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默默的園丁

　　四年有餘，天天挖石頭、搬石頭、澆水、施肥、噴農藥…默默地把這一塊荒蕪的石頭山已變成了花圃。為的是想創造一塊屬於自己的天地，在這裡可以隨心所欲而把農耕與筆耕並行的小天地。

　　他默默地在他園子裡除雜草，驅害蟲，但也無法把人生社會上那些莠草害蟲視若無睹。每看到聽到感人故事的時候，他就會想起他那隻放著生鏽的筆來。

　　他有自由寫他高興寫的東西。

　　可是，一想起明天要付的，超過他一家生活費用每天要清還的那一筆債，他的靈感就紛亂起來，不能自主了。

　　這是楊逵自1961年4月6日在11年的刑期屆滿回到台灣本島後的第一篇作品，寫於1966年。他所描述的花園生活正是他在1962年借貸5千年於台中大肚山上購買荒地辛苦經營而成的「東海花園」，也是他此後23年的生活天地。他所描述心境，正是他晚年生活的困境，他仍關心社會，想恢復寫作，但奈於現實生活的壓力，不得不輟筆。出獄5年多，僅在1962年2月22日的《聯合報》發表獄中舊作「園丁日記」，對於「作家楊逵」來說，這是何等無奈之事。出獄後的第二篇文章《墾園寄》發表於《台灣新生報》1969年3月12日，也反映了這樣的心情：

　　最近有一位編輯來游，問我近來有沒有寫詩。我笑著說：「我在寫，天天在寫。不過，現在用的不是紙筆，是用鐵鍬寫在大地上。你現在所看到的，難道不美嗎？」

　　來訪者回答道：「是的，這是一片美好的詩篇，是你不凡的創作。尤其你６年多來的奮鬥，更是一部感人的故事。不過，能夠到這裡來參觀而聽你講這故事，終究有限。用筆寫的東西，傳播力更大、更廣、更久遠的，這事實你能否認嗎？」文章就在這個提問下結束，楊逵無語。然而，作家楊逵當然是不甘於此的，他以重拾寫作為心願，所以在日後出版的文集中，他會在原來的結尾加上兩句回應作為結語﹔

　　「是的，我不否認。」

　　就這樣，我把這支禿筆找出來了。

　　即使到1976年10月接受《夏潮》訪問時，他還是認為園丁是他最適合的工作﹔「晴耕雨讀，靈感來時寫寫文章。」他也還是承認，園丁和寫作「能夠配合最好，但是種花的工作很繁雜，費時又長，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羅曼蒂克。」

　　1973年到1974年是楊逵晚年生涯中關鍵性的兩年，在這兩年中，「模範村」、「鵝媽媽出嫁」與「送報伕」分別重刊於《文季》、《中外文學》與《幼獅文藝》，楊逵再度出土，前往「東海花園」拜訪的人士，從政界、文藝界到學生。1976年國中課本第六冊收錄《春光關不住》並改名為《壓不扁的玫瑰》，為日本殖民時期台籍作家之作品收錄於教科書的第一人，成為日據時期台灣作家的代表人物，在這樣的氣氛中，楊逵所面臨的寫作壓力與自我期許更大。1982年8月22日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之邀赴美，在愛荷華接受訪問時，他還說：

　　這次《自立晚報》在「歡送老園丁出國門」專欄中，季季希望我能因這次出國而燃起創作的熱情，寫寫長篇，但願如此。但是自覺近來腦筋糊塗了許多，記憶力也差了，要寫長篇恐力不從。不過，我決心近我所能，寫些有關的小故事，能多活幾年的話，把這些小故事連貫起來，也許可以當長篇看。

　　四個月後，10月30日楊逵在美國洛杉磯的「台灣文學研究會」成立大會演說上，有一段非常沉痛的告白：

　　(1950年)入獄後，可謂家破人亡。出獄後，為了重整家園，我寫了一塊「不毛之地」，花了5千元買了一棟房子，度過了十餘年。…這段期間，我的創作很少，我最有用的30年因此「報銷」。不過，我還是在綠島寫了十餘篇。

　　一個默默的園丁晚年時內心最大的掙扎就是努力要恢復作家的基本工作。

二、歷史的媒介

　　楊逵曾經這麼說﹔

　　在過去那一段很長的時間裡，我受到很大的挫折、生活上的困難，使我幾乎沒有寫作。我很遺憾，很慚愧我沒有努力，沒有寫作。這一點也反映在我們對台灣史、台灣文化的認識上了，我們對我們苦難歷史只是零星的接觸，而很少可觀的研究成果。所以我們找不到東西可以認同，我們的文化意識是多麼混亂，因此文化上也找不到偉大的成就。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是1976年，這時候台灣知識界已開始推動台灣史的挖掘與再認識。在這種要求下，1973年以後再度出土的楊逵，對於那些登門造訪的各界人士，或是閱讀他的作品的讀者來說，所發生的最大作用是，通過他，一扇過去被關閉的歷史大門因此打開，晚年的楊逵成為歷史的媒介，這是楊逵在1970年代的最大貢獻。他以鮮活的生命力，將不為人知的一段歷史活生生的呈現出來，因為楊逵，我們開始認識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與其他作家。因為楊逵，我們開始了解台灣有農民運動以及更豐富的政治反抗運動。因為楊逵，我們開始接觸日據時期的台灣左翼運動。

