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現在的台灣民眾來說，「國父紀念館」不是紀念孫中山的莊嚴殿堂，而只是一個提供市民休憩的「公園」；百元鈔票上的孫中山圖像，也不是感念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的功蹟，而僅僅是「鈔票」的代名詞。今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紀念日當天，媒體隨機訪問台灣民眾，多數人早已不知道這一天有什麼重要意義。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台灣媒體所訪問的結果，並不值得特別驚訝。

　　台灣各地都有「中山路」、「逸仙路」、「中山小學」、「中山國中」，看似充滿著寶島台灣的孫中山，其實逐漸在台灣的歷史與記憶之中消逝。

當年：日據時期的孫中山

　　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傳來台灣，台灣民眾莫不哀痛萬分。對於孫先生的病逝，《台灣民報》發表社論〈哭望天涯弔偉人〉表達對孫先生最忱摯的哀悼。在日本高壓統治之下，台灣民眾仍然年年紀念孫先生的逝世。1927年，蔣渭水主持孫中山逝世二周年紀念會，他沉痛而凜然的說：「孫先生臨終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場內外約四、五千位的台灣民眾，也在內心吶喊「中山先生雖死，中山主義決不死！」

　　台灣現存許多老宅的廳堂，仍然掛著孫中山的照片，從日據時代到今天。孫中山在國民革命事業中的偉大人格，以及孫中山思想使台灣人團結在中華民族認同之下，進而能夠對抗日本殖民統治，至今，仍然讓老一輩的台灣人津津樂道。

戰後：七○年代的孫中山

　　1970年代初期的台灣，釣魚台事件引起海內外中國學生的義憤填膺。但台灣卻有一批青年學子，非但不認為釣魚台事件與帝國主義有關，反而認定大陸才是迫害台灣的壓迫者，並主張要與美日等「先進國家」合作，發展成為進步、現代、民主的「國家」。這樣的觀點，在1972-73年的「台大民族主義論戰」中初試啼聲，成為往後台灣分離主義的思想根源。

　　面對台灣分離主義思潮的來勢洶洶，在這場民族主義論戰中，以王曉波、陳鼓應、鄭鴻生等人為代表的台大哲學系師生，開始以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做為反擊的有利工具。以王曉波為例，他認為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了武器、經濟、思想上的壓迫，也造成中國的貧窮。而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是要保障分配的平均，民權主義是要保障人民的權利，民族主義則是能夠保衛國家與國民的利益，因此「三民主義」是抵抗帝國主義壓迫的利器。王曉波也透過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指出，民族主義的功用，對外抵抗帝國主義，對內剷除「漢奸」，民族主義是被壓迫民族的權利與最後武器，只要對外有自立自強的民族精神，對內照顧農、工、漁、礦等基層民眾，則中國統一必會成功。

　　事實上，這一場發生在1970年代初的台大民族主義論戰，正是當代台灣發展的縮影。在政治發展上，由於強權勢力在台灣的「上下其手」，台灣民眾無法分清楚造成兩岸分斷的幕後黑手。在認同上，台灣民眾從「生活共同體」上綱到「命運共同體」，把大陸視為「壓迫者」，將「中國人」一分為二，使得「中國人」與「台灣人」概念最終從「同床異夢」走向了「分道揚鑣」。無論是政治發展，或是民族認同，其中矛盾分化的狀況，至今仍在台灣社會根深柢固。

當代：辛亥百年的孫中山

　　對台灣人而言，日據50年的慘痛歷史，孫中山的人格形象，以及他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事業，是台灣人民勇於反抗殖民，並致力於光復、回歸祖國的精神支柱。而孫中山民族主義對弱小民族的眷注與鼓舞，能夠促使台灣走出由於「雙戰」體制對戰後政治與認同發展的囿限。

　　此外，從台灣看大陸，我們為大陸的成長茁壯感到與有榮焉，但也為大陸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感到憂心忡忡。孫中山曾說：「我認為一個國家的偉大，不在於它的人民富有，而在於它的人民幸福。」（《〈對外宣言〉，附：孫逸仙宣言》，1922年8月17日）孫中山這一句箴言，對目前大陸發展是鼓舞，當然也是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