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04﹚年﹐我在香港通過電視全程報導﹐目睹了“民主派”推動的“七•一”大遊行﹐有一些想法。

　　戰後在第三世界各地的民主化鬥爭﹑多半發生在宣稱是民主﹑自由﹑人權表率大國美國爲其經濟的﹑政治的﹑戰略的需要所支援的﹑擴及廣大亞﹑非﹑拉﹑中東的許多扈從國家。這些國家﹐在冷戰體系下﹐以各種“國家安全法”﹑“反共法”﹐以捍衛美式自由﹑民主之名﹐由國家權力發動有組織的﹑大規模的非法﹑秘密﹑任意的逮捕﹑拷訊﹑投獄﹑處決﹑暗殺﹐清除追求人民的民主主義的知識份子﹑作家﹑記者﹑市民﹑學生﹑工農人民和社會運動家﹐殺人以數萬﹑十數萬﹑甚至百萬﹙印尼推翻蘇卡諾的反共政變﹚計。從東亞看﹐在戰後的韓國﹐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盧泰宇的軍事反共獨裁統治﹐韓國民主市民和學生屢仆屢起﹐爲民主主義奮力抗爭﹐被拷問﹙有人因而致死﹚﹑投獄者不知凡幾。在臺灣﹐情況不用多說。一般人不知道的是﹐臺灣有兩波民主化運動。第一波是1946年到1950年大陸上向蔣介石要求民主化﹐要求各政治黨派合法﹑平等﹐要求停止內戰﹑和平建國。這個運動感染到臺灣﹐1947年1月初﹐有萬餘高校學生參與了聲援抗議沈崇事件要求民主﹑自治的鬥爭。1949年4月﹐陳誠先發制人﹐爆發了大量逮捕台大﹑師院﹙今臺灣師範大學﹚學生二百餘人﹐史稱“四六”事件。1946年底﹐國民黨以“懲治叛亂法”﹐大舉肅清新民主義運動。 1950年韓戰爆發﹐美第七艦隊介入中國內戰﹐“保衛”臺灣獨裁體制﹐白色恐怖更加肆無忌憚地擴大﹐粗略保守估計﹐槍決四﹑五千人﹐投獄八千至一萬兩千人。而在美軍駐在的星條旗下﹐臺灣以“民主﹑自由中國”之名成爲美國東亞冷戰的前線基地。

　　在中南美﹐在中東﹑在非洲﹐美國支援的“國安•壓迫”性國家﹙national security repressive states﹚不知凡幾﹐都以“自由﹑民主﹑反共”之名﹐殘酷鎮壓各地的民族﹑民主運動﹐嚴重摧殘人權﹑蹂躪民主和自由﹐大肆捕殺民主市民﹑學生和工農。

　　相形之下﹐香港去﹑今兩年的號稱五十萬人的“民主”示威﹐貌雖類似﹐有本質的不同﹙今年遊行的人數事後客觀估計﹐只在十四至十九萬人﹚。

　　從口號上看﹐港人要求“民主”﹑“自由”﹑“人權”﹐要求還政於民﹐也有社會的弱勢者抱怨生活艱苦﹐抱怨特區政府“漠視弱勢群體的需要”。其實核心訴求集中在要求特首由民衆“直選産生”。

　　香港當然應該有安全部門。回歸前幾年﹐我受大陸邀請參加在港的一個學術討論會時﹐港英當局拒絕發給我入港簽證﹐經會議向港英交涉了兩天才臨時補發。今年二月份﹐我受浸會大學聘爲駐校作家﹐簽證手續特別難﹐經校方斡旋才辦下來。這次到港看病出入深圳﹐妻的簽證很快﹐我的則至今還在折騰不決。我估計是特區“回歸”後一直沒有更新“安全”檔案的緣故。這種事情﹐也部份說明今日“香港問題”的一隅。

　　但回歸後香港的媒體﹐除了《文匯》﹑《大公》之類的少數“官報”﹐無不以“親中”爲戒﹐莫不以批評﹑調侃甚至謾駡中共爲賣點﹐爲“先進”﹑ “自由”和“民主”。有人說﹐回歸後﹐這種現象反倒變本加厲了。但從來沒有香港的言論人﹐記者被捕﹐報館雜誌社被封。沒有警察特務的任何恐怖﹐沒有持政治異見者成群失蹤﹑被密秘非法逮捕和入獄﹐這與冷戰時期50年代獨裁政權下的民主運動的命運﹐情況完全不同。

