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花蹤世界華人文學獎”得獎感言

　　今天﹐我從台灣來到大馬來西亞的吉隆坡﹐獲頒星洲日報“花蹤世界華文文學大獎”﹐感受到不曾有過的激勵﹐喜悅和榮譽。因為作為一個中國作家﹐作品受到包括大陸﹑台港澳﹑東南亞﹑北美﹑紐澳和世界其他地方﹐透過華文共同語閱讀﹐受到評價和鼓勵的喜悅和榮耀﹐遠比在歐西世界受到的評價更覺得意義﹐更高興﹐更光榮。

　　特別值得提到的是﹐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以來﹐馬來西亞的華人以動人的毅力﹑物力和心力﹐堅持艱難而認真的華語文教育。這些苦心所培育出來的新一代作家們﹐在今日台灣的文壇上顯露了令人十分注目的才華﹐發表了優秀的作品。我能來到旅台馬華年輕作家的故鄉﹐向培育了傑出馬華文學和作家的無數在地大馬華人先進和華文教師﹐表示由衷的敬意。

所謂華文文學﹐說的是以漢語文寫成的文字。

　　而所謂漢語﹐據研究﹐是介於南方農業民族﹐以傣族語的代表的語言﹐和北方畜牧民族﹐即阿爾泰語為代表的中間的﹐混合南北兩種不同生產方式的語言。由於在歷史過程中多種語言與以殷﹑商﹑周語文為主的漢語相同化﹐反而產生了旺盛的生命力﹐形成支配了東亞兩千年的﹐以漢語文為中心的“漢語文化圈”﹐包括了朝鮮﹑日本和法國統治前的越南。這個大文化圈以漢字﹑漢語為根柢﹐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文化思想﹑典章﹑制度和文學。而所謂的漢族﹐是被這漢文化圈不斷同化的諸民族所形成﹐其文化概念遠遠多於血族的概念。因此﹐自古以來的中華世界﹐是個相當開放的世界﹐不以血族區別﹐而以禮教﹑王化﹑德化﹐即對於以漢字為基礎的中華文化理解浸染程度來區分人﹐形成漢語世界的強大持久的向心力。

　　到了今天﹐隨著漢族人自19世紀因經濟﹑政治﹑戰爭﹑教育原因和動力不斷向全球擴散﹐大大擴大了以漢字為主要語的文化共同體。

　　而文學既是語言文字的藝術﹐中華文學的精煉﹑豐富﹑提高和發展漢語文﹐從而促進以漢語文為根柢的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有根本性的巨大貢獻﹐是不言可喻的。

　　在21世紀開端的今天﹐全球化的趨勢﹐勢必帶動更多華僑﹑華人在全世界的遷移。如果中華文明發展的全過程原就是不同民族﹑在以華文也就是漢語文為基礎的文化為主軸﹐混合﹑遷陡﹐互相吸收﹐互相豐富的過程﹐那麼今日更大規模的遷移──洋人說的diaspora和多文化的混合﹙hybridity﹚就只能使華文文化圈更開放﹑豐富﹑擴大﹑發展﹐和更具創造力。

　　台灣的1950年代後﹐大陸的1980年代後﹐都有五花八門的西方文論﹐在兩岸相距30年的文壇上起支配作用。到了90年代﹐各種後現代﹑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和所謂文化研究的風潮﹐同時蓆捲兩岸和廣泛的世界華文文學界。

　　我們應該記得﹐直到宋朝以前漢語文和文學﹑文論及思想長期支配過日本﹑朝鮮和越南。但都經過他們自己本地化﹑主體化再生產過﹐依自己的需要加以吸收。

　　今日世界華文文學﹐自然沒有必要排斥當代西方來的各種思潮﹑文論和文學作品中比較合理的部份﹐但也不能沒有華人文學世界自我主體性的再生產﹐以批判的吸收﹐以“拿來主義”為我所用﹐而不是跟別人亦步亦趨﹐鸚鵡學舌而已。

　　中華世界的華文人口佔全球1／4。在這龐大之華文文化世界中﹐讓我們建設一個開放性的﹑敏於吸收﹐豐富﹑發展的世界華文文學的公共領域﹐互相交流﹐互相獎勵﹐激發創造實踐﹐而不是終日坐待歐西學園﹑文壇的評價與青睞﹐喪失自己的主體意識。努力以中華世界的華文人口為首要對象﹐創造傑出的作品﹐受到廣泛華文世界的評價和愛讀﹐則在世界文學中也必有不朽的地位。托爾斯泰和高爾基﹑契訶夫都不是用英語寫他們的小說﹐而是用他們的母親語俄羅斯語寫的﹐卻依然光耀全球。

　　在我20歲前後﹐我偶然在一條舊書店街闖進了被戒嚴體制嚴禁的大陸30年代文學禁區。我讀了魯迅﹑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說﹐在我的心中點燃了嚮往人的自由與解放的火苗。1968年入獄﹐魯迅﹑茅盾﹑高爾基﹑契訶夫作品的情節﹑人物﹑語言的記憶﹐在囚繫的歲月中給了我力量和心靈的自由﹐至今難忘。我體會到文學是對自由的呼喚﹐而文學本身也是自由的本身。

　　文學為什麼﹖我從自己的經驗體會到﹐文學為的是使喪志的人重燃希望﹐使仆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

　　末了﹐請容許我把今天得到的榮譽獻給分裂的祖國兩岸和全世界華文文學的勤勉﹑卓有才華的作家們。

　　我感謝培養了我的摯友尉天驄先生和他主編的《筆匯》﹑《文學季刊》﹐我也記念和我同一代的黃春明等作家同人。

　　當然﹐我把今天的光榮獻給我的妻子陳麗娜女士﹐感念她長年來的理解﹑支持和照顧。

　　再次感謝星洲日報花蹤華文文學大獎給予我的鞭策和鼓勵。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