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書揚在黑板上寫下三個大字－－「馬場町」。

　　2000年10月，正在北京參訪的臺灣老朋友林書揚（時在台任「勞動人權會」會長、曾任「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應北京大學馬克思學會邀請，到校園作專題報告。題目是「50年代國民黨在臺灣的白色恐怖」。演講的當天，他率領的參訪團要與全國總工會、全國台聯開一天的研討會。所以，報告安排在晚飯之後。當我們陪林書揚老先生趕到教室時，裏面已經擠滿了人，有學生也有老師，不少人沒有座位，站在教室門口、牆邊上聽課。

　　73歲的林書揚從基礎知識講起，講到所謂「白色恐怖」不是法律用語，而是傳媒用語；講到白色代表保守、反動，相對於白色的是紅色，代表激進、革新；講到在馬場町殉難的戰友；講到他在臺灣的34年又7個月牢獄生涯。教室裏安靜得出奇，只有粉筆在黑板上摩擦的聲音，所有的人都目不轉睛地盯著林書揚寫板書，但見他寫下三個大字－－「馬場町」。

　　林書揚從「馬場町」講起，講到在島內本無戰事和動亂的情況下，國民黨當局的陳誠卻在臺灣頒佈「戒嚴令」（後來成為世界上實施最久的「戒嚴令」），即1949年5月20日起進入「戒嚴時期」，直到987年解除，長達38年之久。1990年終止所謂的「動員戡亂」，臺灣才漸離「白色恐怖」的政治陰影。所謂「戒嚴」，就是實施國民黨當局以「反共抗俄」為目標而在臺灣進行的軍事獨裁統治。依據所謂的「戒嚴法」，警備總司令部有權力限制民權，可以掌管「戒嚴地區」行政事務及司法事務。同時，與之配套的還有國民黨當局在南京時就頒佈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及一些惡條毒規。被臺灣同胞稱為「最恐怖」的是「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匪諜」、「通匪」、「知匪不報」 等一頂頂大紅帽子就是從這裏撿拾的。臺灣青年作家藍博洲曾經在《臺灣好女人》一書後記中寫道：「在整個陷於『恐共』心態的臺灣社會中，沒有比『共匪』家族更為可怕的帽子了。……我們不難想像，在這樣的歷史階段，一般所謂『匪諜』家屬的處境是如何的艱難。……」幾十年過去了，臺灣親友回憶「匪諜無所不在」的年代，講到此傷心處，往往還是或悲痛無比，或義憤填膺，或聲淚俱下，或心有餘悸。

　　近些年來，島內有學者統計，「戒嚴」的38年裏，臺灣總共出現了2.9萬件的政治獄，致使14萬人受難，其中三千多人遭處決。另據島內的《遠望》雜誌掌握，從1949年的台大「四六」事件起，到1960年9月的「雷震案」，「50年代白色恐怖」的10年間，臺灣所「發生」的政治案件中，約有兩千人遭處決，八千人被判重刑，其中九千多人是冤案、錯案、假案的犧牲者或所謂的假「匪諜」，只有不到900人是所謂的真「匪諜」。無論其真真假假，國民黨當局所秉持的依然是當年在大陸的那一套－－－「寧可錯殺一萬，決不放過一個」。1991年(4月17日，林書揚為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一書作序，在題為《隱沒在戰雲中的星團》序中有如此一段敍述：「在那一段沉悶恐懼的歲月中，究竟捐軀者有多少人，因何事而受處刑，事件之真相如何等等，更是無人敢問，敢寫，敢探求。」

　　回想那天演講後，青年學生簇擁著林書揚。他們十分好奇，問這問那，問得相當大膽：「我有些迷惑，請問白色恐怖與紅色恐怖比，哪一個更恐怖？」、「你對魏京生出獄作何感想？」、「你對李敖競選臺灣領導人怎麼看？」、「你對陳水扁怎麼看，他是代表誰的利益？」、「林先生作為本省人，當統一聯盟主席，會不會被罵作台奸？」、「本省人有多少人留戀日本統治？」，甚至問到「你究竟拿了共產黨多少錢？」、「你坐牢三十四年有政治上的灰心嗎？出來後看到臺灣的變化有何感觸？祝您健康」。林書揚不急不火，語氣溫和，一一作答，反而呈現出老人的錚錚鐵骨和坦蕩胸懷，以及對未經世故年輕人的體諒和包容。至今我相信，他的那番結束語會永遠在未名湖畔回蕩：「我一會兒沒有過後悔。內心支持我的是－－進步必須有代價，代價必須有人承擔，那就由我們承擔」可以這樣說，從此以後，只要提到「馬場町」，我就不能不想起林書揚，不能不想起林書揚在北大的演講；提到林書揚，就不能不想起「馬場町」這個有明顯時代烙印、帶血腥氣息的地名。

照片（略）：林書揚在北大作報告