　　則香港“民主派”所要的“民主”﹑ “自由”和“人權”斷然比港英殖民地漫長的統治歷史時期下﹐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什麽是今日香港問題的癥結呢﹖我不禁沈思。

　　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政治”﹐具體到實際﹐是奪取政權和把持政權。奪取不在手中的政權﹐和把持已經到手的政權的鬥爭﹐發生在剝削者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如“巴黎公社”慘絕的鬥爭﹐如國共內戰﹔也發生在同階級間不同階層和宗派之間的鬥爭——如今天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不同政黨間選舉輪替﹐和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爭。

　　香港的執政黨團隊﹐大抵上代表船運﹑物流﹑地産﹑金融﹑土建等香港﹙服務業﹚大商人資產階級和一部份舊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高層官僚精英的利益。“民主派”大約代表律師﹑會計師﹑傳播企業資本﹑高層管理者﹑各級教師﹑中小企業﹑市民﹑城市貧民等階層的利益。其中取得領導地位的﹐大約以律師﹑會計師﹑高層管理者……。後者和前者﹐基本上不存在階級﹑民族﹑宗教的強烈矛盾﹐那麽﹐就只有政治﹑意識形態的分化與對立。

　　戰後﹐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帝國主義除了在香港以外﹐都不能不在一定條件下改變策略﹐讓殖民地在形式上取得獨立﹐支援的“合作精英”組建獨立後政權﹐以確保殖民地時代與宗主國在前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這些精英﹐都在舊宗祖國受過高等教育﹐浸染宗主國的價值系統﹑思想和意識形態﹑熟悉其語言和文化。我聽說英國不能不離開香港時﹐發給一些港人精英除了在英國以外的各國有效的護照﹐每年三張免費往返英港的機票和子女在英受教育的權利等“特權”。這些人以英國的殖民統治爲香港文明開化的根源﹐自覺比“落後”的中國大陸人更現代化。高級知識份子以英人自居者﹐據說不少。

　　臺灣和香港同是中國在19世紀中後倫爲半殖民地的總過程中﹐被割佔爲殖民地的兩個地方。但他們的殖民地統治歷史卻頗有不同。

　　日人據台時﹐臺灣人口以在四百萬人上下﹐有完整的﹑成熟的地主佃農體制爲骨幹的社會。1840年代開港後﹐發展了一定的半殖民地商人﹑作坊經濟和外向型商品農業。而以宗族﹑祖籍地﹑宗教爲中心聚合的社會紐帶鞏固化﹐以儒學﹑科舉爲中心的中國文化結構形成了。因此﹐割台以後﹐以地方豪強和農民武裝遊擊爲主的反割台﹑抗日鬥爭長達20年﹙1895至1915﹚﹐而1920年代中期後現代反日民族﹑民主運動﹐以“臺灣文化協會”﹑ “民衆黨”﹑ “農民組合”﹙農民工會﹚﹑“臺灣共產黨”等從右到左不同光譜的反日鬥爭愈演愈烈﹐直到1931年日帝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奪我國東北時﹐才被全面鎮壓下去。但嗣後曲折﹑艱苦的抵抗﹑特別是在文學領域上﹐直至1943年還負頑抗。在“皇民文學”的壓迫下﹐真正投降爲日帝寫過損害民族的作家﹐也不過兩三人﹐沒有出現若在日本﹑朝鮮的大批﹙甚至包括原屬左翼的作家﹚“轉向”軍國主義文學的作家。

　　1945年臺灣光復﹐臺灣作家和文化人立刻自覺地展開殖懈地文化意識的自我清算﹐自覺地提出清除殖民地遺毒﹐進行“良性的中國化”﹙以光復後眼見的國民黨貪污﹑腐敗爲“惡性中國化”﹐後來又逐漸瞻望大陸內戰﹐戰前優秀的作家簡國賢﹑呂赫若和朱點人等潛入地下黨﹐於50年代大肅清中犧牲。

