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文學的進步傾向性和改造論固然不見容於反共戒嚴體制的意識形態，報導文學干預生活、改造生活的特質，自與倡言反對文學表現任何思想、內容和意義，一味追求技巧的玩弄的現代主義格格不入。自一九三七年楊逵倡導報導文學以來，由於這些特殊的時代、歷史和政治條件，台灣的報導文學的作品和理論，呈現長達三十餘年的極度沉寂、不發達和荒蕪的景況……
　　從台灣新文學史來看，相較於小說、詩歌、散文等表現形式，台灣的報導文學不能不說一直是發展不足的文類。一直到今天，雖然台灣的兩大報紙副刊都曾以重金公開徵求過報導文學作品，由於一直缺乏深入人心、廣為愛讀的典範性作品、由於有關報導文學理論處於比較混亂、貧乏、莫衷一是以及其他時代和歷史原因，台灣的報導文學至今一般地很不興旺繁榮。
　　但是令人極為訝異和讚歎的是，早在一九三七年，台灣著名文學家楊逵先生就曾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不遺餘力地呼喚過報導文學。從資料上看，楊逵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的《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上發表了〈關於報導文學〉；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又在《台灣新民報》發表了〈報告文學是什麼？〉。同年六月，楊逵在他自己主編的《台灣新文學》雜誌（二卷五號）發表了〈報導文學問答〉。光復後的一九四八年，楊逵在台灣的《力行報》副刊《新文藝》發表〈實在的故事問答〉。「實在的故事」，其實就指著「報告文學」。引起人們注意的是，楊逵把法文的re'portage同時譯成「報導文學」和「報告文學」。光復後，他又顯然要以「實在的故事」代之。在此一特殊文類在台灣的命名上，楊逵也是先鋒的存在吧。而畢其一生不憚於理論與實踐之統一的楊逵，當然不以報導文學理論之宣傳為已足。在上述一九三七年六月《台灣新文學》上，楊逵不但發表了很富於理論指導性的〈報導文學問答〉的同時，也刊登公開徵求報導文學作品的啟事。可惜的是《台灣新文學》出刊幾期就夭折了，沒有收穫到具體創作成果。一九四八年，楊逵在《力行報》的《新文藝》副刊上刊了〈實在的故事問答〉時，也同時公開徵求了「實在的故事」作品，獲得初步的、未熟作品的反應。楊逵並寫了文章品評了兩篇「實在的故事」來稿。
　　關於楊逵報導文學的理論性認識，我們試以他的〈報導文學問答〉加以概括和整理：
　　一、楊逵認為報導文學的要素，是「思考與觀察」的辯證統一。楊逵說，理論與抽象（=思考）雖然是認識「社會事物」的基準之一，但是千變萬化的生活中，充滿了抽象與具體、理論與實踐的錯綜。只是關在書齋中搞理論和抽象是不行的，那就還要對具體事實和現實進行「即物」和「即實」的「觀察」和實踐（=觀察）。用現在一般的報導文學理論來說，楊逵說的「思考」指的就是報導文學的「思想性」，而「觀察」指的就是報導文學的「紀實性」了。從而，我們就能更好地了解楊逵之所以說：「思考」與「觀察」是報導文學的「基本要素」，而報導文學是藉由「思考」與「觀察」去「把握社會事物之樣貌」的。楊逵認為，對於報導文學，思考與觀察、亦即思想性與紀實性是「兩位一體」的，是辯證統一的。這就使報導文學與一般文學發生了差別。楊逵說，對於一般文學，沒有嚴格的思考與觀察的壓力。但是思考與觀察、即思想性與紀實性是報導文學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了。
　　二、楊逵說報導文學和一般文學一樣要講形象思維，要講作品的結構，但必須絕對性地排除虛構。
　　一般的文學理論告訴我們，所謂（小說）結構，指的呈現整個「故事」敘述的方式／形式而言。結構的作用和目的，在呈現「故事」的發展、即呈現「故事」起伏、迭宕、高潮的形式或方式。一般而言，結構可大概分為（故事）概貌、矛盾對立、危機、高潮和結局。
因此楊逵說，「沒有結構就沒有文學」，而「報導文學是文學的一種」，就要講結構了。楊逵說報導文學不否定結構與描寫。但報導文學卻「必須根除虛構」。
　　一般的文學理論告訴我們，文學最重要的特徵恰恰是虛構。這虛構是通過創造一個非事實的情節，經由人工經營的形式（即結構）加以呈現。對於一般文學作品，虛構的情節靠結構呈現和發展，虛構與結構是互相依恃的。但是，報導文學有異於一般文學的，是它對「紀實」的嚴厲要求，容不得絲毫虛構。楊逵所說的是：一般文學與報導文學一樣，要講形象思維和形象表現，也要講藝術的、文學的敘述結構和描寫。而兩者間尖銳的不同，在於一般文學是虛構的創造物，報導文學是客觀事物的紀實報導。所以楊逵說「廢除虛構與架空，即『即實』性，是報導文學的生命」。
　　三、據此，楊逵主張報導文學是「報告要素與文學要素的統一」就不難理解了。與一般新聞寫作比較時，楊逵說新聞寫作「是事實的羅列」，而報導文學因為是一種文學寫作，有「一定程度的形象表現的必要」。這一點是楊逵討論「虛構」與「結構」問題時說過了的。這裡，楊逵又進一步主張報導文學不以「事實」的所謂客觀中立的「羅列」為滿足，而要以對事實、事件的「動態的」、dynamic（強有力的）表現來打動讀者。前面說過，楊逵強調報導文學的思想性和紀實性。思想性自然要求在充滿矛盾的現實中採取立場，這就自然形成了某種「傾向性」。楊逵幾次以dynamic來強調報導文學的紀實性，應該理解成報導文學的強烈傾向性——批判性和鬥爭性。而楊逵所說報導文學的、有別於一般新聞寫作的「事實的羅列」的「報告要素」，就是指紀實性加上dynamic的傾向性了。所以當楊逵進一步說明報導文學是「報告要素和文學要素」之「渾然一體」，楊逵的報導文學論的輪廓就極為鮮明了。
　　四、順便提到：楊逵提倡報導文學於一九三七年，有另外的目的，即促使台灣文學的思想和內容更提高，「即物」與「即實」的技巧更得到鍛鍊。
　　楊逵說，「文學藝術絕不是雕蟲小技」。作家太著重技巧「使文學窒息」。文學的生命，在「思想與內容」。因此，提倡報導文學可以使台灣新文學「從窒息性的表現技巧」中得解放。楊逵因而說，「報告文學是（進一步）開拓台灣新文學時根基牢固的一種文類。」只要縱觀作為台灣無產階級文學家楊逵那思想與創作實踐相統一的一生，就能體會到楊逵以提倡報導文學來促進台灣新文學的革命化和戰鬥化的文學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