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為了重新開啟對於陳映真思想與文學的研究與探討，從亞洲、第三世界在全球現代進程中的視野，彰顯他的人道主義、國際主義與第三世界認同與關懷所具有的普遍人文價值與精神資源。2009年11月21～22日，來自於兩岸三地、日、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專家和學者，齊聚在新竹交通大學召開「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會中邀請為陳映真所高度推崇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夏潮聯合會榮譽會長陳明忠先生在開幕式中發表專題報告，以下是陳先生講演的內容，小標為編者所加：

李歐梵說：「陳映真是台灣文壇上少有的「知識型」和「理念型」的作家，他的知識領域不限於文字，更注重思想…。」這一點我頗有同感。

文學中的思想力量

我成長在戰爭年代，少年時期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思想管制之下，特別是在31年「台共大檢舉」之後，能看到的文藝作品不多，但總還有一些。當時我喜歡看日本白樺派的作品，總以為文學就該是那樣，一直到有一天我讀到了舊俄時期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給我很大的衝擊。那時候我常在想，為什麼是這樣？為什麼兩種文學作品給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樣？後來我想通了，原來是因為一個有思想，一個沒有思想。

六○年代，我第一次坐牢出獄之後，由於白色恐怖，一個政治犯為了生活，一定要付出比常人好幾倍的努力才能養家活口，因此就更沒有條件看文藝作品。一直到有一天，我到宜蘭探望王萬得的太太，從她的口中得知她有一個孩子跟陳映真同案被捕。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陳映真」這個名字，也才開始注意到他的小說。

讀陳映真的小說，讓我想起年輕時讀《復活》一樣的感受，感覺到裡面有思想，雖然是什麼樣的思想那時我還搞不清楚，但就是跟當時的文學作品不太一樣。一直要到七○年代中期，我才第一次認識陳映真本人，對他的思想才有一些瞭解，並答應支持他和蘇慶黎、王曉波等人籌辦《夏潮雜誌》。沒想到雜誌還沒出刊，我又再次被捕入獄，一直到86年才保外就醫。

知識份子的兩個警備總部

其實，「戒嚴時期」，一般人尤其是知識份子的心內，都存在著一個「警備總部」，凡是要講話、寫文章或行動都要先問問心內的這一個「警備總部」，是否可說、可行…因為那是一段「白色恐怖」的時代。

「解嚴」後，人們心內的「警總」的陰影逐漸消退、逐漸減少其影響力，卻出現了另一個心理障礙 — 即怕被貼上「統派」的標籤 — 因為一旦被貼上「統派」，肯定要影響事業以及生活。

陳映真是在那時代知識份子中，很難得的克服了這兩個心理障礙的人。據我的瞭解，他之所以能夠克服這些心理障礙，是由於他的「核心政治思想」是對「社會主義祖國」的堅定不移的認同。他的這種思想形成於坐牢前閱讀大陸三○年代作家，尤其是魯迅的文字，以及文革時期的大陸廣播和來自於日本的書籍等等，但其堅定化卻來自於坐牢期間的遭遇。

對社會主義祖國堅定不移的認同

陳映真告訴我：1968年他被捕入獄在軍法處被判刑之前，一個談得來的獄友，臨刑前委託他：「當五星紅旗飄揚在台灣天空上時，請你務必到我墳墓前告知我…」，然後從容就義。他把這一段過程告知我時，一直流著眼淚。

另外一個經驗是在綠島服刑時，遇到了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人，這一些已經坐了17~18年牢的老政治犯，仍然堅持他們的理念，令他非常感動。他的感受表現於小說「趙南棟」中，以趙南棟的放蕩形駭、漫無目的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化身，反照出當年受苦受難的先一代的高貴理想和節操。

正因為他已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礙，所以出獄後，在戒嚴時期的1976年，他才敢於主導《夏潮雜誌》的創刊，並參與了「鄉土文學論戰」。也正因為他突破了第二層的心理障礙，解嚴後，他立即與屬於「統一右派」的、由胡秋原主導的「中華雜誌」同仁共同組織「中國統一聯盟」，擔任了創盟主席，並於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帶團去見江澤民總書記。

陳若曦在2009年9月號《文訊》上發表的〈堅定不移的民族主義信心〉一文中提到：「映真對於拙作《尹縣長》一系列反映大陸『文革』倒行逆施的故事從不置評。多年來和他交談中全聽不到一句批評毛澤東的言語。鄧小平時代的『天安門事件』，海外一片撻伐聲，據說他也不動如山…」。

理念與現實乖離的痛苦

其實，將心比心，我相信他也十分痛苦，只是不忍心批評而已。中共執政的缺失，若從民族百年來的遭遇和表現來看，亦有可以理解或諒解之處。我們從映真批評作家龍應台給中共主席胡錦濤的公開信一文即知：

「從欺壓過中國的西方列強標準來度量眼前的中國顯然不公平。這讓我想起上世紀三○、四○年代，居住在上海租借區的華人，他們自以為高人一等而看不起同胞、也缺乏同儕心理。

以美國為例，自由民主加上富強先進固令人羨慕，但假自由和人權之名而行干涉他國，甚至侵略他國，值得歡呼嗎？自認它一貫有雙重標準…至於美國之內對黑人的極端歧視，更不在話下了…。

即使跨入21世紀，美國帝國主義本質殊無變化，頂多換個花樣而已。以西藏為例…直到去年支援『藏獨』在歐亞鬧事，以圖杯葛中國『○八奧運』…都是分裂中國，竭力阻遏中國的伎倆…」。

可見，映真對「祖國」的堅定認同是絲毫沒有動搖的。他的苦惱、痛苦是出在於他的「社會主義」理念方面 — 因為他的社會主義理念帶有相當的理想主義色彩，是浪漫的、要求十分純潔的「烏扥邦」，因而與他所堅定認同的「祖國」在現實上有一段相當大的差距。這一點令他十分煩惱、痛苦，例如在〈山路〉中，蔡千惠自我質問：「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同樣的疑問也出現在《人間叢書》(2001年秋冬期)中，以「石家駒」的筆名所發表的〈樂園：渴望的和失去的〉一文中，該期的總標題是「因為是祖國的緣故」，可見他心理上的矛盾和痛苦。

從《因為是祖國的緣故》這題目可知，他是以「即使母親長得很醜，她還是我親愛的母親」，這種不是辦法的「無奈」的心情，來說服自己的矛盾和痛苦的。

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之路

其實，他曾跟我講過「如果由共產黨來實行資本主義該多好」。因此，我認為，如果他能再進一步思考，一定會理解列寧所說的：

「既然我們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做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然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做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做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

這就是落後國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向社會主義之路，是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另一條道路的。

落後國家要走向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自由結合」的社會主義社會，還有一段相當長遠的路要走。雖然由共產黨來實行列寧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國家能夠控制的、有所限制的資本主義，而不是歐系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可以縮短資本主義階段，減輕人民受資本主義欺壓的痛苦，但畢竟無法完全避免資本主義的弊害、墮落。

中國現在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是以國家的力量建設進入馬克思所謂的社會主義所需物質、文化諸條件的階段，是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一條道路；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中國的「新民主主義論」、「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論」這一條道路。

一個甲子下來，美國經濟逐漸捉襟見肘，而中國卻越挫越強，逐漸恢復中華民族的自尊和驕傲。可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條路是走對的。

刊載自「兩岸犇報」第九期 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