　　相形之下﹐英人據港時﹐香港是人口不滿八﹑九百人的漁村。英人開埠﹐主要目的在經營一個商港﹐和日本之據台旨在使臺灣成爲日本獨佔資本的循環﹑再生産和積累的工具﹙原料﹑食糧的供應地和日本工業商品的傾銷市場﹚不同﹐統治和反抗的構造自不相同。香港歷代移民﹐初期則謀生營商﹑逃荒﹑40年代末為內戰難民﹑和60年代大陸社會動亂時的難民等幾波。當然﹐英帝佔領香港時﹐港人似也有過規模小﹑時間短的﹐以宗族爲中心的反佔領武裝鬥爭。20年代中期有英勇的“省港大罷工”﹐60年代中期有過激進的“反英抗暴”﹐30年和睦40年代有抗日遊擊活動和躲避國民黨法西斯壓迫的“南來”左翼文人和反國民黨民主黨派人士。但較臺灣在殖民統治下的長期民族。民主運動發展了現代民族啓蒙和文學運動﹐激發和鞏固民族意識者有所不同。

　　1945年﹐英帝在美國支持下﹐迫使蔣介石放棄收回香港﹐使英國繼續領有香港﹐並利用大量湧港的困危難民的廉價勞動力﹑最早發展加工出口經濟﹐逐漸和臺灣一樣成爲“新興工業化經濟”式的“亞洲四龍”。

　　至此﹐臺灣和香港基本上走到了一起。冷戰體系下﹐臺灣經濟過50年代的清﹐不但切斷﹑粉碎了“去殖民化”的反思﹐反而在美國干涉下的民族分裂對峙下﹐使臺灣成爲美國新帝國主義下的新殖民地﹐建立了對美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依附﹐並且在極端反共意識形態中﹐發展了民族兩岸的憎惡﹐反目和對峙。80年代﹐國民黨流亡集團的權力自然式微﹐反民族的“臺灣獨立”思潮上升爲主潮。

　　香港在戰後延長的殖民體制下的加工出口經濟成長﹐加上50年代後大批“反共難民”成爲中堅在港人口。而不同於臺灣﹐香港人一般地可以往返大陸與香港﹐目睹經濟發展的格差和60年代的文革﹐80年代末的北京風波﹐加上親英(西方)精英的增殖﹐97回歸前竟而激起了恐共離港潮﹐和臺灣光復時一時的“歡天喜地”形成對比。而回歸後﹐基本上沒有政治﹑思想﹑社會﹑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回歸後”反思﹐在行政上﹑教育和文化上也沒有去殖民政策與方針。而回歸後特區執政團隊的弱質﹐都增加而不是減少和消彌了港人對大陸﹑對“中央”的不信賴﹐甚至反抗。

　　“殖民地後”的清理﹐是戰後世界史的共同問題。“後殖民批判”的內容中﹐前殖民地人“祖國喪失”和認同的“白癡化”﹐成爲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深刻傷痕的問題﹐佔有重要地位。而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說的“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爲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高度自治﹑是香港特區在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之論﹐如果把“愛國者”和殖民時代“合作精英”相對立而論﹐就不是當前泛民族犬儒主義者所能輕易嗤之以鼻的說法了。

　　香港的“民主派”和特區政府背後的豪商資產階級的對立﹐臺灣“藍”﹑“綠”的鬥爭﹐都是兩地右派﹑保守派間的政治鬥爭。港臺兩地進步勢力的邊緣化和弱體化﹐使民衆失去第三個真正的民衆的民主主義勢力的選項﹐才是癥結所在。發展反保守右派的進步力量﹐也許是台﹑港兩地當務之急。實際上﹐臺灣和香港的今天﹐已不存在爭取“民主”的議題﹐只存在進步和保守右傾之間的矛盾。在解嚴後和特區化後的台灣與香港﹐所謂爭民主﹑自由﹑人權﹐都是假的議題。人們必須對民主主義從新定義——強調社會正義﹐經濟的民主和弱小者在社會壓迫下爭取自由﹐從而把“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和旗幟﹐從僞善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到廣大民衆的手中。

2004年7月8日　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