權是由許多國家的貨幣共同計價，沒有哪一個貨幣享有不公平的特權。

特別提款權所涵蓋的貨幣範圍也必須擴大，一些新加入的貨幣（包括人民幣在內）容或不能完全自由兌換。這樣一來，美元只要有審慎的管理，仍然可能重新確認自己作為首要的儲備貨幣。特別提款權最大的優點，就在於允許國際貨幣擴張。這種機制允許不需要額外儲備的富國，透過信貸關係讓渡他們的份額給需要儲備的國家。

世界的未來要看他們怎麼做

如果我們想在解決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擴散等問題上有所進展，那麼對當前世界秩序的重組，就必須超越金融體系的範疇。這可能要涉及聯合國，特別是安理會的成員國。這個程序需要由美國來啓動，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應以平等的地位參與。他們是佈雷頓體系中非自願性的成員，因為這些機構正由那些已經喪失主導權的國家所掌控。新秩序的創建必須能體現這些上升中的力量，以確保他們是這一新秩序的積極支持者。

美國為甚麼應該動議改革自己曾經是主要受益者的體系？因為以目前的形式不可能維持這個體系，如不帶頭進行改造，美國的損失可能會更大；既然中國會以贏家的身份從目前的混亂中脫穎而出，那麼為甚麼要接受一個新的多邊體制呢？答案同樣簡單。為了繼續崛起，中國必須要讓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接受它。這意味著，中國必須向更加開放的社會方向前進，將個人自由的擴大與法治相結合。只有在和平的環境中，中國才能繼續崛起，世界各國也才樂於接受中國的崛起。

世界其他國家決不會讓個人的自由服從於中國的繁榮。隨著中國越來越成為世界的領導，它必須學會更注意世界其他國家的看法和意見。中國人太習慣於認為自己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而看不到自己正在步其後塵。希望中國的領導能夠承擔起歷史的重任。毫不誇張地說，世界的未來要看他們怎麼做。

刊載自「兩岸犇報」第九期 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