　　楊逵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把那些被埋沒的挖出來」。在以這句化為標題的小文中，他說，在唸中學時，為了了解?吧哖事件的真相，他到圖書館去找有關的歷史文獻，找到的卻是《台灣匪志》，把台灣人民寫成了土匪。現在，有一個時期，我們經常聽人家說：「台灣人受了日本50年的奴化教育，都變成奴隸了。」這又是另一種說法。到底，台灣人民是土匪呢？還是奴隸呢？於是楊逵說﹔

　　歷史就是這樣，每一個朝代的當權者都會粉飾門面，把罪過歸於對方，把功勞寫在自己臉上，以混淆是非。

　　他「希望研究歷史的人，從那些被埋沒好久的第一手資料中去挖掘出真正的證據，正確描述日本侵占下50年歷史的真實面貌，讓我們接棒人不要再被牽著鼻子走。」

　　楊逵深深感覺到，抗戰八年的事，大家都經常聽到，印象該當深，但對於台灣同胞抗戰50年的歷史，卻似乎還一片空白，這次非常遺憾的﹔

　　民國10年前後開始的文化啟蒙運動、農工鬥爭、文學抵抗等跌倒了又爬起來的正義之戰與英雄事蹟，卻很少我們自己的記述，也就少為人所知道，這是多麼遺憾的事啊！

三、 一生的堅持

　　晚年的楊逵經常說﹔「能源在我身，能源在我心；在冰山底下過活７０年，雖然到處碰壁，卻未曾凍僵。」他以寫作《春光關不住》一文的原創立來形容自己一生的遭遇﹔「他常常想自己雖是一個４０公斤重的稚蛋，沒有力量抵抗頑石、強權，卻永遠沒辦法改變我的思想與意識型態，而且春光是關不住的，我相信有一天一定可以看到燦爛的春光。」

　　他所說永遠沒辦法改變並且在晚年仍然一再堅持的思想與意識型態是什麼？

1. 文學的功用

　　他認為文學作品除了反映時代之外，還要進一步帶動時代。作家應該認識現象的根源，並要進一部在淒慘的現狀中找出路子。而要找出路子，就先要徹底了解社會實況，並發展方向，帶動時代，停留在「藝術王國」理是行不通的。我們必須寫出人們的生活以及他對出路的找尋，因此作品中所使用的語言也就要適合這種生活的描寫，要符合作品中人物的生活語言。

　　在1982年的美國之行中，他更提出了「草根文學」的理念。所謂草根文學，┤就是將我們日常生活中周圍所發生的實際狀況真實地描述下來的文學。也就是反映真實的人民生活和社會狀況的文學，這就必須常去接觸、實際觀察、了解、參與各階層民眾的生活與工作，以及深入他們的感情和希望。這樣的真實生命、真實感觸的作品也才能獲得讀者大眾的共鳴與接受。

　　至於實踐的方法，在內容上，第一要言之有物，第二要真實，在表現上，文學應該盡量淺白，技巧上固然應該講求，但不必要太多的文學花招。

2. 社會主義信念

　　在逝世前兩年，也就是1983年的兩次訪問當中，楊逵都一再表明：「從年輕到現在，都是一個人道的社會主義者」，「我對社會主義的觀點沒有任何根本的改變」。他一生所追求所嚮往的就是禮運大同篇裡的一句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會﹔

　　我想如果仁與人之間充滿關心與愛，社會充滿溫暖，在政治上人人自由，在經濟上人人平等，人有人的尊嚴，不受壓迫、不受剝削，那麼台灣將會有一個真正安和樂利、自由、民主的大同世界。

　　然而，他也特別強調，政治自由民主如果沒有爭取到，任何主義都是空虛不實的。

3.和平的追求

　　因為《和平宣言》而入獄11年的楊逵，到了晚年，總結一生的經驗，提出「一統」與「統一」的概念。他的獨特解釋是，「一統」是以個人的主觀還強迫人家服從。帝國思想、封建思想、官僚思想、霸道思想屬於這一纇。而「統一」卻與此相反，是尊重別人意見，講究溝通、討論、商量以避免曲解與誤會，使人們不是被強迫或利誘，而是主動參與合作，是屬於自由民主這一類型。

　　對於他晚年目睹並間接參與的黨外運動，他有這樣的建議：「黨外現在像因路線問題，自己內部鬧得很厲害，這是給國民黨看笑話。自由民主本來就是多元的，每個人對事物認知的角度不同，自然會有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意識形態出現，因此要大家意見一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應該拋棄『一統』的觀念，用理性的態度，互相容納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意見經過不斷的研究、溝通與討論，產生和諧，這樣才能團結，才會有力量。」

　　這一個追求和平，寬容大度，不與人為敵，但也會為了伸張正義而挺身反抗得作家，以堅忍的毅力走完一生。他這麼說過：

　　玫瑰代表和平、代表愛，可是玫瑰本身卻也多刺，只要好好的施肥、灌溉，玫瑰會開得很漂亮，可是如果你要任意摧殘它，它也會用自身的刺來保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